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敗給石油巨頭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09-16/100306058.html
油品質量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中石化、中石油等油企手中，環保部有責無權
- 在推進機動車排放標準的過程中，汽車行業的技術革新問題不大，倒是油品質量拖了後腿。任東 /中新社
岳欣開車有個習慣，不願跟在高污染排放的「黃標車」後面，因為「味兒大，還冒著黑煙」。
這位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移動源污染控制研究室的研究人員，自1999年起就從事與機動車減排相關的工作。他漸漸意識到，在推進機動車排放標準的過程中，汽車行業的技術革新問題不大，倒是油品質量拖了後腿。
後來，岳欣加入了負責制定車用燃油標準的全國石油產品和潤滑劑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下面的石油燃料和潤滑劑分技術委員會。他驚訝地發現，在這個掌握 標準話語權的37人委員會中，石油企業的人士佔到七成以上，而來自汽車行業的只有三人，像他這樣來自環保系統的只有兩人，而委員會的秘書處也設在中石化。
「這種壟斷局面若不打破，滿足排放要求的車用燃油標準制定和實施仍將步履維艱。」9月5日，在「國四標準順利推進對策」論壇上，岳欣的建議包括拆分石油企業，引入市場機制充分競爭。
但他的觀點很難被油企接受。一位來自中石化的代表在隨後的發言中稱：「岳欣說要多成立石油公司，我覺得可以成立中國地溝油公司。」
在岳欣的印象中，自1998年國務院叫停車用含鉛汽油以來，這樣的交鋒和分歧已經持續了十多年。其間，環保部門由「總局」升格到「部」，卻仍然 沒有明確獲得決定油品質量標準中環保參數的權力，更無法左右標準實施時間和細則。時至今日，環保和健康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這個以環境保護為主要職責的政府 部門，面對巨型國企時依舊力不從心。
誰主導的汽油無鉛化
在9月5日舉行的前述論壇上，岳欣指出，由於2011年7月1日國內石油公司並未如期供應國三柴油，也未說明何時可以供應，這可能導致中國進一步推遲實施國四柴油標準。
中國石化科技開發部技術監督處副處長付偉則列舉了石油企業的諸多困難，包括原油質量差、技術升級改造沒有完成、煉化成本上升價格受限等。
「這類說法十多年前就開始講了。」岳欣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1998年，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力推汽油無鉛化。因為有證據表明，鉛污染會傷害人的神經系統，尤其對兒童智力有影響。早在上世紀70年代，歐美國家已開始推行汽油無鉛化。
石油企業當時態度並不十分積極，推搪的理由也包括準備時間不足、工藝體系還不成熟等。在汽油中添加鉛，主要是為了改變汽油的辛烷值（反映燃料抗爆性能和影響發動機功率的重要指標），工藝相對簡單，成本也較低。
最終主導汽油無鉛化的並非環保部門，而是更高級別的行政力量。1998年，國務院發出129號令，限期停止生產銷售使用車用含鉛汽油。截至2000年7月1日，中國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完成汽油無鉛化。
由於當時全國94％的汽油由中石化、中石油生產，兩家石油巨頭在禁鉛工作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國家環保總局2001年在一份報告中稱，中石化於1999年7月1日起全部生產無鉛汽油，2000年1月1日起所屬加油站停止出售含鉛汽油，提前六個月達到國務院的要求。
「這說明在國務院的行政主導之下，石油企業還是很有效率的。」岳欣笑言。
經國家環保總局測算，淘汰含鉛汽油後，全國每年減少向環境排放鉛1500噸，同時也為採取電子噴射加裝催化淨化裝置創造出條件。根據當時廣州市環保局對道路兩旁的空氣質量監測，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鉛分別下降約8％、12％和61％。
汽油無鉛化，帶來了巨大的公共健康效應。2007年，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沈曉明、顏崇淮教授研究組公佈了一項持續追蹤十年的研究。 上海在1997年率先推行無鉛汽油，該市1歲-6歲兒童平均血鉛值從當年的83微克/升下降至1998年的80微克/升和1999年的76微克/升。十年 以後，該市1歲-6歲兒童中血鉛含量超過100微克/升的比例，更是從當年的37.8％下降至3.9％。
汽油無鉛化，使得1999年成為中國完善油品質量標準的重要年份。當時國家環保總局出台《車用汽油有害物質控制標準》，這是中國第一部以環保要 素為主的油品質量標準。由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制定的油品國標也於1999年出台，其中設定不同的實施階段，國一、國二等油品標準即由此而來。除了禁鉛，國標 還對硫、苯等有害物質的標準做了規定。
聯合國環境署技工與經濟部交通處Vered Ehsani女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硫是在鉛之後最值得關注的油品質量指標，因為它可能引起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尤其是它衍生的顆粒污染物會對呼吸 道帶來非常嚴重的影響。聯合國環境署一項在撒哈拉以南地區的研究顯示，對煉油設備每投資30億美元改善油品質量，可以帶來250億美元的健康效益。「對於 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這都是一項很好的投資。」她說。
在健康之外，岳欣指出，如果國四標準的車使用國三標準的油，其中超標的硫會影響機動車後處理裝置，削弱減排效果。如果清淨性達不到要求，也會影響車的使用和排放。
他說，在硫、芳烴、苯等有害物質的含量設定上，油品國標基本參照歐盟的標準。但在實施的過程中，石油企業卻並不像當初推動汽油無鉛化那樣雷厲風行。
環保部有責無權
根據歐美等國的經驗，只有同步實施油品和車輛標準，並且輔以有效的實施和執法措施，才能令汽車實現最佳的排放性能。
但近幾年來，中國的油品質量供給屢屢滯後。岳欣指出，國三輕型汽油車排放標準實施是在2008年7月1日，而國三汽油標準2010年1月1日才 真正供給，延遲了一年半（其中九個省又延遲了半年）。國三重型柴油車排放標準於2008年1月1日實施，但直到2011年7月1日的規定日期之後，國三柴 油還沒供上。
