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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司的後東德時代：一次冷啟動 | 軌道

1989年11月9日晚，剛剛出差歸來的蔡司公司員工Claudia Bolsinger從丈夫口中得知，柏林墻倒了。

蔡司公司的傳記《同根》(Birds of A Feather)記錄了她當時的感受：“也許是因為我一直清晰的記得柏林墻上的鋼絲網和勃蘭登堡門邊的俄國士兵”，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她沒有預料到這一天來得如此之快，而且平和。

德國納粹戰敗後，德國進入東西分治階段，東德進入蘇聯人的治理範圍。柏林墻倒塌之後，是東西兩德政治和經濟的再次融合。

蔡司公司的重新整合，與東西兩德的統一進程驚人的一致。這家以光學器件知名全球的企業自1846年建立，就一直位於耶拿城(Jena)。直到二戰之後分治政策，一批管理層出走，在西德的奧博科亨(Oberkochen)另立門戶，形成耶拿蔡司與奧博科亨蔡司並立，兩者共享商標使用權的局面。

伴隨著兩德的統一進程，蔡司的合並提上議事日程。

1990年3月1日，東德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成立國有資產信托管理機構，機構的主要目的是階段性的持有原國有企業，並推進這些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其轉變為與西德地區一致的“資本主義企業”。當年的6月，耶拿蔡司由國有企業，變更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在這一時期，上述信托管理機構是東德蔡司的100%持有人。

1990年10月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即東德)以並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即西德)的方式，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統一的政治進程出乎意料的順利，而經濟和企業層面的改革難度則被低估了。

蔡司的整合，難題主要來自於東部耶拿蔡司，更大範圍內的，來自於對蘇聯控制區實行的國有控制體系的改變：私人產權將代替“人民財產”，自由定價代替行政統一定價，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代替國家主導的“充分就業”。

在波士頓咨詢集團對耶拿蔡司的診斷不容樂觀：過長的生產鏈條、計劃經濟的生產結構，以及難以忽視的“隱性失業”。在1990年，耶拿蔡司14705名員工未滿時工作，其中4386名是“零工時”。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大膽的重組措施，耶拿蔡司到1991年有破產之虞。

除了面臨市場萎縮，收入銳減外，耶拿蔡司同時需要面對西德馬克引入原東德地區後的貨幣漩渦。

在東德民眾眼里，西德貨幣是經濟奇跡的象征，代表了富足和繁榮。在政治家眼里，在原蘇聯統治的東德地區引入西德馬克，是防止原東德居民大量湧入西德，避免社會問題的最手段。

1990年的7月1日，西德馬克被引入，以取代東德貨幣。兩種貨幣的兌換比例被確定為1:1，並對兌換金額做了相應限制。15歲以下兒童可以兌換2000，60歲以下成人兌換4000，60歲以上則可兌換6000;對於經營性企業來說，其債務可以按照2:1兌換，不過工人的工資合約與養老金則是按照1:1。

身處社會變革時期的德國經濟學家格林德.辛恩與漢斯-維爾納.辛恩在1991年8月所著的《冰冷的啟動-從國民經濟視角看德國統一》披露，當時東西德貨幣黑市的兌換比例近似7：1，甚至是11：1。

黑市的貨幣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供需關系。兩位經濟學家切近的觀察柏林墻倒塌之後的統一進程，認為東德原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路徑選擇並不恰當，而貨幣政策也錯了。與東德員工的勞動生產率相比，貨幣統一後的工資過高了。

慷慨的貨幣政策和工資，對於避免東德地區民眾流向西德有所幫助，但這給制造企業帶來了壓力。

卡爾蔡司的耶拿高管Klaus-Dieter Gattnar絕沒有預料到貨幣統一來得如此之快。《同根》(Birds of A Feather)記錄了他對於這場改革的看法，“貨幣改革對我們(指蔡司)來說絕非幸事，它是一場經濟災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耶拿蔡司和奧博科亨蔡司的艱難談判達成妥協，其中包含影響耶拿蔡司工人命運的條款。比起奧博科亨的“兄弟”,位於耶拿城的蔡司更加龐大，並有超過2.7萬名員工，而這其中的17000人將不得不另尋出路。

不管是對於蔡司，還是耶拿城，這樣數量的人員削減都是驚人的，要知道耶拿的人口也只有10萬左右。

耶拿蔡司的人員裁撤，是前東德艱難經濟調整的縮影。東德勞動生產率只有西德的三分之一，五到十年的技術差距，統一後的東德產業在突如其來的市場化競爭中暴露出不足，五個州的失業率一路走高。

東德與西德合並的政治進程迅速，而前東德地區經濟和產業調整困擾了一代人。即便在二十余年後的今天，前東德地區的經濟效率仍相形見絀。幸運的是，蔡司和耶拿城重新煥發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