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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年 李純恩

2008-12-20  AppleDaily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有二十九年在香港。這二十九年也不是隔岸觀火,而是真切的體會。

從開始用手拉行李車,拉着電視機回內地送贈親友,每次回內地都要在回鄉證上登記甚麼牌子的手錶、帶多少外滙券、甚麼型號的相機,一直到在南京見到回鄉探 親的台灣老兵,見到內地開始出現「萬元戶」和之後的暴發戶,到內地同胞從需要香港人扶貧,到他們攜巨款在香港購物「扶貧」。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都見着了。不但見着,因為我兩地都熟悉,所以對於形勢的發展和位置的轉換,也一直了解得比較透徹。

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轉變,由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從意識上到行為上,急速轉變。比之西方世界的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速度猶如放開了壓住的彈簧,以比誰都快的速度彈起。

二十多年前我在專欄裏寫:影響內地人生活的是香港,影響香港人心境的是內地。

到了今天,這句話只對了一半。香港已經不能影響內地人的生活了,無論是娛樂、文化還是港式生活,對內地人民的影響已經式微。內地人民已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時髦生活,燈紅酒綠得比香港更甚百倍,許多港人已經反過來羨慕他們,就像當年內地人羨慕香港一樣。

但是,影響港人心境的,依然是內地。

這一點三十年來沒有改變,而且愈來愈甚。

當然,三十年來,許多港人的心境也變了,尤其是回歸十一年,輸打贏要,要不到心情就差,就埋怨阿爺不打救。阿爺打不打救,都會影響港人的心境。

三十年前,港人沒指望誰來打救自己。在這點上,許多港人也「改革開放」了,「改革」了志氣,「開放」了胃口。
 
改革 開放 三十 十年 李純 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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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兔“改革纪”:纯国有引入新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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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09-9-28/HTML_IKINW5K88CWT.html


2009年的夏天,以生产大白兔奶糖闻名海内外的老字号民族品牌企业——冠生园集团终于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纯国有体制运作,引入国际资本。

6月26日这天,冠生园与注册于香港的中信资本举行合资仪式,冠生园资产所有者光明食品集团下属益民食品集团占股55%,中信资本占股45%。由此,冠生园正式变身为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

“这是我们主动要求引入外资,引入中信的。”在冠生园董事长翁懋看来,这样的合资带给冠生园最大的意义便在于机制的转换,以及引入新的理念。

奶糖奇迹

“大白兔”诞生在1959年。当时的新中国,人们还没有吃到过用牛奶制成的软糖。那年国庆,大白兔奶糖降生。浓郁的奶香、素雅简洁的包装,让其一炮走红。

“当时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一款牛奶做的软糖。”翁懋说。

流行的说法是,七颗大白兔可以顶一杯牛奶。1959年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年,本来物资就贫乏的国家,雪上加霜遭遇罕见的大范围饥荒,在那些奶制品匮乏的时期,大白兔成为营养品,变得极为珍贵。人们常常手持着条子,排着长队,等待着购买一斤、半两的大白兔奶糖。

而大白兔也一举成为冠生园在未来50年的主打产品。

1992 年,翁懋被派往冠生园任总经理。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发初期,物质仍不丰富,因为统购统销、产量有限的缘故,大白兔依旧供不应求。翁懋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仍 旧按捺不住得意之情:“当时每年到快过春节的时候,奶糖都很紧俏,很多人要我批了条子,才能拿到五六吨。那个时候大白兔真的很风光。”

这种供求紧张的关系伴随市场的发展而改变。

1993 年,冠生园与上海冠生园食品总厂、上海天山回民食品厂、上海华山食品厂合并成立了资产经营一体化的冠生园(集团)总公司。1996年,冠生园(集团)有限 公司改制成立,实施产业结构大调整,破产3家企业,兼并2家企业,放小1家企业,并确立了“三层中心”的管理框架。

“改革后,一下子把供产销捏在一起了,这样产量就放大了,整个市场也放开了,销售面向全国,供求关系基本得到缓和。”翁懋说。

与此同时,大量国内、国外的糖果品牌开始涌现出来,竞争日益激烈,而大白兔早已不是那个消费者心中唯一的糖果选择了。

更重要的是,面对其他品牌的咄咄攻势,冠生园一度有些力不从心。

而相比之下,产品单一、包装土气、市场反应缓慢……等评价则开始聚集在冠生园和“大白兔”周围,十多年前还是少年儿童眼中最“甜蜜”的礼物的“大白兔”,开始渐渐远离80后和90后的视线。

从2002年开始,冠生园提出了资产经营向产品经营转移的决定,并将“大白兔”进行大变脸。换配方、换包装、换口味,产品也从单一的奶糖拓展到鲜乳牛奶糖、太妃糖、奶油话梅糖、花生牛轧糖等新品种。主打产品“大白兔”奶糖的价格也提升了20%~30%。

同时,冠生园找来人气女星赵薇作为大白兔的形象代言人,开始进行广告路线。

最近进行的一次关于回忆心中上海老品牌的民意调查让翁懋颇感欣慰。无论在20-30岁、30-40岁还是40-50岁的受访人群中,大白兔均名列前茅。

“我原来以为一般只有50多岁的人会记得这个牌子,没想到在年轻人的心中也有这样的地位。”翁懋很高兴。

上市与全球化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大白兔已经出口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翁懋认为这还远远不够。首先,尽管出口国家多,但是量很少,主要在华人商店销售;其次,大白兔在国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广告和营销活动。

“主要是企业机制不够灵活。”翁懋称。

2006年8月,上海国资整合成果之一的光明食品集团成立,包括冠生园在内的上海主要食品等资产被吸收进入。这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对于冠生园做大做强的支持力度将加大,但另一方面也是国有体制控制的进一步加强。

2007年12月,冠生园45%的国有股权在上海产权交易所挂牌,并声称转让的主要目的为“引入国际资本、国际资源,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做大做强食品业务”。

“这是我们主动要求引入外资的。全国有制发展,对企业不利,只有通过产权多元化,才能使企业和品牌更加健康。”翁懋说。冠生园相中了中信资本这家战略投资者。

2008年下半年,一场席卷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让使用奶粉生产的大白兔也因为供应商问题而未能幸免,出口受阻,甚至一度停产。在翁懋看来,这是大白兔自诞生之日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但这个时候,中信都没有选择离开,表示很看好和信任我们。”

现在,冠生园和“大白兔”已经走出“三聚氰胺”的阴影。“今年,大白兔的销量比过去几年都要好!”

而在机制转换之后,冠生园更多的市场化运作也将展开。目前,冠生园正酝酿开展一系列全球性的营销活动,让大白兔真正走向世界。

“我认为真正要走向国际,我们起码有一半以上大白兔在国外销售,要几十个亿从国际市场涌现,真正成为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全世界都有一样。”

冠生园希望以合资为起点,通过2至3年的运营,努力成为一家公众型企业,力争实现百亿销售额的目标。

最近的消息是,借国庆六十年之际,冠生园将推出新品“金兔”作为献礼。这是一款在大白兔奶糖上的升级产品,“奶味更重,香味更浓,弹性更足,更加高级”。



大白 改革 國有 引入 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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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改革不如血腥革命?

2010-8-23 TCW




台大副校長湯明哲(以下簡稱 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組織面臨改革,需有魄力的改革者進行去蕪存菁,外人比較沒有包袱,可以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卻有可能對於組織的歷史傳承、 利益糾葛不了解,因此可能事倍功半,改革未能竟全功。您認為,組織改革應由外人(outsider)還是內部人(insider)操刀較好?漸進式好還是 快刀斬亂麻好?

漸進式改革為何引來反撲?

台灣水泥董事長辜成允(以下簡稱辜):沒有漸進式(重複兩次),漸進式的改革就是失敗!

湯:中國人的環境,如果你不是漸進讓他接受的話,不擔心反撲力量會讓你的改革失敗?

辜:我開始變革的時候,引用三句話。「如果你要樹敵,你就變革、改變」、「推動變革的人,絕對不會想繼續待在這家公司裡」,還有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講的,「公司存在是為了它的業績」,這代表那時候的一個決定。

之所以武斷的說改革沒有漸進式,是因為我每一次採取漸進式,最後都失敗,因為在漸進式的過程,你給大家的訊息就是——可以不必改。

湯:慢慢來?

辜:沒有時間壓力嘛,你說要改、要改,可是大家想,反正你說慢慢來,就是不必改、不必改,不然就是先改他,不是我。

湯:這樣一來,反而讓反改革的力量集結起來?

辜:對,變革之所以那麼多失敗,是因為CEO、董事長決定要讓它失敗,因為失敗是最容易的下台階。比如說,今天大家是資深經理團隊一員……。

湯:哥兒倆……。

辜:哥兒倆,我們要改革把業績拉上來,可能一開始是可以執行的,但當動到他的舒適圈(comfort zone),問題就來了,大家會覺得說,「欸,你不是說漸進式嗎,為什麼要這麼激烈?反正是慢一點,他們先啊,為什麼要我先呢?」每個人都這樣想,你說這 個改革改得動嗎?改不動,絕對改不動,所以沒有漸進式的,這是一個理由。

第二,改革也沒有分哪一個單位先試的。很多的變革會講說,那個部門先試,成效好的話再擴大,或者說從外頭找顧問公司,那又是傳達怎樣的message(訊 息)呢?大家會想,「看這些人可以玩出什麼把戲,等他們真的成了,我們再來動。」那你覺得改革能成功嗎?所以一樣的,請外面的人來做變革,絕大部分一定失 敗,為什麼呢?理由就是,「讓他失敗,我們就不必改!」

湯:給外人穿小鞋最容易了。

辜:另一個說法是,「我們自己改就好,也不用引進外面的人。我們的人都會進步。」我問你,如果自己就可以改,還要談改嗎?這也不可能改革成功。 一定要大舉撤換高階主管嗎?

湯:這是台泥的經驗?

辜:不是,台泥是我第二個改的,我第一個改的是和信電訊。和信電訊開始的時候很糟,後來我就進去,我說做些比較不一樣的管理方式,二十五個協理以上主管,除了一個人以外,其他二十四個我全部換掉。

湯:你推動改革的方式,就是大幅撤換高階管理者?

辜:因為(改革)最大絆腳石就是你的資深主管。

湯:(笑)是這些人把公司搞爛掉的嘛,所以一定要讓他們走路!你採取的是top down(由上而下)決策,絕對不會問大家說,「我們要不要改革呀,來開個會吧。」

辜:絕對不可能(笑)。

湯:但你快刀斬亂麻啟動變革,卻發生離職員工心生不滿,在股東會拉白布條,甚至把令尊的清譽都扯進來,一定要這麼劇烈嗎?

辜:我覺得沒有更好的方法,只能說這些衝突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我在和信電訊做變革的時候,就看到台泥的問題,所以那時我一回台泥,就跟所有的人講,我們應該自我調整,但我那時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我讓大家覺得說,我們可以一起改。另外一個就是,哎呀(台泥主管心想),那個辜成允他想自己玩,你讓他去玩就好,都是和信電訊太爛,台泥這邊沒關係……。這就是漸進式走到最後的問題。

湯:喔,你是說在台泥你曾經嘗試漸進式改革,但完全無效?

辜:其實,和信電訊我就嘗試過,台泥、中橡,集團裡每一個公司我都嘗試過漸進式,但是很抱歉,每一次下場不止是失敗,還是慘痛的對抗。 策略、組織、文化和人,改革從哪啟動?

湯:組織改革談四個要件,「策略、組織、文化」,還有「人」,你先改哪一個?還是四個一起動?

辜:在發動改革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打算怎麼贏,贏的策略是什麼。因為改革一定元氣大傷,如果過程中沒辦法累積小贏的話,是挺不住外面壓力,所以你要很確定那個贏,是能抱住股東大腿的(笑)。

湯:利益外部化,讓股東和董事支持?

辜:你的任務是去除既有利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那些利益,轉成股東本身的利益,至少因為你股價有上漲、EPS(每股獲利)有升高,讓他們可以相信你。 沒有一個這樣的策略、邏輯的話,你千萬不要改革,因為你會自討苦吃。所以,基本上人家如果說要做變革,我都會跟他講,你們不要改,除非你有贏的策略,否則 下場一定死得很慘。(笑)。在和信,Hala900(編按:率先推出網內通話零元的資費方案)!就是贏的策略。

接下來,你才需要一個組織和人去執行,最後凝聚一個文化。所以我們現在來講,到第七年,才開始進入到凝聚文化的階段。

推動美式管理,就不講人情了嗎?

湯:華人企業講人情,人情不在裡面嗎?

辜:人情沒有什麼,你要不要競爭嘛?台泥不是一個玩自己老爸口袋裡錢的私人公司,它是一個要對股東負責的上市公司。所以,我會跟我的小孩講說,我很歡迎你來台泥,但是你有沒有能力可以坐到那個位子,要看自己有沒有那個本領。

湯:這樣說是沒錯,但中國人要面子啊,台泥推動美式的績效制度,對你來說似乎沒有調適的問題,反正就是翻臉不認人、六親不認,做不好就給我滾蛋?

辜:當然不可能,這裡是每一個人我們都絕對不放棄,也絕對不手軟。

湯:又不放棄、又不手軟,那你要到什麼時候才放棄?

辜:強調絕不放棄任何一個人,是因為我們都會先給機會。什麼叫放棄?就是他開始發現問題時你不告訴他,或任由他發展,就是不去coach(訓練)。

也就是說,如果員工的行為模式你覺得應該被調整,就要一直跟他講,讓他知道怎樣做事才對,跟著公司一起學習,但若他不改或老跟不上,我們就不手軟;但這個過程我們如果通通不和他溝通,我覺得主管不對。

湯:所以對你來說,裁員砍人的決策,都不存在個人情感的干擾因素?

血腥變革,是為了發掘「隱藏人才」?

辜:這個情感是要怎麼講……,這就是台泥剛開始變革,最艱苦那段路的代價,不是嗎?是非常非常血腥的,或是說讓大家非常非常難過……。

湯:你同意「血腥」這個形容詞?

辜:我當然同意,但回頭來看,為什麼會發生那個事情,就是因為過去我們都太……。

湯:和稀泥?

辜:對,和稀泥。被逼著到最後,我只有兩個選擇,要做一個走入夕陽,或被人家遺忘的公司董事長,反正水泥本來就是夕陽工業?還是發動變革,把它完全反過來?

組織需要變革,就是上、下距離太遠,上情沒有下達,或是下情無法上通,這樣這個公司跟市場也越來越遙遠,經營效率差,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原因就是中間有很 多人在玩所謂時間差、資訊差的遊戲,就是做官,他不做事,這批人一手遮天,然後唬老闆,另一手去嚇唬員工,這層人不被整理,下面的人也就上不來。比如說我 們現在的業務副總,如果按照台泥過去排資論輩等升遷的慣例,他是永遠升不上來這個位子。

湯:因為以前靠年資嘛。

辜:對。絕大部分的公司裡面,都有很多「隱藏的人才」,他們對公司該如何經營也有看法,但卻不敢講出來,我後來才發現,事實上這種人很多。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公務員裡面臥虎藏龍的多得不得了,他只是沒有把那個精力放在上班而已。

如何把外來人才化成改革助力?

湯:(笑)是啊,高考進來的呀,每個人都很優秀。

辜:所以如果你讓他們知道說,他們一定要把他們的精力、能力發揮在公司的事情上,然後他們也真的願意這樣做的話,喔,那個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所以很多人誤以為,變革就是找會念經的外來和尚來做,不是,他們的比例事實上是非常低的。

我引進外面的人,其實是給台泥的人一個非常重要的示範,讓台泥的人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一種animal(動物),是用這樣的方法做事,觸發他們去想,「咦, 我們從前這樣做事是對的嗎?」然後,原來台泥的人只要願意這樣做,都受到了肯定,整個公司的人就開始想,「咦,如果我也來改,那是不是也可以受到肯定?」 只要你也肯定他,他就會改,所以那個真正的力量才會產生。所以,真正變革的力量是來自內部質變,而不是從外面找一堆人來改。

湯:這有點像韓國三星(Samsung)的做法,它在二○○○年網路泡沫之後,找一批海外的韓國人回來,三年後這些人全都走了,他們留下的是IBM、英特爾(Intel)的做事方式。這些人走了反而更好,因為下面開始有些人往上走了。

辜:事實上我們就是這樣子的經驗。

怎麼讓老臣停止對抗、平和離開?

湯:畢竟,對CEO來說,砍人還是很難的事情,尤其台泥是一個老公司,這些老臣甚至是從小看著你長大,今天你要把他砍掉,情何以堪?他會不會去向你媽媽告狀?

辜:當然去向我媽告狀,還去我爸爸那邊告狀哩!(眾人笑)

我對他們說,到後面喔我們只會越來越辛苦、越來越難看,每次開會大家總是吹鬍子瞪眼睛,幾十年的交情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子呢?以後連朋友都做不成,何必呢?於是就提一個package(報酬)請他離開。

湯:所以當初處理老臣,都是你自己跟他們說?

辜:對,都是我自己跟他們說,我一個個跟他們講。最後都是最親近、最死忠的那批人在跟你對抗,很多還是我老師,提拔我長大的。

湯:這真的很難……。

辜:有時候講到真的是眼淚鼻涕一大堆啊,但是就是這樣講啊……(感慨)。

湯:你哭還是他哭?

辜:當然是我哭啊,因為很難過嘛。

湯:你做完變革,會不會覺得手上都是沾了血?

