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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让我们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一部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bbf0100kw59.html

學習 我們 成為 人類 文明 演進 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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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偏執:由搜索引擎向內容引擎演進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08/29/231766.html

美國搜索產業知名評論人士丹尼·蘇利文(Danny Sullivan)近日發表評論文章,闡述了谷歌如何由搜索引擎向內容發行演進的具體過程及其中原因。

以下為蘇利文文章全文:

1998年期間,在我開始撰文報導谷歌作為一家熱門搜索引擎過程當中,我當時對於該公司的未來前景發展看好,卻從來沒有想到15年後的今天,谷歌會計劃收購Frommer's旅遊指南服務,更不會料到谷歌會銷售可在谷歌Play網絡商店使用的禮品卡。

從搜索引擎到內容引擎

我們是如何從谷歌收購旅遊指南服務或銷售禮品卡等事宜中,從而推斷出谷歌正由一家搜索引擎服務商向內容提供商轉變的結論?與以前相比,谷歌目前再說自己不會在搜索結果中偏好自家產品和服務,則很難讓其他公司信服。

對於我的這篇評論文章,我曾思考著起了數個標題,其中包括「谷歌如何迷失了方向」或「谷歌如何作惡」等。或許這些標題能夠吸引更多眼球,但這些結論 並不正確。從谷歌目前各項服務的運行機制看,該公司並沒有迷失方向。只是與其最初的業務模式相比,谷歌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且其實力也遠勝於以往。

一些人士也許會認為,谷歌所選擇的新道路,其實同該公司「不作惡」(Don't Be Evil)的信條相背離。這種看法也不對。就像我此前曾說過的那樣,谷歌新道路既不為善也不作惡。谷歌充滿著理念主義的理念,現在亦是如此。但谷歌選擇的新道路,導致該搜索巨頭與其他外部公司的利益衝突有所升級。正因為如此,谷歌此舉也招致外界「作惡」的指責。

谷歌仍然表示,將為所為網民以及整個互聯網產業的良好發展而戰。那麼谷歌為何要選擇新道路?我認為這是由於該公司的「偏執狂」態度。正是由於谷歌認為微軟、蘋果及Facebook等對公司構成了巨大壓力,導致谷歌推出了一系列新產品和服務,進而在市場策略事宜上來了個180度大轉變,並完全改變了該公司作為搜索引擎服務商的最初策略。

谷歌業務

谷歌當然還在繼續提供搜索引擎服務。但該公司的業務已遠不止於此。此前有人曾向雅虎兩名前CEO即楊致遠及卡羅爾·巴茨(Carol Bartz)問起「什麼是雅虎」的問題,他們兩人都一下子問答不上來。如果我們要求谷歌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也回答一下「什麼是谷歌」的問題,我想佩奇的答案也不會比楊致遠或巴茨好多少,至少佩奇無法以簡潔的語言概括出谷歌業務所在。

那麼在谷歌的官方表述中,其「使命」是什麼?谷歌這樣寫道:「谷歌使命就是對全球信息進行有序彙總,並能夠讓所有公眾訪問和使用。」

如果這就是谷歌答案的話,它實際上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內容。在此我不妨寫出我頭腦中所能想到谷歌從事的多項業務。來看一下:

谷歌是一家搜索引擎服務商,能夠提供社交網絡服務,開發了移動操作系統,並生產名為Nexus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同時開通了谷歌Play網絡商 店,用戶可在此購買電子書籍、遊戲和視頻等內容。谷歌還提供旅遊出行路線服務、博客服務、視頻服務(YouTube)以及開發了Chrome瀏覽器。谷歌 主要收入來源為文本搜索廣告。該公司還推出了移動支付業務。

我上面想到的這些產品和服務,其實對於回答「什麼是谷歌」的問題也沒有實質性幫助。

那我們不妨登錄谷歌官方網站,就可看到該公司各類產品的標識。對於這些不同產品和服務,谷歌有著如下說明:「谷歌已致力於向用戶提供除搜索之外的產 品和服務,但公司所闡述的產品理念靈魂仍得以保留。從搜索到Chrome瀏覽器,再到Gmail電子郵件服務,所有這些技術和產品,其目的都是為了讓用戶 更容易查找所需信息,以及更快完成自己的工作。」

「谷歌,能夠幫助你做好工作。」或許這應該成為谷歌的說明文字。只是該說明文字中所帶來的問題是:谷歌使命就是幫助公眾「幹活」,且幫助範圍沒有界限;而對於其他那些也在幫助公眾「幹活」的企業而言,谷歌與他們的衝突就已經不可避免。

作為內容公司的谷歌

谷歌向搜索業務之外拓展已有數年時間。只是去年期間,谷歌主動進軍內容業務領域的步伐卻大幅加速。

谷歌今年3月創建Play網絡商店,表明該公司已認同自己作為一家內容提供商的新角色。截至本週,美國網民甚至已能夠購買到可在Play商店使用的禮品卡。而上週期間有媒體報導稱,谷歌將收購Frommer's旅遊指南服務業務。

谷歌成為內容發行人和經紀商後會導致外界的諸多質疑。僅以收購Frommer's旅遊指南服務交易為例:

作為一家搜索引擎,谷歌此前已經將相關搜索結果指向Frommer's等網站,但該搜索引擎卻要收購其中一家旅遊指南業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如此一來,別的旅遊指南服務是否有理由擔心,自己的相關信息將在谷歌搜索排名中受到歧視,或乾脆被排斥在外?

谷歌這樣做,不就等於是讓FairSearch等認為谷歌涉嫌壟斷的機構找到了充實理由?這些機構此前反對谷歌的理由並不「硬氣」,而谷歌收購Frommer's旅遊指南服務,難道是主動授人以柄?

疑心生敵?

我個人認為,正是谷歌的「偏執狂」心態,使該公司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其樹敵也多。這也頗具諷刺意義,原因是如果谷歌不堅持自己的偏執心態,或許在谷歌當前的敵人中,部分也可成為谷歌的合作夥伴。

首先,微軟是谷歌需要對付的重大敵人。由於微軟在操作系統和瀏覽器市場佔據優勢份額,因此有可能會拿出相關措施,以阻止用戶訪問谷歌的產品和服務。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那就是谷歌開發自家瀏覽器Chrome和操作系統Chrome OS。

其結果如何?一些統計數據顯示,Chrome已經擊敗微軟IE。微軟要記住這一點啊。Mozilla的火狐(Firefox)也是輸家,只是谷歌為 Mozilla的主要資金捐助者,因此Mozilla的痛苦程度也有所緩解。但無論如何,谷歌通過Chrome向微軟發起攻擊,也讓曾是谷歌大力支持者的 Mozilla感到很不舒服。

蘋果在移動服務市場有著巨大份額?那麼谷歌就主持開發Android移動操作系統,如此一來,谷歌就不會在移動服務市場被排斥在外。儘管 Android為開源產品,但誰也不能保證谷歌不會將最新版Android優先用於自己產品和服務。對於絕大部分目前領先地位的Android設備而言, 他們最終都逃不出這種結局(亞馬遜Kindle Fire可視為特例)。

其結果是,Android在移動市場擊敗了蘋果iOS,或與iOS市場份額相差不下(不同市場研究公司給出的統計數據有所差異)。谷歌再也不用擔心 被蘋果排斥在外。然而蘋果已經開始在iOS中排斥谷歌應用程序。如果谷歌當初並不是如此擔心蘋果而開發自家移動操作系統,那麼蘋果現在也不會對谷歌加以排 斥。

於是蘋果將放棄在iOS整合谷歌地圖、YouTube等服務。蘋果對於谷歌的這種打壓策略,或許將激發谷歌開發後續產品的動力,但這種敵對狀態,也 導致谷歌面臨著在專利侵權事宜上與蘋果在法庭上直接相見的風險,並使兩家曾經密切合作的夥伴成為競爭對手,還導致蘋果「粉絲」和谷歌「粉絲」相罵不休。

然後就是Facebook。谷歌擔心的是,Facebook對自家用戶內容採取封閉策略後,將導致谷歌搜索引擎無法抓取這些內容,從而損及谷歌搜索業務。

解決方案?那就是推出自家社交共享按鈕,即「+1」按鈕。谷歌表示,該按鈕將提高搜索用戶的體驗,但當時谷歌似乎並不計劃推出自家社交網絡服務。然 而不久之後,谷歌實際上推出了自家社交網絡服務Google+,但自稱該服務並不是社交網絡,而是「社交層」。雖然「社交層」的說法並沒有錯,但 Google+確實也是社交網絡服務。

其結果如何?以用戶量和參與度為標準,Google+要趕上Facebook仍需很長一段時間。凡是外界發表有關這方面的數據後,都會引起媒體的激 烈爭論。但無論如何,通過Google+,谷歌已經逐步加強了自身社交網絡業務,並擺脫了對Facebook的依賴性。但谷歌這樣做後,也使 Facebook和Twitter得到了更多支持,原因是部分批評人士認為,Google+服務將偏好自家產品和服務,而歧視其他社交網絡。

伐木開路

而谷歌這種偏執心態的形成,既不是其他公司根本不希望打壓谷歌,也不是他們將比谷歌更重視為用戶利益而戰。而谷歌同樣也不是沒有偏執心態,而僅僅是 希望發佈新產品。在iPhone發佈之前,Android也不是沒有根基。或許我們這兒爭論偏執心態已經有點過了。你信不信這些都無所謂。無論是什麼看 法,其結果都相同。

