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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汙染:1艘輪船=50萬輛貨車》後續報道深圳治霾上船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394

全國治霾戰場首次從城市“巷戰”轉向“海戰”,深圳成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然而,面對2億元補貼,部分船企似乎熱情不高。

“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2億元可以做什麽?在北京買30間普通住宅?買10輛限量版法拉利?收購阿里巴巴0.01%的股份?

2億元也可以使PM2.5年均濃度降低0.92微克/立方米(單位下同)。

2014年9月24日,深圳發布《深圳市港口、船舶岸電設施和船用低硫油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城市治霾從“巷戰”轉向“海戰”。

據深圳人居環境委員會稱,該補貼政策是“亞洲範圍內率先開展港口船舶汙染實質性治理工作”。

第一階段目標,是到2018年船舶使用低硫油和岸電的比例分別達到85%和15%。由此可使PM2.5年均濃度降低0.92,而深圳也將每年投入補貼2億元。

岸電和低硫油均是降低船舶汙染的方法——船舶在靠泊港口時,轉用低硫油,靠岸時,用插電來提供電力。今後,一艘4萬噸級的集裝箱船,如停靠深圳港14小時,可獲得補貼1萬元左右。

不過,按照深圳治理路線圖,目前此政策僅為提倡性舉措,到2018年-2020年建立低排放控制區後,才強制船舶執行。

深圳是世界第三大集裝箱港口。世界十大最繁忙的港口有七個位於中國,但船舶汙染治理卻久被忽視。2014年7月11日,南方周末刊發報道《移動的“火電廠”——PM2.5汙染:1艘輪船=50萬輛貨車》,指出船舶汙染嚴重程度不亞於陸上的火電廠、機動車。

香港自2012年始,開展為期三年的低硫轉油寬減計劃,使用低硫油可獲寬免部分港口設施及燈標費,但仍屬於自願原則。連雲港在2010年開始岸電試點工作,上海也有意嘗試。對於深圳來說,這是達成2015年治霾重任的一大主戰場。

根據深圳計劃,2015年PM2.5年均濃度平均值要低於33。2013年,深圳市PM2.5年均濃度已達到39.8,不到北京的一半。

“船舶現階段屬於無控制的狀態。機動車經過多年治理,排放水平遠遠好過船舶。同樣的錢投在機動車和工業企業上,得到的收益少很多。”深圳人居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李水生說。

根據深圳市環科院的計算,海洋船舶汙染是深圳二氧化硫第一大汙染源,占到66%,氮氧化物則僅次於機動車和火電廠,占到14%。

投入船舶汙染治理成為“性價比”最高的方案,同時也有監管上的便利。在盧旭陽看來,船長日誌是法律文件,如果造假,船長將面臨刑罰。

船企反應不一

雖然拔了頭籌,深圳也非一帆風順。

2010年,香港拿著船舶汙染排放清單前往深圳商討合作時,深圳還在部署火電廠的汙染治理——據深圳市人居委大氣辦稱,深圳市的電力裝機容量跟整個江西省差不多。

兩年之後,深圳市才開始調研,擬定船舶汙染思路。但當時的優惠政策、粵港合作等都未能實現。深圳蛇口作為交通部的綠色港口試點,和連雲港一起,成為第一批安裝岸電設施的港口。但蛇口的兩套岸電設施年均使用不超過3艘次,基本處於閑置狀態。

“最大的困難是目前有岸電裝置的船並不多,我們曾調查6000艘次的船,占到深圳航運量的一半,其中大概只有16%的船有受電裝置,而(美國)加州的航線在2014年要求50%的船有受電裝置。”盧旭陽說,“第二個困難是使用岸電需要像插頭一樣,插電和拔電,整個過程可能耗時40分鐘到1個多小時,會增加船舶的停泊成本。”

同時由於蛇口港使用的是香港的電力,收費系統參照香港。無論使用與否,蛇口港的岸電設備一個月要交相當於“起步價”的60萬元需量電費。如果使用岸電的船只太少,蛇口港就會關閉岸電設備,避免支出這筆“起步價”。

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辦法》將成為深圳船舶治汙的分水嶺。

按照《辦法》,深圳將全額補貼岸電設施運行產生的供電需量費;將岸電電價控制在0.7元/千瓦時左右,低於船舶自發電成本30%;給予岸電設施不超過電價10%的維護補貼。對於低硫油轉換,深圳市也將對成本差價補貼75%-100%。

然而船企反應不一。“用含硫量0.5%的油,政府有75%的補貼。0.1%的油才有100%的補貼,我想我們會參加0.5%的方案。”赫伯羅特船務(中國)有限公司營運總監鄒錦賢說。對於岸電設備能否與船舶匹配,鄒則有些遲疑,“我們應該不會參加用岸電。”

而對於全球最大的航運企業A.P.穆勒-馬士基集團,雖然公司派代表在9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致了辭,也簽署了《綠色航運深圳宣言》,但對於具體的政策,馬士基態度似乎並未明朗。其公關人員稱“正與深圳市政府就具體實施情況進行溝通”,沒有給南方周末記者明確的回複。而日本船企商船三井(中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代表參加了發布會,卻沒有簽署宣言。

不過,目前深圳的船舶汙染治理只是起步階段。

給船舶提供動力的包括主機和輔機,其中輔機的汙染排放量占到40%。目前深圳的換油補貼只針對輔機,“主機換油的成本要增加幾十萬元,我們沒有這個實力補貼。”盧旭陽說,“只能通過立法,如果不是整個區域立法,又會削弱港口的競爭力。”

為此,香港、深圳一直在推動珠三角其他港口聯合參與船舶汙染治理。不過,這種擔憂也可能是多慮。“深圳的碼頭設施和操作能力比較強,僅僅因為燃油的原因,我相信我們不會挪到其他地方去。”南美輪船操作部經理劉七洲說。鄒錦賢亦表示公司不會為此放棄深圳的港口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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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政治學】“約談觸及靈魂,整改異常艱辛”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364

(勾犇/圖)

專題按:自2013年9月國家發布“大氣十條”以來,這場全國尺度上的“霾戰”已疾風驟雨行進了21個月。2015年,中國治霾攻堅戰進入中期評估期,前所未有的環保宣戰迎來了“期中考試”。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結構(詳見2014年3月13日專題報道《霧霾經濟學》),關乎每一位地方主官的烏紗帽。從控制總量轉變為改善質量,從督企到督政,從環保部門孤掌難鳴到黨政一把手直接督辦,從案牘上的口號到考核里的一票否決,治霾已成為每一個官員不得不面對的中心工作。 借此“期中考試”,我們以“治霾政治學”為題,觀察大氣汙染治理對中國的行政體系、政治生態產生的宏觀巨震和微觀沖擊。其中有“差等生”保定,在市長道歉之後出臺最嚴格的問責制度;有“優等生”海南,煩惱來自“榔煙”;也有“典型代表”臨沂,市長被約談之後,全市掀起關停潮,卻也深陷經濟下行困擾。 2015年的“期中考試”,考核的是治理成效,但對於治霾里的“政治學”,同樣也需要進行中期複盤。這樣的制度建設是通往藍天白雲的必經之路,關乎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福祉。

被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

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

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在被約談後的223天,河南省安陽市政府終於等來了環保部解除掛牌督辦的通知。2014年11月4日,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約談了安陽市市長馬林清。當天,環保部就對安陽市啟動了掛牌督辦,暫停審批新增涉及大氣汙染的建設項目環評。

“約談觸及靈魂,整改異常艱辛。”2015年7月1日,安陽市環保局給南方周末記者發回了萬字官方回複,其中包含這麽一句感慨。

掛牌督辦以來,安陽暫停受理審批118個涉氣項目,涉及總投資近百億元;有50名責任人被黨紀政紀處分,包括撤職。換來的是空氣質量的明顯改善:2015年4月,安陽的優良天數在河南18地市中位居第3名,而在2013年,則是倒數第二。

在解除安陽掛牌督辦的2015年6月15日後,環保部的約談沒有停止,6月16日和18日,華東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寧又約談了無錫和馬鞍山的市長。

這場“霾戰”已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大氣汙染治理成為了各地的政治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固有的行政格局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上述的約談正是其中的一起微觀案例。除了約談,類似的行政手段還有考核、一票否決等。這些舉措都力圖高效、強有力地推進治霾任務。

被約了領導重視了

被約談後,安陽成了“典型”。另外一些“難兄難弟”還來找安陽討教寫報告的經驗。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從2014年9月起,環保部發出的13個約談通知中,7個和大氣汙染相關,被約的城市包括華北地區的安陽、滄州、承德、呂梁,華東地區的臨沂、無錫、馬鞍山。

這些城市被約談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對前期督查提出的問題未及時整改,如安陽;也有空氣質量還不錯,年均濃度和南方城市接近的承德——地處北京上風上水,卻成為京津冀地區唯一一個2014年空氣汙染不降反升的地市。

“我深感問題的嚴重性,心情也很沈重,壓力很大。”接受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督查時,馬鞍山市長魏堯說。約談的對象全部是市長,在媒體的報道中,市長們的表態都極其誠懇:沈重、震動、慚愧是常用的形容詞;動詞則多是反思、落實、檢討、警醒;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知恥而後勇等表決心的短語也不止一位市長使用。

2013年9月,國務院頒發了“大氣十條(即《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從中央到地方,治霾任務層層分解、加壓。2014年5月印發的《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大氣十條”正是參考文件之一。

約談制度並不新,但近一年來,約談的頻率和曝光度都在上升。“我們跟隨報道的次數變多了。”一位《中國環境報》記者說。

約談之後,各市都被設下了“死線”,例如馬鞍山只有15個工作日來準備相關整改方案,年底前必須完成整改。

不僅環保部,地方政府也開始約談下轄城市主政者。南方周末記者搜索發現,在貴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北等9地,大多數地區的環保廳已約談地方負責人,有的還由省長親自出馬,例如甘肅。被約的城市還有令人意外的海南三亞——2014年,三亞PM10年均濃度上升比例超過15%。

約談只是這場“霾戰”中的一項行政手段。2014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針對“大氣十條”的考核辦法,明確負總責的是政府主要負責人。正在修訂的大氣汙染防治法,一大亮點也是加強責任考核。

有的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大氣汙染的分值上升,領導思路也開始改變。以前去地方調研,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很難見到市長。而今,他能切實感到市長對於大氣汙染防治的重視:“前幾年狀態是大家先做起來,空氣改善不改善再說。現在絕大部分不是蠻幹,越來越精細,迫切想找到最科學有效的辦法。”

不只是市長,華北督查中心的一位督查員發現,對於汙水和大氣汙染治理的工藝、參數,有的縣長竟可娓娓道來,說得頭頭是道。“因為環保局匯報多了,縣長就記住了。”該督查員說。

