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結構性稅改進行時：企業「吐槽」，稅負不降反升？

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大改革，「營改增」在上海試點4個月後，試點行業和企業紛紛「吐槽」稅負不降反升，難以抵扣進項，補貼不透明，此項稅改正在呼喚配套措施

2012年5月6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經濟對話「聯合成果」中的一項是：中方「營業稅改增值稅」將擴至所有服務業。據悉，今年下半年，北京有望跟進「營改增」試點改革，此外津、深、寧、穗等地也已提出試點申請。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消除重複徵稅，是我國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最根本」內容，其意義被認為「超過了1994年分稅制以來任何一項稅制改革」。

「營改增」從今年1月1日起在上海地區12.9萬家（截至3月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中開始試點，至今已實施四個多月時間。在官方的評價中，試點達到了結構性減稅的目標。

國家稅務總局一位領導在近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中稱，營改增試點可以降低大部分納稅人稅收負擔。官方數據顯示，參與試點的小規模納稅人稅負下降超過40%。

但行業協會給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今年3月，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簡稱中物聯）對上海65家物流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物流企業特別是運輸型物流企業普遍反映「稅負大幅增加」。

報告稱，這些企業在2008年至2010年年均營業稅的實際負擔率為1.3％，其中運輸業務負擔率平均為1.88％。而實行「營改增」後，即使貨物 運輸企業發生的可抵扣購進項目實務中，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增值稅負擔率也會增加到4.2%，上升幅度為123%。

調查報告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在上海試點中應進一步發現和解決相關問題。在問題沒有充分暴露，沒有找到相應解決辦法的情況下，貿然擴大試點範圍，將會產生較大震動。」中物聯呼籲。

南方週末記者赴上海實地調查「營改增」試點企業的真實稅負增減情況，發現這一看上去很美的減稅改革，在具體操作中的確枝節橫生，問題繁多。

鏈接：「營改增」試點

今年1月1日在上海正式啟動的交通運輸業及部分現代服務業的「營改增」試點，具體包括陸路、水路、航空、管道四大運輸服務業，以及部分現代服務業，包括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和鑑證諮詢服務。

根據試點方案，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物流輔助服務如倉儲、配送及貨運代理等實行6%的增值稅稅率，代替過去5%的營業稅稅率。

增值稅，我拿什麼來抵扣你？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於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

「營改增」之後，上海市增值稅稅率由兩檔調整為四檔，在17%和13%的原稅率之外，增加了11%和6%兩檔低稅率，分別適用於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而此前，其所適用的營業稅稅率分別為3%和5%。

與營業稅「簡單地」根據營業金額來核算所不同，增值稅是根據「增值部分」來徵收。通俗而言，按照企業的「收入部分」確定應徵稅額的「銷項」後，可以 用「成本部分」作為「進項」用來抵扣，抵扣得越多，企業要繳的增值稅越少。因此理論上，「營改增」可避免重複徵稅，減輕企業稅負。

但上海的試點情況卻並非如此。

「『營改增』後，我們的稅收負擔直線上升，比起之前的營業稅，增值稅幾乎翻番了。」快人快語的竇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竇雅是上海一家高端化學品船運公司的財務經理。

竇雅「曬」了一下公司的概賬：2億元的年收入，成本為1.5億元，「營改增」之前繳納3%的營業稅，即600萬元。而改為徵收增值稅後，公司卻需繳納1050萬元的稅——稅負比之前上升了75%。

稅負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大部分成本無法作為「進項」加以抵扣。以該船運公司為例，其成本的大頭是燃料費和人工費用，分別佔總成本的31%和27%，按規定只有燃料費可以作為「進項」進行沖抵。

但燃油這個大「進項」能否被抵扣，也存在很大變數。因為不管海運還是陸運，運輸企業免不了在外地加油，而當外地加油站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企業就拿不到抵扣的憑證從而「抵扣無門」。

即使油費可以抵扣，加油站要求運輸公司購置油卡，把油卡用完才給開增值稅發票。也就是說企業必須累積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加油小票後，才能換回用以抵扣的增值稅發票。這中間的現金利息成本自然由企業承擔。

一些按規定可以抵扣，卻由於對方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的環節，目前同樣無法作為進項抵扣，比如維修費，大多數維修店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

還有一大塊無法抵扣的成本，是營改增試點前購置的固定資產的折舊支出。竇雅所在的船運公司之前購置的船舶使用年限是20年，20年內以「船舶折舊」的形式分攤，佔每年總成本的16%。目前這部分成本無法參與抵扣增值稅。

中物聯的調研結果顯示，「營改增」後，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企業實施11%的增值稅稅率，由於運輸企業的人力成本、路橋費等不在抵扣範圍，約佔到總成本的35%，有些企業稅收負擔甚至增加2倍以上。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於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竇雅說。

與營業稅比，增值稅的計算和徵收要更複雜，其對企業會計、財務、信息系統都有更高的要求。為此企業都必須重新購置打印增值稅發票的指定設備，支付接入聯網和維護的費用，並增加專業人手。對於企業來說，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

強弱分明的稅負轉嫁能力

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而「營改增」導致的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物流行業的提價潮。

按照試點的規定，交通運輸服務類企業稅率為11%，當可抵扣項缺乏時，比此前5%的營業稅要高出很多。

上海一位從事物流諮詢的業內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從物流行業來看，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但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這一行業的提價潮。

處於物流運輸業最上游的是解決方案提供商，也稱為「總包商」，它們承接製造企業的整體外包方案，再分包給不同的代理、運輸企業。這類企業一般員工數 量少，從而人工成本低、稅負低，同時它們談判能力強，可以轉嫁稅負，「處於上游的總包企業可讓下游的分包商開具增值稅發票，直至最後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運 輸、快遞企業。」上述人士認為。