從某種程度上講,與剛剛組建那時的谷歌相比,該公司目前已經有很大不同。谷歌仍受到消費者追捧,但該公司對於其生態系統中合作夥伴及內容提供商的擔 心也越來越多。而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多年前創建該公司之時,根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偏執或者說雄心勃勃,無論你是怎麼看待這種情況,我都覺得谷歌當前已經走進了一片森林,並對擋在自己面前的大樹、小樹進行砍伐處理。谷歌在砍伐這些 樹木過程中,並不是出於「惡意」理由。谷歌總能找到用戶利益正受到傷害的理由。「我們得砍掉這棵樹,然後人人將受益。」然而在進行這些「砍伐」活動之後, 谷歌並沒有在叢林中迷路。谷歌眼中根本就沒有森林,該公司已將所有樹木砍倒。

單就個人而言,我能理解谷歌為何要收購Frommer's旅遊指南服務或商舖評論網站Zagat,尤其是TripAdvisor或Yelp等競爭對 手聲稱谷歌抓取他們用戶數據(同時也承認谷歌為他們帶去了巨大流量)時,這些收購活動也就在情理之中。那好吧,你繼續保留你的數據,我們將創建自己的內 容。於是一棵樹被砍倒,而且是出於很好的理由。但森林中的其他一些樹木卻受到了傷害。

這片森林,其實可指代很多事情,如谷歌同其他公司的關係。但我更多傾向於認為,這片森林就是長期以來以默契方式同谷歌合作的內容提供商。這種不成文 協議的大致內容是:谷歌抓取內容提供商的數據,並在搜索結果中予以顯示。作為回報,內容提供商將獲得巨大流量。谷歌不希望成為用戶訪問的最終目的地。

擁有答案

多年以來,搜索引擎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向用戶指明內容位於何處,而不是親自託管這些內容。而谷歌殺入內容市場後,則使多年來的不成文規定受到了威 脅。谷歌(微軟必應也是如此)已經在提供外部鏈接的同時,還向用戶「直接提供答案」。不可否認,向用戶提供諸如「2加2等於多少」或其他一般性問題的答案 也無可厚非。

但如果用戶在搜索歌曲或電視劇等內容時,那麼「直接答案」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如果我們在進行此類搜索時,發現搜索結果被指向谷歌Play網絡商店,這種情況無疑使谷歌變成了蘋果或亞馬遜,而失去了搜索引擎應有的公正性。

在談到亞馬遜時,如果谷歌將其收為己有又將如何?畢竟從谷歌角度看,如何能夠收購一家電子商務巨頭,肯定也將使「用戶受益」。如果谷歌再考慮收購 《紐約時報》這樣的內容發行商,情況又將會怎樣?德國正計劃立法規定,搜索引擎必須向鏈接所指向的內容提供商付費。如此一來,為何不考慮乾脆收購一家出版 商?

有人提出,谷歌搜索引擎對其他搜索引擎採取不公正態度。我覺得這種看法很可笑,原因是讓一家搜索引擎指向另一家搜索引擎的做法其實毫無意義。而搜索引擎的最基礎功能,就是為用戶訪問目的地「指路」。隨著谷歌越來越多地變成目的地本身,其搜索引擎的公正性難免將受到質疑。

這正是那片倒下的森林,即搜索引擎所扮演的傳統角色。而這種改變,應該引起每個內容發生商的擔憂。

這種情況也應該引起谷歌的擔憂。如果你是谷歌內部員工而看到了這篇文章,你肯定會疑惑我的文章中似乎有厭惡谷歌的意味(實際上我並不厭惡),並對其 他公司的過激反應感到迷惑為解(外部公司有時是這樣,但通常情況是擔心),原因就是你們並沒有看到森林。想想你們正砍倒的樹木。或許更多樹木應該讓它們在 那兒繼續挺立。其他公司也是一樣。我們希望看到這片樹林能夠繼續存在下去。


谷歌 歌的 偏執 搜索 引擎 內容 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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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的中國戰略演進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307/t20130725_466555.htm
福特在中國的戰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05至2009年,福特為避免破產,進行業務重組,因而錯失了在中國大發展的良機,遠遠落後於通用、豐田、本田、大眾甚至現代等競爭對手

  第二個階段從2009年開始,以亞太中心移師上海為標誌,並制定出「1515」戰略(在2015年引進15款新車型)。在兩個在華合作夥伴之間,福特優先選擇發展更具天時地利人和的長安福特。2013年1至4月的增持事件,也許意味著江鈴汽車與福特關係的升溫。

  

  2012年,福特在華銷量62.7萬輛,乘用車20萬輛出頭,遠低於通用汽車的283.6萬輛,也低於北京現代的86萬輛,東風日產的77.3萬輛,一汽豐田的49.6萬輛。銷量迥異的背後,折射出福特在華戰略的落後。

  

  據蓋世汽車網的統計,長安福特在2008年一度位列中國汽車銷售的第10名,到了2011年,福特在華的乘用車合資企業長安福特馬自達則被排隊在10名之外,不過2012年,從車企銷量的座次來看,福特在華份額和增速開始有了明顯的提升:2012年躋身前8,而在2013年3月排名第5,4月第7,5月第6。

  

  錯失中國發展良機

  

  「2004-2009年,福特汽車進行了一次大轉型,」福特亞太地區總裁韓瑞麒稱,「在這期間,我們對在美國的相關業務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重組。關閉了14個工廠,員工從原先的10萬驟減為4萬,同時還賣掉了所擁有的豪華品牌。」這雖然讓福特避免了步上通用和克萊斯勒走入破產的後塵,卻也在同時錯失了在中國大發展的良機(表1、圖1)。

  

 

  難道是福特的全球化能力遜於競爭對手嗎?

  

  福特vs通用:全球化能力差異在於中國市場表現

  

  如果以非美國市場的銷量佔比來衡量全球化能力,2012年福特非美國市場貢獻的銷量佔比為59.39%,而通用則為72.64%。從表面上看,通用汽車的全球化能力遠超福特。進一步分析,其實不然。

  

  首先,美國市場當地佔有率相差不大,福特為15.2%,通用17.5%。其次,雖然在某些地區和國家,福特尚不能企及通用,但在英國和加拿大兩大市場,福特的表現優於通用。福特在英國14.9%的市場佔有率高於通用的11.7%,而在加拿大的佔有率16.1%,也優於通用的13.2%。

  

  真正導致福特和通用非美國市場銷量佔比差異的原因在於,福特受中國市場拖累。2012年,福特在中國市場3.2%的份額遠低通用的14.6%。中國銷量所貢獻的比例也相差懸殊,福特為11.06%,通用為29.89%,二者相差近19個百分點。而剔除中國市場之外的非美國市場銷量佔比,福特卻優於通用不到6個百分點,二者分別為48.32%和42.75%(表1、表2)。

 

  

  踏空乘用車增長最迅猛的階段

  

  究竟福特在哪些細分市場落後了?

  

  2012年通用在華銷量283萬輛,上海通用佔總銷量九成以上,對比之下,同年福特在華銷量62.7萬輛,其中1/3的銷量貢獻來自江鈴汽車。通用在華兩家合作夥伴中,上海通用主要生產乘用車,一汽通用主營商用車;而福特的在華合作夥伴長安福特定位乘用車,江鈴汽車則主要為商用車生產商。銷量數據的對比分析顯示,乘用車部分,長安福特的銷量不到上海通用的20%。商用車部分,江鈴汽車和一汽通用相差不大,都是20多萬輛(註:江鈴汽車銷量包括其自主品牌部分)。顯然,福特沒有很好地分享到近年來中國汽車產業最高歌猛進的乘用車增長(圖2)。

 

  

  沒有及時投放SUV車型,也是福特在華戰略的一大敗筆。

  

  2005年中國轎車銷量278.74萬輛,SUV銷量19.14萬輛,二者比例為93.57%:6.43%,而在2013年4月這一比例變為81.09%:18.91%(表3)。尤其是從2009年開始,中國SUV銷量呈井噴之勢。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SUV銷量比上年增長82%,2010年又同比增長75%。到了2012年,中國市場SUV銷量已經超過200萬輛,累計同比增長25.5%。

 

  

  有長安福特的經銷商指出,「在長安福特成立的前10年(2001-2011年)國產的4款產品(蒙迪歐、福克斯、嘉年華和斯麥柯斯S-MAX)中,真正成功的產品只有福克斯一款」,2012年長安福特的40餘萬輛銷量中,有一半以上銷量由單一車型福克斯貢獻。「未能及時將市場需求旺盛的SUV產品投放中國,是福特在華新產品導入戰略上的一大敗筆」。直到2013年3月福特翼虎SUV上市,才改變這一局面。2013年長安福特推向中國市場的6款新車,以SUV為主,包括已經面市的翼虎、翼搏等國產SUV以及新款銳界、福特探路者(Explorer)等進口SUV。若翼虎和翼搏等SUV產品能提前兩到三年引入中國,此時的長安福特將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重塑亞太格局

  

  作為唯一一個在金融危機中脫困的美國車企,2009年,福特結束連續的4年虧損,實現了27億美元盈利。解除危機警報後的福特有能力和精力重新檢視和制定其全球戰略,尤其是中國戰略。