環保部門的職能在加強,地位在提升。例如河北省增設了編制,新建立了大氣處。在地方的會議上,環保局長的座位也不斷前移,被市長叫去的機會也變多。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書記市長一起視察這個正處級單位,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上手就不難。意思是說,只要一把手重視,什麽都變得不難了。”一位保定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這座城市在2014年全國74個重點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一。

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在督查企業大氣汙染情況。2015年春節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到這個正處級單位調研,在老員工的記憶中,十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東方IC/圖)

給“一把手”下緊箍咒

對於中央政府而言,讓地方政府重視空氣汙染,自上而下的一道緊箍咒便是考核。

根據上述考核辦法,考核的內容實施雙百分制,一是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指標為PM2.5或PM10年均濃度;二是大氣汙染防治重點任務完成情況進展,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清潔生產、煤炭管理與油品供應等。

這是環保部對各地治霾的“年終考試”。2015年5月底,環保部已將2014年的考核結果上報國務院。“近幾日將會公布考核的結果,第一年考核,實施正常。東部好一些,西部差一些。也有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有可能會約訪省長。”2015年6月30日,環保部相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其實,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冉冉博士看來,這種行政性壓力體制下的考核並不是新藥方。“但是我的觀察是,絕大多數(省份)可以通過考核,這並不是有效的激勵機制。”冉冉認為,因為信息不對稱,地方報自己的數據,中央沒有能力全面了解完成的情況。

以前,“藍天數量”也是政績考核指標,但監測數據造假已是行業公開秘密。2014年底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美國加州大學的兩位學者對中國113座環保重點城市的分析顯示,半數城市在2001-2010年間,空氣汙染數據上存在造假嫌疑。

把空氣質量作為考核指標後,數據變得容易監督了,普通市民打開手機,隨時可以查詢空氣質量,如同環保部副部長翟青對考核辦法的解讀:“考核結果與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直觀感受更加契合。”而對考核中發現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其考核結果確定為不合格,並將依法依紀嚴肅追究責任。

PM2.5來源複雜,考核PM2.5,使得地方主動尋找減排途徑。“廣東、浙江主動治理VOCs,因為感覺到VOCs不治理,PM2.5和臭氧降下不來,這比中央要求得更多。”廣東省環保廳一位工作人員說。

對於減排任務的考核,環保部汙防司一位負責人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總結了兩種變化:從“證真”變為“證偽”——地區要做好自查,上級督查重點是找錯誤。

從只有期末考試變為“期中+期末+小測驗”——即定期核查與日常督查相結合。南方周末記者對環保部幾大督查中心的網站進行了分析,2014年以後,華北督查中心關於大氣汙染的督查消息多達47條,督查中心主任劉長根幾乎“天天在路上”,一年內,光安陽就去了5趟。

督查的類型也在增多,包括綜合督查、專項督查、後督查、交流反饋會、開放式環保督政等多種形式。督查的結果則毫不掩飾。如在2015年3月督查蘇州之後,華東督查中心就直接在其網站中點出“蘇州高位燃煤總量未得到遏止,難以實現2017年全市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的控制目標”。

更強大的是暗訪。近一年來,這一手段成了環保部的利器。在新環保法頒布之後,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進駐山東臨沂,攜央視記者暗訪半個月之後才亮明身份,約訪當地市長。

在冉冉的印象中,“十一五”期間,環保就已納入約束性指標,但並沒有觀察到官員因環保指標而受到懲罰。

現在的考核辦法則要動真格了。未通過考核的,地方政府將遭受約談、環評限批和取消環保榮譽稱號等懲罰。實際上,這些環保部門的殺手鐧在對安陽的掛牌督辦中都已經使用。“一個環保事件處理這麽多人很少見,以前包括安全事故也沒有這麽多。”安陽市環保局宣傳科科長安相江說。

突破環保職能破碎化的困境

在《中國地方環境政治: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距離》一書中,冉冉將地方環境政策執行系統的權力結構分為四部分:黨委書記、市(區、縣)長、弱勢的環保局和發改委等十個強勢部門。

為了橫向解決環境職能破碎化的問題,跨部門建立協調機制是最常見的形式。“但能夠多大程度協調,還是取決於非正式的制度:領導是否重視。特別是書記是否重視。”冉冉說。

有了上級考核的壓力,各地成立的大氣汙染防治協調機構中,都由一把手領銜。

在蘇州,2007年啟動藍天工程時,就成立了“藍天辦”,當時由分管環境的副市長負責,而今成立“大氣辦”後,已升格為市長負責。在被環保部視為治霾榜樣的太原,這種協調機制的級別則高至省級:省長任全面改善省城環境質量指導協調小組的組長。

協調機制建立後,最多的體現就是開會。各地市長、市委會議中,專門討論大氣汙染的專項會議變多。在被約談的城市更是如此,掛牌督辦後的八十多天里,安陽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召開的整改專題會議就有7次之多,平均十多天就召開一次。

在會上,從中央到地方,柴發合明顯感到各部門的配合情況比“大氣十條”之前大大加強。“發改委、工信部、環保部,大家坐在一起都非常一致。以前老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柴發合還參加了河北省省長的調度會,“張省長親自指揮,廳局辦沒有含糊,沒有討價還價”。

執法上,其他隊伍的協助,也可以彌補環保執法力量的不足。北京市從2015年3月份開始,將已持續開展一年的“大氣專項執法周”升級為“聯合執法周”,由六千多人的城管隊伍和四百多人的環保監察隊伍聯合執法。

各部門的權責明晰後,非環保部門也感到了壓力,甚至直接遭受處罰。對於安陽的這次約談,劉長根稱之為是從督企向督政的轉變,從對某一個企業的督查轉向給地方政府開方子。

“其他部門原先覺得是環保一家的事兒,這次覺得自己都挨了板子。”安相江說。曝光之後,安陽市第一次處理的30人,環保系統幹部比例高達57%,一個縣環保局局長被撤職、一個市副局長受到警告。第二次處分的20人中,環保系統幹部人員已經很少。

科學治霾

當空氣質量成為終期考核的“一票否決”硬指標時,讓地方政府心里沒底的是:完成了各項分解的減排任務,空氣質量就可以改善嗎?

大氣汙染受到氣象、地形多種因素影響。“因為厄爾尼諾現象,2015年降雨量是常年的2-3倍,各地今年應該提出申請,慶祝提前完成2017年的改善任務。”一位環境監測人員開玩笑說。

蘇州市環保局汙防科科長王誌斌發現,蘇州的PM2.5濃度雖然在下降,但臭氧濃度在升高,優良天數反而下降了,這與機動車的增加相關性很大。“我們汙染源清單和源解析工作起步較晚,大氣汙染的組成和形成機理、空氣質量的改善和減排措施的關聯性的研究還不夠,科學防治的水平確實還有待加強。”王誌斌說。

源清單和源解析都是識別汙染來源、科學治霾的方法。環保部已經下發了兩批源清單編制指南,但我國尚未從國家層面上建立完整的大氣汙染物排放清單。源解析也只有北京、天津、石家莊等9個城市編制完成。

若老天不幫忙,會不會考核通不過?環保部規劃院副總工楊金田參與制定了考核辦法,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制定過程中重點考慮了年際波動和氣象條件,還曾想借鑒國外滑動平均的算法,但政府考核不能太複雜,還是采用了現在的評價方法。“你不能卡著來,治理措施得有點富余,力爭不利氣象條件下也能完成。根據每年的情況,措施還可以有調整的機會。”

2014年,清華大學的一份報告發現: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到2017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區也存在PM2.5濃度不能降低25%的風險。得知報告的結論後,清華大學就協助河北省做加強版的行動計劃和能力建設。

行政治霾的另一個擔憂則來自經濟下行的壓力。在重汙染城市調研時,柴發合體會到主管領導微妙的心理變化。“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治理汙染、民生經費也面臨困難。”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河南等地的實地調研發現,強行政管理下,長期停產的企業面臨著資金鏈斷裂,進而瀕臨破產和就業下滑的風險。山東臨沂新上任的市長遭遇環保部約談之後,旋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環保風暴,所有被曝光和未曝光的違法企業,一律停產。這引發了兩極反響:市民為治霾點贊;企業為損失喊冤。而這亦可能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大氣汙染防治是常態,但在現在的法律中強調得還不夠。要多用社會資源、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柴發合說。

對於經濟轉型上的要求,安陽市提出的建議則和大部分城市類似:在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向安陽傾斜,同時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鼓勵傳統行業整合升級。

不過,在這兩點建議之前,安陽市還列了一條建議:把安陽市納入京津冀大氣汙染重點防控區。在治汙目標、政策等方面,與京津冀重點區域相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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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沂:治霾選擇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350

江泉集團。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現在已經空空蕩蕩,幾乎所有的煙囪都停止了冒煙。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空氣好了,經濟差了;民眾點贊,企業抱怨。山東臨沂的環保風暴,遭遇著現實和利益的嚴峻挑戰。而這有可能是中國環保治理持續深入後,各地亟需作答的選擇題。

在山東臨沂,一場空前的鐵腕治霾風暴,正承受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民間評價:

受益於環境改善的市民贊嘆政府終於動真格,利益受損的企業主和產業工人們卻在四處抱怨:“全中國其它同樣被約談的地方,都沒有采取這樣的極端措施。”

四個月前,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暗訪臨沂,查出當地眾多企業存在偷排、漏排等違法行為,市長旋即被環保部約談。在連續被央視曝光後,臨沂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環保風暴——所有被曝光和未曝光的違法企業,一律停產。

如今,昔日臨沂最大的工業園區、稅收最大的來源地羅莊區,正身陷經濟衰退的危險。

2015年6月底,這場風暴仍在持續。昔日熱鬧的街道上顯得冷清,幾乎所有的煙囪都停止了對外冒煙,付莊街道的臨工市場和大街上,每天擠滿了等待招工的工人。

這還不是全部。這場“休克式療法”看起來尚沒有結束的日程表。但讓人頭痛的事情,似乎才剛剛開始。

大量企業關停後,十萬工人失業正帶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工人沒有工作,盜搶案件在增多。”羅莊區一位基層派出所副所長說。

潛在的金融風險也漸成燃眉之勢。臨沂市銀監局已經警告,所有被關停的企業涉及銀行直接擔保354億元,到第二圈擔保達1496億元,亟待善後。

“如果再不開工,我們將要起訴政府,要求他們承擔違約責任。”當地有利益受損的企業老總說,手里拿著當年招商引資時,政府承諾解決手續問題的合同。

更多的涉事企業則選擇沈默,“沒法說,請你理解,除非我們企業不想在這幹了。”

