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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業十年一夢——光伏業沉浮錄

http://www.21cbh.com/HTML/2012-9-7/1MNDE3XzUxNjg1Mg.html

8月酷暑,炎炎烈日將無錫新區尚德路上的行人驅趕得無影無蹤,只剩下聒噪不休的蟬鳴攪動著滾滾熱浪,令人倍感煩悶。

這條彎彎曲曲的小路原本叫新瑞路,只因當年落戶於此的光伏組件老大尚德電力成為首家在紐交所上市的中國民企,無錫新區政府遂決定將之更名為尚德路,以「紀念公司給無錫乃至國家創造的多個第一」。

放眼全國,以大型光伏企業命名道路的城市還有不少,如與無錫相鄰的常州就有條天合路、江西新余則有條賽維大道,皆因天合光能與賽維LDK進駐當地,地方政府為彰其功,將道路更名。

不料,數年後的今天,賽維與尚德有可能破產的傳聞倏然來襲,這些路名也隨之變得前途未卜:如果連企業都不在了,這些以企業名稱命名的道路又何以為繼?

就在昨日,歐盟正式啟動對華光伏太陽能產品反傾銷立案調查,範圍包括晶體硅光伏組件、電池片和硅片。由此,佔全球光伏市場70%的歐盟和佔比10%的美國,都有可能將對中國光伏產品關閉大門。

對國內光伏企業來說,真正到了命懸一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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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南柯一夢,中國光伏產業在短短十年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盛極而衰的起伏跌宕。

這十年恰如一面鏡子,映照的是中國產業發展無法擺脫的低價競爭、無從迴避的盲目擴張以及難以治癒的地方保護沉痾。窺一斑而見全豹,打開光伏浮沉啟示錄,也就是打開積重難返的中國產業困局之門。

管中窺豹:

被「颱風」擊中的尚德

在無錫新區尚德路與新華路的交界口有一棟橢圓形的建築,樓頂上佇立著四個大字——「創業大廈」。這裡曾經被用作尚德公司的總部,因此又稱「尚德創業大廈」。

本報記者近日來到創業大廈調研時,卻意外發現主樓門廳前豎起了三排腳手架,工人們正在忙碌修補門廳吊頂上幾塊支離破碎的天花板。

往前追溯一週,颱風「海葵」登陸後從上海一路呼嘯至無錫。一片狂風驟雨肆虐下,創業大廈的門廳吊頂終難扛住最高十四級的風力,天花板轟然碎裂。同時受損的還有屋頂上鋪設的部分光伏組件和電池板。

如今雨過天晴,「海葵」給尚德留下的印記也在漸漸消散。然而,就在過去這年中,一場比「海葵」破壞力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的商業「颱風」一直在猛烈衝擊著尚德。目前為止,這場「颱風」對尚德的影響非但沒有消散的跡象,反而呈愈發風雨飄搖之勢。

尚 德先後爆出「與美國硅片大佬MEMC解約並賠償2億美元」、「5.6億歐元反擔保被騙」、「施正榮卸任CEO」、「在美遭遇集體訴訟」、「信用評級降為 0」、「被控在意大利非法修建太陽能電廠並詐取該國政府補貼」等一連串負面新聞,至於「裁員」、「破產」等消息更是不斷浮出。

在記者打車前往無錫新區的路上,出租車司機聽說記者要去尚德,第一句話就是「這家公司呀,要沒有政府扶持,早不行了」。

更離奇的是,近期有商業銀行還一度以「公司負面新聞過多」為由凍結了尚德員工的信用卡。

記者從業內獲悉,8月20日當天,多名尚德員工發現所辦理的興業銀行信用卡都被凍結,理由是「您的單位近期負面新聞較多導致信用評分不合格,暫凍結您的信用卡業務。」被凍卡的甚至還包括已離開尚德的員工。而在持卡人強烈的質疑聲中,銀行最終在第二天對部分信用卡解凍。

作為中國光伏業的一面旗幟、當今全球最大的光伏組件生產商,尚德的際遇可謂是一個縮影,濃縮的是中國光伏界種種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現象。如果能將這些現象的內在因果及背後推手梳理清晰,或許就能理解光伏產業之所以會從皇冠上跌落的真實背景。

在美上市光伏中概股一覽(據不完全統計)

股票名稱 股價(美元) 2011年利潤(萬美元)

尚德電力 0.82 -101,800

大全新能源 0.83 3,332

晶澳太陽能 0.87 -8,966

韓華新能源 0.97 -14,778

賽維LDK 1.33 -65,545

昱輝陽光 1.36 33

中電光伏 1.37 -9,429

英利綠色能源 1.56 -50,983

阿特斯太陽能 2.63 -9,080

晶科能源 2.91 4,342

天合光能 4.19 -3,782

註:截至北京時間9月6日21點

企業:一個誰都想當老大的光伏圈

其實在光伏企業中,尚德並不算境況最差的。

之前,外界關注更多的是位於新余的另一家光伏大鱷——賽維LDK,後者上半年的資產負債率高達80%,負債總額則達211.6億元人民幣。之前傳出的地方政府緊急「輸血」20億及財政「兜底」等消息,無不暗示著這家昔日全球硅片「老大」如今正在經受著資金鏈緊繃的煎熬。