  

  第一步:亞太總部遷址上海

  

  作為中國戰略的第一步,福特2009年將福特亞太中心從泰國曼谷遷至上海,原亞太總部泰國則仍作為其在東南亞的總部。

  

  與後知後覺的福特相比,其競爭對手大眾和通用早在2004年便把亞太總部設在中國。克萊斯勒緊隨其後,將亞太總部放在上海,奔馳2005年在北京設立了新東北亞地區總部,管轄在中國和韓國的業務。博世和固特異等零配件廠商也陸續將亞太總部由日本遷至中國。

  

  亞太中心遷址,令福特更好地掌握中國汽車市場的「一手信息」,簡化決策流程,便於及時推出更貼合中國市場需求的車型。以至於從2009年開始著手解除長安福特馬自達的三角關係,到2012年三角關係終結,再到2013年3月上市旺銷的翼虎SUV車型,及引進福特銳界和福特探險者等進口SUV車型,都可以佐證:福特亞太中心移到中國後,在產品導入和決策上都更勝一籌。

  

  而在此之前,福特在產品導入上並不成功。2001-2011年間,長安福特真正成功的車型僅有福克斯一款,首款車型嘉年華被證明是個失敗的產品,而「先低端再高端」的策略,也有別於通用「先高端再低端」(從君威到凱越)的策略,並最終導致了蒙迪歐的失利。有分析認為,福特「先低端再高端」策略是受制於當時的乘用車生產資質,由於合作夥伴長安集團只有生產微型車的資質,而江鈴汽車則擁有生產商用車資質,所以福特只能借助於長安福特,以「生產改造」為名義上馬嘉年華。

  

  第二步:實施「1515」戰略

  

  為了擴張中國業務,福特2012年制定出「1515」戰略。根據該戰略,在2015年之前引入15款車型,20款全新發動機和變速器,產能達120萬輛,年銷售突破百萬輛,而員工人數也將從1200人翻番至2400人。在2013年的上海車展上,福特汽車集團副總裁兼亞太地區總裁蕭達偉在受訪時表示,「到2015年,希望將福特在華的市場佔有率提升至6%」。而在2011年制定的「3158計劃」中,福特未來10年將分三個階段實現年銷售150萬輛,奪得8%的市場份額。

  

  為了支持上述發展計劃,2011年6月16日,長安福特新發動機廠正式破土動工;2011年9月24日,長安福特變速箱工廠投建;2012年2月24日,長安福特重慶二工廠正式投產;2012年8月27日,投資6億美元(約合38億元)的長安福特重慶基地擴能項目破土動工,預計將於2014年下半年建成投產。隨著這四個工廠全部落成,重慶將成為福特在密歇根之外最大的生產基地。2012年8月29日,投資7.6億美元(約合49億元)的長安福特浙江(杭州)整車廠奠基,該工廠將於2015年上半年投產。屆時,長安福特的年產能將超過120萬輛。

  

  加之2013年投產的江鈴汽車小藍基地的最高30萬輛產能,福特在華產能合計將達150萬輛。2013年是福特轉變戰略思路後在中國密集投放新產品的第一年。相比於福特2012年不過3.2%的在華市場佔有率額,福特在華的未來增長空間巨大。■

福特 中國 戰略 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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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經濟與社會轉型系列之四十一央企考核再演進

2013-11-11  NCW
 
 

 

繼續完善EVA考核,引導央企深入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連續兩年不達標且無特殊原因的央企負責人要下台

【對話背景】

今年以來,央企“ 虧損大戶”的高管們出現了各種突然的大變動,被市場解讀可能是在國資委的業績考核“大棒”下,央企負責人在為虧損“埋單”。

比如,3月,上年巨虧82.34億元的中國鋁業(601600.SH),兩位未到任職期的高管——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財務總監劉才明和副總裁丁海燕公告辭職;7月,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辭任,下屬*ST 遠洋(601919.SH)2012年虧損額達95億元、近兩年累計虧損超過200億元;9月,中國中冶(601618.SH)董事長經天亮和總裁沈鶴庭雙雙請辭,該公司上年虧損額達70億元。

2003年3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首任主任李榮融曾拋出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我要讓他們(央企負責人)睡不著我才睡得著,如果他們都睡著了我就睡不著!”他讓央企負責人睡不著的辦法就是考核。從次年開始,國資委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的經營業績分別進行年度考核和每隔三年的任期考核。

央企考核轉眼歷經十年,各大央企負責人也走過了三輪任期。2013年10月17日,國資委綜合局局長劉南昌在其辦公室接受財新記者專訪,回顧總結了十年來央企考核的制度演變,稱其使命就是要帶領央企進行不斷的管理革命。今年以來巨虧央企的一系列高管調整,是否來自國資委的壓力? EVA 考核成效幾何?下一步央企業績考核的重點和方向是什麼?劉南昌對此一一作答。

【對話摘登】

央企從做大到做優

財新記者: 回顧十年央企考核,主要有哪些重要的制度演變?

劉南昌: 十年來,央企考核制度經歷三次修訂、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4 年-2006年,重點是引導企業做大做強。

2003年國資委接手時,央企數量是196 家,企業利潤總額3000多億元,淨資產 收益率(ROE)才6%,而當時發達國家在9% 左右。我們認為央企必須儘快提高規模和效率,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形勢。當時年度考核的基本指標是利潤總額和淨資產收益率兩個效率指標,任期考核的基本指標里有銷售收入等規模要求,同時還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

第二階段是2007年-2009年,央企做大做強的任務沒變,但更加關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科技投入等。第一任期的考核強調做大做強,因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為追求規模和短期經濟效益,對可持續發展不重視等情況。於是第二任期重點放在分類考核上,不同企業確定不同的指標。比如資源企業很重要的指標就是采儲比。同時更關注企業短板,比如你成本控制不行,我們考核你的成本;你債務風險控制不好,我們考核你的風險管理。第二任期後,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從之前的6家上升到30 多家,利潤提高到8000多億元,尤其企業的成本管理、精細化管理程度有較大提升。

第三階段是2010年—2012年,即第三任期,重點是做強做優,即要求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有顯著改善,要把資源利用到最好,提升投資效率,同時不能再拼規模。這一階段我們對考核指標做了大的修訂,取消了ROE,改成了經濟增加值(即EVA,稅後淨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同時取消銷售收入這一規模指標,轉為考核總資產周轉率。

財新記者: 考核結果如何分類評價?

劉南昌: 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分基本薪酬和績效薪酬兩部分,占比是4 ︰ 6。基本薪酬主要根據企業規模、歷史情況、地區和行業工資水平等來確定,一般基本工資不高;績效薪酬根據目標完成情況確定。考核結果劃分為5個等級,A 級企業績效薪酬是基礎薪酬的2-3倍;B 級企業是1.5-2倍,C 級企業則是1-1.5倍,D 級 企業為0-1倍,E 級企業則沒有績效薪酬。

比如20萬元/ 年的基礎薪酬,最高可獲60萬元的績效薪酬,但績效薪酬不在當期付清,要留40% 到任期結束,從2013年又開始改為30%。如任期結束各項考核指標都在C 級以上則全部支付,C 級以下還得按一定比例扣掉。

考核制度極大調動了企業領導人積極性。100多家央企第一任期時A 級企業不超過20%,到2012年,113家央企有44家央企是A 級,2011年則是46家。

財新記者: EVA 的概念和利潤相似,最大區別在於要減去“股東的資本成本”。

國資委出台EVA 考核的初衷是什麼?

劉南昌: 資本成本不僅包括生產經營消耗,債務資本成本或銀行貸款利息,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即股東所要求的最低回報。EVA 考核就是要告訴央企,資本是有成本有紀律的,要追求效率。

EVA 是一場管理革命。首先,它改變了對企業評價的遊戲規則。2003年整個央企利潤3000多億元,EVA 只有21 億元;到2011年央企EVA 約4200億元,2012年是3700多億元。十年前只有17家央企的EVA 是正數,現在絕大部分央企的EVA 是正數,成為有價值的企業。

其次,企業經營走向理性。EVA 約 束央企回歸主業,要求損益表和資產負 債表並重,要有利潤,投資佔用的資產 不能太多,且不能涉足高風險業務,所以要把握投資規模和收益的關係、短期收益和長期收益的關係。

我們鼓勵企業做有可持續收益的投入,比如為鼓勵加強研發,就在決算報表中明確規定,管理費用項上的研發費用以及確認為當期無形資產的研究開發支出,這兩項視為研發費用全額加回算作利潤。但也不能老投入,砸錢誰不會啊?所以我們輔之以資本佔用考核。在EVA 考核機制的鼓勵下,央企科技投入平均每年增長40% 多。

財新記者: 不少央企在EVA 考核下“現出原形”。推行EVA 是否阻力很大?