坐不住的地方官員已經行動起來。幾天前,臨沂市政府剛剛宣布成立了以市長為小組長、羅莊區區委書記為副組長的複工協調小組,全面入駐臨沂最大的企業華盛江泉集團,以化解隨時可能爆發的危機。

“請你聯系宣傳科。”7月1日中午,臨沂市環保局局長趙誌德匆匆掛斷電話說。此時,他正在陪同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官員的路上。

這場治霾風暴正負重走向最關鍵的路口。

“打擊一批、震懾一片、教育一方”

據臨沂的官員稱,環保部督查組2015年1月中旬就開始入駐臨沂,直至2月6日才公開身份進廠。“新環保法的第一槍剛好對準了臨沂。”臨沂市環保系統一位官員說。

這是針對大氣汙染治理全國性督查行動的一部分。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事後宣布,此次明察暗訪,針對的正是臨沂市的大氣汙染治理情況和區域環境空氣狀況。

與以往不同,此次執法,督查中心的人帶上了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全程拍攝。“2月6日公開露面時,環保部的人就現場播放了視頻。”一位現場見證督查過程的人士回憶。

汙染畫面觸目驚心。督查人員共調查了臨沂15家企業,發現13家存在未批先建、偷排漏排等環境違法行為。這些視頻隨後在央視《焦點訪談》《朝聞天下》中被播出。

此時,時任臨沂代市長的張術平履新不到一周,甚至還未被正式免去棗莊市委副書記、棗莊市長職務,就遭遇當頭一棒。“一下子就被打懵了。”臨沂市政府一位官員說。

2015年2月25日下午,受環保部委托,華東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寧對張術平進行了正式約談。這也是新環保法實施後,華東區域內的首場環保約談。

約談地方主政官員,是環保部最近這一年來頻頻采取的行政手段。約談會上,環保部措辭嚴厲,對臨沂市提出了具體的工作要求和時間表,3月4日前將整改方案報送環保部,6月4日前將約談要求落實情況報送環保部,“……達到打擊一批、震懾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

“我來接受這一次約談,心情是非常沈重的,同時我的決心也是非常大的,我向你們保證,我不會再接受第二次約談。”約談會上,市長張術平承諾。

決心已然昭示。市長被約談的9天前,臨沂市委、市政府就已經召開了高規格、大規模的全市大氣汙染防治攻堅行動“誓師”大會。

力度可謂空前。臨沂還成立了由市長任組長的大氣汙染防治攻堅領導小組,壓力層層傳遞到基層,各個縣區和街道的領導,都與重點企業掛鉤,承擔“包停產、包安全、包穩定、包整改”的四包任務。對工作滯後於時間節點要求的,一次通報批評、兩次公開約談、三次啟動行政問責,先後有11名縣區、鄉鎮政府責任人和16名環保部門責任人最終被行政問責。

“壓力巨大,力度空前。”臨沂市環保系統的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臨沂市環保局局長趙誌德一度向市政府遞交了辭職信。

為確保治理取得實效,臨沂市提出了“三個徹底”方針,即停要徹底、治要徹底、管要徹底。

所謂“停要徹底”,就是要求所有停產企業高爐鐵水、窯爐焦炭全部清空,爐體降至常溫,關鍵部位實施查封。還要縣區環保、供電、經信、安監等部門和當地鄉鎮政府填寫《停產現場核查表》,簽字確認。市環保局現場複核確認,確保無一家企業出現壓火保溫現象。

但這一措施,引發了企業主們的巨大爭議。“高爐、窯爐運行有著自己特殊性,停產或不生產時,以前都是采取保溫措施。”要求匿名的企業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降到常溫將對爐窯造成巨大的損害。

為了驗證這一觀點,不少企業都向臨沂市政府遞交專家論證書。“江泉請了鞍山焦耐院的專家,其他人也都有專家意見。”三德特鋼的一位高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玻藍星(臨沂)玻璃有限公司總經理葉誌會當時都哭了。知情者說,當時企業的窯爐里還有兩千多噸玻璃水尚未出貨,但依然被強制關停降溫。雖然該企業現在已被同意恢複生產,但迄今仍未能開工。“光修理窯爐就需要四到五個月,費用接近一個億。而去年的利稅僅僅超過億元。”葉誌會拒絕對此作出評論,但接近他的朋友證實了這一點。

7月1日臨沂市環保局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稱,以前臨沂市部分企業就曾因環保違法問題被責令停產治理,而這些企業正是以此為由,不真正落實治理措施,有的企業甚至明停暗產,導致停產治理流於形式。“這次‘徹底停產’,也徹底打消了部分企業的僥幸心理。”

所有停產的鋼鐵企業門口,都如此門可羅雀。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免死金牌不再免死

“羅莊確實需要整頓。”臨沂市環保系統的一位官員說,作為臨沂市規劃的重點工業園區,幾十年來,它一直是重汙染企業的集中地。

改革開放後,羅莊先是大規模上馬了陶瓷地板磚產業。2002年前後,因為全國的鋼鐵熱,臨沂再度引進、上馬了諸多鋼鐵項目。隨後,鋼鐵、焦化、地板磚,成為羅莊區,也是臨沂市最主要的三大重汙染產業。羅莊地方小、重工業過度集中,“到冬天一刮南風,整個臨沂都是霧蒙蒙,都是霾。”

“有條件的人都搬出去了,跑到十幾公里外的市區住。沒條件還住著的,就整天到市里、省里,到處舉報。”這位官員說。羅莊一度被山東省環保廳采取區域限批措施。

“羅莊在山東是‘掛了號’的。”多位企業主證實了這一點,但以前治汙都是一陣風,過了就過了。“誰也沒想到,這次政府下這麽大的決心。”

“上屆市政府還宣稱要培養百億企業,還鼓勵企業大幹快上。”一名企業高管說,響應政府號召,本地的規模企業去年還在加大投資,擴大生產規模。“誰知道新一屆政府被約談之後,政策突然轉變,我們全部被停產整改。”

鐵腕治霾的效果已有顯現。臨沂市環保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臨沂市采取綜合整治措施,全面加強城市揚塵治理、機動車尾氣治理等工作,實現了空氣質量大幅度提升,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4項汙染物濃度指標改善幅度都居山東省的前列。“1-5月份,這四項指標同比下降24.3%、17.3%、36.1%、14.8%。”

效果明顯,或是源於大部分被關停的重汙染企業都沒有環評手續。“鋼鐵、焦化、陶瓷、水泥、玻璃,都是國家限批的行業。”臨沂市一位官員說,環保系統已經十多年沒批過這些項目的環評了。

不過,一些鋼鐵企業卻訴苦,稱自己擁有地方的“免死金牌”——在招商引資入駐時,地方政府在合同中都承諾,政府負責包攬解決一切合法手續問題,不辦環評,成了當時心照不宣的事。

現在,所有沒有環評手續的項目都停產了,而臨沂市方面的表態,也變得越來越嚴厲。一些企業在完成環保整改設施改造後,開始跑環保局,希望盡快複工,但得到的答複是:“連環評手續都沒有,你叫我們怎麽給你驗收?”

“壓力太大了,誰都害怕承擔責任。”企業主們抱怨。

今年3月,臨沂市金融辦曾聯合人民銀行、銀監分局向臨沂市委市政府呈報了《關於做好全市大氣汙染治理企業金融風險防控工作有關情況的匯報》,市委書記曾批示,“……確保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雙促進、雙勝利。”

“我們的理解,雙促進,不是把我們企業直接搞死,而是應當鼓勵肯配合改造、能夠達標排放的企業,給條出路。”

但對臨沂市的鋼鐵和配套的焦化產業來說,這幾乎是道無解的難題。“全國好多鋼鐵廠建設都沒有環評手續,十年後再補辦,怎麽可能?”當地一位官員說,這直接導致沒有人願意在是非的問題上輕易決策,“既不說是,也不說否,就一直拖著”。

整改的努力白費了?

不過臨沂市已經初步決定了退城入園的策略。一位臨沂下屬縣區的領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十幾天前,分管環保的副市長曾有過表態,“臨沂主城區的鋼鐵、焦化,不能再恢複生產了,恢複生產就算是都達標了,我們的排汙總量也超了。”

但搬遷或關停看起來並不容易。“這都是歷史遺留問題。臨沂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的生態圈,上下遊配合的產業鏈。你只能慢慢來,首鋼從開始討論搬,到最後也花了30年。”臨沂市沂南縣的一位領導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搬遷的成本就無法承受。“一家企業兩千多畝地的話,按照50萬一畝補償,就是10個億。”這位官員說。

“我們擁護環保整改,但企業需要出路,而不是簡單的關停,好心辦了壞事。”沂蒙鋼鐵集團的高管抱怨,約談之前的2014年,企業已經按新環保法的要求,投入巨資整改。

去年至今,該公司稱自己共花費了2.6億元購買新的環保設備。沂南縣政府已於4月底組織相關部門進行了現場驗收,但報到臨沂市環保局後,遲遲未有明確答複。

“企業是最拖不起的,你要是告訴我們無法開工,我們也就直接關停,不投入巨資做環保治理了。但整改完成了,卻沒有一個政府部門願意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結論。”沂蒙鋼鐵集團旗下的壺井特鋼公司一位高管說。

“山東的焦化、鋼鐵、化工、水泥,這些行業的環保標準,山東都是比國家嚴厲的。”臨沂市下屬縣區一位分管環保的領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二氧化硫的國家排放標準是200mg/㎡(單位同下),山東是100,粉塵的國標是50,山東是30。

“以前政府對環保問題一直是要求企業限期整改。原來給我們設定的期限是今年4月底。但現在約談後,我們的努力就白費了?”上述公司高管說。

潛在的風險

環保之外逐步加大的風險,正讓這次環保風暴經受考驗。一位要求匿名的金融系統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臨沂有可能出現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據統計,這些停產企業涉及銀行授信余額165.25億元、直接擔保354億元,到第二圈擔保達1496億元,現正陸續發生逾期問題。”這位官員提供數據說,而臨沂所有的銀行貸款不過3000億元。“這些企業如果再沒有明確的結論,無法開工,區域性的金融風險或許就來了。一旦銀行貸款被限批,臨沂經濟想恢複就要漫長的周期。”

這並不包括納稅的情況。據悉,首批停產的這57家企業,稅收總量占到臨沂的40%工業稅收,就業人數超過十萬人。而在羅莊區1至5月的納稅企業榜上,許多涉事企業都以50%的幅度下降。