而一線的運輸、物流和快遞企業人力成本佔比最高，其人工、倉儲、固定資產等很多成本項目現在無法拿到增值稅發票抵扣，也無法向客戶轉嫁稅負。同時， 上遊客戶中原有的增值稅納稅人會要求企業出具11%的增值稅發票，以擴大自身進項抵扣稅額，這又加大了自身抵扣困難的物流企業的成本。

「目前按交通運輸服務稅目試點徵稅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導致試點後企業實際稅負大幅增加。尤其是貨物運輸是充分競爭的行業，平均利潤率只有3%左右，稅收負擔大幅增加，企業內部無法消化。」上述中物聯的報告認為。

面對陡然升高的稅負，微利企業唯一合理的經濟行為是提價。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業務主管合夥人李軍表示，在營改增後應當培育「調價也可以雙贏」的思維，前提是對方也可以進行增值稅的抵扣。

李軍舉了一個例子：某廣告公司在繳納營業稅時，收入為100萬元，繳納5%的營業稅後的收入是95萬元；「營改增」後，這家企業最理想的情況是可以提價到106萬元，而如果其客戶可以憑增值稅發票抵扣，那麼雙方有可能以106萬元成交，雙方的利潤均不減少。

但如果客戶不能進行增值稅抵扣，且具有強談判力，就很可能不接受漲價。比如該廣告公司的客戶是「財大氣粗」的商業銀行，而銀行目前還沒進入「營改增」試點，就很可能不接受廣告公司6%的漲價幅度。這樣一來，假如沒有足夠的進項抵扣，廣告公司的盈利會比「營改增」之前少。

對此竇雅也深有感觸，她坦言公司目前無法去跟製造業客戶談提價，「今年航運行情本來就很慘，人家還想讓運費價格下降呢，你還想上調？客戶馬上找外地的運輸公司了。」

同樣的顧慮也存在於貨物代理業。上海廣運國際物流公司總經理鄧怡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多數貨物代理公司不敢提價。「行業存在需求不足，光是一季度， 我們的收入下滑了三成以上，一旦提價，很可能嚇跑客戶。」目前，貨物代理行業的增值稅率為6%，高於此前營業稅率5%，該行業也和運輸業一樣缺少抵扣的進 項。

也有貨物代理企業已經隨著「營改增」邁出了提價的步子。沈琳最近一個多月都在忙於應付外地客戶們的投訴，原因是沈琳所在的公司給客戶的報價包含了 6%的增值稅，即漲價6%。沈琳從事的是「指定貨代理」，即海外的進口商巨頭授權指定由沈琳的公司獨家代理，「靠著大樹好乘涼」，這是公司敢於提價的底 氣。

沈琳給客戶的提價理由是：對方——外地客戶都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反覆投訴以後，這些製造業客戶也只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增值稅轉嫁」。

自4月份以來，快遞行業在全國範圍內已經輪番漲價。「油價和人力成本上升，已經推動快遞價格快速上漲。稅負轉嫁也會推波助瀾。」一位上海快遞業人士如是理解。

「人力成本佔快遞公司收入的50%以上，卻不能抵扣，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我們不反對改革，但政策要考慮行業特殊性。」順豐快遞一位高管對記者說。

利星行物流的一位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當「營改增」向全國推廣後，如果部分行業稅負上升的問題依然存在，可能會出現較大面積的提價潮。「倘若各地『營改增』後的運輸業還是面臨稅負上升，那麼很可能一起提價。」

李軍的看法是，「營改增」導致的漲價，有可能是由行業內的領導者來發動，而中小企業只能被動接受

不一樣的補貼

「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凶，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麼哭，也顧不上了。」

從今年1月份起，竇雅所在公司開始折騰將運輸業務搬遷到洋山保稅港，洋山保稅港對增值稅實施「即征即退」、全額返還的優惠政策。「但還有個問題，涉及國際航線運輸的稅收要等到年底才能退。」竇雅皺眉說，「為什麼就不能直接免掉呢？」

「營改增」幾個月來，上海的運輸企業都強迫自己「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上海新傑物流公司總經理王堅告訴記者，「營改增」也令其稅負大增，比如自營運 輸部分從原先繳納3%的營業稅變成了繳納11%的增值稅，而佔新傑物流總成本30%以上的路橋費不能用於抵扣增值稅。「成本增加得太厲害了！」他說。

從去年下半年起，儘管公司缺跑運輸的卡車，但王堅堅持租車用也不買車。直到今年元旦一過，他大手一揮購置了價值幾百萬元的卡車和運輸工具，此時這些「進項」可以抵扣增值稅。不過，王堅也擔心，「長此以往，夠嗆！處理不好就是坐以待斃。」

一些在其他省份有分公司的上海運輸企業為了避稅，則開始「移花接木」，比如將本屬於江蘇分公司的採購「轉移」到上海的公司名下，變成可以抵扣的「進項」，同時，再將上海公司的收入「暗中轉移」到江蘇分公司去。

與運輸業的「積極自救」相比，面對17%「昂貴」增值稅率的融資租賃業，則多少顯得有些束手無策。它們原先適用5%的營業稅稅率，「營改增」試點後被認定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適用稅率變為17%。

據記者瞭解，試點啟動4個多月來，因為「不知道如何開票和記賬」，很多租賃企業幾乎沒有開展過新業務。「當初給融資租賃業設計17%稅率時，是以為 這個行業會買進很多固定資產。」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沒想到實際上多數融資租賃企業都是散兵游勇，很多企業都「分拆」經營，每一家註冊的企業都各自只有一艘 船或一輛車，不會添置新的資產。

