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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個金融人的甘肅試驗

http://www.eeo.com.cn/2013/1019/250952.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李保華 胡蓉萍 儘管遭遇了4月份的霜凍,今年30萬元的收入只是豐收年份130萬元的零頭,但武正全不以為然,對明年還是充滿了信心。

武正全是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的種植大戶,他的信心來自於國開行近日為他提供的100萬貸款。武正全正準備購置幾台單價高達15萬元的除霜機,他說,現代農業已經成為了一個高技術高投入的項目,只有利用現代化的農業設備抵禦天災才能獲得穩定的好收成。

但此前,武正全不計成本能借到的貸款從來沒有超過10萬元。

天水市種植蘋果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和武正全一樣,今年是天水市幾萬果農種植積極性最高的一年。而撬動天水市蘋果產業的國開行貸款是由銀監會在天水市掛職副市長的徐慶宏所引進。其掛職前是銀監會監管四部處長。

徐慶宏是中央金融機構到甘肅掛職的61名幹部之一。公開信息顯示,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為瞭解決金融工作的人才稀缺問題,2012年10月23日,中央金融機構選派61名金融人才到甘肅掛職,掛職崗位涉及省政府辦公廳、省政府金融辦、14個市 (州)、蘭州新區和43個縣(市、區),明確為分管金融工作的班子副職。掛職甘肅省副秘書長的吳顯亭說,如何讓甘肅脫貧致富就是中國夢的一個縮影。吳掛職前是央行金融市場司副司長。

作為全國最為貧困的省份之一,在甘肅省掛職的61名金融幹部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裡,正利用自身的金融資源和金融知識撬動甘肅的經濟,努力推動甘肅和全國一起在2020年之前進入小康,並寄希望這一金融試驗具有全國意義。「有恆產者才有恆心。」掛職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的劉小宇說,掛職幹部除了能帶來直接經濟效益外,對穩定、民生和幹部作風也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劉小宇所創立的甘南惠農貸款經驗正有望推向全國的藏族自治州。劉掛職前是中國銀行公司部總經理助理。

61個人的金融試驗

由於國開行的貸款改變了整個天水市蘋果種植產業的環境,武正全正呼籲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以前貸款只能求爺爺告奶奶找農信社,貸款額度不超過10萬,月息高達1分1釐4,貸款材料需要準備一大堆。」武正全說。

「不過我還是對農信社很有感情的,因為中農工建這些銀行我壓根就進不了門。」武正全說,國開行100萬的貸款只用10天就放款了,利息是一年期的基準利率,由於今年歉收不賺錢,有了國開行的這筆貸款明年的投資就好辦了。

武正全還告訴經濟觀察報:「農業正呈現高科技和重資本的趨勢。一畝蘋果地從種下去到掛果,四年時間投入要2萬元,如果沒有貸款支持很難擴大規模;如果今年4月份的時候有錢裝上了15萬一台的防霜機,今年就把防霜機的成本收回來了。」

這其中徐慶宏功不可沒。徐掛職前任銀監會四部處長,銀監四部主要監管國開行。2013年5月底,掛職天水市副市長半年多的徐慶宏就帶領國開行甘肅分行與天水市麥積區的蘋果種植大戶和合作社進行了接洽。從6月份開始,陸續有蘋果種植大戶和合作社分別獲得了國開行的100萬貸款。

天水市麥積區農業局的劉局長說,農業是甘肅省大部分人口的主業。現在甘肅農業的最大問題是缺乏人才,只有通過金融槓桿撬動農民工返鄉才能恢復土地的造血功能。

在解決了資本的問題後,早年外出務工後來回家種植蘋果的武正全希望更多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解決人才的問題。天水產的花牛蘋果是國內最好的蘋果之一,幾乎每家都有一二十畝地。武正全說,如果種上蘋果,年景好的時候,每畝地的淨收入能達到2萬多元,就是年景不好,一畝地收入也能有兩三千元。而且蘋果價格穩步上升,最近幾年每年都能漲幾毛。在解決了初期投入資本的問題後,種蘋果怎麼都比背井離鄉打工強。

天水市的兩個獲得了國開行貸款的合作社負責人在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也都表示,今年將利用貸款資金擴大規模,整個天水市還有約三分之一的適合種植蘋果的土地沒有開發。

事實上,國開行的貸款還撬動了當地金融機構的活力。「信用社前幾天找我貸款,有了國開行的貸款後我就不要了,信用社主動找我貸款這事真是破天荒。」天水市當地的一位合作社負責人說。

在徐慶宏利用國開行的貸款做蘋果種植大戶金融實驗的同時,在離天水市約500公里的甘南州,掛職甘南州副州長的劉小宇正努力讓雙聯惠農貸款覆蓋到甘南州的11萬農牧戶。「甘南州的農牧戶以前基本貸不到款,偶爾能帶到款的也是作為緊急周轉,額度在1萬以下,5萬元的貸款額度在歷史上是沒有的。現在有了5萬元的貸款就可以讓牧戶啟動生產,5萬元可以買十幾頭牛和幾十隻羊,依靠這些就能養活一家人。同時,貸款還能撬動牧戶本身儲蓄的資本,激發生產的積極性,讓貸款從以前的扶貧式輸血向造血轉變。」劉小宇說,雙聯惠農貸款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發放貸款之前,一頭牛值4000元,現在已經到5000元了,隔壁市的領導打電話過來說,我們州把他們那邊的牛都買走了。

徐慶宏和劉小宇只是61名幹部中做出了部分成績的兩位,掛職蘭州市委常委、副市長的楊學寧、掛職皋蘭縣副縣長的黃椿等也為甘肅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不過,雖然掛職幹部所做出的努力已經惠及了部分甘肅群眾,但更多的甘肅人民還生活在貧困當中。「畢竟只有一年時間,前半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調研。一年時間讓甘肅省有質的改變是不現實的,但從局部量的改變看到了希望,有了這些希望堅持下去就能覆蓋到更多的群眾。」甘肅的一位本地干部說。

北京駐甘辦

「讓中央金融機構幹部到甘肅掛職,初衷其實是為瞭解決甘肅和中央金融總部之間的溝通問題。」一位對此事瞭解的甘肅本地官員稱。

公開信息顯示,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為瞭解決甘肅的金融人才問題,提出了邀請中央金融機構選派幹部來甘掛職的構想和思路,並先後三次帶隊分赴北京、上海,專程拜會了9家中央金融機構的負責人,就加大對甘肅發展的金融支持、開展甘肅與中央金融機構人才交流合作等事項達成重要共識。

上述幹部稱,這次甘肅掛職不是中組部的項目,是甘肅省委和各個部委之間的合作。一行三會和四大行等為了和甘肅省搞好關係,對這次掛職非常積極。「中國銀行非常重視,當時報名的條件很高,只有準備被提拔的人才有資格,除了總行確定的人選外,還有50多人報名最終從中選了5位。」劉小宇說。

2012年10月23日,61名掛職幹部受到了省委書記、省長和常委們的熱烈歡迎。

事實上,甘肅省政府副秘書長、金融辦主任陸代森也認為,甘肅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發展不足,發展不足的一大短板是金融支撐不夠,而金融支撐不夠的最大制約是金融人才稀缺。這次61名中央金融機構幹部到甘肅掛職,不是短期合作,而是要建立一種長效機制,構建資源要素良性互動的有效平台,讓掛職幹部充分發揮他們的領導、示範、協調作用,充分發揮他們自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和人脈資源,最大程度地挖掘甘肅省的資源要素潛力,顯著提高甘肅省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推動金融業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上述幹部認為,其實甘肅省引進掛職人才的邏輯很清晰,在西部地區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更加明顯。尤其是在甘肅,很多地方鬥不過貧困線,依靠消費不現實,只能出口少量的初級原材料。

「雖然甘肅省沒有給引進的掛職幹部任務指標和考核,金融機構的龐大融資能力無疑能為甘肅帶來投資,而中國金融機構本質上是地方與總部的溝通問題。」上述幹部舉例說,由於甘肅的四大行分行在過去剝離了較多的不良資產,權限較小,所以辦事速度比東部地區的分行慢,有些好項目不願意等就被東部的銀行搶走了。如果和總部熟,打個招呼把項目留下來不過就一句話的事。總行支持,技術操作上就更加便捷了。

蘭州銀行董事長房向陽也認為,有關部門、各市州甚至縣市有了懂金融的幹部,就等於在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和聯繫的橋樑。

由於重大項目的融資問題不是公開信息,本報從公開信息中沒有找到掛職幹部完成重大融資的事例。不過本報獲悉的未經確認消息稱,國開行近期可能將在天水開設支行,中國銀行在甘南州的分支機構也早已開始籌劃。

不過,另一位甘肅的幹部認為,讓中央金融機構人才掛職肯定有找錢的思路,但甘肅不僅融到了資,還融到了智,這些北京駐甘辦的部分掛職幹部不僅找到了錢,還找到了如何激發當地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

 掛職難題

甘肅掛職幹部的成功經驗,正有望作為試點向部分地區乃至全國複製。

「你這不是甘南經驗,是全國藏區的經驗。」劉小宇稱王三運書記在近期全國藏區的一次會議上高度評價了甘南州的雙聯惠農貸款經驗時說。

事實上,甘南州的雙聯惠農貸款已經引起了央行的重視,央行曾專門來過甘南州調研。由於劉小宇的成功經驗,甘肅省委、省政府和農業銀行隨後決定,年貸款規模由年初計劃的3000萬元調整為8億元,並連續投放5年,覆蓋所有的農牧戶。

下一步,天水市和甘南州都準備利用金融槓桿,讓更多的農戶加入合作社,最終形成企業級的深加工產業鏈。

掛職幹部在作出成績的同時,也有自身的苦惱。「掛職期限是兩年,大家都知道你是臨時工,所以有時候你安排的事情下面的幹部都不辦,本地的領導安排下去馬上就辦了。過來掛職的幹部一般都比本地的同級幹部小幾歲到十幾歲,有幾個掛職副縣長的還是八零後,很多行政資源更調動不了。」一位銀行系統的掛職幹部說,有些掛職的城市還急功近利,希望短期內給本地的項目解決資金問題,讓有些掛職幹部壓力很大。

同時,由於該項目不是中組部的項目,掛職幹部對自己的職業規劃一直沒底。「與山東省的掛職不一樣,我們基本都是平級調動,山東基本都升了一級。很多人認為我們過來掛職是鍍金,其實在來之前單位已經說清楚了,此次掛職與陞遷不掛鉤。甘肅省倒是比較開明,說過歡迎留下,但一年過去了,是否能原級別留下、任職年限怎麼算都沒有進一步細則。」上述銀行系統掛職幹部說,如果原級留下肯定會遇到很多本地干部的強烈反對。

壓力更大的還有來自證監會和保監會等的幹部。「掛職主要的還是利用自身所在單位的資源。IPO一直沒打開,所以證監會的掛職幹部有能力也沒有辦法施展。當地農民認為保險是增加支出,社會發育還不到保險介入的水平,保險相關的掛職幹部也很難辦」,另外一位監管部門掛職幹部說,有項目要做壓力大,來了無事可做壓力更大。

事實上,有些金融機構對派出人員掛職也感到苦惱。一位證監會中層說,派出的掛職幹部本身就代表了所在單位的形象,一般都是骨幹。很多單位現在也人才緊缺,再抽調人手讓單位有牴觸心理。

上述來自監管部門的幹部建議,中國的幹部掛職體系需要頂層設計和長效機制,「我的設想是由中組部牽頭成立一個金融專項計劃,不要單獨行動,由貧困省份提出名單甚至可以具體到人向中組部提出申請,連續5年,每年向經濟最不發達的省份派遣幾十名甚至上百名金融人才,最高能到副省長,同時解決掛職幹部的善後問題,能上能下,這樣全國才能同步實現中國夢。」

 

61 金融 人的 甘肅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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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控股擬收購甘肅30兆瓦電站 今年計劃做大電站業務

http://www.yicai.com/news/2014/04/3744250.html
港上市公司江山控股(00295.HK) 宣佈,打算收購埃菲生(玉門)太陽能發電項目的全部股權,後者規模為30兆瓦,位於甘肅嘉峪關、玉門附近。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這將是江山控股轉型為電站的第一步,今年其計劃再收購500兆瓦左右的光伏電站項目,不過江山控股方面對此未予評價。

這一玉門的太陽能項目,由5個自然人和一家公司持有,已拿到了路條。去年,該項目在建設過程中出現了挫折,需要新的資金介入。一位光伏行業人士推測,該項目如果已經並網且全部收購下來的話,總計需3億元資金,不過,一般情況下,光伏發電項目的資本金只要買主拿出20%左右,其餘的80%則由銀行貸款解決。