3月13日,臨沂銀監分局組織召開了大氣汙染信用風險防控專題會議,建議市政府提供20億元專項資金,用於企業融資銜接的資金支持。而在臨沂的5家大型銀行向省行,臨沂市銀監分局向山東銀監局,都已各自做了報告。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上面的領導無法從數據里了解到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反映上去還是歌舞升平。”臨沂市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壓力之下,一些縣市不得不虛構統計數字,以掩蓋危機。以此次同樣有不少企業遭到停產整頓的某縣為例,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長數據實報為負16%,但市統計局發回後,數字已經改成了增長5.6%。

最令人頭痛的或許是山東的明星企業華盛江泉集團。這家臨沂市羅莊區沈泉莊的村辦集體企業,擁有3萬多名職工,在1987年農民企業家王廷江創建以來,一直是模範企業,它一度擁有3只在境內外上市的股票。

但現在,“它已經連貸款利息都付不出了,臨沂市政府已經幫他還了數千萬。”臨沂一家商業銀行行長說。銀監局、金融辦和各家銀行,已經派出代表和市政府進行了對接,他們擔心,“如果長期這麽做下去的話,就要出問題了。”

不過,對從2014年9月開始就陷入困境的江泉集團而言,這或許更像是一個機會。知情者說,政府希望江泉集團7月10日前恢複生產,江泉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比如政府提供啟動資金或者授信。

南方周末記者電話該集團董事長王文濤並短信提出采訪要求,尚未得到回應。

而對於其他的企業,恢複生產看起來還沒有時間表,尤其那些缺失環評手續的企業。誰也不敢輕易下決定。“市里比較謹慎,需要省環保廳出個書面的東西。而環保廳要求的是達標,並不要求停產。”這位銀行行長說。

6月28日,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的官員再度趕赴臨沂,開始了為期一周左右的後督查。地方官員和企業主們已經睜大了眼睛,等待著屬於自己最後的命運。而這與臨沂的命運也休戚相關。

臨沂 治霾 選擇題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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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官員治霾說過的“狠話”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029

2015年12月19日,北京啟動空氣重汙染紅色預警措施。 (CFP/圖)

時隔11天,北京再次啟動空氣重汙染紅色預警,並將持續89小時。

昨天天還藍,“紅警”已提前24小時發布,這是最新修訂的《北京市空氣重汙染應急預案》規定的。

想想2011年,霧霾、灰霾、pm2.5都還是敏感詞。如今,治理大氣汙染已成為最政治正確、最能凝聚共識的話語資源。

在AQI(空氣質量指數)即將爆表的日子里,南方周末來盤點盤點,那些年,領導們為治霾表過的決心、許下的承諾。

最耳熟能詳:“提頭來見”

關於治霾承諾,人民群眾最“喜聞樂見”的一句,當屬北京市市長王安順的“提頭來見”。

2013年9月,國務院出臺空氣“國十條”(《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王安順代表北京市和中央簽下“生死狀”:2017年實現空氣治理。“國十條”規定,到2017年,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

2014年初,北京投入7600億治霾。北京兩會上,王安順回憶起他和中央簽責任狀的情景:“領導和我開玩笑說,完不成規定的治理大氣汙染任務,提頭來見。”

後來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這是一句玩笑話。“這既是玩笑話,也說明了這句話的分量很重。”2015年1月25日,王安順在北京市政協的專題座談會上這樣解釋“提頭來見”。

本月初,王安順在北京市政協座談會上向政協委員們解釋了“提頭來見”的由來:“我想如果我的腦袋能換來PM2.5達到60的話,那隨時都可以來取。”他說,“玩笑話”表現了我們的信心,決心,並不代表老拿腦袋來說事兒。“再來年我就不知道怎麽跟大家說了,但是我們肯定會盡全力。”

王安順曾兌現過一個承諾,事關APEC時的空氣。還是在2014年北京兩會上,王安順對代表們說:“領導見了面就反複問一件事:今年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你能不能保證空氣質量沒問題?我說能。”底下的代表們轟然笑起來,“你不能也得能啊。”

於是,我們有了“APEC藍”。

“也有人說,現在北京的藍天是APEC藍,美好而短暫,過了這一陣就沒了,我希望並相信通過不懈的努力,APEC藍能夠保持下去。”2014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歡迎晚宴上說。寫入國家領導人的外交致辭中,意味著“APEC藍”從民間調侃變成嚴肅的政治承諾。

霧霾話題:從“脫敏”到熱議

其實,霧霾話題“脫敏”還要追溯到2012年兩會。那年,“pm2.5”一詞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承諾:“今年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開展細顆粒物(pm2.5)等項目監測,2015年覆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

這一承諾已經兌現。今年1月起,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共1436個監測點位,已全部開展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向社會發布包括pm2.5指標在內的實時監測數據和空氣質量指數(AQI)。

治理比監測難。2013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上任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承諾,“要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大的作為”鐵腕治霾。他更常說的一句話是:“要向霧霾等汙染宣戰,不達目的決不停戰”。

包圍北京的河北更是背水一戰。2014年兩會時,河北省省長張慶偉立下軍令狀:“鋼鐵、水泥、玻璃等行業新增一噸產能,黨政同責,就地免職。”河北與省內各地市市長簽訂大氣汙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承諾大氣汙染“3年有所好轉、5年明顯改善”。

今年兩會記者會上,環保部部長陳吉寧被問到,有沒有信心還老百姓一片藍天。

“你剛才問我有沒有信心。我想,從國際經驗和‘APEC藍’實現的過程來看,我們要實現大氣汙染質量的明顯好轉,不能靠老天,必須把汙染物排放量從現在的千萬噸水平降到萬噸級水平。能不能做到?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難度確實很大,需要我們付出額外的努力。”

未來可期的一項承諾還是北京市長王安順許下的。

今年7月,北京攜手張家口獲得2022冬季奧運會舉辦權。有記者提問,北京霧霾會否影響冬奧運動員。王安順答:“屆時,霧霾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

盤點:各省“一把手”說過的治霾“狠話”

天津:

與北京本輪空氣重汙染紅色預警關系最密切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河北省,還有天津市。昨天北京提前啟動了重汙染天氣紅色預警後,天津也啟動了重汙染天氣二級橙色預警,這意味著從周末開始,天津的霧霾又會卷土重來。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2015年3月9日,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天津開放日期間,天津市長黃興國在回答記者有關天津大氣汙染治理具體舉措時表示“政府守土有責,要實施鐵腕治汙,科學治汙,實打實,咱不來虛的!”。

隨後,他開始逐條細數2015年的治霾“津八條”,並表示“我們充滿了信心,還要繼續下去!我就給你講幾件硬碰硬的事。落實到責任,咱不來虛的”。

查詢了今日全國重點城市AQI排名後,南方周末記者發現,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城市,有5個城市在河南省,4個在山東省。

河南:

2015年4月,環保部發布3月份及第一季度全國74個城市空氣質量狀況,鄭州在一季度空氣質量最差的前10位城市排到了第4名。河南省長謝伏瞻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生氣了:““五一節後就開會部署治理大氣汙染,對工作不力的,該批評批評,該點名點名,這個事確實不能馬虎。”

面對環境與經濟建設間的困境,這位省長表示:“你GDP增速再快,一堆人得病,那要財富都幹嗎用?都去治病了。稭稈焚燒,發現一起通報一起,該點名就點名,不用怕得罪人。環境也是生產力,招商引資,沒有優美環境、優良空氣,投資者願意來?那些專家能人願意來?關鍵是看是否真下決心去管、去治。”

山東:

2013年12月18日,“生態山東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山東省長郭樹清在會上表示:“山東在全國治霾鬥爭中居最前線,任務最艱巨”,但即便如此,也要早日實現“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山東藍天夢想”,並立下“2015年底汙染物要比2010年減少20%“的目標。

一個月後的山東政協經濟界討論會上,被問及山東省是否成立治理霧霾天氣工作小組一事時,郭樹清毫不猶豫:“我就是組長!”

不久前的2015年11月30日,山東省7市達嚴重汙染,其中德州的AQI達500,10日後德州市長被環保部約談。

今年10月起,山東省會城市濟南的領導又連著三次在會議上強調“壯士斷腕”。10月21日,濟南市長楊魯豫主持召開大氣汙染防治工作專題會議時強調,全市各級各部門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氣魄和勇氣,力爭10月擺脫空氣質量全國倒數第一的排名、年底退出全國十大汙染城市。

一個月後,濟南被報道空氣質量排名全國墊底。11月15日,濟南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近期大氣汙染防治工作。會上,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再提“壯士斷腕”:“做我們能做的事,做能快做的事,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推動全市環境空氣質量盡快實現明顯改善。”

12月7日,環保部華東督查中心在監督檢查中發現,濟南兩家企業存在汙染物排放數據造假,當天,濟南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據中國青年報記者報道,會上,王文濤怒斥此次曝光的問題“性質十分惡劣,屬於知法犯法、頂風作案”,是在“太極”治霾。王文濤又一次強調治霾要“痛下決心、壯士斷腕”。他表示,此次曝光的問題反映出我們治霾的決心還不夠大、鐵腕還不夠“鐵”。今後,我們要在“鐵腕治霾”上動真格、下真功。

在上個月的一輪霧霾中,東北地區同京津冀一起遭遇了“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簾忘了掀開”。東北的領導們說過些什麽?

遼寧:

2015年11月7日到14日,遼寧經歷了一次突如其來的重度霧霾。11月20日,遼寧省委召開常委會議,專題研究治霾工作。面對紛紜的“天氣說”、“炒作說”,遼寧省委書記李希態度明確:“霧霾不是憑空炒作的,也不能把天氣原因當成出現霧霾的借口。必須從自身、從主觀上查找原因,研究對策。”

吉林:

2015年2月9日,吉林省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吉林省長蔣超良說:“要讓群眾看到治霾新成效!”,並確立了“下大氣力搞好大氣汙染防治,落實目標責任制”的方針,定下“啟動3個國家低碳工業園區試點,完成鋼鐵、水泥等行業60%以上企業清潔生產審核”的目標。

9個月後的11月3日起,吉林全省多地又陷入重度霧霾之中,吉林省氣象臺發布霾橙色預警。

山西:

煤炭大省山西在談到霧霾治理的時候也總是“備受關註”。

2014年3月的“兩會”期間,李克強在山西團與山西省長李小鵬談起霧霾治理,追問“燃煤在太原霧霾成因中到底占多大比例?”“脫硫脫硝之後有多大改善?”“有沒有做過具體研究?”李克強還叮囑李小鵬說,山西因煤而生、因煤而興,不能因煤而背上包袱。

2014年12月7日,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中共山西省委十屆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表示:“必須做好非煤產業發展這篇大文章,全力破解‘一煤獨大’的困局。”談到“綠色發展”時,他說“要以霧霾治理為重點!”

