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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入晋尴尬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06507&time=2010-12-11&cl=115&page=all

信达资产十年前经债转股入局山西煤业,眼下却面临被逼退出的局面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张伯玲

 

  在煤炭价格不断攀升和能源需求吃紧形势下,中国产煤第一大省山西的煤炭重组引人关注。作为在山西三家省级整合主体企业拥有股份的股东,是否会感到机遇的到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资产)正是这样一个角色,然而它面临的却是一个尴尬境地。

  上世纪90年代末在煤炭行业惨淡之际,为处理不良资产,信达资产接受建行、国开行的债转股资产,成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同煤集 团)、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阳煤集团)、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晋煤集团)以及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焦 煤)三家公司股东,其中持股比例最高的达到了40%。

  阳煤集团、同煤集团、晋煤集团和山西焦煤,正是此次山西煤炭重组的七家省级整合主体企业中的四家。

  多年来,信达在山西的持股“没有获得过分红”,但在这次煤炭业整合过程中,煤企集团股权的价值已经凸显。当年不见投资收益的债转股资产,已然成为信达资产等资产管理公司资产池中最富增值潜力的一块,眼看山西的股权俨然变成价格不断上涨的“乌金”,自然不会轻言退出。

  作为山西煤改整合主体企业的控股股东和主要推手,山西省政府为了解决煤改资金缺口,有意放开部分股权,“但山西省不希望丧失对有关企业的控股权,这是底线。”山西当地一位高级政策研究人士表示。

  双方因此僵持不下。有关人士分析,如果此种状态持续,山西有关整合主体有可能放弃整体上市的计划,采取分拆旗下企业上市的路径,集团层面继续少 分红甚至不分红,这将使得信达资产的股权继续成为没有收益和变现可能的沉淀资产。但这对山西的这些煤企来说,因此放弃整体上市的目标,代价也显而易见。

  更重要的是,如果就此留下对外来资本“关门打狗”的印象,会给山西省下一步大规模的引资计划蒙上阴影。这实际是一个双输的结局。

  如何承认信达历史上对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做出的贡献,又尊重山西省对煤炭企业控股权的主张,真正实现共赢,是山西方面和信达方面,乃至更高决策层,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

退出悬疑

  2008年9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山西煤改开始。

  在经过两年多的煤炭资源整合后,小矿被悉数收购,山西国有煤矿公司手里的资源量大幅度提升。以省级七大整合主体之一的阳煤集团为例,煤改之前, 矿山老化,资源枯竭,前景堪忧。借煤改中兼并重组的机会,阳煤集团的资源占有量翻倍,达到100亿吨,他们的目标则是未来三五年内,产能达到亿吨以上,销 售规模达到千亿元以上,跻身全国煤炭行业前十强。

  在阳煤集团层面,信达资产持有40.42%股份,仅次于持股54.03%的大股东山西省政府。

  近日,阳煤集团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阳煤集团已与信达资产达成共识,后者将退出阳煤集团。

  对于希望信达资产退出的理由,上述负责人表示,“阳煤集团旗下的子公司都是股份制,集团其实只能代表一方股东。现在,阳煤集团有两个股东,不利 于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按照他的说法,阳煤集团将向信达资产支付一定对价,但是“并不高”。“一直以来,信达资产既没有收益,又没有管理权。还不如我们把 钱给他们,他们退出。”

  这一说法得到了山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的证实。“我也听阳煤集团高层提及,他们与信达资产在股权退出这块谈妥了。”他告诉本刊记者。

  本刊记者亦了解到,山西有关企业甚至希望信达以当年债转股的本金部分退出,不希望支付溢价。

  信达资产山西分公司总经理张巨山在电话中否认了“退出协议”的说法,并表示“目前对各家的持股比例没有变化,一切正常”。

  今年年中本刊记者在采访信达资产董事长田国立时,他亦表示,信达的债转股资产很有价值,不会轻易出让。

  信达资产是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业绩最好的一家。1999年,为解决中国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政府相继成立了信 达、华融、东方、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几大国有银行按账面值承接1.4万亿元不良资产,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央行再贷款及向四大行发行的金融债。十 年之后,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已经接近尾声,惟有当时承接的债转股资产,“大部分没有处理”。一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透露。