針對部分試點行業企業稅負不降反升的實際困難，上海市出台政策，對「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因新老稅制轉換而產生稅負有所增加的試點企業，按照「企業據實申請、財政分類扶持、資金及時預撥」的方式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給予財政補貼。

但在竇雅看來，她根本不指望這些補貼能帶來多少幫助。「這麼多企業去爭搶，未必能輪到我們，就算我們有資格拿，真正到手也不知道是猴年馬月了。」

竇雅的悲觀並非過慮。一位上海財稅部門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對企業「營改增」稅負上升的補貼只能「抓大放小」，儘量滿足各區縣納稅500強以內的企業補貼。「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凶，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麼哭，也顧不上了。」

事實上，大企業不僅交稅有補貼，連「附加費用」也有望節省下來。所謂「附加費用」，是指根據企業所繳納的稅款，按照約1%的比例再交城市建設、教育附加等費用，這筆費用直接劃轉給上海市政府。

「附加費算起來是很驚人的。」上述財稅部門人士透露，有部分年納稅數十億甚至逾百億元的大戶，光是附加費用就高達數千萬乃至過億。

稅收是按照中央、上海市以及各區縣分成，而這些附加費用直接進了市一級政府的口袋，區政府只好「自掏腰包」補貼給轄區內企業。竇雅對補貼的看法是，「這是鼓勵懶人的做法。那些大企業一旦獲得補貼，可能都懶得讓運輸司機找加油站要增值稅發票了，反正虧了有補貼嘛。」

改革需要配套

即使是國稅與地稅合一的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上海市被選中為「營改增」先行試點地區的原因，除了交通運輸物流業和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外，還因為其國稅與地稅合一，改革難度相對較小。一旦「營改增」試點擴大到北京、江蘇或其他地區之後，增值稅統一由國稅機關徵收，地稅機關的功能還存在重新定位的問題。

但即使是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認為「營改增」試點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改革是否動真格，要落實在對人的考核體繫上。」劉勝軍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上海稅務機關對人的考核還是按照老一套的辦法，沒有針對「營改增」試點作出調整。

一位參與了「營改增」試點工作的上海稅務人士對記者坦承，「營改增」試點跟業績考核無關，「『營改增』就像義務勞動，上海市2012年全市地方財政收入預算增長為8%，這才是稅務部門業績考核的標準。」

竇雅告訴記者，當不少企業企圖搬遷到洋山保稅港以減輕稅負時，會遭遇到來自原來所在地稅務機關的壓力——各區縣的稅務機關都不希望「肥水外流」，「稅務機關會軟硬兼施，要麼許以全額補貼，要麼拖延辦理遷出手續。」

「現在上海的稅務部門很尷尬，既要負責增加稅收，又要幫助企業減輕負擔。」上述稅務部門人士說。今年一季度，上海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103.7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7%。而在2010年和2011年，上海市一季度一般預算收入分別保持29.9%和37.1%的高速增長。

此外，今年一季度上海增值稅同比增長了11.9%，而營業稅同比減少了7.9%，官方的解釋是「營改增」使然。「改革後，我們應該感受到整體稅負下降才對，否則無法解釋我們已經避免了重複徵稅。」劉勝軍說。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竇雅、沈琳為化名。南方週末記者謝鵬對此文亦有貢獻）

資本市場稅負過重、稽徵成本太高 證所稅兩大關鍵 財政部越算越糊塗

高物價高稅負，丹麥為何走得比美國好

美國是「藏金錢財富於民」，丹麥是「藏人力財富於民」。

美國的醫療教育價格高昂，為什麼資本和人力不湧入這些行業，使價格降低達到平衡呢？

人們往往傾向於相信民選政府是理性的。但現實情況遠比一廂情願的「相信」更複雜。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丹麥，那裡的「高物價」給我留下了特殊的記憶。丹麥許多東西的價格都比美國高，尤其是在飯店吃飯，往往會貴一倍。當我大肆抱怨丹麥什麼東西都比美國貴時，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丹麥教育和醫療的價格可比美國低得多。」

朋友的話有醍醐灌頂的效果，使我以後在觀察物價的時候，有了新的視角，而對物價差異將會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也有了更深層的思考。

兩種不同的物價結構

美國大多數消費品的價格都比較低，尤其是一些名牌化妝品、手袋、牛仔褲等，其低廉的價格常讓中國遊客讚歎不已。「低價格」刺激消費，美國人因此大量 消費這類產品。「高價格」抑制需求，美國高昂的醫療教育價格，使得許多美國人減少對醫療教育服務的消費。這種物價結構，鼓勵了人們多消費「低價」的化妝 品、手袋、牛仔褲，少消費「高價」的醫療和教育服務。

丹麥的物價結構和美國的不同，一般消費品價格高，醫療教育服務的價格低。這種物價結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是：減少了對一般消費品的需求，增加了對醫療和教育的消費。不同的物價結構，促成了不同的消費行為；而不同的消費行為，又會對社會發展造成不同的深遠影響。

美國高昂的醫療價格，導致了人們抑制醫療服務的需求，結果是健康素質下降。從宏觀的健康指數來看，美國的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要比許多歐洲國家差， 尤其是那些有全民免費醫療福利的北歐國家，它們的健康衛生指數都遠優於美國。譬如千名嬰兒死亡率，美國是6，丹麥是4（2005年）。

教育費用高昂會抑制教育需求，不利於提高人力資本素質；而免費教育可以擴大教育需求，使人力資本素質升級改進，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條件。丹麥的教育福利制度為丹麥培養了優質的人力資本，使丹麥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方面表現出色。