陜西:

2015年5月7日,為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陜西省委、省政府第四次召開治汙降霾專題會議。陜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在會上呼籲“要持續用力做好工作,力爭全省環境質量一年上一個新臺階”,並放話“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為此,要“堅持黨政同責和領導責任制,加大考核力度,關中地區都要確定230天以上的目標”。

11月30日,因持續霧霾,陜西省氣象臺連續發布了大霧橙色和霾黃色預警信號,媒體報道稱“冷空氣將緩解西安連日霧霾”。

不僅僅是北方,東部、中部和西南地區的領導也頂著巨大的“呼吸壓力”。比如說,這段時間上海市出臺的“排汙費”就一度登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上海:

2015年3月18日,上海市長楊雄在上海市環境保護和環境建設協調推進委員會第20次會議上說,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強的恒心、更硬的措施,打好環境保護攻堅戰和持久戰”,12月1日,楊雄稱治霾目標是“到2017年,PM2.5年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20%左右”。

12月16日,上海市發改委、財政局和環保局制定了《上海市揮發性有機物排汙收費試點實施辦法》,開始啟動對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汙機型收費。對於排汙費目的,上海環保局負責人表示“上海為減少霧霾天數,就需要控制揮發性有機物的排放”。

湖北:

作為渴望崛起的中部地區的代表,“千湖之省”湖北在發展重工業的背景之下,環境壓力也是不小:

2015年7月27日,為進一步落實國務院《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和省政府《大氣汙染防治實施意見》,湖北省政府召開全省大氣汙染防治專題督辦會議。湖北省長王國生在會議上說“要以大氣汙染防治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倒逼經濟轉型升級”,“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要全力打好大氣汙染防治的攻堅戰”。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在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布的《2015年上半年度中國358座城市PM2.5濃度排名》,湖北省居於前十。今年12月12日,武漢中心氣象臺發布霾橙色預警信號,湖北省六城市AQI值超過300,達到“嚴重汙染”水平。

四川:

就連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也已被霧霾攻陷。不知李白“穿越”到現在的四川,會作何感想,怕是只能“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了。

2015年2月四川省“兩會”上,四川省長魏宏針對大氣汙染問題,提出要“建立環保‘黑名單’制度”,在之後的省政府常務會議上,餐飲業也被言及:“縣級人民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劃定露天燒烤經營區,規範露天燒烤行為”。

四川省環保廳廳長姜曉亭表示:“要利用好法律利劍,依法嚴厲打擊環境違法犯罪行為,對環境違法行為零容忍!”今年12月7日,姜曉亭對《華西都市報》記者說:“我國有四大霧霾高發地,其中一個就是成都相關地區。”

霧霾襲來,不僅雪原、湖泊、高山一概不見,連茫茫大草原可能都要變身“寂靜嶺”了。

內蒙古:

2015年11月24日,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政府常務會議上表達了對大氣汙染問題的態度:“各地區、各部門要按照保護優先、黨政同責、權責一致、齊抓共管的原則”,必須“加大監督考核和問責力度”,目標是“確保2016年底完成清理整頓任務”。

5天後,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空氣質量指數呈重度汙染,AQI為500,細顆粒物PM2.5指數峰值為655。內蒙古氣象局稱:“內蒙古空氣質量50余年來最差”。

那些 官員 治霾 霾說 說過 過的 狠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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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出臺治霾新政 但沒搞清楚霧霾來自烤魚還是中國

 

“霧霾”近年來也成為韓國輿論關註的焦點之一,“PM 2.5”一詞已在韓國成為熱詞。韓國總統樸槿惠曾明確表示:“霧霾是威脅國民安全和健康的重大問題,應從國家層面上制定政策。”

在此影響下,韓國政府著手制定針對霧霾的對策。本月1日,韓國環境部\產業通商資源部、國土交通部共同發布《可吸入顆粒物管理特別對策實施細則》。

但這項號稱將投入5萬億韓元以“徹底治理霧霾”的政策,剛剛發布就面臨韓國輿論的質疑。

霧霾下的首爾街頭

空氣質量全球居後

在這份長達八頁的實施細則中,韓國官方共提出了八項措施,並提出目標:至2026年,將首爾的PM 2.5平均濃度從目前的23微克/立方米降至18微克/立方米,達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

根據這份實施細則,韓國政府將在2020年前在全韓普及包括25萬臺電動汽車在內的環保型汽車150萬臺,擴充電動汽車充電站3000所,逐步在首爾周邊禁止行駛10年車齡以上的老舊柴油車,,逐步停止所有30年以上的火力發電站;城市購買天然氣公交車及環保汽車,將在稅收上給予優惠,並提供一定的現金補貼;與中國等周邊多國加強環保合作等。

如果只從聲勢上看,這份《實施細則》內容不少,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時間和預算,但韓國輿論指責說:根本就沒搞清楚汙染源,就匆忙搞出了對策。

近年來,韓國的大氣汙染有愈演愈烈之勢。2014年以來,首都首爾被霧霾籠罩的日子越來越多。僅在剛剛過去的5月份,達到“重度”汙染的日子便有8天。根據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小組共同發布的“2016年環境績效指數”,韓國的空氣質量在180個調查對象國中名列第173位。

隨著韓國被霧霾籠罩的日子逐漸增多,國民對霧霾的關註度也在不斷上升。

5月份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高達76%的受訪民眾對霧霾表示出“不安”。據某大型網上商城的統計,5月口罩、口腔清潔劑、空氣凈化機等產品銷量猛增,其中口罩銷量較上年同期大增552%,口腔清潔劑增長379%,空氣凈化機增長105%。

霧霾怪烤魚還是怪中國

韓國政府對霧霾的研究明顯不足。

此前,韓國環境部公布的一份報告稱,最近PM 2.5濃度暴增主要源於烤魚,並將出臺措施限制管理烤魚店。這也成為韓國網民眼中的笑料,他們紛紛在社交網絡上發帖曬‘烤魚’。最終,在輿論壓力下,韓國政府不得不出面道歉。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韓國街頭發現,直至1年前,首爾市政廳附近的空氣質量指數還停留在PM 10的標準,因此顯示屏上經常顯示“空氣良好”,但事實上卻霧霾環繞。

韓國官方對霧霾的檢測和認知,也有較為落後的特點。

韓媒報道顯示,至今韓國政府關於霧霾的最新、全面的數據還是2013年由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所統計的。而目前韓國全國的監測點僅321個。2013年至今,各級政府對監測點的新增投資只有92億韓元。

韓國還有許多民眾甚至專家稱“霧霾源自中國”,小部分媒體也稱:“中國空氣質量較差,外加韓國距中國較近,因此韓國的霧霾中來自中國的成分居多。”但至今沒有一項官方研究數據,能為這個論調提供數據支持;甚至韓國官方無法指出近年來影響首都圈PM 2.5值最重要的原因,只是說柴油汽車和老化的火力發電廠屬於主要原因。

政策遭專家質疑

韓國政府的治霾政策一經公布,便受到了質疑。

高麗大學李國憲教授說:“這份細則看起來全面,但經不起推敲。沒有對霧霾的源頭進行研究,就倉促推出政策,很可能將無法發揮政策的效果。”

他分析道:“比如鼓勵環保汽車的銷售方面,實施細則只提到了將通過增加充電站、降低稅款來鼓勵民眾購買。可是去年一年韓國的電動汽車銷售量僅6200臺,那麽在沒有發生技術大幅度革新的情況下,政府如何用3萬億韓元就能到2020年讓絕大多數民眾接受並購買環保汽車?細則完全沒有提及。”

他還說:“這5萬億韓元的預算從哪里來?韓國近年來的財政危機和經濟停滯人人皆知,而且這份細則中的部分措施將影響韓國的產業根基,在此情況下政府如何籌集預算,將成為巨大的難題。”

韓國慶熙大學環境系一位教授則表示:“事實上,直到目前連汙染物從哪而來、量有多少等基本問題都還沒有搞清楚,就在總統下指示後的3周時間內,匆匆忙忙搞出一個對策,只不過是虎頭蛇尾式的政策。”

韓國 出臺 臺治 治霾 新政 但沒 沒搞 清楚 霧霾 來自 烤魚 還是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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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治霾“痛下決心” 空氣質量排名仍不容樂觀

今日國家環保部公布的上半年空氣質量數據排名讓濟南人“心有不甘”:在全國74個城市中,濟南空氣質量由去年全年的排名倒數第六,今年上半年排名倒數第五。

去年全年的空氣質量狀況,排在倒數第一到倒數第十位的分別是:保定、邢臺、衡水、唐山、鄭州、濟南、邯鄲、石家莊、廊坊和沈陽。今年上半年排名倒數前十位分別是保定、邢臺、鄭州、邯鄲、濟南、唐山、烏魯木齊、衡水、石家莊、西安。沈陽這次離開了倒數前十名的行列,保定依然“穩居”倒數第一位。

濟南的經濟總量不大,空氣質量狀況卻很差。這是令山東省和濟南市領導感到頭疼的問題。今年4月,中國綠公司年會在濟南召開,山東省省長郭樹清曾經自我調侃道:以前濟南是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現在是“滿城霧霾半城堵”。

這種狀況給濟南市也帶來了巨大壓力,防霾治霾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尤其是去年10月前後,濟南市連續兩個月空氣質量全國倒數第一。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曾經“發狠”擺脫倒數第一的位置。強調必須痛下決心,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推動空氣質量盡快改善。

他曾說:“所謂痛下決心、壯士斷腕,我的理解就是急診送過來的病人40度 ,或者41度,你現在還研究他是炎癥引起的,還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先把燒給降了,然後再來給他檢查,檢查以後再對癥下藥。該做手術做手術,然後再來中醫調理。都燒到40℃了還上老中醫怎麽行?”

隨後濟南市展開了一場治霾攻堅戰。媒體上經常可以見到濟南市幾大班子領導視察工地,看看裸露工地覆蓋了沒有,運渣土的車輛是否合格,道路灑水沒有。街道上也隨處可見防霾水炮緊張工作。

濟南市還下決心把曾經的經濟支柱山東鋼鐵集團濟南鋼鐵公司遷走。

來自濟南市環保局的信息:與去年上半年相比,濟南市大氣4項汙染物同比均改善,其中PM10改善率山東全省第一。上半年濟南市“藍天白雲”天數達到96天,比去年同期增加21天。因此,上半年濟南市可獲得生態補償資金630萬元,列全省第5名。

不過,濟南的空氣質量仍讓人“喘不過氣來”。來自濟南市環保局的數據,上半年,濟南市大氣4項汙染物平均濃度分別為:可吸入顆粒物(PM10)152微克/立方米、細顆粒物(PM2.5)76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48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45微克/立方米。除二氧化硫達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年度二級標準外,可吸入顆粒物、細顆粒物和二氧化氮分別超過二級標準1.2倍、1.2倍和0.12倍。

要見到清新的“夏雨荷”,濟南人可能還要等一段時間。山東省確定,未來5年,全面實施煤電機組超低排放行動;推廣高效節能環保型鍋爐,逐步淘汰設區市建成區外10蒸噸/小時及以下燃煤小鍋爐。到2020年,全省環境空氣質量基本達標,比2010年改善50%左右。

濟南 治霾 下決心 空氣 質量 排名 不容 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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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死”才能我活?石家莊治霾大招:全市藥企停產!