  据本刊记者了解,四家AMC累计接收的政策性债转股约2500亿元,涉及企业400多户,其中信达承接的政策性债转股占比最大,超过1000亿元,涉及企业140多户。其中,信达资产持有的待处置的债转股资产,尚有600多亿元。

   2010年6月,信达资产的商业化转型试点方案率先被批复,按照转型方案,新公司注册资本251亿元,政策性业务的剩余债转股资产和剩余债权资产700多 亿元,由信达按照评估值买断;建行持有的延期十年的2470亿元的信达金融债,被剥离至财政部与信达建立的共管基金,以后通过利税返还、减持股份等多元化 方式偿还。

  换言之,信达未来每一笔资产的处置都关系着与财政部2470亿元共管基金能否如期偿还。“债转股是资产管理公司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怎么能轻易退出?”前述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表示。

信达入局

  资产管理公司山西入局,有其历史背景。

  1999年,按照国家政策为了盘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债转股。

  所谓债转股,是指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股权关系。

  “每天开往北京的航班上至少都有一个地方政府来跑债转股的代表。”当时的央行非银司司长谢平对各地“跑部进京”的现象有此经典描述。债转股意味 着企业对债务不必还本付息,各地都视之为一块“肥肉”。当时负责债转股指标分配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称原经贸委)门口每天都车水马龙。

  那时正是中国煤炭行业经营最困难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煤炭价格一直较低,煤炭企业经营都很困难。”山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以阳煤集团为例,根据中兴财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审计数据,阳煤集团1999年至2001年分别亏损4540万元、5573万元和5459万元, 直到2002年实现扭亏为盈。阳煤集团2000年12月27日取得了国家经贸委的正式批复,实施债转股,金额为34.07亿元。

  同煤集团也在2000年与信达资产签署协议,确认截至1999年12月20日可予债转股的总金额约为51.41亿元。

  不过,债转股虽然争夺得厉害,但具体债转股的进程却拖了很久,一些企业债转股的重新登记一直到三五年后才陆续完成。

  2003年6月26日,由潞安矿业集团、国家开发银行、信达资产共同组建的山西潞安煤炭工业公司在山西省工商局注册成立,潞安矿业集团公司出资占89.39%,信达资产占4.77%。

  又经过三年谈判,2005年12月11日,山西省国资委与信达资产等金融机构,同煤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以及焦煤集团旗下的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霍州煤电集团等六户煤炭企业,正式签署了延期债转股的协议。

  按照有关协议:六户煤炭企业债转股后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总计为447.1亿元,山西省出资额为249.88亿元,各金融机构出资额为 197.22亿元,其中信达资产出资额为168.86亿元、建行出资额为14.36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出资额为7.95亿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出资额 为5.24亿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出资额为0.81亿元。

  具体而言,信达资产持有同煤集团40.96%股权,阳煤集团40.42%股权,晋煤集团16.45%股权。

  根据国家采矿权价款处置政策的变化,2008年1月,山西省国资委和信达资产签订了煤炭债转股的最终备忘录,国资委持有股本上升到272亿元。至2008年末,信达资产持有的同煤集团股份降为30.12%。

争议债转股

  山西煤炭企业债转股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好看了,甚至一举扭亏为盈。以同煤集团为例,根据同煤集团2010年第一期中期票 据募集说明书,2006年和2007年,同煤集团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4.17%和77.38%。到2008年,由于信达资产持有的51.31亿元债权作为 出资进入实收资本,使资产负债率下降至66.19%。

  但企业内部对此颇有微词。此次山西煤业重组一家整合主体企业负责人即表示,“当时的债转股是由当时的高利息造成的。”他对本刊记者解释,当时利率达到了15.3%,高息的结果就是息滚息,最后形成了大量债务。

  不过,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通胀严重,官方利率一再上扬的时候。根据央行网站,1995年7月到1996年4月,5年期上中长期利率是15.3%。

  在各煤炭企业的管理者看来,除了降低资产负债率,减轻了债务,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上资产管理公司发挥不了作用。“信达资产在我们集团派了几个董事,都不太懂煤炭行业,提出的意见都不能用,一年到头也就是来开一次董事会。”一家山西煤改整合主体企业的董事长表示。

  “信达资产一直以来只是财务投资者,并不参与经营管理。”张巨山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