兩家「龍頭」級的光伏企業竟「同為天涯淪落人」,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絕非偶然,背後恰恰折射出貪大求全的「老大」心態對中國產業大亨們的傷害有多重。

「我們之前一直主張,尚德不要做老大。因為在中國一直是『出頭的椽子先爛』,但有人卻一直在邊上鼓動他(施正榮)做老大,或許也的確迎合了他內心的某些訴求,導致最終還是以行業老大的形象出現。」尚德一位高管向上海證券報記者透露了這段頗為隱秘的內情。

在此前的多次行業論壇上,施正榮的發言也的確給不少人留下「以老大自居」的印象。甚至在某年一次新能源峰會上,因痛心於行業害群之馬,施還向一些經營不規範的同行說出「你們回去好好反省一下」這樣的狠話,儘管說者無意,聽者卻有心。

至此,施正榮自信、強勢甚至有些狂傲的性格也飽受詬病。

而伴隨這種「老大」心態的萌生,企業對規模的追求也愈加盲目。「因為規模要和『老大』的身份相匹配。國內很多企業家之所以一味求大,也基於同樣的理由。」上述尚德高管說。

以尚德來說,在2005年底到2008年短短三年間,其產能從100多兆瓦一路猛增至1000兆瓦,由業內新兵躍升至全球第一,甚至計劃到2012年要增至5000兆瓦。

賽維也是如此。2010年9月公司創業5週年慶時,賽維向全球客戶介紹了一個5000兆瓦的硅片擴建大計劃,從2011年起平均每年擴增1000兆瓦。

此外,以硅片起家的賽維還上馬了1.6萬噸多晶硅項目,目標直指當時已成功投產的國內多晶硅老大——保利協鑫。而後者也隨即「還以顏色」,拋出一個6.5GW(1GW=1000兆瓦)的硅片建設計劃作「回應」。

「最後已經不是為了做好企業,而是為了消滅對手。這樣的傾向非常危險。」一位行業專家如是說。

而在皇明太陽能董事長黃鳴()看來,貪大對企業的誤導很嚴重,光伏業產能過剩等弊端,就是當年尚德的「首富效應」所致。

「誰做到最大就是榮耀,這些財富榜樣使得所有人都往這個方向走。而且只要你坐不上老大,佔有率小,就覺得臉上沒光,大家都看不起你。」黃鳴說。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創業者的通病——「寧為雞頭,勿為牛尾」。

「很多尚德員工掌握了一點點技術就自己出去拉一幫人成立新公司。反觀韓國三星,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是我們不能比的。」上述尚德高管說。

而幾乎每家企業都大干快上的結果就是產能無序擴張,光伏業曾經的「藍海」迅速轉為「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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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那些年一起追過的光伏

老企業大肆擴產,投機性新增產能又大量湧入,過剩幾成必然結果,光伏產品價格也隨之一落千丈。後者還給海外對華反傾銷提供了口實。

國內一家大型光伏企業管理人士告訴本報記者,不少房地產商自政府啟動調控後就帶著大筆熱錢湧入光伏,「但不料市場急劇變化,這些習慣快進快出的地產商根本沒有成本和價格觀念,任何價格都拋,由此造成了恐慌,組件價格隨之出現更快速地下跌。」

除了房地產商外,前兩年還有大批紡織、代工企業也大舉殺入光伏。

「很多從其他行業轉行過來的光伏企業連設計資質也沒有,畫的圖紙根本不符合要求,常令電力系統啼笑皆非。有些企業托關係找路子,讓自己的設計通過審核,結果並網運營後就經常會跳閘。」國內最大的光伏系統集成商中環光伏副總經理徐永邦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在此期間,大量低質、低劣的光伏產品充斥市場,加劇了市場環境的惡化。

「光伏原先我們是兩頭在外,現在很不容易建起一批原料大軍了,但一些無序進入的小廠卻從國外進口了大量的廢次硅料,因為成本更低。」上述管理人士說。

記者瞭解到,這些廢次料通常會從中國香港特區或越南走私進口,其大多是半導體廠或多晶硅廠淘汰出來的次品,價格大概只有正規硅料的一半左右,一年的進口量約有2萬噸。

「這對光伏產品的25年質保帶來非常大的挑戰。」上述人士表示,用這些廢次料生產的光伏電池和組件短期內看不出影響,但幾乎可以肯定其無法正常運轉25年。

而國內此前採取的最低價中標做法,某種程度上更充當了這種低價低質產品生存的土壤。

據上述管理人士介紹,在海外,銀行通常根據光伏企業過去幾年的安裝記錄來認定其資質是一流還是二流,再考慮給多少貸款。但在國內卻是採取最低價中標的方式來選擇光伏產品供應商。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不正常的情形都可能發生。