江山控股其實並不是一家光伏企業,而且在其去年年報中也提及甚少。本報記者獲悉,江山控股將會通過引入新基金等方式,來增加對國內光伏電站的投入。

2014年3月底,該公司已經與一家投資方簽署了備忘錄,後者將認購江山控股的股份,價格不會高於0.36港元/股。昨日,該公司的股價大幅上漲了8.571%,報價為0.76港元/股。

儘管江山控股並沒有透露未來引入該基金後,會做哪些具體的投資,不過該私募基金的特點除了擅長槓桿收購外,投資重點其實就包括清潔能源。

據《第一財經日報》的瞭解,江山控股要大規模地進入光伏發電領域,預計是在今年5月以後啟動。而除了上述私募股權基金之外,還有意尋找新的投資方。

江山控股目前主要業務包括物業投資、仿真植物銷售等,與光伏產業幾乎沒有任何交集。2013年,江山控股的營業額為922.9萬港元,虧損778.6萬港元,比2012年的-1090.1萬港元有所緩和。

江山 控股 收購 甘肅 30 兆瓦 電站 今年 計劃 做大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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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特別報道·經濟加減法】“缺錢可怕,用不好錢更可怕”訪甘肅財政廳長張勤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23

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2015年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

今年參加“兩會”的人大代表中,來了十余位主政地方財政廳的“財官”。他們通過各種場合,表達著自己的訴求。

曾任北京市財政局長的楊曉超提出預算編制不夠細,使得對次年的項目安排往往只停留在概念上,最終預算和真實情況不符,錢花不出去,一邊在擴大支出規模,另一邊又有大量資金剩下。

在貴州團的分會場,擔任財政廳長8年之久的李岷跳過了大而化之的發言,直陳訴求。例如建議中央充分考慮像貴州這樣稅源單一的西部省區,對煙草、白酒行業繼續在生產環節征收消費稅;將貴州5座大型水庫的中央出資比例從50%上調至70%;發行“西部地區特殊建設國債”等等。

財政部一位副部長列席地方代表團會議時,聽到一位市長提出中央本級預算單位公開度太低、專項轉移支付亂象叢生時,頻頻點頭、插話說“我百分之百贊成”。

同時他也有“苦水”,“真的能把中央各部門的專項轉移支付整合起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就像在市里面整合一樣,那幾個分管副市長不同意啊。”

在場的代表們都笑了。

置於地方債、專項轉移支付、財政預算公開化等多項改革之中,地方“財官”們處境如何、在想什麽?就此,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甘肅省財政廳廳長張勤和。

財政收支矛盾前所未有

南方周末:去年財政增速放緩,財政廳的工作里有什麽具體變化嗎?在這個過程中,您所感受到的最大壓力來自什麽方面?

張勤和:甘肅是個西部財政困難省份,財政運行主要依賴中央支持。去年中央一般預算收入只增長7.1%,僅高於年初預算增幅0.1個百分點。甘肅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3.6%,比上年回落3.1個百分點。

財政收入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中低速增長,並已進入新常態。也就是說,中央財政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樣,在預算執行中大幅度增加對地方的補助,地方財政要靠超收來追加預算、增加支出,也不太現實,收支矛盾前所未有。因此,迫切需要優化支出結構,建立跨年度平衡機制等財政預算管理制度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最大的壓力不僅來自民生等剛性支出有增無減、財政收入高速增長不複再現引起的收支矛盾,更主要的是來自如何主動作為,通過推進改革、加強管理,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真正用好。我經常給幹部講,缺錢可怕,用不好錢、造成損失浪費更可怕,正是此理。

南方周末:你認為預算賬本進一步公開透明、賬目細化的障礙在哪?

張勤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是最好的監督。新預算法明確將“預算公開”入法,形成了剛性的法律約束,同時新預算法強調今後各級預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編制,讓大家知道政府“錢袋子”里的錢往哪花了,花得是否合理。

這次會議李克強總理的報告明確提出:“實行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門預決算都要公開,全面接受社會監督”。也就是說,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是例外。

當然,細化公開內容、擴大公開範圍,在財政部門和其他部門間都有一個自身改革和規範跟進的過程。樓繼偉部長曾打過一個比方:要迎接客人到來,先要掃掃房子、打掃衛生。我覺得非常形象。

是救助,不是兜底

南方周末:財政部在1月、3月,兩次要求地方政府報地方債的規模,地方債為什麽那麽難理清楚?

張勤和:地方政府性債務形成時間長、情況複雜,要一下子把多少年積累的情況清理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要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這項基礎性工作又必須做。在清理過程中,中央要明確統計口徑、相關政策,地方也有一個消化、把握的過程,出現反複也是為了規範統一,是完全正常的。今年財政部在清理甄別工作結束後,針對清理甄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又專門安排了一次自查,就是為了解決統計口徑、政策把握不統一的問題。

南方周末:現在地方債務中一部分是政府只有擔保義務的債務,但外界都認為這實質上就是政府的直接債務,你怎麽看,會給這些擔保債務兜底嗎?

張勤和:新預算法增加了允許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規定,明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

國務院出臺《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要求建立“借、用、還”相統一,“誰借誰還,風險自擔”,地方政府對其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總之,地方政府對擔保債務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但救助不等於都要直接償還,更不是兜底。

南方周末:就地方政府而言,處理地方債問題目前的困難在哪里?需要中央給怎樣的支持?地方債是否如外界所觀察,現在已經是嚴重的地方財務問題?

張勤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概括起來就是要“開前門、堵後門、築圍墻”。對於存量債務,首先要進行甄別,明確償債主體和償債責任,落實償債資金來源,不能把企業債務推給政府,屬於政府債務的,要納入預算管理。還要處理好在建項目融資問題,避免資金鏈斷裂,造成新的浪費。

就甘肅而言,由於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困難,市場發育程度比較低,推行PPP模式的難度要遠遠大於中部省份,與東部省份更沒有辦法比,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主要還是靠政府投入,還需要中央加大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基礎設施投入力度,並在核定地方政府發債規模時給予傾斜照顧。

至於地方債、地方財務風險的問題,我覺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處於可控範圍,只要借、用、還、管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了,地方政府適度舉債融資,對經濟社會發展是有益的。

南方周末:關於財政轉移支付,甘肅兩年間專項轉移支付取消了多少個?主要是哪些?目標是壓縮到多大比例?

張勤和:這項工作與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間事權劃分關聯度很大。專項轉移支付數量控制到多少合適?這個結論不好下,不能簡單地說多了好,還是少了好,關鍵在於規範管理、公開透明、防止“跑部錢進”。

總體來說,2014年甘肅省級財政專項由原來的500多項壓減到220多項,2015年進一步壓減到150項左右。同時,今年將公開省級專項資金管理清單,接受社會監督。

兩會 特別 報道 經濟 加減法 缺錢 可怕 不好 錢更 甘肅 財政 廳長 張勤 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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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陸武成被雙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594

資料圖:陸武成 (CFP/圖)

2015年1月23日,中紀委官網發布“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陸武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的消息,依據其職務被媒體解讀為甘肅首只大老虎落馬。

5月15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客戶端消息,經查,陸武成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金,違規從事營利活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其中,受賄問題涉嫌犯罪。

陸武成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嚴重違反黨的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嚴重違紀違法,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陸武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高檢網同日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決定,依法對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陸武成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采取強制措施。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民謠諷甘肅首虎“路無成”

法制晚報》報道,不少蘭州幹部、群眾對陸武成的“落馬”並不意外,稱其在擔任蘭州市委書記期間,大拆大建的行事作風早已為他的仕途生涯種下“惡果”,“坑坑窪窪路無成(陸武成)”這句民謠正是坊間對於他的評價。

陸武成簡歷:

陸武成,男,漢族,1953年5月生,甘肅慶城人,1974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2年2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法學理論專業。

1972年2月,蘭州市公安學校學員;

1972年7月,蘭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隊民警、政工科幹事,局政治部幹事、團總支書記;

1975年10月,蘭州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幹部一科、技術幹部科幹事;

1983年11月,蘭州市委組織部幹部科副科長;

1984年9月,省委組織部經濟幹部處、黨政幹部處幹事(1980年9月至1985年7月蘭州大學夜大學政治經濟專業學習);

1986年12月,省委組織部黨政幹部處副處級組織員、副處長;

1993年6月,省委組織部黨政幹部處正處級組織員;

1994年2月,省委組織部幹部調配處處長;

1996年8月,金昌市委副書記、市委黨校校長;

1998年9月,金昌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1999年4月,金昌市委副書記、市長;

2000年12月,金昌市委副書記(主持市委工作)、市長;

2001年2月,金昌市委書記(1998年8月至2001年6月省委黨校在職研究生班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中央黨校培訓部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

2005年3月,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省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法學理論專業學習);

2008年5月,省委常委、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省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

2008年7月,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

2012年4月,蘭州市委書記;

2012年10月,待安排;

2012年12月,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

2013年1月29日,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黨的十六大代表。第十一屆、十二屆省委委員。

(簡歷摘自甘肅人大網)

甘肅省 甘肅 人大 常委會 常委 副主任 武成 被雙 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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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可口可樂等8家公司被曝光涉環保數據弄虛作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013

(新華社/圖)

12月18日,據新華網消息,從環保部獲悉,2015年下半年,各級環保部門共查實8起汙染源自動監控設施及數據弄虛作假典型違法案例,已全部移交公安機關處理,並對10名相關責任人處以刑事或行政拘留。

這8起違法案例主要涉及廣東東莞市長安鎮生活汙水處理廠、福建省三明市明恒工業基布有限公司、黑龍江省富裕晨鳴紙業有限責任公司、河南省豫龍焦化有限責任公司、河南偃師市汙水處理廠、河南省開封興化精細化工有限公司、重慶市綦江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甘肅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等8家企業。

這些企業分別存在破壞自動監控設施采樣管線、私接水管稀釋廢水、擅自更改自動監測設施等行為。

其中,廣東東莞市長安鎮生活汙水處理廠(即東莞市長安鎮錦廈三洲水質凈化有限公司)存在出水流量計和水質自動監測設施弄虛作假、私設暗管投放自來水稀釋水樣幹擾人工采樣監測等多種違法行為,性質極其惡劣。

經華南國家計量測試中心(廣東省計量科學研究院)東莞分院多次排水實驗測試,該廠出水流量計實驗誤差超出最大允許誤差,流量計涉嫌造假,按該廠提供的2012年至2015年7月汙水處理量推算,該廠非法騙取汙水處理費用可達近2000萬元。

東莞市公安機關成立專案組對三洲公司涉嫌出水流量計作假、騙取巨額汙水處理費用等刑事犯罪行為進行了立案偵查,並於10月24日對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東莞市已暫停支付該公司今年5至9月份汙水處理服務費共約2079萬元。

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隨著重點汙染源自動監控系統發揮作用,少數不法企業在自動監控設施及數據上弄虛作假,試圖逃避環境保護部門的監管。為此,今年下半年,環保部持續組織各級環保部門進行專項執法檢查,嚴厲打擊汙染源自動監控設施及數據弄虛作假。

山東、河南、廣東、福建、重慶、甘肅等省區市加大執法力度,創新檢查方法,采取了以“技術創新”反制“技術造假”等有效手段,取得了顯著成效。

甘肅 可口 可樂 公司 曝光 環保 數據 弄虛 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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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罵,我已經習慣了”對話甘肅省衛生計生委主任劉維忠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759

甘肅醫改的主推人劉維忠,以倡導中醫、強力推行中醫而引發廣泛爭議。但他本人,大學學的卻是西醫。(南方周末記者 袁端端/圖)

“這些專門罵我的人是不是和藥企有關系,中醫藥用得多了,他們的藥品自然就用得少了。”

“以後應該推廣不要‘終生服藥’”

“看病一定不能市場化,市場化造成了看病難。”

又一次湧上風口浪尖後,甘肅省衛生計生委主任劉維忠的大門依然向各路媒體開放。4月20日那天,南方周末記者是他接待的第二撥媒體。一旁的等候室里,還有七八個人,包括知名的獨立紀錄片制片人徐童,他們想拍一部甘肅民間中醫的紀錄片,而劉維忠是最合適和了解這些老中醫的人了。

衛計委這棟位於蘭州市白銀路的灰色辦公樓,極不惹眼。門樓上掛著前衛生部部長陳竺在2011 年10月寫下的一幅題詞:“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最基礎的問題,用盡可能少的費用維護居民健康,走中醫特色的甘肅醫改之路。”——這也是劉維忠堅持至今的觀點。

西醫學出身,卻大力推廣中醫藥。當了衛生廳廳長之後,他的外號連珠炮似的一個接一個。一開始是“豬蹄廳長”,然後是“真氣廳長”“黃花菜廳長”……最近一次引起全國嘩然的是十幾天前。

4月12日,國家衛生計生委舉行新聞發布會,劉維忠介紹了甘肅醫改情況,舉例“當年舟曲泥石流災害讓很多村民失去親人、患上抑郁癥。我求助於全國的名老中醫,得到用黃花菜煮水的方子,立馬買了2噸黃花菜,在村子里支起12口大鍋煮水,村民們喝完真的治好了抑郁癥。”

“黃花菜治抑郁”?爭議、不解言論在每一次風波之後都會湧來,網上最多一天800人都在罵他。

為此,南方周末記者來到甘肅,與這位59歲的西北漢子面對面進行了一場深度訪談。

南方周末:黃花菜治療抑郁癥的提法其實你之前也提過,這次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意外嗎?