  这其实有违当时债转股政策最初的意图,即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入股来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但在当时的政策安排和历史环境下,资产管理公司变成财务投资人,发挥不了太多作用,又是个必然的结果。

  信达资产多年来面临的另一尴尬是,持股多年来从未在山西主要煤企获得红利收入。“从2007年国资委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要求央企开始向 其出资人上缴收益以来,山西省一直没建立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因此也就谈不上向出资人进行分红。”曾在山西省国资委工作的一位高层人士向本刊记者透 露。他还坦言,即便这个制度建立起来,每年的分红也不会超过企业利润的10%。

  如今,面临山西煤改后的巨大机会,信达的地位更是尴尬。

  根据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估算,此次山西煤改中,私人煤老板约有1400亿元的资金将从煤炭领域退出,后续的煤矿技术改造、安全系统等 方面的投入更是巨大。根据山西“十二五”期间5万亿元的投资规划来简单推算,至少一半的投资还在煤炭企业,即使70%左右来自银行贷款,也意味着每年煤炭 业所需要的股本投入都将超过千亿元。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亦明确提出,山西必须要进行资源资本化的运作。煤炭资源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资本,要以资产资本化、资本股权化、股权多元化为重点,实施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山西省已提出了五年之内推动主要煤业集团整体上市的宏伟计划。

  但不论旨在完成上市计划,还是进行其他形式的“资源资本化”运作,山西省都需要解决与信达资产们的股权关系。上述山西省社科院专家认为,山西省的诉求是希望改变目前的股权结构,信达资产减少持股比例,以保证山西省政府绝对控股的地位。

  在长达近十年的拉锯过程中,山西债转股煤企不是没有机会拿回信达手中的股权。比如,2004年10月,信达资产对外发布了处置潞安矿业股权的公告,随后潞安矿业回购了信达、东方等资产公司债转股的股权,重新成为山西独资的国有企业。

  “目前双方谈判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不是退不退,而是退多少,以什么价格退。”山西省当地一位专家表示。

  另外,目前信达资产面临着高层的人事变动,这也使得信达资产和山西省内的谈判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都是国有企业,国家的钱,到时看上面怎么个态度吧。”信达资产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表示。

  本刊记者张宇哲、王紫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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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組團入晉,山西“脫煤”路遙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272

因煤價暴跌,山西經濟增長落到全國倒數第二。圖為山西省呂梁市某煤礦礦井下,一名礦工正在喝水。 (CFP/圖)

煤炭價格雪崩式下滑後,山西希望通過煤電聯營來拯救煤炭企業,但山西電力產能也已嚴重過剩,晉電外送又受制於通道瓶頸。

這個曾經因煤而富的內陸省正經受著煎熬,無論是煤電一體化、煤化工還是新能源,山西的“脫煤”之旅都顯得前路漫漫。

山西脫困的迫切願望,與意圖跑馬圈地的央企一拍而合,於是有了規模空前的“央企組團進山西”。

連年GDP增速全國墊底的山西,將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曾經明爭暗鬥過的對手——央企。

2015年8月28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張毅親自率領58家央企來到山西洽談合作,這次“2015年中央企業山西行”活動中,雙方共簽約了47個合作項目,總投資約1555億元。

全程參與此次“央企山西行”的山西省國資委內部人士高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次山西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央企組團”行動醞釀於2015年春節,最初叫“央企入晉”,為此山西省發動了省發改委、國資委、商務廳及投促局等多個部門,“(李)小鵬省長到國務院國資委拜訪張毅主任,才把這事定下來。”

本來山西計劃去北京開大型推介會,後來定為請央企赴山西,活動改稱為“央企山西行”,“客場變成主場,主動權更高。”高華說。

這次會上,李小鵬表示:“山西省的經濟仍然處在最困難的時期。”這已是他入晉任職的第7年。

由於煤價處於近10年來的低位,而且還在不斷下跌,山西這個曾經因煤而富的內陸省正經受著難熬的經濟下滑。

山西寄望於經濟轉型來擺脫困境,但長期一煤獨大的格局,決定了其現實的轉型方向依然與煤脫不了幹系。南方周末記者在山西調查發現,無論是煤電一體化、煤化工還是新能源,山西的“脫煤”之旅都顯得前路漫漫。