傳統工業集中的河北石家莊,在北方的霧霾中最先站在了環保治理的生死線前。

11月20日晚間,華北制藥(600812.SH)公告稱,收到石家莊市大氣和水汙染防治指揮辦公室下發的 《石家莊市大氣汙染防治調度令》([2016]第 1 號)(下稱“調度令”),要求全市所有制藥企業全部停產,未經市政府批準不得複工生產。

次日,華北制藥和石藥集團(01093.HK)臨時停牌。前者表示若停產至年底,“原料藥部分將影響公司當期利潤5000 萬元左右”;後者稱,其“正向石家莊市政府申請準許繼續進行其在石家莊的正常制藥生產”。

9月中下旬以後,石家莊市經歷連續五次共28天的重汙染天氣過程,導致空氣質量持續惡化。該市環保系統於18日召開了“決戰45天利劍斬汙行動動員大會”,要求執法監管毫不留情。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此詢問環境保護部(下稱“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該中心有關人員回複涉及藥業限停產的情況時說:不清楚。

以石家莊為基地之一的我國抗生素產業,屬於典型的發酵類工業,一直都是產生工業“三廢”(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的重災區。

“它們有時候寧可罰款也不願意徹底淘汰這些老舊的產業和產品。”22日,有不願透露姓名的醫藥行業觀察人士就此話題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汙染嚴重的企業多數都是低端制造產業,科技水平不高,這就造成了它們轉型艱難;而即便痛下決心轉型,也要面對原來生產線上員工的安置問題,處理不好都是大問題。”

對多個行業嚴格調控

事實上,不僅是制藥行業,調度令稱,9月中旬以來石家莊市連續出現多個重汙染天氣,在全國71個重點城市排位持續倒退,完成全年PM2.5濃度下降10%的考核任務極其艱難。按照《石家莊市利劍斬汙行動實施方案》和市政府有關要求,決定對全市工業企業,特別是制藥、水泥、鑄造、鋼鐵、煤電、焦化和鍋爐等重點行業實施嚴格調控措施。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分析結果顯示,自今年10月1日以來,石家莊已成為京津冀區域汙染最為嚴重的城市,PM2.5濃度均值比第二嚴重的保定高出18%左右,比區域內13個城市的平均值高出了近60%。

11月14日,環保部發布了10月重點區域和74個城市空氣質量狀況,結果也顯示,石家莊排名第74,位列倒數第一。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華北制藥、哈藥集團、石藥集團和魯抗醫藥等四大藥企的青黴素產量占國內青黴素總產量的75%,同時,這四大藥企也是工業“三廢”的排放大戶,不僅廢物成分複雜,汙染危害也十分嚴重。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胥樹凡此前曾公開表示:“生物醫藥產業如果在發展過程中不註重環境保護,大量排放汙染物,破壞環境,損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那就與其救死扶傷、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目標和宗旨背道而馳。”

“特別是現在的產業發展都向集中式的園區化方式發展,使得相關的環境問題在地域上更加集中和突出,影響更顯著。”胥樹凡說。

胥樹凡介紹,近年來,環保部陸續發布了六個針對制藥行業的汙染物排放標準,這些標準針對不同類型的醫藥生產企業、不同的期限、地域、排放汙染因子等都作出了排放的限制規定,控制汙染因子的類別除了傳統的常見汙染因子外,還增加了一些醫藥中間體,這是過去沒有的,實際上也是對制藥行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環保要求。

不過,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無論是今年5月,中央環境保護督查組向河北省反饋督查情況,還是河北省提出的貫徹落實中央環境保護督查組督查反饋意見整改方案中,均沒有明確提及藥廠停產或限產的要求。

中央督查組只是要求河北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後產能,切實改善大氣環境質量”“加大水環境治理力度,堅決遏制水質惡化問題”。

河北省提出的貫徹落實中央環境保護督查組督查反饋意見整改方案,以及確定的整改措施清單,也只是要求“加快鋼鐵、煤炭去產能”“嚴控高耗能、高排放新增產能”“強化工業汙染源日常監管”,以及“開展散煤、焦化行業、露天礦山和道路車輛4個汙染整治專項行動,進一步降低汙染排放強度”“停產整治一批排放不達標露天礦山,修複綠化一批責任主體滅失的露天礦山”。

此外,河北省大氣辦對河北省汙染傳輸通道城市石家莊、唐山、廊坊、保定、滄州、衡水、邢臺、邯鄲市及定州、辛集市下達的大氣汙染防治1號調度令,也沒有明確要求關停藥廠。

環保督察辦公室在督察中發現石家莊某石膏廠無組織排放嚴重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近年來,河北省違法違規上馬項目問題突出,大氣汙染防治形勢嚴峻。以石家莊市為例,該市近段時間空氣質量指數(AQI)指數急劇上升,存在PM2.5不降反升的風險。

11月17日,河北省大氣辦發出大氣汙染防治2號調度令,決定對完成大氣汙染防治年度目標任務進度滯後、近期汙染嚴重的城市實施重點調度。2號調度令涉及石家莊、保定、滄州、衡水和定州、辛集6市。針對醫藥企業,2號調度令要求,“實行駐廠監督,確保環保設施正常運行和穩定達標。”

保產業還是保環境

石家莊此番“利劍斬汙”,也將諸多產業發展與環保治理之間多年的矛盾再度升級。

對聚集了眾多制藥企業的醫藥重鎮石家莊來說,這就意味著,包括石藥集團、神威藥業、華北制藥和以嶺藥業等國內知名藥企都將自此進入沒有明確複工期的“冰封期”。

“目前,公司主要原料藥、制劑產品均有一定備貨,短期內銷售不受影響,但鑒於尚無法確定此次停產的具體時間,上述事項對公司生產及業績的具體影響尚無法預測。”華北制藥公告指出。

而涉及農獸藥原料藥生產的新奧股份(600803.SH)於21日晚間公告稱,公司所屬位於石家莊的兩家下屬子公司近日收到所在園區關於上述“調度令”的緊急通知。經財務部門測算,若上述兩家子公司所有產品全部停產一個月,在綜合考慮人工費用和固定資產折舊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將使公司營業收入減少7500萬元,凈利潤減少1200萬元。

“環保成本太高了,都要達標就會破產,錢花不起,現在這些工人怎麽辦?”石家莊某藥企相關負責人22日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們這些年已經升級換代了一些老舊汙染嚴重的品種,但是產品轉型也不是三年五年就能替代的,而且普藥品種升級的空間也很有限。”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原料藥生產和出口國、世界第二大OTC藥物市場和世界第五大醫藥市場。

發酵類制藥工業的生產特點是生產品種多、生產工序多,使用原料種類多、數量大,原材料利用率低。一般一種原料藥往往有幾步甚至十余步反應,使用原材料數種或十余種,甚至高達30~40種產生的“三廢”量大,廢物成分複雜,汙染危害嚴重。

近些年國內發酵類制藥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發酵類制藥廢水。攝影/章軻

也因為這一現實原因,汙染問題幾乎與中國原料藥和仿制藥為主的制藥產業發展始終並行,找不到根本解決的方法。

公開資料顯示,近年來,幾乎所有抗生素類企業都尷尬地面臨因為汙染被點名被罰款的現實問題,哈藥股份(600664.SH)、聯邦制藥(03933.HK)、海正藥業(600267.SH)等大型制藥企業也曾在環保部門督查整改名單中。甚至,有的企業整改後也難以達到標準,屢屢“上榜”,如聯邦制藥,從2004年至今的十二年時間里,就有九次被環保部門點名批評、減產限產甚至關停。

以汙染問題多次被曝光的哈藥為例,哈藥股份曾在其公告中表示,“近年來,公司已累計投入4億元用於清潔生產和環保治理,主要建設了廢水預處理及汙水處理、氣味、鍋爐煙氣、噪聲等各項汙染處理設施。每年各項環保設施的運行費用在5000余萬元。”

而即便是對於能夠根除汙染問題的異地搬遷投資,哈藥在其2010年年報中也曾悲觀地表示,由於異地建廠的投資巨大,原料藥產品的附加值低、利潤空間微薄,預計投產後2~3年內將不具備競爭優勢,因此“極易造成企業處於虧損境地,造成企業無法生存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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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產治霾,石家莊藥企如何過“寒冬”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123

2016年11月18日,進入冬天有一段時間了,寒風瑟瑟襲來,石家莊市連續一周籠罩在重度霧霾之中。18日一天呈現橙色預警重度汙染的霧霾一直籠罩在城市上空。(東方IC/圖)

連續幾日,石家莊的最低氣溫都在零攝氏度以下。一紙調度令此地的制藥企業更添寒意。對它們來說,這個冬天註定不太好過。

2016年11月20日晚間,華北制藥發布公告,稱其收到來自石家莊市大氣和水汙染防治指揮辦公室下發的 《石家莊市大氣汙染防治調度令》([2016]第 1 號)(以下簡稱 “調度令”),要求全市所有制藥企業全部停產,未經市政府批準不得複工生產。

公告稱,公司已擬定相關停限產實施方案上報市政府相關部門。此次停產的範圍為公司及石家莊市內子(分)公司。

“縣里的廠子全停了,真不容易,都是一刀切。”華北制藥一內部管理人員和南方周末記者感嘆。

企業也在“博弈”

次日,石四藥集團和石藥集團分別就“調度令”發聲。前者稱其位於石家莊的子公司已經於11月19日暫停生產,後者稱其正向市政府申請準許繼續進行其在石家莊的正常制藥生產。

為了能夠繼續生產,想與政府部門交涉“博弈”的企業不在少數。

神威藥業22日發布的公告也稱,其正向石家莊市政府申請準許繼續進行正常制藥生產。不過,據《第一財經日報》23日報道,一位神威藥業內部人士透露,“因部分工藝特殊性,自18號開始逐漸限產,政府督導力度加大,開始陸續停產,到昨晚(22日)基本停產。”另有媒體稱,神威藥業23日向政府遞交了限產申請,但政府部門還未回應。11月24日下午,南方周末記者就上述細節向神威藥業發函求證,截至發稿尚未收到回應。

