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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激烈的外資券商環境，經常當「空中飛人」的分析師楊應超，連皮夾也講究效率，不但能讓他在機場快速通關，不必常常換貨幣，還有資料備份功能，他有什麼獨門絕招？ 撰文‧林心怡 「我常常整理我的皮夾，尤其是出國前一天，一定會換齊所需幣別、合用的信用卡??」年薪數千萬元的外資天王級分析師楊應超，滔滔不絕地述說外資分析師忙碌的程度，以及頻繁出國必須事事講究速度與效率的重要性。 他強調，即使有如空中飛人，但每次臨行前，再怎麼忙，都會花個十至十五分鐘，悉心整理皮夾。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過度準備』的毛病，就是那種總是提早做好詳細準備，也不願臨時抱佛腳，犯下過錯的人。」皮夾是否條理分明，能完全適用所要前往的國家與即將進行的工作需求，幾乎成了楊應超訓練自己組織力與效率的方法之一。 他掏出一只伴隨他周遊列國四處征戰的TOD’S黑色短皮夾，雖然已用了十多年，外觀依舊有著平整的皮革光澤。一打開，裡頭彷彿是個「哆啦Ａ夢」的百寶袋，東西齊備，卻又不嫌累贅。 提前準備 防忙中出錯 其中，楊應超必備的是一張國泰航空鑽石卡，十幾年來，他的飛行里程數超過一百七十五萬英里，幾乎可以繞行地球七十五圈，因此，擁有航空公司貴賓級的禮遇，能快速解決交通問題，節省通關時間，這對他而言非常重要。 其次是各式鈔票，除了目的地的貨幣，他還會帶上最常用的人民幣、美元、港幣與新台幣四種貨幣，有備無患。 「我不會把全部東西集中在一起，而是分門別類地整理清楚。」為了不讓皮夾因鈔票過多而長出難看的「鮪魚肚」，一旦容納不下，楊應超就另備信封或信封大小的夾鏈袋，將鈔票分類放好。 再來，就是整理各式各樣的卡片，除了航空公司貴賓卡，皮夾裡還會整齊擺放四至五張的信用卡。 此外，重要的東西，包括護照影本、簡報時需要的ＳＤ記憶卡等，楊應超也會細心地多備一份，放在皮夾裡層的扣袋內，以備不時之需，「我無法容忍忙中出錯的感覺。」他說。 因為重視皮夾，一年到頭在各大機場穿梭的楊應超，皮夾從未失竊過；也因皮夾有暗藏資料備份，不致發生萬一行李被拿錯而遺失重要資料的遺憾。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皮夾》一書曾提到：「錢包會反映出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對待金錢（工作）的方式。」楊應超不厭其煩地整理皮夾，即使處在高度機動性的環境中也是如此。這般注重細節的個性，讓他早期率先發掘了不少好公司，包括鴻海、宏達電、富士康都是一戰成名的代表作。 注重細節 提升戰鬥力 除了勤走各國參加法說會，積極拜訪公司與CALL客戶以外，楊應超還時常思考新方法，例如他積極培養人脈，遇到公司不願提供的數據資料，則想辦法從公司內部、競爭對手，或上下游的客戶打探消息，得手的數據資料往往比透過正式管道還要快且精確。 像他能夠在外資圈率先發現鴻海的投資價值，就是從鴻海的衛星供應鏈廠商，打聽到消息；他也曾站在工廠外面數貨車，概算該公司產品出貨量，或是從公司的招募員工狀況，來推估業績變化。 「只要下定決心，人生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楊應超笑著說。在競爭激烈的外資券商中，他不到四十歲就當上花旗環球證券董事總經理；即使早已是業界公認專精電子中下游產業、且發表的研究報告為「最具影響力」的分析師之一，如今擔任巴克萊證券董事總經理的他，依舊保持多年來，凡事提前做好準備、整理的好習慣。 「因為人生就好比工具箱，要隨時檢查自己的戰鬥力與競爭力，才會不斷進步。」這是楊應超的座右銘，而我們也從他整理皮夾的習慣中，看到了他對工作細膩準備的堅持。 巴克萊證券董事總經理 楊應超的整理眉角 1. 放VIP通行證件： 例如航空公司貴賓卡，可快速解決交通問題。 2. 定期更換鈔票： 即使經常出國，也會隨時備齊美元、港幣、人民幣及新台幣。 3. 備份重要物件： 扣袋放重要資料記憶卡、護照影本，降低遺失風險。 | ||||||
本文作者浦發銀行宏觀分析師曹陽，授權華爾街見聞發布
年初以來，央行和整體金融機構口徑統計下的外匯占款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6月和9月央行口徑的減少金額分別達到867和134億元，8月金融機構外匯占款減少了311億人民幣。市場觀點認為這意味熱錢的持續流出，並帶來國內流動性緊縮壓力。我們的看法與之不同，匯率雙邊波動帶來私人部門本外幣再配置、央行對外匯市場幹預形式的變化是更重要的原因，這也意味著央行政策調控工具使用將由數量型過渡到價格型。
我們對於外匯占款變化分析的結論大致如下：第一，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減少並不意味著資本外逃。從2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來看，證券投資當季的凈流入仍達146億美元，顯示國內風險資產對外資仍較有吸引力，國內非金融機構增持外匯的原因在於多元化資產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和股權投資等。第二，商業銀行開始分擔央行的外匯儲備壓力，這反映為央行口徑新增外匯占款減少得更多。第三，央行口徑的外匯占款增減將不再有太多的指示意義。導致該指標作用下降的原因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人民幣在貿易、金融交易結算中使用增加、私人主體持有外匯意願提高，央行在外匯批發市場的主動幹預等。因此央行口徑的外匯占款將不再簡單等同於資本的跨境流動。