辜:沒有。就是編《台泥五十》的時候(指著桌上的書),我跟我父親講說,按照台泥現在的情況,我不覺得我們還有五十年。我到底是要為台泥的股東負責,還是為現在這些老師們負責?我到底是要為那些年輕、以後要進台泥的人負責,還是這些等著要退休的人負責?就這樣。

我要強調,CEO的責任不是砍人,而是要保護員工不被砍,不要被股東賣掉、被競爭對手砍……。

結論:台泥變革面對的是典型中西方管理文化的衝突,東方認為組織改革最好採取漸進式水到渠成的方式,西方認為要採取震撼療法,台泥的案例似乎證明在沉溺在 人情至上文化裡的公司,最好的做法還是震撼療法。而且是由內部人操刀的震撼療法。能在短短七年中將公司市值增加一倍,台泥讓我看到,西式管理思維在傳產老 企業實踐的希望。


漸進 改革 不如 血腥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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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页PPT解密国有银行改革之决策路径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19998.html

策突围

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流行,街上人流稀少。

上午10点,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围坐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以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阎海旺、财政部时任部长金人庆,正在筹建的中国银监会“候任”主席刘明康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说是文件,其实只是一摞打印好的PPT报告文稿,每份文稿只有19页幻灯片。

一同前往的,还有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

这次会议颇不寻常,以往的国务院汇报工作,早在头一天就将汇报材料递交秘书局,并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一次,显然参会者们在开会时才拿到材料。

据说这份PPT共19页,每一页均文字寥寥,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及操作风险等。

据熟悉当时改革情况的人士向记者表示,直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革后,才把这份PPT文件中的操作部分,真正形成文字稿。

正是这次汇报,拉开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最彻底改革的序幕。据一位参与改革思路设计的人士对记者评估,当初设计的方案,有70%~80%以上都得到了实现,“这在中国三十年的重大改革中已属不易”。

据一位了解“5·19”汇报的人士回忆,整个汇报是按照这份PPT的顺序逐页进行的,首先就对这次改革的“宏观理解”做了说明。该部分开宗明义提出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其财务重组涉及重大资源运用,其规划是央行各项工作五年规划及政策取向的先决条件”。

之所以称“先决条件”,因为四大行资产规模占当时银行体系约70%,如果不良资产不解决,运营机制不理顺,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无法传导,国民经济运行就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

实际上,到2002年下半年及2003年初,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已广受海内外关注,国际上有影响的财经媒体,均对这一问题做了报道,认为巨额不良资 产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判断。在2003年初,国际著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中国内地 银行全部评为垃圾级。

中投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汪建熙对记者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并无太多选择,只能前行。

以资产规模计,银行业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七分天下,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是银行业的中坚,四大行问题不解决,中国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就始终存 在,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其次,虽然当时资本市场已经过十多年发展,但资金配置功能仍微乎其微,银行业仍是资金配置主渠道,四 大银行又占其半壁江山,因而国有银行体制机制性问题不解决,中国资金配置的整体效率就很难提高,也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速度,以及市场经 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以不良贷款为例,单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加以解决,并非完全不行,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按商业银行经营最好的年份算,不良贷款的消化估计至少要8至10年。环境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对记者分析,“一方面,2006年年末,中国外资银行人民币市场的准入将进一步开放,外部竞争压力加剧。 另一方面要考虑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

根据入世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五年过渡期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竞争。

因此,早在2002年2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已下定决心,提出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银行改革被定为接下来金融领域要解决的重要事项。

2003年3月,国务院新老领导班子完成交接,对银行改革重任就落在了新的领导集体肩上。据记者了解,在新老领导集体尚未正式交接之际,新一届“候任”政府领导就提出,希望以央行为首,尽快草拟一个改革方案。

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表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资源突破

决心已下,但资源从哪里来?成为摆在改革决策者们面前的重要难题。

一些研究人士认为,到2002年,要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国际标准要求,必须要动用大约1万亿元的资金。

困难重重之下,在改革的设计工作中,首次提出了三个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资产负债表与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这也涉及改革的资源调用问题。在财政资产负债表下,当年可动用的财政资源极其有限。

经过1994年财税改革,虽然中央财政税收一直以高于GDP的速度在增加,但到2003年前后,GDP虽然超过11万亿元,但年度税收也仅占GDP 的12%左右,且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在1998年,财政已经通过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形式,充实了四大银行资本金,但至2002年已被侵蚀殆尽, 从财政角度看,也不愿再填补这个“无底洞”。

在国家层面,当时可调用的“国有资产资源”,也即国家掌握的国有企业股权。据一位金融系统高级官员向记者透露,利用国有股资源充当改革成本,在当时已被考虑过多次,但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尚未进行,二级市场条件也很差,这条路在当时走不通。

除此之外,还有央行的资产运用,即 “央行再贷款”,但再贷款当时已经做过很多,约束性偏弱,再贷款无法转化成股权,并不能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对四大国有银行做根本性的改变。

此次改革设计提出了动用央行外汇储备的思路,并经多方案比较后提出“倾向”选择此方式。这一创新思维,突破了以往充实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模式,并给当时国有商业银行重组找到了“资源”钥匙。

到2002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864.1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实际上到200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032.5亿美元,年增长40%。在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情况下,外汇储备还将不断增加,这为银行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然而,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窟窿较大,动用外汇储备这一资源,是否可完成全部银行的重组?而通胀压力是否会限制这一模式?

设计论证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 “整个过程未伤及财政”,也“较少伤及外汇储备”。其“限度在于释放通货膨胀的调控能力”,其中有利条件是:当时有“较低的基础通货膨胀率”和“较多的通货膨胀调控工具”。

改革设计中也提出了通过加强对冲手段来防止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在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的同时,央行使用特别准备金,要求被注资的银行将资金存回到央行,央行同时付息,并逐步结汇。央行将视通胀的情况放宽回存和运用对冲手段调节。

这一设计的艺术性在于,通过多年平摊,将注资产生的货币供应量扩张平滑地逐步释放,以降低可能的通货膨胀压力。

经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刚刚开始复苏,中国也刚摆脱通货紧缩,2003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还非常低。据记者了解,周小川行长在 “5·19”汇报会上分析说,就给银行系统注资而言,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时机更好。而一旦低通胀时期过去,熨平注资带来的通胀因素也就基本消失。

在这份文件中,也对今后几年造成通货膨胀条件的应对给予了足够重视,特别标明对“通货膨胀调控主要在于政府事项的优先度摆放”,要进行“专题汇报”。

据记者从汇金公司了解,目前通过注资带来的通胀压力释放已基本完毕。

改革风险

改革方案没有回避此次改革的风险:除了通货膨胀环境风险外,内部运作风险和外部审计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也是顾虑所在。

这其中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注资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仍可能再次陷入高不良贷款率甚至资不抵债的境地,也就意味着改革失败。

根据央行系统参与改革的人士表示,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分析了当时进行国有银行改革重组的外部环境。从外部看,商业银行重组改革后,也已具备了日后可持续的运营环境。

设计论证中也做了宏观上的和制度上的条件分析。宏观分析认为,按照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情况,未来数年,中国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不成问题,这就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如果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不出大问题,不良贷款率不会再次无节制地增长。

为了给银行提供几年休养生息的机会,设计论证时分析认为,央行可适当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并使利差能够覆盖当前的业务成本和平均风险损失还应略有余地,使得银行财务状况进一步得以改善。

据参与此次改革设计的人士对记者表示,允许此利差存在的现实条件是,当时在拉动GDP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占比很低,而国民储蓄率又过高,防止存款利率过高,可以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进而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也促进直接融资渠道的加快发展。

据一位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表示,在之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银行系统承担了大量的输血责任,当时四大行的不良贷款大量来自国企改革行政干预。这次银行改革,一定程度上要反哺银行体系。

或基于改革风险的复杂性,对银行改革的先后顺序,改革方案提出“两家并行较好”,以防止一家试点可能出现意外。率先被选中的是建行和中行。

设计的情景分析以资产质量相对最好的建行来展开,认为建行需要用150亿美元注资(实际上,在实施过程中,建行重组动用外汇储备225亿美元,比当初设想增加了50%),加上上市融资及发行次级债,可使建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0%。

情景分析中动用外汇储备注资“运作的实质”。以建行为例,注资后,“在央行口头指导下,可逐步在银行间市场卖出外汇换取人民币,”其“实质效果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并创造了投资渠道”。

改革设计时认为,建行在重组后,如果国民经济不出现意外的增长危机,每年可创造净利润200亿~230亿元人民币(重组第一年的2004年底,建行 净利润就达到了490亿元,到2010年上半年,建行净利润已经超过700亿元),其中50亿元用于分红,央行通过持股所得分红支付给建行特别准备金利 息,其余150亿元作为公积金,以赶上保持建行资产扩张率,使资本充足率不会下跌。

汪建熙对记者表示,对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拿捏相当复杂,要考虑到紧迫的时间,同时也要考虑到国民经济能否承受完全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度,就是怕如果几大行同时市场化运作,国企的竞争力如差距太大会承受不了。实践中,多数国企还是很争气的。

争取支持

在重组计划中,资产质量相对最好的建行、中行就需动用外汇储备各150亿美元,同时启动中行、建行两家试点,则至少动用外汇储备300亿美元,已占2002年外汇储备超过10%,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决心。

因此,“5·19”汇报前后,也即改革方案的酝酿、协商阶段,部委之间的沟通协调成了重要环节。

本次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财政部。国有商业银行原属于财政部出资,1998年财政部又向四大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在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之时,必将冲蚀财政部的出资。财政部的态度至关重要,是否会有人批评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2003年初,周小川和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及常务副部长楼继伟保持密切沟通。

央行方面提出,在这次改革重组中,不用财政部出钱,希望财政部能够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而财政部方面也了解国有银行的积弊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当即也表示支持。

有了这些沟通,财政部将继续向商业银行支付发行2700亿元国债的利息,并继续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四大行发行的8200亿元债券。

改革方案对上述需要财政的配套政策安排,均有提及。一位金融业人士表示,可见改革设计中的一些规划,已经在之前寻找到了解决路径。

除了寻找改革的资源、相关机构支持外,动用外储,还需要考量法律程序问题。一位金融领域的高官对记者表示,任何决策,都需要法律程序正当性的支持,这在中外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同。

为此,在当年8月中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将这一改革的设计由央行进行法律沟通,征询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积斌、周正庆及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苏宁等人的意见。

同时,国务院法制办亦对注资问题进行了法律研究,并得出结论:设计方案不存在法律障碍。

在没有法律障碍之后,这一改革动议也就顺利向前推进。

2003年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同意了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汇报,同时决定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牵头成立国有独资商业 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并任组长,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组长,周小川任办公室主任。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央行,主要承担这次银行改革的执行任务。

第二天上午,这一改革方案也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改革方案被正式确定执行。另外,这一注资方案的酝酿始终被置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和讨论修改之中,当年被正式通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也明确地简述了这一改革的决定。

10月19日,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其中建议设立投资公司方式完成注资:即由外管局设立投资公司,受国务院授权进行资本运作的投资公司。

2003年11月22日,经总理温家宝,时任副总理黄菊、吴仪等国务院领导分别圈阅同意,汇金公司成立。

国际上,央行官员在2004年初参加国际清算银行1月份的会议时,还就改革的部署,向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及巴塞尔委员会主席等人进行了说明,以期得到国际金融界的理解。

在当时,美国和欧洲都认为中国自己搞不好银行体系,劝说中国应该引入外资银行,并聘用既有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最后依靠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和力量达到规范运营。

除了基本采用后面两条建议外,这次改革摒弃了依靠外资机构来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方式。

从2003年的PPT 到随后启动的新一轮银改,一方面试图在财政资源之外另辟蹊径,并最后体现在动用外汇储备上;另一方面则是做实出资人,避免因财政注资导致的出资人实际缺位现象,从而使公司治理落到实处,这体现在后来汇金的成立和运作上。

如今再看2003年方案的实际运作,以外汇注资为突破口,以汇金为平台和抓手,则重组、股改、引进战投和上市四步紧密衔接,次第敲响,财务重组和制度建设齐头并进,节约了时间成本,规避了风险窗口,充分体现了“在线修理”原则的妙用。

未竟之局

正是这次改革,彻底改变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改变了国有股单一的股权结构,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用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持续地规范银行的运作,持续创造盈利能力。这也奠定它们能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和基础。

股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深知,其任务不只是工农中建四家的改革,后来加进了交行、广发行和光大银行等,更重要的是闯出一种重组的模式。

更为直接的作用是,这次改革为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了相当大的改革红利,激活了银行业价值。至2007年,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上市,受到了投资者热烈追捧。粗略估算,这次改革为中国银行业增值约2万亿元。

此次改革重组,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央行动用资源重组问题金融机构。这一实践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被各国广泛采用,央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上的作用突显。

一位参与此次银行重组改革的人士回忆本次金融危机,以及当年银行业改革的经验,认为改革应该立足于本国,而且必须早改;改革的路径要与国际接轨。

从当初的“隐患重重,技术已经破产”,到今天市值跻身于国际前列,踏上改革“不归之路”的金融家们在欣慰之余,亦深感责任与压力的重大。

周小川认为,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大关要过;郭树清亦有同感,他将改制上市视为“现代银行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多位银行业权威人士强调, 此次改革起始于精心设计的制度框架,而更为深层的银行及金融改革既涉及制度设计,即厘清政府与市场、银行的关系,也涉及治理结构的深化和完善。其间既蕴含 着老问题,也警示着新问题,这些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形似神不似”的复杂内涵。

可以说,完成银行改革的未竟之局,既在银行之内,更在银行之外。中国商业银行深层次改革能否成功,有赖于中国金融体系更深层次的变革,当然更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力量的互动。

(本文为《财经》杂志供本报独家专稿)


19 PPT 解密 國有 銀行 改革 決策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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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改革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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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的新表态将广电改革从“制播分离、转企改制”方向全面回调,蓄势待发的地方广电变成了搁浅在沙滩上的鲨鱼
《新世纪》周刊 记者 赵何娟

 

  刚刚通过“制播分离”试点打开的广电事业机构转企改制“破冰”之旅,突然掉头。细心者发现,事隔一年多,广电总局新旧两位新闻发言人的主调已发生了明显转向。

  2009年9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公开表示,整体制播分离、转企改制将是此轮广电改革方向。2009年9月26日《文化产业振 兴规划》(下称《规划》)出台,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和兼并重组,加快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和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 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等。市场的关注与热情被空前激活。

  随后的2009年、2010年是广电系统热闹非凡的两年,上海广电和湖南广电改革迅速行动起来,江苏、深圳等各地广电也蠢蠢欲动。

  然而,2011年1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广电总局新任新闻发言人吴保安在总结2010年展望2011年时,突然一百 八十度大转变,不仅只字未提“制播分离、转企改制”,反而态度强硬地强调,电台、电视台在改革中,“不允许搞跨地区整合,不允许搞整体上市,不允许搞频道 频率公司化、企业化经营”。吴保安同时强调,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重要新闻媒体和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坚持事业体制,坚持喉舌和公益性质,坚持以宣传为 中心。

  接下来向左,还是向右?广电似再度迷失改革方向。

摇摆20年

  本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详细梳理后发现,在过去20余年来,广电行业便一直走着这样一条时而向左、时而向右的摇摆之路,这使得整个广电产业发展远远滞后电信业,更严重桎梏了广播电视内容的创新与成长。

  广电集团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当时上海广电局在电台、电视台内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1997年上海广电局成为中国 广电系统首家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人和管理者。在这之后的20多年,伴随着改革的争议,广电主管部门对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的要求时紧时松。

  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 发[2001]17号文件)规定,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属于事业性质,实行企业化管理,并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宣传业务与经 营业务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

  但这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思路,一方面造成了事企不分、政企不分,另一方面遭到了体系内部分声音指责电台、电视台过度商业化。

  最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新旧班子交接之际,总局新规称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原因是作为喉舌性质的电台、电视 台组建的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容易与社会上一般理解的产业集团的概念相混淆。今后只允许组建事业性质的广播电视台或总台;此前已经成立的事业性质的广电集 团,可以将集团改为总台;如果要继续保留事业性质,就一定要把“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新的产业经营公司或集团公司,至此,已进行五年的事业体制框架内的 广电集团化改革宣告结束。

  一位广电人士称,解决政企不分的路径就是局台分离,这与事业单位企业化并不矛盾,而解决“事企不分”的根本则在于市场化。上海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局台分离,湖南广电直到2010年初才正式完成局台分离部署。

  2004年的新规颁布之前,中国电信行业已打破垄断,初步形成竞争格局,到2004年更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突飞猛进,而广电则在新规的约束下收回 了迈向市场化的关键一步,未能及时解决“四级办”条块分割的局面打破自身区域垄断,也错过了电信高速发展赶超的时期。不过,虽然是走回头路,一些地方抓住 其中关于“经营性资产剥离”用语模糊的漏洞,仍在试水企业化。

  湖南广电便是典型。湖南广电的体制改革迄今已历经三轮。始自1993年的第一轮改革,成就了湖南经济电视台,也是后来湖南卫视多档火爆全国的综 艺节目创意之源;第二轮改革,以2000年底组建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为标志,各自为战的湖南广电各单位在“湖南电视台”旗帜下统一了“番号”。随 后却因市场不利、激励不足遭遇了连续两年的收支不平衡。

  在上述广电总局新政后,2006年,时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的魏文彬提出要在集团推行第三轮体制改革,确定了“从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 去,市场主体立起来”的“两走一立”目标,但后来的几年进展缓慢。表面上,湖南广电是在具体如何改、分或合等问题上左右摇摆,实际上是在等待广电总局高层 拍板,等待广电改革整体机会的成熟。

  最终,广电总局在2009年明确了制播分离、转企改制的方向后,湖南广电才在2010年6月形成“整体分离,分拆上市”的思路(参见本刊 2010年第27期“芒果未到成熟时”)。其时,湖南广电紧随上海文广宣布整体启动“制播分离”,成立芒果传媒有限公司(下称芒果传媒),将广电的经营性 资产以及非新闻类等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均剥离到芒果传媒公司。在此之前的2010年3月,湖南广电旗下电视购物频道“快乐购”以公司化为核心,通过快乐购 物有限公司引入弘毅投资、中信产业基金和红杉资本三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引资人民币3.3亿元。这也是中国广电体系内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引入PE投 资,并计划短期内上市。

  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兼芒果传媒董事长欧阳常林,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信心满满地说,他对事业编制没有兴趣,更愿意做公司化后的董事长。新成立 的芒果传媒上市路径将暂时不考虑整体上市,而是将成熟资产分别独立上市,但最终这些独立上市的资产总和相信能实现1000亿元。

  这也是从2009年开始逐渐成型的以上海文广为代表的主流“制播分离”思路。上海文广的制播分离转企改制思路被认为是最适合在全国推广并复制的模式,是一次打破广电铁板的“破冰”之举。

  根据2009年上海文广改革方案,频道频率管理、宣传内容编辑、播出管控、新闻节目制作等部分业务保留事业体制,更名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同 时,将允许制播分离的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业务从事业体制中剥离转企,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资组建成立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10月21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集团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宣布制播分离、转企改制。与此同时,上海文广旗下“第一财经”借道宁夏 卫视正式登陆卫星,类似擦边球的形式,开创了广播电视台跨区域整合的先例。同期湖南广电也承接了青海卫视内容制作与经营,江苏等省也期待以此为契机,获得 更多上星机会。

  一个细节是,这次改革在宣布之初被叫做“整体转企”,后被低调地改为“转企改制”。但上海文广改制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借制播分离改革之机,上 海文广——中国第二大电视传媒机构,完成了企业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也为未来进一步实现引资、上市等资本运作打开了通道。随后的第一财经引资,以及2011 年1月11日文广旗下新媒体公司上海百视通借壳上市都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广电总局的新表态将蓄势待发的地方广电变成了搁浅在沙滩上的鲨鱼。这一系列改革尝试未来将何去何从?一位资深广电系统人士在看到广电总局最新的 “三不”表态后称,一会要求事业机构企业化,一会不允许企业化,让人云里雾里,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左右摇摆的思路之下,广电系统未来的业务整合与发展将 更加混乱。

急刹车背后

  无论是上海文广还是湖南广电的制播分离转企改制,都是在非新闻类频道非公益类节目商业化运营和公司化管理上探索新的路径。这并非新政,此类规定 一直都存在。尤其在过去因为坚持电视台公益和宣传中心性质,很多地方广电不得不走“以网养台”的道路。但在广电探索改革的路上,适当放宽,或者以擦边球的 方式不断深化的企业化被当做一种市场化尝试,过去多年并未被强令禁止。

  这次吴保安的表态正好发表在三网融合试点推进的关键和复杂时期。对此,接近三网融合专家小组的一位业内人士称,面对来自电信行业的强大竞争,广 电主管部门一直强调要牢牢掌握播控平台,并试图以此在三网融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次新的转向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控制,但直接指向的是广电系 统内部长期存在并部分实施的“台网分离”改革。而“台网分离”却已是三网融合最后保留的一线竞争空间(参见本刊2010年第25期“三网融合最后空 间”)。

  广电内部对于“台网分离”的发展方向一直都存在分歧,尤其在三网融合政策推出之后。最初提出“台网分离”本意也在于要打破过去“以网养台”的格局,增强广播电视台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强与电信运营商竞争能力。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电视台近年来的大跨越发展,有线网的收入来源仅剩对异地卫视收取“落地费”,对当地节目则大多无偿传输,甚至还为 本省与外省的卫视对等落地埋单,而广告费用主要由台收取,有线网获少许分成。虽然现在很多区县级广电仍存在“以网养台”,但在三网融合政策出台后,有线网 更站在了与电信竞争的最前台,这使得“台网分离”的反对声此起彼伏。

  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过,意味着内容服务和集成播控牌照只能授予电视台,这使得有线网与电信网以平等身份面对电视台的核心播控资源展开竞争。有 趣的是,电视台也更乐于与技术和市场化水平更高的电信网展开合作,IPTV即是明证。浙江华数总裁励怡青就公开呼吁应该正确定位台网关系,网台的分离不利 于广电产业的发展。

  据本刊记者了解,工信部将国务院对三网融合试点方案批文下发后,电信各大企业都展开了相关研讨,正将台网彻底分离作为最后的突破口,探索未来与广电有线网的竞争格局。

  一家国有电信公司的省级负责人称,试点方案对于“播控权”归属进一步细化,首次明确显示了广电有线网公司并非掌握播控权的主体,也明确了“台网 分离”的最基本原则。但广电必须进一步进行“台网分离”的改革,厘清广播电视台与广电有线网之间的股权关系,有线网不能既是竞争主体,又扮演监管者的角 色,这样只会权责不清,职能混淆。

  对此,上述广电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广电行业原本就应该让电视台根据市场原则平等选择传输网络。他同时认为,即使让广播电视台完全恢复“公益性”,广电网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以网养台”的历史,这源于广播电视产业近年来的持续发展,更源于广电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广电如果希望通过掌握播控平台核心资源,就达到可以随意切断与电信进行的商业化合作、切断在市场化领域探索的目的,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也与三网融合的本意背道而驰。

廣電 改革 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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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之三:《企业家的改革使命》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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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之前 改革 系列 之三 企業家 企業 使命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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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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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業「十二五」規劃首度披露,市場化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人保護職能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 等願景如何衝破現實的重重糾葛?

