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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龔方雄:港行新路唔同滬爭 李華華

2009-05-15  AppleDaily






 

香港同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爭,沒完沒了;啱啱連續第4年獲得金融界奧斯卡金像獎──《機構投資者》雜誌選為中國區最佳分析團隊嘅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為香港點出一條新路向,就係吸引全球大企業來港上市,為中國投資者提供一站式全球投資選擇。

搵國際公司畀中國人投資

龔 方雄噚日雖然感冒,仍透過視像會議,喺屋企同記者分享中國經濟發展見解。佢話香港要具備國際視野,吸引國際投資者投資中國市場,唔好淨係識同上海爭中國企 業嚟香港上市,應爭取上海現時做唔到嘅,例如搵俄羅斯嘅油股,巴西、澳洲嘅資源股,同埋各地主要交易所嘅股指基金(ETF)嚟香港掛牌,方便中國投資者購 買全球金融產品,最終都係嗰句,上海要取代香港,佢話路途仍遠。



中環 在線 龔方 方雄 港行 新路 唔同 同滬 滬爭 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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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永旺 屈臣氏另辟扩张新路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7/5MMDAwMDE3OTI5MA.html
5月24日,正处于急速扩张中的屈臣氏宣布联手日本零售业巨头永旺株式会社(下称“永旺”),以捆绑形式在华发展新店。双方均 对中国市场定下了积极的扩张计划。根据双方协议,屈臣氏与永旺旗下的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将在开店方面携手进退,屈臣氏将全面进入后者 的青岛、烟台、威海和淄博分店。而且,今年之内,这样的捆绑合作将会扩展到整个山东地区,并且还可能会拓展至全国其他地区。屈臣氏表示,这 只是接下来新开门店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次和永旺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在山东地区的扩张,而且在全国范围的扩张战略中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屈臣氏华 北区总经理英达威表示。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屈臣氏背靠和记黄埔的财力,在全球市场上通过一连串的收购行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护理品连 锁店,约有9000个零售点面分布在全球。如今,屈臣氏正把这股勇猛的扩张冲击波引申到中国市场。根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1015 年中国零售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目前,屈臣氏在内地每周吸引的顾客超过250万人次,为全球总量的十分之一。最近四年,屈臣氏在内地的销售额 年增长超过30%。当前,进入内地20年有余的屈臣氏已经在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布局,门店超过400家。但是,屈臣氏一直以来在内地能够 携手合作开店的伙伴却只有百佳超市和屈臣氏酒窖。由于业态差异较大,且百佳超市门店数量有限,在选址和物流配送上并不能向屈臣氏提供很大帮助。于 是,与强势伙伴的捆绑式合作方式正在逐渐成为屈臣氏在内地圈地的新模式。今年2月,屈臣氏与中国商业地产巨头大连万达集团和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屈臣氏的新店将会随着万达广场和大悦城一同扩张布点。选择这样一条扩张新路,是屈臣氏在内地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格 局之后的必然。当前,随着万宁、康是美在内地市场上的深入,曾经没有对手的屈臣氏正在被拉进一场愈加白热化的比赛。屈臣氏在香港的老对手万 宁虽然来迟一步,但是却快速进入了广东、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浙江等地。2004年,万宁以华南市场为突破口进入内地。截至今年四月,万宁在内地的门 店已经扩展到117家。据了解,万宁也和屈臣氏一样,把二三线城市看作是今后的重点地区。2009年夏天,屈臣氏宣布“百城千店”计划,表 示两年之内中国内地的门店数量要增长550家,总数达到1000家,主要发掘二三线市场。
聯手 永旺 屈臣 氏另 另辟 擴張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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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崇華長子拜施振榮為師 要走品牌新路 鄭平領軍台達電轉型 展接班架式

2010-06-28  今周刊





在台達電成立滿四十周年的前夕,他們決定要從製造跨入品牌,用自動化、LED、電子紙三箭頭,來打造全新的台達電工業品牌,而奠下轉型動力這塊磚的,既不 是董事長鄭崇華,也不是執行長海英俊,而是台達電的新生代——五年級生鄭平。

撰文.賴筱凡

「我覺得很驚訝,怎麼富士康加完薪後,才跟我們(指台達電中國廠薪資)一樣?」這是富士康加薪事件後,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近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席話,很 多人都好奇。當富士康跳樓事件演變成中國調漲最低薪資風潮;當台灣政府將「鮭魚返鄉」話題再次炒得沸沸揚揚;當代工廠低毛利模式受到質疑,語出驚人的鄭崇 華,在世界工廠轉型的重要十字路口,台達電會端出什麼策略。

不空口畫大餅 保守謹慎

鄭平挑大樑成品牌長

就在距離上海世博一個多小時車程外的小鎮,坐落在江南美景湖畔的吳江同里湖大飯店,頂著攝氏三十五度的豔陽高照,這是台達電吳江廠落腳後的第十個生日,也 是今年上半年台達電最重要的一場記者會,這次擔綱要角的不是鄭崇華,也不是台達電執行長海英俊,而是台達電中國區總裁、同時也是鄭崇華長子的鄭平。

略微黝黑的膚色,穿著豔紅色的台達電吳江廠廠慶T恤,第一次站在兩岸媒體面前,鄭平不疾不徐地揭露台達電的新策略,電源供應器龍頭廠要再次進化,就在這中 國世界工廠的轉型交會點,台達電要開闢一條新路,叫「品牌」,而負責在前領航的人就是鄭平。

挑在代工廠低毛利模式備受質疑之際,台達電選擇開創新的品牌康莊大道,時間點似乎稍嫌湊巧,好像在代工低毛利模式失靈後,品牌就成了萬靈丹,但海英俊一開 口就是糾正這個錯誤的邏輯,「不是代工賺得少,品牌就能賺很多,就算是世界球鞋品牌的Nike都會出現虧損,反倒是賺蠅頭小利的代工廠寶成,卻創造鞋業王 國。」而台達電要跨入品牌也不是這一、兩天的事,早在半年多前,由鄭崇華領著一票子弟兵,去向品牌教父、宏碁創辦人施振榮與明基電通副董王文璨取經,半年 多來,周周都上課,凡是台達電副總級以上的主管都得上這門課,因為這是台達電創立近四十年來,從未觸碰過的新領域,身為品牌長,鄭平得更積極。

帶點含蓄的笑容,「做品牌,我們就像嬰兒,還在學爬行。」帶領工廠出身的鄭平,與父親鄭崇華有著同樣的樸實,不會空口畫大餅,鄭平對於台達電切入品牌這塊 領域,任何事都講得保守,即使鄭平為了接任品牌長,還持續地在上課,但第一步該做什麼,其實鄭平已經了然於心,「我們得先釐清我們的定位是什麼。」

LED、電子紙、自動化

打造B2B全新品牌

從電源供應器龍頭廠出發,鄭平很清楚,台達電作為一個零組件供應商,扮演的是產業鏈上的要角,只是要做品牌,不能像過去代工模式靠量取勝,但台達電又不像 宏碁、宏達電直接與終端消費者面對面,「所以,我們的品牌是B2B(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對企業的營銷模式)品牌,而不是B2C(Business to Consumer,企業對消費者的營銷模式)品牌。」過去,台達電靠著電源供應器出色的表現,成為下游硬體供應鏈雄霸一方的龍頭廠,但是,光靠代工模式成 長有限,「以前我們做代工廠生意很簡單, NB代工廠頂多十家,我們就對這十個客戶,幾百萬台在賣,但做品牌後不一樣,大客戶、小客戶都要接,是一台、一台在賣。」在海英俊口裡,做品牌是非常辛苦 的事,但台達電還是必須要做。

因為當競爭者接續靠著壓低價格搶訂單,台達電得靠品牌提供更完整的解決方案,「辛苦的事,別人才做不進來。」海英俊笑著說,因為有了品牌價值,才會有溢價 空間,這就是台達電要做品牌的最大根本,要打破過去代工模式的低毛利環境,創造新工業品牌的溢價利基。

而鄭平手上的兩大新事業群,就成了台達電品牌新路的最大成長動能。去年短暫在台灣帶過一年電源供應器團隊,今年鄭平手上多了兩個新的任務,就是LED與電 子紙。

這在台達電集團算是新銳的兩大事業群,在台達電技術長梁榮昌的團隊完成初期研發工作之後,這兩大事業群就開始要進入量產的階段,而代工廠出身的鄭平,不但 得要一手讓這兩大產品線順利進到後段生產,還要讓這兩大產品成為台達電品牌的雙箭頭。

此外,去年金融海嘯之中,靠著生產各式設備的關鍵零組件,仍替台達電賺進超過十億元的自動化團隊,同樣也是鄭平打造台達電品牌的另一隻腳。負責自動化事業 群的總經理張訓海就透露,「世界級設備廠都在壓低成本,我們的關鍵零組件價格能做到比他們更低,自然客戶就會找上門。」

善用工廠經驗

柔軟身段加執行力

只是,經營品牌談何容易,通路經營、庫存管理,樣樣都少不得,從廠長做起的鄭平,怎麼挑起這根新大樑?「他是很有執行力的人。」站在梁榮昌的角度,鄭平帶 領工廠的執行力,與鄭崇華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他的身段更柔軟。」對比於鄭崇華的急性子,在台達電磨練了十八年的鄭平,顯然有不低的評價。

談起執行力,鄭平舉了一個小故事,當年台達電為了提升生產品質,他曾經親自跳下去帶工廠,只是當工廠生產品質調整到一定水平,將重心轉移到另一個工廠後, 原來帶的工廠,生產品質又下滑。

鄭平百思不得其解,還特地找來顧問公司大診斷,當時的顧問公司就給了他這麼一個結論:「台達電的品質是員工努力來的,不是實力來的。」意思是當有主管盯工 廠,品質自然會提升,但久了就會彈性疲乏,而不是從根本去改善品質。

為了執行當年生產品質改善的專案,鄭平必須一個工廠一個工廠的去說服員工、主管,「我必須要先跟他們溝通,讓他們知道工廠裡這樣的調整,是會對我們的品質 有幫助。」不願意自家產品因為made in China(在中國製造)就被貼上品質不好的標籤,鄭平積極地從每一個工廠的流程做起,最後讓他成功把品質向上提升。

雖然經營品牌將會與帶領工廠、生產線有偌大的差異,但是只要有足夠的執行力,鄭平就有把握能一步步從基礎替台達電這個品牌札根,因為這不只是台灣製造產業 的新一階段進化,也會是台達電成立近四十年的新里程碑。

鄭平愛石頭 經營飯店成收藏館5年級生的鄭平,大學時代念的是水產養殖,一度還到泰國養蝦,曾經是令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插曲,不過,27歲進到台達電工作的鄭平,倒是除 養魚、養蝦外,更多了收藏石頭與老樹的新嗜好。

位在台達電吳江廠10分鐘車程的地方,選中了在同里湖畔的一塊地,當年是為了要作為員工訓練中心,只是無心插柳,最後這員工訓練中心就成了今日吳江著名的 同里湖大飯店,承襲鄭崇華的綠色生活哲學,這個由台灣人經營的同里湖大飯店,也同樣講究保留蘇杭古鎮的文化與環境造景,而替同里湖大飯店打造景觀設計的園 藝總顧問李明財,就成了鄭平收藏石頭、樹木的最佳導師。

遠從西安、太湖、安徽、陝西,都有鄭平收藏石頭的足跡,他收藏的石頭,遍布在整個同里湖大飯店裡,有一回鄭崇華的同學到同里湖玩,還開玩笑地跟鄭崇華的夫 人謝逸英說,「你們飯店的後院有條狗。」說得謝逸英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對方講的就是鄭平收藏的太湖石(下左圖)。

除了石頭以外,鄭平對於花草樹木的愛好,也像極了鄭崇華與大自然和平共處的個性,「他幾乎都把那些樹木當女人看了,直挺挺的還不漂亮,還要有曲線美。」謝 逸英與友人談起鄭平的愛好,可以說個不停,因為同里湖大飯店的每個景觀、樹木,都有其意義存在。

就在這些景觀跟古老建築的陳列下,也讓同里湖大飯店成為吳江的特色景點,就連中國政府外匯局、聯合國文教組織辦大型活動,在上海找不到夠大空間的場地,寧 可多點車程來到吳江同里湖,也讓這個台達電意外擦出的火花,成為另一個特色。

鄭 平

出生:1962年

現職:台達電中國區

總裁兼品牌長

學歷:美國加州Hayward

大學企管系

經歷:台達電製造部組長、中國區執行

副總裁



鄭崇 崇華 長子 施振榮 為師 要走 品牌 新路 鄭平 領軍 臺達 達電 轉型 接班 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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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女性臉譜 》全球第一位女性自行車品牌推手 杜綉珍不服老踩雙輪騎出人生新路


2014-04-07  TWM  
 

 

今年底就有資格購買敬老票的杜綉珍,一點也不服老。她發現女性沒有專屬的自行車,於是創立全新品牌,她還自我挑戰鐵人三項接力、騎車環島,用自己的經驗,她要告訴所有女性:「解放自己。」

撰文‧鄧 寧

六十五歲,全球自行車龍頭品牌「捷安特」的副總裁暨財務長,先生是捷安特輕合金科技的總經理,膝下兩兒各有成就,一位是哲學博士,一位是自創音樂品牌的負責人。若你是符合以上描述的女性,對自己的人生還會有哪些想像?