同樣在22日發布公告的以嶺藥業,似乎已與政府部門協商談妥。該公司公告稱,經石家莊市高新區有關部門同意,公司使用揮發性有機溶劑的提取車間醇提工序停工,其他不涉及使用揮發性有機溶劑的工序不停工。

值得註意的是,同為上市公司的常山藥業並未發布相關公告。停產事件發酵以來,在投資社交平臺雪球上,一投資者認為,常山的生產不涉及相關汙染,應該不會停產。其他投資者追問:“你確定常山醫藥不用停產?”該投資者表示並不確定。

25日下午,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常山藥業詢問最新情況,一位夏姓部長表現得頗為戒備。當記者問他是否了解企業目前的運行情況,他猶豫了一下後回答:“了解。”他在回應是否接到“調度令”時說:“肯定接到了啊,能接不到嗎?”他表示,目前正在跟政府部門協調的過程中。當記者想要詢問更多細節時,他掛斷了電話。

但是,常山藥業董秘在22日回複媒體時稱,目前公司並未涉及任何停產事項。當時有消息認為,常山醫藥不在此次停產政令的波及範圍內。

“短期不會受到影響”

突然停產,各家企業是否能有 “存糧”過冬?對此,上述藥企態度相對“樂觀”,均表示擁有一定備貨,短期內銷售不會受到影響。

不過,透過各自公告內容可以看出,不同企業所指的“短期“不盡相同。

以嶺藥業稱:“相關停產準備措施完成後,在1月底之前可完全保證公司產品市場供應不受影響。”以嶺藥業在接受證券時報采訪時表示,為提前應對每年冬季空氣汙染對生產帶來的影響,自2016年7月開始就有計劃的加大生產量,對主要產品做好庫存儲備。

相比起來,石四藥集團的表述更為謹慎。其稱,按照預期,以及目前的存貨水平,將不會影響業績。它的預期是“政府會有正面回複,有關生產預期2016年11月底前恢複” 。

石四藥集團指出,已於19日停產的石家莊子公司,占截至2016年上半年本集團總收益約 93%。其強調,“子公司的生產程序並沒有釋出有害之汙染物”,石四藥集團也已向石家莊市政府提出批準恢複生產的申請。南方周末記者向該公司致電詢問進展,但始終無人接聽。

華北制藥在21日的補充性公告中算了一筆賬後表示:按相關單位停產至年底初步測算,原料藥部分將影響公司當期利潤 5000 萬元左右。

而廣發醫藥的分析師則對一些藥物品種表示擔心,他們認為石家莊市的石藥集團和華北制藥是國內維生素C和抗生素生產的重要廠家,我們認為上述兩家企業停產會對國內相關品種的供需造成一定影響。據統計,石藥集團和華北制藥合計VC產能占到全國的30%以上,華北制藥在此前已經停產VC,目前每公斤VC粉價格已經從26元/kg上漲到33元/kg,東北制藥擁有2—3萬噸產能。同時青黴素鹽和7-ACA供給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緣何指向藥企?

相比鋼鐵、煤炭、化工等高汙染行業,制藥行業對大氣汙染的影響似乎不太被外界所知曉。揮發性有機物(VOCs)是造成我國城市大氣汙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包括汽車制造、包裝印刷、裝備業制造、電子制造、家具制造和生物制藥等在內的工業源是VOCs汙染的重要來源。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抗生素原料藥最大的生產國和出口國,供應全球90%的抗生素原料藥,全球原料藥市場的三級供應鏈根植於中國,通過印度,再銷售到世界各地。

中國原料藥產業能耗大、汙染重已經成為了不爭的事實。對生活在醫藥重鎮的石家莊人來說,制藥企業散發出來的味道似乎與童年記憶混在一起,有網友回憶稱:“小時候還戲稱為‘五味街’”。遺憾的是,童年已經遠去,但味道卻揮之不去。

“原料藥企業汙染物產生量大,又由於單類物料數量少,成分複雜,一般難以資源化,使得終端治理投資大,運行成本高。”有專家直指,對於制藥企業而言,一方面要面臨原料的上漲,而另一方面在醫改的大背景下,面臨藥品降價的壓力,未來最大的成本或是環保問題。

9月中旬以來石家莊市連續出現多個重汙染天氣,在全國71個重點城市排位持續倒退,完成全年PM2.5濃度下降10%的考核任務極其艱難。按照《石家莊市利劍斬汙行動實施方案》和市政府有關要求,石家莊市人民政府開始了一場“利劍斬汙”的行動,對全市制藥、化工、包裝印刷、家具等行業實行清單式管理,原則上所有揮發性有機物生產工序全部停產。

或不惟石家莊

盡管“利劍”不僅僅指向制藥企業,但在醫藥行業內掀起的反響卻最強烈。

在醫藥論壇蒲公英上,本周熱門的前兩個帖子都是關於此次停產事件的。帖子本身的內容情緒性極強,在跟帖回複當中,各種討論聲沸沸揚揚,既有石家莊人現身說法,描述原料藥廠的“滾滾濃煙是肉眼可見的”;也有人質疑這個政策的合法性;還有人認為這件事最大的影響是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擔心有其他省市照學照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專家組原組長倪紅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表示,為了治汙,“行政停產”的措施屬於必要措施,但使用上要慎重,畢竟華北地區的霧霾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用全部關停來處理確實有點簡單,比較妥善的方式是差別政策,對於汙染程度高的企業先關停整改,排汙做得好的企業就無需被強制停產,“要有針對性,政策會更有效”。

一位醫藥人士指出,對企業而言,如果停產時間不長,有存貨應對銷售問題,體現在終端或僅僅是出現小範圍的價格波動。但霧霾沒有實質性改變,汙染企業停產、限產是重要治汙手段之一,若長期停產或對終端市場用藥、價格等多方面產生較大影響。

這樣的政策有可能會蔓延至其他城市。有位於唐山的投資者透露,唐山涉及藥企將在月底停產,但目前未獲證實。唐山市在本月下發通知稱,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期間,該市會加強大氣汙染治理,其中同樣提到“揮發性有機物工序”。唐山市要求,2016年11月15日至12月31日,未完成揮發性有機物治理任務的涉及排放揮發性有機物的工序,減少汙染物排放50%;2017年1月1日起,未完成揮發性有機物治理任務的涉及排放揮發性有機物的工序,全部停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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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氣象變差速度超過減排 環保部長開出6“藥方”治霾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1-09/1068227.html

每經記者 李彪 每經編輯 王可然  

1月6日,北京市的上空依舊灰霾籠罩,當晚,環保部部長陳吉寧主持召開媒體見面會,向記者介紹大氣汙染防治相關問題。

陳吉寧說:“全國層面上,我們統計了74個重點城市PM2.5濃度,與2013年相比改善幅度也是在30%左右。我們把這個速度和發達國家做個對比,我們改善的速度比發達國家在同一發展階段還要快一些。”

冬季大氣汙染問題反映的是強化措施不夠和氣象條件變差,陳吉寧強調:“這幾年連續下來,冬季的汙染氣象條件變得越來越差,超過了我們卸負的減排速度。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所在。”同時,他從加大燃煤鍋爐取締力度等六個方面為強化冬季汙染治理開出了“藥方”。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冬季一旦出現不利的氣候條件,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就容易出現霧霾,根本原因是汙染物減排不夠,區域聯防聯控沒有真正做好,還存在各自為戰的問題。

74城PM2.5濃度三年改善30%  

1月7日20時,北京市空氣重汙染應急指揮部解除空氣重汙染橙色預警,意味著2016年12月29日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持續重汙染天氣結束。

實際上,從2016年10月份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就頻繁遭遇霧霾天氣,僅2016年12月份,京津冀部分地區就遭遇了5次重汙染天氣過程,為了減少區域汙染物排放,河北省部分地區甚至連續啟動了二十多天的紅色預警。

對於冬季大氣汙染的問題,陳吉寧說:“當前大氣汙染治理一個核心問題是冬季問題,冬季問題怎麽辦?這幾年下來,冬季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

陳吉寧認為,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冬季強化措施還不夠,需要進一步強化;第二個是冬季的氣象條件變化比想象的要更困難、更複雜、更不利。

據了解,2016年7月,中國工程院對《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大氣十條》)中期評估顯示,京津冀地區的汙染氣象條件,2014年比2013年差了17%,2015年比2014年好一點,但是比2013年差了12%。冬季的情況更差。據氣象部門分析,2014年曾經是全球最暖的一年,2015年打破了2014年的紀錄,2016年再次打破2015年的紀錄,而且紀錄被打破的幅度比較大。

“去年5月份我們曾經預測到冬天會比較困難,啟動了京津冀強化措施,出臺兩年專門針對京津冀地區的強化方案。這幾年連續下來,冬季的汙染氣象條件變得越來越差,超過了我們卸負的減排速度。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所在。”陳吉寧說。

馬軍認為,在大氣汙染治理上,一些地區仍在做平衡,並沒有下大決心治理霧霾,使得整個區域的霧霾治理成效受到了影響。

“不能寄希望明年會從暖冬變成冷冬,氣象條件會有很大改善。環保部最近一個時期正在加班加點研究,我們要提出一些更有效的措施來更針對性地解決好這段時期的冬季汙染問題。”陳吉寧說,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來加快解決冬季問題。

但是,冬季大氣汙染問題較為突出並非意味著大氣汙染防治沒有成效,也並不意味著大氣治理方向出現問題。

陳吉寧在總結《大氣十條》實施三年來的治理成效時稱,74個重點城市PM2.5濃度,2016年與2013年相比改善幅度在30%左右,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重點地區改善的幅度大約也在30%。整個改善的速度比發達國家在同一發展階段還要快一些。

正在評估京津冀20城應急預案  

“京津冀地區比較困難的是解決冬季供暖問題。冬季供暖大概新增了多少汙染物排放量呢?我們估算了一下,大概增加30%左右的汙染物排放量。就是進到冬季,我們背負的汙染物增加了30%。”陳吉寧說。

陳吉寧部長進一步解釋,供暖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京津冀地區熱電聯產程度低,城市供熱基礎設施比較差,大概目前只有50%;小燃煤鍋爐環保設施跟不上,裝備水平低,運行管理水平也差,汙染物排放濃度甚至是大電廠的十幾倍,環境影響很大;農村散煤問題,全國大概有2億噸散煤,京津冀占了20%。燒1噸散煤的大氣汙染物排放量是電煤的10倍以上。

為此,陳吉寧從六個方面為強化冬季汙染治理開出了“藥方”,包括:加大燃煤鍋爐取締力度,加快推進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和農村地區的散煤治理;加大工業企業冬季錯峰生產力度;提高行業排放標準;強化“小散亂汙”企業整治;機動車排放治理等。