財新《新世紀》 記者 溫秀 張宇哲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一大鮮為人知的業餘愛好為水彩工筆,其作品常在銀監會職工才藝大賽中展出。而月底即將付印的銀監會2010年年報封面,即 來自於劉明康的水彩作品。

  不過,金融業界更為關心的是,劉明康心目中勾勒的銀行業「十二五」改革願景,又將以何種機制和力度去推動其實現。

金融业界更为关心的是,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心目中勾勒的银行业“十二五”改革愿景,又将以何种机制去推动其实现。王宙/CFP

金融業界更為關心的是,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心目中勾勒的銀行業「十二 五」改革願景,又將以何種機制去推動其實現。王宙/CFP


  近日,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龔明華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銀行業「十二五」規劃將涵蓋眾多重要機制的建設,包括銀行業金融機構 的市場化退出、存款保險制度的適時推進、審慎推進綜合經營試點、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探索、存款人保護機構設置等主要內容。

  「十二五」期間銀行業改革的規劃綱要,將體現在中國銀監會編制的銀行業「十二五」規劃和央行編制的金融業「十二五」規劃銀行業部分,前者基本定 案,後者還在制定之中,向相關部委徵求意見即將截止。

  參與金融業規劃編制的央行一位司長透露,「十二五」初期較為迫切、也有望獲得實質性進展的事項包括:存款保險制度、包括退出問題在內的農信社改 革、建立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以及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等。

  一位受訪銀行高管認為,兩項規劃重點的重合,一則因為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緊密聯繫的根本性難題不能不突破,再則因為國務院曾給相關部委下發過 《當前金融領域的若干重大課題》,涉及前述命題的研究部署。

  不過,多數與規劃落實相關的受訪者對於上述前沿命題的看法,至今未達成充分的共識,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仍將經歷艱難的探索。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研究員吳敬璉3月20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有這些改革都需要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而不是零碎、個別的政策調 整。

退出機制探路

  「無論是存款保險制度,還是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近期都沒有時間表。」一位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直言,此事「十分重要,但尚未破題」。

  龔明華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十二五」期間,將進一步完善監管法規體系,包括有序推進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建設。

  龔明華表示,需要構建系統、合理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法律制度,從高風險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早期干預、強制關閉、重組、破產等方面明確監管機 構、司法機關的職責和手段,以及債權人和債務人各自的權利義務。

  事實上,由於缺乏一套法律框架和司法制度,及配套的監管框架,令問題銀行的清算重組過程變得非常漫長。

  海南發展銀行13年來仍在清算過程中。「從保護債權人利益角度,沒有走破產程序這條路。」一位海發行清算組的有關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這是中國金融史上第一家被行政關閉的商業銀行。該行於1995年8月正式開業,由海南省政府控股,一共有包括中國北方工業總公司、中國遠洋運輸 集團公司、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等在內的43個股東。銀行是以兼併了五家信託投資公司,並向全國募集股本的方式設立的,後來由於兼併了海南28家大多資不抵 債、經營不善的農信社而陷入絕境,並最終爆發了支付危機。

  對於處置問題銀行時的市場退出效率如此低下,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指出,目前在處置問題銀行的思路上,監管部門是按 照「誰的孩子誰抱」這樣一種處置方式,「只能是權宜之計,很難實現有效率、低成本的重組問題銀行。」

  亦有銀行高管悲觀地表示,「目前我們只有政府,沒有市場,何來市場化的退出機制?」

  他認為,只有政府和市場的職能得以真正的界定與劃分之後,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場化退出機制。

  前述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也認為知易行難:「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是一攬子複雜的系統性工程,既要明確退出的法律框架,又要對退出後不 良資產的處置做出妥善安排,還要與地方政府協調,共同進行債權人的資產保全。」

  他並稱,過去幾年,監管當局對於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化解和處置問題十分關注,在這類機構的資本補充、風險化解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介紹了在這 些工作中的一個切實體會:風險能否順利化解,與地方政府是否充分重視與配合密切相關,如果地方政府能夠認識到轄內金融機構的安全穩定對於地方經濟發展的積 極作用,「事情就比較好辦」。

  2005年,銀監會依法撤銷了青海省格爾木市區八家嚴重違規經營、資不抵債、救助無望的高風險農信社。這是建國後首次農信社被集體撤銷事件。 2007年6月,銀監會再次行政撤銷已經存在52年的新疆哈密市四家農村信用社,這些信用社同樣是因特大經濟案件造成嚴重資不抵債,原網點被哈密市城市信 用社接管。

  參與處置相關事件的監管人士表示,存款類金融機構的處置必須慎之又慎。「如果僅保全部分存款人的利益,就會導致存款人因為擔心其信譽而將存款大 舉轉移至大型銀行業金融機構;如果全面賠付,國家又面臨極高的成本。」

存款保險待考

  「在探索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時,一個不容迴避的制度安排就是存款保險制度。」一位資深銀行人士直陳,其核心要義在於,建立市場化的 風險補償機制。

  不過,這一制度在國內遲遲難以推出。

  接近貨幣和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透露,當前存款保險制度推進的主要難點在於,如數量眾多、問題重重的農信社改革還遠未能宣告成功,此時推進存款保 險,「只怕會平地起波瀾」。

  前述央行人士認為,讓該退出市場的機構倒掉,但是不要連片倒、集中倒,儘可能讓倒掉的時間延長,風險平穩過渡。

  目前,無論是存款保險制度還是《金融機構破產條例》仍無明確的時間表,前者是後者的先行條件。

  早在2007年6月,新修訂實施的《企業破產法》已為市場經濟中競爭淘汰的企業提供了可遵循的法律框架,但金融機構並未納入其中。國務院要求對 金融機構的相關破產辦法另行制定,而至今《金融機構破產條例》仍未推出,主要原因就是存款保險制度一直沒有設立——去年,央行已將存款保險機制的方案上報 國務院,但目前何時推出仍無時間表。

  2010年初,國務院曾決意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命央行牽頭制定詳細方案。按照央行的方案,金融業中最為孱弱的農信社將全部納入存款保險制 度。

  截至2010年末,全國共組建農村商業銀行84家,農村合作銀行216家,農信社近3000家。銀監會近日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 末,全國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已突破10萬億元,總體各項貸款餘額、總資產等數據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的農行相近。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合作金 融機構整體薄弱的資本實力和管理水平。儘管近年風險狀況已大為改善,但截至2010年9月末,全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按照商業銀行監管標準,平均資本充足率 為7.2%,距離最低8%的資本監管要求仍有差距。

  近年來,根據農信社機構數量多、差異大的特點,銀監會構建了分類監管體系,把農信社分為好、中、差三大類,比如好的一類機構標準是不良貸款率在 5%之內,各項監管指標達到銀行業通行的評級標準二級,對於農信社來說,這一門檻已經相當高。目前經營狀況較好的農信社有幾百家,不到總量的十分之一,大 部分在東部江浙地區。

  前述接近監管部門的權威人士透露,「十二五」期間,存款保險制度能否突破,與農信社改革能否到位休戚相關。

  在存款保險制度難以破局之際,銀監會在銀行業「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加強存款人保護」,並擬成立存款人保護職能機構,這一機構職能更多體現在保 護存款類金融消費者權益。去年以來,貨幣和監管當局都曾先後傳出,有意成立專門的消費者保護機構的設想,但目前均未成行。

  前述銀行高管直言,由於此事涉及眾多部門的利益,「好多部門之間有分歧,恐怕成立不了」。

  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表示,從大的範圍看,已經有消費者協會;就金融行業看,「一行三會」也都負有監管職責,都將保護消費者權益作為題中應有 之義;而且已經成立了行業自律性的銀行業協會,所以並不缺少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的機構,再成立新的機構恐怕是多此一舉。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將消費 者保護落到實處,而非成立更多的行政機構。

  雖然受訪央行與銀監會人士認為,市場化退出機制和存款保險制度主要針對中小銀行類金融機構,但在《當前金融領域的若干重大課題》中,「完善市場 退出機制和風險補償機制」及「對金融消費者服務和權益的保護」問題,被放在了「加強對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的監管」課題中。

  業內分析人士指出,這顯示,市場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及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在初期主要涵蓋小型機構,但最終還是會與大型機構直接相關的系統性 風險防範問題緊密聯繫。

填補監管空白

  「不管給不給牌照,我們都要做。」工行有關人士私下表示。近日,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到,工行已向證監會表達了做投行業務的強烈意願,證監會 持保留意見。而工行認為,綜合經營是銀行發展的重要方向,是應對未來挑戰的變革之舉。建行在未來發展中期規劃也明確表示,「商業經營和綜合經營並重」。

  「綜合經營可以試,但並非大面積普遍地推開。將允許有條件的銀行做符合自身特點的探索。」龔明華介紹說,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在「十二五」期間, 仍將處於試點階段,要個案審批報備。

  龔明華表示,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教訓就是一些國家和金融機構過早地拆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的「防火牆」,使得危機發生之後,風險迅速 地傳染、放大。

  而危機後各國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如大力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強化對大型複雜金融機構的並表監管、限制銀行從事高風險業務(「沃爾克規 則」)等。

  也有銀行家直言,上世紀90年代,商業銀行就曾涉足投行、保險、信託等領域,除了侵蝕銀行自身資產,並沒有產生所謂的「協同效應」和「肥水不留 外人田」的好處,卻背負了巨額的不良資產和風險。「當前基本的經濟、法律、人文環境與當時仍處於同一歷史階段,不應舊瘡未癒,新瘡又始。」

  如果綜合經營的邊際收益無法超過相關行業的平均收益,而徒然增加經營風險和監管成本的話,就不如專心恪守本業。

  基於這一設想,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接受專訪時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規定要求試點銀行所投資對象的資本回報率和資產回報率在一定寬限期後,應 高於或至少達到商業銀行良好經營的平均水平,並高於其所在行業良好經營的平均水平,否則要主動退出相關投資行業。這一綜合化經營試點主動退出機制目前已經 被寫入了監管部門在下一階段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工作重點。

  有負責風險管理的大行高管坦承,商業銀行從事綜合經營實際能夠達到的利潤水平,短期內恐怕難以達到監管要求,而證券業務要與商業銀行的決策體系 共存,也面臨不小的難度,「將來究竟是監管放寬標準,還是商業銀行知難而退,仍需拭目以待」。

  一位銀行高管表示,在防範綜合經營風險方面,中國的主要漏洞是存在監管空白。他舉例說,經營文化的不同導致國外銀行過早的拆除了防火牆,但國內 銀行內部的銀行和證券、保險業務機構「掐都掐不過來」,「防火牆『好』得不得了」。

  如《當前金融領域的若干重大課題》所指,中國近年來金融監管有了很大進展,但主要側重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防範,對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整體風險的 監測、評估和管理相對薄弱。

  對於完善金融監管協調,一些監管機構內部提到的一個政策建議是:由國務院牽頭,「一行三會」參與,成立一個金融監管協調機構,如金融穩定委員 會。知情人士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方均意識到,風險鏈條之長,傳染之快,超乎想像,單一機構想要及時獲取全面的信息以採取應對措施,存在很大的困難。 因而歐美國家都在探索成立金融穩定機構等對系統性風險加以監控。

  他認為,在分業經營的現狀下,「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基本能夠有效實施分業監管,但對於一些跨業、跨境業務的監管,仍存在空白。上述政策建議正 是基於這一現實提出的。

  不過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表示,目前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牽頭,「一行三會」參與的國務院金融「旬會」,在發揮監管協調作用方面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只要「旬會」制度可以固定下來,大部分問題都可以通過這一機制協商解決。

利率市場化慢跑

  「為何我們對綜合經營如此看重,是因為利率市場化大勢所趨。」一位大行風險管理部門負責人如是說,在利差收窄、盈利空間縮小之後,商業銀行需要 借助綜合經營來擴大收入來源,而且客戶也由此需求。

  一位參與編制規劃的銀監會官員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銀行業面臨的外部挑戰之一即是來自利率市場化的進程。這也是當下外界對銀行業的前景和 估值陷於悲觀的一個重要因素。

  目前,各界比較認同的一個基調是,「十二五」期間,利率市場化會逐步推進,但整個商業銀行的全面利率市場化仍待相當長的時間。

  一位央行官員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利率市場化,起步有戲,但全面推進恐怕不可能。」他並稱,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必須充分考慮中國 的國情,而不能簡單照搬國際經驗。目前在中國,貸款的下限和存款的上限仍處於嚴格管制狀態,

  該央行官員認為,必須正視「國企為主、政府投資衝動不減」的特殊「國情」,選擇合適的路徑。在存款利率方面,他認為可以「先長後短」,先放開長 期存款利率,限制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而將活期存款利率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以防止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計成本地高息攬存。

  而在貸款利率方面,他建議要「先短後長」,當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衝動不減,商業銀行紛紛將政府融資平台,長期貸款當成「大爺」,如果此時 放開長期貸款利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的增長將會更加變本加厲。

  事實上,監管部門也注意到了商業銀行在中長期貸款方面存在較多風險隱患,不少銀行的中長期貸款比例達到60%至70%,有的甚至高達90%,而 這些貸款的寬限期動輒在十年以上,兩屆政府任期內都無需還本,其道德風險和不確定性不容忽視。對此,監管部門將在未來通過一系列監管指標的設計加以規範。

  亦有銀行高管表示,在人民幣存在國內國外兩種不同利率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套利行為,只有價格統一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徹底利率市場化。前述央 行人士指出,在金融業「十二五」規劃中,縮小在岸、離岸市場差距、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迎來大發展。

  本刊見習記者楊娜對此文亦有貢獻

銀行 改革 頂層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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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司法改革路徑 張泗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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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部門一直不肯放棄自家權力,是鐵路司法改革中最大的阻力。而改革的方向,不僅要脫離鐵路系統,也要獨立於地方,成為真正的鐵路專門司法機構
張泗漢

 

  鐵路司法體制改革,是中央確定的重要司法改革任務。2011年新春剛過,鐵路法院檢察院的改制已悄然啟動,各有關法院、檢察院落實2010年 12月中編辦和兩高三部聯合簽發的《關於鐵路法院檢察院管理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鐵路司法體制改革步入實質推行階段。目前,上海、北京、南寧、鄭州 等一批鐵路法院、檢察院,相繼按照相關文件組織實施改制方案。

  這次改革,是從根上改,質上改,要把鐵路法院、檢察院從鐵路企業中剝離出來,使之成為獨立於鐵路系統的專門法院,整體納入國家司法體制。兩院人 員不再是鐵路員工,集體納入國家司法人員序列,物資、經費全部納入地方,實行屬地管理。這對於確保法檢兩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主義 法治的統一和尊嚴,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鐵路司法改革經歷了漫長歷程。早在「文革」結束後,鐵路司法隨著司法體制的恢復而設立之初,其存廢問題就存在爭議。梳理這30多年來的爭議和變遷,有助於為當下的改革釐清方向。

爭議源頭

  考慮到鐵路是全國的大動脈,又具有運輸的跨區域特點,1953年,中國借鑑蘇聯模式,成立了鐵路運輸法院,專門審理鐵路沿線刑事案件。在機構序列上隸屬司法部,並未歸鐵道部管轄。當時鐵道部門還歸軍隊管理。

  1954年憲法頒佈,按照「一府兩院」設置,人民政府和法院、檢察院設立。又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設立軍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水上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鐵路運輸法院設立基層法院、中級法院兩級,歸鐵路系統管理。

  1957年,在左傾思想幹擾下,很多法律制度,包括律師制度都被取消。當年8月,國務院56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鐵路、水上運輸法院的決定》,9月將已經建立的19個鐵路法院撤銷。這並非意識到鐵路法院的獨立和公正性問題,而是當時法律虛無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

  「文革」結束後,隨著司法體制的恢復,1979年7月出台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條規定,設立包括鐵路運輸法院在內的專門人民法院。1980 年,司法部和鐵道部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聯合發出了《關於籌建各級鐵路法院有關編制問題的通知》。1982年7月9日,「兩高三部」(高法、高 檢、公安部、司法部、鐵道部)發佈《關於鐵路運輸法院、檢察院辦案中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建立了三級鐵路運輸法院和鐵路運輸檢察院。

  當時就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在鐵路系統建立司法機構很不嚴肅,審判權的公正性受到影響,不符合法治原則。但是,這種反對意見還比較微弱,沒有形成主流意見。當時正值嚴打,鐵路作為治安重災區需要重點整治,需要加強打擊,反對建立鐵路司法的意見沒有佔上風。

  恢復後的鐵路法院在職能和機構序列歸屬方面有了較大變化,擴張了案件的管轄範圍,增加了民事和經濟審判功能。而原先的鐵路法院只承辦鐵路沿線的刑事案件。此外,還增設了高級法院,由兩級升為三級,使整個鐵路法院系統在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這時的鐵路法院和鐵路檢察院在業務上由「兩高」進行指導,管轄權還是歸鐵道部,當時增設的鐵路運輸高級法院就設在鐵道部。