劉維忠:他們(反對的人)真的是不了解。我在舟曲泥石流之後用了實實在在起了效果。其實藥典有記載,黃花菜就是解憂草,可以治抑郁的,特別是這種群體性抑郁。

國家對舟曲泥石流的救援是有評估報告的,上面肯定了中醫藥正面積極的作用。當時我們煮的黃花菜水就給他們當成水喝,要喝水就喝這個。

南方周末:怎麽看每次在事後罵你的人?不生氣嗎?

劉維忠:習慣了。因為中醫藥見效慢,剛開始沒效果就有人會罵我。我也懷疑,這些專門罵我的人是不是和藥企有關系,中醫藥用得多了,他們的藥品自然就用得少了。微博上有一個小夥子幾乎天天罵我,問我怎麽不下臺。我就不明白,微博是供討論的地方,有話不能好好說嗎?為什麽非要罵我呢?

南方周末:提到微博,你也經常分享一些民間偏方。請問這些方子安全性、有效性怎麽保證呢?

劉維忠:我發的都是靠譜的方子。比如高血壓,芹菜水對一部分人效果就很好。我遇到病人會和他們說,先不要撤藥,但把芹菜水喝著,血壓降下來藥就慢慢減,之後就能替換了。降壓藥最大副作用就是沒性欲。有一個患者和我說過,降壓藥吃了那方面不行了。我說這是大事情,之後我就說你把鎖陽弄成一寸一段的,泡水從早上喝到下午一段時間就起來了。再喝芹菜汁把血壓降下來。果然,之後他再沒來找過我。

南方周末:可是像降血壓、降血糖的藥物不都是應該終生吃的嗎?

劉維忠:我們現在總是宣傳要終身服藥,第一時間讓人吃藥,這是不對的。有些病中醫能治好,應該用中醫治一治。現在降壓藥要終生服藥,降壓藥是利水的,時間長了腎就不好使了,腎不好了又要吃藥。還有現在腎透析的病人,很多都是糖尿病,吃降糖藥吃的。是藥三分毒,終身服藥對身體哪能不損害。(註:西醫科學結論認為,血糖控制不好,直接傷腎。腎衰的首要原因是糖尿病,而不是降糖藥。)

南方周末:那應該怎麽做呢?

劉維忠:用食療的方法。孫思邈曾說過,“凡欲治療,先以食療。食療不愈,後乃用藥”,意思就是食療不好再吃藥。而我推薦食療不好再“無藥治療”,指的是拔火罐、推拿、按摩、體育鍛煉這類方法,他們對身體損害小。以前我們一直說不能太多輸液,現在終於好些了,以後應該推廣不要“終生服藥”,終生服藥會造成很多醫源性疾病。

南方周末:但這些慢性病中醫能治療嗎?

劉維忠:我們常說的三高,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中醫都能治,而且能治好。

南方周末:你上面的很多觀點恐怕西醫們不能接受。

劉維忠:醫生不接受是有原因的。我同學是治療糖尿病的西醫,有一次我給他們的病人講食療,我說苦蕎面就可以。他讓我再也不要來講了。因為如果病人都吃苦蕎面,藥賣給誰去呢?這都是醫療市場化的結果。

南方周末:醫療不能市場化?歐美最好的醫院都是私立的。

劉維忠:看病一定不能市場化,市場化造成了看病難。美國為了醫改花了那麽多錢,走了市場化失敗了。我們國家前幾年有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如果用一部分錢把醫院養起來就好了,醫院和醫生不會太功利。醫療如果是商品,它就會是不透明的商品,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應該花多少錢,所以應該是政府行為。

南方周末:那甘肅醫改後怎麽做呢?

劉維忠:我們現在鄉衛生院、縣醫院實行總額包幹,比如去年增加1000萬,今年生病的農民少了,可能會給他們1200萬。如果今年得病的農民多了,可能才返還800萬。這樣會有越來越多的醫生願意到農村入戶做健康管理和疾病預防。通過以上這些減少病人的辦法,也落實了習主席講的“公平可及、群眾受益,改變醫院趨利行為”的目標。

南方周末:效果怎麽樣呢?

劉維忠:很多醫生還是思想問題。我就讓各級醫院每月看一次警示教育片,也樹立了一些典型,我們拍了七部戲,每年花四個月時間巡演,讓大夫們反複看。完全用錢不行,錢給多少是個度啊?要鼓勵他們,所以我們要評醫德醫風的先進個人和標兵,還送優秀人才出國進修。

南方周末:現代醫學評判一個藥物有效性、安全性,靠的是嚴謹的三期隨機雙盲對照的臨床試驗。質疑你推廣中醫的人會覺得,中醫不具備現代科學的理念。你怎麽看?

劉維忠:中醫的療效可以說是經幾千年人體試驗出來的,是老百姓的命換過來的。西醫光靠老鼠的研究就說是循證醫學,那遠沒有中醫科學。中醫講究個性化,因人而異,比如說咱倆同樣得一個病,你在南方,我在北方治法就不一樣。西醫完全用一個標準,就說感冒,總也看不好。因為可能你是濕熱體質,我是虛寒體質,用同一種藥就不行。

南方周末:可現實中每個中醫的水平不一樣,如何對患者負責?

劉維忠:在甘肅我們給中醫都評了職稱,從一級到十三級。但不要求中醫都統一培養。人有五臟六腑,有的中醫治病從肝入手、有的從肺入手,路徑不同,效果好就行。中醫就是這麽神奇,要求它千篇一律,那就不是中醫了。有人說,如果用英語語法衡量《道德經》連個標點符號都不對。那如果用西醫的方法衡量中醫也是不對的,應該各走各的路。

南方周末:西醫為主的綜合醫院支持嗎?

劉維忠:現在醫院都很支持,像甘肅省人民醫院,原來基本沒有中醫,現在一天能賣一千多服中藥。中藥在有些方面比不上西醫,但中西醫結合效果很好。現在我們的幾個西醫院,堅持中西醫並重,把醫改兩個難題都解決了:第一中醫便宜,把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解決了。第二中醫純利潤高,把醫生收入少的問題解決了,兩頭矛盾都緩解了。

南方周末:除了中醫,甘肅醫改的各項制度落實如何?

劉維忠:我們特別嚴格。前兩年有十幾個省份都來甘肅學習醫改經驗,很多是學習制度建設和落實的,有的來了好幾趟。北京、廣東、山東、江西、貴州都有。很多地方的政策都比不上甘肅,我們除了衛生系統,很多部門都很支持和配合。國家中醫局全國中醫綜合改革試點示範省就是甘肅,唯一的一個。

南方周末:為什麽制度建設這麽重要?

劉維忠:如果把監管做好,醫改就好了一半,再把預防做好,又好了剩下的一半,再就把醫院的體制調順,不要市場化,再堅持中西醫並重,把健康促進模式做好,估計醫改就能成功了。醫改一定不能複雜,複雜了以後,專家看得懂,老百姓看不懂。老百姓看不懂的效果就不行。

南方周末:你也說自己很快就會退休了,剩下半年你最希望完成的事情是什麽?

劉維忠:最希望看到國務院把甘肅的中藥產業實驗基地批複下來。如果批下來,甘肅的中醫產業事業都能更快地發展起來了。對我自己來說,我就覺得甘肅中醫發展我參與了,甘肅老百姓看病便宜有我出的力,就成了。改革會傷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他們不罵不可能,但是多數人,特別是老百姓、窮人不罵我就可以了。

南方周末:那之後你會做什麽呢?

劉維忠:年底退休了,我就做中醫,給人看病,我的醫術還可以。現在我每周都到社區去講課,也給病人看病,都是為了推廣中醫,中醫是弱,再不喊就要消失了。

對罵 已經 習慣 對話 甘肅省 甘肅 衛生 計生委 計生 主任 劉維 維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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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從爛在地里到出口大賣!什麽給了甘肅果農這底氣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396.html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是脫貧攻堅,最突出的短板在農村,而交通運輸則是短板中的短板,是貧困地區突破發展瓶頸的最大制約。

初夏時節,《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隨交通運輸部赴西北地區采訪時,明顯感受到,導致貧困地區始終難以翻身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路”,以及這里的百姓對“路”的熱情。

“道路通,則百業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很強的先導作用,特別是在一些貧困地區,改一條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給群眾打開一扇脫貧致富的大門。

道路通,則百業通

6月14日下午,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的甘肅省平涼市靜寧縣。這里山高谷深,生態環境脆弱。

“前些年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路。”平涼市副市長張正對記者說,靜寧盛產蘋果,但就在2014年前,滿山遍野的蘋果因為運不出去,只能爛在田里。

“那時都是用‘三馬子’(農用三輪車)往外運,運量有限。運到鄉上,再換大車運到縣上,損耗非常大。”張正說,自從2014年路修通之後,十幾噸的大平板車就能直接開進村,運輸成本降低了30%~40%。

在靜寧縣韓店村,50歲的村民趙有倉夫婦正在蘋果園里施肥。“我家有7畝蘋果地,以前用架子車拉蘋果進城。去年通了路,大車進來拉,連運費都省了。”

靜寧縣韓店村50歲的村民趙有倉夫婦正在蘋果田里。攝影/章軻

趙有倉說,“和水、電相比,現在路的條件好多了。大家都挺滿意。每家的蘋果都不愁賣不掉。”

和他家相鄰的是常鳳娣家的8畝蘋果地,六七年前常鳳娣還在蘭州、內蒙古、新疆等地打工,“打工不賺錢,還特別辛苦。”她跟記者聊起天來,“2010年的時候決定回家種紅富士蘋果。果樹成熟了,路也通了。去年毛收入有十幾萬元。”

在靜寧縣紅六福果業有限公司,《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看到,工人們正在把優選的蘋果裝箱。該公司總經理王誌偉稱,村村通公路後,蘋果銷售價格比以往提升了30%,“過去每斤蘋果賣三四元,現在能賣上五六元”。

值得一提的是,靜寧縣還創造性地開發了“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運營”的經營模式。紅六福公司在緊靠鄉村公路的地段開設了面積約300平方米的“鄉村電商體驗館”。記者在顯示屏上看到,工作人員點開淘寶網,上面已經有“靜寧蘋果”在銷售。

路通了,靜寧的果業發展也快了。靜寧縣副縣長王運軍介紹,目前靜寧縣果園總面積達到101.2萬畝,是全國蘋果規模栽培第一縣。2015年,靜寧縣果品總產量68萬噸,產值25億元。如今,靜寧果品已遠銷東南亞、俄羅斯等6個國家和地區。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吉縣,“路通則百業通”的故事同樣在演繹。

西吉縣縣長武維東介紹,“十二五”期間,西吉縣交通建設投資83.2億元,是“十一五”期間的13.6倍。2015年,全縣公路通車總里程達到2623.5公里。

省道202線西吉至毛家溝段一級公路的通車,帶動了西吉百公里冷涼蔬菜基地的崛起。2015年,西吉全縣完成冷涼蔬菜種植13.1萬畝,其中:芹菜5.1萬畝,胡蘿蔔3.5萬畝,西紅柿1萬畝,蒜苗1.5萬畝,其他蔬菜2萬畝。

除了蔬菜,以往“趕不出大山”的牛也火了起來。在西吉縣向豐現代循環農業示範園,已存欄西蒙塔爾牛和安格斯牛1300頭,月平均交易量達到400頭牛,輻射帶動周邊320戶村民發展養牛業。

靜寧縣“鄉村電商體驗館”。攝影/章軻

 