「最低價中標導致一些報低價的企業在選擇設備時什麼便宜用什麼,如為了能中標把逆變器一些應有的功能削弱了、性能降低了,只要能達到國家的最低指標就行了。最後,一件原本和汽車發動機同樣重要的高精尖東西賣出了白菜價。」徐永邦說。

在國內首次光伏特許權招標中就曾出現過0.69元/度電的超低價,並為此受到各方的集體「炮轟」。

另一方面,徐永邦認為,由於國內相關指標訂得過低,幾乎所有企業都能達標,這也在客觀上導致價格成為唯一的競爭砝碼。

國內:地方政府與銀行成幕後推手

一邊是企業盲目擴張,另一邊卻是地方政府與銀行在背後推波助瀾。

事實上,如果沒有政府與銀行的推動,中國光伏產業不可能在短短數年間就成氣候。

2009年次貸危機後,光伏市場再現井噴,給外界一個行業已見底回升的錯誤信號:於是,企業瘋狂擴產,政府和銀行則對光伏項目大開綠燈。

熟料,這只是行業即將變局之前的「迴光返照」。

「目前光伏產業呈現的發展困境,不是政策造成的,是我們的企業家和金融推手共同造成的。比如我們的銀行,在這些年光伏行業的盲目擴張中,是『罪魁禍首』之一。」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副所長李俊峰對此一針見血。

阿特斯陽光電力董事長瞿曉鏵則告訴本報記者,2009-2010年,全球為應對次貸危機紛紛推出刺激政策,如中國的4萬億和美國復興計劃,這些都對新能源行業帶來大量的政府擔保貸款,導致當時很多資金進入產業,光伏出現了產能大擴張。

「很多地方政府將光伏當作新興行業和發展方向,但並不意味著全國這麼多的地方都需要設光伏產業園。」瞿曉鏵說。

更嚴重的是,當大型企業出現問題時,地方政府又一再出手施救,於是陷溺逾深,負債益甚。

美國投資機構Maxim Group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最大10家光伏企業的債務累計已高達175億美元,約合1110億元人民幣,國內整個光伏產業已接近破產邊緣。

「中國地方政府對企業的保護比較低級,是輸血,不是造血。」上述尚德高管對此點評說。

李俊峰也不讚成政府給所有企業繼續輸血,「目前要響應國家特別是國務院的號召,要自覺地限制產能快速發展。市場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

國際:野蠻生長遭遇貿易保護大棒

如果說中國各地的「光伏大躍進」早早為行業埋下了危機地雷的話,那麼,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再度大行其道實際上真正點燃了地雷的引線。

「貿易保護主義是導致行業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如今年已公告的公司情況看,二季度美國市場遠低於預期,顯然和『雙反』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關。」阿特斯陽光電力董事長瞿曉鏵說。

他認為,最大的風險不在政府補貼少了,而是貿易保護主義。如光伏產品不能全球流通的話,對這個行業將是毀滅性打擊。

「歐盟立案,國內市場很難彌補失去的那部分市場。因為歐盟佔全球市場的70%,相當於20GW。中國『十二五』規劃也只定了22 GW -25GW,具體怎麼實現還有待政策出台。」

瞿曉鏵認為,「一年20GW的市場一旦關閉,將是非常大的衝擊!嚴重點說滅頂之災也不過分。」

而從更深層次看,過去兩年中國光伏產業的星火燎原與地方政府的火上澆油都是國際上「錯誤的凱恩斯主義」思潮煽風點火所致。

「光 伏產業已經是一個過度膨脹的產業,而且膨脹的時點非常不好,是在2009年全球陷入『錯誤的凱恩斯主義』並導致政府負債泡沫之後。當時歐洲特別明顯,非但 沒有降低槓桿,而且還加大了政府負債。等到二次探底時後果就出來了:政府負債已到頂,只能取消對光伏的補貼。」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研究 員余南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在他看來,如果當初不是4萬億,而是2萬億或者1萬億,則可能情況大有不同。

某種程度上,光伏已經走上了和鋼鐵、紡織、彩電等諸多傳統行業相似的老路,所不同的是,傳統行業在貿易戰與價格戰之後還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而光伏的市場又在何方?