值得註意的是,與此前相比,2016年在應對冬季重汙染天氣過程中環保督查的“利器”被頻繁使用,但是,每次督查過程中似乎總會發現一些問題,除了企業違規生產或超標排放外,一些地方的應急響應措施也存在一些問題。

在元旦期間的環保督查過程中,《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跟隨環保部督查組在河北省某地區就發現,雖然該地政府對一些企業采取了停產措施,但是,一些企業在停產狀態下處於悶爐過程中,汙染物的排放量甚至遠超正常生產狀態下的排放。

對此,陳吉寧強調,地方在制定針對性預案的時候,科技支撐不足,這是下一步需要強化的。同時,環保部正逐個對京津冀“2+18”城市的應急預案進行評估,希望通過這輪評估能夠提高這些城市應對重汙染天氣的能力,提高針對性和有效性。

馬軍建議,除了在重汙染天氣加強應急措施外,也應該在長效中加強對排汙企業的監管,提高違法成本,同時,真正落實好重點企業的排放數據實時公開,更多地發揮綠色供應鏈、綠色信貸等市場化的手段,倒逼企業正視排汙問題,把市場真正讓給綠色企業。

冬季 氣象 變差 速度 超過 減排 環保 部長 開出 藥方 治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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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京津冀治霾老天幫大忙 “人努力”效果不顯著

京津冀地區是霧霾汙染的重災區,經過幾年的治理,成效如何?治理路徑和措施對不對?1月14日,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公開表示,京津冀治理霧霾,“天幫忙”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人努力”的效果尚不顯著。

京津冀PM2.5降幅尤為顯著

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石敏俊對記者表示,“大氣國十條”明確提出了PM2.5濃度目標,也確定了汙染物減排行動計劃,但既定的汙染物減排行動計劃能否實現PM2.5濃度目標,存在著不確定性。

石敏俊介紹,該研究院基於大數據技術和統計分析方法,構建了大氣汙染物排放量、氣象條件和PM2.5濃度之間關系的數據模型,對依據“大氣國十條”制定的汙染物減排行動計劃的政策效果和既定的濃度目標的達成可能性進行了科學評估,測算了霧霾治理政策的經濟成本,並分析了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政策目標的合理性。

當日,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京津冀霧霾治理政策評估報告》認為,大氣“國十條”實施以來,2013-2016年京津冀地區PM2.5年均濃度出現了明顯的下降,2015年的降幅尤為顯著。

“但2015年PM2.5年均濃度的下降,‘天幫忙’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努力’的效果主要體現在風速偏大的天氣,對於低風速的靜穩天氣下PM2.5濃度的下降,‘人努力’的效果尚不顯著。”石敏俊說。

研究顯示,如果氣象條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對於京津冀的大部分區域來說,即使是在周邊區域同時減排的前提下,依據“大氣國十條”制定的汙染物減排行動計劃難以實現“大氣國十條”要求的濃度目標(天津和河北的PM2.5年均濃度下降25%,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達到60微克/立方米)。

“如果周邊區域不同時減排的話,幾乎所有區域都難以實現‘大氣國十條’要求的濃度目標。”石敏俊說。

天津河北需加大減排力度

上述報告認為,如果要實現“大氣國十條”要求的濃度目標,在氣象條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的條件下,天津和河北需要進一步加大汙染物減排力度。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天幫忙’,就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努力’。”報告認為,石家莊、保定、唐山、邯鄲、邢臺、衡水等地不能滿足於PM2.5年均濃度下降25%的目標,這些區域PM2.5年均濃度即使下降了25%,仍然超過90微克/立方米甚至100微克/立方米,應當減少更多的汙染物排放量,把PM2.5年均濃度降得更低。

研究發現,北京市的減排行動計劃擬減少汙染物排放量63%,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減排任務。即便能夠實現,北京市也只能使得PM2.5年均濃度下降到68.7微克/立方米,離60微克/立方米的既定濃度目標仍有差距。

如果要把PM2.5年均濃度從66微克/立方米降到60微克/立方米,北京市需要把汙染物減排率從63%提高到78%,霧霾治理的邊際成本將越來越高。北京市可以考慮調整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標。

石敏俊說,隨著PM2.5年均濃度降低,重汙染天氣發生頻率也將相應降低,但兩者不是線性關系。降低PM2.5年均濃度仍然可以作為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標,但霧霾治理的政策重點應轉向如何減少重汙染天氣的發生頻率,尤其是冬季靜穩天氣條件下的汙染物排放控制。

報告建議,把PM2.5年均濃度70微克/立方米作為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的過渡目標。如果以PM2.5年均濃度70微克/立方米作為過渡目標,京津冀地區需要減少約57%的大氣汙染物排放量。PM2.5年均濃度達到60微克/立方米可以作為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的中遠期目標。

濃度目標轉換為排放量目標?

研究發現,霧霾治理政策的實施必將給京津冀地區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損失,GDP損失程度將隨著汙染物減排力度加大而增大。

報告公布的研究數據顯示,大氣“國十條”和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強化措施的實施導致的京津冀地區GDP總量損失2017年為8.45%,2020年為16.05%。如果考慮霧霾汙染導致的健康損失,也許霧霾汙染治理的真實經濟成本並沒有那麽大。

“地方政府必須正視霧霾治理給區域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帶來的短期沖擊,多管齊下,盡量減輕霧霾治理給區域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帶來的負面影響。”石敏俊說。

由於汙染物減排行動涉及到區域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霧霾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治理大氣汙染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報告認為,能源和產業結構調整是導致GDP損失的主要原因,但產業轉型是京津冀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業轉型,降低資源環境負荷,控制汙染物排放量。

上述報告認為,為了使得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標更加科學、更具可操作性,應該將濃度目標轉換為排放量管理目標,在科學確定環境容量的基礎上,制定現實可行的汙染物減排計劃,使得PM2.5濃度目標的實現具有科學的保障。

此外,在推進產業轉型、減少汙染物排放量的同時,還應積極探索汙染物減排措施的科學化和精細化,切實控制和減少冬季靜穩天氣條件下的汙染物排放。

專家建議霧霾治理政策應該將濃度目標轉換為排放量管理目標。攝影/章軻

研究 機構 京津冀 京津 治霾 老天 大忙 努力 效果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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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新政:中國官員考核環境權重首次遠超GDP

近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在月度例行宏觀數據發布會上表示,近期印發的多個涉及到生態文明指標的考核,對生態環境質量等體現人民獲得感的指標賦予很高的分值和權重。

官員考核環境權重加大

2016年入冬以來,全國重汙染天氣頻發,持續時間長,影響範圍大,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引起了全社會的關註。臨近春運高峰和春節假期,再度襲來的重汙染天氣過程讓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又緊張起來。

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會同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內蒙古省級環保預報部門聯合預報會商預測,預計1月14-18日,京津冀中南部、山東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局部可能出現一次區域性重汙染過程。

趙辰昕提到的生態文明指標考核包括近期出臺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以及發改委、統計局、環保部、中組部等基於此文件制定等《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上述文件對評價考核的方式、主體、對象、內容、時間以及指標體系、結果應用、組織協調、能力保障等作出具體規定。

據了解,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實行黨政同責,采取年度評價和五年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年度評價由統計局、發改委、環保部,會同有關部門按照《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實施,重點評估各地區生態文明建設進展總體情況,側重於引導各地區落實生態文明建設相關工作。

五年考核由發改委、環保部、中組部會同有關部門按照《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實施,主要考核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確定的資源環境約束性目標,以及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的生態文明建設重大目標任務完成情況,側重於強化省級黨委政府生態文明建設主體責任,每個五年規劃期結束後開展一次。通過年度評價和五年考核相結合,能夠更好地推動地方黨委政府落實生態文明建設重點目標任務。

第一財經在發布會現場了解到,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包含考核目標體系中的主要目標,以及有關措施性、過程性的指標,包括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公眾滿意程度等7個方面、共56項評價指標,采用綜合指數法測算生成綠色發展指數,衡量地方每年生態文明建設的動態進展。

考核目標體系以“十三五”規劃《綱要》確定的資源環境約束性目標為主,包括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年度評價結果、公眾滿意程度、生態環境事件等5個方面、共23項考核目標,體現少而精、避免目標泛化,使考核工作更加聚焦。兩個指標體系在指標設置、分類、權重等方面作了銜接,並可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及生態文明建設進展情況作相應調整。

具體權重方面,第一財經經過查閱發現,資源利用權重占29.3%,環境治理權重占16.5%,環境質量權重占19.3%,生態保護指標權重占16.5%,增長質量權重占9.2%,綠色生活權重占9.2%。其中GDP增長質量權重不到資源利用、環境質量權重的一半,占全部考核權重不到10%。

具體而言,人均GDP增速權重僅占1.83%,但是單位GDP能耗權重達到2.75%;PM2.5指標達標權重占2.75%,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權重為2.75%;地表水劣五類水體比例、森林覆蓋率等權重也為2.75%。

綠色考核指標執行難度大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述政策的出臺表明從中央到地方層面對經濟發展的認識有所提高。

“從前是‘唯GDP論’,從長遠來看負面作用較大。GDP指標有局限性,看不出對環境、資源的影響。出臺綠色指標考核是一個可喜的進展,未來各地方要更多地確保環境質量改善,實現綜合發展,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胡遲說。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能源經濟系主任鄭新業認為,綠色考核指標具體到企業方面,治理環境要強調國企的經濟利益應該是擺在第二位的。

“我們要求國資委對這些企業不僅僅考核經濟指標,還要考核環境指標,比如環保不達標,一票否決制考核。監管者、央企的黨組,以及背後的國資委,三管齊下,化石能源的供應就能極大緩解。除了經濟效益方面,也需要要求國企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責任。”鄭新業表示。

經濟增長的指揮棒發生重大變化,新考核標準如何執行?

胡遲認為,綠色考核指標執行難度不小。

“之前聯合國和我國都有綠色GDP的說法。具體到操作層面統計難度較大,有些指標很難設置,因此各國普遍還是采用GDP考核。執行順序應該從國家統計局先來做,再逐步推行到地方計算綠色GDP。起步階段只是環境考核權重加大,還不能完全達到綠色GDP的標準”。胡遲說。

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河北全省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9.1%,達標天數增加16天。2016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但是京津冀2016年霧霾濃度仍超國家標準1倍以上,如果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則超標5倍以上。同時,居民感受霧霾在加重。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對媒體表示,居民的感受是對的,因為去年冬季以來很多城市霧霾程度的確在加深,盡管全年霧霾濃度可能在下降。目前關於霧霾的成因很多,但是根本的原因還是企業汙染排放多。

治霾 新政 中國 官員 考核 環境 權重 首次 次遠 遠超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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