煤與電的風水輪流轉

山西一位銀行業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不碰煤炭、鋼鐵”,已成當地銀行的“死命令”,“現在只能對電力企業發發貸款”。

此時正逢山西經濟最艱難時刻。繼2013年、2014年連續兩年GDP增速墊底後,2015年上半年,山西GDP又以2.7%的增速排在倒數第二,在全國31個省份中只比遼寧高出0.1個百分點。而在省內,許多縣市已經出現大面積的GDP負增長。

從財政收入看,山西80%的城市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其中,一半以上的城市財政收入同比降低15個百分點以上,降幅最大的朔州市下降了近41個百分點。呂梁市方山縣財政局局長常雲錄對南方周末表示,今年一開年,他們已把“保工資”放在第一位了。

將山西經濟拖入泥潭的,是其“一煤獨大”的經濟結構。8月底,山西省出臺的《關於進一步促進工業穩增長的若幹措施》顯示,煤炭、冶金、電力和(煤)焦化四大傳統支柱行業占山西省工業比重的75.7%。“山西省屬企業80%的資產集中在煤炭產業。”省國資委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7月28日,山西省公布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顯示,上半年該省煤炭行業虧損40.6億元,利潤同比減少60.7億元,連續12個月全行業虧損。山西省屬五大煤炭集團主業收入下滑超過10%。

“作為煤炭大省,山西因煤而興、因煤而困……大力發展煤電一體化、現代煤化工、煤液化以及現代高載能等產業,正是中央企業與山西合作的重要結合點。”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央企山西行”會上強調。

所謂煤電一體化,是指煤炭企業與電力企業股權聯營,或者雙方企業簽訂長期協作合同。

這次“央企山西行”,央企與山西省省屬國有企業簽約的12個項目,超過了總投資的一半,其中有9個是煤電一體化項目。如大同煤礦集團(以下簡稱同煤集團)與大唐集團、華電集團簽署塔山電廠二期、同達熱電、雲岡熱電、梵王寺礦井與朔州熱電煤電一體化四項煤電聯營合作協議。

這一成果來之不易。山西省政府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央企山西行”前的一個月,履新不足一年,分管工業經濟運行的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付建華主持召開了“推進省五大煤炭集團和國家五大電力公司深度合作”的座談會。

隨後,付建華又帶隊赴京,與華能集團總經理曹培璽、大唐集團董事長陳進行、華電集團總經理程念高等進行了會談,“會談主要商討如何以股權換股權、股權換市場、資源換股權、戰略投資等多種方式,建立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高華解釋稱,山西希望借煤電企業的聯合,快速消化山西過剩的煤炭,“煤炭價格一直下跌,如果不延伸煤炭下遊產品,壓力更大,雖然電力也是飽和行業,但盈利點比煤炭要高。”

早在2008年,時任山西省副省長李小鵬就提出“煤電聯營才是出路”。但當時的背景是煤電價格倒掛,需要通過煤電聯營來救電力企業。

由於“高煤價、低電價”的經營性矛盾,2010年—2011年,央企中電投旗下的上市企業——山西漳澤電力連續兩年陷入巨虧,甚至面臨退市風險。

其後,同煤集團控股漳澤電力,成為山西第一例煤電聯營。據當時媒體報道,同煤接手漳澤電力,山西國資委做了大量工作。因為賣煤收入遠高於發電收入,煤炭企業收購火電廠的積極性並不是很高。

然而風水輪流轉。2012年,煤價進入下行通道,大同煤業凈利潤一瀉千里,漳澤電力反而成了同煤的“救命稻草”。

2009年,我國煤炭均價曾漲到1000元,到2014年已下跌到500元以下。即使最樂觀的人,也對山西煤炭業的短期複蘇不抱希望。大同市發改委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大同的侏羅紀煤儲量已經不多,而二疊紀煤質不如侏羅紀,開采難度大,價格也上不去。目前大同市以煤炭產業為主,電力產值占比不到5%。

山西一位銀行業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不碰煤炭、鋼鐵”,已成當地銀行的“死命令”,“現在只能對電力企業發發貸款”。

