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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還是好過債券 有更大的機會跑贏通脹

http://news.imeigu.com/a/1326206161405.html

導讀：MarketWatch駐舊金山編輯波頓(Jonathan Burton)撰文介紹道，目前大多數專家都相信，未來二三十年當中，雖然股票未必會有多出色的表現，但是會好於牛市即將結束的債券，有更大的機會跑贏通脹。

以下即波頓的評論文章全文：

股市的波動是如此劇烈，因此許多投資者都變得愈來愈青睞債券和債券共同基金，畢竟後者相對而言更加安全。

然而，根據歷史數據進行研究，再考慮到當前的股票價格和利率情況，眾多的投資專家都相信，股票相對於債券，擊敗通貨膨脹的長期前景更加值得期待。

具體而言，與其說他們是特別看好股票，還不如說他們是對債券的前景尤其悲觀。

總而言之，在為撰寫這一文章進行的採訪之中，大多數投資專家都相信，未來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時間當中，美國股票的表現將超越長期政府和企業債券，成功擔任起它們傳統的通貨膨脹避險工具的職責。

「我當然不會放棄股市。」先鋒基金家族既有股票共同基金產品，也有債券產品，其創始人伯格(Jack Bogle)表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風險確實是嚴峻的，但是股票有很大的可能性會獲得好於」債券的表現。

事實上，股票要獲得比近年更加優秀的成績，其實並不需要費多大的力氣。投資研究公司晨星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00年至2009年，即所謂的失落十年當中，標準普爾500指數哪怕計入股息，依然是年平均虧損0.9%。

不 過，同時又必須看到，哪怕以當前的低價位作為起點，這些大型股票要重複1980年到1999年年平均18%回報率的表現也是幾乎不可能的。關鍵在於，目前 而言，股票，尤其是派息股票，看上去確實是比債券更有吸引力，更何況我們還必須看到，未來幾乎注定要有可觀的通貨膨脹，而後者必然要蠶食固定收益資產的回 報。

《股票——長線法寶》的作者、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西格爾(Jeremy Siegel)直言：「債券的前景是非常糟糕的。」他指出，今日的債券，其受歡迎的程度就像1990年代晚期的股票一樣，而估值過高也像那時的股票一樣。 他的預測是，在長達三十年大受歡迎，收益率持續降低，價格持續上漲之後，未來一二十年間，債券扣除通貨膨脹之後的真實回報率至多是零蛋，甚至可能是負數。

債券投資者需要當心

現在的利率水平已經是很低了，如果它在未來若干年中上漲，現在這些低利率債券的價格就會下跌。對於這種痛楚，那些債券共同基金或者ETF的持有者很可能會比投資個體債券的人感受得更加明顯，因為後者還可以選擇在到期之後按照面值收回本金，但是債券基金卻不可能做到。

「債 券的超級牛市現在已經到了非常尾聲的階段。」多倫多投資公司Gluskin Sheff + Associates Inc。的首席經濟學家、策略師羅森伯格(David Rosenberg)表示，「我並不是對固定收益投資有什麼偏見，但是當五年期國債收益率都低於1%了，你自然就會知道，遊戲哪怕不是已經結束，至少也接 近結束了。」

相反，股票價格看上去就不能算過高。S&P Capital IQ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年年底，標準普爾500指數隻有2012年盈利預期的不到13倍，而這一失業率指標二戰結束以來的歷史平均水平為17.5——1999年3月時是33.5。

正是看到了這些數據和比較，專家們才相信股票還有上漲的空間，哪怕一點可能關鍵也是空間。更何況，現在許多投資者只要能夠跑過通貨膨脹就謝天謝地了。總之，大多數專家都相信，股票是比債券更理想的選擇。

易卜岑(Roger Ibbotson)是耶魯大學教授、晨星旗下投資數據先驅Ibbotson Associates的創建者，他表示：「股市要擊敗債市，其實並不需要表現得多好。」

事實上，未來的若干年或許將成為更為正常化的投資週期，美國股票的投資者承擔了風險，就可以獲得超過債券的相應回報。痛楚情況下，度量「股票風險溢價」，首要的指標就是是年期國債，在長達八十年的時間當中，股票投資者所獲得的回報都要超過這種基準指標債券大約4個百分點。

解讀國債

現代歷史上，在扣除通貨膨脹影響之前，十年期國債的年平均收益率為2%，而美國股票計入股息，年平均回報率6%。這就意味著一個一半對一半的股票債券投資組合年平均回報率4%，若通貨膨脹率是2%，則真實回報率為2%。