許多人也許就此止步不前,但生產捷安特的巨大集團執行副總裁杜綉珍,選擇踏出舒適圈,在集團內另起爐灶,打造全世界第一個專為女性設計的自行車品牌「Liv」,促使她上路的原點,要回溯到二○○七年。

一趟環台行 發現女性自行車藍海市場「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也都不會做了。」○七年電影《練習曲》暴紅,這句台詞,也讓當時七十三歲的巨大董事長劉金標決心完成騎單車環台的夢想。他從台北出發,騎到台南時,杜綉珍從美國返台,即使連變速也不會,卻立刻上路加入車隊中。

回想當時情景,劉金標呵呵笑說:「車隊裡只有她一位女性,喊著『董事長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就來了,就算追不上我們也是拚命騎,一點都不服輸。」聽起來像是年輕女孩子會說的話、做的事,看不出杜綉珍當時已五十八歲,且熱愛的運動是高爾夫球而非自行車,誰知這一趟騎行,不僅激出她的鬥志,更意外讓她發現自行車產業中的藍海市場——女性自行車。

「不是只有捷安特,全球的自行車品牌都沒有為女性開發過專屬車款,頂多是將外裝漆成粉紅色,在我看那叫作『男扮女裝』!」杜綉珍指出,一個人的身高、手長、腳長都是自行車設計的要點,然而傳統自行車皆是為男性設計,不符合女性的人體工學。「我身高一五七公分,但車子幾乎都是為了一六○公分以上的人設計,連車衣都是給我男生的S 號,女生為什麼就沒有自己的自行車?」嚥不下這口氣,隔年杜綉珍就創立了「Liv」。

其實,捷安特和其他品牌並非沒看到女性市場,但就是沒有人跳下去開發。杜綉珍直言,自行車在過去被定義為五十歲以下的白人男性、且有工程背景者的最愛運動,女性車友本來就是少數,要為了少數人開發新車架、新模具,大多數廠商都不願意投入。

但杜綉珍當財務長時,作風本來就很開放,與傳統企業財務長保守、省錢的形象有別。一九七九年時,巨大還只是一家本土小公司,一年的自行車產能僅約三十萬輛,與現在一年出貨五、六百萬輛的實力相比,可謂判若雲泥。當時擔任董事長特助的杜綉珍,就已決定購入第一台電腦,為巨大開啟電腦化管理的第一步;之後巨大陸續在美、歐、澳洲地區建立銷售據點,杜綉珍也主導採用微軟ERP(企業資源整合)系統,讓全球子公司的製造、銷售數據都能及時傳回,這些作為都證明她具有前瞻眼光。

歸零再出發 以創業精神啟動人生第二春因此,當杜綉珍提出女性專屬自行車的想法時,劉金標只建議她:「拿出創業精神。」也就是說,別以為背後有捷安特品牌,消費者就會乖乖上門。杜綉珍也很清楚:「我必須歸零。如果存有巨大撐腰的心態,一定會失敗。」女性學者M. Ellen Peebles在《哈佛商業評論》提到,女性高階主管會成為年輕女性的楷模,也更容易發掘具有潛力的其他女性員工。包括杜綉珍在內,過去巨大集團的女性員工以行政職居多,但自從Liv成立後,女性的聲音愈來愈鮮明,也開始招收女性工程師、設計師。

換上車衣,一點都感覺不出杜綉珍已六十五歲,她每週會挑一天從台中住家騎車到大甲上班,四、五十公里的距離只是基本額度,所以她還與表姊妹組成「Liv 456」挑戰鐵人三項接力,「456」意謂四十、五十、六十歲;今年五月,她還要和八十歲的劉金標一起挑戰騎車環島。

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人生就像騎單車,想保持平衡就得一直向前。」有人行至中年,就喪失了前進的動力,但杜綉珍踩上雙輪,為女性騎出一條全新的道路。

(本系列完)

杜綉珍

出生:1949年

現職:巨大集團執行副總裁、Liv品牌發起人學歷:淡江大學西洋語文學系英文組家庭:已婚,育有兩子

 
優勢 女性 臉譜 全球 第一 一位 自行車 自行 品牌 推手 不服 老踩 雙輪 騎出 人生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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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豬肉價格大跳水,看中國生豬產業發展新路徑

http://www.iheim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6
 生豬產業15年祭,應當昇華為一次產業總結與反思。政府預期的平衡難來,價格波動的規律詭異,什麼時代是產業穩定的時代?然而,回眸15年走過的歷程,我們並不都是沮喪,生豬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正在左衝右突你來我往的拚搏中鋪就。我們也似乎嗅到了在「中國夢」的慶功宴上「紅燒肉」飄灑而來的香氣。


  也許大家很痛苦,但我們是探路者。


  一、生豬產業發展新需求——合作化養殖


  最近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新聞點是經濟、政治及安全一起被關注。雖然會上沒有直接探討生豬產業,但生豬產業確實已經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上去探討了。作為「安天下」的產業,養豬業成為資本角逐的戰場,同時又面臨可持續發展的考驗。


  改革開放以前,生豬生產實行計劃經濟,生產與價格是固定的,而且作為「副業」,農戶不能自由發展。改革開放後,生豬生產成為轉化糧食和剩餘勞動力的致富產業。但由於養豬業與土地和勞動力關係緊密,生產上依舊穩定。近15年,跨入新世紀的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轉移,社會資本大量積累,養豬業完全不設防,三因素共同作用,使養豬業成為吸引社會資本的首選目標,也成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亮點。各級財政出台各種優惠政策,鼓勵農民建設標準化養殖小區,鼓勵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動產業化經營。


  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資本進入農業的速度更快,養豬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局面。一是企業養豬發展迅猛,表現在工業企業大舉投資養豬;農業企業大力發展巨大規模全產業鏈;上市公司利用公募資金發展養豬。二是養殖環節的規模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據農業部統計,年出欄50頭以上規模養殖戶生豬出欄量佔總出欄量的比重由1999年的21.4%上升至2012年的67.9%。2007-2008年,生豬規模化水平年增長率達到7個百分點以上。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養殖戶生豬出欄比重由2006年的15%增長到2012年的38.4%。


  問題出現了,兩正相加出現的卻是負效應——價格波動異常,養殖效益下滑。導致一方面中小養豬戶紛紛退出,另一方面大型企業的發展也越來越艱難。大中小一起上,必定出現供大於求局面。該誰退出?大企業儘管發展迅猛,但據農業部統計,2012年萬頭以上豬場出欄量佔全國出欄豬總量的比重僅為8.1%。市場上的數量和變量依舊是由中小養殖戶的自由進出形成。而[x2]從農業部對2008-2012年養豬淨利潤率分析來看,中等規模養豬為最高,其次為小規模,而散養戶和大規模養豬相對利潤率都較低。也就是說,中等規模養豬是當前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模式。


  事實確實如此,在養豬行業,做大,並不等於做強。2013年雙匯在美國收購史密斯菲爾德公司的生豬業務表明,大企業覆蓋整個生豬產業鏈,直接影響企業壽命。發達國家概莫能外。就在清明節的前一天,「大康牧業」完成資產重組,而「高金食品」此前也決定出置生豬加工業務,轉投影視產業。A股2500家上市公司,涉足養豬產業的8家,2012年均出現利潤下滑,2013年有5家虧損。8家上市公司,截止到4月8日,平均市淨率只有3﹒1倍,而4年前還是4﹒3倍。


  我國生豬存欄量、出欄量和產肉量均居世界第一,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發展水平世界第一。怎樣做?很顯然,單靠大企業或小農戶都不行,必須走合作化道路。大企業不必放棄「全產業鏈」,但更應該倡導「全產業合作」;小農戶也不必放棄養豬,但要以合作社的形式形成「中等規模養豬」。在此基礎上,實現跨行業、跨體制的產業大聯盟。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發展養豬產業都沒有這樣的難度。既要發展大企業,又要兼顧小農戶,還要做出中規模。只有依靠創新體制機制,來啃下這塊硬骨頭。這是下一個生豬發展15年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而養殖業面對環境、土地、就業壓力,承載經濟、政治、安全壓力,只有深化改革,讓不同主體所具備的政策、市場優勢實現互補,才能「做強」中國養豬業。


  二、生豬產業改革新方向——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經營,這是個老問題,但對於養豬業來說,是個新課題。以往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主要是農村集體所有制企業,而今的養豬產業的龍頭企業幾乎包括全體制。國家、集體、個人,體制不同,路徑各異。而要在這些不同體制間建立穩定的利益平衡關係而不是鬆散的訂單制約關係,決不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我們探索了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的產業化既不可能像歐洲那樣形成農場主自己的合作社,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國式的大企業內部的全產業鏈。中國養豬業必須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公司加農戶」的產業化經營道路


  中國國情是人多地少規模小,規模小就使得進進出出很隨意。這種隨意性,直接導致市場價格的波動。要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形成穩定養豬模式。傳統的做法是企業直接與農戶簽定合同,更先進的做法則應該是企業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產業化經營關係,雙方互相監督與制約,這對緩解企業壓力,提高產業化經營效率,壯大農村經濟實力和發展能力都極為必要。國家出台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業部大力推動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示範社建設,這都為產業化經營奠定了新基礎。但新生的合作社的發展水平低,對於多數企業來說,合作社更像是個擺設。然而,正是因為農戶的規模小,成本相對低,風險易分散,才成為當前中國養豬業的主力軍。現在要做的是盡快發展與改造這只隊伍,不僅要做出適度規模,更要實現持續穩定發展。核心是創新利益關係。龍頭企業僅靠收購訂單不是真產業化,即便收購價格「高於市場價」,但那時的市場價也許已然低於成本價了。


  企業與農戶之間,利益關係的基礎是什麼?不是勞動力,而是土地!農民可以離土,但土地依然是他的權益。養豬與種糧一樣,都是通過對土地的利用而成為產業。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穩定,只有通過實現農戶的土地權益,才能奏效。而目前生豬產業之「亂」,就是沒有發揮土地的制約作用。大量的工業企業進進出出,看上去可笑,實際上可怕,因為「醉翁」太多,他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間也。目前的養豬業競爭,已由內部管理轉向土地資源佔有。


  要穩定生豬產業,必須建立全新的土地控制機制,讓生豬養殖企業通過土地的利用而與農戶建立穩定的利益關係,又通過土地的利用與市場建立穩定的供應關係。今後的15年,養豬主體依然是企業與農戶,但兩者之間的關係要創新。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所有佔用農村土地養豬的企業,都應該因土地與農村集體建立起經營合作關係,都有責任因為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戶發展,乃至城鎮化建設。進入農業產業的企業,在從農業獲得利益的同時,要承擔起「四化同步」的責任。


  養豬產業化經營,不僅有橫向穩定的需求,還有縱向穩定的要求。「新希望」複製美國泰森模式,投資數億元建設了集種苗、飼料、獸藥、養殖、屠宰、食品加工於一體的現代豬業經濟產業鏈,最終目的是「由新希望來分配各個環節的利潤。」這個探索十分可貴,但這是個大工程,只有提升到國家層面去建設才能夠對於穩定產業發展起到作用,也才能惠及「新希望」自身。生豬產業化經營政策不應該是局部性區域性的,應該是對全產業進行關照的宏觀政策乃至法規。養豬產業是生產資料聚集的產業,又是加工流通活躍的行業,所有政策法規,只有全覆蓋,才能奏效。


  三、生豬產業改革新重點——科學化管理


  許多發達國家的現代養豬業經歷了百年歷史,形成了科學化的管理模式。丹麥養豬業很先進,得益於完整的管理體系與控制力。上有丹麥國家豬生產委員會管法規,下有丹麥養豬和屠宰聯合會管生產。聯合會就是農場主合作社,所有的養豬農場、屠宰場及所屬企業都是該會會員。聯合會的經費主要來自生豬屠宰稅和會員費。我們目前鼓勵發展家庭農場,希望形成同樣的產業能力。但丹麥的農場主是土地的主人,而我們的農場主是土地的租賃人,也就是說,農場主與土地的關係是不穩定的。這種國情,使得我國養豬產業必須依靠政府管理。


  現代中國養豬業管理的難點在於跨體制。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問題,就要用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的立足點要站在城鄉一體化的大框架下,要兼顧企業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要維護農民利益與消費者利益。因此,制度設計是關鍵。15年來,政府管理的重點主要是通過發佈監測信息,調控存欄出欄數量。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建立了農產品市場與生產信息監測發佈機制,建立了生豬市場信息預警機制,雖然對當時的養豬業止損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沒有建立產業穩定的根本制度。因為養豬業已經適應了「兩高一低」模式,就是用高存欄量和高出欄率來補償低效益。這是所有體制下都可以操作的。


  養豬業科學管理或者說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要有抓手,那就是土地。再看丹麥,他們正是利用土地來調控養豬的。法律上對農場的土地面積和農場主可擁有家畜的數量進行了限定,規定了農場土地面積與施肥量的比例。農場主要擴大規模,必須要有相關部門和機構對其環境效應評估後的許可。農場主進入產業除了土地限制,還要有「綠色證書」和從業經驗。養殖規範要求,飼料必須是本地產的大麥等原料,豬糞必須進行沼氣處理,等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將丹麥生豬出欄量被控制在一個穩定的數目上。通過制定並落實嚴格的生產規程和環保規定,丹麥養豬業走上了可持續發展軌道。


  養豬業的科學管理,說白了,就是限制。這並不是反對改革開放,恰恰相反,這正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學來的先進理念。糧食生產有土地的限制,生豬生產也不是三產,而是間接一產,它同樣受土地、環境、消費的限制,不對生產環節加以限制,就是對資源包括糧食極大的浪費。何況,現在我國生豬產業已經到了由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轉變的時期,不穩定住量,質的提升就沒有基礎。建立限制制度,是對全社會負責。


  對養豬業實行科學的產業化經營管理,需要整合一系列政策法規,建立管理體系。比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關部門曾大力推行農民「綠色證書」制度。目前,又推出了一系列職業農民培訓項目。但要形成穩定的專業農民隊伍,必先穩定產業,讓產業形成人才需求,讓企業加入人才培訓。這是發達國家的經驗,也是我們「四化同步」的起點。


  規模化浪潮將提高對科學化管理的需求。發達國家規模養殖比例在80%以上,很少出現價格暴漲暴跌現象,就是已經理順各方責權利,打通了管理通道,形成了產業自律。近30年來我國生豬生產由於各種措施而使產量的增長率保持穩定,價格增長率卻出現了數次大波動。特別是2007年到2009年間的價格大波動,正是資本大舉進入的時期,它證實了產業管理的薄弱。目前,這種變動並沒有完結,政府應當抓緊建立[x4]科學的管理體系,實行養豬准入制度,將產業納入法制管理軌道,全面推動我國生豬產業管理現代化。


  四、生豬產業改革新看點——市場化服務


  供大於求,行情迷亂,何處有可靠信息?多年來,政府為了緩解波動,穩定養殖,實施了對規模化養豬的補貼政策,對豬肉的臨時收儲措施,對屠宰環節的改革與管理,對養殖環節效益的預警監控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許是環節不准,也許是覆蓋面有限,市場看到的效果並不顯著。下一步改革看點何在?那就是要在兩個層面上創新市場化服務體制機制。一是產業鏈內部加強服務機制創新,二是在政府層面加強對服務體系的完善。兩者互動,最終實現有規律可循的市場化運轉機制。


  產業鏈內部先要把農戶養豬穩定下來。有了土地制約,合作社穩定發展就成了養豬產業化的關鍵。丹麥並沒有合作社法,但有兩條準則已保留上百年了:一是社員不能買賣自己在合作社的份額;二是合作社不論土地多少實行一人一票制。社員必須把產品全部賣給合作社,不能討價還價。同一個合作社的所有社員享受同樣價格,年終二次分紅。不同的合作社企業之間的價格和分紅不同,取決於運營績效。而中國特色的養豬產業化,要將這種以人為本的合作制度與以土地為本的企業准入制度相結合,形成完整的市場化機制。原則是,農業產業的各項經濟責任和風險不應該只由合作社社員承擔,社會資本可以加入產業化經營,但農民有優先權來擁有農業企業。由於我們的企業不是合作社企業,必須深化改革來完成結合。