「光伏已經不是藍海,甚至不是紅海,而成了黑海。」一位曾在尚德創業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的高層的這個比喻,代表了目前光伏產業界普遍存在焦慮與黯淡的心態。

光伏 業十 十年 一夢 業沈 沈浮 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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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銀行業十二個結論—何自云 世路勞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1osal.html
兩會期間,關於中國銀行業的「暴利之爭」再度升級,在鼓噪的辯論聲中,學者何自云選擇中國工商銀行和美國富國銀行分別作為中、美兩國商業銀行的代表,展開對比研究。在冷靜、理性地分析了實際數據後,得出了關於中國銀行業利潤的「十二個結論」。

  何自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商業銀行利潤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控制能力上升、貸款規模擴大、存款利息支出下降和非利息收入增長,而存款利率過低可能並不是主要原因;同時,與通常觀念相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不是高於、而是低於美國商業銀行,從而不能將高利潤歸結於高利差。

  無論如何,中國商業銀行的高額利潤都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成果體現,同時也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創造了條件,比如,推進新的資本監管體制,加強銀行公司治理,提高管理水平,改進分配體制,建立強有力的銀行文化等。在對銀行業高利潤的質疑中,減少商業銀行利潤不宜成為宏觀或微觀銀行改革的目標。

  中國商業銀行是否存在暴利?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暴利」一詞帶有極其強烈的感情色彩,吸引眼球、表示不滿的心情時可以使用,而且如果「需要」,答案一定會是「確實存在暴利」!但如果深究,支撐這一觀點的「事實」或「數據」都是值得商榷的。其次,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後,國內外普遍擔憂利潤低下、不良貸款高企、整個行業已經「技術上破產」的中國銀行業的前景,想不到,僅僅過了10年多時間,我們居然會在「16家銀行成功改制上市,不良貸款率下降至1%左右,撥備覆蓋率超過200%,資本充足率超過監管要求」的背景下,開始擔心中國銀行業利潤過高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商業銀行的巨大進步。因此,如果從感情角度來看,或許我們首先應該感到「高興」和「慶幸」。但是,相比較來看,可能更有意義的討論,是理性分析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並著眼於分析未來可以進行的改革。

  離開實際數據討論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高低及其來源,很難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在本文中,我們選擇中國工商銀行(以下簡稱「工行」)和美國富國銀行(WellsFargo,以下簡稱「富國」),分別作為中、美兩國商業銀行的代表,展開基於比較的討論。

  富國銀行在次貸危機前相當長的時期中,是美國約8000家銀行中唯一獲得AAA評級的銀行,次貸危機期間,因併購了原居美國第六位的美聯銀行(Wachovia),從而從原來美國第五大銀行升至第四位。我們之所以沒有選擇居於美國前三位的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摩根大通銀行,主要原因是這3家銀行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而富國99%的業務是在美國國內,與工行的情形很相近。當然,如果選擇美國其他商業銀行,或者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業銀行,或者運用不同國家(或地區)全部或部分銀行的平均值來進行比較分析,也會得出非常類似的結論(但可能需要討論更多的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減弱次貸危機對分析結論的影響,我們提供了次貸危機前2005年和2006年的數據,並具體與富國2006年的情形進行了比較。

  商業銀行利潤來源的分解

  商業銀行的利潤是其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額,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而利息收入包括貸款利息收入、債券及其他資產(如存放中央銀行款項等)利息收入;支出包括利息支出(含存款利息支出、發行債券及其他利息支出)、減值損失(含貸款減值損失和其他資產減值損失,但由於貸款減值損失佔比通常超過99%,因此下文忽略其他資產減值損失)、非利息支出(含職工工資獎金及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稅收(含營業稅及附加、所得稅)以及營業外收支淨額。商業銀行的利潤變化,通常來源於這些項目中多個項目的同時變化,從而並沒有一個單一的解釋。

  工行2010年的利潤是1660億元,與2009年的1294億利潤相比,增長了28.4%,但其收入只增長了14.9%。因此,工行2010年的利潤增長主要源於遠低於收入增長率的支出增長率(9.8%),這是我們分析工行利潤來源的第一個結論(簡稱「結論1」,下同)。

  在工行全部收入中,利息收入是主體,2010年佔86.3%(2009年佔比為85.6%),而貸款利息收入雖然是其利息收入的主體,但2010年它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只有58.5%(2009年為58.9%),來自於債券和其他資產的利息收入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10年為27.1%(2009年為27.4%)。同時,從增長率看,全部利息收入的增長率(14.0%)、貸款利息收入的增長率(14.1%)都低於總收入的增長率(14.9%),顯示出非利息收入的增長(增長率為21.1%),對總收入增長的貢獻顯著提高。因此,工行的收入中,貸款利息收入雖然仍然佔據主體地位,但所佔比例已經不到60%。而且,由於其增長率遠低於利潤增長率,所以,貸款業務只是工行利潤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甚至已經不是主要原因了(結論2);與此相關的是,非利息收入的增長對利潤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了(結論3)。