「問題出在過渡期上。」岳欣認為。油品標準發佈和實施之間所謂「過渡期」的提法，既沒有依據，也沒有具體實施方案，本質上就是為石油企業製造了空白期或者拖延期。
作為石油燃料和潤滑劑分技術委員會的委員，岳欣發現，環保和車企代表明顯人微言輕。有時候他發言，與會的石化企業代表並不反對，卻很少在文本中真正得到體現。
原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主任紀正昆則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具體到標準委員會委員席位的差別，在決策過程都有相關規定法規和辦法，應該說在委員會中，「各個方面的代表都有了」。
一些汽車行業的人士，也對油品標準滯後頗為不滿。他們找到環保部門抱怨，汽車企業已經升級完成國四甚至國五標準，油品卻達不到要求。
2010年12月，環保部給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回函稱，由於國四車用燃油標準尚未出台，無法確保在全國範圍內供應相應車用燃油，機動車國四標準實施日期暫定推遲一至兩年。
來自石油企業的代表同樣不認可當下的協作方式。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一位研究員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認為，中國缺乏一個將石化和汽車行業代表放在一起協商的機制。在發達國家，石化和汽車行業會坐下來商量著改進各自的排放技術，最終達到環保部門的減排要求。
上述研究員在考察法國標緻汽車廠時，曾經向法方詢問：「我們國內油品中烯烴含量比較高，硫含量比較高，要達到你們歐三排放標準，行不行？」對方回答說：「那我的發動機需要重新設計。」
這位研究員抱怨說，國外煉油、汽車廠、環保、尾氣轉化器四個環節同時做工作，彼此都做一些改進。他認為，中國的環保部門相對更重視汽車行業的聲音。
一位環保人士則認為，國家標準被石油企業壟斷，實際上也是標準化管理部門的責任。
此外，對於石油企業的多頭管理也是執行環保標準不利的原因之一。比如質檢總局管油品質量檢測，質檢總局旗下的標準委管標準，工商局管商品油，發改委控制價格。環保部主管環保和減排，但在這個關乎全民利益或是國際承諾的問題上，卻是有責無權。
寄望制度建設
相比較而言，國外的環保部門具備制訂油品環境標準等諸多權力，頗為強勢。據介紹，日本的大氣法就規定，環保標準優先於產品標準，環境大臣確定有 害物質指標，經濟產業大臣只能在此基礎上提升工業質量標準。而在美國，環保署有權規定油品質量，達不到標準的油企不予登記，即不能在市場上銷售。
「按說，環保部作為政府部門，有權要求企業如期實現環保標準和油料供給。」岳欣說。但是眾所周知，國內的石油企業比較特殊，其級別和地位不亞於環保部。石油企業的一把手經常獲任省部大員。
岳欣建議，目前環保部門首先要做的，是完善相關的法律和管理體系。比如在《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的草案中，把油品有害物質和環保指標納入環境管理。
據環保部機動車排污監控中心主任湯大鋼透露，該法案第四章有可能被改成防治交通污染，內容將比過去更加全面。
2011年2月，環保部時隔12年後，發佈了兩個國家環境保護標準《車用汽油有害物質控制標準》（第四、五階段）和《車用柴油有害物質控制標準 （第四、五階段）》，在編號上延續了1999年出台的《車用汽油有害物質控制標準》所使用的GWKB1，充分體現了油品質量中的環保需求。
岳欣認為，未來這兩個車用燃油的環保國家標準，可以完全納入全國石油產品和潤滑劑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負責制定的油品國家標準，或者成為與之並行的 標準。此外，還應針對油品標準中的過渡期開展調研並制定具體可行的過渡實施方案，在這方面，國務院的支持必不可少。同時，在標準委中也應增加汽車、環保等 領域的席次，或是給予環保一票否決權等。
另一個讓岳欣等環保方面人士寄望的，是減排指標的壓力。在「十二五」減排的約束性指標中明確，重點地區的氮氧化物要比2010年要減少10％。 以國四油取代國三油為例，實施國四排放標準則機動車氮氧化物將減排30％左右。而在氮氧化物污染中，機動車造成污染量約佔三分之一。
「通過試驗研究可以算出，因為油沒及時供上，將導致少減排多少萬噸氮氧化物。」岳欣盤算著，這或許是現階段惟一能讓各方感受到些許壓力的事了。
神華喊冤內含玄機，停產只是一個傳說 央企「鬥法」環保部
http://www.infzm.com/content/87907
中國最大的煤炭集團為何會高調反擊環保部的處罰決定？尚方寶劍在握的部委為何高調公佈決定，卻低調處理違規企業？一起司空見慣的環保違規案，其後又有何隱情？
央企第一罰
「違規項目停產、罰款十萬」，中國最大的煤炭企業神華集團領到了2013年環保部開具的第一張央企罰單。
2013年1月22日，環保部在其官方網站首頁公佈對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包頭煤化工分公司（以下簡稱包頭分公司）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書稱，2005年3月，該公司煤制烯烴項目通過環評批覆，已於2010年6月投入試生產，但配套建設的環保設施至今未通過驗收。
環保部認為，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六條和《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包頭煤化工分公司違反了「三同時」——「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獲知，事情源於地方政府配套的排污管線滯後，在2011年6月以前，近一年時間內，為不耽誤煤制烯烴項目投料試車的進度，包頭分公司將污水直接排入黃河中。
據悉，煤制烯烴項目配套的主供水管線、廢水外排管線及雨水外排管線由包頭市九原區負責建設，根據2005年8月17日包頭市政府與神華集團公司簽訂的框架協議以及後期包頭市政府的安排，最晚應於2010年4月30日前全部完工並投入使用。
除開出罰單，此次環保部還要求，2013年2月8日前，包頭煤化工分公司須將改正違法行為和履行處罰決定的情況書面報告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和內蒙古自治區環保廳。