劉南昌: 企業總體是接受的,但鬥爭也不少。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企業比較容易接受,而處於價格管制行業的企業就會爭辯——“ 價格都不是我們定的,兩頭卡著我,還要求回報,哪能做到?”另外,目標怎麼定,企業和我們也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博弈的結果是,企業必須滿足國資委的兩個“ 不低於”:不低於上年、不低於前三年,企業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將目標定高或者定低,但國資委相應的激勵也會不同。

資本密集、價格管控、規模較大的企業,對EVA考核起初是持保留態度的。

比如個別企業的負責人就跟我們提要求說,能不能開綠燈,暫緩幾年實施EVA 考核?別看一些企業每年有上百億元的利潤,但用EVA 算卻可能是負值。

EVA 考核讓央企國企回歸企業的本質,這是這些年最大的變化。2011年央企整體ROE 是9%,2012年是8.2%,已和發達國家基本一致。

財新記者: 下一步,EVA 考核會做哪些修正?

劉南昌: 一是儘快引導央企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上下工夫。比如在結構優化方面,央企退出過剩產業是有成本的,我們就允許這類企業的EVA 可以低一點,但其他考核會跟上。比如電信行業的調整,就要求其新業務收入占比要顯著提高;還有水泥行業的調整,要求其提高標號標準、減少能耗、進入新的建材領域等。考核目標有進有退,鼓勵央企發展的效益更好、結構更好、抗風險能力更強。

二是引導央企國際化。目前央企的國際化收入不到20%,利潤更低。所以下一步我們還是會鼓勵央企走出去,同時盡可能推動央企少交點學費,引導企業搞國際對標,提高國際抗風險能力。

三是進一步深化分類考核。根據企業不同的功能定位、行業特點、發展階段等,考核更細化、差異化。

四是在績效薪酬基礎上探索中長期激勵,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結合得更好一些。此外,資本成本率還要提高。

考核制度基本定型,不會有重大變化。考核辦法在完善的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天,對企業高標準嚴要求;也要看到地,與企業發展階段相適應。以高標準嚴格要求企業,又不能太理想化。

財新記者: 你提到引導央企走出去,目前很多央企的海外並購項目都陷入了困境,你認為國資委的考核導向是否有相應的問題?

劉南昌: 海外投資項目失敗有各種複雜原因,海外業績考核的難度非常大。央企走出去是大方向,要支持,但步驟和配套措施需要慢慢積累。在這個過程中交些學費在所難免,也不要將企業逼到死角。但是,企業要完善決策機制,董事會的人要真決策、真對企業負責。

考核要動真格

財新記者: 2012年度的十大虧損央企共計虧損了400多億元。今年以來,虧損央企的系列高管變動是否與國資委的考核結果評價有關?

劉南昌: 我不能說和國資委的考核是否有直接關係,我只能說,在當前大環境下,企業幹不好,領導人就可能下去。

2012年,D 級的央企共有7家。

對於周期性強的行業,當總體形勢好的時候,我們要求央企要比大勢好;大勢不好時,我們要求央企利潤下降要慢一點,這是一個準則。處於行業下行周期時,國資委可以給企業一些豁免權,而且會和企業一起制定減虧目標,否則沒法向社會交代。但如果連續兩年完不成目標、且沒有特殊原因的,企業負責人的考核可能是不合格的。

財新記者: 國資委會否幫助企業減虧?

比如撥付國有資本收益補貼給電力行業。

劉南昌: 國資委不會管央企經營虧損問 題,若虧損由企業造成,國資委還會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國有資本收益是另一回事。電力行業屬於政策性虧損,國家不可能拿財政來補貼,所以國資委給了他們一些資金,以補貼其價格沒到位的一小部分。但這部分資金不是白給的,也會納入考核,屬於資本佔用的部分。

財新記者:幹部腐敗、安全事故等問題,是否會影響企業的考核級別?

劉南昌: 國資委業績考核主要是解決保值增值問題。針對腐敗問題,我們會對企業上報的數據進行核查,企業有自己的外部審計,我們也會獨立審計。如果我們發現企業的外部審計和企業一起做假,會將其加入黑名單。對於國資流失、重大違紀的,我們要扣分、降級處理。對於事故問題,不同的事故有不同的劃分標準,若出現瞞報,企業就會被降級,但現在瞞報的情況很少。一般死亡3-9人是較大事故,10-29人是重大事故,30人以上是特別重大事故。一般企業的業績總分是120分(不含 考核係數),若出現重大違紀,安全或節能環保事故等,我們有扣分的減項,甚至降級。

財新記者: 央企負責人的考核體系和流程是怎樣的?

劉南昌: 國資委綜合局把設定的目標下達給企業,在年度和任期考核的時候,國資委有關廳局再對企業上報的數據進行核實;之後依據目標及核實情況對企業打分,確定企業的考核級別;然後再將考核級別交到國資委薪酬部門兌現薪酬,將考核結果送組織部門來確定該企業負責人的綜合考核得分。

國資委的業績考核在組織部門的綜合評分中占50% 權重,組織部門的評價標準包括德、能、誠、績、廉等,而國資委的業績考核考察的重點是其績效。

我們每個月都會採集企業的一些數據,半年會對企業的業績做一個小結。

財新記者: 為什麼每年國資委只公佈A級企業?

劉南昌: B 級以下不公佈,主要是考慮到企業負責人的面子問題,以及央企上市公司的融資影響。考核的目的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而不是要“ 雞飛狗跳”。

讓企業每年、每個階段有進步,能看到階段性的成果,他們就會有動力。

財新記者: 你怎麼看社會上對國企的一些批評,比如壟斷、效益低下等問題?

劉南昌: 央企雖然沒達到一些民企或國際企業的管理水平,但不可否認現在企業效益方面進步很大;而對國企靠佔用國家資源、靠壟斷才發展壯大的問題,如果真是這樣,那2003年之前為什麼國企不行呢?那時候壟斷更加厲害。比如土地,以前確實有國有劃撥地,但現在國企70%-80% 都上市了,土地獲取和其他企業是一樣的。 電網、電信領域的確存在壟斷,但其壟斷是自然形成的。央企是“ 國家隊”,競爭對象不是民企,而是國際“ 大鱷”,只有把大的國有資本搞活,才能和國際競爭。

對於很多人都迴避的薪酬問題,我不迴避。這十年,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其實沒有過度增加,尤其一線職工的工資很低,真正得利的還是國家。去年央企稅收1.8萬億-1.9萬億元,利潤1.26萬億元,稅收高于利潤,稅負也比民企高出1倍多。

今年央企的整體稅收可能超過2萬億元。

我們還是要堅持市場化方向,對央企負責 人按勞取酬、按貢獻取酬。

財新記者: 今年國資委為央企定下了全年利潤增長10% 的目標,並派出“保增長”工作小組進駐巨虧企業督陣。從半年報來看,十大虧損央企上半年淨利潤虧損同比下降了89.22%,但一些央企減虧或轉盈主要依賴于不良資產處置和房地產業務的增長。如何看這一現象?

劉南昌: 國資委對EVA 考核方法的調整,有利於加速央企處置不良資產。今年以來,企業為突出主業做強做優,清退處置獲利低的資產所得非經常性收益,在計算EVA 考核值時可不予剔除,此前是進行減半計算。這的確意味著央企今年對這類資產的處置步伐將加快,會成為全年利潤貢獻的重要部分。

本刊記者吳靜、特派香港記者王端對此

文亦有貢獻


對話 經濟 社會 轉型 系列 之四 四十 十一 一央 央企 考核 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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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前馬雲致投資者公開信:我如履薄冰,生態正在演進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06/145505.html

i黑馬註:9月6日消息,阿里巴巴集團向美國證監會 (SEC) 提交招股書更新文件,首次對外公布了招股定價區間為60-66美元,以此估算,即將上市的阿里巴巴估值在1600億美元左右,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IPO。

文件中包含了一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致投資者的公開信。

馬雲從使命、願景、商業模式、如何面對挑戰、解決問題的優先級以及治理機制等方面進行闡述,回顧了過去15年阿里巴巴所面臨的挑戰,表示天天如履薄冰。他認為,阿里巴巴在上市之後,以前的所有爭議性難題不僅不會減少,而且可能會面臨更多挑戰。

馬雲最後承諾,會全心全意地服務好阿里巴巴生態系統以及系統內每一個組成部分的利益。

以下是信件全文:

尊敬的投資者:

當您打開這份阿里巴巴上市招股書的時候,您也許在考慮投資我們,參與我們未來發展的旅程。我希望能在這封短短的信里與您分享一些我們對未來的信念和看法,以便您做出最終的選擇。

我們的使命和願景

阿里巴巴是一家真正相信並踐行使命驅動的公司。15年來,我們固執的堅守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一使命,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生存,成長和發展的問題,我們與成千上萬的小企業一起靠理想,靠努力,靠市場成就了更好的自己。未來我們將一如既往與客戶共同努力,成為一家生存102年,也就是橫跨三個世紀的公司。

與其他高科技公司有所不同,我們不是一家拓展技術邊界的科技公司, 而是一家通過持續推動技術進步,不斷拓展商業邊界的企業。我們不是靠某幾項技術創新,或者幾個神奇創始人造就的公司,而是一個由成千上萬相信未來,相信互聯網能讓商業社會更公平,更開放,更透明,更應該自由分享的參與者們,共同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熱情建立起來的一個生態系統——正如今天你們所看到的。

很多年前,我們公司的創始人就渴望成立一家由中國人創辦,但是屬於全世界、屬於這個時代的公司。過去十多年,我們一直以中國因為我們發生了什麽變化來衡量我們的成就感,未來,我們將會以世界因為阿里巴巴發生了什麽正向變化來衡量我們是否是真正的成功。這會是巨大的挑戰,但更會是一個難得的福報。這要求我們每一天都做到最好,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堅持長期的投入,規劃和完美的執行。