外匯占款的減少意味著流動性緊縮嗎？未必如此。我們認同大部分情況下，外匯占款減少會帶來流動性緊縮。第一，企業、個人增持外匯資產行為會減少M2；第二，商業銀行從央行購匯會減少超儲率。但是央行仍有能力在銀行間市場進行較多對沖，比如通過SLF、SLO和減少正回購來調節短期流動性，進而增加商業銀行的超儲率；也可以通過定向降準、PSL等來提高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因此僅將外匯占款回落理解為流動性收緊是片面的。
這也將意味著央行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改變。外匯占款減少可以增加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被動使用提高準備金率之類數量型工具控制流動性的必要。從新的貨幣政策框架來看，我們傾向於央行可以同時建立以利率、匯率為代表的合意的價格區間走廊。央行可以在外匯批發市場進行幹預，通過與商業銀行進行外幣交易影響匯率：當央行意圖使人民幣匯率走強，拋售外匯時，會引發銀行超儲率的下降，帶來貨幣市場流動性趨緊，這時通過公開市場的逆回購、SLF等形式的操作可以為銀行提供資金，對沖外匯市場幹預的影響。反之央行試圖引導人民幣匯率走弱，亦只需反向操作。
概而言之，各種從總量到結構的各種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猶如哆啦a夢的百寶箱，央行將有足夠的能力應對短期本外幣市場的流動性變化，過度擔憂美聯儲升息帶來資本外流、基礎貨幣投放失速風險似乎是沒有必要的。
年初以來，央行和整體金融機構口徑統計下的外匯占款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6月和9月央行口徑的減少金額分別達到867和134億元，8月金融機構外匯占款減少了311億人民幣，而9月份的增加亦僅有11.4億元。市場觀點認為這意味著熱錢的持續流出，並帶來國內流動性緊縮壓力。但筆者認為外匯占款新變化反映了匯率市場化的影響，也意味著央行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可能正在發生改變。
從歷史情況來看，2001年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後，貿易盈余大幅擴張；2005年後，人民幣匯率開始趨勢性升值帶來資本流入，以上兩個方面帶來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單邊升值預期下私人、商業銀行與央行進行單邊售匯，帶來境內基礎貨幣擴張和流動性增加。在此背景下央行更多通過上調準備金等數量化貨幣政策進行對沖。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資本流動更加複雜，美國QE、歐債問題加大了外匯占款的波動。其中11和12年下半年 “歐債危機”加劇引發外國投資者風險偏好回落，進而帶來中國的資本流出壓力，這反映為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環比大幅回落。
今年6月和8月，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環比減少金額再度高達882億和311億人民幣，市場擔心海外資金再度從中國大幅流出。但是今非昔比，筆者不認為這是由資本外流所致，匯率雙邊波動帶來私人部門本外幣再配置、央行對外匯市場幹預形式的變化才是較為重要的原因，這也意味著央行政策調控工具使用將由數量型過渡到價格型。
具體來看，國內外匯占款的產生主要在兩個層面：其一是金融機構（商業銀行和央行）的外匯占款，主要反映企業、私人等非金融機構在外匯零售市場的交易；其二是貨幣當局的外匯占款，主要反映國際儲備頭寸變動，交易大多發生在外匯批發市場。年初以來外匯占款數據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央行口徑外匯占款波動大幅增加，在1季度累計增加了7879億，占到金融機構總增量的104%，但6、7月份出現持續減少；第二，2季度後金融機構整體外匯占款環比增長下滑明顯，其中5月僅增加了375億元，在6和8月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以上現象並非獨立，而是相互關聯的，央行2月在批發外匯市場購入美元的幹預，使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大幅攀升，此後人民幣匯率在隨後3個月的貶值改變了投資者單邊升值預期，他們開始增持外幣資產，從而導致整體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回落。這一結論分別在私人外匯存款和商業銀行的儲備資產數據中得到體現：一方面，個人、企業等私人主體的持匯意願大幅提高，如外匯存款增速大幅攀升，余額同比增速從13年12月的7.9%大幅上升為14年8月的43.6%，同時用銀行代客結匯與涉外收入之比來的結匯率從1月的66%下降至5月最低的52%；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增加了外匯備付，資產負債表中海外資產在3到6月大幅增加了6390億人民幣，遠高於先前年份同期水平。