丹麥的醫藥業和機械製造業都很發達，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丹麥專業人才，從事了高端的研發工作，使這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帶動了整體經濟 的良好發展。丹麥整體經濟的良好表現突出地反映在三個方面。第一，丹麥的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比美國高。第二，丹麥的失業率一直很低，金融危機前多數 年份是在2%至3%，即使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機重創後的2009年，丹麥的失業率也只有6%，而美國則高達9%以上。第三，丹麥很少財政赤字，美國則赤字嚴 重，以致美國國債評級被下調，當歐洲很多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泥潭時，以高福利著稱的丹麥卻沒有發生債務危機的問題。

高福利而無債務危機，這是丹麥整體經濟運作良好的結果，也是丹麥平衡福利和稅負的政策的成功。

兩種不同的「藏富於民」

免費的醫療教育福利，需要用稅收來支付和維持。分析稅負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主要有兩條思路。一條思路強調減稅，減所得稅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增值稅降 低物價，收入多了，物價低了，可以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另一條思路不強調減稅，而是強調要把稅收用到醫療教育福利上，以提高人力資本素質，為長遠的發展打 基礎。

美國的發展追隨的是第一條思路，自里根政府以來，減稅成為刺激經濟的一大法寶，GDP在減稅的刺激下的確獲得了增長，卻也造成了兩個深遠的問題。一 是貧富差距加大，由於窮人本來繳稅就很少，減稅能帶給窮人的利益有限，富人才是減稅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由於減稅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一些福利項目被削 減了，窮人無法再獲得這些福利援助。二是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劇增，2011年夏天美國發生「國債危機」，國債評級被下調，減稅是造成如此龐大國債的一個 重要原因。

丹麥的發展追隨第二條思路，丹麥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丹麥的增值稅（VAT）是25%，所得稅是43%至63%。丹麥的所得稅採用了向窮人 傾斜的累進稅率，窮人稅率低，富人稅率高。雖然增值稅不分貧富，大家買東西的時候都要繳25%的稅，但由於救濟性福利的受益者主要是窮人，而這些福利又是 用稅收支付的，所以稅負通過福利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丹麥的基尼係數很低，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丹麥的高稅負制度不僅縮小了社會的貧富 差距，而且使政府有財政能力向全民提供免費的醫療和教育福利，通過這些福利丹麥公民的健康和教育素質獲得了提升，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教育指數，丹麥排在世界 最前列。醫療和教育福利為丹麥積累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給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如果從「藏富於民」的角度來看，美國是「藏金錢財富於民」，丹麥是「藏人力財富於民」。減稅帶來的金錢財富可讓人及時消費享樂，而高福利增加的人力 財富則可以給人帶來更長遠和更全面的幸福。對比美國和丹麥的下列指數，可以看到這兩種不同的「藏富於民」政策的社會效果。（見圖）

為什麼無形之手沒那麼靈

當我向朋友們介紹丹麥和美國不同的價格結構和社會效果時，有人表示困惑，他們往往會問：美國的醫療教育價格高昂，為什麼資本和人力不湧入這些行業， 使價格降低達到平衡呢？這個疑問中的邏輯源於亞當·斯密的原理：人是自私逐利的，高價格帶來高利潤吸引資本和人力，這些資源的湧入增加了供給，供給多了競 爭大了價格就會降低，這正是無形之手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調節來指引社會資源作優化配置。這是現代經濟學的最重要信條。

市場價格在很多情況下的確發揮了很好的資源配置作用，但由於醫療教育的特殊性，使這只無形之手喪失了正常的功能。

醫療教育的特殊性，既表現在供給方，也表現在需求方。從醫療供給方面來看，美國有兩個重要的供給方成員：醫務人員和醫療保險公司。這兩個成員都利用了特殊性來干擾資源配置，以便自己從中牟利。

醫務人員牟利的一大法寶是有意製造「醫生供給稀缺」，以推高醫療價格。醫療產品有兩大特殊性，一是醫生的培養訓練週期很長；二是醫療服務事關人命， 需要嚴格的准入門檻，以防庸醫混入。准入門檻的設立需要醫務專業人員的參與，正好給了他們機會。同時，他們又利用美國政治結構中的「遊說制度」，來為自己 「逐利」。

美國醫生成立了一個社會團體——「美國醫生協會」（AMA），進行遊說活動。很多年來AMA總是宣傳「美國醫生過剩」，進行各種遊說，以致在 1980年代時，美國停止建立新的醫學院。直到2002年，當醫生短缺的現象變得極為嚴重，AMA才發表聲明說，自己以前關於醫生過剩的評估是「預言的錯 誤」。1980年代，美國二戰後的「嬰兒潮」人口正開始進入四五十歲，很容易預見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的發病率將會增加，會需要越來越多的醫生，但AMA竟 預言「醫生過剩」。

雖然後來美國又重新開始建立一些新的醫學院，但為時過晚，「嬰兒潮」老齡化的步伐遠遠快於漫長的醫生訓練期，致使醫生短缺的現象持續嚴重。

利益集團的干擾

對美國的消費者來說，醫療價格高昂不僅是指看醫生的費用，更是指醫療保險公司的保費。根據美國著名醫療保險公司Kaiser的調研，2009年家庭 醫療保險的平均費用每年是一萬三千多美元（相當於那裡一輛汽車的價錢）。美國醫療保費近十餘年來飛速增長，在1999至2009年間增加了131%，而同 期的一般通脹只有28%。保費的飛漲帶來了保險公司利潤的劇增，在2000至2009年期間，美國十家最大的保險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50%。如此劇增的利 潤會吸引趨利的資金，但資金進入醫療保險公司並不意味著進入醫療服務。醫療保險公司不提供醫療服務，它提供的是支付醫療費用的金融服務。當保險公司獲得大 量資金，它們不會去僱用更多的醫務人員增加醫療服務，只會用資金擴展保險公司的業務。

