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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特刊)滕泰:供給側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33007.html

(年終特刊)滕泰:供給側改革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一財網 王玉鳳 2015-12-30 20:07:00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最近幾個月以來,“供給側”這個經濟新名詞頻見報端,中央層面也多次提及供給側改革。有觀點稱,這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思維已經出現重大轉向。

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環節發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那麽,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是什麽?如何為解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滕泰。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他說,供給側改革旨在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應該放開金融抑制,對企業大規模減稅,增加企業的活力,並且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

未來在五大“軟財富”領域

第一財經日報

:對於不少人來說,“供給側”還是個比較新的概念。供給側改革的內涵和推行路徑是什麽?

滕泰:

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出發點。

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它的社會服務業。

這五大軟產業的主要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而是人類的思維和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這五大軟產業在美國整個產業中占79%,而在中國只占49%,差30個百分點,未來我們大有可為。

硬財富的制造業也要通過轉型升級,培育更多的軟價值。全美國的公民都開著底特律生產的汽車,但是底特律的經濟一片蕭條,而與底特律汽車相關的產業,比如說汽車裝潢、汽車4S店、汽車金融、汽車廣告都在賺錢。

不過,奔馳和特斯拉這兩家汽車商是賺錢的。因為與傳統汽車制造業不同,這兩家企業與其說賣的是交通工具,不與說是藝術品,是環保和時尚,這就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案例。

針對產能過剩的現狀,有效的做法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複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複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複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日報

:近期,中央層面頻頻提及供給側改革。在你看來,在此時間點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有哪些?

滕泰

:這是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戰略選擇。2008、2009年兩年,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比較艱難,但為什麽在2010年以後,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走勢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衰退,中國經濟卻連續五年下行。

實際上,盡管美國搞了量化寬松,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的,是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新供給、新需求、新動力。2010年以後,以蘋果手機為代表的智能產業和移動互聯進入全面的新供給擴張階段,帶動了美國消費、投資的複蘇以及出口比較大的反彈。所以2010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機,進入一個上升周期,重新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反觀中國,2008年推出了以“4萬億”為代表的需求擴張政策。雖然2009年短暫快速反彈,但是2010年以後就進入了持續5年的經濟下行周期。中國經濟欲振乏力的原因是太多的產業處於供給成熟和老化的階段。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對改革充滿了期待,但是搞了兩年以後,很多人對未來改革的方向有一點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沒有達到市場的預期。無論是土地流轉,還是人口戶籍制度、科技創新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或者壟斷行業的改革,都沒有達到兩年前的預期效果。

這個時候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放松供給約束,打破壟斷

日報

:供給側強調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以解決中國宏觀經濟遇到的問題。中國當下的供給處於什麽樣的情形?如何改變?

滕泰

: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三大供給約束:高行政成本、高融資成本和高稅收成本。

2013年上半年,我們重點呼籲放松高行政成本約束,主張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放松壟斷、放松管制。新一屆政府近年來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業居民生活和創業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在放松壟斷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3年“錢荒”以後,新供給主義的政策主張重點轉向降低融資成本。2014年5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來降低融資成本,11月份真正降息。不過,從今年3月份到7月份,才開始看到融資成本有所降低,但與國際比較的話,仍然偏高。

此外,應該大規模減稅,放松高稅收成本約束。在李克強總理的座談會上,我提出減稅3萬億,減輕企業負擔,激發投資和消費活力;同時發債3萬億,吸納社會閑置成本,解決現在資產配置荒的問題;同時還可以在未來還債時降低經濟過熱,熨平宏觀波動,可以說是“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

日報

:供給側改革如何破解備受關註的就業、房價和醫改等難題?

滕泰

:關於房價問題,應該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就業、醫改等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是公平分配、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要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要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促進就業的必要措施。

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於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對於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範圍免稅。比如,可以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雇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後,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像醫療、教育、能源等供給抑制和壟斷、管制越厲害的地方,供給側改革就越有意義。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日報:

如何看待及破解制造型企業及其他企業的發展難題?

滕泰

:除了減稅之外,還要放開金融抑制。目前,我們的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全世界第一,利率卻偏高。有民營企業家以親身經歷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制造業成本,最便宜的國內借款成本為年利率6%,是美國的2.4倍。

每個企業都有地租成本,但是現在土地價格高漲,使得很多企業背負了沈重的壓力。有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末,全國105個監測城市的地價,綜合地價已經達到了240萬元/畝,商業用地447萬元/畝,住宅用地361萬元/畝,工業用地也有50萬元/畝,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價格有很多達到每畝千萬元以上。這麽高的價格,企業很難負擔得起。

此外,企業社保保險等成本偏高。假設企業給員工發2萬元薪酬,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4萬到1.5萬,那幾千塊錢在當期就沈澱下來了。經濟低迷的時候,卻又有大量當期收入沈澱在社保或保險賬戶,變成幾十年以後才能使用的消費,對企業和整個經濟來說都是損失。如何降低企業在社保或者其它方面的繳費比例,也應該進行研究。

日報:

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在用數量化的貨幣政策代替財政政策,你能談談中國的情形嗎?也有觀點稱,財政政策取代貨幣政策將成為趨勢,你的看法呢?