  信息服務是產業服務的主要內容。儘管信息滿天飛,但大家還是靠「奔走相告」,說明各級農業諮詢服務體系的機制有待創新。要建立由生產者自建自營、政府依法扶持發展的諮詢服務體系。丹麥的農業諮詢服務體系多是由政府部門、合作社和私人機構三部分組成的。政府的工作並不是收集發佈信息,而是通過對諮詢人員提供工資以及運營經費給予支持,使這個體系的信息佔到丹麥農民80%的信息來源。而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從立法、行政管理等方面理順產業鏈上各環節的關係,形成可追溯的生產流通監管體系。


  這樣的政府扶持正是我們的企業所企盼的。比如飼料企業,主要原料是豆粕、玉米,為了規避價格風險,需要到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但期貨交易資金對於農業企業來說是筆不小開支。雙胞胎集團2013年利用期貨市場規避飼料價格風險,為下游用戶讓利1億多元,大大減少了養豬戶的損失。但企業只有10%的原料在期貨市場上進行了套保。試想,如果有交易資金的扶持,必將惠及更多養殖戶。


  除了豆粕、玉米期貨,圍繞生豬產業穩定發展,我國的商品期貨交易所10年前就開展了生豬期貨的開發設計工作,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首次提到「採取期貨交易等措施穩定發展生豬產業」。 期貨品種上市的條件是該品種具有價格波動巨大的特徵。套期保值是通過遠期合約的買賣,轉移價格風險。但時至今日,生豬期貨的上市依舊沒有時間表。一方面我們發展質量不高,標準化水平、產業主體素質各方面不到位,使我國上市生豬期貨的條件確實還不具備。另一方面市場又認為,這十幾年來如果有期貨等完善的市場機制的發揮,是否在產量增幅平穩的情況下,價格波幅就不會出現如此大的跳躍?如今,產業步入深化改革期,隨著產業化經營程度的提升,期貨交易必備的條件必定得到改善。此時上市生豬期貨,彼時就是市場利器。給市場多少信任,就會得到多大回報


  因此,政府要真的加大推動力度。要推動生豬期貨上市,以形成期貨現貨的價格聯動,起到期貨價格對現貨的指導作用;同時要建立養豬企業入市融資或費用補貼支持機制,支持龍頭企業參與套期保值。期貨、保險等現代化市場工具的運用,不僅推動養豬業現代化發展,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五、生豬產業改革新前景——社區化發展


  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方向是,城鎮融入大自然,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一句「記得住鄉愁」,引發國人無數感嘆。山水能留住,鄉愁則是文化。中國有源遠流長的生豬文化,其消費本身就是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美好的標誌,它必然上升為「文化」。中國人在屬象上、在文學作品裡、在民間手工藝創作中,都用豬來像征溫情安逸。吃著豬肉卻看不見豬跑,這就是鄉愁。現代化的養豬產業,要留住產業文化,這是產業發展的目標所在,也是城鎮化的目標所在。


  在發達國家,有許多專業化社區,其產業升級形成複式產業。如法國、加拿大的葡萄酒產區,丹麥、新西蘭的奶牛產區,荷蘭的鬱金香產區等等,產業與旅遊業乃至教育培訓業形成多層複式產業,社區也由此成為專業社區。一產帶動三產,產業帶動社區,社區形成文化。發達國家之所以農業發達,不僅產業實現了產業化經營,更實現了產區的社區化服務。產品不僅有品牌,還有地理標誌。如丹麥養豬,要求飼料必須使用本國自產糧食。文化的影響力使人有追求。我們總是感嘆農村留不住人才,而人才是要靠發展留下來的,你給他建設了發展環境,他會永遠忠誠於家鄉,用自己的雙手建設家鄉。


  中國目前不缺乏先進的養殖技術,缺乏的是穩定完善的產業社區。城鎮化建設推進難,正是因為產業帶動性差。產業的不穩定,使城鎮化沒有支柱產業,形不成社區化服務,城鎮就只是一堆住宅。「招商引資」引來的多數企業與當地的關係就是政策利用關係,享受完優惠政策就走。它不是農民的產業,不是社區的產業。所以,企業在農村建得越多,農村勞動力剩餘得越多。因此,要把產業穩定提升到社區穩定的高度去安排。尤其是養殖企業,不僅需要土地,更需要環境,只有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加入使之成為社區的產業,才能獲得成長。那種大圍牆一豎,與當地百姓無關的企業,是對社區文化的損害。因為完善的社區對產業發展本質上是一種約束,它特有的監督功能是企業成長的氧氣。


  社區化發展的核心是合作社的發展。各種形式的養豬龍頭企業不僅要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產業化經營關係,還要與當地社區建立社區共建關係。這樣的關係才能使養豬企業找到發展根基。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專業的陳生經營的「壹號土豬」幾年前走紅行業內外,他2007年進入養豬市場,2012年銷售額就接近6億元。他抓住了豬肉行業產業化薄弱這個軟肋,把傳統農貿市場的零售商納入麾下,又逐步把批發商收購進來。再發展下去,他自己也遇到瓶頸了,就是養豬的土地他拿不到了。所以說,目前我國生豬產業進入到「合作社時代」,再高明的「陳生」,如果不在公司「加」農戶上有作為,不在社區發展上做貢獻,都難以在農業產業上實現可持續生存。


  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農業社區,他們的模式其實就是世界文化遺產。新西蘭政府因為奶農不同意,修建旅遊公路的規劃繞開了牧場,結果,奶牛旅遊更旺了;波蘭農民為了保持紅菜頭的風味與種植傳統,在供不應求的行情下依然不肯跨界種植和設施化種植,紅菜頭銷售價格卻依然穩定。這種產業精神,這種社區文化,無不令人敬仰。


  我們的產業,有悠久的歷史與文明;我們的責任,在追求發展中傳承文明。


本文來源:中國農業新聞網
豬肉 價格 跳水 中國 生豬 產業 發展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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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快速擴張新路徑:聯手“融資租賃+P2P”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4/4612339.html

Uber快速擴張新路徑:聯手“融資租賃+P2P”

一財網 安卓 2015-04-29 19:17:00

4月29日,Uber在廣州宣布與廣物汽貿、明鏵融資租賃進行合作,後兩者將為Uber的註冊實際提供購車方面的金融支持。

盡管打車鼻祖Uber(優步)沒有像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那樣玩了命的貼錢,但它依舊在中國市場紮穩了腳跟。

2014年,Uber落地中國市場,目前已在9個城市布局。而為了實現在國內市場的快速擴張,Uber也在調動更多的資源和渠道。

4月29日,Uber在廣州宣布與廣物汽貿、明鏵融資租賃進行合作,後兩者將為Uber的註冊實際提供購車方面的金融支持。

廣物汽貿是廣東省國資委屬下廣東物資集團旗下的核心子公司,汽車經銷商集團之一,全價值鏈汽車集成供應商。明鏵融資租賃是廣州最大的融資租賃公司。

Uber(優步)廣州總經理沈翹欣表示,目前正是Uber加深在中國市場本土化進程的關鍵時刻,通過此次合作,進一步拓展華南市場。

據沈翹欣透露,目前Uber旗下有兩類打車服務,一是拼車,其車輛所有權屬於實際本人,另一是叫車,其車輛所有權屬於Uber,而司機屬於Uber的雇員。沈翹欣對本報表示,此次與廣物汽貿、明鏵融資租賃的合作,則是面向兩類服務。

其大致的合作模式是:廣物汽貿將充分利用自己在汽車經銷、服務產業鏈等方面的資源,為Uber平臺上的合作司機和車主提供購車優惠、完善售後服務以及多元化的解決方案,開辟采購、上牌、維修保養、索賠的專用通道。

明鏵融資為Uber量身定制的融資產品相比銀行提供的汽車消費信貸,首付比例可低至20%,並且對出資人有較好物權保障的優勢。

另外,明鏵融資租賃的母公司廣州華新企業集團旗下也擁有P2P平臺“廣州e貸”,在三方合作中,融資租賃所產生的收租權也可以在P2P網貸平臺進行轉讓,但對於其具體操作,明鏵融資租賃副董事長、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的會長方頌表示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據了解,目前三方初步計劃首期先開展100臺汽車的融資租賃業務,未來三家企業還可深入研究將保險、延保、以及售後等服務一並打包進汽車銷售融資產品,讓更多的司機和車主受益。

也就是說要為Uber和司機提供低門檻、高效率的購車模式,以吸引更多的司機加入。無論如何,借助“融資租賃+P2P”的杠桿作用,可以大大增加車輛供給,為Uber的進一步擴展打下硬件基礎。

但僅有基礎還遠遠不夠,Uber在中國市場遇到了與滴滴打車、快的打車一樣的尷尬——目前國內有十多個城市叫停了專車服務,其原因大家都懂的。

在廣州,目前尚未有相關的政策限制,但包括Uber在內的打車公司、專車公司也都謹小慎微。

方頌對本報表示,還有一些合作細節在探討之中,在國內目前這種大環境下,必須要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編輯:孫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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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克華:要穩得住 才能走得比較遠 新科金管會主委 談金融政策新路線

2016-06-13  TWM

新任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接受《今周刊》專訪,談到各項金融管理議題, 有別於前任主委曾銘宗的開放策略,他的態度顯得謹慎而保守,他的考量是什麼?

原來該做的,就繼續做……,但是現在也要開始調整,思考如何以金融理念去幫助實體經濟。」金管會主委丁克華上任後,對外拋出「以金融拉抬實體經濟」的政策方向;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他再次強調這樣的核心想法。

而這個核心想法的背後,其實也點出了丁克華與前兩任金管會主委陳裕璋、曾銘宗的路線差異;「每一位主委,都有不同的背景環境。」丁克華說,不少人批評陳裕璋的作風保守,但他上任時正好是在金融海嘯發生後,產業需要休養生息;曾銘宗上任後,局勢較為穩定,因此走開放、擴大的路線,「這是非常對的。」那麼,此時此刻台灣金融產業的「背景環境」又是如何?丁克華說,台灣的金控、銀行壞帳率已經達到極低的水準,備抵呆帳覆蓋率則有五○○%,「看起來滿安全,可是大家仍然對未來感到擔心。」他認為,外界擔心的原因,就是來自實體經濟的困境。「首先,國際經濟環境的波動越來越大。」這樣的解讀,透露了丁克華與曾銘宗的第一個不同,「過去不管是揚升計畫(強調國內證券市場與世界接軌)、打亞洲盃,都很好、都對,可是如果再繼續這樣做下去,因為環境背景的不一樣,(風險)會越累積越嚴重。」當然,丁克華並不反對金融業走出去,「我們以前比較少去的,或是對方現在還可以接受你、願意讓你去,什麼盃都要打!」但他也強調:「在狂風巨浪之中,要穩得住,才走得比較遠。」丁克華接著表示,外界另一個擔心,是未來台灣經濟被邊緣化,而這也是他接任金管會之後首重「以金融拉抬實體經濟」的原因,「實體經濟更好,金融才會長期的更好,因為金融是經濟的相對一方。」他說。

挺股市!

海外風險高,錢應留台灣海外風險升高、國內經濟待振,大致來說,這就是丁克華認為金融產業「背景環境」;而以金管會的角度,若要扭轉這樣的環境困局,丁克華認為,當務之急在於引導國內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台灣現況是儲蓄大於投資,去年儲蓄六兆元、投資三.五兆元,有二.五兆元投不出去,進到銀行與保險,應把這筆錢轉為投資。」丁克華說,壽險公司總資產高達二十多兆元,超過五○%買了海外債,「這個作法以前沒有錯,但現在有好幾個國家負利率,有利率風險,全球央行QE(量化寬鬆)之後,匯率降低,又有匯率風險。」另一方面,在全球風險升高下,壽險資金若布局過多的海外公司債,亦將面臨較高的信用風險,「這個節骨眼,希望壽險公司新增的錢,要留在台灣,至少投入股市,台股的本益比超低,可以買ETF(指數股票型基金),買波動不要那麼大的、最好是有發放股利的標的。」挺創新!

成立天使基金助研發

除了將資金引入股市,丁克華也建議金融機構應思考對政府建設的中長期投資策略,其次,「拿一點錢出來做天使基金,去幫忙創新與研發,這些都是幫助實體經濟的方法。」日前,丁克華提出「四挺」策略,挺產業、挺創新、挺創業、挺就業,即是由此延伸。

論及產業創新,近日消息傳出,第三方支付業者已準備積極向丁克華溝通,要求將法規中對於實名制、儲值限制等規定進一步鬆綁。對此,丁克華先是小小抱怨一番,「這個法規是我還沒來以前定的,不要一下就講金管會頑固!」他也強調,面對第三方支付可能造成的種種風險,的確需要抱持謹慎態度。

「我們第三方支付一出現就五、六家,對不起,你一家都不一定活得下去。」丁克華表示,中國的第三方支付雖然蓬勃發展,但原因在於當地的金融環境存在較大的空間,第三方支付剛好能夠彌補其中一塊,而且中國有十三億人口的市場胃納量;相較之下,「台灣金融環境非常豐富,且已overbanking(銀行過度競爭),也只有二千三百萬人,要跨到海外去又很困難。」市場不同,風險更是不能不管,「如果不管,外國已累積問題出來,P2P(網路借貸平台)更是如此,其中很多問題都是事先沒有做預防,漏洞越來越大,就爆出問題了。﹂丁克華說,中國P2P已倒了一半,人民銀行最近也要開始整頓第三方支付業者,「台灣怎麼做比較好,能有效率又有安全性,如何找到一個好的折衷點,風險能降低,又能做一點事。」至於折衷點在哪裡?丁克華坦言,仍須進一步與各界共同討論。

在風險與機會當中的適當拿捏,本來就是金融業的挑戰,在訪談之間透露對風險高度關注的丁克華,能否帶領國內金融業穩健地走出新局?應是他的未來考驗。

丁克華

出生:1953年

現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學歷: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

經歷: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集中保管結算所公司董事長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

撰文 / 郭淑媛

 
丁克 要穩 穩得 得住 才能 走得 比較 新科 金管 會主 金融 政策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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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聯動 探索城市環保新路徑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8933.html

在城市環境治理中,環保企業的參與可以為政府提供更多專業技術和智力支持,同時還可以帶動下遊企業共同參與環保進程,起到催化劑的作用,環保業內人士近日向記者介紹了城市環保B2G(Business to Government)的新思路。

中美尋求環保合作

“美中兩國都面臨著環境汙染的問題,這促使我們必須攜手共同解決這一挑戰。借助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和針對水資源的聯合投資機制,美中兩國正在共同探討一些創新的技術,疏解水資源匱乏的壓力,同時提升能源生產和使用的管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史墨客在5月舉行的“科技·環境·生態城市”中美環保高峰論壇上表示:

近年,中美在環保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入。其中包括,2014年中美最高領導人聯合發布《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過程中明確提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中美環保領域的合作,集結雙方優勢,謀求務實合作的新方向。