  貸款減值損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項目,它是獨立於利息支出、業務及管理費用、稅收的一種支出,但實質上,它是從事貸款業務所固有的一種損失,在銀行能夠對貸款比較準確地按其風險進行定價時,這一損失已融入到利率中,進而也就包含在利息收入之中,因此,它屬於貸款利息收入的一種扣減(或直接成本),這樣,在分析銀行的利潤來源時,更好的處理方式是將其從貸款利息收入中扣除後再進行分析。

  工行2010年的貸款減值損失相對於上年增長了28.6%,考慮到工行不良貸款率從1.54%下降至1.08%、撥備覆蓋率從164.4%上升到228.2%的事實,貸款減值損失的這一增長顯示出工行極大地提高了未來風險的防範能力;如果將這一部分貸款減值損失從貸款利息收入中扣除,扣除後的貸款淨利息收入的增長率,就從扣除前的14.1%進一步下降到了12.8%,進一步強化了前述的結論2,即貸款對工行利潤的增長並非如想像中的那樣巨大。

  在2010年工行的支出中,貸款減值損失、利息支出、業務及管理費用(含職工工資獎金)、稅收(含營業稅和所得稅)佔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5.2%、34.0%、21.6%和13.1%,顯示出了四者的相對重要性(參見下文的詳細討論)。其中,貸款減值損失增長了28.6%、稅收增長了26.5%,遠高於收入增長率(14.9%),而業務及管理費增長率為14.6%,僅略低於收入增長率。因此,遠低於收入增長率的支出增長率(9.8%),主要來源於不僅沒有增長、還出現了下降的利息支出。這一點非常突出,即在全部利息收入增長14.0%、貸款利息收入增長14.1%的情況下,存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3%,由於存款利息支出佔全部利息支出所佔比例高達88%,這樣,在非存款利息增長24.9%的情況下,全部利息支出下降了0.7%。因此,存款利息支出下降,是工行支出增長遠低於收入增長,進而導致利潤增長率遠高於收入增長率的主要原因(結論4)。

  商業銀行收入的使用結構

  把商業銀行的全部收入作為一個整體,把利潤作為其用途之一,進而分析商業銀行的全部收入到底用在了哪些方面、為哪些主體享有,特別是通過不同國家商業銀行間的比較,既有助於判斷各因素對商業銀行利潤貢獻的重要性,又有助於判斷收入使用的「正當性」或「合理性」,從而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

  圖二顯示了工行和富國2010年(以及富國2006年)全部收入的使用結構。首先,工行2010年的收入利潤率達到30.7%,不僅遠高於富國2010年的13.6%,而且也大大高於2006年的17.8%。由於利潤是收入用於支付所有其他項目以後的餘額,因此,我們可以從圖二中其他項目中尋找到這些差異的原因。

  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其中兩個方面:

  第一,全部收入中,由職工以工資和獎金形式享有的部分,富國在2006年為20.8%,2010年達到24.2%;而工行在2010年僅為8.4%。同時,圖一顯示,這部分的增長率為16.9%,雖然高於收入增長率(14.9%),但遠低於利潤增長率(28.4%)。因此,中國商業銀行「暴利」必然導致銀行高工資、高獎金的觀點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考慮到工資獎金與利潤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係,我們或許還可以得到「正是因為工資獎金支出比較低,所以商業銀行利潤比較高」的結論。當然,如果與中國其他行業工資水平相比較可能會發現,中國商業銀行的工資已經「過高」,鑑於篇幅所限,我們無法深入討論,但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相對於美國商業銀行而言,中國商業銀行利潤率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職工工資獎金比較低(結論5)。

  第二,由於所有收入都需要納稅,而政府又是工行最大的股東(2010年底,中央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合計持有工行股份所佔比例為70.7%),在工行全部收入中,由政府以稅收和利潤份額兩部分享有的比例達到34.8%,超過了1/3;而相比較來看,富國的收入中,僅以所得稅的部分向政府貢獻了6.8%(2010年)和8.1%(2006年)。因此,很多商業銀行的高管人員,在回應社會上關於銀行「暴利」的質疑時指出,「銀行的利潤中,國家拿了大頭」,這是符合事實的(結論6)。

  銀行收入中由債務人享有的部分,即通過債務形式籌集資金而支付的利息所佔比例,工行2010年為29.4%,而富國在2010年僅為8.6%,這主要是受到當年美國貨幣政策極其寬鬆、聯邦基金利率接近於零(全年平均為0.18%)的影響。但是,在2006年聯邦基金利率處於高水平(全年平均為4.97%)的情況下,富國利息支出佔全部收入的比重也只有25.8%,仍然比工行2010年的水平低。尤其是從存款利息佔全部收入的比例來看,富國2010年和2006年分別為3.0%和15.1%,而工行2010年則高達26.0%,同時,考慮到美國商業銀行還有相當一部分存款不僅不支付利息,反而還要收取高額賬戶管理費的情況,工行的負債中成本相對較低的存款所佔比例,要遠高於富國(參見表一)。這樣,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從與美國商業銀行相比較來看,存款利率過低,並不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率過高的原因(結論7)。