滕泰

:西方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基礎設施完善,呈現“大市場和小政府”的格局,政府的財力有限,財政政策的空間不大。這兩年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和日本,都是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而中國由於有龐大的中央財政,赤字率比較低,所以過去幾年利用財政政策擴大投資比較多,而且西部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很大的潛力。

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屬於擴張需求的政策,不屬於新供給主義的範疇。不過,供給側改革不能同需求側的改革對立起來。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能發揮作用,但是邊際效應正在遞減。

未來要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要發揮必要的作用,但是要結合供給側改革做些必要的調整。比如說財政政策的重點是推進中西部基本建設投資和民生工程,而貨幣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如何通過各種方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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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 特刊 滕泰 供給 改革 重新 凝聚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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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年特刊】專訪滕泰:供給側改革已進入第二階段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項任務,抓緊完成年度重點改革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去年11月推出,這一年來取得了哪些成效?改革還面臨著哪些困難?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下一步改革如何推進?第一財經記者就此專訪了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滕泰曾於2015年11月應邀參加了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並做題為《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成本,開啟經濟新周期》的匯報。

第一財經:你認為這一年來各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發生了哪些變化?

滕泰: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結構老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抓住了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國家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和國際形勢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和主動選擇。

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業界,這一年來供給側改革受到了高度關註,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目前已經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首先,供給側改革的理論體系和指導思想越來越完善,從去年11月份提出概念和五大任務,到後來強調新老動能轉換、新動能培育,提法越來越科學。

第二,各地政府從霧里看花到躬行探索,因地制宜提出了很多具體方案,各地去產能、去庫存等卓有成效。

第三,各部委逐步制定方案,財政部、發改委、央行出臺了各種文件和措施落實五大任務,像是降成本、降杠桿都有著非常詳細的辦法,土地價格、勞動用工成本等領域的措施還有更大空間。

第四,學術界從一哄而上炒概念,到如今已經統一到中央和國務院的認識和指導思想上,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新計劃經濟、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能同擴大總需求對立起來。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去產能和培育新動能之間的關系?

滕泰:去產能和培育新供給、新動能是同向並肩而行的兩條河流,只有兩條河流合二為一的一天,才意味著供給側改革真正見到了一定成效。僅僅把過剩產能或者老化產能的企業關了或停產、限產,還不能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有當過剩產業的生產要素,比如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轉移到新供給、新動能領域中,才是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些以“破壞性創造”為特征的新技術、新模式等新供給形態, 雖然會成倍創造有效需求、增加經濟發展的動能,但也會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影響部分群體既得利益。例如,優步、滴滴打車等商業模式創新,創造了新供給,滿足了新需求,緩解了多年以來的大城市打車難問題,但這也對傳統的出租車公司和司機造成沖擊。

在供給側改革過程當中,隨著新舊動能的轉換,“新供給”不可避免會對“老供給”產生一定的沖擊,從而有可能引發相關群體的反彈。對此,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鼓勵地方政府調動各種資源,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建議視情況給予一定的“改革考核寬度”。

第一財經:從各地調研的情況來看,地方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存在著哪些問題?

滕泰:我們到各地調研,發現大部分地方以“三去一降一補”破題,逐步開始重視培育新供給、新動能。地方政府能夠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形勢總體上很好,也存在部分技術上的設計問題。

各地市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方面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例如某些省份在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具體產業政策中,規劃過細,有的具體到細分行業的發展目標,有的甚至細化到具體的產品發展規劃。

高稅收、高融資成本、行政管制過多等供給約束,都是行政手段對經濟長期幹預形成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放松並解除這些供給約束,用改革的辦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各地方都比較註意合理運用行政手段,但也有部分省份的供給側改革方案中包含較多行政幹預措施,有可能形成新的供給約束。

還有個別省市,在制定本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案時,順便出臺了一些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政策。例如西南某省的一項政策規定,要制定優質產品目錄,安排數億元財政資金鼓勵省內主要用戶擴大利用本省產品,鼓勵引導就地就近采購應用本省電子信息、汽車等產品,對使用本省優質產品達到一定量的單位給予獎勵。

第一財經:哪些關鍵領域的改革要繼續推進?

滕泰:在一些涉及土地、資本和勞動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方面,市場正期待著真正的突破;在老百姓關心、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最突出的民生領域,還需要真正地攻堅克難,盡快拿出有效的方案。

以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不論是魏則西事件還是廣東傷醫案,僅僅是醫療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一個側面,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迅速引發全社會的不滿。所以這種情況下要盡快展開醫療供給側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竹籃打水;也不能搞形式主義,換湯不換藥;更不能把什麽問題都推到機制上或者所謂的世界性難題上,畏難推諉、無所作為。醫療供給側改革應短期治標,增加醫療有效供給;中期疏通經絡,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長期治本,提高醫生公信力,建立醫護人員的培養機制。

在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運輸等領域也是一樣,不是這些行業和部門的人不專業、不懂,而是他們太專業,懂得太多了。所以這些行業不是沒有辦法改,也不是不能改,而是真正懂的人不想改、想改的人又不讓你懂。所以有些改革,比如地方供給側改革,必須放手發動基層,探索出成功案例,然後由政府引導推廣;而專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則必須發動獨立智庫參與。中國正在興起的一批新型民間智庫,在經濟上、思想上獨立,以建設性、可操作性為研究原則,不以賺取課題收入或獲得領導批示為目標,也許可以在下一步供給側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

第一財經:你認為衡量改革成效的標準是什麽?

滕泰: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應該是解放生產力。從短期成效來看,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轉型的力度。轉型需要依靠完善的要素市場和強大的社會保障, 推動生產要素從供給過剩、供給老化的行業向新供給形成、新供給擴張的產業轉移。二是放手的效果。通過簡政放權,市場主體的成本降低了多少?通過放管結合,民間投資的活力增加了嗎?通過優化服務,創新創業的環境改善了嗎?總體而言就是新供給新動力湧現的障礙和約束減少了沒有。三是改革的深度。通過深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全面降低要素供給成本, 讓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

12 周年 特刊 專訪 滕泰 供給 改革 進入 第二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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