作為上述論壇組織者之一,總部設在美國的環保和水處理企業藝康集團表示,該論壇旨在搭建一個資源共享、溝通交流和知識分享的平臺,讓政府部門、中外企業和學術等機構能夠充分了解城市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漸進關系,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積蓄力量。

今年三月,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正式發布,“綱要”在對“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部署中指出,要推動長江上中下遊協同發展、東中西部互動合作,建設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範帶、創新驅動帶、協調發展帶”。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擴大綠色環保標準覆蓋面,把節能環保產業培育成我國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隨著“大氣十條”“水十條”的推進實施,以及“土十條”即將出臺,我國環保產業發展勢頭呈迅猛之勢。

水資源是關鍵

可見,從政策層面看,我國對於加強城市聯動,共同促進環境保護方面正在重拳出擊。而政策出臺的背景,是全國乃至全球都面臨的環境治理挑戰,其中就包括全球正在面臨的水資源危機。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水資源缺乏可能會導致發展中國家GDP下降,而且預計2050年城市可用水資源比現在少三分之二以上。

對此,藝康全球執行副總裁及大中華區總裁王鐵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水資源缺乏的預測是一個缺口概念,並不是真正減少,因為水資源本身是一個循環概念,總量是不會減少的。

“隨著社會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對水的需求和耗量在增長。聯合國做了一個調查,中國接下來將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2030年,如果說單位GDP用水量不變的話,中國用水增量會超過所能供水量的50%。這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水產量問題。”

王鐵向記者舉了一個水足跡的例子,對大部分企業來說,假如工廠買了1000噸水,可能真正用到生產上的只要其中20%,那麽其余80%要麽被浪費,要麽蒸發掉。而如果能把這80%的浪費降低,就能夠減少水價。而且,水是能源的載體,能源成本比誰更高,如何通過節水減少能源消耗也是問題的關鍵。企業一旦能夠通過節水節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益,就更有動力實現真正節水,從而降低單位產出水耗量,最後達到水供給和需求平衡。

政企合作打通環保產業鏈

2015年6月,藝康集團在江蘇常州與工業水處理企業江海環保實現了合資,成為後者的主要控股方。以此為機緣,藝康集團開始嘗試與常州探索更加深入的合作模式,以實現企業和政府的互動合作,緩解常州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所面臨的環境壓力。

“常州是重工業城市,有很大的鋼鐵企業,常州也是很大的化工基地,當然常州也有很多的制造業企業。這些都是用水大戶,同時也是有比較多的環境治理要求的企業。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技術跟這些企業的需求結合在一起。” 王鐵稱。

王鐵認為,要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應該把包括環保在內的工業鏈打通,這其中需要所有企業的參與,形成綠色供應鏈,涵蓋客戶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工業環節,確保每一個都符合環保要求,放大投入產出比。

政企 聯動 探索 城市 環保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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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探索知識產權轉化新路徑:支持高校建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機構

湖北省素來是科教資源大省,但從2015年統計數據來看,湖北省高校發明專利授權前三的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和武漢大學發明專利授權之和僅為1593件,不及浙江大學一所高校1865件的專利授權量。

對此尷尬現狀,湖北省近期發布的《關於加快知識產權強省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將系統推進高校知識產權工作,切實將湖北科教資源優勢轉化為知識產權優勢。

湖北省知識產權局局長張彥林表示,高校是知識產權創造的重要生力軍,擁有巨大的知識產權創造潛力。但目前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不夠規範、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等問題仍較為突出,嚴重影響了高校知識產權的創造及運用。因此,《意見》明確提出了要深入實施高校院所知識產權推進工程,加強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建設。鼓勵湖北高校將知識產權內容列入教學培養計劃,鼓勵有條件高校設立知識產權專業或學院。支持高校院所與企業協同創新、集成攻關,引導高校科研成果知識產權化等。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意見》還在推進高校知識產權轉化上進行了探索。比如提出要鼓勵高校通過許可專利的方式支持單位員工和大學生創新創業,支持高校建立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機構(公司),推動高校與企業、知識產權服務機構協同推進高價值專利培育,形成產業化導向的專利組合等。

據了解,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一直高度重視發展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2010年,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產值占美國GDP的35%,占歐盟總的經濟活動貢獻率39%。

在中國,經過多年的創新創造,專利數量實際上已有了相當的積累,因此如何實現專利價值的回歸,最終實現創新的價值正成為當前專利工作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

張彥林認為,盤活數量龐大的專利儲備已經勢在必行,但要充分認識和實現專利等知識產權的價值,則必須建立知識產權運營服務體系。因此,《意見》提出要設立湖北省專利運營基金,建立長江知識產權運營中心,依托長江知識產權運營中心這個平臺,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創新知識產權運營商業模式,並“建立以知識產權為重要內容的創新驅動發展評價體系”,將知識產權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湖北 探索 知識 產權 轉化 新路 支持 高校 專門 科技 成果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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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厚實軍工資源 成都探索軍民融合新路

最近,成都凱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天電子”)的幾名年輕研發人員,利用中航工業聯創平臺開始創業,他們準備基於凱天電子幾十年傳感器的軍工技術,涉足民用安防行業,這也是凱天電子一個轉型增長點。

凱天電子副總經濟師、規劃發展部部長王逸介紹說,凱天軍品在“十二五”時期快速增長,但是不可能持續高增長,現在既有軍民融合的國家要求也有自身轉型需要。他表示,凱天電子“十三五”期間將民品作為發展重點,規劃軍品增長10%,民品增長35%左右,並將軍民比例從“十二五”的7:3調整為6:4。

另一家軍工企業成都愛科特股份公司則最近宣布進入長航時軍民兩用無人機應用系統產業,為農業、地質、環境、防災等領域提供專業無人機應用。愛科特所在的成都青羊區還準備由愛科特牽頭興建無人機產業園,全產業鏈發展無人機。

像凱天電子、成都愛科特這樣的軍工企業正在大力推進軍民融合發展。作為國家“三線建設”時期的重點城市,包括中航工業集團、航天科技集團、航天科工集團、兵器集團、兵裝集團、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中國電科集團、中核集團、中核建集團等國內軍工集團和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成都均有布局,成都具有發展軍民融合產業獨特的軍工資源優勢。

按照“軍民融合、央地合作、轉型升級、集群發展”的思路,成都編制了軍民融合產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提出力爭到“十三五”末,建成“成都軍民融合創新產業園”,打造國家軍民融合創新示範區,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1500億元。

成都軍工資源豐富

凱天電子即原國營清江儀表廠,上世紀60年代初成立,現隸屬於中航工業航電板塊,是飛機大氣數據系統、飛行集成數據系統、無線數據傳輸系統、起落架收放控制系統、燃油增壓泵以及各類傳感器研制生產的骨幹企業。公司防務產品廣泛應用於導彈、裝甲車、坦克以及“神舟”號飛船及載人航天工程。

在行業具有獨特地位的不只凱天電子,成都市經信委總工程師鮮櫻介紹,成都是國家國防工業的主要承載地。經過多年發展,成都目前擁有軍工保密資質的企事業單位318家,數量約占全省的四分之三,直接或間接參與軍工科研生產配套及服務的企業千家以上。

這些企業的聚集,使成都在部分產業和領域在全國乃至全球都具備比較優勢。比如,航空產業規模位居全國前四,在整機(包括無人機)及發動機研發制造、大部件維修、航電產品研發制造等領域處於國內先進水平;信息安全產業規模與北京、上海、深圳同處國內第一方陣,在部分領域已達到全國、世界先進水平。

同時,成都擁有高校53所、國家級科研機構30家、國家級研發平臺67個;擁有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3個、國防重點學科實驗室2個;擁有各類人才約389萬人、兩院院士34人、國家“千人計劃”專家169人,全市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人才資源豐富。成都還聚集了電子10所、29所、30所,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四川航天技術研究院等軍工科研院所,擁有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和人才資源支撐。

厚重的軍工資源為成都推進軍民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王逸說,“十二五”期間,凱天軍品發展很快,“十三五”將會保持穩定,所以希望將民品作為新增長點,利用技術優勢進入高端制造領域,而現在是很好的契機。

王逸表示,凱天電子將把握空域開放和民機發展的機遇,將民機業務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開拓民用航空的國際國內市場。在非航空方面,發展以金屬彈性敏感元件為基礎的節能環保產業、以智慧城市為基礎的智能家居安防產業。

成都愛科特總經理韓周安認為,在軍工領域的大型無人機和消費級無人機中間的專業應用無人機,單品產值高,市場需求大,是一個朝陽產業。愛科特以其軍用無人機技術進軍這個新興市場。

中航工業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設計的“翼龍”無人機

軍民融合成為雙創熱點

在軍民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下,新興市場逐漸出現,成都“雙創”又蓬勃發展,使得軍民融合成為成都創新創業的熱點,反過來又推動了成都軍民融合發展。

國防科技大學圖像測量視覺博士徐一丹,之前在成都某軍工企業工作,去年創立了成都通甲優博科技公司,在機器人視覺、無人機視覺、智慧城市與物聯網、虛擬式穿戴與購物輔助領域提供系統解決方案。

目前,通甲優博開發的TopUav無人機視覺模塊和TopGlasses虛擬眼鏡試戴模塊,市場占有率、技術含量和專利申請量均居於國際領先地位,與騰訊、Intel、高通、舜宇集團、零度智控建立了業務夥伴關系。

通甲優博在成都創新創業平臺“菁蓉匯”評比中成為優勝企業,成為首個獲得四川省商業銀行無抵押貸款的初創公司,並獲得國內外多家頂級風險投資機構的青睞。徐一丹也獲得首屆十大“菁蓉創業之星”稱號。

而前述凱天電子的年輕研發人員進軍安防領域創業也是典型案例。由於凱天電子在傳感器領域幾十年的技術沈澱使得其在安防領域具有優勢,成為其轉型重點。凱天電子黨委書記陳鐵燕介紹說,準備創新激勵機制,讓年輕的創業者與企業一起投資持股。

《規劃》提出,“十三五”期間,將建成一批軍民融合協同創新平臺、公共技術平臺和信息服務平臺,建立1~2個國家級軍民融合創新試驗示範平臺,軍民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成效顯著,軍民融合領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

軍民融合發展和“雙創”的結合也強有力地推動成都產業轉型,發展新經濟。成都將圍繞《成都制造2025規劃》確定的重點產業發展方向,立足成都軍民融合產業基礎、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突出發展航空產業,加快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航天、機電裝備、核能及核技術應用和新材料等新興產業。

同時,順應國防工業變革發展趨勢,積極瞄準空天一體、網絡電磁空間、戰略投送和邊海空防管理等新興領域,力爭在雲計算、石墨烯、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虛擬現實等領域取得突破,構建軍民融合“1+N”產業發展體系,形成多元支撐格局。

根據產業發展規劃,成都還出臺了“軍民融合產業發展十條”,在引導民參軍協同創新、軍轉民開放創新、促進資源共建共享、搭建平臺和載體、支持創新產品市場開拓、培育融合新動能等10個方面給予政策引導,設立20億元軍民融合產業基金、1億元專項財政資金,支持“軍轉民”、“民參軍”,推動軍民融合產業發展。

主攻體制機制障礙

不過,軍民融合涉及工業、科技、軍事和教育等諸多領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存在軍工和民用企業管理體制機制不同、體制機制和技術不能很好融合等情況。要推進軍民融合發展,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陳鐵燕就表示,軍品和民品融合有很大差異,需要改革機制體制,甚至產品造型、設計理念等諸多方面都需要做好轉變。凱天電子雖然已經成立了若幹子公司進行布局,但投資機制還保持原有的做法,需要政府搭臺與民營資本對接。

凱天電子歷經幾次轉變,從國營軍工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007年又引入戰略投資者組建股份公司。陳鐵燕說,要利用資本紐帶發揮利益相關方的作用,培育產業的發展。未來將考慮引入風險資本,促進體制機制改革。

成都也明確軍民融合發展方向:以國防科技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主攻方向,大力促進軍民優勢資源雙向流動、相互轉化。《規劃》強調打通軍民深度融合創新通道,建立健全軍民融合的統籌協調機制,拓展融合範圍、提升融合層次,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新格局。

《規劃》確立“1234”總體發展思路,即實現一個目標、著力兩個創新、構建三個體系和推進四個融合。到“十三五”末,成都建成國家軍民融合創新示範區,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1500億元。為實現這一目標,成都將通過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審批管理體制改革、搭建軍民融合創新服務體系推動“民參軍”機制創新;通過爭取國有軍工單位改革試點、推進軍工高技術應用、推動優質資源社會化開放和積極開拓國際國內市場等措施推動“軍轉民”開放創新。構建軍民融合“1+N”產業發展體系、“1+N”空間布局體系、“1+N”政策保障體系。積極推進軍民技術融合、軍民產品融合、軍民資本融合、軍民人才融合。

鮮櫻表示,軍民之間體制機制差異是推動軍民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礙之一,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固然需要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但也需要基層部門的探索創新。成都將以推動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為抓手,在實幹中探索打通軍民融合創新通道的實踐經驗,努力推動軍民融合體制機制創新,為國家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戰略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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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屍企業”退出加速:破產審判庭將成為新路徑

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過程中,中方將通過繼續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庭、不斷完善破產管理人制度以及運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進破產法的實施。

上述表述,是中美領導人在G20峰會期間會晤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其中也透露了關於中國“去產能”的重要信息。

當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去庫存、去產能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僵屍企業需要退市,這一背景之下,破產審判改革得以加速。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下稱《方案》)出臺。

《方案》要求,直轄市應當至少明確一個中級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下稱“破產庭”),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的中院應當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

同時,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僵屍企業處置工作的實際需求、破產案件審判工作情況,《方案》對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設立規劃了“兩步走”路徑:

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的一個中級人民法院以及河北、吉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11個省的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於2016年7月底前完成;

第二,其余省(區)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底前完成清算與破產審判庭設立工作。

這意味著,到今年年底,所有直轄市、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中級法院將全部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

在人員方面,《方案》要求:法官原則上從本院或者下級法院具有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破產案件及相關案件審判經驗的優秀法官中選任產生。一般按照1:1:1的比例為法官配備法官助理和書記員。且所需人員編制在現有編制內調劑解決。

除了審理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破產案件外,《方案》還要求破產庭負責破產管理人的管理、培訓等。

而在這一《方案》出臺之前,廣東省廣州、深圳、佛山、茂名四家中院被確定為全國第一批破產審判方式改革試點單位。在強制清算程序向破產程序的轉化及銜接、構建破產管理人考核和監管保障體系、小額破產案件快審程序、破產案件績效考核、債權人會議表決機制等方面開展改革。