交通運輸仍是發展“短板”

“交通扶貧是一項民生工程、德政工程。”交通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範振宇對記者說,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力地改變了貧困地區“山里山外兩重天”的局面。不少貧困地區礦產、能源、旅遊等資源得到有效開發利用,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發展優勢。

以寧夏為例,截至2015年底,全區農村公路通車里程達到2.6萬公里,比“十一五”末新增8700公里,增長50%,農村公路通車里程占全區公路通車總里程的78%,實現了所有鄉鎮通瀝青(水泥)路、所有建制村通公路目標,建制村通客車率達到98.3%。

“但貧困縣脫貧致富、實現與全國同步建成小康社會仍面臨巨大的挑戰。”據寧夏回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廳長許學民介紹,寧夏山川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原州區、西吉縣、彭陽縣、涇源縣、隆德縣、海原縣、同心縣、鹽池縣和紅寺堡區9個縣(區)系貧困地區,靈武市、利通區、青銅峽市、中衛市、中寧縣等5縣(區)系革命老區。這些地區由於歷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交通基礎設施相對落後。許學民說,到2015年底全區尚有58萬貧困人口,到2018年實現全面脫貧任務還很艱巨。

據本報記者了解,“十三五”期間,寧夏將計劃建設農村公路5000公里、平均每年建設1000公里;五年計劃新增農村公路2000公里,到2020年農村公路通車里程達2.8萬公里。

加大對中西部和貧困地區投入

采訪中,交通部農村公路局處長楊國峰介紹了甘肅省在保證道路養護資金方面的經驗。甘肅省規定縣級財政按照每年每公里縣道14000元、鄉道7000元、村道2000元的標準籌措養護資金,省級、市州財政各按照每年每公里縣道7000元、鄉道3500元、村道1000元的標準籌措養護資金。通過完善分級投入機制,較好緩解了農村公路資金供需矛盾。

但對貧困地區而言,地方財政投入捉襟見肘。

落後的農村公路給群眾出行帶來許多不便。圖為一位背著小孩的婦女在快速通過滑坡路段。攝影章軻

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長陳濟丁反映,目前穿越固原的3條國家高速公路,僅有福銀高速全線貫通,4條省際大通道均未聯通。全自治區未通高速公路的5個縣有4個在固原。

“鐵路運量大,但建設更是嚴重滯後。”陳濟丁說,目前固原市境內無高鐵,也無城際鐵路。

範振宇介紹,在資金保障方面,將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資投入中西部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公路建設,提高貧困地區公路建設補助標準,其中國家高速公路中央投資補助標準由“十二五”平均占項目總投資的15%提高到25%以上;普通國道補助標準由“十二五”平均占總投資的30%提高到50%左右;建制村通硬化路補助標準提高到平均工程造價的70%以上。他告訴記者,“對交通扶貧建設的投入規模沒有調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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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設1600億“三大基金”破解交通融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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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交通運輸廳總工程師楊惠林14日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為破解交通融資難題,經甘肅省政府同意相繼設立的總盤子1600億的“三大基金”已開始運作。

這“三大基金”分別是總規模400億元的甘肅交通投資基金、總規模1000億元的甘肅絲路交通發展基金、總規模200億元的甘肅公路建設基金。其中,甘肅交通投資基金由甘肅省交通運輸廳與中國交建合作設立,甘肅公路建設基金由甘肅省交通運輸廳與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合作設立。

甘肅絲路交通發展基金由中國建築與甘肅省政府共同發起設立,是目前國內央企與地方政府合作規模最大的綜合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專項基金,致力於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段“6873”交通突破行動中公路、鐵路、民航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項目資金保障和融資渠道。

“6873”是甘肅省自2015年4月實施的2015年至2020年交通建設目標,即從2015年起用6年時間,完成交通投資8000億元以上,建成公路、鐵路70000公里以上,實現全省對內對外公路暢通、鐵路連通、航路廣通3大突破,從根本上解決交通發展不足的問題。

“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是甘肅省現階段最基本的省情。”楊惠林介紹,甘肅全省86個縣、市、區中有58個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也是集中連片特困區。由於受各種因素影響,甘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相對緩慢,2014年全省綜合小康指數僅為68,比全國低10.1。

“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交通的‘瓶頸’制約因素比較突出。”楊惠林介紹,到“十二五”末,甘肅全省仍有33個縣區不通高速公路、4個市州不通鐵路、6個市州不通航路,現代交通骨幹網絡還未真正形成。

甘肅省公路管理局當晚給記者提供的《農村公路建管養情況介紹》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底,甘肅全省農村公路里程已達122320公里,其中縣道16836公里,鄉道12837公里,村道92647公里。

但未來公路建設任務繁重。“十三五”期間全省計劃建設農村公路6.2萬公里,其中建制村通暢工程2萬公里,“千村美麗”示範村村組道路建設工程1萬公里,撤並建制村通硬化路1.5萬公里,縣鄉道路聯網工程及其他農村公路1.7萬公里。

上述情況介紹稱,2016年甘肅省要建成農村公路2.1萬公里,其中,建成建制村通暢工程1.5萬公里,全省95%的建制村通瀝青(水泥)路,基本實現建制村通瀝青(水泥)路目標;實施5萬公里農村公路安全生命防護工程和450個“千村美麗”示範村村組道路硬化工程。但截至2016年5月底,全省共完成農村公路建設工程4161公里,占計劃任務的19%。

楊惠林告訴記者,目前“群眾主動支持交通的積極性高漲,社會資本投資交通的熱情很大”。但社會資本主要是大型央企等,瞄準的目標是道路建成後能通過收費產生收益的項目,而縣鄉、鄉村公路由於沒有收益,基本上無人問津。

“相對於其它投資項目,高速公路這類項目盡管投資回報周期長,但相對穩定。”交通運輸部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楊惠林對記者表示,在甘肅,全面小康建設的短板和難點在廣大農村特別是連片特困地區,廣大農村特別是連片特困地區扶貧的短板和難點在路、水、電等基礎設施,但因交通運輸的基礎性、服務性、先導性作用,又決定了扶貧攻堅必須交通先行。

對於農村公路建設的資金保障問題,楊惠林介紹,積極爭取增加中央投資和信貸資金投入全省貧困地區的鐵路、公路建設,提高貧困地區農村公路建設補助標準,加快完成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建設任務,加強農村公路安全防護和危橋改造,有序推進人口較多的撤並建制村通硬化路。

上述情況介紹稱,2013至2015年,甘肅省級平臺共融資51.63億元投入建制村通暢工程建設。今年,甘肅省政府決定采取“以獎代補”的形式推進農村公路發展。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甘肅省各級政府已將農村公路養護資金列入了財政預算,基本固化了籌資渠道。2014年11月,省政府印發了《關於加快全省公路建設的意見》,明確了農村公路重點任務、投融資保障等支持政策,提高了省市縣三級財政養護資金投入標準,即縣級財政按照縣道每年每公里14000元、鄉道每年每公里7000元、村道2000元的標準籌措養護資金,省級、市州財政各按照縣道每年每公里7000元、鄉道每年每公里3500元、村道1000元的標準籌措養護資金。2015年省級財政成品油價稅改革轉移支付用於農村公路養護工程資金達24093萬元、2016年達25021萬元。

目前,全省86個縣市區全部成立了縣級農村公路管理養護機構;1263個鄉鎮中有1139個成立了鄉鎮農村公路管理養護機構,占總數90%;16865個行政村中有10039個成立了村級養護小組,占總數60%;基本做到了“有人養路”。

楊惠林表示,“十三五”時期,甘肅省將積極拓展籌融資渠道。轉變單一依靠國家補助的建設模式,通過“三大基金”募集建設資金,並通過土地開發增值收益和PPP模式拓寬籌資渠道,充分發揮全省14個市(州)地方交通投融資實體的籌融資作用,用好農發行PSL貸款支持農村公路建設。

甘肅省交通運輸廳總工程師楊惠林。攝影/章軻

甘肅省計劃在“十三五”期間建設農村公路6.2萬公里。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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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甘肅貴州農村發展水平全國最低

扶貧開發進入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後,難度正明顯加大。8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研究結果稱,在區域層面,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發展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目前,甘肅、貴州、雲南、青海和新疆農村發展水平在全國墊底。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日在京聯合發布《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6)。報告稱,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實現程度逐年提高,從2010年的75.98%提高到2014年的85.75%,但各方面指標實現程度相差懸殊。

甘肅民勤,一位婦女在梭梭林中行走。近年來,地區發展差距在生態環境、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三個維度更明顯。攝影/章軻

《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6)發布了中國農村發展指數。該指數以新農村建設20字方針、綠色發展理念及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為指導,由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活水平、生態環境和城鄉一體化5個維度的27個指標構成。

基於該指數的測評報告對2011~2014年期間全國及各地區農村發展進程進行了測度和比較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我國農村發展水平在各個層面都穩步提高。2011~2014年期間,全國層面農村發展指數從0.396上升到0.578。生活水平和城鄉一體化兩個維度提升明顯,對總指數的增長分別貢獻了39.6%和23.6%,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消除城鄉發展差距方面的努力成效顯著,有力推動了農村發展。同期,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發展指數都有明顯提高,各省區市農村發展指數也普遍上升,14個省區市的升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農村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依然需要關註。在區域層面,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發展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農村發展水平有較大提升,並超過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依然最低,但是與東北地區的差距有所縮小。在省級層面,農村發展水平呈“兩端分化、中間趨同”分布特征,發展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區指數差距較大,發展水平居中的近20個省區市指數非常接近。

2014年,農村發展指數最高的五個地區依次是上海(1.024)、浙江(0.981)、北京(0.961)、江蘇(0.869)和天津(0.862),最低的五個地區依次是甘肅(0.418)、貴州(0.422)、雲南(0.441)、青海(0.489)和新疆(0.506)。2011~2014年期間,農村發展指數上升最多的五個地區依次是天津、廣西、浙江、內蒙古、海南,上升最少的五個地區依次是山東、黑龍江、北京、青海、遼寧。

數據顯示,2014年,貧困發生率超過15%的有西藏(23.7%)、甘肅(20.1%)、新疆(18.6%)、貴州(18.0%)和雲南(15.5%),貧困人口數量超過500萬的有貴州(623萬)、雲南(574萬)、河南(565萬)、廣西(540萬)、湖南(532萬)和四川(509萬)。

地區發展差距在生態環境、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三個維度更明顯。報告介紹,五個維度中生態環境的地區差距最大。2014年生態環境分指數的變異系數為0.48,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個分指數的變異系數也分別達到了0.45和0.41。生活水平和城鄉一體化的地區差距較小,城鄉一體化分指數的變異系數只有0.12。2011~2014年期間,五個維度分指數的變異系數都呈下降趨勢,降幅最大的是生活水平,表明地區之間農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趨於縮小。

維度間發展失衡在東北和西部地區更突出。在東部地區,五個維度中城鄉一體化的分指數最高,社會發展的分指數最低,兩者之比為1.36。在中、西部與東北地區,也都是城鄉一體化的分指數最高,中部和東北地區最低的是生態環境分指數,最高值與最低值之比分別為2.25和2.49;西部地區最低的是經濟發展分指數,最高值與最低值之比達到2.96。

“促進地區之間及維度之間協調發展是未來提高農村發展水平的關鍵。”報告稱,未來進一步推進中國農村發展,一方面要從多目標綜合發展的內涵出發,多維度、多舉措繼續提高農村綜合發展水平,另一方面要著力提高協調發展水平。

報告認為,促進地區之間協調發展,重點應加快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縮小這些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既消除綜合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也消除各維度面臨的地區發展差距。在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實現不同維度之間的協調發展,重點是加快社會與生態環境等薄弱環節的發展。

調研發現,精準扶貧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精準識別不夠準確、信息工作不完善、產業開發難度大等,需要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政策措施。

2006年,我國正式將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服務的供給範圍,但目前農村基礎教育存在著寄宿制學校學生身心健康發育失衡、留守兒童規模較大,且留守呈現低齡化、非正規就業子女的教育問題依然難以得到解決等突出問題;農村社會保障事業也存在著保障水平低、城鄉和區域差距大、可持續的籌資機制尚未確立、配套政策滯後等突出問題。

上述報告建議,在今後的改革中,應合理規劃農村寄宿制學校,兼顧教育可得性與規模效益、增強農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意願,增加職業教育可得性,提高教育收益預期;增強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及發展中的激勵、進一步建立健全完善各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續的籌資機制。