「正在風口浪尖，不接受任何採訪。」儘管事發一週，1月31日，包頭分公司黨群工作部副主任李強仍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公開資料顯示，包頭分公司煤制烯烴項目是世界首套、全球最大煤基甲醇制烯烴工業化示範工程，也是十一五期間國家核准的唯一一個煤制烯烴項目。
上述項目於2006年12月獲得國家發改委核准，2010年5月全面建成，8月打通全流程，投料試車一次成功，生產出合格聚烯烴產品。2011年1月正式開始商業化運營。
相較其他項目，煤制烯烴項目被神華集團寄予厚望。包頭分公司內部人士透露，神華集團總經理張玉卓在2012年便數度造訪該公司。
金融危機後，神華即提出「科學發展、再造神華，五年實現經濟總量翻番」的發展戰略，在傳統的煤炭產銷之外，煤化工為另一新路。目前，神華已在內蒙古、寧夏、陝西、新疆等地籌建一大批煤直接液化、煤間接液化、煤制烯烴、煤制天然氣項目。
此次環保部的叫停令直指包頭分公司，對神華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棒。
神華喊「冤」，冤從何來？
蹊蹺的是，這樣一起司空見慣的環保違規案，其後的演化卻出乎所有人意料。
就在環保部叫停令公佈1天後，2013年1月23日，神華集團和中國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分別在其官網發佈兩則內容雷同的澄清聲明：包頭分公司試生產至今，環保設施全部投入運行，污水排放達到「污水綜合排放標準」一級標準。
神華集團稱，2011年3月29日，包頭分公司提出環保驗收監測申請，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受理了該申請，於2012年3月出具了《神華煤制烯烴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報告》，報告顯示監測合格。當年6月1日，包頭分公司向環保部遞交了《項目驗收申請報告》和《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報告》，環保部正式受理了該項目驗收申請。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2012年6月29日，環保部曾發佈《關於2012年6月份受理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和調查結果公示的通告》，通告表明，經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內蒙古自治區環境監測中心站監測驗收，內蒙古神華包頭煤制烯烴項目的廢氣、廢水、噪聲、污染總量控制均已達標。
此後，2012年8月16日至9月6日，環保部委託衛星環境應用中心和包頭環境監測監察支隊對該項目進行無人機環境遙感監測，監測結果合格，已經具備驗收條件。
對於當時驗收情況，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拒絕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武漢市環保局法規處處長劉文潔分析認為，此案中環保部受理公司驗收申請，並將「現場監測結果」予以公示，但未曾以正式文件批覆通過驗收。「只要環保部未作出通過驗收的行政許可，項目就不能正式投產。」
不過，神華的公開「叫板」還是奏效。此前，「叫停令」一直被環保部置於官方網站首頁。就在神華高調「反擊」的第二天，這份索引號為000014672/2013-00027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藏」了起來，隱匿於政府信息公開欄目下，公眾需要輸入譬如「煤制烯烴」等關鍵詞才能一覽全文，官網首頁的鏈接已不見蹤跡。
一名接近環保部的人士透露，類似在環保部官網首頁刪除行政處罰書鏈接並不鮮見。可以佐證的是，央企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多在信息公開欄內，首頁罕有出現。
上週，包頭分公司總經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被處罰主要是和環保部的檢查程序在時間上沒有接洽到位。他同時強調，包頭分公司所有的配套環保設施均符合標準。
煤化工禍「水」
既然神華堅稱一切合規，為何會接到處罰令？南方週末記者獲悉，玄機在於，儘管包頭分公司配套設施符合標準，但地方政府承建的污水外排管線卻並未同步竣工。
這一切與「污水」有關。
與包頭分公司同處包頭九原區哈林格爾鎮的西海漁場緊鄰黃河，2011年4月份，暴漲的黃河水漫過河堤進入漁場，成千上萬條肥碩的黃河鯉魚暴死，漁場主人劉成義決定尋找真兇。
沿黃河上行，劉成義找到了包頭分公司。包頭市環境保護局環境監察支隊信訪辦告知包頭分公司，外排廢水可能有超標現象，排入上述漁場的廢水有三股，其中包頭分公司排水量較大。
包頭分公司排污真相，露出冰山一角。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得知，包頭煤化工分公司自2010年打通全流程試產以來，由包頭九原區政府承建的生產廢水排放管線工程進展滯後，由此導致包頭分公司外排生產廢水一直未能按照國家環境保護部的批覆要求，排往包頭市南郊污水處理廠，而是通過外排雨水管線經虎賁亥洩洪溝進入黃河。直到2011年6月30日，該管線才具備使用條件，但也只能排到昆都侖河。
包頭分公司聲稱，外排含鹽廢水在黃河稀釋作用下，環境影響在可控制的環保容量之內，與死魚沒有關聯。但其仍與哈林格爾鎮政府達成意向，向劉成義賠付部分資金，同時哈林格爾鎮新打三口地下深井，採用地下水解決魚塘的用水問題。
為不影響煤制烯烴項目投料試車進度，2011年4月11日事發之後，包頭分公司曾與九原區政府和包頭市多部門協商，採取臨時排放方案，即先修通排昆都侖河的11公里管線。
正是外排管線建設，導致包頭分公司違反了環保部的「三同時」制度。
上週，包頭分公司的一位高層在接受《中國經營報》採訪時透露，「當生產線負荷處於80%時，排放出來的污水經過處理後，是可以完全達標的。但負荷一旦提高到90%甚至更高，污水處理設施就滿足不了生產要求。」
據悉，包頭分公司的污水處理設施包括生化處理站、脫硫廢水處理站、回用水超率反滲透處理，博天環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天環境）為總承包商。就在神華發佈澄清聲明3天後，博天環境亦在其官網聲明，本次包頭分公司煤制烯烴受罰，與博天公司總承包建設的污水處理工程無任何關聯性。
2月5日，南方週末記者致電包頭九原區委宣傳部長張春霞，她表示對剩餘的外排管線建設進度並不知情，而主管領導均在基層調研，春節之後才能答覆。
而包頭分公司上述高管則信心滿滿，他表示，在向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提交驗收申請後，有信心通過。