8月8日,全國首家高級法院破產審判庭(執行裁判庭)在廣東省高級人民高院揭牌。

從此前的司法實踐來看,過去中國大多數資不抵債的企業在退出市場多不會選擇破產程序,而是通過非司法途徑。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撰文時指出:從數據分析來看,我國適用破產程序案件的數量不足美國的0.2%,西歐國家的1.16%。同時,我國2014年每千家公司進入破產程序的數量僅為0.11戶,顯著低於西歐平均70戶的數量。此外,美國2013年的個人破產案件占全部破產案件的30%以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就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答記者問時表示:2007年企業破產法實施後,全國各級法院審理的各類破產案件結案數量呈明顯下滑趨勢。近幾年來,隨著《破產法》相關司法解釋的相繼出臺,以及探索破產審判方式改革試點法院等工作的推動,破產案件數量有所上升。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加快破產案件審理;2016年2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加強企業破產案件審理、依法處理僵屍企業。

伴隨各項改革推進,破產案件的數據正在發生變化。一位破產法學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數量不多,但這一數字已經開始上升。”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一季度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102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2.5%。

盡管如此,目前破產案件數量與全國已吊銷、無營業公司的數量並不匹配。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破產案件數量也明顯偏低。

可以比較的一組數據是,記者此前從國家工商總局獲得的數據顯示,由於清理了部分“僵屍企業”,今年上半年,全國註、吊銷企業達87.82萬家,是上年同期的2.11倍。

不難預見,伴隨全國中院破產審判庭的陸續設立與去產能的深入推進,未來破產審判改革將大大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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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畝臍橙與光伏發電 贛南產業扶貧的新路子

9月6日至10日,記者隨中宣部“重走長征路” 媒體采訪團來到江西,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足跡,探尋贛南老區脫貧攻堅的新故事。

80多年前,紅軍在這里集結出發。如今,贛南人民探索精準扶貧的新路子,利用“互聯網+”等方式突破老區脫貧攻堅的瓶頸,在新的長征路上再出發。

江西省瑞金市黃柏鄉坳背岡萬畝臍橙基地,枝頭上碩果累累,還有一個月臍橙就要成熟了。很多村民家的臍橙已經被商家預定完了。

黃柏鄉黨委書記陳佛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0多年前,當地村民大多靠種植水稻、花生等農作物為生,超半數村民生活在貧困線下。後來通過政策引導村民種上了臍橙,實現了產業脫貧。推廣協會+農戶、合作社+農戶、公司+農戶等多層次的產業發展模式,最大限度把特色產業發展成脫貧產業。目前,臍橙產業成為贛州百姓脫貧致富的第一支柱產業,帶動一大批農民通過種果實現脫貧致富。

當地農戶告訴記者,種植臍橙可以享受銀行無息貸款,一年有4次種植技術培訓,現在一畝臍橙差不多就能掙上1萬元。許多外出打工的人也逐漸回來了。

陳佛保表示,萬畝臍橙基地已經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抓手。合作社統一采購肥料、統一銷售果品、統一開拓市場,通過“互聯網+”的方式,網上銷售臍橙,果農收入大幅度提高。在市場上1公斤賣4元的臍橙,通過電商可以賣到10元以上,實現收入翻番。

數據顯示,2015年贛州實現臍橙鮮果收入58億元,幫助25萬種植戶、70萬果農增收致富;種植戶戶均收入2.34萬元,果農人均臍橙收入8400元,占果農人均收入的85%。臍橙產業解決了100萬農村勞動力就業,帶動了養殖、農資、采後處理、包裝、貯藏、物流運輸、機械制造、休閑旅遊等關聯配套產業發展。

據了解,贛南臍橙產業發展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柑橘黃龍病防控壓力較大、精深加工不足、市場營銷體系不夠健全等困難和問題。贛南市委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要打好柑橘黃龍病防控“殲滅戰”,推進生態化、機械化標準果園建設,完善產業風險防控、產業組織、市場營銷三個體系,把以臍橙為主的贛南柑橘產業建設成為現代農業的先行產業。

江西省贛州市於都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109.5萬人中有13.5萬人是貧困人口。陳佛生曾經居住的羅坳鎮大橋村古嶂社區,村里房子基本上都建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坡上,山體滑坡、地勢下沈等地質災害時有發生,給當地133戶村民帶來生活上的諸多不便。

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環境,當地政府對貧困群眾實施梯度安置、搬遷扶貧政策。移民新村於2013年7月啟動建設,已建成房屋143棟,133戶村民陸續住進了“小洋房”,周邊還設置了圖書室、棋牌室、健身場,村民乘坐公交車二十分鐘就可以到縣城。

陳佛生告訴記者,這里的貧困戶家中都安裝了光伏發電系統。過去依靠耕地年收入只有2000元,自從安裝了光伏發電板,國家回收的電價是一塊一毛八,一年不用管就能掙5000多塊錢。陳佛生向記者展示了他的小本子上,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2015年6月以來每天的發電數,一年賺了5052元。

據了解,光伏發電政策是於都大力推進光伏扶貧的舉措之一。采取政府主導與市場運作相結合、微利經營與讓利於民相結合、輸血脫貧與造血扶貧相結合的方式,扶持符合條件的貧困戶安裝光伏發電機組,實現政府、銀行、企業、貧困戶多方共贏。

羅坳鎮黨委書記謝榮生介紹說,在移民安置入住的同時,充分利用房屋坡頂資源,每棟安裝5千萬光伏,初裝費用總投入為2.8萬元,政府幫助村民辦理貼息貸款,前五年貼息,每戶一年發電約為6500度,增加收入5000元以上。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1日,於都縣已簽訂“一戶一站”模式戶用電站安裝協議7537戶,完成安裝“一戶一站”模式戶用光伏電站3270戶,“一村一站”模式村級光伏電站357個,全縣光伏產業扶貧總裝機容量27.06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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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盤:兩市高開滬指漲0.08% 炒作新路線曝光

周五滬深兩市雙雙高開,上證綜指報3,044.79點,上漲2.48點,漲幅0.08%;深證成指報10,670.59點,上漲8.38點,漲幅0.08%;創業板指報2,171.63點,上漲3.21點,漲幅0.15%。

盤面上,園林、智能家居、3D打印等板塊漲幅居前;房地產、舉牌、量子通信等板塊跌幅居前。

資金方面,外資通過滬港通抄底A股,截至昨日收盤,滬股通資金凈流入逾12億元,滬股通結束之前連續7個交易日凈流出的態勢。另外,9月12日至9月22日期間八個交易日,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累計凈投放11151億元。分析人士表示,從近期央行保障短期資金的態度來看,資金面大概率將安度季末,央行此舉意在呵護市場的流動性。

外圍市場方面,歐美股市再度大漲,納指再創歷史新高。受昨日美聯儲宣布暫不加息決定的提振,美股周四高開高走,美股三大股指漲幅均超0.5%,英國富時100指數漲幅逾1%,德國DAX30、法國CAC40漲幅均超2%。

國泰君安表示,加息擾動暫落,年底預期強化。此次FOMC會議美聯儲繼續按兵不動,符合市場預期,但有3名委員投反對票,內部分歧變大。同時,FOMC會議指出上調聯邦利率的理由已經加強,年內加息概率增加,不過對加息次數的預期再次下調,今年加息一次、明年兩次。此次美聯儲暫避加息,一方面是等待進一步經濟數據的證據,整體看6月份以來美國經濟數據依舊喜憂參半;另一方面,盡管耶倫強調美聯儲的決策並不會因政治問題作出妥協,但考慮10月份意大利公投、11月份總統大選等潛在事件沖擊,12月份加息幾乎為最合理選擇。

廣州萬隆認為,周四A股在藍籌板塊的帶動下,強勢站上60日均線同時突破前期3040的缺口壓力,已經是一個極好的征兆,接下來即使指數短期內還是以震蕩居多,但結構性機會定會層出不窮。那麽具體的機會在哪里呢?近日市場的絕對明星必然是四川雙馬,昨日複牌後再拉漲停,七月以來股價已經翻三倍有余,而該股卻是因為控股變更、溢價買殼等產業資本運作才搖身一變成為妖股之王。因此,應該根據近期市場熱點,深度結合產業資本運作(舉牌、實控人變更等)去精選個股,建議重點關註近期利好催化較多的核電、PPP概念細分的基建板塊。

西南證券表示,美聯儲9月份選擇不加息,主要原因還是在於美國經濟增速偏低,而這正是由於結構性因素所決定,而並非貨幣政策所能解決。議息會議結果落定,意味著不確定性消除,這有望解除市場的擔憂,促使市場反彈。建議在市場回調時買入,堅定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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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轉型新路徑:借用PPP模式大力開發特色小鎮

走進深圳龍崗區布吉街道甘坑社區,一個風情濃郁、古色古香的客家小鎮映入眼簾,別致的涼帽等充滿當地特色文化氣息的展示品在博物館里靜靜地陳列。

而未來,在資本的介入下,“甘坑新鎮”將在此崛起,周邊大量閑置的工業廠房將修繕一新。上述旅遊小鎮面積將擴大,並將搖身一變為IP文創產業、VR內容等科技產業以及創客的進駐地。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中央企業戰略新興產業專題采訪小組走訪時了解到,“甘坑新鎮”是深圳龍崗區政府與華僑城集團今年開始合作的一個城鎮化項目。

類似“甘坑新鎮”這樣的特色小鎮是經濟新常態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路徑,企業也正將目光投向了這一領域,通過人口導入、產業聚集和土地價值提升等渠道發展特色小鎮,參與新型城鎮化的開發。

文化新鎮將在全國各地落地開花

華僑城集團公司成立於1985年,迄今為止有30多年的歷程。發展到今天,資產規模超過1500億元,年均銷售收入500億元,成為了一個大型的企業集團。

深圳華僑城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關山對記者介紹:“其中,文化旅遊業務是華僑城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業務。從旅遊業務目前的行業地位來看,華僑城在全世界主題公園領域排名第4位,年接待遊客3200萬人次,累計接待遊客量3.4億人次。這個數字在亞洲排在第1位。”

文化旅遊業務在華僑城有四個形態:其一是以錦繡中華、世界之窗為代表的靜態微縮景觀主題公園,其二是以歡樂谷為代表的動態體驗式主題公園,其三是以深圳東部華僑城為代表的休閑生態品牌,同時還有以歡樂海岸為代表的都市娛樂目的地。

不過,隨著華僑城轉型升級的加速,其文化旅遊業務形態種類將增加。自去年以來,華僑城加快了轉型升級的力度,在以“旅遊+地產”模式拓展的過程中,發現文化旅遊對郊區城鎮公共服務提升、人口導入、產業聚集和土地價值提升等方面有巨大的作用,於是形成了更適合於新型城鎮化推進的“文化+旅遊+城鎮化”的模式。

今年5月,華僑城和龍崗區政府正式簽約,總投資500億元創建“甘坑新鎮”,項目占地約12平方公里,是龍崗區與華僑城集團合作的第一個新型城鎮化項目。其後,華僑城與龍崗區還簽約了“華僑城國際低碳示範城”項目。

為什麽華僑城從深圳的東部--龍崗開啟發展之路?一個原因是2005年之後,文化產業成為深圳的一個新的支柱產業。同時,深圳發展的中心也在轉移。2015年5月,深圳通過了《深圳市實施東進戰略行動方案(2016—2020年)》及相關配套方案,確定了深圳今後的發展戰略是向東發展。

記者了解到,華僑城也成立了一個文化產業運作平臺——華僑城文化集團,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在全國打造文化新鎮。

未來,華僑城文化集團將以甘坑新鎮為基地,與其他企業和機構攜手打造5座以上年GDP超100億元(人民幣)的新型城鎮、1—2座年GDP超500億元和1000億元的城市級產業新鎮。

創新利用存量土地

那麽,在打造特色小鎮的過程中,如何把當地現有的存量土地發展起來?創新是必不可少的。就以甘坑新鎮為例,由於原有的土地屬於村集體所有,華僑城需要改變談判方式,直接和村民談判。

華僑城文化集團總經理胡梅林告訴記者:“這個項目跟過去在市場上拿地不一樣,過去都是直接摘牌,政府把一個清理好的土地給我們。但這個是我們跟村民談,村民手上擁有集體用地,包括原來面臨被淘汰的幾個工業村。”

深圳的工業是從“三來一補”開始的。過去,由於這些企業需要的廠房面積大,樓房都是整棟整棟地出租。但是好時光一去不複返。近年來,由於用工成本的大幅上漲,不少利潤微薄的企業搬離深圳。此外,技術型企業比例的加大也導致廠房不那麽好租了。

胡梅林說:“當地傳統產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租金只能租到30元左右,所以根本就無法維系,而且汙染非常嚴重,但周邊的新興產業租金租到80元左右,這個巨大空間迫使村民亟需轉型。”

改變盈利結構增加收入來源

甘坑新鎮的項目是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以PPP模式合作開發,大力發展新型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導入和培育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藝術水準的原創文化內容產業,形成高端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帶動“文化+”相關的科技、旅遊、商業、生態、農業、教育、家居等現代新型城鎮化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快速發展。

那麽,這種PPP聚集資金的模式如何持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郭昀認為,小鎮的收益來源和資金循環問題非常重要。他說:“如果回收資金有障礙,那麽這個小鎮,甚至後面將要開發的小鎮在延續上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此前該小鎮開發企業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靠租金,例如旅遊商業開發,主要是租給餐飲企業了,但是租金比較低。而且餐飲的一個問題是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遊客特別多,其他時候遊客少,這就遇到了營收範圍的瓶頸問題。

華僑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善它的經營結構,進行整體策劃。胡梅林說:“一個是擴大它的面積,增加接待遊客量,另外是增加周一到周五的內容,未來想把它做成一個文化會展經濟體,包括服裝、珠寶、文創產業等。同時,結合本土客家涼帽文化,開發自有IP,並將VR產業導入,實現產城遊一體化。”

挖掘古鎮本土文化元素,開發以IP為主導的旅遊和文創產業是華僑城文化新鎮有別於其它城鎮的模式。胡梅林認為,基於建築觀光的小鎮開發階段已經過去,未來將是文化現代化的IP開發運營時代,只有IP才能將千年百年文化與當代生活和審美建立連接。從臺北故宮和北京故宮的文創開發經驗看,這個趨勢是非常明顯的。

他說:“無論是文化還是科技都已經進入到互動的階段,純觀賞性的小鎮遊必然將由互動性的文化活動和生活體驗性的小鎮生活模式所取代。”

文化 產業 轉型 新路 借用 PPP 模式 大力 開發 特色 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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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歸公益,資本的歸資本 民辦教育改走新路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906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圖為吉林省吉林市的一所民辦學校里,學生們在準備小升初面談。(視覺中國/圖)

“各個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夠生存下來”。

按照英美等國的經驗,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是非營利的。

“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2016年11月7日中午,謝鼎新原本捧在手里的香餑餑,突然成了燙手的山芋。

當時他和投資夥伴正吃著火鍋聊著天,沒想到對方看了看手機,飯局的氛圍突然凝重了起來,對他說,“我正式通知你,這個項目我不參加了,原來的本金也要收回來”。

正是在當天中午11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以124票贊成、7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了關於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簡稱“民促法”)的決定。正是看到了這則消息,原本打算入夥的投資夥伴當場打了退堂鼓。

原因很簡單:修改後的民促法規定,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但是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謝鼎新打算投資的學校,正好屬於義務教育階段。而禁止營利,意味著“投進去的錢就再也拿不回來了”,謝鼎新有些無奈。

但除去謝鼎新這類初中小學的舉辦人,本次修法後所有的民辦教育舉辦人,都必須在“營利還是非營利”當中做出選擇,再也沒有了中間地帶。

名義上非營利事實上拿回報

過去的13年里,不少類似謝鼎新這樣的投資者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吸引他們的是其中存在的營利空間——2003年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費用後,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取得合理回報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按照教育部門2015年度的統計,我國16.3萬所民辦學校中,大約有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從公開統計看,這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里,提出營利要求和回報的學校不到10%,約為1000所。

謝鼎新創辦的學校也在這1000所之外,屬於不要求回報的90%,但事實上,他每年都能從學校的盈余中拿回一筆不小的回報。

主要原因是,“如果選擇要求合理回報,可能很多優惠政策就享受不到了”,因此當初登記時,謝鼎新就選擇了不要求合理回報。不過,這並不影響股東們的分紅,因為教育部門對民辦學校的財務監管幾乎處於缺位的狀態。

“你聽說過任何一起被查的案件嗎?”就像中國民辦教育共同體研究員王紅順所反問的那樣,事實上地方政府對民辦教育的財政監管並無足夠的底氣。無論當初登記時,是否要求了合理回報,絕大多數舉辦人還是靠學校賺了不少錢,王紅順說,這是不爭的事實,“否則近幾年怎麽那麽多資本流入?就是因為有利可圖”。

王紅順接觸了大量的縣域、鄉鎮民辦教育的舉辦人,他們有的“學校的賬目和個人的賬目根本不分,如果校長要從學校拿幾十萬給自己兒子買輛車,誰能夠說什麽呢?”