我們基於生態系統的商業模式

阿里巴巴的使命決定了公司不會成為一家商業帝國。我們堅信只有打造一個開放,協同,繁榮的商業生態系統,令生態系統的成員有能力充分參與其中,這樣才能真正幫助到我們的客戶,也就是小微企業和消費者。作為這一生態系統的運營者和服務者,我們傾註了我們所有的心血、時間和精力,用以保障和推動這個生態系統系統及其參與者更加蓬勃發展。我們取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讓我們的客戶,我們的合作夥伴成功。

我們一直堅信,身處21世紀的企業必須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己任。阿里巴巴集團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植入了社會責任的基因。我們相信一個健康繁榮的生態系統是我們商業模式的根基,而這需要通過持續解決社會問題和承擔社會責任來實現。

互聯網給了我們一個“千年一遇”的機會,讓我們能在中國建立一個全新的商業生態系統。然而,這個變革性的工作並不容易,它要求我們必須保持一致,跨領域合作,並且始終聚焦在打造我們生態系統以及生態系統參與者的長遠利益上;它要求生態系統最大程度的公平、透明和高效。這不僅是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是我們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這個複雜的生態系統註定了不會呈現簡單的商業模式。同樣,因為我們的複雜系統,也讓競爭者不容易輕易模仿。

假如您購買了我們的股票,您也會成為我們生態系統里的一部分。在全力保障您的利益的同時,我們也會希望並請您和我們一起努力確保生態系統更加持久健康的發展。

我們將如何面對挑戰

過去的15年,我們走的並不容易,在一片的爭議和挑戰中,走到了今天。盡管天天如履薄冰,我們還是常常發現必須面對複雜局面,平衡與協調各方利益,並做出艱難選擇:買家賣家的利益,賣家間的競爭關系,創業精神和監管者的關系,開拓創新和穩健保守的關系,諸如此類。任何一次巨大的創新和進步背後都會有與保守和既得利益群體的角逐,有人支持也必然有人反對。

此外,現實商業社會里的很多弊端也會在我們的生態里出現,假貨,知識產權,以及那些試圖利用我們的生態系統獲得不公平收益的行為。如同今天所有的公司一樣,我們必須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因為即使是建立在互聯網上的生態系統也無法不受傳統經濟問題的影響,我們的生態系統及其參與者是無法從現實世界中分離出來的。處理好這些問題絕對不容易,因為從來就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和答案。同時,生態系統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自然演進的,因此阿里巴巴的發展必須隨時跟著現實與網絡環境的變化而快速變化。

我們這次在美國成為公眾公司以後,以前的所有爭議性難題不僅不會減少,而且可能增加更多的挑戰。當一家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闖入全球視野,其產生的文化、價值觀、法律、甚至地緣政治等因素的沖撞,會導致很多問題複雜化。另外,我本人就是一個充滿各種爭議的創始人,圍繞我也一定不會缺乏許多令人頭痛的話題和爭論。。。我們希望這些爭議是建設性的,可以為全球化的討論貢獻新的思路。

當然回避挑戰不是我們的做事風格。假如您是我們的股東,您一定也會因為我們而增加不少困惑。但我在這里清楚的告訴大家:不管發生任何事,我們一定會頑固的堅持我們的理想,堅持做自己,堅持做未來,堅持誠信透明的公司治理原則。我們一定會堅定不移的捍衛阿里巴巴生態系統的長遠和健康利益。您的信任和支持將會是我們最大的資產,不辜負信任是我們的信條。

我們解決問題的優先級

我在很多場合上指出,阿里巴巴信奉“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的經營管理思想。很多投資者初次聽見這個觀點可能很難理解。

我在這里向您表明:阿里巴巴只有堅持“客戶第一”,為客戶創造持久的價值才有可能為股東創造價值。在新經濟時代,讓客戶滿意的最主要因素是我們的員工,沒有勤奮,快樂,激情敬業和富有才華能力的員工,給客戶創造價值就是一句空話。沒有滿意的員工隊伍就不可能有滿意的客戶,沒有滿意的客戶絕對不可能有滿意的股東。

我們非常尊重和感恩投資者用自己的錢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希望我們的投資者不僅僅能獲得財務上的回報,更能和我們一起分享完善社會的成就感。15年來的時間證明,我們的投資者包括軟銀,雅虎任何一家長期投資者都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並且參與了阿里巴巴為社會增加就業、鼓勵創新、促進公平競爭、推動社會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

我在這里還會強調公司不會根據我們收入和利潤的短期波動而做決定。我們的戰略決策會完全徹底貫徹執行使命驅動的長期發展規劃。一切人才,資本,技術、資源的運用將會用來保障阿里巴巴生態系統的長期健康發展。我們渴望的是長期的投資者而不是短期股票炒作者。

我們的治理機制

為了確保公司長期健康的發展,確保客戶,員工,投資者和各方參與者的長期利益,阿里巴巴做任何決定都需基於共識、協作和承擔責任的原則,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正是這種運營思想的體現。我們相信,這樣跨領域合作的機制能促進管理者們去除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度,實現團隊協作,從而更好地提升公司業務。

要運營好一個阿里巴巴這樣大而複雜的生態系統絕對不能依靠一兩個創始人或管理層,不論他們多麽有能力,我們必須借助一個機制並選拔更多在各自領域出類拔萃並有共同信念的人。合夥人保障的不是合夥人的利益,而是要用一套制度來保障我們的使命感,價值觀,願景和文化。我們通過吸納新的合夥人,來平衡堅守核心信念和保持開放性,確保我們的生態系統和運營機制隨著時間和規模發展而不斷演進。

為了建立一個健康、可持續增長的商業生態系統,我們的公司章程授權阿里巴巴合夥人在公司戰略方向和文化上有很強的發言權。我們用長時間的思考和實踐,強烈的責任感,來建立和完善這個架構,我們對合夥人的選擇異常謹慎。我希望各位能在招股說明書中仔細閱讀關於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的描述,以了解更多關於我們對這個公司治理結構的獨特性以及在其背後我們關於管理的建設性思考。

各位尊敬的投資者,阿里巴巴上市以後,我們每年的年報里都會有這麽一封由我們合夥人輪流寫的信和大家進行溝通匯報。

再次感謝您考慮投資參與阿里巴巴的發展。我和同事們向大家保證,我們一定會全心全意的服務好阿里巴巴生態系統,以及系統內每一個組成部分的利益。

馬雲

阿里巴巴集團執行主席

上市 馬雲 投資者 投資 公開信 公開 我如 如履 薄冰 生態 正在 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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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持久戰: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與港A股牛市演進脈絡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467

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5-5-10 21:48 編輯

論持久戰: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與港A股牛市演進脈絡
作者:格隆

第一個問題:一個大牛市的崛起與成立,需要多少曲折的反複?

上面這個問題適用任何一個主體,國家、民族、企業、股市、個人……不一而足。

港A股在4月摧枯拉朽式的狂飆突進後,於5月進入歇息整理狀態。很多人在與格隆探討一個問題:解放軍到底來不來?恨嫁的港A新娘望穿秋水,怎麽等來的全是鬧洞房的人?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上一個經典的史上最牛創業團隊的故事:

1921年在馬列概念的風口中成立公司,依靠世界級營銷廣告“打土豪分田地”起家,隨後拿到了蘇聯天使輪和A輪融資,歷經11年艱苦卓絕的浴血經營,在兼並部分西方列強和國內競爭對手的資產後,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上市。上市後也幾經波折,公司營收一度入不敷出,但長期看業績仍是逐年提高,上市65年後估值突破10萬億美金,雄居全球第二。

創業團隊成員見下圖:

(左上起依次為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左下依次為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

上面這段看似輕松幽默的話語,概括的實際就是新中國這家公司偉大牛市的進程:期間經歷了多少曲折與甘苦,我相信每個中國人都非常清楚。

大國崛起如此,股市走牛亦如此:如果沒有足夠的高度與視野,沒有堅定的信念與執行力,你最多是一個牛市的機會主義看客——顧順章、張國燾、向忠發,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舉個很簡單例子:如果你只是覺得港A股是這波A股大牛市能量擴散帶來的余震,你一定不會認為5月的無厘頭震蕩是重新吸納港A籌碼的絕佳機會,你一定會在五月的震蕩中撤離,並為這種撤離而沾沾自喜——這與顧順章、張國燾、向忠發的叛變沒有什麽兩樣,區別只在於叛變的代價大小。

從目前看,港股還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A股的走勢,多少有點影子股和配角的味道,但恒指(尤其國企指數)與上證指數分手的日子不會太遠了:再給時間一點時間。我們需要糾結的不是時間,而是大方向的正確。大方向正確,你所忍耐的每一分鐘,未來都會帶給你可觀的回報。

請複習5月8日格隆匯評論員的文章《Buy in May & Go away:5月是港A股最後及最佳的上車機會》。

第二個問題:打匯豐,是不是有些太冒進?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也先上一個歷史片段:

1819年5月,“南美之父”玻利瓦爾率領2000名革命軍繞過已被西班牙軍隊重兵把守的委內瑞拉到新格蘭納達(今哥倫比亞)的各路通道,長途艱苦跋涉,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頑強翻越海拔4000米、荒無人煙的安第斯山,突然出現在哥倫畢業首都波哥大城下,並一舉擊潰措手不及的西班牙軍隊主力。這次奇襲大獲全勝,由此奠定了南美各殖民地獲得解放的基礎。

這就是南美軍事史上最有名的波亞卡戰役——放棄所有邊緣地區,黑虎掏心,直接拿下首都。

3月24日,格隆匯發出“旗幟鮮明做多港A股”的號召,之後港A股在4月摧枯拉朽式的狂飆突進;

4月26日,格隆匯發出“旗幟鮮明做多匯豐”的號召。

很多朋友在目瞪口呆之余詢問:匯豐可不是中小市值的港A股,匯豐可是市值1.5萬億,恒指第一大成分股,超級大笨象,算是外資的老巢,港股帝國的首都了,這麽直接打老巢,時間對嗎?力量夠嗎?太冒進了吧?(朋友同時沒忘提醒,有三大外資行都已針鋒相對,高效率下調了對匯豐的評級)。

是的,打的就是外資老巢!