對年初以來外匯占款的數據分析，筆者有三點結論：第一，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減少並不意味著資本外逃。從2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來看，證券投資當季的凈流入仍達146億美元，顯示國內風險資產對外資仍較有吸引力，同時國內非金融機構增持外匯的原因在於多元化資產配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和股權投資等。第二，商業銀行開始分擔央行的外匯儲備壓力，這反映為央行口徑新增外匯占款減少得更多。根據筆者測算，商業銀行在2季度增加外幣資產850億美元，這緩沖了央行外儲的增加壓力。我們理解商業銀行增加“緩沖庫存”的原因在於外匯零售市場的管制進一步消除使得企業、個人的外匯交易更加頻繁、規模趨於增加，同時匯率的雙邊波動性降低了商業銀行持匯成本、減少了會計核算時的匯兌損失。第三，央行口徑的外匯占款
增減將不再有太多的指示意義。導致該指標作用下降的原因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人民幣在貿易、金融交易結算中使用增加、私人主體持有外匯意願提高，央行在外匯批發市場的主動幹預等。因此央行口徑的外匯占款將不再簡單等同於資本的跨境流動。
外匯占款的減少意味著流動性緊縮嗎？未必如此。筆者認同大部分情況下，外匯占款減少會帶來流動性緊縮。第一，企業、個人增持外匯資產行為會減少M2；第二，商業銀行從央行購匯會減少超儲率，帶來銀行間流動性趨緊。但是央行仍有能力在銀行間市場進行較多對沖，比如通過SLF、SLO和減少正回購來調節短期流動性，進而增加商業銀行的超儲率；也可以通過定向降準、PSL等來提高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因此僅將外匯占款回落理解為流動性收緊是片面的。
這也將意味著央行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改變。外匯占款減少可以增加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被動使用提高準備金率之類數量型工具控制流動性的必要。從新的貨幣政策框架來看，我們傾向於央行可以同時建立以利率、匯率為代表的合意的價格區間走廊。央行可以在外匯批發市場進行幹預，通過與商業銀行進行外幣交易影響匯率：當央行意圖使人民幣匯率走強，拋售外匯時，會引發銀行超儲率的下降，帶來貨幣市場流動性趨緊，這時通過公開市場的逆回購、SLF等形式的操作可以為銀行提供資金，對沖外匯市場幹預的影響。反之央行試圖引導人民幣匯率走弱，亦只需反向操作。
在分析框架加入外匯零售市場後可能略微複雜，我們認為銀行和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做市商職能，將成為匯率、利率價格波動的減震器。比如非金融企業增持外匯意願提高時，金融機構可以將自有外幣頭寸出售，並結合對未來匯率走勢判斷、自身外幣頭寸對沖能力來決定是否與央行進行購匯交易。目前以上的交易環境已經具備，如人民幣匯率波動增加，使金融機構持有外幣意願提高，外管局引入了券商、保險、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新的外匯交易主體，增加了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
近日央行副行長胡曉煉在講話中表示，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貨幣政策要從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變的思想。在新的框架下，僅以數量型工具來判斷貨幣政策的松緊無疑將是失真的，比如未來需要結合央行在外匯批發市場操作來綜合考慮公開市場央行的正逆回購的行為、考慮外部流動性時，需要在貿易盈余基礎上加入資本流動，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本幣結算影響。某種意義上，我們理解央行在本外幣市場的操作構成了一個短期流動性管理的黑箱，利率、回購利率這些價格信號才反映央行最終的貨幣政策意圖。
概而言之，筆者認為各種從總量到結構的各種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猶如哆啦a夢的百寶箱，央行將有足夠的能力應對短期本外幣市場的流動性變化，過度擔憂美聯儲升息帶來資本外流、基礎貨幣投放失速風險似乎是沒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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