即使是管理規範,賬目明晰的大型民辦教育集團,也有一些可以靈活操作的獲利渠道。例如,可以通過借款給學校的方式,每年從學校的結余中獲取高利息的回報,或者通過項目合作的方式,以開發項目的名義將利潤從學校中抽出,還可以通過校服、食堂後勤賺回利潤。

民辦教育投資者陳景亮和他的江蘇宿遷老鄉們,從2002年開始在安徽、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辦學,從最初的一兩所學校逐漸滾雪球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多所,“去年一年同時開學的就有15所學校,如果不是因為民促法修改,明年這個數字還要擴大”。

“一個學校的投入成本少說也要1到2個億,但是收回成本差不多需要十年時間,十年之後才可能出現利潤分紅。”陳景亮說,他和他的老鄉們在2002年前後辦的那批學校在前幾年,漸漸進入了穩定回報期,正是看到了這批學校的成功,不斷地有老鄉把錢給他們入股辦學校。

這股投資民辦教育的熱潮,在2012年前後達到了高潮,“兩輪經濟危機我們都沒有受影響,現在房地產又不太景氣,所以都願意把錢投進來做教育。”陳景亮目前參與了9個學校的投資,另外還新簽約了2個項目,等待明年上馬。

這股投資熱中,民辦教育的體量在過去12年內呈倍數增長。《201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6.27萬所,在校生達4570.42萬人。在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前的2002年,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僅僅6.13萬所,在校生僅1147.95萬人。學校數量增長了2倍多,而學生規模增長了近4倍。

但實際上,這筆錢賺得並不容易,“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生存”。

這正是民辦教育的尷尬所在,一方面民辦教育由於法律上存在模糊地帶,而擁有了獲利的灰色空間,另一方面也因此導致他們的產權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民辦非企業法人身份也是“非驢非馬”,同時該享受的稅費優惠遲遲無法落地,教師保障水平也遠遠低於公辦學校。

修法一波三折

最先為民辦教育制度性變革破題的,是一份名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的文件。

2010年出臺的《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要求。

一年後,教育部便計劃修改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高等教育法3部法律,從法律層面建立民辦教育分類管理制度。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整個過程不但比預期漫長了很多,而且是一波三折。

首先是關於分類制度如何確定的問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的民促法修正案草案中,對於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規定並不明確。

2015年8月24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被放到一攬子教育法律“修改”籃子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草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註意。

當時,對分類管理制度的描述也非常模糊,只表示“允許民辦學校自主選擇辦學方式,登記為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法人,並按照其法人屬性享受相應優惠政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收費的管理方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收費標準由學校自主決定”,並且刪除了合理回報的內容。

這份法案真正引起討論的是二審意見稿的公布。2015年12月27日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上,通過了對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正案,原本同在教育法律一攬子修改“籃子”內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卻因為審議意見分歧較大,暫不提交表決。

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官方網站公布了二審稿的草案,到此刻業內才真正了解了分類管理的內涵,“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全部用於辦學”,“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依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配”。

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概念清晰化後,整個行業的焦慮才真正開始。

對於習慣了“合理回報”的舉辦人而言,他們一方面擔心選擇營利性學校之後,可能要重新補交稅費和土地出讓金,另外也擔心稅費優惠都會隨之消失,辦學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

此刻,行業內還是在討論能不能找尋到一個中間地帶,實行三分法“投資辦學、出資辦學、捐資辦學”。

所謂投資辦學即是對應著“營利性學校”,而“捐資辦學”對應著“非營利學校”,另外出資辦學就是介於兩者之間,即出資人保有對最初投入學校的資產的所有權,不同於營利性學校的“投資辦學”。

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王文源對此解釋,“舉個例子,我們投1億元辦一所學校,10年後學校資產變為10億元,即便學校是非營利性學校,但最初的1億元仍應屬於出資者,這樣有利於真正的民間資金投入教育”。

但這種想法很快便被否定。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認為,教育法完成修訂以後,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一定會出現。通過修訂的教育法將原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修改為第二十六條第四款“以財政性經費、捐贈資產舉辦或參與舉辦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不得設立為營利性組織”,這已經堵死了“出資辦學”的可能性。

而且投資民辦學校,在財政和稅收方面將面臨一個尷尬的境地。財政扶持是地方出錢,觀念上一定有先後順序,“這類學校因為能取得回報,一定會排在後面”。

此外,在法理上,“三分法”已經不合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已經有了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所得稅等相應規定。如果采用三分法,出資的民辦學校或者與已有的規定有沖突,或者找不到對應的法規”。

王文源介紹,采取兩分法的優勢在於“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是兩個閉環概念,過去我們國家的民辦教育,絕大多數都是投資辦學,捐贈辦學很難進入。因為產權不明確,如果我要捐給非營利學校,那產權又屬於舉辦人的,捐贈人也不好捐贈。今後,產權明確了,非營利性學校屬於社會共有的,那也能鼓勵真正的捐贈辦學”。

英美等國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都是非營利的。廣東當代民辦教育管理研究院張鐵明對此解釋,兩分法看起來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但差別在於“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捐贈體系,例如捐了一萬塊給學校,那麽這筆錢將可以用來抵稅,相當於用未來財政的錢在供養這些民辦學校。而中國的民辦學校則完全靠學費收入來維持,學費高低也決定了教師的待遇。這個根本差別決定了中國特色的民辦教育發展路徑和不同格局”。

“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料到”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對二審稿的意見,在三審稿意外流出之後,徹底被淹沒。

陳景亮記得看到三審稿時“整個腦海全部都空白了”,他記得大約是在10月20日,行業內突然流傳開了三審稿的內容,其中有一條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允許辦營利性學校”,而他所辦的學校,幾乎都是初中和小學。

對於三審稿的新增內容,吳華表示,“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有預料到”,二審稿中原本設計的三年過渡期也沒有,而是要求舉辦者在選擇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之後,再進行產權權屬的認定和進行相應的補償和獎勵。

作為多次受邀參加教育部門和立法部門座談會的專家,吳華表示在三審稿長達8個月的起草時間內“沒有任何風聲流出來”。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改動?可以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連寧在三審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所作的說明中找到線索,一是,“有的常委會委員、地方和社會公眾提出,在義務教育領域,應當限制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二是“教育部還提出,根據黨中央精神,不允許舉辦營利性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建議予以明確。經研究,建議增加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對於許多義務教育階段的舉辦人而言,初中和小學確實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和小學,是舉辦人最喜歡涉獵的階段。”張鐵明對此分析,民辦教育在初中和小學階段優勢更明顯。

為什麽要將這塊大肥肉鎖起來?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在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回應稱,“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讓吳華比較擔心的是,未來地方政府將會面臨非常高的管理成本。

“民辦學校設立時的法律狀態非常複雜,有1997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實施以前設立的,有1997年以後到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之前設立的,有2003年以後設立的。在這幾個不同的時間節點上,國家對於民辦學校終止辦學時如何處置剩余財產的規定是不一樣的。

南方周末記者在幾個民辦教育舉辦者的微信群里觀察到,目前討論得比較多的是“過去拿合理回報可能算是違規,而今後再拿合理回報就將是違法”,而過高的法律風險正是大家最為擔心的地方。

謝鼎新坦言,無論地方政府再承諾多麽優厚的辦學條件,也沒有多大意思了。

不過,也有人很高興,“把這些商人屏蔽了,留下了的都是真正具有教育情懷的人。”保定美術中學校長賀宇良覺得,資本的逐利性與教育規律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只有真正的教育人才能辦好教育”。

更多的人擔心投入能否收回。微信群里有人在出謀劃策,對如何合理合法地轉移利潤,只能“虛開支出”,或者“給定個高工資吧”。

也有人很淡定,一個微信群的群主就很樂觀,“等政府建立好完善的監督機制,至少還有三到五年的時間”,舉辦人還有充足的時間把成本收回來。

民辦教育行業內多名投資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等待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出臺。

廣州華美學校的校長陳峰對此坦言:“我們都是在等各個省市的規則細則出臺的時候,再看如何爭取更多的權益。”

(應受訪者要求,謝鼎新、陳景亮為化名)

公益 的歸 資本 民辦 教育 改走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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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探索中國特色小鎮建設新路徑 欲打造“科創小鎮群”

“我們現在已經在商業層面實現了‘客戶需要什麽,我們就設計什麽、生產什麽’的服務導向型發展模式,今年我們還將建新零售體驗店,利用虛擬現實技術營造一個數字化空間,讓消費者直接就可以看到裝修後的效果,哪里不滿意當場就提出修改意見。”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隨中國社科院國情調研組前往佛山高新區調研時,維尚集團董事付建平做了如上表述。作為2016年國家智能制造試點示範項目承擔單位,佛山維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利用技術創新,解決了個性化定制與大規模生產之間的矛盾。

每天,維尚集團的設計師們用設計軟件為消費者做出許多不同的設計方案,與此同時形成生產數據,當這些設計方案傳到工廠,訂單管理系統會把全國的訂單集中起來,再把相同顏色、厚度等同類項的產品放進一個數據庫里,然後根據生產量的多少分批次生產。

每個非標準化部件所代表的加工數據信息會有一個對應的二維碼,工廠的生產線就按二維碼的信息做生產,完成後送到立體倉庫集中,當某個訂單的部件齊了之後立體倉庫就會下達發貨的指令,幾天之後就會送達消費者家中。

從下單到發貨,整個過程完全自動化,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維尚家具自主研發的制造執行系統MES,它會自動通過網絡對各生產設備直接控制,包括裁板、封邊、打孔設備組成機群等等。

“各工序設備之間的自動調配,設備與設備之間的自動調配,以及設備數據自動采集,都需要系統自動識別,統一調控。”付建平說。

如今,維尚家具已經能夠每天生產30多萬塊非標準化部件,生產效率是傳統模式的8-10倍。2016年,公司營業收入逾40億元,保持年增長30%~40%,旗下“維意”和“尚品宅配”兩大品牌在全國擁有近百家直營店,800多家加盟店。

事實上,維尚家具不僅是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也是佛山高新區打造“科技創新小鎮群”創新力量的代表。

2016年7月20日,住建部等三部委發布《關於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計劃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閑旅遊、商貿物流、現代制造、教育科技、傳統文化、美麗宜居等特色小鎮,引領帶動全國小城鎮建設。

在這一方向的指引下,佛山高新區管委會結合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創建工作,規劃打造“科技創新小鎮群”,包括智造小鎮、I.T.小鎮、生命健康小鎮、星光小鎮和珠三角制造業創新小鎮,涵蓋了目前佛山高新區內比較重頭的項目和創新的力量。

這五個小鎮的產業定位各不相同,比如智造小鎮重點發展3D打印、智能裝備等領域的先進制造業。IT小鎮重點發展新媒體和動漫創意、健康診斷和可穿戴設備、工業設計、VR虛擬現實和AR增強、智能交通、3D打印等泛IT技術。生命健康小鎮重點發展醫療科教、康複醫療、健康養老等健康服務。制造業創新小鎮重點培育高端裝備、智能制造、新材料、新光源等特色先進制造業集群。

佛山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南海區委副書記劉濤根表示,之所以稱為“小鎮群”是因為這些產業在是可以互通的,未來每個小鎮既有龍頭產業,也有其他產業參與進來,形成共同促進的一張網。

“我們去過浙江等國內特色小鎮做得比較好的地區考察過,都是以一個項目或平臺作為特色小鎮,目前還沒有發現以小鎮群形式出現的。我們這個小鎮群既有各個小鎮的主導功能和發展策略,更強調在規劃、招商方面的整體統領和協作,形成合力,並將這股合力輻射影響至整個佛高區,從科技創新源頭來驅動佛山高新區快速發展,優質發展。”劉濤根說。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鋼表示,特色小鎮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有特色的產業,“就像人一樣,要有個營生,靠什麽活,佛山的思路是比較清晰的”。

佛山 探索 中國 特色 小鎮 建設 新路 打造 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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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改探新路:四川理縣村民按手印支持集體“截留”補償款

擺在第一財經記者面前的是兩張按滿了鮮紅手印的簽名表,它們分別來自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古爾溝鎮的丘地村和甘堡鄉的熊耳村。

按手印的是兩個村的村民。他們支持在本村實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而這項改革的核心是:同意村集體“截留”一部分國家撥付的生態效益補償資金,山林保護成效與補償效益掛鉤。保護好的多拿,保護不好的扣減。

“國家對生態效益補償資金如何發放沒有具體的細則,只是要求將補償資金直接發放到林權所有者手里。”5月12日下午,理縣環境保護和林業局副局長薛樵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但國家政策留有一個口子,就是獎罰分明。理縣依據此進行了細化。”

薛樵承認,“當時推進這項改革,心里確實沒底,也怕犯錯誤。”

理縣丘地村林改表決情況表

理縣熊耳村林改表決情況表

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

理縣位於長江上遊,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屬典型的高山峽谷地貌。全縣總人口4.57萬,其中農業人口3.5萬人。