在煤炭價格雪崩式下滑後,山西希望通過煤電聯營來拯救煤炭企業。

2012年7月,山西省下發《山西省促進煤炭電力企業協調發展實施方案》,提出“推動煤、電供需雙方建立長期協作合同是方向”。

在政府主導下,山西煤電聯營的案例層出不窮。比如2013年5月,同屬山西省國資委的兩大國企——山西煤炭運銷集團(簡稱省煤運)和山西國際電力集團(簡稱省電力)合並重組,成立山西晉能集團,成為山西七大煤炭集團之一。

山西一位電力行業人士透露,省電力和省煤運的合並,“一定意義上是行政劃撥,當時是想救這兩家企業”。重組時省煤運一年盈利17個億,電力則虧損很厲害,因此是省煤運作為主體合並了省電力,“省電力的一把手僅當了(晉能集團)副總經理,其他人頂多董事,吃虧吃大了。”

但合並之後情況反轉,變成煤虧損,電則能持平,“山西標桿電價三毛五分三厘八,最起碼一度電能掙兩毛。”該人士說,這使得雙方在薪酬水平上無法達成一致,“原來電力公司實行的是年薪制,合並以後工資大幅降低。現在博弈繼續。”

山西大同,一個男孩子騎車從煤電廠冷卻塔前經過。 (東方IC/圖)

過剩電力去向何方

比融合之難更為棘手的是山西電力行業的產能也已過剩,而晉電外送的瓶頸在通道。

比融合之難更為棘手的是山西電力行業的產能也已過剩,這為煤電一體化的轉型方向蒙上了一層陰影。

9月底的一天深夜,南方周末記者乘坐大巴車從大同前往太原,同車的一位當地電廠經理在電話中高聲催促著對方,“趕緊把電用掉!”

“現在都不圖加工出來的產品能掙多少錢,只要還原爐(煉鎂)能把電用了,就高興得不得了。”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截至2014年底,山西省裝機容量6306萬千瓦,外送輸電能力只有約2000萬千瓦。2014年,山西省全社會用電總量1822.6億千瓦小時,用火電年利用小時數6500-8000小時來衡量,山西省省內發電能力約在2300萬—2800萬千瓦之間。也即是說,以現有裝機容量和耗電輸電能力,山西電力產能過剩約25%—30%。

“山西過剩產能最大的產業是電,不是煤。”上述電力人士說。

目前大同在塔山和陽高新建了幾個電廠,最遲明年年底投產。但大同電力已經過剩,“現役機組都不能滿負荷,運轉開工率不到60%,消化不了,山西用不了這麽多電,往外輸送瓶頸在通道,通道容量太小,發了電出不去。”前述大同市發改委官員說。

山西電力過剩的主因是工業基礎薄弱,高耗能企業少,電力在省內難以消化。“現在用電量每個月下滑,大型電廠開機率50%,發那麽多電誰用?山西幾大(煤炭)集團自己建的電廠都用不完。”一位山西煤炭業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出於總量控制,國家發改委已經停止審批山西建傳統的燃煤火電廠。“國家已經連續2年不給指標了,去年對接說2017年以前不給指標,今年對接說2018年以前不給指標。”山西一位官員說,“不給指標就都不能建,所以我們跟央企也說,就算咱們簽了協議,也要向國家爭取指標協議才能落實。央企對政策也都清楚,大家先簽個約掛個號備個案,將來萬一電改放開後有機會。”

“老實說現在不是引進投資的時候,而是怎麽往下壓產能的問題,電廠在那閑置,煤炭賣不動,並不是缺技術、缺管理、缺資金,就缺市場,而央企帶不來市場。”這位官員說。

晉電外送,是山西解決電力過剩的現實途徑,但這條路目前的瓶頸在於通道有限。

山西省經信委電力處處長李誌松2014年對媒體表示,山西外送電通道實際輸送能力不到1500萬千瓦,如果不加快特高壓外送電通道建設,到“十二五”末期,山西發電裝機容量將至少閑置3000萬千瓦,將形成巨大的資源浪費。

事實上,山西“窩電”(多余電力無法外送)的同時,鄰省河北和山東都缺電,但由於國家電網的規劃滯後,導致山西發電企業“一半機組停著”。

大同發改委一位官員介紹,山西正在建晉北到江蘇的特高壓電網,也正在爭取國家電網為山西輸電,以“解決市場和通道問題”。但約束條件也多,比如環評不達標。

同時,山西最擔心的,是電改之後發電、售電側放開,晉電競爭不過內蒙古、新疆,因為內蒙古的露天煤礦開采,成本比山西深井開采低,上網電價就比山西低。

上述山西發改委官員坦承,實際上大家也都清楚煤電聯營是權宜之計,“煤賣不動就想趕緊上一個電廠,電廠把我的煤吃掉。弄電的人又想,山西用不了我外送,送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願望很美好,至於能不能送得出去,先這麽簽著唄,等待時機。”他說,“不然山西這麽多煤不朝這個方向走,朝哪走啊?電是耗煤大戶,你指望農業能耗多少煤?”