  與此同時,1983年9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人民法院組織法》,刪去了「專門人民法院包括:軍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水上運輸法院、 森林法院、其他專門法院」(第二條第三款)的內容,將第二條第一款第二項中的「專門人民法院」修改為「軍事等專門法院」。也就是說,鐵路法院從此失去了設 立的法律依據。

  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爭議。一方面,「嚴打」等需要加強了鐵路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修改法律的時候,又取消了設立鐵路司法的明確依據。

  1987年,「兩高」發佈《關於撤銷鐵路運輸高級法院和全國鐵路運輸檢察院有關問題的通知》,撤銷了設在鐵道部的鐵路高級法院和鐵路檢察院。這 是一個折中的方案。其背景是,有意見提出撤銷全部鐵路法院和檢察院。當時討論中提出分兩步走,先撤高級法院和檢察院,因此「兩高」出台了這個通知。不過, 這個「兩步走」的意見沒有見諸正式文件。後來並沒有繼續撤下去,而是保留了基層和中級兩級鐵路司法機構,這種格局一直沿襲至今。其中的主要阻力是,鐵路部 門不同意撤銷。

  由此可見,鐵路司法的存廢一直存在爭議。鐵路司法的人財物都受制於鐵路部門,幾乎不可能保持獨立審判,司法權力的部門化現象,受到很大非議。儘管阻力重重,但改制必須進行。

阻力來自何方

  上世紀90年代初,全國人大、最高法院啟動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就試圖對包括鐵路法院在內的專門法院進行改革。當時有主張保留的,有主張全部撤銷的,還有主張保留一級的。

  後來的研究結果是,對專門法院總體上保留建制,通過人、財、物關係的剝離,擺脫有關部門的控制。按設想,專門法院經費由中央司法財政統一劃撥, 幹部由最高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但因涉及諸多原因,改制方案的草案經過20多稿後擱淺,整體性的大規模改革沒有了下文,而是決定成熟一個解決一 個。例如,對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法院和檢察院的法律地位,1998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關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生產建設兵團設置人民 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給予了初步解決。

  1999年10月,最高法院在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中,對包括鐵路法院在內的專門法院的體制,提出逐步改變「由行政主管部門或者企業領導、管理的 現狀」。2001年,中央有關司法改革的文件亦指出:「逐步理順設在鐵路、林區、農墾等人民法院的管理體制,合理調整機構佈局,清理整頓現有人員,將人員 編制納入國家司法體系統一管理」。

  同年6月,最高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全國十四家鐵路運輸中級法院體制改革研討會上說,鐵路法院管理體制不順,一直是圍繞鐵路法院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但由於鐵路歷史長,涉及面廣,數量多,人員也多,因此體制改革會更加複雜更加艱巨。」

  解決「部門、企業辦法院」問題,是上一輪中央司法改革任務之一。這項改革從2004年開始,由中央政法委牽頭,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央司改 辦等幾個機關配合調研、協調。當年12月,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提出了「關於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2004年,最高法院第二個五年綱 要也明確提出,要「改革現行的鐵路、交通、民航、林業、石油、農墾、礦山等部門、企業管理法院人財物的體制」。

  2003年,鐵道部出台了《關於推進鐵路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和再就業工作的指導意見》,嘗試將公檢法機關、醫院和學校等單位剝離出鐵路系統,交由 地方管理。但是,到目前為止,醫院和學校等的剝離早已結束,而鐵路公檢法的改制還未完成。這一狀況主要和改革的動力有關。對於鐵路系統來說,醫院、學校等 主要是負擔,但公檢法等機構,則主要是權力。

  由於各方的權力和利益博弈,改革一拖再拖,難以推行。200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司法改革綱要(2009-2013)》,未見鐵路法 院改革方面的表述。同年7月,中央出台正式文件,要求當年年底完成改革任務,但時隔近一年,具體的改制依然沒有實質性進展,到底如何改,也未見公開的徵求 意見和信息披露。

  改革的困難就在於,所涉及的複雜利益格局如何平衡,鐵路部門是否願意放棄權力,改革轉制後人員安排、經費保障等諸多方面如何解決等。有關部門一 直不肯放棄自家權力,是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這也是這項改革橫跨2004年和2009年兩輪中央司改週期,遲遲不見具體動靜的重要原因。

  鐵道部雖然只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但鐵路是國家的交通大動脈,涉及到穩定,要改變非常難。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設立了集公路、航空和水運的大交通部,但鐵道部仍獨立存在,就可見一斑。

改革「兩步走」

  這些年來,社會上不斷呼籲改革,歷年的全國「兩會」,都有代表委員建議廢除或改革鐵路司法,以防止司法權力的部門利益化。2005年,江蘇省高 級法院院長公丕祥、湖南省檢察院檢察長何素斌等104名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建議立法禁止在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設立法院、檢察院。2006年,全國人 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長李道民和32名人大代表提交議案,建議取消鐵路運輸等專門法院。2009年,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高院院長張文顯等人建議,盡快將 鐵路、林業、農墾等法院一律納入國家司法體系,與部門、企業徹底脫鉤。

  與此同時,從2003年以來,先後有多位公民和律師,在涉及鐵路案件訴訟失利後,紛紛將矛頭指向了訴訟糾紛的裁判者本身,以公民建議等方式向全 國人大多次提出撤銷鐵路司法的建議。例如,2009年4月,曹大和被捆綁致死案宣判,綁死曹大和的列車長黃建成獲輕判,社會上對鐵路法院合法性的質疑繼續 升溫。當年6月,16名北京學者、律師、記者聯署將《關於對鐵路系統司法權進行違憲審查的公民建議書》提交全國人大。

  可見,改革勢在必行。目前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問題是具體如何改,當下的主流意見是保留鐵路司法建制,但要脫離鐵路系統,理順關係,納入國家統一司法體制。還有一些意見主張改革一步到位,即鐵路法院體制不僅脫離鐵路系統,也要獨立於地方,成為真正的鐵路專門法院。

  我個人基本支持後者,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改革可以分兩步走,先將鐵路司法從鐵路企業中剝離出來,納入國家司法體制,人財物交地方管理,這只是第一步。

  司法改革既要打破部門化,也要打破地方化,待條件成熟時再進行第二步。鐵路法院要獨立於地方,設三級,由上而下自成體系。例如,在首都設立鐵路 高級法院,中級、基層法院按照鐵路局、段分佈領域設立,法院人員由全國人大授權最高法院任命,司法經費由國家財政直接劃撥,司法行政和審判監督統一在最高 法院,使之成為名實相符的專門法院。

  而且,在管轄範圍方面也要調整。鐵路法院只負責鐵路沿線的刑事案件,可以包括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但純粹的民事案件,不應該由鐵路法院管轄。

  如果鐵路司法改革,在去除司法部門之外,還能在打破司法地方化方面有所建樹,或許還能為整個國家的司法體制改革開闢蹊徑。比如,司法機構設置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將有助於保障司法權力的獨立公正行使。

  張泗漢為國家法官學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

鐵路 司法 改革 路徑 張泗 泗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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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改革如何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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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重新恢復鐵路的市場化方向,就必須重建長期以來被嚴重破壞的產權結構與產權關係,第一步可先行實現鐵道部層面的政企分開
榮朝和

 

  中國鐵路改革進度慢,過去多被歸咎於改革的決心不夠大。其實,鐵路改革緩慢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於其難度大;而改革難題的核心,在於鐵路產權關係的特殊性與處理的複雜性。可以說,對鐵路產權問題的認識深度,決定著鐵路改革的方向與進程。

鐵路產權關係特殊性

  公益性、網絡性、共享性以及自然壟斷性等技術經濟特徵,決定了鐵路產權關係的特殊性。

  鐵路作為典型網絡型產業的特點包括:固定基礎設施網與移動載運工具以及客貨運輸對象之間不可分離的強關係;強大的運輸能力與相對分散且不均衡的運輸需求之間的關係;顯著的運輸密度經濟與網絡幅員經濟要求;多部門聯動合作,以及嚴格的作業流程與時空精準性要求等。

  其相關產權特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設施共享與過軌運輸。由多個企業共同利用線路、場站和其他設施設備,並分享同一財產的使用權和收益權,在鐵路產業組織結構中十分普遍。而隨 著鐵路重組導致行業內企業數量和形式的增多,設施共享所引起的產權關係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另一方面,運輸產品本質上從起始至終到的完整性要求,時常會超 過鐵路企業在空間分佈上的邊界,導致車輛或列車在企業之間跨界過軌運輸。鐵路效率的提高,要求在設施以及設備的共享與適當的產權制度之間找到平衡點。

  二是運行指揮權。運行指揮權是鐵路最重要的生產指揮權,也是最重要的核心控制權力,它不但對運行安全和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也對鐵路線路、機車車輛和其他主要資產的能力分配和實際利用產生決定性影響。各國鐵路企業歷來都主張擁有自己線路的運行指揮權。

  三是開放路權與鐵路企業邊界的調整問題。開放路權更多地是指強制承擔的義務,規定鐵路公司必須允許其他企業利用自己的線路設施。

國鐵系統產權關係現狀

  在中國鐵路行業中,以鐵道部作為國家出資人代表投資形成的國鐵系統居於絕對主導地位,同時鐵道部又是鐵路的行政主管部門,因此鐵道部集鐵路資產 所有權及行政管理權於一身。在現實中,鐵道部在鐵路產權配置中所擁有和支配的程度,又遠遠超過其出資者代表及行政主管部門身份所對應的內容。

  鐵道部所享有的行政管理權和股東權,本應以外部機構和內部股東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方式行使。但在政企不分的體制框架下,鐵道部不僅作為外部管理機構行使行業管理職能,更將股東權外化於企業,產生股東權濫用所導致的企業產權殘缺。

  此外,還存在著運輸調度指揮權的問題。在中國國鐵系統中,鐵路局一直被認為是運輸企業,但國鐵一直在採用生產高度集中管理和財務「收支兩條線」 的體制,服從統一指揮調度,一直是作為運輸企業的各鐵路局必須承擔的義務,因此鐵道部實際上是一個大型集團企業,鐵路局只是鐵道部的地域性分支機構,其財 產邊界、業務邊界、成本和責任邊界以及收益邊界在該網絡中都難以界定清楚。這是鐵道部剝奪下級企業一系列重要財產權利的制度性基礎。

  在目前的運營體制下,國鐵各路局之間的分界是把幾乎所有的鐵路大干線都切成幾段,路網不合理分割必然導致跨局客貨流成為絕大部分,而列車也必然 頻繁跨局運行。如果鐵路局都是獨立的市場主體,這種跨界運輸所導致的交易頻率和交易成本之高,將會無法承受。而中國鐵路能力十分緊張,鐵路內部和社會各方 面都不允許設施與設備的使用效率出現下降,因此必須有一個凌駕於企業之上的機構,成為維護路網完整性利益的代表。這就是為什麼鐵道部在國鐵路網上一直實質 性地指揮生產、分配收入並核算成本的原因,它必須對全路進行包括生產和財務方面的嚴格控制。也就是說,鐵道部干預或剝奪鐵路局運行指揮權的理由,正是為了 保持鐵路網的運營效率,但這又是以犧牲鐵路企業的效率為代價的。這確實成為一個有趣的悖論。

  除了鐵道部與所屬企業的產權關係,還存在著國鐵系統與地方性鐵路的矛盾與摩擦。由於目前行業的運營規則不健全,幾乎所有的地方鐵路都在與國鐵的 車流交換方面遭受過排斥,造成客貨流與運輸收入被迫流失的情況,這使得其他鐵路投資者和經營者的財產權利無法得到切實保障。國鐵依靠自己的行政性壟斷獲得 了排斥他人的地位。

  近年來,鐵道部通過與各省市簽署「部省協議」,調動了地方政府建設鐵路的積極性,也給鐵路創造了一個超常規發展的機會。出於多種考慮,對通過 「部省協議」建設的合資鐵路,絕大多數都必須由鐵道部控股,而且一律採用「委託運營」模式使其失去運營控制權,變成單純的線路資產公司。在許多公司的重大 事項中,作為重要出資人的地方政府大股東,往往被剝奪了決策權甚至知情權,權利嚴重不對稱。合資鐵路本來有可能在建立規範的企業治理結構上,遏制股東權濫 用方面有所作為,但鐵道部執意控股並絕對控制所有合資鐵路公司的意圖,使原本推動鐵道部改變既有行為模式的希望變小。

鐵路產權關係重構方向

  從產權關係入手推進鐵路改革、提高運營效率、實現良性發展,必須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解決好中央與地方的鐵路事權分工。在分工逐漸明晰之後,將會形成國家鐵路、區域鐵路和城市鐵路合理分工、相互支撐的路網基本格局,進而提出政府間合理分工的明確要求。

  二是實現政企分開,並在行業內構建起由真正企業形成的產業組織結構。必須設計出在資本結構、業務邊界、產權與組織形式各方面能夠切實自立、高效的鐵路企業。可考慮以幹線加區域作為鐵路企業邊界的依據,也可採用建營分離、網運分離和業務分離等途徑來構建鐵路產業。

  三是在整個鐵路網上建立符合市場需要的運營規則。這需要在鐵路企業之間引入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制度,通過相關運行規則特別是設備與設施共享、過軌運輸和互聯互通規則的進步,來促進合理的交易並提高系統效率,形成子系統能夠自為和自律的良性組織結構。

  準確把握鐵路產權關係的特殊性,並以此為依據合理確定鐵路組織形式、運營管理體制及資產與業務邊界,是構建鐵路行業規則與秩序的制度性基礎。全 新鐵路產業組織構建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鐵路產權關係的認識程度與解決程度。由於需要探索的東西很多,因此這裡沒有最優方案,也不可能一步到 位。在缺少足夠認識和解決方案的前提下,不宜貿然分割鐵路,以免徒勞之工並造成更大被動。

  作為過渡性方案,第一步可先行實現鐵道部層面的政企分開,以國家鐵路總公司承接原來的企業職能,而將剝離出來的政府職能併入交通運輸部。特別是作為先決條件,任何鐵路改革方案都必須妥善處理近年來大量積累的建設債務問題,其中也包含重大產權難題。

  若想重新恢復鐵路的市場化方向,就必須重建長期以來被嚴重破壞的產權結構與產權關係。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鐵路 改革 如何 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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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改革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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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博客,微博)記者 何佩欣

  在香港證券業部分代表連日高調反對聲浪中,香港交易所(下稱港交所)提出的多項改革遇到阻力。

  近日傳出,港交所正在研究暫緩實行明年3月第二階段延長交易時段。標誌港交所改革推進艱難的是,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7月26日發表近萬字長文,再次解釋推行改革方案的種種考量,並強調改革絕非「大戶與小戶、或國際與本地之間的鬥爭」,希望平息本地中小券商的怒火。

 這是自從去年底落實改革以來,港交所就延長交易時段問題立場軟化。

  此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與香港本地證券業的七個協會代表舉行晚宴,當天下午,就率先遭遇個別代表到中環交易廣場港交所的交易大堂門外示威抗議。

  代表香港本地證券從業員的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當天組織約50名會員,到場向李小加遞交請願信,表示反對港交所醞釀中的多個改革措施,甚至有示威人士要求李小加下臺。

  李小加到示威現場接收請願信,表示:「會仔細閱讀、瞭解有關人士的意見,所有決策在落實前都會細心聆聽,平衡各方利益。」作為首位來自內地的港交所總裁,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預計港交所未來的改革,將在如何適應新形勢及確保本地券商利益之間躊躇前行。

  爭議延長交易時段

  港交所近年推出不少改革提議,除了引起較大反對的延長交易時段,以及設立晚間期貨交易時段外,還推出股票交易按金制度,以改善香港交易所的風險管理架構,減少交易對手交責所造成的風險。

  此外,計劃中的還有「匿名交易」,取消現在公開交易對手經紀牌號的做法;而2009年曾經推出後又撤回的收市競價時段制度,也被重新提到議程上。

  其中,延長交易時段已經早在去年完成諮詢,第一階段的改革也在今年3月開始實施, 將香港早上交易時段提前半小時開始,即在早上9時30分開市;午休從過往的2小時縮短到1.5小時,即下午交易時段在13時30分開始,到16時結束。

  不少市場人士對延長交易時段沒有好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午休時間,第三階段將在第二階段進一步減少到只有1個小時,不僅比以前少了一半,與香港白領平均有1.5小時的午休時間相比也相形見絀。

  凡是改革必牽涉利益損益和成本增減。付出午休時間減少的成本,在很多人看來卻沒有什麼利益。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王國安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說,首先就指出,延長交易時間,在過去幾個月,根本沒有為市場帶來更多的交投量。

  「其實第一階段實施以來,交易量不升反跌,已經很明顯。不明白為什麼港交所還有理據實行第二階段,他們常常說要與其他交易所看齊,那他們有沒有考慮過我們自己市場的獨特性?我們有午飯時段,可以是比別人的制度好,沒必要跟人家不好的時間。」 王國安氣憤地說。

  在中環街頭,這個觀點幾乎每個人都瑯瑯上口。

  除了本地券商外,一名外資券商銷售部人員也對《財經》記者大吐苦水。「機構客戶每天做多少交易、要買什麼賣什麼,幾乎都有一定的量,根本不會因為延長時間,就突然多做事。但交易時間長了,無論我們、基金經理、交易員等的工作時間就肯定會加長。」

  與內地接軌

  只要仔細閱讀港交所為更改交易時間而公佈的諮詢文件和總結,不難發現,這項改革的目的,從第一天開始,就不是為了增加交投量,而是令香港市場與內地接軌。

  根據去年9月的諮詢文件,延長交易時間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讓港交所跟上交所的交易時間重疊,強化香港市場對內地相關證券的價格發現功能,避免因為香港市場較遲開市,令香港投資者對市場消息的反應,比區內其他對手慢一步。

  港交所也提出,通過縮短香港市場與區內其他市場的時間差距,提升競爭力。很多證券或相關產品均同時在港交所及其他交易所掛牌,而港交所又是區內最晚開市的交易所,投資者可能因此選擇在其他交易所買賣。

  根據港交所的統計,直到去年7月,在香港及內地以「A+H」方式上市的企業多達62家,佔香港市場總市值的23,加上以內地相關證券為相關資產的結構性產品,總數更接近3000只。

  每天在香港成交額最多的十隻證券中,包括了五隻同時在A股掛牌的證券,以及以A股為相關資產的安碩A50中國基金。

  觀察當前香港金融界前線人員,對於延長交易時間的討論,經常集中在能否讓交投量增長,更因此反對延長時間,可謂與港交所的思路沾不上邊。

  過去十多年,香港是內地很多企業上市籌資的地方。港交所認為,內地資本提速開放,從資本輸入轉變為資本輸出,香港應該轉型為內地資本的「首要海外投資中心」,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潮流。

  延長交易時段就是在這個考慮下產生的想法。本來,香港的開市時段,上午比內地晚半個小時,下午晚了1.5個小時,兩個市場同時交易的時間,每天只有兩個小時。

  雖然「港股直通車」在2008年緊急「剎車」,但是香港從來沒有停止爭取,用其他不同的方式,讓內地居民到香港直接或間接投資,包括擴大QFII額度、推行「小QFII」 等等。這個趨勢也符合內地疏導流動資本過剩,希望讓資金「走出去」的大方向。