這里不僅是成都平原重要的水源涵養地,也是長江、黃河流域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以及大熊貓、羚牛、川金絲猴等重要珍稀動物的棲息地,是國家乃至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重要區域。

四川理縣幅員面積4318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43.6%。攝影/章軻

薛樵介紹,理縣被列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在四川省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屬限制開發區域,具體定位為“川滇森林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

5月12日上午,第一財經記者到理縣環境保護和林業局找到了有關當地林改的相關歸檔文件。

一份2009年11月6日制定的《丘地村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工作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稱,這項改革的目的是“切實明晰林地、林木產權,確保生態受保護,林農得實惠。”

當年,丘地村有農戶59戶,共計255人。《實施方案》確定的林地管護措施是“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也稱“動錢不動山”。經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以上成員討論通過,林地由村民集體統一經營管理,但要將現有林地、林木均攤或折股量化分配給全體村民均等持有,即“均股、均利”,實行林權到戶、集中管護、民主管理、財務公開、單獨核算。

《實施方案》還規定,“收益的70%以上按股權分配,剩余部分除支付林地管護人員工資外,用作本村公益事業基金。”

熊耳村曾經是理縣81個村中最貧困的,村民們分散在海拔2400多米的山上居住,最高的村民小組海拔在2600多米。

熊耳村的林改方案與丘地村大致相同。該方案規定,通過召開村民大會,村集體林由村集體組織統一經營管理,所獲收入的90%按村協商的分配辦法進行分配,提留10%用於村公益基金。方案規定,對參與管護的各戶實行獎懲制度,管護好的從提留的10%中拿出一部分給予獎勵,管護不好的“該扣錢的要扣,以此來調動村民的積極性”。

薛樵告訴記者,理縣自2009年起實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按照“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原則,將林權證發到村(組),將股權證發到戶。全縣共發放林權證95本,股權證9559本。“因此,理縣集體林管理模式是實行股份經營管理集體山林”。

理縣林改中的林權證和股權證。攝影/章軻

“實行均股均利林改的村(組)都成立了集體林股份經營管理的股東會,股東由村民戶主代表組成。”薛樵介紹,股份經營管理董事會和監事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根據各村村民人數自行確定,一般為5-7人。之後,村委會將集體山體委托董事會進行經營管理,董事會公開招聘管護人員。

薛樵介紹,理縣享受生態效益補償公益林面積100.5萬畝,其中國家級公益林97萬畝,省級公益林3.5萬畝。2014年,隨著集體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提高到每畝14.75元,理縣每年的生態效益補償金有1483.6萬元。集體股權農戶9594戶,受益人口36680人,平均每人400元。

對於國家撥付的公益林管護補償金,理縣的辦法是由股東會討論決定分配比例,報林業局備案,原則上10%到30%“截留”給董事會。董事會管理此項資金,包含運行費、公共事業費和巡護隊員工資,其余部分到農戶。

改革後,理縣全縣81個村、2個居委會共成立了88個集體山林經營管理董事會。2016年全縣公開招聘管護人員218人。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為確保此項改革順利開展,理縣還根據有關林業法律、法規,出臺了《理縣集體公益林護林員管理辦法》《理縣集體林地檢查驗收評分標準》《理縣集體林股份經營管理方案》和《理縣天然林資源保護二期工程集體與個人所有公益林管理辦法》等文件。

林改提高了生態保護效率

理縣的林改給村民們帶來了什麽?又給生態保護帶來了什麽?

5月11日至12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阿拉善SEE公益機構的項目官員進行了實地走訪。

“我們這里家家都有500平米左右的小別墅,村民既是農民,又是股東,年人均收入在12000元以上。”12日上午,丘地村黨支部書記三郎乓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記者在這里看到,數十棟極具嘉絨藏族房屋建築特色的石砌民房沿街整齊排列,色彩斑斕。一彎清水沿著街道順流而下,流水潺潺,清澈見底。“這水可以直接飲用。”三郎乓對記者說。

理縣丘地村整潔美觀的村容村貌。攝影/章軻

他介紹,丘地村有三個支柱產業,第一個是水電收入和高山牦牛飼養基地。丘地村原址在距目前12公里的地方,由於建水電站,全村搬遷過來。於是,他們采取村集體和村民個人融資方式,投資2000萬元,以25%的股份參與華電公司的九架棚電站開發,電站投產後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此外,還包括每年30多萬元的公益林管護收入和每年十幾萬元的草畜平衡補貼。

“第二個支柱產業是林中資源。這個季節正是挖蟲草、采松茸的時間。你在村里看不到村民吧,他們都上山了。”三郎乓說,由於特殊的氣候和山地條件,當地的蟲草個大飽滿,“每只能賣上50、60元,采蟲草的剛下山,蟲草就被販子收走了。”

第三個支柱產業是農家旅遊。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近年來,丘地村開發了“古爾溝溫泉-丘地民俗生態觀光遊-登山基地戶外搶險行”旅遊線路,全村家庭日接待能力超過400人。

在熊耳村,記者同樣看到村里空蕩蕩的。“村民們有的在修路,有的上山采蟲草和松茸了。”熊耳村村主任楊文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楊文忠介紹,熊耳村由於地處山地,村民們有養羊的習慣,羊只啃食對植被破壞十分嚴重。“最多的時候,村里有1600多只羊。林改時,全村140戶中有27戶養羊。林改後成立的董事會規定,農戶如果不賣掉羊,就不能享受林改相應的政策。這樣,絕大多數的農戶都把羊賣了,從事收入更高的養蜂。加上種植蔬菜、水果等收入,2016年村民人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

楊文忠說,村集體還開辟了40畝地種植紅富士蘋果,又規劃建設了可以養殖近200頭藏香豬的養殖場,但目前還屬於投入期,明後年才會有收益。

“在理縣幹旱河谷區內通過人工造林,遏制了土地荒漠化現象。”薛樵對記者說,幹旱河谷植被恢複受立地條件的限制,造林困難,適宜樹種生長緩慢,但該地區又具有生態區位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加強後期的管護工作確保來之不易的造林成效。而適合理縣本土實際的林改,調動了全體村民的積極性,壯大了幹旱河谷區內人工幼林地和全縣集體林地的管護隊伍。

薛樵說,隨著公益林補償改革措施的實施,理縣不達標被扣減補償的社區從2011年的31個下降到2015年的4個和2016年的1個。而優秀的社區則在2016年達到了45個,明顯提高了理縣的生態保護效率,

生態環境的改善,也帶動了理縣旅遊產業的發展。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理縣生態旅遊接待人數為17萬人次,旅遊業產值386萬元。到了2016年,理縣生態旅遊接待人數為66.46萬人次,旅遊業產值達到9445萬元。

 

林改 改探 新路 四川 理縣 村民 手印 支持 集體 截留 補償款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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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金“明碼實價”硝煙再起,費率透明化成中小券商突圍新路徑

正在轉型路上的券商經紀業務,又來了“攪局者”。切入點同樣是傭金,但扛起的大旗,卻是傭金費率透明化。

而這一次,“鯰魚”則是急欲突圍的是川財證券。不同於以往,川財證券並未以價格戰為突破口,而是將槍口指向傭金透明度問題:通過其“明傭寶”APP,公開標明每位客戶的實收傭金費率,不論客戶資金大小都按照同樣標準收取傭金、融資費率。

“多年來,證券行業一直存在傭金費率不公開、看人報價的問題,同樣的服務,不同的人,傭金高低相差很大。明碼標價技術上不難,關鍵是願不願意。”川財證券總經理助理周蔚說,通過此舉,可以讓券商傭金走向透明。

選擇傭金作為突破口,幾乎已成為中小券商轉型的標配。隨著市場不斷變化,高度依賴經紀業務的中小券商,打價格戰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在此背景下,中小券商轉型,必須通過差異化策略另辟蹊徑。如今,傭金率雖然不斷走低,傭金明碼實價卻沒有先例。

傭金明碼實價

“‘明傭寶’正式上線以來,客戶開戶量數倍上升。”在日前的媒體交流會上,周蔚稱,該產品於去年12月上線,最大的特點是公開標明實收傭金費率,並對所有客戶實行“一口價”。此外,該產品還將上線零手續費的保證金理財,收益為活期存款的10倍。

“很多券商實收傭金要前往交割單計算,要投資者動手算,有些人根本沒這個意識,甚至不會算或懶得算,放在賬戶最顯眼的位置,掃一眼就知道自己的實收傭金率。” 川財證券總經理助理周蔚說,此舉改善了客戶體驗,也是產品競爭力的體現。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中小券商,此舉為川財證券突圍提供了可能。但傭金明碼標價的做法,也讓川財證券承受不小的收入壓力。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行業平均傭金率為3.94‱。而川財證券推出的“一口價”,要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接近40%。

而川財證券年報數據顯示,2015 年、2016年,該公司營業收入 7.93 億元、5.22億元,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為4.72億元、3.75億元,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分別接近60%、67%,經紀業務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碼實價意味著主動割舍既有利益,也意味著收入可能面臨縮水,肯定對自身的收入有影響,未來帶來什麽好處又不確定,2017年9月制定方案時,公司內部分歧很大,尤其業務部門擔心收入是否能完成。”周蔚稱,投資者是證券市場基石,應該得到應有的公平和尊重,明碼標價這條路非走不可。

周蔚稱,萬分之2.5的傭金費率,也是目前深圳市場公開價格,但回顧電商等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透明化和標準化,可以有效挖掘客戶需求,提升客戶的體驗,從而獲得市場的認同,這也是川財證券明傭寶選擇的原因。

中小券商差異化突圍

以低傭金作為突破口,幾乎已經成為中小券商近年轉型的標配。早在2014年,國金證券、中山證券等,就率先了開始降價。但時隔四年之後,單靠降低傭金率,能否奏效尚是未知數,傭金“價格戰”的空間已經不大。

根據證券業協會統計,2016年,全國129家證券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3279.94億元。其中,代理買賣證券業務凈收入1052.95億元。而在2017年,前述數據分別為3113億元、820.92億元,分別下降了166億元、230億元,經紀業務收入降幅接近22%。

經紀業務收入在大型券商收入構成中的比重,也在持續下降。根據公開披露,2017年,中信證券營業收入433億元,而經紀業務收入占比約為25%;海通證券同期營收為282億元,而經紀業務分別為收入占比也不到40%。根據證券業協會數據,2016年,經記業務收入在券商全部收入中的占比接近34%,而2017年已經降至26%左右。

與此同時,中小券商的收入、利潤,仍然高度依賴經紀業務。業內人士稱,一些中小券商經紀業務傭金收的比重,甚至達到50%以上。隨著不斷競爭加劇,券商經紀業務大幅下降,目前平均傭金率大約萬分之四左右,而且總體仍呈現下降趨勢。這就意味著,如果繼續降低傭金,必然對中小券商的收入、利潤產生巨大沖擊,降價空間已經不是很大。

同時,中小券商還面臨大型券商的壓力。在2017年年報中,國泰君安、華泰、廣發等大型券商,已將金融科技寫入核心競爭力。同時,大型券商豐富的產品、業務手段、工具、客戶基礎等,中小券商也難以正面競爭。

在此情況下,借助互聯網技術差異化競爭,為中小券商擴大客戶基礎、轉型提供了可能。川財證券傭金明碼實價的關鍵,也並不降低費率水平,而是指向券商傭金長期以來的不透明、不公開問題。在川財證券之前,鮮少券商關註,亦無傭金明碼實價的先例。

根據現行規定,證券交易傭金采取浮動費率,券商向客戶收取的傭金,不得高於交易額的千分之三,不得低於代收的證券交易監管費、交易所手續費。在此基礎上,券商制定傭金標準時,有較大的浮動空間,針對不同的客戶,實行差異化的傭金率。

傭金價格不透明,還引起了大量糾紛。業內人士稱,投資者如果不主動申請調傭,費率都基本停留在開戶時的水平。當時,傭金費率多數高達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而當下全市場的平均傭金水平,已降到萬分之四左右。

“零售商業明碼實價已經是通行慣例,多年來,證券行業一直存在傭金費率不公開、看人報價的問題,同樣的服務,不同的人,傭金高低相差很大,不同客戶的傭金最多相差10幾倍,顯然是不合理。”周蔚稱,川財證券此舉,可以讓券商傭金走向透明。

目前,券商傭金率在萬分之22.5到3‰之間,由於定價不透明,新客戶比老客戶低,沿海比內地低,省會城市比三四線城市低,競爭越激烈的地區傭金越低,反之則越高。而資金量大的客戶,也可能享受更低的傭金。入市越早,傭金就越高。

“我們規模比較小,必須一方面補差距,一方面突出特色,做大客戶規模。”周蔚說,明傭寶將引入智能投顧,利用大數據發掘、識別投資者投資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系統自動為其推薦公募基金組合,但川財證券更願意關註監管信息,比如投資者對券商的投訴,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行業有能力解決,但又沒有解決的客戶需求和痛點,實現差異化競爭,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傭金 明碼 實價 硝煙 再起 費率 透明 化成 中小 券商 突圍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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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回歸新路徑:CDR落地日近

在港交所大刀闊斧開展發行制度改革之際,A股市場也有新動作。3月30日,CDR(中國存托憑證)試點正式官宣,明確符合條件的“獨角獸”公司可選擇CDR或IPO方式回歸A股。

隨著5月21日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發布《存托憑證登記結算業務細則(公開征求意見稿)》(下稱《細則》),市場參與者正感受到CDR落地越來越近。有消息稱,百度已經選定華泰證券,網易選定了華泰證券和中信證券擔任保薦機構。日前小米集團向港交所遞交招股說明書,阿里巴巴、京東等互聯網巨頭被紛紛猜測有望年內“回歸”,更是引爆熱點。

市場觀點認為,未來CDR的落地將解救因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額度限制以及中美兩地交易時間的不同等而受困擾的中國投資者,年內或有2~3家符合要求的公司發行,預計初步融資規模將達1700億~3500億元。

CDR腳步臨近

實際上,繼3月底發布《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幹意見》後,證監會就緊鑼密鼓開展行動,為CDR發行鋪路。

5月4日,證監會宣布就《存托憑證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反饋截止日為6月3日,預計《管理辦法》最快將於6月份正式發布。第一財經記者此前從監管層獲悉,待相關配套規則發布之後,有發行CDR意向的企業即可制定申請文件,預計最早6月份即可開始申請試點。

值得註意的是,試點企業境內上市方案不僅適用於境內註冊的未上市企業,也適用於未上市的紅籌企業(指註冊地在境外、主要經營活動在境內的企業)。這是紅籌企業首次被允許在境內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5月29日在出席第15屆上海衍生品市場論壇時表示,過不了多久,境外上市的紅籌科技公司將在滬深股市發行CDR,促進中國科技企業與中國資本更好地結合。