醫療保險公司的業務擴展帶來了兩個重要的相關後果。第一，保險公司僱用了更多的專業人才為自己創造出各種各樣複雜的保險項目使利潤最大化，這些項目 給醫生帶來了巨大麻煩，醫生需要僱用更多人手來處理這些複雜的文牘工作。複雜的分類、複雜的程序、複雜的規章、複雜的計算……稍有不慎出了差錯，醫生就可 能收不到保險公司的付款。有的醫生抱怨說，他只能雇一名護士為病人服務，卻要雇兩個人來應付這些文牘。醫生多僱用人員的費用，自然會轉嫁到病人身上，成為 醫療費用高昂的一個因素。

第二，保險公司利用手中的資金僱用大量人才進行國會遊說，促使國會通過有利於保險公司的立法。2009年當國會辯論奧巴馬的醫改法案時，國會中為醫 藥業遊說的人員大增，正式註冊的遊說者就有三四千人，其中有不少前國會議員，譬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前眾議員陶辛（Tauzin）領導了一個為醫藥公司遊說的 團體，他曾在國會工作過25年，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又熟悉操作程序。醫藥業的公司付給這些遊說者高額工資，陶辛的年薪是200萬美金，外加更多灰色款項。付 出的高薪能得到更高回報，醫療保險公司就從遊說中得到兩個重要回報。

第一個回報是迫使奧巴馬的醫改法案取消了「國營醫療保險」的條文。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都有覆蓋全民的國營醫療保險，美國也有部分國營醫療保險，覆蓋 65歲以上的老人和極端貧困的窮人，奧巴馬的民主黨提議擴大現有的國營醫療保險，以覆蓋更多人。但在保險公司的強力遊說之下，國營醫保的條文絕大部分被取 消，為私營保險公司消除了一個有力的競爭者，使它們更容易推高保費價格。

第二個回報是醫改法案規定了所有人都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在法案通過之前，美國有大約16%的民眾因經濟等原因不購買醫療保險，現在他們被強迫勒緊褲帶也要買保險，這就給保險公司送來了一大批客戶，帶來了巨額的生意。

果然，最近幾年來醫療保險公司的利潤節節上升，至2011年底，幾家大保險公司的利潤已連續三年打破歷史紀錄。

「資金-話語權-利潤」的循環配置

美國的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的，因此，保險公司在遊說國會的同時，也要遊說選民。為了打動選民，它們編織了各種理論理由，說明私營保險是最好的，國營 保險是個壞東西。它們使用的一個重要理論是「市場」。它們說，只有私營保險公司才能通過市場競爭提供高效的醫療服務，國營保險效率低，影響資源配置優化。 對於「市場」的信賴本是美國民眾的心理特點，經過保險公司的強勢宣傳，這種心理更被反覆加強了。雖然在辯論醫改法案期間，超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做了深入調研並提供了大量數據，證明現有的國營醫療保險（65歲以上老人的）比私營醫療保險公司的行政成本低、服務效率高，但保險公司的宣傳仍 能產生「洗腦」效應。

保險公司的一個重要「洗腦」戰略是妖魔化外國的國營醫保制度，它們挑選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一些問題個案，進行片面誇張的歪曲宣傳。由於大多數美國選 民沒有親歷過外國的醫療制度，而且也懶於去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很容易被宣傳忽悠。保險公司還進一步危言聳聽地說，如果讓國營醫保進入市場來和私營醫保競 爭，由於國營醫保實力強大，必把私營醫保排擠出局。它們創造出一個「國進民退」的恐怖神話，最終使法案刪除了國營醫保的條文，使國營醫保不能進入市場競 爭，使民眾失去了一種消費選擇。

真實的市場不是抽象虛擬的，資源的流通配置並不像理論描述的那般理想。在美國的真實市場中，大量資金流入了保險公司，使保險公司有了巨大的話語權， 它們利用話語權禁止國營醫保進入市場，使自己的利潤能夠更加穩定地增長，能夠更加吸引資金，能夠更加增加話語權……如此循環往復，如此配置資源。

在美國的真實市場中，教育的供給也有其特殊性，雖然不像醫療那樣複雜，但在「教授培訓週期長」方面具有共性。美國的教育費用高昂主要是指高等教育， 建立一個新大學需要眾多的科系和複雜的機構，吸引生源還需要長期累積知名度，這和生產簡單產品很不一樣，這就使得無形之手在配置資源時，不能像「牛仔褲漲 價了，資金流入牛仔褲行業，牛仔褲供應多了，價格下降」那樣簡單。

理性缺乏的困境

除了供給方面的特殊性，醫療和教育在需求方面也有特殊性，這也是使無形之手失靈的重要原因。

對教育的需求和對其他許多消費品的需求有所不同，因為接受教育是一件「現時吃苦、未來受益」的事，所以消費教育需要消費者有理性的意志，但是，並非 所有消費者都如此理性，很多人會傾向於及時行樂，而不去寒窗苦讀。教育的另一個特殊性是其「外部性」，即教育有外部影響和溢出效應，因為教育可以使人口的 素質提高，能對整個社會溢出有益的影響。穿不穿牛仔褲對整個社會不會有什麼影響，但受不受教育則對社會的影響很大。正因為教育有這樣的外部性，許多國家的 政府都對教育進行干涉，而不是聽任無形之手的擺佈。譬如美國就有強迫義務教育的規定，年齡未及16、17或18歲（各州對年齡的規定不同）的未成年人，必 須接受教育，否則要受處罰。這樣的強制規定既是為了受教育者個人的未來利益，也是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