  這些宏圖大計一旦成為事實,香港市場的交易量就會迅速增長,與內地市場的互動也會更緊密。

  從香港開市比較晚的事實看,前一天晚上或午休時間發佈的重大消息,就會率先在A股市場反映,香港投資者沒辦法交易或對衝,只能幹著急,嚴重削弱香港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從港交所的角度來看,可能投資人會因此選擇在A股市場交易,長遠影響港交所的交易量。

  不過,這項提議遭到反對,早在去年諮詢之時已經埋下伏筆。

  在諮詢回應總結當中,雖然包括交易所參與者及證券業組織等機構當中,約八成回應對於提早上午及下午的開市時間表示贊成,但在個人回應當中,經紀人及投資者反對下午提前開市、縮短午休時間的比例,也同樣達到八成。

  儘管沒有人會反對兩地交易時間接軌,但開放內地居民到香港投資,目前看還是遙不可及,經紀人就先要面對更長的工作時間,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自然反對聲眾多。

  一名中資券商的銷售人員笑言:「如果真的有港股直通車,有很多生意可以做,就是李小加不提出,我們也會追著要他延長時間啊!」

 交鋒晚間時段

  另一項備受爭議的改革方案,是設立晚間期貨交易時段。

  港交所指出,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趨勢下,香港市場不分晝夜地受到歐美市場的影響。如果在晚間出現重大事件,目前香港投資者不能對衝或調整投資組 合,因此建議為期貨市場開設全新的交易時段,從正常交易時段收市後30分鐘開始,股票指數期貨從下午4時45分開始,黃金期貨從5時30分開始,直到晚上 11時15分結束。

事實上,現在香港的期貨經紀當中,約一半人員正是在晚間從事海外的期貨交易,他們占香港期貨交易市場交投量約90。

  由此可見,市場對晚間期貨交易有一定需求,但同時需要註意,這些交易絕大部分通過大型券商,包括跨國及中資券商,以及少數大型的本地券商交易,中小型的本地券商,正是另外一半現在沒有參與海外期貨交易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些中小型本地券商,理所當然地也成為反對這項提案的主力聲音。

  對於本來就在晚上營業的大券商,開設晚間期貨市場對他們的成本增加有限,卻可以帶來額外的收益;本來沒有晚間營業的,如果要參與這個全新的市場,卻得增加人手、延長服務時間。

  恒豐證券董事長、代表香港多家中小型券商的香港證券業學會會長張華峰,接受《財經》記者訪問時坦言,最重要的考量是利益問題。“要增加兩三個人 在晚上值班,辦公室要繳納高昂的空調費、電費,都是成本,但一天下來可能只是多做兩三單期貨指數的交易,豈不是虧本了嗎?我估計大部分中小行也不會參 與。”

  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企業各自決定是否參與新的交易時段,看來是正常不過。但是,一旦不參與,可能連白天的期貨交易,以及股票交易客戶都會流失,部分只有幾個員工的小券商,甚至可能因此結業。

  港交所同時也在提升基礎設備,耗資20億港元興建新一代數據中心、開拓設備托管業務等,種種舉措也難免令人引起港交所政策向大行和機構投資者傾斜的質疑,甚至有人認為,引進高頻交易,可能損害香港的金融安全。

  面對這些質疑,李小加以及港交所表示“不理解,也不同意這種觀點”。李小加舉例說,不應該因為有人不想開汽車, 就不建高速公路,讓所有人都繼續走鄉村小道;也不應該因為有人在高速公路上飆車危險就取消高速公路,“香港市場結構現在防止飆車的方法應該是通過立法與加強監管來實現。”

  張華峰也說,他旗下的恒豐證券就不一定會參與晚間期貨市場,但他認同香港市場有這個需求,所以就算自己不做,也不會去反對這個提案。

  改革風波不斷

  近年港交所積極推行多項改革,早在李小加之前,許多改革就已開始,其中大部分以提升企業管治的要求為主要目的。

  例如,香港證監會在2008年到2009年曾經希望推引季報的制度,同時將上市公司董事禁止買賣自家公司股票的期限,從本來的一年兩個月大大增加到七個月。但此項改革卻最後在財團一片反對聲中,作出讓步,由原來的目標七個月縮短到僅僅三個月。

  李小加去年年初上任後,就發表過《戰略規劃2010年-2012年》,為自己三年的任期定調,過去一年半內推出多個方案。作為首位來自內地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總是被外界寄予厚望,認為他可以為香港和內地的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人民幣國際化、“雙幣雙股”方式的人民幣證券IPO等等,都是最近兩年港交所重視的發展方向。

  在制度改革方面,李小加也大膽地重新將收市競價時段提上議程,這項經過多年咨詢,終於在2008年實行的提案,在一片喝倒彩的聲音中退場,雖然有不少人認為當年的失敗,只要調改部分細節就可以扭轉過來,但畢竟是個燙手山芋。

  李小加明確表示,未來港交所的改革,分別向三個目標邁進。第一,提高香港交易所核心實力;第二,實現與內地互聯互通;第三,提高國際競爭力。

  在進行的改革方案中,以提高香港交易所核心實力相關項目的阻力最小。股票交易按金制度的方案剛剛在7月開始進行咨詢,直到10月底結束。雖然方案直接影響到券商的成本,但由於為中小型券商提供一定額度的豁免,反對聲音不多,預計成功機會最高。

  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方案,除了與其他區內及國際交易所競爭,同時也面對另類交易平臺、本地“黑池”平臺的湧現。

  不過,李小加也認為,對比提高香港交易所核心實力的改革,這些措施並非燃眉之急,目前的策略是“應考慮、細研究、找平衡、穩推行、不冒進”。

  由此可見,當前最需推進但是又遇到最多阻力的,就是以“與內地互聯互通”為目的的改革。

  延長交易時段是最有可能受阻的改革項目。原來計劃第二階段在明年3月實施,港交所現在已經重新研究,是否需要暫緩執行。不過,目前距離明年3月還有大半年的時間,存在的變數不少,加上任何方案的調整都得提交港交所董事局最終決定。

  晚間期貨市場提案的咨詢已經在7月8日完成,正等待港交所發表總結,目前成敗難料。

  除了延長交易時段和晚間期貨市場外,未來還要引進遙距交易所參與者制度。所謂遙距參與者制度,是指允許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註冊的證券經紀成為香港交易所的參與者,為當地投資者在香港交易所交易提供服務。

  此舉為非本地註冊的券商成為香港交易所的參與者提供了機會,鋪設一條日後內地資金來港的通道。這個提案將無可避免地再次觸及本地券商的利益,成為下一個改革的風暴眼。

港交所 改革 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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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材改革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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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材編寫從多元化到醞釀回歸統編,既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也有利益之爭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張豔玲

 

  在多元化方向上走了十年之久的課程改革,正悄悄「回潮」。

從2012年秋季起,中小學的新生將使用新修改的教材,時間已相當緊迫。劉莉/CFP


  今年7月,新一輪教材修編工作全面啟動,目前正緊鑼密鼓進行,範圍涉及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所有教材。其參照系是教育部不久前下發的新課程標準(下稱新課標)。此前的課程標準,是教育部在2001年制定頒佈的試驗稿。

  自2001年起,中國啟動第八次課程改革。內容上強調減輕學生負擔,強化「情感、價值觀的滲透」;在教材編寫上則打破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 壟斷教材編寫出版的「一綱一本」統編模式,改為「一標多本」。即在統一教育大綱、統一課程標準之下,放開多家出版機構,參與教材編寫和出版發行。

  此次新一輪教材修編,似乎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7月11日,在「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材修訂工作會議」上,教育部負責教材編寫工作的基礎教育二司巡視員朱慕菊對與會的教材編寫機構解釋稱,2001版課標是試驗性的,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新課標編寫早自2007年啟動。據財新《新世紀》瞭解,各高校研究相關學科的學者是課標編寫組成員的主體。此外,還包括科研機構、中小學教師、院士等,六名出版單位人員也參與其中。

  當日,教育部向參會的教材編寫機構頒佈了除語文、歷史、德育三科的新課標修訂稿。教育部透露,這三科課程標準將另行安排,暫不公佈。不少與會業內人士猜測,這是三門課程回歸統編的前兆。

  對於上述三科以外的學科,內容將大規模調整。教育部要求,原定教材編寫機構必須將改編本重新送教育部審核。最遲在2012年春節前後,這批教材需送審,以保證2012年9月如期更換課本。時間已相當緊張。

回歸統編前兆

  1949年以來,中國相繼啟動了八次課程改革(下稱課改),教材編寫權的確定也曾曲折反覆。

  第一次課改以1950年出版的第一套全國基礎教育通用教材為標誌。為此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共同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下稱人教社)。

  1958年起,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路下,中央將教材編寫權下放,各地可自行編寫。但隨後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年代,編寫權再度上收。

  直到2001年開始第八次課改,教材編寫多元化才得以真正實施。「一標多本」被認為是教材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一步。「教材編寫多元化後,出版社更加注重質量的提高和對一線教師的培訓,這是以前沒有的。」一位地方出版社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從2001年開始,第八次課改在42個國家級實驗區實驗,隨後迅速推進。到2005年,全國所有小學和初中起始年級的學生全部使用新課程。

  但採用西方教學思路的第八次課改,自出台伊始就引起學界曠日持久的討論。由於推動過快,教師不適應新課改思路等問題逐漸暴露。於是,第九次課改開始進行。

  多位出版文科教材的出版社證實,教育部從全國各地遴選編寫團隊,正在策劃籌備一套「部編」教材。編寫範圍包括小學《品德與生活》4冊、《品德與 社會》8冊,初中《思想品德》6冊,小學《語文》12冊、初中《語文》6冊,共計36冊教材。教育部將負責編寫經費,教材集中在2012年底前完成。

  編寫《品德與社會》的某出版社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2001年放開教材編寫後,國家就不再投資編寫教材,教育部主要負責審查。教材編 寫機構通過教育部立項後,自己投入資金編寫,經教育部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後出版,供地方選用。「這次教育部組織編寫,跟各出版社都沒關係了。」

  這位負責人表示,教育部尚沒有明確部編教材的編寫團隊,社內原本籌備中的教材修改方案也已經暫停,只能選擇觀望。從2012年秋季起,新生將使用新修改的教材。儘管官方並沒有規定各地出版社不能再自編教材,但鑑於屆時課本內容將不再符合新課標要求,自然會退出市場。

重審玄機

  在語文、歷史、德育三科之外,數學、英語的教材修編工作已全面啟動。但此輪教材修編的節奏之快,出乎絕大部分出版社的意料。能否審查通過,拿到進入市場的「門票」,這些教材編寫機構忐忑不安。

  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副司長申繼亮在7月11日召開的培訓會上解釋,教材送審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2011年7月至12月,12月送審,對 象為2012年開學後必須更換的小學和初中一年級教材;第二階段為2012年1月至11月,完成剩餘其他年級教材的改編,2012年12月送審。他強調, 第二階段若不能通過審核,則此前該機構第一輪通過審核的低年級教材也要換掉。

  這個安排讓一些出版社顧慮重重。河北省出版社負責人在小組討論時表示,儘管分兩個階段送審,但在第一階段就要把整體框架、結構一併送審。教材修訂、編寫還要考慮到各個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學生之間的差異,加上到農村學校調研,時間太緊迫。

  一位出版社負責人稱教育部的安排「隱患重重」。他說:「如果第一階段送審通過,不管後面的教材編寫質量如何,都須按時審查、通過,否則學生和老 師將面臨無教材可用的尷尬局面。如此,怎能保證教材使用質量和教育質量?反之,如果前兩冊沒有通過覆審,後面的教材無論編得多好,也等於『廢紙一堆』,沒 有進入市場的機會了。」

  更讓一些出版社深感不公平的是,一些教材的主編,本身也是課標編寫組成員。在新課標未公佈之前,這些出版社已經知道了課標的內容,這就贏得了時間,可以更精細地修改。

  他認為,教育部只給四到六個月的修改時間,就要覆審教材,時間過於倉促。教材編寫市場將面臨新一輪洗牌,「一標多本」的體系進一步動搖。

收放是非

  無論是文科教材回歸「部編」,還是其他學科修編時間縮短,教材收緊編寫權的腳步聲已經由遠及近。

  一位接近人教社的人士認為,從國家穩定的角度,自然科學以外的文科教材就應該統編。過去教材編寫多樣化,雖然增加了教材的特色,但在質量上良莠 不齊。「一本教材,從過去的幾毛錢漲到現在十幾塊錢,都是教材放開後漲價的!編寫教材成為政府和機構賺錢的工具。出版社拎著箱子去送錢,多少教育廳官員因 腐敗落馬?這是放開以前沒有的。」

  但一位出版社負責人則認為,與教材相關的腐敗,不能簡單歸咎於市場。僅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就否定過去教材編寫改革的成果,是一種倒退。

  這位出版社負責人還說:「現在媒體、網絡信息多元化,要用這種方式控制意識形態,也是不現實的。應該考慮如何去引導孩子,把我們希望提倡的價值觀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文科統編教材編好後,出版權花落誰家是最敏感的問題。儘管官方始終沒有正式表態,但由人教出版社出版的消息早已在坊間流傳。

  上述出版社負責人透露:「幾年前各省教育廳邀請出版社投標時,人教社就說教材要統一由他們出版。人教社是教育部自己的出版社,現在看來似乎已成定局。」

  更有一位出版社負責人說:「表面看是意識形態控制,背後其實是利益的爭奪。」

  財新《新世紀》記者致電人教社主管教材負責人,他表示有關教材問題統一由教育部答覆;教育部則以「不方便答覆」作答。

  「中國地域這麼大,區域差別、城鄉差別明顯,要全國教材同一張面孔,發出同一種聲音,是很滑稽的事情。」一位出版社負責人如是說。

中小學 中小 教材 改革 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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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未出台的鐵路改革方案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09-16/100306069.html

  鐵道部既定的改革方案和步驟,遠遠落後於公眾的期待

財新《新世紀》 記者 谷永強
京滬高鐵於2011年6月30日提前開通運營。中國鐵路建設在過去八年「跨越式發展」,但鐵路改革卻八年停滯。王宙/CFP

 

  如果「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沒有發生,由鐵道部草擬的近八年來第一份改革方案或已浮出水面。

  但這不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方案。

  保持路網完整和調度指揮集中統一,確保鐵路安全和運輸效率,長期以來是鐵道部應對朝野改革鐵路呼聲的重要理由。但是,今年7月京滬高鐵發生一系 列運行故障,尤其是7月23日那場致40人死亡的特大事故,打破了鐵道部政企合一的行政壟斷體制有利於安全運營的神話。國務院對「7·23」事故的初步調 查已顯示,這次事故既暴露出信號設計上的缺陷,也反映出故障應急處置和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是一起「不該發生的、可以避免和防範的責任事故」。要求政企 分開乃至分拆鐵道部的呼聲再次高漲。

  事實上,以鐵腕著稱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今年2月因腐敗「落馬」,並牽出大批司局級高官之後,就引發各界對鐵路壟斷問題的反思。新任鐵道部長盛光 祖上任伊始,便提出要轉變鐵路發展方式。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12日乘坐海南東環高鐵後,做出的五點指示的第一點,也是加快轉變鐵路發展方 式。正是在這樣的呼聲之下,6月9日,鐵道部正式向地方路局和合資鐵路下發了《關於加快轉變鐵路發展方式確立國家鐵路運輸企業市場主體地位的改革推進方 案》(下稱內部方案)。

  此時,距2001年傅志寰任鐵道部長時提出網運分離方案,已經十年過去。這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國鐵路改革停滯不前,其間儘管也有很多業內外人 士,包括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等,為了鐵路改革出謀劃策,但這些方案從未真正獲得實踐機會。一位專家失 望之餘曾感慨:「改革就是過日子,日子過不下去了才會改。」

  而中國龐大的鐵路體系,也終於在八年大躍進之後,走到了過不下去的當口。但從財新《新世紀》獲得的這份今年6月的鐵路改革推進方案來看,鐵道部 既定的改革方案和步驟,仍遠落後於公眾的期待。而「7·23」事故的發生,又使得這一內部方案被暫時擱置。未來的改革方向和具體實施方案,仍取決於兩大難 題:一是在未來市場化方向的拆分模式上能否達成共識;二是高鐵建設留下的巨額債務如何處理。這兩個問題盤根錯節,交織在一起,為中國已經遲到十年的鐵路改 革增加了難度。

權力下放

  財新《新世紀》記者拿到的這份內部方案顯示,鐵道部此次改革計劃的核心是擴大地方鐵路局經營自主權,確立地方鐵路局的市場主體地位。

  根據該方案,在具體職責劃分上,未來鐵道部將主要承擔政府監管、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和行業管理職能,同時將部分權力下放,擴大地方路局的經營自 主權;地方鐵路局在服從鐵道部統一調度指揮的前提下,可以自行編制管內客貨列車開行方案,並根據國家規定的管理權限,享有一定運價浮動權和除部分部管「集 采專供物資」外的物資採購權。在財務制度安排上,鐵道部將確立「收入來自市場、客運及專業運輸承運清算、貨物運輸按票分段結算、提供服務相互清算」的財務 清算體系,以打破「統收統支」的舊制度。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此次方案是新一任鐵道部領導上任後在改革方面邁出的第一步嘗試,和以前相比有所進步,但突破不大,「方案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難以解決鐵路政企不分、高度壟斷的體制弊病。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認為,使鐵路企業成為市場主體,是本次方案進步之處,但方案中關於調度指揮權的規定與方案的目的「自相矛盾」,實際上無法 達到預期效果。「目前鐵路線路、車輛是全路性資源,而調度指揮是鐵路運輸企業產權最核心的要素,擁有調度指揮權是成為市場主體的前提條件。」他說,「如果 線路使用權和調度指揮都要鐵道部來統一安排,沒有產權的鐵路企業怎能成為市場主體?企業獨立運營權又體現在哪裡?」

  他的同事榮朝和教授也強調,鐵路部門一直採用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鐵道部實際上相當於一個特大型企業,地方路局只是其地域性分支機構,「地方路 局自身缺乏明晰的產權,本身既不能提供完整的運輸服務,也無法直接從市場獲取收入,且沒有完整的生產指揮權,並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

  榮朝和介紹,上世紀末鐵道部就曾嘗試權力下放,將年度運輸計劃編制權、管內運輸經營權、線路更新改造支出支配權等12項經營權下放地方路局,但 同時附加了路局必須服從鐵道部統一調度指揮的規定。由於缺乏清晰的產權制約,不久就發現存在地方路局挪用資金、路網整體效率無人關心的現象。

  「例如,當時把線路更新改造支出的支配權下放給鐵路局,但各地路局拿到這筆錢後,就花在建商業會所這些跟運輸主業沒有關係的地方。」他分析說, 由於全路網的效率由鐵道部負責,鐵路局拿到這筆錢後是否進行路網更新改造、路網的效率提高還是降低與己無關,「後來在審計中發現北京鐵路局違規挪用更新改 造資金,花四五億元修建高檔會所,這件事情很典型,也相當普遍」。於是,那些下放的經營權不久就被全部收回。

  榮朝和認為,真正的企業產權相對明晰,權利義務關係是清楚的,但鐵路局只是名義上的企業,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體制,鐵道部此次權力下放措施的真正效果和可持續性值得懷疑。