社科院 社科 甘肅 貴州 農村 發展 水平 全國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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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教育廳回應“女教師被開除”事件:學校應保護教師合法權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260

(視覺中國/圖)

最近一段時間,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開除患病女教師劉伶利一事,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註。2016年8月26日,甘肅省教育廳就此事獨家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校已經認識到錯誤,教育廳要求“依法依規,保護教師合法權益。”

2012年8月,研究生畢業的劉伶利進入了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成為一名英語老師。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是甘肅省教育廳批準成立的蘭州交通大學二級學院,屬於民辦本科層次的普通高等學校。

2014年6月的一天,劉伶利突然覺得不舒服。在醫院進行初步檢查後,醫生說她身體里有個腫塊。由於當時正值期末,劉伶利打算等學生們放了假再去檢查。2014年7月,剛剛過完30歲生日的劉伶利住進了甘肅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進一步檢查,診斷結果是卵巢癌。

2015年1月,在治療癌癥期間,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以曠工為由將劉伶利開除。為了補貼醫療費用,癌癥晚期的劉伶利不得不上街擺攤。2016年8月14日,由於癌癥和並發的心臟病,劉伶利去世,時年32歲。

此事經媒體曝光後引起全國輿論的關註。壓力之下,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發文致歉並承認開除劉伶利一事違法。8月24日,學院

院長陳玲等人登門向劉伶利父母道歉。雙方達成和解,學院共賠償劉伶利家人50萬元。

8月26日,甘肅省教育廳一位梁主任對南方周末記者獨家回應稱,目前此事諸多細節仍在調查中,教育廳要求學校依法依規保護教師合法權益。

梁主任稱,事件剛曝光後,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的的意見就是要依法依規,保護教師的合法權益,“剛開始出來因患癌癥就開除老師這個事情,我們仔細做了分析,很多事都是民事和勞動合同關系的問題。所以我們就要求學校按照規範管理,保護老師的正當權益。當然,作為大學還應該處理得更好一些,因為是教書育人的地方。”

甘肅省 甘肅 教育廳 教育 回應 教師 開除 事件 學校 保護 合法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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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監總局通報甘肅酒鋼致12死重大火災:盲目施救

8月29日,據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網站消息,國家安監總局今日發布了關於甘肅省張掖市酒鋼集團宏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西溝石灰石礦“8·16”重大火災事故的通報。

通報稱,該起事故暴露出企業動火作業安全管理不嚴格,入井人員未按規定攜帶呼吸自救器,事故發生後未及時報告、現場應急處置不力、盲目施救,礦井通風管理和外包施工隊伍管理混亂等突出問題,其教訓極為沈痛。

安監總局要求,全面加強動火作業管理,切實減少井下可燃物,嚴格配備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截至目前,仍未配齊符合安全生產強制性標準要求、具有礦用產品安全標誌的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的地下礦山,一律停產整頓,按規定配齊後方可恢複生產。

同時,要提升應急處置能力,強化外包施工隊伍安全管理,嚴肅查處事故並吸取事故教訓。

以下為通報全文:

2016年8月16日,甘肅省張掖市酒鋼集團宏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西溝石灰石礦安排9人在斜坡道底部破碎硐室進行維修作業時,因斜坡道上部外包施工單位采用氣焊處理冒頂作業,導致充填竹跳板、草墊和原木混合材料著火產生濃煙,造成9人中毒窒息死亡,企業盲目施救,又造成3名救援人員死亡、16人受傷。

該礦采用山坡型露天開采和地下平硐帶式輸送機運輸工藝,輔以斜坡道運送人員和材料,回風平硐機械通風。該起事故暴露出企業動火作業安全管理不嚴格,入井人員未按規定攜帶呼吸自救器,事故發生後未及時報告、 現場應急處置不力、盲目施救,礦井通風管理和外包施工隊伍管理混亂等突出問題,其教訓極為沈痛。

事故發生後,國務院領導同誌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批示。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派工作組趕赴現場指導搶險救援和事故查處工作。為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領導同誌重要批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訓,有效防範和堅決遏制類似事故發生,現提出以下要求:

一、全面加強動火作業管理。礦山井下進行切割、焊接等動火作業時,必須制定切實可靠的安全措施,並經礦山主要負責人審批。井下動火作業時,必須派專人進行監護,作業完畢要嚴格檢查清理。在木支護巷道或木結構井筒內動火作業時,必須在作業部位下方設置收集火星、焊渣等的設施,並派專人噴水淋濕及時撲滅火星。

二、切實減少井下可燃物。新建和改擴建礦山地下部分要使用具備阻燃特性的動力線、照明線、輸送帶、風筒等設備設施,生產礦井要嚴格落實《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關於發布金屬非金屬礦山禁止使用的設備及工藝目錄(第一批)的通知》(安監總管一〔2013〕101號)要求,全面淘汰非阻燃電纜、風筒、輸送帶和主要井巷木支護等,禁止使用易燃物充填空區或冒落區。

三、嚴格配備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截至目前,仍未配齊符合安全生產強制性標準要求、具有礦用產品安全標誌的便攜式氣體檢測報警儀和自救器的地下礦山,一律停產整頓,按規定配齊後方可恢複生產。

四、提升應急處置能力。礦山企業必須制定科學有效的應急救援預案、加強應急演練,發生火災、中毒和窒息事故(事件)後,必須采取有效的通風措施,並立即啟動應急預案,救援人員必須佩帶可靠的防護裝備方可救援,嚴禁擅自或盲目施救。

五、強化外包施工隊伍安全管理。礦山企業要嚴格執行《非煤礦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暫行規定》(國家安全監管總局令第62號)要求,全面落實安全管理職責並承擔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要將承包單位及其項目部的管理納入本單位的安全管理體系,實行統一管理,加強檢查,及時排查治理事故隱患。

六、嚴肅查處事故並吸收事故教訓。各地區要按照“四不放過”和“科學嚴謹、依法依規、實事求是、註重實效”的原則,組織開展事故調查,認真查找事故原因,確定事故責任,依法依規嚴肅追究事故單位和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及時完成事故調查並向社會公開。要舉一反三,制定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措施,狠抓落實,嚴防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發生。

安監 總局 通報 甘肅 酒鋼 12 重大 火災 盲目 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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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擺桌宴變身西式自助 甘肅把食品安全圈在眼皮子底下

未知物的非法添加、隱匿深處的地溝油、神秘的餐飲後廚等食品安全難以監管之處,在甘肅省都被圈了起來了。小加工作坊、餐飲以及農村集體用餐等都被放在監管人員的眼皮底下,有證有據,可查來源和去處。

“在整個監管體系落定之後,剩下的工作就是攻難點,落實監管責任。應用食品安全追溯平臺、明廚亮竈等手段,把動態、分散、威脅食品安全的不確定因素都集中起來管理。”甘肅金昌市食藥監局長方懷天表示。

“五個統一”集中管理小攤販

煜豐紫晶美食城位於金昌市市區的商貿中心紫金廣場五樓,總經營面積2400平方米,共有檔口40個,總入駐商戶35家,有從業人員110人,經營各類特色小吃200余種,可同時容納400多人同時就餐。

此前,由於場地陳舊、食品安全管理的缺失,飲食大廳內小餐飲普遍存在環境衛生狀況差、管理混亂、食品制作過程不透明等情況,每個小餐飲商戶都自己進貨,無法保障餐飲安全。

“對於小攤販、豆腐小作坊、小餐飲,要集中起來管理,不能等到出事後再懲罰,馬後炮不解決問題,企業不高興,老百姓也已經受到了損害。”方懷天表示。

“為了改善就餐環境,提高小餐飲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在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引導下,紫晶美食城創新性的采取‘五個統一’的管理模式。”負責片區管理的金川區北京路食品監管所的張家源表示。

這“五個統一”把食品安全的風險把控在監管者的手中,包括:

統一辦理《食品經營許可證》,有效解決了過去市場開辦者只收取租費,不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職責;統一收費,就餐的顧客先要到前臺辦理就餐卡,這種刷卡消費的方式能有效避免食品加工者直接接觸錢幣,可以防止在加工過程中對食品進行二次汙染;統一采購,美食城所有米、面、食用油、肉等大宗食品原材料都由美食城統一購買,並進行進貨查驗,一改往日各自進貨,原材料質量參差不齊,票據不全的情況,有效保障了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統一洗消,美食城內設有獨立的洗消間,所有餐用具使用過後首先放入超聲波洗碗機,用60-70℃的振動水流對餐具上的食物殘渣、油汙等臟物進行全方位清洗,之後按照“一洗二消三沖”的步驟對餐具進行清洗消毒,通過這種方式,有效解決了之前“一盆水、一塊布”的餐用具洗消頑疾;統一清潔。美食城的環境衛生(包括操作區)由專人統一進行清潔,在經營期間保潔人員隨時對環境衛生進行清潔,每天結束經營後,再逐個將每個檔口的操作區進行統一清潔確保了整體環境衛生整潔。

“經過‘五個統一’之後,可以預防食品安全事故發生,改善就餐環境,重要的是便於監管。”張家源表示。

鄉村流動餐廳替代“口水菜”

在金昌,不僅僅是有桌餐的地方在實施這種創新的集中制監管模式,農村也展開了另外一種創新——“自助式文明聚餐”,即集中制作農村紅白宴席,賓客以自助餐形式用餐,把農村擺桌宴變成“中餐西吃”。這一舉措不僅推動了農村集體聚餐移風易俗,也解決了農村聚餐食品安全監管問題,將“文明餐桌”推行到農村。

農民群眾每逢婚喪嫁娶等紅白喜事都要在農家院落進行集體聚餐,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傳統習俗,但這種聚餐方式大多不衛生、浪費大,食品安全難以保證。為了保障農村宴席食品安全,改變農民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的陋習,弘揚文明節儉新風尚,金昌市食藥監管局、市文明辦等部門積極推行自助宴席、分餐就食的新型農村集體聚餐模式。

承擔這個試點模式的是當地的一個農家餐館。

“選擇了雙灣鎮鄉村飯莊作為試點,農村集體聚餐方式改為自助宴席、分餐就食的模式。購置了28萬一輛新型流動餐車,運用罐裝天然氣、不銹鋼貨架和廚具,寬敞、明亮、密閉。標準的廚房替代了圈舍旁臨時搭建的竈房。配套充氣式帳篷幹凈衛生。內置自助分餐臺、筷子消毒儀,獨立整齊的備餐間替代了蚊蠅亂舞、易汙染的開放式空間。引導客人自助宴席,分餐就食,中餐的做法、西餐的吃法,幹凈衛生的自助分餐制,替代了混夾亂翻的桌餐口水菜。”方懷天表示。

“很多農村要擺酒宴的話都自己做,因為到餐館的費用要高,一桌酒席780元。現在通過提供自助,首先衛生可以保障,費用按人頭收費,像自助餐一樣,誰來吃就交65元,可以節省很多費用。”承擔這個試點的蔣軍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一位剛剛為家人辦過婚姻的男士表示,客人可以拿著自己的餐盤自助盛菜,想吃什麽盛什麽,想吃多少盛多少。對親戚朋友中行動不便、未能參加宴席的老人小孩,可以打包贈送一份自助餐。而這種方式也從健康角度,對通過消化道傳播疾病直接說不。

食品加工企業聚攏管理

對於管理難度大,且與老百姓吃喝關聯大的相關食品加工企業,蘭州市也將其一攬子聚攏在一起,做成九州食品工業園的“主食廚房”,比如與百姓日常生活的關聯度大的生產肉制品、豆制品、釀皮子、面條、饅頭、火鍋底料的生產企業,這些占到入駐園區企業總數的90%以上。同時引入大型食品生產企業,提升九州園區的生產規模。

“蘭州市為了整體提升食品加工行業質量安全水平,徹底改變全市食品加工行業小、散、亂的不良狀況,打造‘放心消費城市’,保障全市人民安全食品供給,從而對全市範圍內的食品加工行業實行‘劃行歸市’,確立了該項目。園區總占地面積500畝,總投資35億元,總建築面積70萬平方米,可完全容納蘭州市各類型食品加工企業入園生產。” 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食品生產處華英處長表示。

據華英介紹,凡入駐園區的企業,對一一進行過審核把關。要求企業在硬件設施上必須達到《食品安全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同時還要把好“三關”。

一是“入口關”,對企業的生產原輔料索票索證,保證原輔料安全可追溯。二是“加工關”,對生產加工過程按照國家相關標準嚴格監控、重點檢查食品添加劑的“五專”管理,確保生產出的食品安全可靠。三是“出口關”,加強企業出廠產品的檢驗工作,對檢驗合格才能出廠銷售,不合格一律不得出廠,並按照相關要求進行嚴肅處理。