  用於支付沒有明確享有主體的收入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可視為貸款利息收入直接扣減項的貸款減值損失(當然也可以看做違約借款人所享有的部分),工行僅為5.2%,富國在2010年高達16.9%,這充分顯示了次貸危機的巨大影響(其中主要是併購美聯銀行的影響),而在比較正常的2006年則為4.6%,與工行在2010年的水平比較接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工行資產質量改善對利潤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第二部分是除職工工資獎金以外的其他業務及管理費,工行僅為13.2%,而富國在2006年就高達22.8%,到2010年更是高達29.9%,再結合圖一所示,工行此部分2010年的增長率只有13.2%,低於收入的增長率14.9%,這顯示出工行在成本控制方面不僅做得很好、且還在不斷改善,這是工行利潤率要明顯高於富國的重要原因(結論8)。

  關於中國商業銀行利差的四個誤解

  在討論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時,有兩個雖然眾所周知,且本身並無疑問的事實卻引起了關於中國商業銀行利差的諸多誤解,並使得關於「暴利」的討論變得非常複雜。

  第一個事實是,中國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等於淨利息收入加非利息收入)中利差收入(即淨利息收入)所佔比例,要遠高於其他國家商業銀行。圖三顯示,工行在2005~2010年的6年間,利差收入佔營業收入的比例平均要比富國高出30.6個百分點。當然,這一差異在逐年縮小,但2010年仍然高達27.2個百分點。

  第二個事實是,中國不僅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利率管制,而且這種管制是非對稱的——貸款利率可以無限上浮(例外情形是信用社上浮幅度為基準利率的2.3倍),但有最低限;存款利率可以下浮,但有最高限。這樣,政府就強制性地保障了銀行業利差的下限。

  這兩個事實導致的第一個誤解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就是中國人民銀行所規定基準利率中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之差(下文簡稱「基準利差」)。使用這一利差定義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商業銀行存款和貸款的期限種類很多,不都是一年期的,而無論是存款還是貸款的利率都會隨著期限的不同有很大差異。其次,按照我國目前的「存款利率管上限、貸款利率管下限」的利率管制結構,商業銀行在基準利率基礎上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主浮動,實際存貸利差與基準利差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僅以基準利差作為代表,必然存在較大的偏差。從2008年9月16日下調利率將基準利差縮小為3.06%以後,在此後的截止本文定稿的2012年3月24日的9次利率調整中,基準利差都沒有變動(即在本文討論的2009年和2010年始終為3.06%)。顯然,這一利差不僅掩蓋了中國不同商業銀行之間的差異,而且也掩蓋了不同時期之間的差異。從2005年左右開始,中國部分上市商業銀行已經開始在其年報中按照國際慣例披露實際利差(InterestSpread),其定義是生息資產收益率(即全部利息收入與能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的全部資產平均餘額之比)與計息負債付息率(即全部利息支出與銀行需要支付利息的全部負債平均餘額之比)之差。另外,通常譯為「息差」的「InterestMargin」的定義是淨利息收入與全部生息資產平均餘額之比。

  第二個誤解是,銀行利差就是指存貸款利差,即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之間的差額。隨著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形式的多樣化,僅考慮存貸利差,已不能全面反映銀行資金來源的利息成本和資金運用的利息收益。許多其他資產形式(如債券投資、拆出資金、買入返售款項等)與貸款一樣,也能夠為銀行帶來利息收入,而許多其他負債形式(如應付債券、拆入資金、賣出回購款項等)與存款一樣,也需要支付利息。因此,在計算銀行利差時,必須將這些資產和負債形式也考慮進去。同時,在西方文獻、國內外銀行經營者所說的利差,除非特別說明,通常都是指「綜合利差」,如果我們在討論時僅說明存貸利差,必然會導致混亂。

  第三個誤解是運用中國商業銀行利差收入在營業收入中所佔比例高,來說明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高。很顯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比例,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第四個誤解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要遠高於美國,但實際數據表明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要低於美國。這個誤解非常普遍,在關於中國商業銀行的「暴利」討論中,它所引起的問題也最為嚴重。

  從圖四我們可以看到如下三點基本結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前述四個誤解,同時,也有助於理解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