曖昧的結局
南方週末記者獲知，目前，包頭分公司已提請行政復議。根據《環境行政復議辦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環境行政復議機關應當自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之日起60日內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與神華喊「冤」相伴的是，環保部的叫停令並未真正施行。
2013年1月30日，包頭市郊外的九原區哈林格爾鎮土黑麻淖村外，巨大的鋼架、聳立的煙囪，在落日的餘暉裡，彷彿一片工業裝置藝術區。不過，進出的車輛和從廠房上空的白煙，提醒人們這裡是一條晝夜不息的生產線。
本文截稿時，距離環保部叫停該項目已經半月有餘，而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尚未有環保部官員督查落實《行政處罰決定書》停工的決定。包頭分公司一位環保工程師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承認，確實沒有停工。
而包頭分公司總經理武興彬則對外界透露，包頭分公司並無對抗環保部的意思。如果停產，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安全風險。他還解釋，包頭市哈林格爾鎮在夜間最低氣溫在零下十多度，晝夜溫差大。如停產將可能發生管道爆裂、有害氣體洩漏等嚴重事故。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量，化工裝置停工難、開工更難。神華的煤制烯烴裝置一停工，所帶來的損失巨大。據估算，該裝置停工一天的損失估計超過410萬元，一個月的損失則為1.23億元，佔到了該項目一年淨利潤的1/10以上。
2012年，該煤制烯烴項目計劃全年生產聚烯烴產品52萬噸，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7億元以上，利潤總額10.8億元。
在強大的質疑聲中，這場環保鬥法開始變得「曖昧」許多。2013年2月2日，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官網上撤下了那條火藥味十足的聲明，環保部則默認了自己的軟執法。
一位不願具名的環保專家表示，企業環保違法成本低，環保部門居然只能最多處以區區10萬元罰款，而所謂「責令停產」根本就是一個傳說，根本難有執行力。他認為，如果沒有將違規企業關進「籠子」裡的更有效機制，指望「依法行政」來解決環境問題，只能是烏托邦夢想。
“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不能再多考慮其他”環保部來了“陳校長”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526
2012年陳吉寧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時備受矚目，如今他或成為環保部新掌門人，亦備受關註。 （CFP/圖）
“務實、紮實。”這是中國首任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對這位新晉黨組書記的評價，“不講大話、空話，有科學家的基本態度。”
“專業性”、“系統性”正是諸多學者給出的陳吉寧關鍵詞。“環境問題是系統問題，環保部長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做救火隊長了。”
“以後清華做活動，不要把學生幹部老師同學分開坐，不要預留座位。”而在早前的一次答辯中，陳吉寧就曾婉拒入座預留席，站在角落一個多小時。
在風傳了一周之後，環保部即將迎來一張全新的面孔。
2015年1月28日下午3時，環保部召開重要會議，中組部宣布最新的人事調整：現年51歲的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接替已到退休年齡的周生賢，出任環保部黨組書記。同時，從會上傳出消息，陳吉寧亦可能是下一任環保部部長。這一任命還需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新部長已呼之欲出。與前任不同，這位以環境研究經驗著名的大學校長，此前一直在清華大學工作，從未有過在政府部門任職經歷。
由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環境學者，擔當環保部掌門人，這在中國環保部還是頭一遭。但多位環保學者表示並不意外。“你問所有認識他的學者，都是一樣的反應。”曾與陳吉寧合作過項目的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評價說。
除了為人做事的風格，他的專業背景，或許是此次他為諸多環保學界人士看好的原因之一。陳吉寧長期致力於環境系統分析方面的研究，“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已經到了從系統、全面角度做規劃的時候。”王洪臣說。
“務實、紮實。”這是中國首任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對這位新晉黨組書記的評價，“我從他當系主任開始就接觸了，覺得他不講大話、空話，有科學家的基本態度。”
曲格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一直很欣賞他。”
為什麽是陳吉寧
作為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環境保護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陳吉寧還曾參與過國家諸多應急環保事件的處理，業界對他並不陌生。
轟動一時的松花江水汙染事件、圓明園環保風暴、汶川地震救災……都曾出現過陳吉寧的身影。2006年1月，全國轟動的松花江水汙染危機時，作為國家環保總局的專家，陳出現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2008年汶川地震時，時任常務副校長陳吉寧帶隊組成的清華大學抗震救災專家組，作為第一個高校專家組飛抵災區。
在學界和業界看來，陳吉寧無疑是一位環境領域的權威專家。“他主要的方向都是環境系統分析、不確定性優化。”陽平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陽目前在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從事相關領域研究。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他的專業背景也正符合中央對環保部職能轉變的規劃。