“由於入駐企業多為小微企業,資金緊缺,專業化驗人員缺乏,企業大都無法滿足自建化驗室的要求。我們園區邀請了第三方檢測來支持這些沒有實驗檢測能力的企業,來幫他們把關。”華英表示。

用甘肅省藥監局一位負責人的話講:“唯一的一個目的就是他們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農村 擺桌 宴變 變身 西式 自助 甘肅 食品 安全 圈在 眼皮子 眼皮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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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金昌用這幾個“笨”辦法實現食品安全全民共治

在“四個最嚴”的食品安全監管要求之下,位於中國西部的金昌開啟了食品安全全民共治模式。

2013年11月份,從村到省,整個甘肅省完成了單一、權威專業的食藥監體系的構建,村里有食品安全信息協管員,鄉鎮設置了食藥監所,同時構建了檢驗檢測體系。再完成這些之後,對於方懷天來講,似乎還缺點什麽。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企業以及社會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即社會共治,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當前政府、企業都在行動,共治中消費者的交流溝通更不能欠缺,缺了誰都不能說完成了食品安全監管這個任務。

“目前我們統一權威的監管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從人到檢測設備、從制度到監管能力。但是作為上等醫應該先宣傳,把法制教育和宣傳放在前面,從娃娃抓起,發動全社會力量,才能共同把住食品安全這道關。”8月24日,甘肅省金昌市食藥監局局長方懷天在接受國家食藥監總局“走基層”媒體采訪團時表示。

從餐桌、食品安全宣傳車,步步從微小細節夯實食品安全,從消費者角度,把社會共治落到實處。

餐桌上的小工具避免“病從口入”

在建立了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以及監管體系之後,方懷天開始了“病從口入”的食品安全理念滲透。2012年,金昌啟動了“文明餐桌”行動, 從最基礎做起,來傳遞食品安全信息,而一把20厘米長的小小分餐叉,正是它承載了這種理念的傳遞。

金昌推動傳統餐飲服務及用餐方式變革,創新餐飲具,選擇長約20厘米、寬1~2厘米,帶方頭或圓頭的衛生不銹鋼鑷,作為一種個人用餐具,供專門從餐桌取菜;餐桌飲具,在杯把處用顏色或數字逐一標識,防止混用。

“只要是酒店、桌餐的地方都有分餐夾。過去提倡文明餐桌讓餐不夾菜,夾菜用公筷,但是公筷在使用過程中容易混淆,所以我們研究出使用分餐夾,這樣不但使用方便,且不易混淆。”方懷天表示。

其實分餐夾不僅僅是使用方便,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保護公眾食品安全的功能。中國是乙肝大國,也是胃癌發病率高的國家,具有傳染性的乙肝病毒以及可以誘發胃癌的幽門螺旋桿菌,都可以通過飲食方式進行傳播,文明的就餐方式可以最大化的截斷疾病的傳播途徑。

據估算,目前中國有乙肝病毒攜帶者約9000萬人,其中約2800萬人為慢性乙肝患者。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報告,世界胃癌年發病率為13.86/10萬人。我國是胃癌的高發區,胃癌年患病率和死亡率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除了分餐夾之外,金昌在餐飲服務企業還掀起了新的服務模式——打包。

“我們在客人坐定,上餐前的半小時才開始布置餐桌,把碗碟擺在客人面前,之前都是放在消毒櫃里,每個包間都配置一個消毒櫃。同時提供一次性的打包餐盒,以便客人可以把沒有吃完的菜打包回去。”金昌大漠金酒店副總經理王衛峰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這種打包模式看似是為了消費者節儉,更重要的是也給王衛峰減少了工作。

“過去每五桌都能收到30斤垃圾,但是現在60桌才收8盆垃圾。原來一個月處理餐廚垃圾需要700元,現在只需要400元,現在剩下的都是純垃圾。”王衛峰表示,“我們對服務人員有要求,如果能夠鼓勵客人打包,是有獎勵的。此外在點餐時,按照依就餐人數1:1.5的比例點菜,吃多少點多少。同時飲水杯表明編號,這頓飯期間的水杯就是固定到個人。從業人員操作時做到佩戴遮擋式的透明口罩,防止飛沫和病菌的傳播。”

金昌一系列的創新措施,消除了制約餐桌文明廣泛推行的瓶頸,既實現了衛生用餐,又保留了老百姓喜愛的傳統聚餐方式,提升了傳統中餐用餐文明程度把“文明餐桌”創建由宣傳倡導推進到行為幹預,整體提升了全市食品安全水平和文明消費程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行為潛在的帶來的經濟價值以及完成中國人的大健康夢。

特色宣傳車傳遞新理念

如果說每年舉辦的“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活動,是通過廣播電視、報紙雜誌、門戶網站等開通食品安全專欄,運用微信、微博、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手段,進行食品安全公益、科普宣傳的方式的話,那麽金昌市的那輛一年四季都在奔跑的特種食品安全宣傳車——LED移動視頻廣告車,就是金昌特有的、用最笨的方法,向老百姓傳輸著食品安全理念。

“這輛車已經開了兩年,區域是金昌的市區、兩鎮、一縣一區。只要天氣不惡劣,每天都是9點出車,下午5點半收車,晚上是7:30-9:30。”負責這輛特種設備車的司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據司機介紹,跑完金昌整個市區需要4個小時,兩鎮需要一天,一縣一區需要兩天。每天都是同樣的工作,車上放著食品安全知識的視頻,行走在金昌市的每個角落。

“雖然每天都只重複一個動作,但是也不煩。這個車不是隨便一個司機就能開,因為車箱里面都是各種設備,需要掌握好設備維護技術。里面含有30個視頻,輪流播放。”雖然是如此枯燥單調的工作,這位司機仍然非常為自己的這輛愛車自豪。

“畢竟很多農村的老人們不上網,看電視少,看不懂報紙,但是他們可以聽到宣傳車的聲音,了解一些食品安全知識。能做到這些,我就滿足了。”司機表示。

這種浸潤式方式,傳遞出去的不僅僅是食品安全知識,更是在潛移默化的提高人們對食品安全素養水平,進而改變生活習慣,真正能夠讓全社會的人介入到捍衛食品安全的隊伍中來。

甘肅 金昌 用這 這幾 幾個 辦法 實現 食品 安全 全民 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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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獲批新能源綜合示範區 棄風限電困局待解

國家能源局確立甘肅為全國第二個新能源綜合示範區。作為棄風限電嚴重的省份,甘肅正面臨可再生能源消納不足、電網外送通道不暢、新能源大而不強等問題。

來自甘肅省發改委的消息顯示,國家能源局日前印發《關於支持甘肅省創建新能源綜合示範區的複函》,確定甘肅省為全國第二個新能源綜合示範區。此前,我國首個綜合性可再生能源示範區落戶河北張家口。

根據複函,甘肅省在創建新能源綜合示範區中要建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體系,提高新能源在電力供應中的比重,到2020年,新能源裝機占電源總裝機比例達到50%以上,新能源發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30%以上;確保酒泉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年輸送新能源電量占比達到40%以上;確保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達到25%以上。

此外,方案還提出,加強河西走廊、蘭州到隴東和西北區域750千伏省際間主網架建設,增加甘肅新能源電力外送的比例,國家電網公司制定和落實在西北電網內統籌消納酒泉風電基地項目的技術方案。

甘肅——可再生能源消納壓力大

甘肅省河西走廊新能源基地是全國新能源基地之一,新能源開發建設規模大、速度快。2015年與2010年相比,新能源裝機增長近11倍,凈增1674萬千瓦;發電增長近9倍,凈增165億千瓦時。同期甘肅省總裝機規模增長167%,發電增長40%。

甘肅省發改委數據顯示,2015年,甘肅統調發電裝機達到4188萬千瓦,其中可再生能源裝機2682萬千瓦,占全省發電裝機容量的58%。可再生能源中中,風電裝機1247萬千瓦,光伏裝機581萬千瓦。光電裝機居全國首位,風電裝機位於全國第二。

2015年,甘肅全省統調發電量1016億千瓦時,其中火電562億千瓦時,水電268億千瓦時,風電127億千瓦時,光電59億千瓦時。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44.7%。

但是,甘肅省省內用電市場供大於求,可再生能源消納不足。根據《甘肅省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試點方案》(以下稱《方案》)顯示,甘肅省省內用電負荷增長較慢,裝機負荷比已超過3:1,富余發電能力600億千瓦時。可再生能源裝機增長迅速,截止2015年底,風電裝機同比增長24%,光電裝機同比增長18%,可再生能源消納空間相對不足。

目前,甘肅省尚未建成專用特高壓電力外送電網通道,特別是河西新能源富集區網架相對薄弱,新能源電力外送能力有限,凸顯出電網外送通道不暢,可再生能源外送受限的問題。

此外,甘肅省新能源大而不強的問題較嚴重,可再生能源發展現狀與發展要求存在很大差距。今年8月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甘肅棄風電量82億千瓦時、棄風率39%,棄光電量26億千瓦時、棄光率31%,甘肅的棄風、棄光率均居全國首位。棄風疊加棄光,甘肅一年就浪費了100多億度電。按照每戶家庭2400千瓦時/年的用電量計算,甘肅省去年浪費電力可滿足450萬個普通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此前的8月15日,甘肅工信委發布的《關於下達2016年優先發電計劃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2016年新能源優先發電量100億千瓦時,2016年風電最低保障收購年平均利用小時為500小時,光電最低保障收購年平均利用小時為400小時。而據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今年5月劃定的風力、光伏發電重點地區的最低保障收購小時數,甘肅一類、二類風電地區保障收購小時數1800,甘肅一類光伏地區保障收購1500小時,二類地區1400小時。

對此,國家能源局致函甘肅省發改委和工信委,認為《通知》明顯違反了國家政策。8月25日,甘肅省工信委會發布了《關於2016年優先發電計劃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將暫緩執行《通知》中的最新能源最低保障收購小時數。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甘肅要總結盲目發展的經驗教訓,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要考慮市場能否承受,真正有示範性作用的地區是要看當地是否能把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好。

根據《方案》,甘肅省消納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措施有:落實可再生能源優先調度機制,建立有償調峰機制;挖掘系統調峰潛力,合理調整旋轉備用容量;鼓勵火電機組深度調峰,鼓勵熱電聯產、自備電廠參與調峰,為可再生能源騰出更大發電空間等。

張家口——京津冀為基礎,冬奧是契機

作為第一個綜合性可再生能源示範區,可再生能源的輸出和消納同樣是制約張家口發展的瓶頸,而京津冀地區巨大的能源消費需求為消納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可能。

作為我國華北地區風能和太陽能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張家口的風能資源可開發量達4000萬千瓦以上,太陽能發電可開發量達3000萬千瓦以上,赤誠、懷來等縣各種生物質資源年產量達到200萬噸以上。

河北省發改委資料顯示,2014年,張家口市風電並網裝機660萬千瓦,光伏發電並網裝機40萬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151億千瓦時,占全社會能源消費總量的27%。張家口還擁有國家風光儲輸試驗中心、全國首個風電研究檢測試驗基地以及風機總裝、葉片制造等生產企業,初步形成了涵蓋開發應用、裝備制造、科技研發等相對完善的可再生能源產業體系。

韓曉平認為,與甘肅的情況類似,張家口的可再生能源自身也無法消納;但與甘肅不同的是張家口靠近北京的地理位置優勢——京津冀地區是我國主要的電力負荷中心之一。

數據顯示,京津冀地區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約為5000億千瓦時,其中化石能源電力占90%以上。按照《國務院關於印發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京津冀地區要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未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需求迫切,為示範區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日前召開的張家口可再生能源示範區建設進展情況座談會上指出,目前張家口市大力推進純電動公交車、公務車、出租車、環衛和郵政車等九類特種車輛的普及利用,全市擁有純電動公交車1056標臺,力爭2016年再新增純電動汽車1796標臺;《張家口市電動汽車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已編制完成,規劃到2020年建設充電站861個、充電樁12862個,現已建成充電站9個、充電樁800多個。推進風電制氫,沽源風電制氫項目20萬千瓦風電已並網發電,制氫設備已完成招標工作,預計8月份開工;崇禮風光耦合制氫項目正在辦理前期手續,力爭年內核準。

根據2022冬奧會系列規劃,到2020年,張家口市55%的電力消費來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城市公共交通、40%的城鎮居民生活用能、50%的商業及公共建築用能來自可再生能源,40%的工業企業實現零碳排放,建成國際領先的“低碳奧運專區”。