理性在教育需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醫療的需求方面，理性的角色更加重要而且複雜。醫療需求的複雜性至少有兩點。第一點是「生病的不可預知性」， 人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生病，也不知道會生什麼病。第二點是「回報的不可預知性」，由於「生病的不可預知性」，人不知道為未來看病儲蓄投資的錢能有什麼回 報。人對教育所作的投資，可以預期有一定的未來回報；人對未來生病所作的投資，回報則很難估計，如果未來不生病，投資豈不白費了？面對這些不可預知性，即 使是理性的消費者也難於做出符合長期理性預見的決定，至於非理性的消費者則更會採取非理性的行動。

個人的非理性行動，牽動了無形之手的非理性運作，導致市場失靈。

什麼樣的政府更理性

在為醫療和教育配置資源時，消費者的非理性造成了無形之手的失靈，因此需要一隻更理性的手來糾錯，政府往往扮演了這只理性之手的角色。

政府是不是都是理性的？什麼樣的政府更趨於理性？

人們往往傾向於相信民選政府是理性的。但現實情況遠比一廂情願的「相信」更複雜。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等利益集團，恰恰是利用了美國的選舉制度來使資源的配置對自己有利而對社會有害。這些利益集團為自己利潤最大化的理性算計，導致了政府政策的非理性。

計劃經濟往往推行全民福利政策，把大量資源配置給醫療和教育。古巴是其中的一個突出而成功的例子，它的醫療體制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古巴的 多項重要公共健康指數都達到了世界最發達國家的水平，譬如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古巴的水平和美國相同，而古巴的人均醫療支出成本卻還不到美國的二十分之 一，聯合國、世界銀行等都對古巴的醫療制度高度讚揚。（關於古巴醫療制度詳情可參見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

不過，古巴雖然配置醫療資源表現了理性和高效，但在配置資源進行其他經濟活動時則並不成功。計劃經濟往往產生如下問題：即使教育醫療福利提高了人力 資本素質，但這些人卻沒有「用武之地」，不能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潛能，這是計劃經濟常患的半理性、半非理性的分裂症。這種分裂症導致古巴不能像丹麥那樣，教 育培養出人才，並使其有用武之地，最終對經濟的整體發展作出「可持續」的貢獻。

「高稅負-高福利-高素質」的艱難歷程

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很多人認為債務危機是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政策造成的。但只要認真查看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就可以發現，以高福 利著稱的北歐國家沒有一個在債務危機的名單上。北歐的冰島在2008年發生過銀行破產危機，但那是因為銀行私有化後惡性膨脹所致，與高福利無關。（關於冰 島問題詳情也可參見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

北歐國家之所以能夠避免債務危機，是因為它們的高福利是用高稅負來支付維持的，因此是可持續的。希臘的福利還不如北歐國家的高，但因為全民逃稅，因此陷入債務危機。

高稅負是提供高福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要想能像丹麥那樣，高稅負支付高福利，高福利培育高素質，至少還需要另外兩個條件。一是政府官員要 廉潔，不能貪污納稅人的錢；第二是醫療教育體制要優良，能把稅負帶來的資源有效地使用。如果做不到這兩點，渴望減稅的利益集團就會趁機遊說，顛覆高福利的 必要條件，使一個國家不能走上丹麥式的發展道路，而滑向低福利低素質的境地。

要做到這兩點當然很不容易，尤其對那些腐敗根深蒂固的國家，對醫教體制在迷失中不知所措的社會，需要非常艱苦的改革才可能具備類似條件。因此，擴大視野，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參考他國得失，以更豐富的維度來思考自己面對的難題，應該是有所補益的。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

2014年宏觀稅負達37% 高不高？

2014年宏觀稅負達37% 高不高？

一財網 陳益刊 2015-08-19 18:30:00

中金公司研報稱，我國宏觀稅負高，主要體現為企業部門稅負高，2012年企業稅負相當於其含稅可支配收入的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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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稅負企穩29% 今年減稅有大招

宏觀稅負企穩29% 今年減稅有大招

一財網 陳益刊 2016-02-22 23:08:00

2015年和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均為29.1%。這是自2012年之後連續第四年維持在29%左右的水平。

李克強：2016年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5000億元

李克強：2016年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5000億元

一財網 陳益刊 2016-03-05 10:07:00

樓繼偉解讀營改增:稅負只減不增 中央地方咋分成

距離５月１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不足一周時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２５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其影響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距離５月１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不足一周時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２５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其影響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營改增當前為企業減負　長遠將利國利民

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從５月１日起，營改增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營改增全面推開邁出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對於我國選擇在現階段全面推開營改增，樓繼偉表示，全面實施營改增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具有一舉多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顯著作用，既可以為當前經濟運行提供有力支撐，還能為未來發展增添持續動能。

同時，他指出，全面實施營改增是完善稅制的內在要求。１９９４年稅制改革，我國建立了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的稅制體系，對貨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征收增值稅，對其他勞務、不動產和無形資產征收營業稅。盡管這種制度安排在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重複征稅問題日益突出，亟須通過改革實現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行業全覆蓋。

“自２００９年增值稅轉型改革將企業購進機器設備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之後，需要進一步將不動產納入抵扣範圍，建立比較完整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樓繼偉說。

據統計，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前期試點累計減稅６４１２億元。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今年減稅的金額將超過５０００億元，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

樓繼偉說，在當前許多行業、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全面推開營改增有利於給企業增加活力，給經濟增加動力。同時，這次全面推開營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可以有力促進產業分工優化，拉長產業鏈，帶動制造業升級。

“頂層設計＋政策執行”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既是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樓繼偉說，財稅部門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執行保障這一目標的實現。