2013年4月，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就曾向媒體介紹，政府部門正在進一步轉變職能。對環保部來說，一些具體項目的環評審批權要下放，環保部今後主要職能就是從區域和產業布局的層面劃定環保門檻——如此職能調整，陳吉寧無疑是適合的掌門人人選。
而當時吳曉青提及的“西部5省區重點行業發展戰略環評報告”，正是由陳吉寧領銜完成。該報告明晰的正是該地區未來產業環境政策。
戰略規劃正是陳吉寧的專業優勢。作為水領域的專家，他還曾先後主持過國家環保總局“遼河流域‘十五’環境規劃”和“全國面源汙染控制政策框架與行動方案”，並曾主持過國家科技部“滇池流域面源汙染控制技術研究”。
“環境問題是系統問題，以前很多時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果從系統角度統籌考慮，許多環境問題就能得到預防，這比‘先汙染後治理’更有效率，也更經濟。”陽平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環保部長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做救火隊長了。”
“專業性”“系統性”正是諸多受訪學者給出的陳吉寧關鍵詞。
“給我的感覺，通盤籌劃能力很強。”複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回憶說，兩人曾相會於環保界影響重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水專項”，從計劃的編制到驗收，“（陳吉寧）經常站在全國性、全局性的高度來看問題”。
在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看來，陳吉寧對產業發展亦有“統籌”觀點。“過去科研系統一直是自己做研究，產業界進不去。陳老師認為這樣不行，要打破壁壘。”文介紹，在做“水專項”時，陳吉寧一方面給環保部、科技部做工作，一方面鼓勵企業參與科研立項。
實際上，1989年陳吉寧在英國帝國理工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時，已是專註於系統研究。當時的校友、上海綠然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創始合夥人王勇回憶道：“回國後，（陳吉寧）參與了很多區域、戰略的環境評價，對於中國宏觀環境比較了解，不像一般學者鉆研於很細的技術。”
陳吉寧涉獵很廣，其合作發表的論文涵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涉及環境學科三大領域的諸多方面。例如環境科學中的流域面源汙染控制，環境工程中的城市排水管道系統規劃，還有屬於環境管理的環評中的公眾參與。甚至還有全球環境問題的熱點：氣候變化。
“他會從根本上分析存在的問題，有些高層缺乏深入分析具體問題的能力，陳老師會知道現在問題是什麽。”王洪臣說。
而這，無疑是外界對環保部新部長的期待，也是外界對中國環保難題進一步解扣的期待。
陳吉寧是母校蓋州市第一高中第一位考上清華的學子。在尚巖的高中畢業紀念冊上，優秀校友陳吉寧戴著墨鏡，白色襯衫，黑色領帶，雙手插兜，站在一個歐式的建築前。 （尚巖提供/圖）
“帥氣”優等生
“我們學校肯定要搭彩虹門了。”尚巖（化名）是蓋州第一高中的畢業生。2012年陳吉寧當上清華大學校長時，學校就搭建了彩虹門。
履歷顯示，在考上清華大學之前，陳吉寧先後就讀於蓋縣紅衛小學（今蓋州市實驗小學）和蓋縣完全中學（今遼寧省的蓋州市第一高中），從小就是品學兼優的優等生。
對於這個蓋州市第一高中的大師兄，陳吉寧給尚巖的印象是“帥氣”。2009年，在尚巖的高中畢業紀念冊上，這個有著上百年歷史的高中印上了優秀校友的照片。按照時間順序排列，陳吉寧在第二頁，戴著墨鏡，白色襯衫，黑色領帶，雙手插兜，站在一座歐式的建築前。
“優等生”，無疑是陳吉寧求學階段給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品質好、記憶力好、不善言談。”蓋州第一高中退休英語教師陳永選曾擔任過陳吉寧初中時的班主任，在陳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後，他曾對營口本地媒體回憶道。
陳永選向媒體展示了當年的記分冊，上面顯示初中時陳吉寧每次考試成績，在全學年都是數一數二的優等生。1981年，他以531分的高考成績，成為母校歷史上第一個考上清華的學生。
“上大學還是表現很突出的人，學習成績非常好，好幾門成績都95分以上。”陳吉寧的一位大學同學是王洪臣的研究生同學，他向王回憶道。1986年，中國環境工程學科創始人陶葆楷，在清華設立以自己命名的清華第一個獎學金，陳吉寧正是第一屆唯一的獎學金獲得者。
除了學習成績好，陳在校期間還擔任過系團委書記，組織能力頗強。“上大學時，就有老師預測，陳以後會是環保局長。”上述大學同學說。
正是憑著過硬的學習成績和幹部素質，1988年，碩士畢業的陳吉寧作為培養對象，被選送公派到英國留學。
“公派出國，當年是非常難的。”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在陳吉寧學生時代就在系里任教，他如此回憶說。
1989年7月，短暫在英國布魯耐爾大學生物化學系就讀9個月後，陳吉寧轉學到英國帝國理工醫學院土木系攻讀博士學位。在英國帝國理工醫學院，他度過了在英國的十年。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他進入該校的博士後工作站，擔任助理研究員，直至1998年回國。
在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官網報道中，陳吉寧曾如此深情回憶，“我非常懷念帝國理工和倫敦：天氣、瑪莎百貨、英國廣播公司、海德公園，當然還有最值得懷念的學生生活。”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在陳吉寧留學英國期間就與其結識：“印象中，他待人接物，都很是謙和，彬彬有禮。”
穩重、低調、沒有架子，正是這位清華學者給接觸過的人留下的印象。
在“清華大學微博協會”上，曾留有不少有關這位校長的軼事。陳校長七夕節逛街購物的照片被拍下後，一度成為熱帖。
在微博上，一位清華學生回憶，在一次參加活動時，陳吉寧曾當場提出，“以後清華做活動，不要把學生幹部老師同學分開坐，不要預留座位”。而在早前，他也身體力行，在一次本科生特等獎學金答辯會中，陳吉寧就曾婉拒入座預留席，站在角落一個多小時。