按照舉辦“低碳奧運”的要求,2022年冬奧會前,崇禮縣基本使用可再生能源,並逐步在示範區內推廣;以崇禮縣可再生能源電力作為奧運場館用電的主供電源,周邊縣區的電力作為輔助電源,實現奧林匹克中心和其他賽場用電100%采用可再生能源,實現奧運場館所有建築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熱。此外,在崇禮縣辦公區、醫院、學校、公園、廣場等公共場所,用電用熱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專區內交通運輸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設施供能。

甘肅 獲批 新能源 綜合 示範區 示範 棄風 風限 限電 困局 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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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食藥檢測要堅持獨立和公益,不能為利益所綁架

在全國質檢系統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都在參照《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提出的“整合一批業務相同或相近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進行改革時,中國食藥監體系的檢驗檢測認證卻單獨獨立出來,將工商行政管理、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至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建立了獨立公益的檢測機構。

“食品藥品要堅持獨立、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老百姓的食藥安全,如果市場上不存在獨立、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他們只為委托方服務的話,我們的安全就不能保證。食品藥品的檢驗檢測必須保持客觀公正,不能為利益所綁架。”甘肅省參與改革的官員表示。

風險的擔當

每年每個省份的藥品檢驗研究部門都會接到國家評價性抽驗(下稱“國評”)的任務,全國國評品種167個,甘肅每年承擔三個品種的抽檢。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中成藥室主任朱旭江只是全國眾多做這項國評人的中一位。但是對她來講,完成國評不是她的唯一任務,她對每個產品國評的結果,如果存在差異,她就用常人難以操作的模式去找出原因。

2013年,朱旭江和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化妝品檢驗研究室主任魏學冰擔當了抗骨增生片等3個品種的國家藥品計劃抽驗任務。抗骨增生片具有補腎、活血、止痛的功效,用於肥大性脊椎炎、頸椎病、跟骨刺、增生性關節炎、大骨節病的治療。但是在她檢驗完畢後,她還是發現不同,於是在依標檢驗的基礎上又開展了探索性研究工作。

“因為不知道這個中成藥中會添加什麽成分,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一個個進行試驗,去驗證到底是哪種成分。”朱旭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231批國評抗骨增生片,對100多個目標化合物逐批次進行篩查,等於近23000多個批次目標化合物的檢驗量。於是朱旭江列出了目錄,鎮痛類成分、消炎類成分、抗生素類成分、激素類成分,用大海撈針的模式,對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批號為120201的抗骨增生片進行了對比試驗。

“按照不同成分對231個批次進行了挨個試驗,大概進行了3個月左右,終於從這個中成藥里面發現了微量氯苯那敏。後又反複試驗確證後將結果上報國家食藥監總局。”朱旭江表示。

2014年10月28-29日,國家食藥監總局根據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國家評價性抽驗提供的數據,聯合地方食藥監局對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等企業開展飛行檢查。

“經檢查發現,該產品委托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生產,通過對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的延伸檢查,查實該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抗骨增生片與氯芬黃敏片發生交叉汙染。與我們的檢驗結果完全一致。”朱旭江表示。

國家食藥監總局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承接多家委托生產,中西藥生產交替共線進行,清場不徹底造成的藥品汙染事件。目前,廣東省局已依法收回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和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藥品GMP證書,案件正在進一步查處過程中,涉事產品已啟動召回措施。

“雖然現在中成藥在國家評價性抽檢中,質量越來越好,但是還會有存在問題的,對於這樣存在差異的,我們都會進行再檢測。”朱旭江表示。

而蘭州市更是為了檢測未知物的非法添加,購入一臺昂貴的“飛行時間”機器只為檢測食品未知物添加物。

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院長楊平榮表示,每年都會專門拿出費用做這樣的工作。而上述甘肅省參與改革的官員更是表示,只有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才能為了保障老百姓的安全而做這些風險評估的工作。

責任的擔當

為了使食品藥品監管措施更好的落地,甘肅省在改革之初就已經謀定了檢驗檢測機構這條線必須獨立。於是,甘肅省食藥監局提出在全省市(州)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及在甘肅省內開展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規範化建設要求,整體推進甘肅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和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技術人員檢驗檢測能力提升,實現省、市藥檢機構檢驗資源共享、技術能力互補的藥品安全檢驗檢測。

“我們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做好全省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和藥企質控實驗室規範化管理,首要工作就是大力開展技術培訓與制度宣貫,切實保證基礎理論和制度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把相關制度和檢驗知識落實到實驗室規範化建設和人才培養的方方面面。為使培訓工作更加‘接地氣’,更加貼近基層藥檢機構及企業實驗室的需要,抽調富有檢驗經驗和紮實理論基礎知識的專家,面向省內廣大藥檢技術人員展開培訓與宣貫。以培訓班的形式詳細解析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考核驗收標準、辦法和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管理指南,並從藥品檢驗中標準使用、中藥材真偽辨別、微生物檢驗、常用儀器使用及維護養護、中藥標本室建設、新版藥典解析、日常檢驗與管理問題解決等方面展開全方位培訓。”楊平榮表示。

2012~2013年,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為省內藥檢機構培訓260人次;2014至今,為全省藥企質控實驗室規範化管理舉辦8次培訓活動,培訓企業檢驗人員1800人次。

而針對部分中藥生產企業中藥材檢驗能力不足的情況,或標本管理不規範、未經基源鑒定等問題,甘肅省藥檢院幫扶指導企業建設中藥材、中藥飲片正品標本室,還派專人前往安徽亳州中藥材市場購置所需樣品,並幫扶制藥企業開展基源鑒定,建設正品標本室。截止目前,省藥檢院接到申請協助建設正品標本室藥企67家,共計品種7000余種(份),現已完成17家企業近千份正品標本的購置、基源鑒定及分發工作。

“有個這些標本,我們才能更好的鑒別真假中藥材,這個工作必須要做全。”一直致力於中藥材研究的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總檢驗師宋平順表示。

甘肅 藥檢 測要 堅持 獨立 公益 不能 利益 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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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人缺編制 甘肅如何建立直抵最終端的食藥監管體系

中國的食藥監管體系18年內啟動了4場改革。全國各地的改革嘗試又形成了以天津為代表的整體合一模式、以浙江為代表的基層整合模式、以深圳為代表的統分結合模式,而甘肅則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2013年開始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解決長期以來食品藥品監管多頭管理、鄉鎮(街道)等基層‘短腿’、縣域技術監督‘空白’等體制瓶頸,堅持建立權威、統一、專業的單一食藥監管模式。”甘肅省食藥監局宣傳處處長李開銀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直抵最終端的監管

2013年4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啟動新一輪食藥監管體制改革。

“甘肅省沒有機械地落實國務院的改革部署,而是借改革的機遇,徹底解決長期以來困繞食藥安全監管的體制瓶頸,創造性地完成改革任務,一舉建成覆蓋全省、統一權威的‘四位一體’監管體系,為解決食藥安全問題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李開銀表示。

但是為了建立“四位一體”的監管體系,遠沒有李開銀想象的那麽簡單。一個原本沒有太多歷史積累的部門,缺人、缺編制、缺地盤。但是多番改革之後,手頭的任務卻加重極多。

“2013年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各級政府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根據國務院《意見》要求,工商、質監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管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鄉鎮或區域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然而政策實際推行困難重重。加之財力和編制硬約束,許多地方也無力新設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對本報表示。

“與此同時,中央要求各地在機構中將市縣政府機構數量控制在18~22個,強調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但現實中地方政府機構數量普遍超編,隨著工商、質監部門屬地分級管理,機構數量超標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是食品安全問責壓力,另一方面是機構改革的政績動力,於是整合職能相近的市場監管部門成為地方政府在政策過程中的理性選擇。”

同時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機構改革前後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從700萬增加到1100萬,但食藥監管人員編制僅從10.3萬增加到約16萬,兩者比例明顯失衡。

面對這樣的現狀,甘肅省食藥監改革者只能堅持自己的定位前行,用一份最美、最專業的“商業計劃書”,去爭取黨委政府給予支持。

在李開銀看來,此前三輪改革僅僅是解決了專業化的監管體系從“無”到“有”的問題,但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只設置到縣一級,每個縣約十余名監管人員,鄉鎮(街道)基層沒有配備監管人員,大量監管人力和設備集中在省、市層面,監管資源配置呈“倒金字塔”格局。這種食品藥品安全城鄉二元監管體制,導致廣大農村地區成為監管“窪地”,甚至是“無人管”的監管空白盲區。

“但城鄉基層(包括城市街道、社區以及鄉鎮、村社)承載著全省60%以上人口,是食品的主要生產、流通和消費場所,是風險聚集和多發領域。誰來保證農民飲食用藥安全?填平農村監管‘窪地’,實現城鄉一體化監管和監管服務均等化,成為甘肅各級改革探索的主攻方向和行動自覺。”李開銀表示。

甘肅省編辦分別在食藥監、工商、質監三個部門召開兩場座談會,聽取省、市、縣及工商所人員意見,並派多個聯合調研組分赴基層開展“解剖麻雀式”的調研,準確把握到了食藥監特征和面臨的食藥安全實際,擬定了一份直擊痛處的商業書。

雖然一位見證甘肅省食藥監改革之初的專家對本報表示,“改革之初,這條說服之路不好走,局里的領導,帶著人反複向相關部門陳述改革的必要性和應解決的問題,改革每個點是因為什麽,大家最終達成了共識,各部門形成了推動改革的積極合力。”建立一個抵達最終端的專業監管體系成為了改革的追求。

“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所。初期,省編辦的意見是參照工商所設置模式按區域設所,也就是幾個鄉鎮設立食藥監管所,但是工商所的職能是為市場經濟服務,是按經濟屬性來決定機構設置。而食藥監管所的職能是為轄區居民提供食藥安全保障,要保證監管服務的均等性,要做好食藥安全工作,必須要落實鄉鎮(街道)政府的屬地責任。如果按區域設所,很難落實鄉鎮(街道)政府屬地責任。最終,省編辦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同意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藥監管所。”李開銀。

因地制宜靈活編制

其實人和編制是最為頭疼的事情。因為要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監管所,全省1434個鄉鎮(街道),成立一個機構最少應配備3人,由此計算至少需要增加4300個人員編制。

“在全省人員編制總盤子不能突破,新增人員編制從哪里來,國務院改革18號文件只給出了劃轉的方案,而全省從市縣工商系統連人帶編只能劃轉1600名,人員編制缺口很大?我們建議放權給縣級政府去調劑,由縣域去盤活存量。寧縣經驗、慶陽模式已經給出了很好答案-‘調劑’,一舉破解了人員編制來源渠道問題,為改革掃清了障礙。”李開銀在解釋這份改革“商業計劃書”時表示。

《甘肅省人民政府關於改革完善市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實施意見》要求,“縣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在鄉鎮街道設置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為其派出機構,科級建制,實行雙重管理,以縣市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管理為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一類鄉鎮不少於5名,二類鄉鎮不少於4名,三類鄉鎮不少於3名,所需編制從基層工商所、鄉鎮衛生院、鄉鎮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等現有編制中劃轉、調劑解決。街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參照二類鄉鎮配備。”

在解決了人員編制之後,甘肅省食藥監局的另外一個拳頭就是如何專業執法,專業執法離不開的執法依據——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

“堅持做縣級設置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的想法,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認為是正確的。沒有一個權威獨立的檢測機構,你就無法擺脫為市場左右的執法。”上述專家表示。

但是根據中央18號文件和甘肅省編辦的初期意見是,按區域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也就是幾個縣區設置一個檢驗檢測機構。“一個鄉鎮到縣城的距離都100多公里,如果發現問題食品,再把它拉到縣城,如果溫度過高,樣品也會變樣,更何況縣與縣之間。”見證甘肅食藥監管改革的專家表示。

“我們反複建議在每一個縣區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如果按區域設置檢驗機構,會因為食藥監的屬地化管理,很難以得到地方積極配合,實際達不到建設效果。而食品安全技術監督的屬性,決定了必須要有大量的現場檢、快速檢、經常檢,在一個縣域內,把好轄區食品安全關,必須要有一個檢驗檢測機構,如同,每個縣區都有縣醫院一樣,是保證居民健康的標配機構。”李開銀表示。

最終,甘肅省食藥監還是拿下來這塊的支持力度,省編辦在調研基礎上,同意了在每個縣區設立食藥檢驗檢測機構,組建市縣食品藥品稽查局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中心。