「人們或許不會再像曾經的那樣向股市投入那麼多資金，但是事實是，人們現在不願意承擔風險，很可能正意味著目前的風險溢價要高過歷史水平。」易卜岑解釋道，「從長期角度著眼，現在正是買進股票的好時機。」

專家們對於股票的長期前景預測不一。沃頓的西格爾是最樂觀者之一。「以低於平均水平的價格買進股票——近五十年的平均市盈率水平為15——回報就要超過扣除通貨膨脹後6%到7%的長期數字。」他相信，「這就意味著，我們完全可能從股票身上獲得8%到9%的真實回報。」

與此同時，伯格、易卜岑和投資顧問公司Aronson Johnson Ortiz創始人阿隆森(Ted Aronson)則預計美國股票未來二三十年的名義回報率會達到7%。

其他一些專家的預期回報還要更低，但是無論如何總是超過了債券和通貨膨脹。資產管理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 LLC董事長阿諾特(Rob Arnott)認為，未來十年年平均5%的回報率還是非常可能的。

調整預期

1926年至今，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年平均整體回報率9.8%，長期美國國債5.7%，而一個六成股票、兩成債券和兩成現金的投資組合，則是年平均回報率8.2%。以上的種種預測都是以此數據為基礎的。

投資者可以從中看到一條重要的信息：正如專家們所說，股票要進入大牛市或許還遠，但是至少已經提供了增加財富和跑贏通脹的最好機會。

「人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降低自己的回報預期。」阿隆森強調，「8%的預期和4%的預期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意味著你可以更大手大腳地花錢，可以提早退休，而後者就意味著你必須更多儲蓄，工作更長時間。」

阿隆森認為，股票並非天生就好過其他投資工具。事實上，他相信，過去人們對股票投入的關注過多了。相反，人們其實應該關注他們能夠獲得的所有投資機會，而不是只看著股票和債券。

除開主流股票和債券之外，投資者還有很多的「第三選擇」，比如說大宗商品，或者是大宗商品出產國的股票和債券——尤其是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

「股票迷信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阿隆森指出，「人們現在是指望著市場用高回報替他們完成自己必須的儲蓄努力，這可不現實。」

「降低你們的回報預期。」他強調，「多使用其他的工具，而且必須明白扣除通貨膨脹的真實回報才是最重要的。」(子衿)

民法總則草案四審，私權將有更權威保障

已經人大常委會三次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8日下午提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這對於開展已久的民法典編纂工作而言，無疑又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並將為中國社會的民事、商事關系確立更權威的準則。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大會發言人傅瑩曾在4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此次提交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根據社會新形勢作出了不少調整、創新，比如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社會老齡化趨勢的社會新熱點，進一步完善了監護制度，擴大了監護範圍，尤其關註到了對失能老人的保護問題。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此次提請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四審稿分11章共210條。

在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教授看來，民法總則是民法典的總綱，是中國民法典的靈魂。整個民商事立法都應當在民法總則的統轄下展開。因此，民法總則的制定將極大地推進民事立法的體系化進程，尤其是民法總則構建了完整的民事權利體系，強化了私權保障，使其真正成為“民事權利的宣言書”。

按既有規劃，民法典爭取將在2020年完成。王利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民法典的編纂工作已有明確的時間表，但仍應堅持進度服從於質量的原則，精心打磨，廣泛凝聚共識，編纂一部屹立於世界民法典之林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民法典。

強調個人信息保護和隱私權

去年多起網絡電信詐騙案件所釀成的悲劇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註，這也使得個人信息保護和隱私權入法成為民法總則草案的亮點之一。

第一財經曾於去年8~9月報道了一組有關電信詐騙的報道，包括《精準“奪命”電話詐騙案背後利益鏈》《全國電信詐騙手法大揭秘》《冒充黑社會詐騙，電話竟然打給了中紀委官員》等，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

去年底公開征集意見的民法總則草案三審稿第110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個人信息, 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個人信息。

與三審稿相比，此次提交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對這一條款進行了重要補充，明確要求“任何組織和個人應當確保依法取得的個人信息安全”。

伴隨我國進入以互聯網、大數據為背景的信息社會，可供開發利用的數據也成為民事主體的重要財產。

對於個人信息保護，王利明已呼籲多時。他表示：“就整體而言，個人信息這一概念遠遠超出了隱私權的範疇，所以在民法典中個人信息權得以單獨規定，即應以私權保護為中心，將個人信息權作為一種具體的人格權加以保護，並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

王利明表示，互聯網時代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保護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只有社會構建切實保護信息的法律機制，在民法典中明確承認個人信息作為基本民事權利，嚴格保護個人信息權，防止個人信息的非法泄露和利用，互聯網才會健康發展。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隱私權”在民法總則草案中也得到了確認。