此外,證監會放寬了試點企業在境內上市的監管要求——只要在上市前充分披露,試點企業可以采用VIE架構和多層股權結構。證監會同時還免除了對試點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連續三年盈利的要求。

證監會表示,中國存托憑證的持有人依法享有存托憑證代表的境外基礎證券權益。不過,證監會尚未公布有關CDR發行模式的細節,存托憑證與基礎證券之間轉換的具體要求和方式也將由證監會另行規定。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認為,CDR有兩種可能的模式:“發行新股”或“掛牌”的模式。前一種模式下境外上市公司可以向內地投資者發行新股(CDR)(類似於增發)進行再融資;而後一種模式下並沒有新股發行,CDR有點類似於一個以境外上市股份為基礎的境內交易衍生金融工具。這兩種可能的模式並不相互排斥。

5月11日,證監會修訂《證券發行與承銷管理辦法》(下稱《辦法》)部分條款,並公開征求意見至6月10日。

《辦法》的修訂內容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將試點企業發行存托憑證納入《辦法》適用範圍;2)允許發行規模2000萬股(含)以下的企業也可通過向網下投資者詢價方式確定發行價格,不限於直接定價;3)規定對網下配售的股份可根據需要靈活設定鎖定期,設鎖定期的股份不參與向網上的回撥,同時允許發行存托憑證的企業根據需要向戰略投資者進行戰略配售和采用超額配售選擇權,減少對市場的沖擊;4)明確未盈利企業估值指標的信息披露要求,應披露市銷率、市凈率等反映發行人所在行業特點的估值指標,估值體系更加多元和合理。

而5月21日公布的《細則》作為CDR重要的配套措施,對CDR各項登記結算業務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細則》針對CDR所涉及的證券登記、存管、結算等具體業務給予明確規範的同時,還考慮兼容“滬倫通”業務模式,為“滬倫通”預留了制度空間;明確暫不辦理存托憑證的質押登記業務,以及稅費收取和證券結算風險基金計提的具體問題。

除了上述公布的細則外,CDR其他相關系列規範性文件正在制定中。

預計初步融資規模超千億

今年以來A股市場新股的審批、發行節奏和量級與去年相比有所放緩。根據Wind統計,審核方面,2017年4月首發審核50家,通過率82.0%,2018年4月首發審核19家,通過率57.9%;發行方面,2018年4月IPO首發9家,募集資金57.7億元,分別同比下降了76.3%和72.3%。

中信建投分析師陳萌認為,存托憑證的發行對於二級市場新股供給將形成顯著增量貢獻,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軟件和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行業的優質獨角獸企業,以及相關產業鏈上下遊的標的。

以往內地投資者受困於QDII額度限制,以及中美兩地交易時間的不同,對美股中概股的參與較少。然而無論從市值占比、市場表現,還是中概股巨頭來看,美股中概股都日益成為投資者不可忽視的重要投資方向。

新時代證券中小盤研究團隊認為,允許CDR進行戰略配售與采取超額配售選擇權對穩定二級市場具有重要意義,有利於A股市場平穩地接納以CDR回歸的紅籌企業,是為創新企業境內上市做出的適應性改變。

國金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李立峰表示,預計年內首批試點發行1~2家(市場預期阿里巴巴、京東的可能性較大),融資規模500億~1000億,發行時間或在今年三季度末或四季度。

國信證券分析師董德誌則認為,年內或發行2~3家,目前符合要求的公司共有BAJT 和網易5家互聯網巨頭,市值約7萬億元,按照2.5%~5%的融資比例進行測算,預計CDR初步融資規模達到1700億~3500億元,約占當前A股總市值的0.3%~0.6%。此外,對於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創新企業,國信證券篩選出共29家符合標準的公司有望發行CDR或IPO上市,市值約2.7萬億元。

由於IPO準備時間成本較高,且估值指引於7月1日起開始實施,估值規範應用時間相對較晚,董德誌預計CDR和IPO融資將分步驟進行,融資節奏會“先CDR後IPO”。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5月28日研報指出,結合考慮大概率發行CDR及潛在滿足CDR發行條件的企業,如果所有試點企業在1年內完成回歸,預計CDR業務將在2018年為券商行業帶來的平均凈收入、平均凈利潤分別為97.96億、51.37億元。

光大海外策略陳治中表示,CDR改革給予了內地投資者投資美股中概巨頭的機會,同時也代表著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和方向。實際上,無論是A股還是港股,政策的制定者們正在積極“求變”。

4月24日,港交所正式公布經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新上市規則在4月30日生效,不僅為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發行人的上市合適性提供了具體指引,還提出接受同股不同權的創新產業公司上市。另外,允許合格發行人在港第二上市。國信證券認為,香港大刀闊斧的發行制度改革或吸引更多優質境內新興企業在港發行上市。同時,新興企業或在港上市後采取發行CDR的形式回歸A股。

市值大於10億美元的中概企業主要以ADR方式上市(資料來源:WIND、新時代研究所)

市值大於10億美元在美上市的“四新”企業共有33家(資料來源:WIND、新時代研究所)

“獨角獸”的蜜糖

今年,證監會明確提出對“生物科技、雲計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四大新興行業“獨角獸”IPO即報即審,深交所、上交所也要對“獨角獸”企業上市開設綠色通道。證監會副主席姜洋5月19日稱,證監會正推動發行上市制度進行“戰略性轉向”。CDR的即將推出,更是進一步為“獨角獸”企業提供了“回鄉的船票”,讓國內的社會資本得以擁抱它們。

5月17日,中國移動董事長尚冰在香港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上表示,將考慮通過CDR重新回到內地上市,主要目的是讓9億國內用戶“分享增長的成果”。“我們正在密切關註(CDR機制)。不排除我們的子公司重返A股市場進行IPO的可能性。”尚冰稱,公司將考慮各方的利益,尤其是現有股東的利益,以及公司的長期發展。

國際上對獨角獸的定義標準大致為三點:成立時間不超過十年;獲得過私募投資,且尚未上市;企業估值為10億美元以上。中國的定義除了滿足以上三點外,還需是在中國境內註冊、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若企業滿足以上四個條件且估值超過(含)100億美元的則被稱為“超級獨角獸”。

CB Insight數據統計顯示,從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來自美國的共118家,占49.78%;中國緊隨其後,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為英國和印度,分別有13家和9家。從估值角度來看,在2014年與2015年達到峰值,2018年總體規模為8370億美元。中美兩國之間差距不大並且平均每家企業估值中國遠高於美國。如果按行業來估值,排名前三的為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和軟件服務,約占整體估值的45%。

根據《2017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截至2017年底,未在境內外上市且估值達到200億元的“獨角獸”約為29家。其中,融資輪次達到C輪及以上的包括滴滴出行、美團點評、餓了麽、小米、蔚來汽車、口碑網、今日頭條等。新時代證券分析師孫金鉅認為,能拿到C輪融資的企業已具備較成熟且清晰的盈利模式,多數企業在拿到C輪融資以後開始籌備上市,而達到B輪融資的公司中有90%因拿不到C輪融資而陷入資金困境。

這些“獨角獸”各輪融資金額中位數較過去大幅提高,一方面由於目前“獨角獸”各輪融資時間比在美上市“四新”企業晚了近十年;另一方面是因為“四新”企業之間競爭變得更激烈,後進入者面對激烈的競爭,對融資需求大幅增加。然而,從企業成立日到上市日來看:新浪和搜狐成立後分別僅用1.4年和2.4年就實現上市,市值大於10億美元、在美實現上市的“四新”企業平均歷時8.0年,快於A股的電子(10.6年)、計算機(11.1年)、通信(11.2年)等行業的平均水平。

《獨角獸報告》顯示,目前在美中概股共188家,總市值1.77萬億美元,折合11.1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A股總市值的19.9%。從發行方式看,有105家企業以ADR(美國存托憑證)方式上市,占比56%;從行業分布看, “四新”企業主要分布在信息技術、可選消費、醫療保健和金融行業,合計占比67%,其他企業主要分布在能源、工業和公用事業等傳統性行業。其中,市值大於10億美元的“四新”企業約為33家,市值合計約8090億美元,並且這些企業在赴美上市前大多獲得過VC/PE機構的投資。

2017年已經上市的中國“獨角獸”企業包括眾安保險、融360、閱文集團、藥明康德、中信建投證券、iReader掌閱科技等。今年3月,尚德機構在紐交所上市,彈幕網站嗶哩嗶哩和視頻網站愛奇藝亦先後正式登陸納斯達克。5月3日,小米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作為今年最受關註的IPO,多家券商對小米的估值超過1000億美元。

截至截稿,2018年已經有超過10家中概股“獨角獸”赴美上市。市場不僅接連傳出螞蟻金服、騰訊音樂、滴滴出行等內地科技巨頭籌備IPO的消息,更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稱,當下至少十數家內地科技公司已就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進行IPO,與投行人士和潛在投資者進行商討,這些公司總估值約5000億美元。

中概 概股 回歸 新路 CDR 落地 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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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開創融合新格局 探索發展新路徑——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年間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親自見證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一年多來,“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備受關註的熱詞,中國南方這片活躍度極高的經濟熱土,又以嶄新姿態吸引了各界關切的目光。

在中國發展昂首步入新時代的宏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藍圖正化為腳步堅實的行動,願景正變成風生水起的現實——從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從探索科技創新合作到謀劃構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邁開了打造國際一流灣區的步伐,生動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一國兩制”新實踐的勃勃生機。

互聯互通為大灣區“通脈”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香港人李誌平常年駕駛大巴車往返廣東江門與香港,深圳灣口岸經沿江高速通過虎門大橋,是他最熟悉的路線。如今,他翹首盼望著一條更便捷的通道——港珠澳大橋。“只要大橋啟用,我一定會選擇這條路,時間準,還不堵車,大家都方便。”他說。

一橋飛架三地,碧海終成通途。據了解,有“超級工程”美譽的港珠澳大橋已全線貫通,進入通車前最後準備階段。

在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朱永靈看來,這座全球最長跨海大橋集三地之力、融三地之智、便三地之民,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代表性工程。“三地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在大橋建設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大橋必將成為連接粵港澳大灣區東西兩岸的重要樞紐。”他說。

李誌平工作的江門勝利汽車站每天有13班直通車前往港澳。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車站正加緊改造,即將成為香港機場的一個候機地點。這讓李誌平對自己的工作前景充滿了新期待。

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標誌性項目。此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計劃三季度正式通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及內地口岸區建設工作已進入尾聲;蓮塘/香園圍口岸、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等項目也在加快進行。另據了解,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已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2020-2030年)》編制工作,未來大灣區將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除便利交通措施外,中央過去一年出臺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8月3日,國務院宣布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等事項的決定,其中包括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事項。得知這一消息,在內地就讀研究生的澳門青年盧震豪格外高興。

“未來我最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因為有便捷的港珠澳大橋,開車穿梭三地會十分方便。”他表示,更重要的是,包括取消就業許可證在內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使澳門青年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條件,迎來了更好的發展機遇。

廣東省推出了“便利灣區”18項舉措。前海、橫琴、南沙率先實現港澳居民就業免辦就業許可證;專業資格互認深入推進,前海、橫琴試行香港工程建設模式;全省有52所高校面向港澳招生,港資澳資醫療機構達46家……

42歲的香港居民李誌健2015年來到深圳前海工作,從取消就業證到繳納和提取住房公積金享受市民待遇,他在內地工作生活的獲得感大大增強。不久前,他還競聘成為深圳市前海能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生產服務部副部長。

“職業上有發展空間,收入上有保證,生活和工作環境更友好,我想在前海待下去。”他說。

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基礎性要素,一年來取得的顯著進展是大灣區建設的早期收獲,已經使三地尤其是港澳同胞受益。

創新合作為大灣區“充電”

香港青年聯會副秘書長廖永通2006年來到內地,開啟自己第一個科技創業項目,目前在深圳做電動滑板車項目。因為有切身體會,他十分看好國家創新科技快速發展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

“包容的環境、扶持的政策,從金融服務到硬件設施的完善配套,加上背靠內地龐大市場,這樣的環境非常適合香港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廖永通說。

一年多來,從青年人才創業到高校聯合科研,從產業園區建設到跨境項目投資,科技創新合作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王福強介紹說,廣東已出臺《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打造產業聯動、空間聯接、功能貫穿的創新經濟帶。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方案》,為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進行頂層設計。

今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首次為發展創科額外預留逾500億港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科研合作、培育初創企業、推動產業發展等。特區政府計劃5年內將研發總開支大幅增加到每年約450億港元,在GDP中所占比例由0.73%提升至1.5%。

據了解,科技部、財政部今年5月出臺規定,鼓勵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組織實施;深圳和香港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推動港澳高校對接廣東科技成果轉化,6所香港高校在深圳設立72個科研機構;粵港聯合創新資助項目達151個。

在科技創新合作熱潮中,粵港澳三地青年人才意氣風發。今年7月,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在橫琴揭牌創業基地,以此搭建三地青年專業人才培養合作交流服務平臺。

“我們希望借助橫琴基地這個平臺,以大灣區發展規劃為藍圖,幫助更多港澳青年來橫琴創新創業。”該協會創會主席李培說。

創新機制為大灣區“定盤”

過去一年間,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與粵港澳三地,落實《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共同推進相關工作,尤其在合作機制上進行綜合協調。通過創新合作機制,卓有實效地形成合力,推進高層次融合,是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保障。

去年6月和12月,內地與香港、澳門分別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下的投資協議和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標誌內地與港澳經貿交流合作邁入新階段。據統計,粵港澳經貿合作與雙向投資發展形勢喜人,2017年廣東對港澳進出口額、實際吸收港澳投資和對港澳投資分別占全省的17.3%、82.8%和57.5%。

值得註意的是,港澳參與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南沙、前海、橫琴進駐港澳資企業分別達1700家、8000家、2800家;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紮實推進;南沙粵港澳青年創新工場、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等基地建設加快,累計建成科技企業孵化器868家,其中國家級110家。

今年5月,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正式簽約。該基金將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重大平臺建設、培育新興產業、共建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概念深入人心、機構紛紛成立、對接構想不斷推出、創新合作成果已然顯現……王福強說,一年多來,以框架協議簽署為起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起步,發展藍圖已從構想轉化為行動。從政府到民間,從學界到商界,從機構到個人,各方力量正凝聚起來。

一年多來,僅珠三角九市和相關部門就舉辦了近百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題峰會、論壇等活動,三地各界廣泛參與。把握歷史機遇、建設一流灣區,正在激發內地與港澳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共襄盛舉的豪情壯誌。

世界灣區經濟,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數據顯示,粵港澳大灣區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800萬;2014至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GDP實現“四連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則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除突出的區位和產業優勢外,“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更是獨具一格。

回顧一年來的建設成果,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在中央關懷、支持下,立足三地優勢、加強三地聯動,進一步高質量高效率向前推進。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大灣區和城市群,必將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圖景。

責編:李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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