未來:煤化工?新能源?

煤變油項目只有在石油價格高達90美元一桶以上方可盈利,而目前油價才40多美元。

電的未來也令人擔憂之時,也有人將目光投向了新的產業。

在曾經的中國第一大產煤縣——大同市左雲縣,一個由中海油與同煤集團聯合投資300億的煤化工項目將落地,建設達成後將年產40億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氣。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目前項目現場已有除草機在清理,周邊約5個村的居民出售了自己的土地,一位鼻子上掛著煤痂的村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的土地換了4000元,“項目組的人跟我們開會說過幾次了,沒有汙染”。

幾個月前,這個煤制氣項目提交了環評審批,目前還沒有結果。而坐落於山西長治的另一個煤變油項目,近日被環保部叫停。

據高華介紹,“央企山西行”簽署的合作項目中,除煤電一體化之外,其余大多是煤制氣等煤化工項目,以及光伏和風電等新能源項目。

煤化工是煤炭業向下遊延伸的高附加值產業。高華認為,煤化工是山西應長期堅持的轉型方向,但難以對山西經濟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原因是項目建設周期長,“一般電廠一年半到兩年就能建成,煤化工不僅國家限批,還有研發經費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幾年以後,市場是什麽樣都很難預測。”

山西省屬煤炭企業潞安礦業集團的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集團旗下的潞安環能曾經搞過煤變油項目,“投入非常大,實際上賠得很厲害。”他說,國家對煤化工項目的汙染限制審查很嚴,而且需要耗費大量的水,據他們測算,煤變油項目只有在石油價格高達90美元一桶以上方可盈利,而目前油價才40多美元。

與此同時,大同這個“中國煤都”,正希望能換軌進入發展“新能源”的快車道。

“那話怎麽說的來著?”9月底,在大同發改委工作的劉可打開電腦查了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噢,從‘黑色能源’向‘綠色能源’轉變!”

大同是國家新能源示範城市,地處邊塞常年直射的光照,和既穩又大的風能資源,帶給大同發展新能源的天然優勢。

作為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長期的煤炭開采形成了1687.8平方公里的采煤深陷區。過度開采後,大同水土保持條件喪失,耕種條件破壞,部分村莊整體搬遷,就留下了大量閑置土地,這又給占地奢侈的新能源發展創造了條件。

“光伏落地,1萬千瓦要占350畝地。”劉可介紹說,因為想把閑置土地利用起來,大同市發改委副主任王明生花了一年的時間做了好幾個課題,例如電力輸出、土地和林業專項等,反複跑國家能源局,最終於今年7月份獲批,同意大同市建設“采煤沈陷區國家先進技術光伏示範基地”。

大同計劃通過該基地,用3年時間建設一個300萬千瓦的“超級”光伏發電項目。首期100萬千瓦被分成了12個標段,“項目一掛網,五十多家企業來搶”,其中包括中電投、中廣核、華電、華能等央企。

與煤化工類似,新能源項目也存在投資額巨大且周期長的風險,“新能源1萬千瓦,要投資八九千萬,回收期7—8年。”劉可說。

但由於地方政府有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國家有補貼,央企都非常願意投新能源項目,“新能源關鍵是指標,有指標就有項目。光伏只要有指標,都來。”劉可說,華電、國電、華能、大唐等五大電力集團在大同都有新能源項目。

當地一位新能源業內人士透露,此次“央企山西行”,中廣核與大同市政府還簽了22億元的框架協議,其中12億投給光伏,10億投給風電。

“央企也是借此機會跑馬圈地搶先布局,”該人士說,比如風電,“這個山頭能刮風,你占了我就沒了。”

(應受訪者要求,高華、劉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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