“會帶來新氣象”的年輕人
在陳吉寧的同事眼中，“敢於挑戰、敢於擔當、敢於創新”，是他獲得尊敬的原因之一。
陳吉寧敢於擔當的一面，在歸國伊始就有所顯露。1998年回國後，陳先是成為副教授，一年後，旋即被任命為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主任。
“他擔任系主任，當時頗有爭議。”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回憶，大家都覺得陳吉寧太年輕了，但很快，陳吉寧就以自己的行動給出了答案。
這個有著十年海外經歷的“海歸”主任，一系列措施引起了環境系內外師生的矚目。“他引進了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人，吸引人才的手段也比較有魄力，把清華環境系帶上了一個新臺階。”王占生說。
不拘一格，還體現在現在環境學院教學樓的建設過程中。多位老師回憶，當時系里教學樓空間狹小，但蓋新樓需要學校批錢，等待時間很長。
為了盡快改善辦學條件，陳吉寧另辟蹊徑，找到了中國和意大利合作的智能樓項目，由意大利出錢，清華出地，將環境學院大樓設計成充分利用太陽能、自然光的綠色節能生態示範樓。這幢教學樓，而今成了清華的一個標誌性建築。
清華環境學院原院長余剛教授當年是陳吉寧的搭檔，陳吉寧作為系主任時，他是副主任。但包括余剛在內的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多位教授均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很抱歉。我現在不方便談論。請你理解。”余剛說。但兩年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曾對這位昔日的搭檔給出過自己的評價：“工作思路清晰、著力重大目標、善於團結集體並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多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或許正因此，2002年至2009年期間的清華大學原書記、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陳希，當年一直對陳吉寧贊賞有加，多次稱贊陳吉寧是個有能力的年輕人。
2006年，42歲的陳吉寧就被提拔為清華大學副校長。6年後，他成為清華大學的第18任校長。
曲格平同樣不吝贊譽，他回憶說，多年前就常常感慨，“新的一代，會帶來一些新氣象。”
有全局觀、交流能力強，人緣好，同時還有很強的業務能力和新觀點——這也同樣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錢易對陳吉寧的看法。
更難得的是，錢易此前曾向媒體回憶，作為不是院士的校長，當年清華大學曾有一些老師找到錢易，希望作為同一領域的工程院院士錢易能推薦陳吉寧申報院士。錢易為此跟陳吉寧交流了意見，當時陳吉寧和她說了一句話：“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做校長），就不能再多考慮其他。”
在清華大學校長任上，陳成功推動了清華大學的教學改革，贏得了外界的肯定。
在本世紀初，時任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代所長的許振成即與陳吉寧在滇池汙染控制、松花江水汙染事件中有過不少接觸。在許看來，清華校長或許與陳吉寧的新工作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管環境當然是個頂端的眾口難調的組織協調活。”
“我國的環境管理已用極了靠勸即宣傳、教育，靠唬即考核官帽、處罰企業之招，也許下步該靠悟了，應該制定規則引導各行各業自覺行動。看過陳校長主持制定的清華教學改革方案，其要點似乎就是不靠勸、唬而倡導悟。清華園雖小，可管的是涉及各行各業的學科及全國精英類的師生，可見陳校長也是能組織善協調者。”許振成說。
未來嚴峻挑戰
在同行們看來，未來環保部部長面臨的挑戰頗為嚴峻。“一方面，中國環境積累的問題，已經接近頂點和極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經濟放緩、下行的形勢下，再提環保，壓力、阻力會更大。”馬中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環保部應該把重點汙染源抓起來，讓汙染不再反彈，這就是很大的功績。但這等於守成，不是開拓。”戴星翼說。
“開拓很難。”戴說，很多環保問題的解答，是在環保之外。而且，在現有的環保體制下，環保部的職能覆蓋範圍，看起來很寬，實際卻很窄。
作為環境學界專家，陳吉寧無疑明白問題所在。此前，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他也曾提出過不少主張。如果一以貫之的話，他無疑將會繼續重拳治汙，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不過，陳吉寧或許對自己面臨的困難早有心理準備。
在2011年的一次論壇上，陳吉寧曾表示，他曾用“單位土地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征經濟增長帶來的環境壓力，對國內外的分析比對發現，如果沒有“十倍”的技術進步的話，那今天所有複制歐洲和美國的治理模式都將很難成功，今後必然會遇到問題。
他更預測說，2030年前後依然是中國環境壓力階段。“2030年之前我們想把環境壓力減下去很難，這是發展階段決定的，這是發展過程、人口決定的，這種高的環境壓力會持續到2030年甚至2040年……”
不過在王洪臣看來，履新的陳吉寧挑戰和機遇並存。“新一屆政府對於環境的決心很大。”現在經濟形勢進入到新常態，或許從另一面，為他治理環境提供了新機遇。
環保部：約談決不會揀軟柿子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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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9-12/945632.html
長長的被約談城市名單上，既有經常在環保部空氣質量月度排名榜上墊底的城市，也有環保模範城市無錫、馬鞍山的身影。那麽，他們為什麽被約談？
衡陽、承德、滄州、臨沂、保定、馬鞍山、無錫、鄭州、安陽、南陽、百色……因為環保工作不力，這些城市的主要負責人都曾被環境保護部約談。在媒體的聚焦下，市長們表達歉意、做出承諾，引發社會高度關註。