  多位曾參與2000年鐵路體制改革討論的人士認為,從鐵道部拿出的內部方案來看,目前鐵道部缺乏實現「政企分開」的改革意願。

  「內部方案中,鐵道部自我定位於承擔政府監管、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和行業管理的職能,這其實仍是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既當老闆又當婆婆。十年前 與鐵路一起開始改革的電信、電力、航空行業,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早都換成了國資委,工信部、電監會和民航局只承擔行業監管職能。」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 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餘暉評價說,「這個《改革推進方案》,甚至遠遠不如十年前鐵道部自己已經達到的改革進度。」

「豎切」與「橫切」

  自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自然壟斷行業改革,其目標其實非常清晰,就是通過政企分開,逐步放鬆管制,引入競爭。業內對鐵路改革的第一步政企分開早無異議,各種改革方案的分歧集中於選擇何種模式對鐵路進行重組。

  與電信和電力行業改革一樣,作為具有網絡規模經濟性和自然壟斷性的基礎設施行業,鐵路主要的重組模式可以分為「豎切」和「橫切」兩種。所謂「豎 切」,即根據路網、貨運、客運等不同業務類型分別組建獨立的路網公司和客貨運公司,歐盟國家實行的「網運分離」為「豎切」模式的典型代表;而「橫切」則是 按照區域或鐵路幹線分別組建不同的區域鐵路公司,不同區域公司彼此之間展開競爭。美國和日本的鐵路重組模式基本接近於「橫切」模式。

  日本和美國鐵路模式在「網運合一,局部分離」的基礎上,具體競爭方式有所不同。日本鐵路按區域劃分為四個區域公司,路網歸屬客運公司,全國統一 的貨運公司向客運公司租賃路網,貨運與路網分離,更多強調不同區域公司之間的競爭;美國鐵路則是路網歸屬貨運公司,客運公司向貨運公司租賃路網,不同貨運 公司在平行的鐵路線上競爭,被稱為「平行線」競爭模式。

  一般認為,榮朝和1996年6月在《北方交通大學學報》上發表的《試論上下分離與鐵路重組的關係》,在國內首次提出了以「網運分離」為核心的 「豎切」構想。榮朝和提出,未來國內鐵路行業的組織結構有可能是在「上下分離」(或「網運分離」)的基礎上,由若干大型客貨運輸公司在全國鐵路網上組織客 貨運營,從而形成不同鐵路公司之間的競爭。上述觀點引起了當時鐵道部高層的注意。1997年開始主政鐵道部的傅志寰比較傾向於網運分離。

  2001年初,原國務院體改辦牽頭組織國內有關政府部門、學術機構和部分企業,就電信、電力、民航和鐵路等基礎設施產業監管體制改革,分別組織 專家組進行研究。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銀國際、中金公司等研究機構的學者參與了鐵路體制改革的研究,同時根據國務院體改 辦的要求,鐵道部也派出相應人員參與,最終專家組和鐵道部各拿出一套改革方案。

  當年專家組牽頭論證上述四大壟斷產業監管體制改革總體框架的餘暉向財新透露,專家組和鐵道部的兩套方案其實差異不大,學者和鐵道部官員在改革的 原則上形成了共識,即按照「政企分開、網運分離、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原則逐步推進鐵路改革。鐵道部提出了一個為期十年的改革設想:第一步用大約三年時 間,將客運與路網分離,以當時的14個地方鐵路局為基礎,分別組建客運公司;然後再用三年的時間組建貨運公司,實現貨運與路網的分離;最後在客運和貨運均 與路網分離的情況下,組建統一的國家鐵路路網公司。

  為了搶奪鐵路產業重組後的上市機遇,當時國內的主要投資銀行也紛紛對鐵路改革建言獻策。中銀國際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鐵路改革方案,該方案和鐵道部「網運分離」思路基本一致,並在鐵道部方案的基礎上進行了細化。

  按照中銀國際的方案,鐵路改革第一步是在各鐵路局內部形成模擬法人運作的客運公司,一段時間後再將當時14個鐵路局的客運公司重組為5-7個大 型客運公司,然後推動客運公司改制上市;考慮到鐵路貨運運輸跨局運量較大,轉運環節多,收入清算複雜,中銀建議先從組建專業運輸公司入手,同時在14個路 局內部組建貨運事業部和路網基礎設施事業部,獨立核算;第二步再重組貨運公司,在全路形成3-5個大型貨運公司,然後推動貨運公司上市;而路網公司則在財 政支持下,實行一級法人管理,統一管理國家鐵路線路、橋樑、隧道、信號、供電設備和車站等資產,負責編制列車運行圖,必要時國家財政可提供一定的補貼。

  在切割完成後,整個鐵路行業將重組為5-7個大型客運公司,3-5個大型貨運公司,1-2個專業運輸公司,一個統一的路網公司和幾個機車租賃公 司,這些公司最終將脫離鐵道部。鐵道部將實行政企分開,負責對鐵路行業進行監管,同時逐步放開鐵路客貨運市場,對鐵路行業實行准入制度。

  中銀國際的方案得到了鐵道部的認可。按照「網運分離」的思路,鐵道部從2000年8月開始在昆明、呼和浩特、南昌和南寧四個不設分局的直管鐵路 局設立客運公司,進行改革試點,之後在全國14個鐵路局推廣。其模式是各鐵路局將下屬的鐵路總公司或鐵路分局裡與客運業務有關的客運段和車輛段整合到一 起,成立統一的客運公司。

「區域合一」還是「網運分離」

  然而,據多位參與制定當年鐵路改革方案的人士透露,雖然當年體改辦和鐵道部牽頭的研究團隊都推崇「網運分離」的改革思路,但國內在「區域合一」 的日本模式和「網運分離」的歐盟方式之間如何取捨,一直存在爭議。現在正在重啟的鐵路改革,也亟需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否則改革又將陷入新的模式之爭。

  由於美國「平行線」競爭的「橫切」模式,需要主要干線均存在平行的鐵路線路,而國內鐵路運力一直緊張,在絕大部分幹線上並不存在平行的鐵路線 路,因此以美國「平行線」競爭為代表的「橫切」模式並不適用國內鐵路產業重組。當年關於鐵路重組模式的競爭,主要集中於「網運分離」和「區域合一」兩種模 式。

  持「網運合一」觀點的人士認為,「網運分離」保留一張統一的路網,運輸公司與路網公司博弈的能力相對較弱,鐵路和航空一樣存在對路網時空資源的爭奪,在保持一張大網的情況下,路網公司權力過於集中,容易導致新的尋租空間和腐敗行為。

  而在長期關注鐵路改革的趙堅教授看來,「網運分離」模式最根本缺陷是交易成本過高,會高到鐵路無法有效運營的地步。「在網運分離情況下,運輸公 司使用路網公司的線路要支付使用費,但這個價格很難通過市場化渠道確定。如果定得太高,運輸公司成本太高沒法使用;如果太低,路網公司就要虧損,並且沒有 進行電氣化或信號系統改造等基礎設施投資的積極性。」他以實行「網運分離」的歐盟國家為例說,歐盟鐵路路網使用費按邊際成本定價,路網公司虧損後由國家財 政補貼,由於很難確定路網公司的虧損是否由於經營不善造成,路網公司一般的成本也要國家補貼,造成國家補貼數額過高。

  從2002年實施的電力體制改革來看,這個問題確實是影響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難題。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在實施「廠網分開」第一步後即陷入停滯,在業內人士看來,關鍵就在於電網壟斷,遲遲未能確立合理的過網費價格,以致電價市場化形成機制無法實現。

  而在持「網運分離」觀點的人士看來,路網本身具有網絡規模性和自然壟斷性,同時國內鐵路正處於大規模建設中,大量公益性線路需要由國家進行投資或補貼,保持一個統一的路網公司對推進路網建設有益,也避免了路網分割帶來的不同區域市場之間的銜接難題。

  對路網收費問題,持「網運分離」觀點的專家認為,路網收費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監管,確定不同線路的基本過路費用;另一方面,路網公司甚至可以對繁忙線路的列車時刻進行拍賣,最終確定一個合理的過路費用。

  除了路網本身的屬性造成不易對路網進行分割,「網運分離」支持者認為,由於目前鐵路特別是貨運在國內長途運輸中佔據的市場份額較大,短期內航空、公路難以取代鐵路運輸,如果採用「區域合一」的「橫切」方式,容易導致區域市場內部競爭不足。

  但趙堅認為,如果採用「區域合一」的「橫切」模式,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公司之間引入運營模式的競爭。他認為,鐵路運輸企業在經營模式方面可以有很 多創新,比如鐵路重組之後企業可以通過大量減少編組作業來降低運營成本,充分發揮鐵路點到點的運輸優勢,進行整列運輸,減少運輸途中的編解作業。新的運營 模式出現之後,其他公司就會跟進。

  2003年劉志軍出任鐵道部長後,提出「跨越式發展」思路,認為國內鐵路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運力不足,因此應維持「政企合一」的體制,集中 資源辦大事。「網運分離」的改革被擱置,各鐵路局由客運段和車輛段組成的客運公司被重新拆解、打回原形,在經歷了短暫的「主輔分離」「減員分流」後,「改 革」被「發展」二字取代。

  之後發改委曾提出過政企分開,成立鐵路總公司的改革方案,亦未獲得回應。京滬高鐵融資時,中銀國際又曾提出將京滬獨立出來,單獨融資並獨立調度 的方案,希望鐵路改革能從邊邊角角改起,逐漸走向市場化。方案一度獲得發改委高層肯定,但最終並未落實。其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亦曾受託研究鐵路多元化 融資方案,建議做實鐵路投資公司,以吸引社會化資本,方案同樣被堅持一體化控制的劉志軍否決。

  經過八年沉寂,已退回到十年之前原點的鐵路改革再次呼聲高漲,但多年前的模式之爭並未終結。鐵路非改不可,這一點無論業內業外,還是中央地方都 有共識,如何改仍是難題。從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的情況看,鐵道部目前仍集中在體系內調研,由內部各級政策法規部門研究方案,還未引入外部人士加入改革 方案討論。北京交通大學運輸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紅昌認為,不同的鐵路重組模式各有各的優點、缺陷,「現在亟需做的就是實現改革的第一步政企分 開,首先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鐵路的債務和各項企業職能,而將剝離出來的政府管理職能併入交通運輸部,在破除鐵路行政壟斷方面邁出決定性步伐,也為理 順各種產權關係和未來的行業重組準備條件」。

債務待解

  高漲的債務壓力,則是鐵路推進改革的一大障礙,「如果要分拆鐵道部,誰來背這麼重的債?」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剝離可能是一個必須的解決方式,否則,鐵路公司化之後很難盈利,也很難吸引到業外資本。

  隨著劉志軍全力推動的「跨越式」發展在他的第二個五年任期達到高潮,中國的鐵路投資數額不斷加碼:2008年鐵路投資總額為3376億元,和 2007年相比接近增長一倍;2009年基建投資達到6006億元,2010年增至7091億元,2011年仍將超過7000億元。

  與此同步,鐵道部的負債規模也在大幅增長:2008年鐵道部負債總計8683億元;2009年1.33萬億元,負債率超過53%,當年新增貸款 3000億元;2010年負債1.8918萬億元,負債率57%;截至2011年上半年,鐵道部負債總額高達2.09萬億元,負債率達到58.53%。

  由於「跨越式發展」的幅度空前絕後,鐵道部欠下的巨額債務令人心驚。財新《新世紀》記者從鐵路內部獲悉,今年初,政府有關部委曾委託一些機構對 鐵道部債務問題進行測算摸底。一位參與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測算的結果是,鐵道部最近兩年債務償付「問題不大」,但「十二五」末到「十三五」, 隨著大量銀行貸款進入還本階段,債務償付壓力相當嚴峻,「預計2014年或2015年,鐵道部將迎來償債高峰」。

  「鐵道部在舉債時,顯然也考慮到了資金鏈和還本的壓力。」這位不願透露身份人士介紹說,鐵道部的策略是銀行貸款、鐵路債券、短期融資券等多管齊 下,借新還舊,「鐵道部一般要求銀行貸款期限為20年,項目投入運營後才開始還本,這樣償債高峰到來時,也正是新建客運幹線投入運營的時間,到時鐵道部的 現金流入應該也是最高的」。

  鐵道部的貸款以長期貸款為主,據業內人士介紹,其期限一般為10年-20年,主要來自國內四大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其中工行貸款最多,國開行相 對較少,但也達到1700億元。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銀行給鐵道部的貸款利率一般下浮10%至5.9%,且建設期內可將利息資本化,甚至最初運營的 一兩年內只還息不還本金,因此真正還本要在投資五六年之後。鐵道部發行的債券期限也多在10年以上,每年付息,到期一次還本,這也使得鐵道部有了相當大的 緩衝餘地。另外,通過發行短期融資券和票據,鐵道部大大降低了融資成本。據一位業內人士透露,短融和票據的融資成本和銀行貸款相比「要低一半左右」。

  但輾轉騰挪的財技就像走鋼絲繩,進入2011年後風雲突變,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劉志軍的「落馬」,曾經備受銀行追捧的高鐵概念,變成了人見人躲的「高鐵折讓」。鐵道部原先以國家信用背書的借款模式風險陡增。

  據上述參與摸底測算的人士透露,目前各大銀行對鐵道部的新增貸款已經取消了利率折扣優惠。根據銀監會的規定,一家商業銀行對單一集團客戶授信總 額超過商業銀行資本餘額15%以上,即被視為超過風險承受能力。銀監會今年5月進行的「腕骨」監管體係指標測試結果顯示,鐵道部在國內幾大銀行的授信額度 均已逼近這一水平。隨著監管政策趨嚴,未來鐵道部通過銀行貸款籌措資金的空間餘地也在收窄。今年7月21日,鐵道部招標發行的一年期200億元高信用等級 短期融資券招標未滿,顯示外界對鐵道部的償債能力已有疑慮。

  一位投資人士介紹,從今年開始,鐵道部的到期債務負擔將驟增,經營現金流支付債務本息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目前鐵道部的經營現金流主要來自客貨運 收入,但增長速度相當緩慢。2009年鐵道部客運收入為1090億元,貨運收入1647億元,雖然當年客運量保持兩位數增長,但客運收入僅增加160億 元,當年鐵路運輸收益為584億元,比上年減少124億元,扣除財務費用,鐵路2009年盈利僅為27億元,而在經濟不景氣的2008年,鐵路還虧損 130億元。

  上述投資界人士指出,從現金流來看,2009年全國鐵路系統經營現金流大約為1139億元,包括27億元的盈利、566億元的稅後鐵路建設基金 以及546億的折舊作為非現金支出加回。此外根據中國會計準則,還要加回153億元的利息支出,則經營現金流總計1292億元。可以看出,鐵路系統現金流 的大頭來自建設基金和折舊,而非盈利,這兩項都相對固定,增長緩慢。由於集中上馬的高鐵和客運專線運營虧損,未來運營現金流實際上可能呈下降趨勢。

  據他測算,今年鐵道部經營現金流約2000億元(包括鐵路建設基金約700億元、折舊約900億元、利息支出約400億元),而還本付息的壓力 則有2500億元。由於今年債券到期明顯增加,「2500億元債務是保守估算,這包括債券還本1210億元,債券利息238億元,貸款本金1000億元, 貸款利息100億元。相比之下,去年只有300億元的債券到期」。在他看來,從2012年起,鐵道部的現金支出壓力將會更大,因為從2008年開始高鐵新 增貸款大幅上升,2009年、2010年投入運營的高鐵將在2012年進入付息階段。

  另一位熟悉高鐵投資的人士認為,鐵道部未來資金需求可能比想像中更大。根據會計準則和行規,車皮等固定資產一般按20年折舊。但高鐵速度快,設 備壽命可能沒那麼長。「一個真實的例子是,某條線路開通後才兩三個月,白白的車皮已經變黃。因為開得太快,打進了沙子,一停車就得清洗,這樣的車皮壽命肯 定比預期的短。」

  鐵道部因此面臨兩難:如果不借更多的債,全系統的經營現金流很難支撐大幅攀升的還本付息;如果借更多的債,必將進一步惡化債務結構,而且當前的借貸融資環境對鐵道部相當不利。

  一旦要分拆鐵道部,誰來背這些債務將是一個大難題。如果將債務分解到拆分後的各個公司,無論橫切還是豎切,很可能意味著公司成立之日在財務上已經破產,而每條線路的建設進度和運營狀況更是千差萬別,好的即使如京滬也難以短期內盈利。

  在上述參與摸底測算的人士看來,債務問題對鐵道部來說並非無解。「盛光祖上任之後,提出鐵路建設應遵循『保在建、上必須、重配套』的三原則,同 時先後兩次降低高鐵線路的運營速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緩未來的資金壓力;另外,鑑於鐵路貨運盈利能力較強,鐵道部可通過擴大貨運線路在新建線路中的比 例,提高盈利水平;此外鐵道部還可通過推動優質運輸資產上市,緩解債務壓力。」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剝離債務應該是鐵路改革的一個必須步驟,關鍵在於怎麼剝,以及債務如何償還,比如成立一個資產管理公司即是選擇之一。據知中信證券此前曾向鐵道部建議將其債務證券化,或將京滬高鐵和上海鐵路局捆綁上市,通過上市融資解決債務問題。

  從國外經驗看,很多國家的鐵路改革之始均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也同樣承受著來自於國家財政破產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償債高峰的到來,或許會倒逼鐵路改革打開那道生鏽的閘門。


一份 份未 未出 出臺 臺的 鐵路 改革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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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實價登錄」虛應「實價課稅」 台灣住房改革不要「馬半套」!

2011-9-19  TWM

二十年前,王建煊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因「實價」課稅引起軒然大波,轟轟烈烈下台後不了了之。如今又舊調重彈,面對高房價,朝野兩黨重提「實價」挑戰,各自 拋出政策。但藍綠兩黨實現居住正義的決心和考驗,才正開始……。

撰文‧楊卓翰

買房子,是大部分台灣五、六年級生成家的第一步,結婚生子的基礎,至今仍是社會普遍的觀念。但對正要成家的七、八年級生來說,這個理所當然的第一步,卻如 登天般困難。

內政部剛公布的第二季住宅需求動向調查,指出全台房價所得比(平均房價除以家庭年所得中位數)已攀高到九倍,台北市更高達十六.二倍,比上海、首爾、東 京、紐約、倫敦都還高。這也意味著在台北市年收入一百二十萬元的家庭︵即台北市收入中位數︶,不吃不喝十六年才買得起房子。

居住正義何在?