又如何?

有本事,外資集體做空匯豐試試?

打匯豐,其實表明的是一個戰略上的態度和自信:

1、中國這個巨人史上第二次戰略轉型

2、人民幣加速國際化

3、國家意誌強力輸出資本

在這樣戰略大背景下,作為幾乎唯一輸出出口與抓手的港股會是一波超級大牛市!做多匯豐,是順應這個歷史潮流,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有著足夠勝算。試圖做空者,則是與中國的歷史趨勢在做對手盤!

誰勝誰負,顯而易見。

既然是一波超級牛市,中資真正接管金融主權,首都淪陷都將是必然的特征和結果,否則何以能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牛市?
短期內攻陷首都當然不現實,但小試牛刀,圍而不打,給敵人以強大心理震懾,你焉知不會出現城內敵人投誠起義,畫龍點睛,並最終形成共同做多一個崛起中大國統一戰線的效果?

至少,你無需再繼續過往那種仰視外資,甚至盲從外資,放棄定價權的慣性靜態思維。過去港股日成交只有600億水平,4月以來,日均成交2000億,說這里有一半是南下中資一點不為過。這種背景下,說港股不會A股化,說中資難以接管定價權,都是一種不可理喻的自欺欺人,連閉目塞聽都算不上。

港股長期估值低、需要看外圍臉色、看外資臉色,只是因為沒有本土沈澱資金。

中國有四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有可以降40次的準備金率,有可以降21次的利率,一旦解除資本輸出限制,而且是以國家意誌推動輸出資本,香港會有多少定價權接管不了?有多少坑填不平?

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傳來央行再次降息0.25個百分點的消息——大國有錢,就是這麽任性!

對於未來的香港資本市場,外資將永遠只是客人——朋友來了有好酒,但,如果是……。

第三個問題:港A股牛市未來會怎樣演繹?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還是先上一段新中國締造者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總結。
1947年12月25日,人民軍隊的締造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做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並在其中正式提出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指導的十項基本原則:

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③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複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

④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采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

⑤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⑥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⑦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註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⑧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⑨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⑩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很明顯,毛主席這個作戰指導的十項基本原則是以弱勝強的經典路徑總結,其核心就是:
1、先打敵方力量薄弱的,我方有把握的,能掌控的,積小勝為大勝;

2、在掃清外圍,孤立強敵後,再集中優勢兵力,對敵方主力一鼓聚殲之;

3、力求一直保持高壓,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對於南下資金而言:
1、我們能掌控的是中資股,其中典型代表就是估值與A股天壤之別的“港A股”。這類股票多數不在外資覆蓋和組合名單里,屬於典型的“敵方力量薄弱,我方有把握,能掌控的”,集中力量拿下這些,積小勝為大勝,是未來很長時間的不變策略;

2、外資把守了多數恒指指標股。這部分屬於敵方力量強大,而應該被孤立的對象,可以圍而不打,遊而不擊,令其時刻感受到壓力,自亂陣腳,最後投誠起義;

3、對於最關鍵的恒指龍頭指標股匯豐,適當布局是沒有大的錯誤的;

4、真正的決戰時間在6月香港普選公投結束後,可以預期的是彼時成建制的正規解放軍部隊已集結完畢,一聲令下,殲滅戰開打;

5、長期而言,港股估值水平必定與A股縮窄乃至拉平,這預示著絕大多數港A股都可能還有翻倍的空間——除非人民幣國際化只是個噱頭。

還是那句話:一切的一切,都劍指5月後。
最後送上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後,毛主席的一句七律詩詞做本文結尾: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格隆匯聲明: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關聯公司股票。

持久戰 持久 主席 十大 軍事 原則 與港 牛市 演進 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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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三十年演進史精準扶貧為什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466

陜西平利縣大貴鎮毛壩嶺村的“避災扶貧移民搬遷”居民集中安置區(2014年3月14日攝)。 (新華社記者 陶明/圖)

專題按:以舉國之力發起的中國式扶貧,現在開始沖刺: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所有貧困縣“摘帽”。22個省份立下軍令狀,若不能限期完成任務,省委書記或省長將被問責。

三十年間,中央政策幾經調整,“精準”成為當下的新方向標。四川夾江,一場核查風暴剔除了數千“假貧困戶”,只有核準了貧困人口的具體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戶制策。

目前全國七千多萬貧困農民,因病致貧的占到42%。湖南安化,數千塵肺病貧困農民甚至陷入“因貧致病、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他們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條“幹凈”的致富路。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

貧困是相對的。到2020年以後,也許我們又會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解決貧困問題。那又是新一輪扶貧了。

到2020年,所有貧困縣摘帽。按照現行標準,中國還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不含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至少7000萬農村貧困人口。

在2015年11月末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西部22個省區立下了扶貧“軍令狀”。中辦國辦新印發的考核辦法稱,如果扶貧出了問題,省級黨政負責人將被約談甚至問責。

自1986年起,三十年間,中國的反貧困戰役一直在“攻堅”,政策幾經調整: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再到“扶貧入戶”……現在,扶貧的最新關鍵詞是——“精準”。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說。

1986-1993:承認貧困,定義貧困

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成立,中國式扶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活動”拉開序幕。

當年5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主持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根據會議紀要,當時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會議認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領導方式”,是貧困地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兩個月後的第二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宣布了國務院的決定:在原來用於扶持貧困地區資金數量不變的基礎上,新增加十億元專項貼息貸款。

在設立專門機構之前,1984年,中央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頒布《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雖有性質類似扶貧開發的以工代賑計劃和“三西”農業專項建設項目,但政策文件中卻罕見“貧困”二字。

“以前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有貧困現象,政府也沒有專門的扶貧機構和制度。存在扶危濟困的行為,但沒有上升到國家意誌的高度。後來承認了,就要設置貧困線來定義貧困。”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到1986年,依據農村人均年收入和縣級單位的財政狀況,國定貧困縣標準第一次劃出:1985年人均純收入低於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於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老區縣放寬到300元。

這一階段,甄別貧困戶沒有統一的收入標準,只憑直觀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房不蔽風雨”,簡稱“三不戶”。1991年,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稱:“這是一個只講‘意圖’精神,要求下面根據意圖靈活掌握,以適應各地不同消費水準的典型‘中國式’政策。”

1993年,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其設在農牧漁業部(現農業部)的辦公室亦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扶貧辦”)。同年,農村個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

(李伯根/圖)

1994-2000: 形勢嚴峻,投入劇增

“扶貧一直有長期規劃,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發現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動,20世紀末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任務可能完不成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貧困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國寶說。

1994年,著名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開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的論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八七”的含義是:在20世紀的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根據“四進七出”標準(凡是1992年年人均純收入低於400元的縣全部納入國家貧困縣扶持範圍,凡是高於700元的原國定貧困縣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有592個,占全國縣級單位的27%,雲南、陜西、貴州、四川、甘肅省的貧困縣均在40個以上。

“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前期,吳國寶曾在一個有國務院扶貧辦官員參加的會議上談及當時的突出問題:中央要減貧,地方政府並非不願配合,但自身財政狀況堪憂。“1990年代初,很多貧困縣都沒法按時發出工資。是把很少的錢投入長期才能見效的扶貧中,還是用來解決短期財政困難,理性的地方政府都會面臨這樣的沖突。”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96年,第一次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重申:“今後五年扶貧任務不管多麽艱巨,時間多麽緊迫,也要下決心打贏這場攻堅戰,啃下這塊硬骨頭,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絕不能動搖。”

吳國寶認為,1996年是中國扶貧政策的一個關鍵節點:“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扶貧政策都是1996年以後出臺的,比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扶貧。”

持續十年的實際扶貧資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轉。“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的七年間,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1240億元,相當於年度財政支出的5%-7%。

“隨著國家投入資金越來越多,地方在扶貧工作上把眼睛向上,向國家討要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李克軍曾在某國家級貧困縣當縣委書記,2016年1月21日,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強調的“開發式扶貧”,基層官員主要理解為爭取國家資金項目,“很多優惠政策只投向國家級貧困縣,我們叫進了‘國家隊’。”