甘肅省食藥監用這樣一份美麗充實的商業計劃書獲得了青睞,從人員編制、到財政,從車輛到辦公場所,食藥監體系構建的所需都納入了這個盤子。2013年11月,全省完成了從省到鄉都配置了機構,人員更是伸入村委會,村組。從在機構設置、力量配備、資源配置和經費保障等方面切實予以傾斜,向基層一線下沈,構建了城鄉一體化、無盲區、全覆蓋的行政管理、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工作體系,實現了對食品生產、流通及消費環節和藥品安全的集中統一管理。

改革仍在進行

改革一時間解決1500新增多個機構的辦公場所、辦公設施設備、執法裝備配備以及人員到位、人員上崗培訓等問題。在全省大力推進鄉鎮(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規範化建設工作,推動地方各級政府解決基層監管機構辦公用房、人員調配等,省局籌集大量財政資金,為基層監管機構配備計算機、快檢箱、執法記錄儀、執法服等辦公執法裝備,保證基層監管人員安“居”樂業。同時省、市、縣三級全方位開展業務培訓,推動新進人員從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由“外行”向“內行”轉變,全面推進監管信息化工作,建成覆蓋省、市、縣及鄉鎮四級的食藥監管專網,行政審批、稽查執法、抽檢等核心業務系統陸續投入應用,監管信息化能力穩步提升,建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一系列監管制度,構建了行政管理 、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體系。

但是,甘肅省食藥監體系的改革並沒有因此止步,而是從更專業的角度去發現存在的問題,期許能夠讓監管更完美。

“部分新成立的基層監管機構,監管執法和檢驗檢測業務用房緊缺,需要地方政府統籌解決。特別是沒有執法車輛編制,無法為基層監管所配備執法車輛,嚴重影響監管效能和監管人員積極性。”這是李開銀所擔憂的。

讓甘肅食藥監系統擔憂的是人才梯隊,專業化監管人員嚴重短缺的問題。“由於各地特別是縣域有食品藥品專業教育背景的人員本身就少,新組建的監管機構很難充實有專業背景的人員,大量新進人員是非專業背景人員,一方面,從國家層面要把監管隊伍能力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組織開展大面積集中輪訓,要把‘外行’變為‘內行’,這樣是比較現實的。另外,國家應明確職業化監管隊伍建設意見,規定專業人員比例並納入對地方政府考核,以保證地方監管隊伍的專業化,防止亂進人。”李開銀表示。

此外,他認為當前甘肅省縣區食藥檢驗人員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食藥專業技術人員奇缺,制約了縣區食藥檢驗檢測機構計量認證和法定檢驗資質的取得。他建議,國家要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把基層檢驗檢測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納入中長期規劃,認真加以解決,通過三、五年教育培養,初步建成一支專業化的基層食藥檢驗隊伍,為食藥系統實施專業監管提供支撐。基層食藥檢驗檢測能力建設,要充分認識其複雜性和現實困難,各級要保持長期的工作定力,不能急於求成,通過長期紮實工作,逐步形成縣區技術監督能力。

缺人 缺編 甘肅 如何 建立 直抵 最終 端的 食藥 監管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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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爆發嚴重旱災 民政部啟動國家Ⅳ級應急響應

國家減災委、民政部針對甘肅省近期嚴重旱災給受災群眾造成的生活困難,啟動國家Ⅳ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趕赴災區,查看災情,協助和指導做好受災群眾生活救助工作。

據甘肅省民政廳報告,今春以來,甘肅省部分地區持續高溫少雨,定西、天水北部、白銀等地降水量偏少8成以上,造成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土壤失墑嚴重,玉米、馬鈴薯等農作物減產絕收,人畜飲水出現較大困難。截至9月6日統計,旱災已造成定西、隴南、天水、平涼、白銀等10個市(州)54個縣(區)622.2萬人受災,120.1萬人需生活救助,農作物受災面積977.2千公頃,飲水困難大牲畜4.5萬頭(只),直接經濟損失36.2億元。

嚴重旱情發生後,甘肅省減災委、民政廳啟動Ⅲ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多個工作組深入白銀、平涼等地核查災情,下撥2800萬元旱災救助資金。定西、平涼、天水、甘南等重災市州投入旱災救助資金2140萬元,通過拉水送水、修建臨時供水設施等方式,幫助解決群眾臨時用水困難,同時積極組織開展生產自救,采取澆灌保苗、人工增雨等措施,努力減輕災害損失。據預測,9月份甘肅省仍將氣溫偏高、降水偏少,旱情還將持續發展。

甘肅 爆發 嚴重 旱災 民政部 民政 啟動 國家 應急 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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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11·23尾礦泄漏事故”直接經濟損失超六千萬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境保護部獲悉,甘肅隴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 11.23 ”尾礦庫泄漏次生重大突發環境事件調查結果日前公布。事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120.79萬元、346公里河道銻濃度超標,10.8萬人供水受到影響,約257畝農田被汙染,0-40cm農田土壤超標率為20%。

2015年11月23日晚,甘肅省隴南市西和縣甘肅隴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選礦廠尾礦庫溢流井水面下約6米處的拱圈蓋板破裂,導致溢流井周圍尾礦漿流入太石河,對太石河及下遊西漢水造成水體汙染,並對西漢水水系的自然生態環境、周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害。

環保部介紹,經調查組認定,此次事件是一起因企業尾礦庫泄漏責任事故次生的重大突發環境事件,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隴星銻業尾礦庫排水井拱板破損脫落,導致尾礦及尾礦水泄漏進入太石河,造成太石河、西漢水、嘉陵江約346公里河段銻濃度超標。

據中國礦業大學化學與環境工程學院教授何緒文介紹,泄漏事故發生後,環保部調查組組織10余名國內知名專家勘察了尾礦庫現場,審查了甘肅省安全監督管理局的調查過程,排除了人為破壞因素和自然災害導致泄漏事故的可能性,認定尾礦庫泄漏原因是隴星銻業尾礦庫2#排水井井座上第1層井圈、水面下約6米處、東北偏北方向的井架兩根立柱間8塊拱板破損脫落,形成了高約2.2米、寬約2.4米、面積約5.28平方米的缺口,造成排水井周邊、缺口以上約2.5萬立方米尾礦及尾礦水從缺口處泄漏。

調查組分析認為,排水井拱板破損脫落形成缺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排水井拱板沒有按照設計要求進行安裝施工,沒有形成環形受壓狀態,在尾礦壓力作用下拱板發生強度破壞,斷裂脫落。設計文件要求安裝時井架和拱板之間的空隙用50#水泥砂漿澆築形成井壁,但現場檢查發現拱板和立柱之間采用鐵絲連接,較大的縫隙用石塊局部填塞,空隙沒有用水泥坐漿。

還有一個原因是排水井拱板質量遠遠沒有達到設計要求。設計要求排水井拱板內配6根Φ16的縱筋、Φ8的箍筋。但實地檢測發現,事故時安裝的拱板只配了4根Φ8的縱筋、Φ6的箍筋,而且部分鋼筋外漏、腐蝕嚴重,鋼筋的數量、直徑以及混凝土的強度都不滿足設計要求。

對於在此次事件中,如何確定了銻是特征汙染物的問題時,何緒文說,尾礦庫廢水中含有的重金屬汙染物種類與尾礦成分有關。事件發生以後,現場工作組結合企業礦石成分等相關情況,對尾礦庫內存留的尾礦進行了檢測,檢測結果表明尾礦中含有銻、銅、鉛、鋅、鎘、砷、汞等重金屬。

2015年11月24日,對甘肅省相關流域重金屬指標監測結果顯示,部分斷面鉛、砷、銻出現超標,11月25日以後,除銻以外的其他6項重金屬濃度都連續達標。11月29日-12月1日,還對甘肅省3個斷面補充監測了鈹、硼、鎳、鉬、鈷、礬、鋇、鉈等8種重金屬,結果表明這8種重金屬都達標。

何緒文說,陜西省、四川省在事件發生後也對銻、銅、鉛、鋅、鎘等重金屬進行了監測,結果表明只有銻出現超標。結合三省數據監測情況,把銻作為了此次事件的特征汙染物。

據調查組介紹,事件應急處置結束後,甘肅省隴南市、陜西省漢中市和四川省廣元市委托了技術評估單位,按照環保部印發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等相關文件開展了環境損害評估工作。該項工作分為應急處置階段和中長期環境影響評估兩個階段。

通過應急處置階段的損害評估核算,此次事件有2.5萬立方米的尾礦及尾礦水泄漏,直接經濟損失為6120.79萬元,造成了甘肅省西和縣至四川省廣元市境內346公里河道銻濃度超標。本次事件共造成了甘肅、陜西、四川三省10.8萬人供水受到影響,造成甘肅部分區域鄉鎮地下水井銻濃度超標。甘肅省西和縣太石河沿岸約257畝農田因被汙染水直接淹沒受到一定程度汙染,0-40cm農田土壤超標率為20%。

何緒文對記者表示,“要想避免這類事件的發生,關鍵在於督促企業嚴格落實安全、環保的主體責任。”他說,企業應該依法做好尾礦庫風險評估、隱患排查治理、應急預案編制備案等相關工作,並定期組織應急培訓和演練,掌握尾礦庫特征汙染物以及應急處置措施,提高風險防範和事件先期處置的能力。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落實程度都關系到風險能不能被有效控制、隱患能不能被及時發現並消除、出了事情有沒有能力應對好。

何緒文說,對於政府及相關部門來說,應該嚴控尾礦庫企業的準入,科學評估並從嚴控制尾礦庫與人口密集區、飲用水源地等敏感目標的距離,從源頭避免“頭頂庫”(是指下遊很近距離內有居民或重要設施,且壩體高、勢能大的尾礦庫)和“三邊庫”(是指臨近江邊、河邊、湖庫邊或位於居民飲用水源地上遊的尾礦庫),降低尾礦庫事故造成環境汙染的風險。同時提升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日常監管水平和事故應對能力。當發生尾礦庫潰壩、泄漏等事故後,企業應該第一時間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封堵。

甘肅 11 23 尾礦 事故 直接 經濟 損失 超六 六千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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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軍任甘肅酒泉市委書記 馬光明被免

19日從酒泉市人民政府網獲悉,今天上午,甘肅省酒泉市領導幹部會議召開,會議宣布了省委關於中共酒泉市委主要領導職務及領導班子任免文件。

會上,省委組織部幹部四處處長張鐵強宣布了省委任免決定。省委決定,康軍同誌任中共酒泉市委委員、常委、書記;免去馬光明同誌中共酒泉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何謀保同誌任中共酒泉市委委員、常委;提名何效祖同誌為酒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候選人。

康軍簡歷:

1984年07月,交通部二局四處施工技術員;

1985年07月,任甘肅省公路局二隊技術負責人、副隊長;

1992年12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副科長、科長;

1997年06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總工程師;

1998年07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總工程師、代處長;

1999年04月,任甘肅省交通廳工程處處長、總工程師(其間:1996年06月至2000年06月,長安大學橋梁與隧道工程專業學習);

2002年02月,任甘肅省公路局局長;

2002年07月,任甘肅省交通廳黨組成員、副廳長;

2008年05月,任甘肅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兼省政府重大項目建設管理辦公室主任、省鐵路民航建設辦公室主任、省開發區建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10年03月,任甘肅省酒泉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

2013年04月,任甘肅省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廳長,甘肅省公路航空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

2015年08月,任甘肅省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廳長;

2016年10月,任甘肅省酒泉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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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副省長劉昌林調任甘肅省紀委書記(圖/簡歷)

據甘肅廉政網消息,江西副省長劉昌林調任甘肅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

甘肅廉政網截圖

據報道,甘肅省紀檢監察系統1日召開學習宣傳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大會,甘肅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劉昌林主持會議並講話。

劉昌林簡歷

劉昌林,男,漢族,1962年7月生,重慶市人,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1981.09—1985.07,湖北財經學院(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業經濟專業學習;

1985.07—1988.09,財政部工業交通財務司辦事員、科員;

1988.09—1990.09,財政部辦公廳科員、副主任科員;

1990.09—1992.09,國務院辦公廳秘書;

1992.09—2001.07,財政部辦公廳部長辦公室秘書;

2001.07—2003.08,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秘書處副秘書長(副司級);

2003.08—2004.12,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股權資產部副主任;

2004.12—2007.06,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股權資產部主任;

2007.06—2008.11,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投資部主任;

2008.11—2010.10,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2010.10—2011.02,江西省景德鎮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2011.02—2013.08,江西省景德鎮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3.08—2015.07,景德鎮市委書記,中共江西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

2015.07,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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