“對於隱私權的保護，我國在立法層面落後於司法實踐。在立法層面中，正式的民事基本法律中一直沒有出現並確認‘隱私權’，直到2009年12月通過的《侵權責任法》中才正式出現‘隱私權’這幾字。而此次擬在民法總則草案中明確提出來，無疑提升了其地位，其宣示意義比較大。”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孟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人民日報》則稱，在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情況下，民法總則草案的這一規定，將為捍衛老百姓的信息安全提供更有力的法律後盾。

民法典各分編擬於2018年提請審議

民法典凝聚了幾代法律人的期許和努力。我國曾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及2002年啟動過民法典的立法工作，卻均因條件不成熟而擱置。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編纂民法典”。這是黨中央文件首次明確提出要編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牽頭，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法制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法學會5家單位參加的民法典編纂工作協調小組，組織工作專班開展民法典編纂工作。

2016年6月27日，民法總則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此後，在2016年10月31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2016年12月19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又分別對草案進行了二審、三審。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每次審議之後，都會把民法總則草案在“中國人大網”上全文公開，征求社會公眾意見。這一部與所有人息息相關的法律草案收到了15503人次提出的70227條意見。

編纂工作將分兩步走：第一步，編纂民法典總則編，即提請本次會議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擬於2018年整體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分階段審議後，爭取於2020年將民法典各分編一並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從而形成統一的民法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作關於民法總則草案的說明時表示：“按照進度服從質量的要求，具體工作安排可做必要調整。”

李建國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負責人孫憲忠8日向第一財經表示，因為民法所規範的事務涉及社會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和組織，甚至涉及他們的時時刻刻，因此當代社會民法的規範群體十分龐大，民法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國家法律體系的基本工程。

孟強介紹：“對於下一步各分編的編纂工作而言，在學者層面，中國法學會已牽頭在去年就成立了5個課題組，分別研究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家庭法、繼承法。學者對於現有的法律條文中哪些應該進行修改、應該如何修改進行了梳理，並交代了簡要的立法理由，形成了學者建議稿。這些建議稿在陸續完成後將提交給中國法學會。下一步，中國法學會將把學者建議稿提交給立法機關，再確定接下來的具體工作。”

另外，民法總則草案通過後，暫不廢止民法通則。民法總則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的，根據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使用民法總則的規定。

PPP模式聚焦旅遊重點領域 社會資本需有更高要求

“如果不采取PPP模式，單靠財政資金，再過十年，總投資幾十億的旅遊項目也難實施。”近日，某PPP項目實施市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按照“地方PPP項目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不得超10%”的政策，目前，大多大型旅遊項目所需資金多來自社會資本與金融融資。

為更好地鼓勵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改善旅遊公共服務供給，近期，文化和旅遊部會同財政部印發了《關於在旅遊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

《意見》提出，各地財政部門要認真組織開展項目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加強本轄區內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統計和超限預警，嚴格政府債務管理，對政府參股及付費項目，加強建設、運營成本控制，嚴禁政府或政府指定機構回購社會資本投資本金或兜底本金；政府不得向社會資本承諾固定或最低收益回報。

“旅遊項目投資回報周期很長，因此PPP模式運作的整個過程需要非常規範，才能將風險降到最低，同時也避免對地方財政產生太大影響。” 部分PPP項目實施市的負責人均如此表示。

據財政部預算司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月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6.61萬億元。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認為， PPP模式將將成為旅遊項目未來的重要融資模式。

PPP模式撬動旅遊產業發展

這一點已有顯現。

今年2月，在財政部發布的第四批396個政府和社會合作示範項目中，旅遊示範項目數量為27個，投資總額為349.17億元，相較於第三批入選項目數量增長92.86%，投資額增長64.2%。

“旅遊項目的投資額度相對比較大，5億、10億都是小項目，PPP模式能夠解決巨額融資困局。” 中國古鎮規劃運營及管理著名專家彭耀根表示。

《2016中國旅遊業投資報告》顯示，全國10億～50億元的在建旅遊項目2209個，實際完成投資4406億元，占全國的33.9%；投資額50億元以上的在建旅遊項目有299個，實際完成投資1146億元，占全國的8.8%；投資額100億元以上的旅遊項目222個，實際完成投資2479億元，比2015年增長55.2%，增速最快。

彭耀根表示，財政資金的引導性投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金融資本成為旅遊業的主要力量。