1993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減貧速度高3.6個百分點。專委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汪三貴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此期間國定貧困縣的糧食和農業生產以及農戶純收入增長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扶貧投資對貧困人口的數量沒有表現出比較強的影響,說明家庭收入增長中較大的份額可能被“國家隊”的非貧困居民分享。

2001-2010:整村推進,十年評估

“國家隊”的名單在新世紀頭十年遭遇了一次調整,總數仍保持在592個。不同於1994年,此番“競爭”異常激烈。當時在東北某國家級貧困縣擔任主要領導的楊勇(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縣人均耕地面積比較多,農民收入來源比較廣泛,別的縣都說我們是戴著貧困縣的帽子裝窮。分管農業的副省長專程來縣里跟我談,讓我脫貧,給我算了很多賬。但是我也很能算賬,這頂帽子還是保住了。”

地方爭奪貧困縣的同時,中央扶貧政策把目標降低到村級,實施“整村推進”。2001年在全國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這一調整源於許多學者的研究建議,專委會成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原院長李小雲是其中一位。

李小雲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研究扶貧,當時他重點關註三個問題:誰是窮人?窮人需要什麽?對於未能在經濟發展中受益的人,如何通過扶貧措施使其受益?他認為,瞄準村級才能瞄準窮人,令他們真正受益。

2007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國務院相關通知稱,仍有部分貧困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需要政府給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吳國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4年初,他和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在一次亞行會議上就提出了類似動議,“那次會議發改委、財政部、民政部、扶貧辦等關鍵部委的司局長都在,除了財政部有些擔憂資金問題,其他部委都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建議。”

同在2007年,王小魯、李實、汪三貴等學者撰寫的《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引起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重視。

“當時在政策層面,更多是就貧困談貧困,沒有從更廣義的角度看到貧困問題。那份報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貧理念,比如不僅要看到絕對貧困,還要看到相對貧困(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時維持的社會生活狀況);除了收入貧困,也要看到教育、衛生、生活水平等多維貧困。”專委會成員、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國務院扶貧辦官員找到李實,委托他對《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的實施情況進行總結評估。李實作為課題組組長,邀請了十多位扶貧領域的專家共同評估。“他們(國務院扶貧辦)沒有提任何要求,我們基本是從學者的角度,對十年的政策實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系統評價。”

這是中國扶貧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對階段性扶貧工作進行總體評價。報告在肯定扶貧成果的同時提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扶貧標準過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制約扶貧效果、貧困戶在扶貧資金分配中沒有受到優待等。

“當時雖然沒有‘精準扶貧’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經明確提了出來:一定要把區域發展和個人幫扶結合起來,使得扶貧效果有效集中在貧困人口身上。以往貧困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可能非貧困人口受益更多,這種情況下怎麽更集中地幫扶貧困人口,這是當時的重點。”李實說。

十八大後: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2011年底約為1.28億人。

萬海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制定貧困線時,決策者按生理學標準,計算每人每天維持溫飽一定要補充多少卡路里或者蛋白質,加入市場價格核算後選取成本最低的一種組合,按2010年物價標準,四舍五入後是2320元。各省對這一標準意見很大,貧困人口多的省份認為標準太高,最後中央拍板定為2300元。

十八大以後,“精準扶貧”成為一切扶貧工作的中心。李實認為,精準扶貧戰略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在貧困問題比較普遍時,扶貧瞄準個人要花費大量人財物,因此只能采取開發式區域性扶貧。經過三十年,大部分貧困問題得以解決,只剩下幾千萬最難脫貧的人口,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

最難脫貧的人口還剩多少,目前存在兩個數據:7000多萬和8900多萬。據汪三貴介紹,7000萬是國家統計局將7000多個樣本村的抽樣調查結果反推至全國農村人口,估計出的處於貧困狀況的人數;8900萬則是2013至2014年全國建檔立卡識別出的貧困人口。

“收入調查和消費調查是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地方真正做精準識別時沒有這樣的基礎,主要靠民主評議。國家統計局完全按經濟指標估計的人口,和基層按照民主評議估計的人口,中間對得上來的只有一半左右。”汪三貴說。

李小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基層民主評議的方法最早是上個世紀90年代做參與式扶貧研究提出來的,當時叫“貧富排序”:“精準扶貧,第一步就是明確誰是窮人。你到村里問收入,比較難弄清楚,但下面開會,誰是最窮的,一下就能識別出來。”

這項工作,貴州畢節市大方縣從2014年底開始啟動,前後做了大半年。據大方縣扶貧辦主任胡珺介紹,鄉鎮各小組通過“民主評困”會議評選貧困對象,在村里張榜公示,無異議後在鄉鎮匯總,進行二次公示,再申報到縣里。“目前我們縣的貧困名單是54664戶,18.16萬人。省里要求我們再‘回頭看’,防止有錯漏的對象。”

2020年:不脫貧,說不過去

脫貧攻堅成為了“十三五”期間的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壓力層層向下傳遞。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期間,中西部22個省份黨政主要負責人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

“到2020年要全面實現小康,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現在的低標準貧困人口還不能脫貧,那很難說得過去。”汪三貴表示。

2015年12月1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蘇國霞表示,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較高:“從財政投入說,文件(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各級的財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相匹配。我們現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級的財政扶貧投入都會有大幅度的增加。……國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銀來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樂觀,也不樂觀。”對於能否如期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一位專委會成員表態相對謹慎。他提示南方周末記者,中央提出實施脫貧“五個一批”工程,最後一項是“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通過各種扶貧方式,最後到了2020年,還會剩下3000萬貧困人口,我們可以通過低保救濟使他們的收入達到貧困線以上。現在農村低保覆蓋面已經是5200萬人口了,最後無非是把低保標準提高一些,從財政能力來說做得到。如果低保救濟制度化,應該說到2020年實現7000萬人口脫貧沒有問題。”

7000萬人口脫貧後,中國就沒有貧困了嗎?汪三貴的答案是:並非如此。

“貧困是相對的。到2020年以後,也許我們又會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解決貧困問題。那又是新一輪扶貧了。”

中國 扶貧 三十 十年 演進 精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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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食物選擇看文明演進

2016-03-07  TWM

碳水化合物是勞動者的能量來源,現代人則必須捨棄碳水化合物。由此可窺見,食物的選擇,反映了世界演化的進程。

注意吃下肚的食物已好一陣子。為了讓健身更有效果,我開始改變飲食習慣,減少碳水化合物的攝取,多吃蛋白質及油脂。不過,如此控制飲食,其實與我所從事的美食評論工作互相矛盾,我也盡量在二者間尋求平衡。若是必須認真吃飯的場合,基本上我什麼都吃,但餐前麵包、飯後甜點仍會盡量節制;若在家用餐,就盡量遵守上述原則。

為什麼少吃碳水化合物?根據我閱讀的相關書籍,蛋白質、油脂、碳水化合物等三大營養素中,碳水化合物最容易被身體儲存成脂肪。碳水化合物在體內會被分解成葡萄糖,進入血液後就是血糖,食用太多碳水化合物,在胰島素與腎上腺素的交替作用下,血糖會大力震盪,若因此導致胰臟失調。血糖停留在平衡線以上,胰島素就會不斷把血糖轉成脂肪,導致肥胖。

不過,回頭檢視我們從古至今的飲食習慣,碳水化合物卻是主軸。米飯不可或缺,麵包相當普及,更常常有人用一碗麵條填飽肚子。與蛋白質、油脂相比,碳水化合物確實是便宜的能量來源,且能迅速提供能量,適合幹體力活的高勞動者。不過,現代人有誰幹體力活呢?古人要劈柴生火、掘井打水,為了交易得翻山越嶺,體力花費大,自然也能把體內的糖分消耗殆盡。現代人大多不事勞動,還得另外培養運動習慣,若照樣大吃碳水化合物,難保不發福。

有意思的是,若再往前回溯人類文明的起源,肥沃月彎︵美索不達米亞︶得天獨厚的農業環境至關重要,其穀物類作物如通心粉小麥、野生種小麥及大麥,成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來源,餵飽了人們,也使社會得以分工,豢養不事生產的專業人士,因而優先發展出文明。

碳水化合物餵養文明,現代的文明人類卻必須捨棄碳水化合物。食物選擇反映了世界演化的進程,或許,我們真的更文明了。

撰文 / 高琹雯

食物 選擇 文明 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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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演進

保障食品安全任重道遠,回顧和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食品安全體制和機構的變遷,是重要的理論命題,更有助於探索大國食品安全治理之道。

食品的屬性包括數量、種類、質量、營養、口味等要素。相應地,食品安全綜合概念體系包括糧食數量安全、食品質量安全和食物營養安全三個層次。三類安全彼此關聯且相互影響,分別扮演基礎、樞紐和目標的角色,人們通常所說的食品安全是指食品質量安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規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三個時期

在筆者的梳理中,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過程:混合過渡體制(1979~1993年),全面外部監督體制(1994~2002年),科學監管體制(2003~2011年),直到黨的十八大後,邁向了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經濟基礎的變化迫切要求改革經濟體制管理模式。經國務院批準同意,衛生部於1978年牽頭會同其他有關部委組成“全國食品衛生領導小組”,組織對農業種植養殖、食品生產經營和進出口等環節的食品汙染開展治理。1982年11月19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試行)》(下稱《試行法》)。這是中國食品衛生領域的第一部法律,對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容器、包裝材料、食品用工具、設備等方面衛生要求,食品衛生標準和管理辦法的制定,食品衛生許可、管理和監督,從業人員健康檢查以及法律責任等方面都作了翔實規定。