他介紹，財政部、稅務總局在設計試點方案時就堅持改革和穩增長兩兼顧、兩促進的原則，調整了改革的力度和節奏，按照營業稅稅負平移的方法測算確定了各試點行業的適用稅率。

同時，對４個行業原稅收優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如對養老、醫療、教育、金融機構同業往來、彩票發行等繼續實施免稅，延續個人轉讓住房的征免稅政策等；對老合同和老項目實行政策平轉，如允許建築工程老合同、房地產老項目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計稅等；對特定行業制定了過渡性優惠措施，如，允許新開工的甲供材建築工程選擇簡易計稅、允許房地產開發企業扣除土地購置成本、對金融機構尚未收到的逾期貸款利息在實際收到時征稅、對原適用３％稅率的文化體育服務允許選擇簡易計稅等。

“通過上述安排，總體可實現所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同程度降低。”樓繼偉說。

政策執行方面，財政部、稅務總局布置各級財稅部門要不折不扣落實好各項政策，確保政策落地。通過全面培訓，使財稅幹部和企業財務人員吃準吃透政策要求，避免因對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不準確造成企業稅負增加，讓企業充分享受改革紅利。並加強對試點運行情況的跟蹤分析，對於試點反映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采取措施，予以妥善解決。

“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商業等原增值稅行業，以及前期已經納入試點範圍的交通運輸業、郵政業、電信業、部分現代服務業等，因四大行業納入增值稅征收範圍可抵扣進項稅額增加，稅負會普遍下降。”樓繼偉說。

增值稅中央與地方分成將“保持現有財力格局總體穩定”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問題提上日程。

樓繼偉說，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中央與地方分享比例要做合理適度調整。總的考慮是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情況下，制定增值稅中央與地方分享的過渡辦法，引導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優勢產業，增強地方財政“造血”能力。

鑒於稅制改革未完全到位，他表示，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還有一個過程，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對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需要有一個過渡方案，推動理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目前，過渡方案研究制定過程中。

樓繼偉強調，營改增中央和地方都是減稅的，增值稅收入劃分調整後中央將多負擔減收。同時，按照“存量不動，增量調整”的原則，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中央與地方既得利益不變。

而對於在全國全面推開後營改增為何還叫試點，樓繼偉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增值稅改革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目前仍叫試點，就是因為改革仍在路上，任務沒有完成。

“現行增值稅制度還存在稅率檔次多、抵扣項目不完整、大量臨時過渡措施等問題，與規範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相比還存在一些差距，還沒有全面完成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相關任務。”他說。

樓繼偉表示，根據全國人大稅收法定的要求，下一步相關部門將啟動增值稅立法，並在這一過程中，繼續完善增值稅制度，最終，通過立法鞏固改革成果，確立比較規範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

• 新華社
• 陳星
• 韓潔、申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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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金融同業免稅範圍明晰擴圍 確保稅負只減不增

作為世界上首個對金融行業征收增值稅的國家，中國政策制定者正在進一步細化金融業增值稅政策，而目的之一就是確保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近日，財政部發布《關於金融機構同業往來等增值稅政策的補充通知》(《通知》)，進一步擴大了金融同業免征範圍。

《通知》將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同業存單、買斷式買入返售金融產品以及持有金融債券，納入“金融同業往來”的適用範圍。

也就是說，金融業增值稅免稅範圍包括：金融機構與人民銀行發生的借款業務、同業存款、同業存單、金融機構間資金往來、同業借款、銀行聯行往來、同業代付、轉貼現業務、持有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買斷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

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間接稅主管合夥人胡根榮表示，《通知》將買斷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納入免征增值稅範圍是首次明確，而持有金融債券納入免征增值稅範圍則意味著所有金融債券持有利息均免稅。這是此次補充政策帶給金融行業較為顯著的利好。

“這一補充《通知》的發布意味著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持有政策性金融債券將享受免征增值稅的優惠政策。這將有利於減少資金市場和債券市場受營改增的沖擊，增加了穩定性，降低機構融資成本，也有利於完成稅改後的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政策目標。”胡根榮稱。

之前，金融業在實行營業稅體制下，“同業往來”免稅的定義相對寬泛，今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後，《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的通知》對同業往來免稅範圍有所收緊，這使得金融行業的稅負特別是銀行業的稅負會否因此上升成為業內人士關註的焦點。

而此次《通知》則對這一問題給予明晰。胡根榮表示，此次《通知》明確了同業範圍，更加統一了稅務局的稅收政策執行口徑。

他表示，隨著《通知》的落實執行，對於同業業務和金融債占比較高的銀行來說，稅負壓力的緩解也較為明顯。至此，金融機構的主要同業業務基本都被納入免稅範圍，隨著補丁增多、免征擴圍，稅基的縮小無疑為金融行業營改增稅負只減不增提供了政策基礎。

此前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營改增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國務院曾估算，全面推開營改增降為企業減稅5000億元。

中央政治局會議：抑資產泡沫 降宏觀稅負

如何全面落實今年的五大重點任務？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更明確的指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6日召開會議，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稱，要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要采取正確方略和有效辦法推進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去庫存和補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導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起來，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抑制資產泡沫

針對上述會議上提出的抑制資產泡沫，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本報記者分析，這可能是指的房地產市場泡沫。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也對本報表示，目前資產泡沫可能指的是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業成本高，抑制了其他一些行業的發展，也攫取了其他一些行業的利潤。