九月初,以色列有四十五萬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高通膨與高房價。但換算下來,以色列經濟重鎮台拉維夫每戶年收入二百萬元新台幣,房價所得比也才十倍。「台 灣年輕人沒有砸汽油彈,是因為早就絕望了!」在台北市從事服務業的郭先生說,「居住正義?有這種東西嗎?」已經租屋五年的他氣憤地表示。

高房價是行政院十大民怨的榜首,隨著總統選舉逼近,不為老百姓「伸張正義」就搶不到選票,因此藍綠紛紛端出住宅、土地政策,為高房價下猛藥,點燃戰火。

蔡英文的「十年政綱」住宅篇,首先提出非自用住宅實價課稅、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合一、公共出租住宅等政策。馬英九總統不甘示弱,緊跟著丟出︽土地徵收條例 ︾、︽住宅法︾、︽不動產實價登錄三法︾修正草案。朝野有志一同,儼然想趁選前在立法院最後一會期上演「第三次土地改革」。

兩黨推出的住宅政策琳琅滿目,看得選民眼花撩亂。其中,引發最多討論的,還是蔡英文的「實價課稅」及馬英九的「實價登錄」,雙英不約而同都用「實價」這個 關鍵字。

台灣政壇對「實價」二字並不陌生。一九九二年,時任財政部長的王建煊,就提出土地增值稅以實價課稅,引起多方激辯,最後法案連立法院都進不了,他也黯然下 台,第二次土地改革胎死腹中。

二十年後房價再創新高,直逼人民可忍受的臨界點,兩黨政見似乎殊途同歸,志在將房地產全面導向實價之路。然而,政大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張金鶚指出:「實價 登錄和實價課稅,天壤之別。最主要差異,一個是半套,一個是全套。」馬英九實現居住正義的王牌,就是不動產實價登錄,將交易成交價全面強制登錄,並開放大 眾查詢,增加不動產交易價格的透明度,降低炒房投機客不當哄抬的可能性。

半套正義能做什麼?

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王靚琇表示,現在成交價格都由業者自由登錄,資料量很有限,價格隨賣方喊。張金鶚更直指,「像預售屋等建案,中央根本沒完整的房價資 訊。」也因此才會有央行總裁彭淮南「微服出巡」,還要喬裝購屋客,才驚覺房價炒作太高的劇本。

然而,只靠實價登錄,這場土地改革只能走一半。因為建商、財團、投機客養地炒房價的最大漏洞,就是台灣長期以來被扭曲的不動產租稅制度。只提高資訊公開程 度,對投機客炒作成本根本毫無作用。

台灣現行不動產租稅最惡毒的腫瘤,就是「稅基」經歷三十年沒變,以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來計算,但公告地價遠遠低於市價。目前公告地價每三年調整一 次,僅是市價的二成二;每年調整一次的房屋評定現值,也只有市價的四分之一。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長邱大展指出,目前適用的房屋評定現值是一九八○年的水準,三十年都沒調高。張金鶚以一戶價值一.六億元的台北市「一品苑」為例,每年只 要繳三.五萬元的房屋稅和五千元的地價稅。如此低廉的持有成本,「簡直就是鼓勵投機客炒房!」實價課稅才是王道!

也因此,蔡英文十年政綱中「非自用住宅實價課稅」,就是在建立實價登錄之後,更進一步針對空屋、第二套屋等投機客的賺錢工具,拉高其持有成本及交易成本, 壓縮獲利空間。張金鶚認為,這能讓失衡的房價回歸正常水準,也是民眾的最終期待。

然而,執政黨政府卻對實價課稅再三保留,深怕民眾誤以為政府要加稅了。問遍中央及地方,沒有人有實價課稅的明確時程。

王靚琇保守表示,實價登錄制上路後,「不排除」實價課稅的可能性,「有可能」調高地方政府公告價格,「現在的政策方向還在市場透明化階段,未來的政策仍要 等修法通過後才可能有下一步。」顯然,政府在地產政策上還只是走一步算一步。

張金鶚就直批,「在專家眼裡,馬政府端出來的政策還是粗製濫造。」像是為了選舉目的,匆匆忙忙炒出來的一盤菜。最明顯的,就是馬英九的實價登錄三大修法, 硬是等到大選前最後一個會期才趕著送審,不但時機敏感,也為實現居住正義增添變數。

因為中央和地方全都等修法通過才會動作,然而距離大選前立法院休會只剩不到三個月時間,一位房地產業者私下說,在這行業久了,政治人物開的支票聽聽就好, 選完一樣照舊規矩做事,太陽依然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這也難怪在馬英九開完記者會,就被立法院長王金平潑了一盆水,表明最後一會期要通過那些法案有困難。

無獨有偶,前財政部長林全就曾在《今周刊》七六八期專欄中指出,實價登錄立意雖好,但究竟要責成哪一方來行登錄之責,誘因和罰則能否推動整個登錄制度?力 道是否足夠?都是重要關鍵。對此,王靚琇回應,現在送立法院修法的三條法令,將會對第三方,也就是負責處理的地政士及經紀業者進行法律約束。

除了實價政策討論空間大,如何執行合宜住宅、社會住宅政策也是不小的問題。行政院欽點了幾處合宜住宅地點,但多位於郊區,如果考量就業和生活機能,要在寸 土寸金的台北市恐怕很難。台北市地政處主任祕書易立民就指出,台北市能夠釋出的社會住宅數量有限,除照顧社會弱勢之外,不容易滿足需求。

而蔡英文承諾要達到總體住宅量一○%的公共出租住宅,要從哪裡擠出來,也是問題。幫蔡英文作社會住宅政策規畫的台科大教授劉進興補充,這一○%一部分來自 公辦都市更新,政府以公權力介入協助民間都更,再由建商回饋一定比例成屋當社會住宅;另一部分則是公家機關既有的閒置房舍,清點、整理後也可出租,「政府 一毛錢都不必花」。

雖然目前兩黨政策都只有大前提,具體作法仍待釐清,但張金鶚相信,不論明年誰選上,只要有執行力,勢必會壓縮建商、投機客的獲利空間,對降低高房價和實現 居住、租稅正義都是正面。

「長期忍受高房價的民眾,特別是年輕族群的剝削感已經太重,對於稅制改革是有所期待的。不過,政府一定是漸進式調整,才不會對房地產造成太大的衝擊。」張 金鶚說。

二十年前無法過關的實價政策,現在好不容易民氣可用,走進了立法院。台灣人民看過太多的政治芭樂票,現在兩黨要展現的是具體的執行力,才能讓居住正義從口 號成為政策,從政策變成法條。

雙英居住正義重點 政策比較

馬英九

實價政策:《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草案

《地政士法》修正草案

《平均土地地權法》修正草案地政士、不動產經紀商或當事人以成交 價格登錄,區段化公開價格社會住宅政策:《住宅法》草案訂定社會住宅水準與相關法令土地政策:《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由現行公告現值改為市價徵收,每半 年評估一次市價

蔡英文

實價政策:「非自用住宅交易實價課稅」「不動產交易實價登記制度」廢除地價評議委員會,改為專業機構估地價以實價登錄價格作為非自用住宅稅基徵稅社會住宅 政策:「總住宅量10%的公共出租住宅」

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

青年住宅租金補貼

土地政策:土地及房屋交易所得稅合一


實價 登錄 虛應 課稅 臺灣 住房 改革 不要 馬半 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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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的金融改革推動全民投機 陸磊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09-24/100308988.html

  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5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

陸磊

 

  以2009年為分水嶺,中國的金融改革出現明顯斷裂。此前十年,審慎是金融改革的關鍵詞。由於不審慎,付出了農村基金會關閉、城市信用社全行業 關閉、全國性信託整頓、農信社除上海外全行業虧損、四大國有銀行資本金嚴重不足等慘重代價。正因為審慎,調控當局在2007年10月起大力遏制資產價格泡 沫化,幾乎在2008年三季度前收全功。

  可是,自2009年一二季度之交,金融業在普遍批判英美式金融創新的同時,亦放棄了審慎。一邊倒式的救亡思想,徹底壓倒了本應持續推進的現代金融啟蒙——風險管理。

  於是,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5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在正規金融機構和民間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

神話永遠源於流動性

  或許可把所有的泡沫破裂,在理論上歸咎於動物心理,在實踐上歸咎於內控失靈。但投機的發生永遠基於諸多神話,而神話永遠源於流動性。

  以這次內蒙古投機泡沫推想,如無2009年上半年的7.8萬億元信貸投放,必無煤炭乃至礦權投機,亦無開設各類騙局的可信度。人們之所以相信可 獲得20%至50%的年度資金回報率,一定基於煤炭、礦權超過50%的年度價格漲幅。的確,他們看到了資產價格暴漲,他們相信投機盈利前景,甚至有理由認 為,龐氏騙局的製造者自己起初也深信不疑。

  因此,也許不應僅僅把責任歸咎於銀行內控。一旦貨幣失控,誰會持有貨幣?更要命的是,往往在調控當局意識到問題並實施緊縮性操作時,問題反而會顯得更加嚴重。

  第一,一旦緊縮,投機騙局製造者將不得不按照更高的籌資成本獲得資金,於是民間高利貸呈愈演愈烈之勢;第二,如果正規金融機構或明或暗地參與了 對投機的融資,則只有依靠發行更多的高息「理財產品」,來維持已日益脆弱的流動性鏈條;第三,由於緊縮會使實體經濟部門的籌資成本亦隨之上升,往往會成為 對緊縮持恐懼態度的投機者藉以反對緊縮的口實。

  終於,我們在2011年想起了「宏觀審慎」,但為時已晚。由於忙於救亡,我們站在了危亡的邊緣。微弱的重歸審慎的呼聲,被越來越多的飲鴆止渴的行為淹沒。時至今日,金融機構的微觀操作,已被套上了不審慎的枷鎖。

「畫餅」困境

  銀行不審慎是宏觀、體制或微觀原因所致,或兼而有之,關鍵是應該有何對策。

  第一,「畫餅」困境已是中國銀行業的通病。由於缺乏真實的第一還款來源,銀行普遍關注抵押、保證等第二還款來源。這就是只要有地在,總資產利潤 率不到1%,銀行也會向地方融資平台提供貸款;只要有礦權在,融資必不成問題;只要有中央政府在,高鐵的現金流不足以降低其信用評級。所謂「畫餅」,即在 公共項目投資中,通過畫政策藍圖之餅充現金回報之飢;在私人項目中,通過畫資產價格之餅充償還概率之飢。金融業放棄了本應堅守的審慎底線,禮崩樂壞的狀態 自然顯現。

  第二,銀行即使不發生操作性風險,也會有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一兩個從事綁架案的蟊賊和銀行中後台操作員工的作案,掀不起系統性風險的巨浪。 操作風險在中外金融機構都並非罕見。真正值得擔憂的問題,在於即使不出現內外勾結和違規操作,在當前鋪天蓋地、合規的理財產品發行、表外業務與變相高息攬 儲中,銀行或許已系統性地置一般存款人於不安全境地。當然,系統性流動性風險與信用風險演化為現實損失,尚需時間和導火線,如全球經濟再度探底或一些重要 經濟體陷入債務危機。屆時,又會有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的說辭,比如,全球能源價格暴跌,假如鄂爾多斯泡沫未來破裂,就可說其有深刻的國際金融背景。但是, 我們為什麼會製造出鄂爾多斯泡沫?如果沒有泡沫則必無破裂的可能。

  第三,龐氏騙局是泡沫破裂的前奏,也是泡沫破裂前的最後環節。這是因為,騙局製造者在融資之初未見得自己意識到在製造騙局,而是僅僅想抓住資產 價格不斷上漲的機遇,但隨著投機標的價格發生變化,自身運用槓桿過度,「不得不」用更高的承諾回報以借新還舊。此時,騙局才真正形成。但請注意,也恰恰在 此時,面臨泡沫破裂前夕。

回歸審慎

  如何回歸審慎?這需有一手於前和一手於後加以配合,兩者缺一不可。

  所謂「一手於前」,是指堅定地壓縮投機泡沫。加強內控是標,刺破泡沫是本;資產價格是標,貨幣發行是本。內蒙古劫持案和銀行內控問題,如果無緊 縮性貨幣政策,或許仍將在不斷上漲的資源和礦權價格掩蓋下無法暴露。具體而言,一是繼續實施數量收緊,二是擇機上調利率。過低的官方利率必然造成社會融資 脫媒,助長表外業務擴張和投機泡沫。

  所謂「一手於後」,是指要給實體經濟部門出路,避免因壓縮泡沫出現經濟硬著陸。這不是設計諸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非把各區域發展都上升為國家 戰略,而是通過體制改革,指明未來的市場容量擴張前景;如實施結構性減稅,漸進地推動小城鎮發展,著力辦好社區金融,讓實體經濟部門發現,回歸主營業務仍 然有市場前景和盈利空間。

  上述兩手做法有例可循。在1993年至2002年的十年間,當時針對24%的通貨膨脹和海南、北海房地產價格泡沫化,以及金融機構高息攬儲、賬 外經營,當時調控當局的「一手於前」為極度嚴厲的宏觀調控「十六條」,輔之以「一手於後」即頂著「狼來了」的風險和「賣國賊」的質疑,加入WTO並實施銀 行改革,徹底把投機轉向了製造業從2000年至2008年的八年黃金增長期。

  我們到了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作者為廣東金融學院代院長

斷裂 金融 改革 推動 全民 投機 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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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制改革「最好的時期」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10-23/110913088.html

經過近十年的探索之後,備受關注的文化體制改革可能會迎來一個新的轉折。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按此前慣例,這一文件將在會議後一週左右,即10月25日前後正式公佈,具體的扶植政策也將會隨之明朗。

  分析人士預計,除了新的扶植政策之外,原有的稅收優惠等政策有可能延續。

  在形成這一層級最高的指導性文件之前,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過了近十年時間的探索。

  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推進文化體制改革」。

  而在此文件正式下發之前,電影、出版等行業在生存壓力之下,已經率先在局部開始探索嘗試市場化改革的初期試驗。

  這一文件下發之後,2003年,在廣電、電影、出版等領域內,各地確定了多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在區隔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基礎上,培育市 場主體投入產業化經營之中。至2005年,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一年之後,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範圍進一步擴大。

  2006年9月,國務院下發《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對進一步推動文化體制改革作出進一步的部署。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任務。

  文化體制改革數年經驗,成效日漸顯現,試點範圍不斷擴大,決策層對於體制改革的決心逐漸堅決,從提出文化產業到上升為戰略性產業,再明確提出發展成為支柱性產業的目標。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齊勇鋒對《財經》記者表示,這次中央提出「文化強國」的目標的背景是,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對文化建設 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從2003年提出,八年的探索階段過去,積累了很多的經驗,這次會迎來一些突破,文化改革應該會有實質內容。

  一位資深投行人士認為,在決策層將文化體制改革提升至戰略高度之後,各部委有可能會各自出台具體執行細則,這也將有助於此前文化體制改革中難點的突破,比如廣電企業的整體上市等等。

  在率先進行改制嘗試的廣電企業中,上海文廣和湖南廣播影視集團極受矚目。

  10月11日,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在接受新華社等媒體採訪時明確表示:「我們文化體制要進行徹底改革,不僅僅是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而是整個文化領域都要改革。」

  深化轉企改制

  文化體制改革經歷了極為小心謹慎的探索過程,由自發而慢慢變為自覺。

  10月18日,最早一批開始探索體制改革的長影集團董事長劉麗娟對《財經》記者介紹,最初她來長影報到時,長影賬上的現金不過幾萬元,當年的取暖費都無法支付。

  在生存壓力之下,長影開始探索自髮式的體制改革。長春電影製片廠改製為長春電影集團,名字改變的同時也意味著體制的轉變,從原來的國有工廠變成了現代企業制度下的企業。

  通過體制改革,長影集團脫離了生死存亡的邊緣,在2010年淨利潤達到5979萬元。目前,長影集團的總資產已經由改革前的2.5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20億元。此外,2010年長影集團總共創作了50部故事影片,是改制前1997年的8倍。

  劉麗娟對《財經》記者表示:「這些數字證明長影集團的體制改革道路是正確的。」

  過去數年之中,多數出版、電影、劇團企業的改革過程經歷了與長影集團類似的過程,可經營性的資產改製成為企業,轉制之後的整個產業也取得了飛快的發展。

  一位資深廣電人士分析認為,從劇團到出版再到今天的廣電,從非時政類報刊到時政類報刊,從地方出版企業到國字頭的出版集團,中國文化體制改革清晰地走了先易後難,逐漸探索的道路。

  目前,出版、演藝團體的改革進展最為迅速。

  今年初,在幾部委關於文化體制改革的說明會上,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蔣建國、廣電總局副局長張海濤分別介紹了文藝院團、新聞出版、廣電行業的改革進展。

  歐陽堅透露,國有文藝院團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新突破,全國共有461個國有文藝院團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轉企改制,共組建了46家演藝集團。

  蔣建國介紹,全國10多萬家國有印刷複製單位,3000多家國有新華書店全部轉企改制,1251家非時政類出版單位轉制和註冊為企業法人,並組建了100多家報刊集團和出版傳媒企業。

  張海濤介紹,全國有35家國有電影製片單位,70家電視劇製作機構,204家省市電影公司,293家電影院完成了轉企改制。19個省區市完成了全省性有線電視網絡融合,9家廣播影視企業重組上市。

  10月11日,柳斌傑在接受新華社等媒體採訪時透露,目前,180家中央出版社中有148家需要轉企改制已經完成,其中134家出版社的事業編制已經註銷。

  對於報刊體制改革,柳斌傑預計,非時政類的報刊體制改革要在兩年時間內完成轉企改制,目前已經有1500家完成轉企,預計到今年底將有一半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完成轉企改制。

  而最近兩年,廣電行業的體制改革也在通過「製播分離」政策獲得了局部突破,上海、湖南的製播分離轉企改制方案也已經開始實施。

  支柱產業願景

  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此後,隨著文化體制改革探索的深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性日漸提升。

  2009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文化產業被確立為戰略性產業。至2010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的戰略目標。

  一年之後,六中全會再次提出,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目標。

  目前,文化產業佔整個GDP的比例並不高。國家統計局網站披露的信息顯示,2010年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75%,總產值為1.27萬億元。而一般而言,支柱產業應佔到當年GDP的5%。

  公開資料顯示,美國文化產業的GDP佔比超過20%左右,日本、英國的文化產業佔比也在20%左右,中國距離文化強國之路還有相當長的道路。

  有分析人士預測,如果要在2015年達到5%的佔比目標,文化產業的產值至少要達到2.7萬億元,也就意味著在未來五年中,文化產業要實現翻番。但是,得益於中國經濟社會的飛速成長,這樣的目標實現起來似乎並不困難。

  10月11日,柳斌傑對媒體表示,預計在「十二五」期末,中國的新聞出版業產值會達到3萬億元。除了新聞出版之外,中國的電影產業、新媒體產業也均在快速成長,這都將有助於GDP佔比5%目標的早日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數年改革之後,中國的電影、圖書出版、廣電等文化企業已經開始試著進入玩具衍生品、文化樂園等項目,唯此,方可以與迪斯尼等跨國文化企業競爭。

  據長影集團負責人介紹,2005年5月,集團投資的電影主題公園長影世紀城開園,很快即有不錯的贏利。今年長影計劃投資3.3億元投資長影世紀 城二期,有望在明年長春電影節前投入使用。同時,長影集團今年還計劃投資3.5億元,將長影老區改造成為長影電影產業園,亦計劃在明年投入使用。

  規模龐大的長影海南世紀城在2010年12月被確立為海南省的「十二五」重點項目,長影集團以品牌、創意入股,將會建立三個電影基地、兩個電影產業孵化中心和電影產業會展交易中心,以及一個主題公園。

  目前,長影海南世紀城的10億元啟動資金已經到位,預計明年6月可以開工,2014年一期項目可以投入運營。屆時,長影集團總資產規模將會達到40億元,年收入達到20億元。

  對於外界推測的長影集團改制上市事宜,相關負責人未予正面回應。但在一些研究文化產業的投資界人士看來,類似長影這樣率先改制且實現贏利的試點文化企業集團,應是未來資本市場青睞的對象。