  第一,富國的淨利差要高於工行,而不是相反。富國的利差在2006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過了4%,而工行的最高僅為2010年的2.35%,兩者差異如此巨大的主要原因在於,生息資產結構中,一方面,收益率較高的貸款所佔比重,富國要遠高於工行;另一方面,貸款以外的其他生息資產的收益率,富國也要遠高於工行(因為富國的債券投資中主要是資產支持證券,而工行的債券投資主要是國債);同時,工行的存貸款利差也要低於富國(其原因主要在於富國的貸款主要投向利率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和個人消費者,而工行的貸款對象主要是企業,尤其是談判能力很強的大型企業),因此,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是低於而不是高於美國商業銀行。另外,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存貸款利差與淨利差都有很大差異,而在中國,兩者與基準利差也大不相同,從而不能將三者混淆起來討論。綜合起來看,我們不能認為利差高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高的主要原因(結論9)。

  第二,圖一顯示,工行2010年在收入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存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3%,表一顯示存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5個基點,但這一幅度僅比貸款利率的下降幅度高出3個基點,之所以會在存款平均餘額上升14.1%的情況下,利息支出出現下降,主要原因在於存款利率的水平本來就很低,更為重要的是,存款本身的規模非常巨大——存款是工行最主要的資金來源,為其生息資產提供了84%的融資。相比較來看,富國的這一比例不到60%。考慮到前述結論7中所討論的存款利率情形,我們也不能認為存款利率過低是中國商業銀行利潤高的原因(結論10)。

  第三,圖一所示,工行貸款利息在2010年相對於上年增長了14.1%,但貸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22個基點,因此,貸款利息增長的主要原因在於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增長率達到19.2%);同時,還應注意到,存款規模的增速(14.1%)和其他計息負債的增速(15.2%)都要低於貸款規模的增速。因此,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工行資產結構調整、即通過相對減少收益率較低(平均只有貸款的一半)的其他生息資產來實現的,實際上,工行其他生息資產的增長率只有10.0%。因此,銀行貸款規模的擴大是貸款利息增長、進而利潤增長的重要原因(結論11)。

  關於存貸款利率的進一步市場化

  200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的身份在《金融研究》上發表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場化進程》一文,在其結論中,易綱寫道,「筆者篤信市場經濟,堅信市場經濟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一直不遺餘力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近來,筆者變得有些保守,對於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沒有想清楚,筆者的困惑主要如下:產權清晰、自由競爭和退出機制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必要條件,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否已經完全具備?當前推進利率市場化的焦點在於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業銀行自主定價。那麼,我們是否允許完全的自由競爭?而如果競爭失敗,退出機制的約束又是否存在呢?由於零售銀行的外部性很強,我想上述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從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看,他們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這裡深層次的問題是,利率完全市場化和國家對大銀行控股、存款保險以及國家注資銀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對這一問題不進行梳理和總結,過度競爭和道德風險將難以避免」。

  對於易綱的上述觀點,筆者深表贊同。

  目前的利率管理體制中,「貸款利率管下限」的目的,是在避免貸款惡性競爭的情況下,通過允許銀行風險定價、逐步促進銀行貸款從大企業轉向中小企業。但實際上,貸款利率上浮的比例並不高,尤其是大中型商業銀行更是如此,向中小企業轉移的目標並沒有實現。「存款利率管上限」的目的,除了同樣避免存款惡性競爭以外,一方面要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刺激消費;另一方面,促進銀行通過適時降低利率對負債進行主動管理。但實際上,不僅存款仍然持續調整增長,而且幾乎沒有銀行降低利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取消上下限,「過度競爭和道德風險」將幾乎是必然的。當然,如果提高存款利率上限無疑會進一步刺激存款的增長,這與刺激消費、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目標相悖,而如果降低貸款利率下限,又僅僅是相當於放鬆貨幣政策,其對於促進利率市場化的效果將十分有限。因此,從本文所討論的中國銀行業「暴利」問題這一角度來看,存貸款利率非對稱的管理體制,既不是銀行利潤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在短期內無法改變的(結論12)
關於 中國銀行 中國 銀行 業十 十二 二個 結論 何自 自雲 世路 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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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來!盤點2016年中國銀行業十件大事

2017年1月9日,由中國銀行業協會評選的“2016年中國銀行業十件大事”正式揭曉。

縱觀過去的一年,中國銀行業整體平穩發展。本次入選10大熱門事件的主體既有關乎國家金融體系安全穩定的事件,如債轉股、投貸聯動、宏觀審慎MPA考核體系實施;也有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熱點,例如扶貧與普惠金融、防範電信詐騙賬戶新規改革等。

放眼全球,人民幣加入SDR籃子,G20綠色金融等均入選2016年銀行業十大事件。此外,還包括郵儲銀行上市、資產管理公司股改收官以及民營銀行大量獲批。

NO.1:債轉股

銀行業金融機構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及《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精神,通過推廣債權人委員會制度、開展不良資產證券化和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試點債轉股等,多措並舉,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銀行業協會認為,銀行業金融機構深入貫徹中央精神,落實監管部門要求,通過推廣債權人委員會制度、開展不良資產證券化和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試點債轉股等,優化信貸結構,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增強金融支持產業轉型升級,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強力支持。