上述會議提到，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產能過剩和杠桿較高的領域主要在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行業，中央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說去產能和去杠桿的一個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另一個關鍵是金融部門改革，金融部門基礎性改革應該至少包括金融機構自身的改革和金融監管的改革。金融部門的改革方向是按照風險定價來決定，差別化的融資也能有效地去產能，給過剩的行業提高融資成本，加快市場退出，比如之前日本企業去產能就是用差別化融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關貨幣政策，上述會議稱，要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合理增長，著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顯示，狹義貨幣（M1)余額44.36萬億元,同比增長24.6%，而(M2)余額149.05萬億元，同比增長只有11.8%。M1、M2剪刀差已經迎來2010年以來最高值。M1從去年10月開始便持續高速增長。

“這說明企業持幣待投資，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於是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分析稱。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李佩伽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企業投資意願不足，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

盛松成認為，當前貨幣政策有一點陷入“企業的流動性陷阱”，貨幣供給再增加，也會被貨幣需求所吸收，投資也很難再增加。要解決問題僅靠貨幣政策效果有限，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減輕企業賦稅。

對於企業資金“脫實向虛”，無法進入實體經濟的問題，也將成為金融監管部門下半年嚴查重點。“下半年將嚴查資金‘脫實向虛’等十大行為，扭轉資金‘脫實向虛’現象，重點嚴查熱衷當通道、做過橋、加鏈條，資金‘脫實向虛’的行為。”7月14日，銀監會在上半年全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工作暨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議上對下半年的工作任務做出重點部署。

降低宏觀稅負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此次會議還首提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

本報記者從權威渠道了解到，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口徑，2015年和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均為29.1%。這是自2012年之後連續第四年維持在29%左右的水平。

胡怡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之前中央更多地提結構性減稅或減稅降費，而這次則提出降低宏觀稅負，說明未來政府占國民收入分配比重可能會下降，企業和居民個人的收入比重會上升。

宏觀稅負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要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應對經濟下行，積極財政政策應該發揮作用，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

今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國務院估算此舉將給企業減稅5000億元，這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同日，國務院再次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此外，政府性基金也在清理，價格調節基金等今年停征。

上述會議強調，要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措施，保證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發揮財政資金效應，引導社會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薄弱領域。

本報記者了解到，為了確保全面營改增達到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二十余項營改增“補丁”，如《關於金融機構同業往來等增值稅政策的補充通知》，目的是進一步擴大金融同業免征範圍，幫助金融業減稅。目前，國家稅務總局正在對各行業營改增後四大行業稅負進行分析，解決納稅人面臨的問題。

在降成本方面，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此前接受本報采訪的多位企業家反映，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率偏高，希望國家能降低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國務院：確保金融企業營改增後稅負只減不增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2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關於地方和部門推進重大項目落地審計情況匯報，完善獎懲機制;部署建立法治化市場化去產能機制，推動產業升級;確定有針對性加強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措施，緩解融資難融資貴;聽取金融業營改增稅負情況匯報，確保只減不增;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修訂草案)》。

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改革，著力推動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取得積極成效。但審計也發現存在措施不到位、資金沈澱、部分項目推進慢等問題。會議要求，要抓好重大政策落實、重大項目落地，獎懲並舉，對主動作為、工作有力的予以通報表揚，依規將沈澱兩年以上的資金收回並調整使用到積極幹事創業的地方去，對不作為、慢作為的堅決問責。抓緊整改審計發現的問題，堅決糾正簡政放權“不願”、懶政等行為，嚴查違規收費，減輕企業負擔，打破部門利益，整合統籌財政資金，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加快推動重大項目建設，更好發揮政策效應。

會議聽取了上半年鋼鐵、煤炭領域去產能情況匯報，認為，化解過剩產能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和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堅持地方主責、企業主體，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更有效推動去產能。一要繼續以鋼鐵、煤炭行業為重點，對環保、能耗、安全等不達標，生產不合格或淘汰類產品的企業和產能，堅決依法依規處置或關停。落實差別化水、電價格和嚴控新增授信等措施，推動企業淘汰落後產能。註重運用法治化、市場化手段，支持企業加快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並妥善做好職工轉崗等工作。多措並舉，確保完成今年化解過剩粗鋼產能4500萬噸左右、煤炭產能2.5億噸以上的硬目標。二要改造和提升傳統產能，提高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工藝水平，對仍在使用落後設備和工藝的企業不批新增用地，不辦理生產、排汙等許可。三要抓典型嚴問責。對違反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明令，在產能過剩領域新上項目、新增產能或淘汰產能死灰複燃的，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派出調查組深入了解、嚴肅追責。對企業偷排偷放、超標排放，要依法按日計罰、限產停產、查封扣押。對不達標和淘汰落後產能不力的企業要向社會公開，實施信用約束和懲戒。

會議指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更好服務“三農”，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任務，有利於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擴大就業。會議確定，一是狠抓政策落實，確保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戶數、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主要服務小微企業的地方銀行在審慎經營前提下自主確定小微企業貸款規模。二是合理設定小微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期限，不得隨意抽貸、壓貸、斷貸。推廣無還本續貸。采取循環貸款、分期償還本金等方式減輕企業負擔。支持商業銀行擴大應收賬款質押融資規模，探索其他動產質押融資試點。三是堅決清理整頓融資過程中的各種不合理收費，支持金融、融資擔保機構優化績效考評指標，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減費讓利。四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大額存單、可轉換票據、集合債券等產品，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投向小微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支持各地建立應急轉貸、風險補償等機制，更好發揮融資擔保和保險的增信分險作用。

會議指出，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後，各行業實際稅負總體下降，但由於多種原因，有些金融企業稅負增加。隨著改革深入，營改增減稅效應將更大顯現。要適時完善配套措施，做好政策解讀和納稅服務，引導企業用好增值稅抵扣機制，確保金融業稅負只減不增，穩定市場預期。

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修訂草案)》，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