數據顯示，2014年，中央和省級財政對旅遊業的專項投入達到96億元，比2013年增長23%，財政資金的引導性投入加大。當時的國家旅遊局與國家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緊密合作機制，推動135個全國優選旅遊項目落地，拉開了金融資本投資旅遊業的序幕。國家旅遊局推動設立國家和省級旅遊產業基金，進一步拓寬旅遊投融資渠道

2014年，民營企業投資旅遊業占全部旅遊投資的56%，總投資為4100億元，投資熱點從傳統制造業、房地產業向現代旅遊業轉變。

第一財經記者曾做過統計，在排名前50位的房地產企業中，多半涉及了旅遊產業；而當年排名前5位的房地產企業主要投資旅遊綜合體、旅遊度假村、高星級酒店等大型旅遊項目。

但這種傳統的融資方式，難以滿足優質旅遊建設與旅遊產品結構轉型的巨額融資需求。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2016年，全國投資規模最大的10個旅遊項目均超過200億元，相較於2014年，10億-50億元與100億元的投資項目幾乎增加了50%。

“旅遊項目總體投入大、前期開發成本高、回報周期長、更新維護力度強等難點與瓶頸，PPP投融資模式是解決這一困局的首選方法。”魏鵬舉分析認為。

社會資本與政府合作，既解決了項目資金困局，又引入了專業化投資經營團隊，市場化手段提高了旅遊設施的建設運營效率。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促進旅遊投資和消費的若幹意見》，要求加大改革創新力度，促進旅遊投資消費持續增長，明確提出支持企業通過PPP模式投資、建設、運營旅遊項目。

2016年國家加大支持PPP模式投資力度，旅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建設逐步擴大PPP模式的應用。截至2016年11月，旅遊行業項目PPP投資數量592個，占PPP投資項目總數的5.7%，總投資額6115億元。

對融資提出更高要求

PPP模式一般有三種交易結構，一是只設立PPP母基金，不另設PPP子基金；二是既設PPP母基金，也設PPP子基金，子基金出資不僅出自母基金；三是既設PPP母基金，也設PPP子基金，子基金出資全部出自母基金。

無論是哪一種結構，政府引導資金都是很重要的角色。比如，第一種模型中，PPP基金一般由政府(通常是財政部門)發起，政府委托政府出資平臺與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出資人共同出資，政府作為劣後級，第二種模型中， PPP母基金，母基金出資人為省政府出資平臺、金融機構和其他出資人，一般省政府只出資其中一小部分，基金出資主要來自於銀行、保險、信托等金融機構，有時深耕某個行業的實體公司也會參與。母基金規模通常不會很大，而是通過小比例投資多個由當地政府(市、縣級政府)發起成立的PPP 子基金，起到引導PPP項目投向的作用。

而政府引導資金一般為劣後方，從而能夠通過杠桿來吸引其他社會資本。

劣後資金屬於一個安全墊的資金，也就是在資金遭到風險的時候，劣後資金將優先償付風險，在獲得收益的時候，他的收益將會在優先級的收益之後支付。

“這種撬動作用在一定階段的確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一定。支持作用，但個別地區違法違規舉債擔保時有發生，局部風險不容忽視。”銀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EO施京德表示。

2017年，六部委聯合發布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要求金融機構為融資平臺公司等企業提供融資時，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以擔保函、承諾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擔保；允許地方政府以單獨出資或與社會資本共同出資方式設立各類投資基金，依法實行規範的市場化運作，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

 “操過程中還是會有一些不規範，我們近期也在進行整改和完善，需要整改的地方還是不少。因為，招標工作到現在並沒有進行。”上述負責人表示。

施京德強調：“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承擔劣後已經行不通了，六部委去年已經發文明確規定，政府與社會資本成立各類投資基金，或合作PPP,必須同股同權。”

5月4日，財政部金融司在一份《PPP項目財政承受能力匯總分析報告》中表示，PPP項目支出10%的限額有力控制了各地PPP項目的數量、規模，但部分市縣支出責任已超出限額。

《意見》提出，各地財政部門要認真組織開展項目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加強本轄區內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統計和超限預警，嚴格政府債務管理，對政府參股及付費項目，加強建設、運營成本控制，嚴禁政府或政府指定機構回購社會資本投資本金或兜底本金；政府不得向社會資本承諾固定或最低收益回報。

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2018年監督工作計劃。根據計劃，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圍繞地方政府債務情況進行專題調研。

“這樣嚴格規範的規定與督查實際上對於社會資本與金融融資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社會資本能夠提前預知投資風險是好事，能夠對項目本身有敬畏之心。從而提高項目本身的質量與效率。”上述負責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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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料有更高層人事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