約談制度，標誌著環境監察從“查企”到“督政”的轉變。這種手段為何奏效，該如何更好地使用以達到最佳效果？
什麽樣的地方被環保約談？
約談辦法有明確規定，決不會揀軟柿子捏
這兩年，環保約談屢屢利劍出鞘。媒體上，公眾看到市長們的尷尬與道歉，也看到了他們摩拳擦掌向汙染宣戰的決心。
長長的被約談城市名單上，既有經常在環保部空氣質量月度排名榜上墊底的城市，也有環保模範城市無錫、馬鞍山的身影。那麽，他們為什麽被約談？
被約談的省會城市鄭州，主要問題是“大氣汙染問題突出，空氣質量指數不降反升、防治形勢嚴峻”；河北保定市長因白洋澱汙染問題遭約談；河南駐馬店市長被約談的主因是皮革汙染被群眾多次舉報，幾次督辦整改效果不明顯；而不久前，環境質量一直排名河南省前列的南陽市市長被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約談，原因在於地方政府環境保護不作為。被約談城市各有各的“毛病”，但政府的責任都不可推卸。
2014年5月出臺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中，11項情形列為被約談的條件，主要包括：未落實國家環保法律、法規、政策、標準、規劃，或未完成環保目標任務，行政區內發生或可能發生嚴重生態和環境問題的；區域或流域環境質量明顯惡化，或存在嚴重環境汙染隱患，威脅公眾健康、生態環境安全或引起環境糾紛、群眾反複集體上訪的；行政區內存在公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穩定或屢查屢犯、嚴重環境違法行為長期未糾正的等等。
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副局長汪冬青說，在實際操作中，約談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三類：首先是群眾舉報，環保部門查實並發現所在地區確實存在比較大的環境問題的；其次是年度考核沒有通過或者治理項目進展緩慢的；另外一種情況是環保部門在專項或者綜合執法中發現問題，需要敦促當地政府解決或者警示的。
約談的城市中，還沒有超大城市的身影，是不是環保部門不敢動它們？汪冬青表示，約談絕不是揀軟柿子捏。環境保護部副部長翟青曾約談過安徽、河南、甘肅等省的領導。“只要存在重大環保問題，我們一定會照章辦事，予以敦促。”
除了約談地方政府，“兩桶油”、北京市排水集團等大型企業也先後被約談。環保約談正在全面“發威”。
約談效果為啥能立竿見影？
法律法規是依托，公開是法寶
被約談後，市長們紛紛表態要積極整改。河北滄州市長王大虎表示，環保部的約談是對滄州市的一劑猛藥，要立即推進全市環境整治攻堅戰；山東臨沂市長張術平說，“接受了這次約談之後，我向你們保證，不會再接受第二次約談”；鄭州市市長馬懿說，自己的問題必須整改，不能找客觀理由；廣西百色市市長周異決當場表態，回去親自抓環保……
整改不是空話。環境保護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告訴記者，被約談後，相關地區黨委、政府有關負責同誌多次來中心，就約談整改工作進行座談交流。
約談後整改是否到位，最終還要看環境質量是否得到改善。以被華北督查中心約談的幾個城市為例，今年1至5月份，滄州、承德、駐馬店城市環境空氣質量均呈現出改善趨勢——這4個城市PM10和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151微克/立方米和81微克/立方米，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15%和21.6%。其中，1至5月份，承德市PM10和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114微克/立方米和46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別下降11.6%和22%，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均值也從7.01下降到5.95，扭轉了去年環境質量不升反降的被動局面；駐馬店市空氣優良天數57天，同比增加19天，優良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
在環保領域，行政手段不少，但效果常常打折，約談為啥能取得這樣的成效？
“首先我們有新環保法撐腰。”汪冬青表示，新環保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同時，“大氣十條”“水十條”等國務院文件中都明確可使用約談這種手段，依法辦事，讓環保部門夠硬氣。
在一些公眾眼里，約談是個新鮮事，其實，環保約談由來已久。過去，減排不力的省份也會被約談，但都是找個分管副手“談一談”。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約談當地政府“一把手”，確實是新環保法實施後的一個變化，也是約談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在專家們眼里，約談效果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公開”。公開約談，讓城市的環保問題在公眾面前曝光，讓被約談的城市主要領導丟面子，壓力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沒有媒體參與，約談不可能有這樣的效果。
約談制度往何處去？
未來將更重視預警性約談，考慮邀請公眾參與
“約談作為環保監管的新手段，還要落在監管效果上。”劉長根表示，約談之後，環保部門進一步強化了日常監管。通過定期開展整改情況調度，聚焦整改不到位的地區和問題，持續傳導督查壓力。同時，根據公開約談要求和整改時限，及時組織後督察，統籌暗查與明查，綜合使用常規督查與突擊檢查，提高督查有效性，深入了解各地實際整改進展。
約談成效有目共睹，但環保工作者也有一些擔憂。“約談市長，市長面子掛不住，回去收拾環保局長，最終變成環保部門的‘自殘’”，有人如是說。駐馬店市對7名政府責任人員免職、警告，其中4名是環保系統的工作人員；保定市安新縣給予對違法建設項目整改緩慢負有監管責任的縣環保局局長陳建斌、副局長張懷玉行政警告處分，這些事實似乎印證了這種說法。
對此，汪冬青表示，約談的目的是督政，環保工作出了問題，該誰的責任追究誰的責任，一些地方追究了基層環保部門的責任，也追究了相關的其他部門的責任，只要不偏頗，就沒有錯。
被約談的名單越來越長，也讓人擔心這項有效手段被濫用。“環保部的約談原則是根據需要選擇重點，形成示範效應。”汪冬青表示，地方政府負責人必須檢視自己的工作，防止被約談的風險，不能等到鞭子落到頭上的時候才整改。