《試行法》規定國家實行食品衛生監督制度,改變了各級政府非常設機構——食品衛生領導小組負責食品衛生監督管理的格局,明確各級衛生行政部門領導食品衛生工作及其執法主體地位。

不論是從經濟社會背景、管理體制還是政策工具等方面看,改革開放初期的食品衛生都帶有濃厚的混合過渡色彩,這是一種徘徊於溫飽與吃好、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政企合一與政企分離、行業管理與外部監督、傳統管控與現代監管之間的獨特現象。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實行政企分開,逐步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在這一背景下,199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撤消輕工業部,成立中國輕工總會。至此,食品企業正式與輕工業主管部門分離,延續了40多年的政企合一體制被打破。在此之後,各類市場主體發展食品產業的積極性被激發,食品產業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宏觀背景的深刻變化,為頒布施行十多年的《試行法》正式實施提供了良好契機。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於1995年10月30日審議通過了《食品衛生法》,標誌著中國食品衛生管理工作正式進入法制化階段。該法繼承了《試行法》的總體框架、主要制度和條款內容,增加了保健食品相關規定,細化了行政處罰條款,強化了對街頭食品和進口食品的管理。

《食品衛生法》再次明確國家實行食品衛生監督制度,廢除原有政企合一體制下的行業部門食品衛生管理職權,確定了衛生行政部門作為食品衛生執法主體的地位。同時,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食品衛生管理工作。政府通過建立有權威的外部食品衛生執法和監督機構,在絕大部分領域取代行業內部食品衛生管理,將監管者與監管對象都納入法制框架。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傳統行政幹預手段基本退出歷史舞臺,衛生部門繼續強化國家立法、技術標準、行政執法等工作,同時質量認證、風險監測、科普宣傳等新型監管工具也初現端倪。

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入世”給中國食品安全帶來兩大深刻變化:其一,進口食品大量進入國內市場,知識產權、政策性貿易壁壘等風險不斷增加,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也逐步提高,中國食品產業面臨大分化、大重組;第二,隨著中國食品大量出口到國外,食品安全政策議題不再局限於國內和市場層面。

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在原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基礎上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食品安全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組織查處重大事故,同時還承擔保健食品審批許可職能。2004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國發〔2004〕23號),按照一個監管環節由一個部門負責的原則,采取“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方式,明確了食品安全監管的部門和職能。該決定同時明確提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食品安全負總責。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又通過了新《食品安全法》。根據《食品安全法》規定,國務院於2010年2月6日印發《關於設立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的通知》(國發〔2010〕6號),成立了由國務院領導擔任正副主任,由衛生、發展改革、工業和信息化、財政、農業、工商、質檢、食品藥品監管等15個部門負責同誌作為成員組成的食品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務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此後,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設立了辦公室,具體承擔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從而取代衛生部成為更高層次的食品安全綜合協調機構。

邁向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八大以後,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背景下,中國食品安全也進入了新階段。

(一)食品安全狀況多元影響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食品安全首先是“管”出來的,也是“產”出來的。這一論述表明食品安全狀況存在的多元因素影響,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產”的因素,生產經營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中國現有2億多農民從事種植養殖,農戶違法成本低,監管難度極大。全國每年消耗32萬噸農藥、6000萬噸化肥和250萬噸農業塑料薄膜,粗放的農業生產模式導致化學汙染成為當前食品安全的最大風險。2015年中國規模以上食品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11.34萬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10%以上。盡管已成為國內第一大工業行業和國民經濟重要支柱,與發達國家集中生產和有序流通的食品供應體系相比,中國食品產業基礎系統性薄弱,表現為產業結構“多、小、散、低”,集約化程度不高,生產經營者誠信意識和守法意識淡薄。

二是“管”的因素,強大產業和強大監管互為支撐。如2013財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實有雇員14648人,其直接監管的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僅5萬多家。英國食品標準署(FSA)和地方衛生部門(EHO)的食品安全檢查員要在大學經過4年正規學習方可上崗,監管全國50多萬家食品生產經營企業。中國食品藥品監管人員編制長期在10萬左右,而各類有證的食品生產經營主體則數以百萬計,監管人員和監管對象比例嚴重失衡。

三是“本”的因素,即環境給食品安全帶來的影響。當前全國19.4%耕地土壤點位重金屬或有機汙染超標,61.5%的地下水監測點水質為較差或極差,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汙染從源頭影響食品安全。然而根據現行機構設置,上述工作分別由國土、環保、食藥監管部門負責,其往往以自身職能為出發點設置政策議程,政策缺乏互補性和一致性。

(二)從監管到治理的範式轉變。

食品安全成因的複雜性決定了其解決途徑的綜合性。除政府監管外,企業自治、行業自律、媒體監督、消費者參與、司法裁判同樣是糾正市場失靈進而保障食品安全的手段。因此,食品安全治理現代化要改變過去政府一家“單打獨鬥”的格局,重構監管部門、企業、行業協會、媒體和消費者等主體的角色和權力(利)義務關系。當這種關系用法律、政策等制度形式固定下來時,就成為食品安全治理體系。

而要將食品安全監管嵌入經濟結構調整、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治理創新的戰略布局中,亟須一個高層次、綜合性監管機構統籌食品領域監管政策和相關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協調食品產業發展、質量安全、可及等目標。

(三)完善統一權威的監管機構和新《食品安全法》出臺。

201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獲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改革的目標是整合職能、下沈資源、加強監管,在各級政府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至此,整合各部門食品安全監管職責以法定形式被固定下來,省以下工商和質監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終於實質性啟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三中全會同時強調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2014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若幹意見》(國發〔2014〕20號)指出,整合優化市場監管執法資源,減少執法層級,健全協作機制,提高監管效能。從2013年末開始,一些地方政府在不同層面整合工商、質監、食藥甚至物價、知識產權、城管等機構及其職能,推進“多合一”的綜合執法改革,組建市場監督管理局(委)。

2015年4月24日,《食品安全法》經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4次會議修訂通過。亮點是創新了信息公開、行刑銜接、風險交流、懲罰性賠償等監管手段,同時細化了社會共治和市場機制,確立了典型示範、貢獻獎勵、科普教育等社會監督手段,也為職業監管隊伍建設、監管資源區域性布局、科學劃分監管事權等未來體制改革方向埋下了伏筆。

(四)新時代的工作成就和挑戰。

2013年監管機構改革後,食品藥品監管職能得以優化,監管水平和支撐保障能力穩步加強,其程度前所未有。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食品藥品安全總體狀況的指標有不少,抽檢合格率是較為常用的指標。2016年,有關部門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抽檢了25.7萬批次食品樣品,總體抽檢合格率為96.8%,比2014年提高2.1個百分點,在統計意義上有顯著進步。藥品抽檢合格率更是常年保持在98%以上。

國際社會的評價也印證了這一點,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每年發布《全球食品安全指數報告》(GFSI),近年來中國在“食品質量與安全”方面得分排名全球前40,其中2016年排名38位,遠高於中國在人均GDP的國際排名。

然而,食品安全監管工作也面臨挑戰。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構建統一、權威、專業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如何理解“統一”成為關鍵。有觀點認為“統一”是機構設置的一致性,包括橫向的機構一致,即各級地方政府層面機構設置保持一致,及縱向的機構一致,即省級參照國務院設置,市縣參照省級設置。實際上我們對“統一”的理解不應局限於字面含義。全國食藥監系統機構設置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一致。關鍵是要調動更多的監管資源,發揮高效的動員能力以及科學合理的分布監管力量。

(五)2018年機構改革。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出,考慮到藥品監管的特殊性,單獨組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市場監管實行分級管理,藥品監管機構只設到省一級,藥品經營銷售等行為的監管,由市縣市場監管部門統一承擔。

應當說,這一輪食品藥品監管機構改革真正體現了頂層設計,超越部門搞改革、監管看安全,是新時代的新氣象。“大市場——專藥品”模式抓住了當前食藥安全治理的兩大關鍵:食品安全監管的協調力和綜合性,藥品監管的特殊性和專業性。總體上說,在市縣普遍采取市場監管綜合執法的前提下,用“小折騰”獲取“大紅利”的方案,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監管統一性。

這一方案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的專業性如何保障,這也是過去基層綜合執法改革帶給我們的最大思考。

改革從縱橫兩個維度調整監管體制,一是科學劃分機構設置和職責,在強化綜合執法的同時,強調專業的事由專業的人來做,所以單獨組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二是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機構職能和權責,解決上下一般粗的“權責同構”問題,所以藥品監管機構只設到省一級,帶有一定垂直管理的意義,與市場監管分級管理相區別。

後續政策落地應註意三個方面:第一是事權科學劃分,基於食品和藥品在產業基礎、風險類型等方面差異,藥品上市前監管權盡量集中,食品生產經營和藥品經營銷售日常監管權適當下沈;第二是改革因地制宜,可賦予省級改革自主權,食品藥品產業集中的地區,還是可以允許單獨設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第三是監管人員積極性保障,地方機構改革要充分考慮基層一線監管執法人員訴求和利益。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

責編:孫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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