NO.2:扶貧與普惠金融

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多部委發布關於金融精準扶貧系列文件,銀行業金融機構深入開展普惠金融服務,積極推動扶貧攻堅取得實效。

銀行業協會認為,我國首個發展普惠金融的國家級戰略規劃頒布,確立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發展目標,監管部門配套措施出臺,有利於提升金融扶貧工作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銀行業協調配合、持續發力,推動普惠民生、精準扶貧取得實效。

NO.3:人民幣入SDR籃子

2016年9月30日(華盛頓時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納入人民幣的特別提款權(SDR)新貨幣籃子於10月1日正式生效,成為第五種“入籃”貨幣,也是唯一的新興經濟體貨幣。IMF總裁拉加德發表聲明稱,這反映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不斷上升的地位,有利於建立一個更強勁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新的SDR貨幣籃子包含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5種貨幣,權重分別為41.73%、30.93%、10.92%、8.33%和8.09%,IMF每周計算SDR利率,並將於10月7日公布首次使用人民幣代表性利率,即3個月國債收益率計算的新SDR利率。

銀行業協會認為,人民幣納入SDR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和金融業改革開放成果的肯定。有利於助推我國銀行業,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金融開放,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作出積極貢獻。

NO.4:投貸聯動

銀行業金融機構認真貫徹《關於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創新力度 開展科創企業投貸聯動試點的指導意見》,開展投貸聯動業務試點,以“信貸投放”與“股權投資”相結合的創新方式,更好實現風險和收益匹配,有效增加對科創企業的金融供給。

銀行業協會認為,投貸聯動試點落地,實現科創企業信貸風險和收益的匹配,通過提供持續資金支持的融資模式, 提升對科創企業金融服務質效,同時,有利於促進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和自身轉型發展。

NO.5:G20綠色金融

G20杭州峰會首次將綠色金融納入議題、發布《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銀行業金融機構貫徹執行《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綠色信貸的發展邁上一個新起點,助力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

銀行業協會認為,中國銀行業以G20為契機,持續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發揮全球示範作用,銀行業金融機構大力發展綠色信貸,邁上一個新起點,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也發揮了全球綠色金融市場穩定器和流動性中樞作用。

NO.6:央行宏觀審慎(MPA)考核

為強化宏觀審慎評估與微觀審慎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底線,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正式實施,《銀行業金融機構全面風險管理指引》發布,銀行業完成“兩個加強、兩個遏制”專項檢查“回頭看”。

銀行業協會認為,監管部門多項舉措加強宏觀審慎評估和微觀審慎監管,健全完善銀行業金融機構全面風險治理架構、要素和體系,銀行業金融機構進一步規範公司治理、內部控制、風險管理、案件防控,持續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NO.7: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

國務院發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多部門聯合出臺系列辦法,改善互聯網金融治理,防止監管套利,實現銀行業金融機構和互聯網金融包容有序發展。

銀行業協會認為,多部委聯手整治互聯網金融風險,網貸行業監管系列新規出臺,銀行業全面鋪開專項整治,有力規範了互聯網各類金融業態,有利於實現銀行業金融機構和互聯網金融包容有序發展,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NO.8:郵儲上市,AMC股改收官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香港上市,東方、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革完滿收官,推動國有大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斷完善治理結構,提高國際化和市場化水平。

銀行業協會認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股改收官,標誌著我國國有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革和商業化進程取得重大進展,銀行業金融機構治理機制不斷完善、資本實力進一步壯大,風險抵禦能力不斷增強,綜合化、國際化顯著提升,在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穩定和服務實體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NO.9:民營銀行獲批潮

16家民營銀行獲準籌建,銀行業金融機構擴大民間資本進入、為銀行業金融機構改革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註入“金融活水”,中國信托登記公司成立,信托業治理機制進一步完善。

銀行業協會認為,銀行業擴大民間資本準入,有利於銀行業組織體系多元化發展,民營銀行發揮“鯰魚效應”,給我國銀行業註入新鮮活力,提升銀行業整體競爭力;中信登成立,搭建了中國信托行業的重要基礎設施與服務平臺,將推動統一有效的信托市場逐步形成,進一步強化市場紀律和約束。

NO.10:預防電信詐騙賬戶新規

人民銀行、銀監會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防範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同一個人在同一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只能開立一個Ⅰ類銀行賬戶”、“個人通過銀行自助櫃員機向非同名賬戶轉賬的,資金24小時後到賬”等系列新規落地,銀行業金融機構細化賬戶風險管理,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和人民群眾資金安全。

銀行業協會認為,《通告》出臺,銀行賬戶支付安全系列新規實施,銀行業金融機構細化賬戶風險管理,通過更加紮實的措施,有效防範、精準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體現了銀行業的社會責任。

過來 盤點 2016 中國銀行 中國 銀行 業十 十件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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