約談分為兩類：誡勉性約談和預警性約談。“目前采用的基本都還是誡勉性約談，未來我們將更重視預警性約談，希望以此提示風險，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汪冬青表示，今後，約談將更註重宏觀，從區域發展角度找到矛盾所在，提示區域發展問題，促進產業升級。約談的公開性也會升級，將吸收專家建議，嘗試邀請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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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抽查京津冀核心區散煤：七成集中供熱企業煤質不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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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1-22/964337.html
環保部介紹，此次隨機抽查10家集中供熱企業，7家儲煤煤質沒有達到非電工業用煤標準。環保部表示，有關地方政府要認真落實《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繼續加大散燒煤煤質管控力度，嚴厲打擊銷售劣質煤的行為，持續推進散煤潔凈化工作。
每經記者 李彪
進入采暖季後，東北、華北遭遇強霧霾天氣，燃煤排放難脫幹系。
近日，環保部組織對北京、天津，以及唐山、廊坊、保定、滄州等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核心區散煤潔凈化工作進行了專項督查。
環保部介紹，督查發現，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核心區散煤煤質管控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如不持續加大工作力度，將對冬春季大氣汙染防治產生不利影響。
其中，煤質不達標仍舊是焦點問題之一，此次環保部隨機抽查10家集中供熱企業，7家儲煤煤質沒有達到非電工業用煤標準。
一位業內專家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相比於煤電而言，非電行業的燃煤汙染物排放問題較為突出，在推進減排工作中需重點關註。
抽檢煤樣 北京超標率最低河北最高
11月以來，受供暖期汙染排放量大和不利氣象條件影響，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連續出現空氣重汙染。
環保部介紹，監測數據表明，冬季是我國大氣汙染較為集中的時期，全國重點區域各省（區、市）供暖季PM2.5平均濃度均比全年平均濃度高20％左右。特別是北方地區，在進入采暖期後，受季節性燃煤影響，汙染物排放量劇增，供暖季PM2.5平均濃度貢獻度約占全年三成。
其中，去年京津冀三地全年PM2.5平均濃度為88微克/立方米，供暖季平均濃度為111微克/立方米，是全年的1.27倍。
早在今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機制第四次會議上就曾強調，全力推進燃煤控制，一手抓煤炭減量，一手抓散煤替代，強化煤炭清潔化利用。
為落實上述會議精神，切實督促地方政府強化散煤汙染治理，環保部組織對北京、天津，以及唐山、廊坊、保定、滄州等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核心區散煤潔凈化工作進行了專項督查。在調查售煤企業煤炭來源、銷售對象、煤質監管等情況的同時，現場隨機采集煤樣203批，涉及75個縣（市、區）的185個售煤網點（193批）和10家集中供熱站（10批），並統一送檢。
環保部介紹，從現場督查及煤質檢測情況看，北京市城鄉結合部臨時售煤點得到有效管控，天津市中心城區煤場已全部取締，保定市煤場由2000多家整合為900余家，滄州市關閉取締煤場180余家。此次抽查的203批煤樣中，全硫均值0.41%，灰分均值10.23%，煤質總體控制較好。
但督查也發現，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核心區散煤煤質管控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如不持續加大工作力度，將對冬春季大氣汙染防治產生不利影響。環保部稱，主要問題包括：煤質超標情況仍然較多，部分售煤網點仍不規範，部分縣（區）在售散煤煤質較差，集中供熱站煤質管控仍待加強等。
據了解，在不考慮揮發分指標的情況下，本次抽檢煤樣中，北京市超標率為22.2%；天津市超標率為26.7%；河北省4市平均超標率為37.5%。
抽查背後 環保執法遭企業阻撓
然而具體而言，一些地區和企業的煤質狀況卻較差。比如，唐山市豐潤區4個售煤點煤樣全硫全部超標；樂亭縣3個售煤點煤樣全硫均值高達1.45%。
同時，以天津市為例，天津《工業和民用煤質量》地方標準中非發電工業用煤質量指標二類煙煤標準要求全硫不高於0.5%。
環保部介紹，天津市濱海新區4個售煤點煤樣中，全硫最高的達到2.1%，平均值也高達1.13%。
同時，今年天津市在10月份及11月上旬燃煤單位冬儲煤煤質抽查中，發現天津萬源供熱有限公司、天津市鑫北供熱有限公司等8家企業或鍋爐房存在煤質抽查超標問題。
此外，集中供熱站煤質管控仍待加強。環保部介紹，此次隨機抽查10家集中供熱企業，7家儲煤煤質沒有達到非電工業用煤標準。
其中，唐山市灤縣建通熱力有限公司儲煤全硫和灰分分別高達1.33%和29.22%，保定市涿州開發區供熱公司、高碑店隆創供熱公司、易縣龍爍供熱公司等3家企業儲煤灰分均在2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保定市淶水縣順通熱力有限公司在執法人員亮明身份後，仍阻撓正常執法檢查。
環保部表示，有關地方政府要認真落實《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繼續加大散燒煤煤質管控力度，嚴厲打擊銷售劣質煤的行為，持續推進散煤潔凈化工作。
環保部要求，針對當前散煤揮發分含量普遍較高的實際情況，應組織推廣爐膛燃溫高、燃燒室長、有利於煤炭充分燃燒的節能環保爐具，以降低因燃燒不充分而帶來的汙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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