  國家統計局網站披露的信息顯示,在文化體制改革試點正式確立以後,從2004年到2010年期間,中國文化產業產值年均增長超過23%。

  浮現「最好的時期」

  長達十年的探索,一方面表明文化體制改革的複雜性,同時亦令改革時間表日益緊迫。

  10月11日,柳斌傑表示,曾經談及文化體制改革的必要和迫切:「文化發展的時代發生了變化,全球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鋒,整個傳播技術的革 命,使文化的國界、邊界已經突破了。在這樣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傳播信息化的態勢下,中國如果沒有一個適應於世界競爭的文化體制,是難以在世界文化領域裡有 主導權和發言權的。」

  齊勇峰認為,文化體制改革現在應該著重解決准入門檻、區域分割、文化立法、向外資開放等四方面的問題。

  10月18日,十七屆六中全會通報中提及了繁榮多種所有制的文化的問題。齊勇峰認為,應該進一步降低投資者准入門檻,不能光靠國有資本來發展。社會資本可以進入出版了,但是還不夠。

  齊勇峰認為,目前生活類財經類報紙期刊還不允許社會資本進入,這是很不合理的。除了時政類,至少生活類財經類時尚類這些是可以面向社會資本開放的,做法可以穩妥,可以試點以後再逐步推開。

  柳斌傑對媒體透露,目前已經有40多家新聞出版企業完成上市,融資近5000億元。但是,上市的出版企業融資後卻面臨投資困境,跨省的出版企業 的兼併重組並不順暢。而這一困境在尚未全面開始轉企改制的廣電行業尤為明顯,今年初,廣電總局新聞發言人明確表態不允許搞跨區域整合。

  齊勇峰認為,文化資源橫一刀豎一刀,沒有全國性的大企業,嚴重阻礙了文化生產力,和國外企業相比規模要小得多。這一狀況急需打破,但因為這直接和中國政治相關,實現起來有一定難度。

  此外,齊勇峰認為,近十年來,改革靠政治推動,立法滯後,下一步應該把立法提到日程。最後,關於利用外資,應該實現文化發展國際化,要進入國際市場,市場開放不夠,市場開放是對等的,雖然有文化例外,但是市場也是需要逐步開放的。

  齊勇峰認為,以上幾個方面「應該有所突破」,「現在是深化文化改革的最好的時期」。

  一位資深投行人士認為,此前,不同部委之間在文化體制改革的理解、步調方面並不協調一致,直接導致不同部門對文化產業的複製政策在實施過程當中扭曲變形,甚至無法實施。

  今年初,廣電總局新聞發言人吳保安明確表態,不允許搞整體上市,不允許搞頻道頻率公司化和企業化經營。這一明確表態,直接影響到了廣電資產的企業計劃。

  在證監會剛性的減少關聯交易要求,以及廣電系統剛性的不允許頻道頻率企業化的要求之間,所有主流廣電資產上市無門。

  在十七屆六中全會將文化體制改革提到高度的時候,或許此前改革中遇到的一些技術問題可以得到部分解決。

文化 體制 改革 最好 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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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改革倒計時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04/100334084_all.html

財新《新 世紀》 記者 張翃 張環宇

 

  11月30日六大央行聯手提高美元流動性行動,起碼暫時贏得市場的滿堂彩。大家心照不宣的是,這場好戲中真正的主角只有兩個——美聯儲和歐洲央 行上演了一場「英雄救美」,其他四家央行則是「路人甲乙丙丁」。

歐元區資金緊繃

「為什麼現在行動?是不是有什麼潛伏的情況臨近?」

  六大央行聯手的這一舉動表明,在綿綿不絕的主權債務危機中,歐洲銀行體系已經千瘡百孔。除了各銀行持有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可能是「定時炸彈」、迫 切需要注資以滿足資本金率的監管要求,美元流動性不足的風險也不容小覷。

  事實上,歐洲央行今年6月的《金融穩定回顧》中就做了一個專題提示:金融危機以來一個認識不足的風險就是,歐元區的銀行需要大量的美元資金。

  十年來,歐元區銀行建立了巨大的美元資產頭寸,2010年末的美元資產達到了約3.2萬億美元。美元資產的積聚主要是出於追求更高收益率的投資 需要,也因為歐洲銀行向美國市場擴張業務,以及企業客戶需要美元融資帶來的相關頭寸。

  歐元區銀行對短期批發融資工具的依賴度很大,加大了歐元區銀行美元流動性風險。特別是當舊債到期需要借新還舊時,一旦資金來源方改變主意不願繼 續投資,就可能引發資金鏈的斷裂。

  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為歐元區銀行一大美元資金來源的美國貨幣市場基金(MMF)中,有不少開始中止或者減少對歐元區金融機構的頭 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孫濤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美國7000億美元貨幣市場基金,由於擔心風險,約有三分之一撤出歐洲,野 村證券自今年三季度也已從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別撤出75%和60%的資產,由此產生的歐元換美元的需求導致歐洲銀行美元流動性頓顯不足。同時,因擔心銀行風 險,存款企業也出現跨銀行和跨國家的資金轉移,這從存款渠道加劇了流動性緊張。

  如評級機構穆迪的分析部門經濟學家加伯所稱,11月30日央行間的互換協議,僅僅是已有項目的擴展。為了幫助歐元區銀行獲得美元流動性,早在 2010年5月美聯儲就已經和幾大央行聯合設立暫時性的美元互換協議。但由於互換的利息過高,歐元區銀行對這種工具並沒有表現出很大的熱情。截至11月 25日的一週內,這種互換隻有24億美元。

  歐元區銀行不願多用這種互換工具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怕引來壞名聲。因為要找歐洲央行借美元,就說明這家銀行難以從貨幣市場上借到錢。所以,即便 降低了借貸成本,歐元區銀行要向歐洲央行借美元或許也要猶豫一番。

  而美元流動性的緊張,只是歐元區總體流動性緊張的一小部分。

  據《金融時報》報導,歐洲銀行業今年有6540億美元債券到期,但至今只發行了4130億美元的新債券,也就是說今年內歐洲銀行業有2410億 美元的資金缺口。

  「銀行間的不信任達到多年來最嚴重的程度。」加伯說,由於歐洲銀行持有大量意大利公私部門的貸款,很可能因此損失巨大,再加上歐元區衰退的可能 性,導致歐洲銀行業很難進行必要的資產負債表調整。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11月在法蘭克福一個銀行業會議上說:「我們知道銀行現在由於主權債券壓力而面臨的困難。」這既包括資金市場的緊繃,也包括用於貸款的合格 抵押品的短缺。由於許多主權債券的市值大挫,銀行用持有的這些債券作為抵押品向歐洲央行借款的難度也增大。

  德拉吉的表態,應該是歐洲央行開始加大對歐元區銀行支持的信號。分析人士普遍預測,12月8日歐洲央行的下一次理事會會議將會宣佈一些新的流動 性工具。歐洲央行可能通過提供更長期限(如兩到三年的貸款)和擴大合格抵押品範圍來紓解銀行業資金壓力。

  雖然幾大央行11月30日的舉動在市場上大受歡迎,但沒有人認為這會一勞永逸地解決歐元區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因素。

  「不宜期望此舉創造奇蹟。只不過是為歐元區政府、歐央行和國際社會解決歐債危機爭取了一些時間。」孫濤說。

  「效果會迅速消失,可能就在一週之內。」卡斯商學院的高級講師得利斯(Manthos Delis)說,正是因為這只是一個應急之舉。

  得利斯甚至認為,這一出其不意的救助,反而讓人擔心歐洲金融市場的情況有多惡劣:「這一行動可能一定程度上解決流動性壓力,但並不能解決清算壓 力,所以市場的繁榮持續不了多久。我認為這一救助其實反映了情況到底有多糟糕。」

  「為什麼現在行動,是不是有什麼潛伏的情況臨近?」這是高盛在11月30日的一份報告中提出的疑問。

  的確,一種猜測已經流傳開來,是不是因為有哪家歐洲銀行遇到了巨大的流動性問題,才讓幾大央行不得不出手?

危機大限逼近

「歐洲央行的政府債券購買操作是危險的、錯誤的、非法的……卻是不可避免的」

  歐洲銀行流動性吃緊的重要原因是歐債危機,而歐債危機已向核心國家蔓延。

  11月29日,受諸多利空因素影響,意大利國債收益率再度衝擊歷史新高,當天拍賣的三年期國債收益率高達7.89%,逼近8%的關口。而在一個 月前,該品種國債收益率還僅僅在5%的水平。

  與此同時,一向被視為歐元區內避險工具的德國國債,也開始承受拋壓,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從11月初的不到2%攀升至2.5%附近。

  面對危機加劇的風險,歐元區幾乎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早先成立的救助機構「歐洲金融穩定工具」(EFSF),遠不能滿足意大利的融資需要。10月 底歐盟峰會決定通過槓桿操作擴大EFSF的「火力」,經過一個月的試探、諮詢,結論頗為悲觀。11月29日的歐元集團會議上, EFSF首席執行官雷格林(Klaus Regling)承認,原來設想的將EFSF「火力」擴大到1萬億歐元可能並不現實,實際的數字可能要打個七五折。

  雷恩稱歐元集團正在接洽IMF,希望其「通過雙邊貸款安排或投資」參與救助計劃。但IMF本身能夠借出的錢也不超過4000億美元。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將希望寄託於歐洲央行。過去18個月,歐洲央行已經購買了逾3000億歐元的歐元區國家債券。但比起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的 「無上限」購買的操作力度,這個規模實在還是太小了。

  許多分析人士都認為,目前只有歐洲央行能及時遏止歐債危機的蔓延——只要歐洲央行像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那樣,大規模「無上限」地承諾購買歐元區 政府債券。換句話說,就是讓歐洲央行開動印鈔機。

  這種呼聲不僅來自銀行界的經濟學家,甚至也來自經合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以及一些歐元區國家政府,比如法國。

  最大的反對聲來自歐元區「老大」德國,以及歐洲央行內部繼承了德國央行謹慎作風的技術官僚。他們堅稱,讓歐洲央行購買成員國國債,只會開啟潘多 拉的魔盒,置央行獨立性於政治壓力之下,種下未來通脹失控的惡因。

  但隨著危機的深化,歐洲央行或許別無選擇。「歐元區經濟增速放緩,風險也開始向核心國家蔓延,而這可能會推動歐元區的政策制定者轉變想法,特別 是歐洲央行。」摩根大通駐倫敦經濟學家弗澤斯(Greg Fuzesi)稱。

  系統性風險向核心國家蔓延的趨勢已經不容忽視。市場屢屢傳出法國主權評級將被調降的傳聞。德國在國債發行方面也開始遇到麻煩。

  11月23日,德國央行標售的60億歐元10年期國債,商業銀行僅僅認購其中六成,德國央行被迫認購了剩餘國債,這種罕見的場景,無疑是對市場 緊張情緒的最佳詮釋。

  在意大利博科尼大學經濟學教授塔貝里尼(Guido Tabellini)看來,德國國債拍賣中遭遇的困境證明,即使態度最為強硬的德國政府,仍然在危機關頭充當著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儘管這可能是短暫的情 景,但這可能會令歐洲央行開始相信,現在形勢已經相當危急,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重要性甚至已經超過維護價格穩定的目標。

  11月29日的歐元集團會議前後傳出,歐元區正考慮讓歐洲央行借錢給IMF,然後讓後者回過頭來借錢給歐元區國家,或許會成為一條出路。因為這 既能繞過禁止歐洲央行「貨幣化」政府債務的法律規定,給歐洲央行和德國一個台階下,也能減輕一些人對於IMF借款給歐洲的富國,會妨礙對發展中國家貸款的 擔心。

  不難想像,在IMF的總裁是法國人、歐洲央行行長是意大利人的情況下,德國的反對立場或許最終難以維持。

  談起在柏林訪談政府官員的感受,英國智庫「歐洲改革中心」(CER)副主任巴瑞師(Katinka Barysch)說:「(在他們大多數人眼中)歐洲央行的政府債券購買操作是危險的、錯誤的、非法的……卻是不可避免的。」在歐元崩潰的災難性威脅下,德 國人或許也不得不放下自己堅守的原則。

「最後十日」

財政聯盟正式登上了歐洲的日程表

  德國不會白白答應讓歐洲央行大舉購買政府債券。放棄原則必然要求回報,而回報就是根本改革歐盟經濟治理結構,杜絕成員國政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的 做法。

  具體而言,要防止歐洲央行淪為不負責任國家政府的印鈔機,就必須修改歐盟條約,給予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監督成員國政府財政政策的權力。

  修訂條約,一度是德法等國家都望而卻步的選項。因為上一輪「里斯本條約」的修訂長跑,已經讓歐盟國家領導人飽嘗了艱難。但事到如今,再迴避條約 的修訂已經不是一個可選項。

  11月23日歐盟委員會提出關於發行歐元區「穩定債券」的三種可能方案,就是向財政一體化方向走出的一步。雖然距離真正的落實還有時日,但共同 債券從被德國堅決反對,到重新提上日程,已經證明這是一個意義顯著的轉折。

  「財政聯盟已經正式地登上了歐洲的日程表。」布魯塞爾智庫布勒哲爾(Bruguel)主任讓·皮薩尼-費裡(Jean Pisani-Ferry)也撰文指出。允許歐洲央行通過某種方式救助、籌備統一債券的發行、給予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央行對成員國政府財政預算的發言權,是 財政一體化相輔相成的幾個方面。

  歐盟正進入一個十日的衝刺期——從11月29日歐元區財長會議到12月9日的歐盟領導人峰會。

  屆時,歐盟委員會需要提交關於修改歐盟條約的中期報告。這將向世人展示,歐盟國家願意在財政一體化道路上走多遠,換句話說,歐債危機距離治本還 有多遠。

  「我們現在進入了關鍵的十天,歐盟對於危機的應對必須在這十天內得出結論。」歐盟委員會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雷恩(Olli Rehn)11月29日表示。他知道,經過一次次的峰會、一次次的救助、一次次的市場從歡呼到失望,歐盟還能浪費得起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修改歐盟條約有三種可能:一是歐盟全體27國採納;二是17個歐元國採納;三是更小範圍內的幾個歐元區核心成員國採納,以避免要花過長的時間去 說服像愛爾蘭和希臘這些「反一體化」情緒高漲國家的民意。

  德國一直都希望能夠讓27個國家都加入條約修訂的行列,而法國則傾向於從「核心圈」開始做加法:德、法,加上一些與這兩個國家步調較為一致的歐 元區國家先行動,這樣就會給不加入的國家造成壓力,因為後者會在市場上被投資者視為「次品」。

  11月29日的歐元集團會議後已經比較清楚,很難讓27個歐盟成員國都加入進來——英國首先就是一個難以說服的對象。但德國也不會過於堅持,因 為目前沒有什麼比盡快讓改革起步更重要。

  「歐盟歷史上首次,德國是不可置疑的領袖,而法國成了第二號。」CER主任格蘭特(Charles Grant)說。

  他與法國官員交談後得到的印象是,法國人很明白,雖然其他國家的人總覺得德國人太執拗,太堅持自己的原則而不顧別人的痛苦,但跟德國人打交道還 是不要太多在公開場合指責他們。因為他們相信,到了最後關頭德國人還是會出手的。

  當然,風險就在於,德國人真正出手的時候,會不會已經太晚了。

  當世人將目光聚焦於德國與法國,歐盟委員會顯然已經在這場危機中失去了扮演中心角色的可能。

  德、法兩國國內都有很多對歐盟委員會的批評,包括歐委會的官員專業性不足、歐委會在危機中不夠主動、無所作為等。比如說,過去十年歐委會早就應 該警告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地產市場過熱。

  「德國自己從東德的經驗中知道,要拯救一個病入膏肓的經濟有多麼困難。所以德國並不願意將緊縮措施強加於人,而希望通過建立規則和制度,來把德 國的『穩定文化』推而廣之。」巴瑞師說。

  本刊特派華盛頓記者章濤、特派紐約記者霍侃對此文亦有貢獻


歐洲 改革 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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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周小川之四】匯率改革仍堅持「三性」

http://economy.caixin.com/2011-12-31/100344788.html

財新《新世紀》:2010年世行IMF年會時,人民幣匯率是熱門話題,當時國內感覺壓力比較大,今年看上去好像比較寬鬆了,匯率策略是不是可以做相應的調整?

周小川:對於匯率改革,我們一直把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即「三性」)作為政策方針。要做調整的話,需要有一個共識基礎,或者說形勢有什麼巨大變化從而需要調整?另一方面,經過幾年時間的漸進調整後,人民幣匯率離均衡水平越來越近了,最後也就差點時間即可達到目標了,再調整策略的政策成本可能會更大。

財新《新世紀》:具體可能會有什麼成本呢?

周小川:首先要解釋以前的政策是不是真的需要調整。因為講了那麼久堅持「三性」,已經形成市場預期了,而預期一旦改變,國內、國際投機力量怎麼反應,輿論評論如何,都需要考慮。

另一方面,對於匯率的均衡水平,其實是很難測算的,目前還沒有特別能說服人的數學模型。2005年的匯改本身就押後了兩年。2003年夏天,當時IMF的總裁柯勒來中國,認為人民幣匯率明顯不平衡,需要改進,我們當時的回應是改革事情要一件一件做,銀行體系當時比較脆弱,應先重點抓銀行改革,這樣銀行應對匯率浮動的能力才會增強。到了2005年匯改時,曾考慮要不要跳升一下,然後浮動,這樣單向升值不會很明顯。但當時計算到底應跳升多少時,沒有人說人民幣要跳升20%,最大膽的聲音認為匯率應跳升3%-5%,也有個別人說絕對不能超過1%。最後定的是2%,覺得就算是下很大決心了。

理論上,如果可以一步接近均衡,然後再浮動,就會少出現資本單向流動的情況。但這都是假設的。對於均衡點,首先不一定能算出來,其次就是算出來,要說服別人,也是難以做到的。與其做不到,不如以尊重市場規律為主,以市場供求關係為主,通過浮動漸進走向均衡,但代價是單向升值預期和資本流入就會比較明顯。

財新《新世紀》:最近,一方面美國大選在一定程度造成了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從市場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又似乎出現了貶值傾向,怎樣看待這一趨勢,以及相應地推進匯率改革?

周小川:近些年來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效。判斷匯率水平是否均衡,國際上目前比較通行的依據主要是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平衡的情況。當然也有人主張用國際收支總體平衡作為依據,但其中資本項目波動比較大。因此把經常項目平衡作為判斷匯率均衡的尺度更合理,也是國際上被多數人接受的。從經常項目平衡的角度看,人民幣匯率水平在過去幾年間向均衡點明顯靠攏了。

匯率和經常項目平衡之間的關係,還有個滯後期的問題。匯率一調整,馬上就能影響有些廠商的決策,其產品是內銷還是外銷,採購進口的還是國內的?立竿見影,很快做出調整。但更深層次的反應涉及到產能調整,要通過投資和生產要素組合的調整來適應,就會有個滯後期,這在中國比較明顯。匯率變化,使生產能力重新調整,比如把一部分原來在製造業的資源配置到服務業上來,要有個過程,慢慢才能發生變化。

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主要是貿易順差)在2007、2008年時達到了頂峰,隨後就開始往下走,2011年經常項目順差最終可能和GDP之比僅為3%左右,這比2010年G20討論時說的±4%的槓槓還要低。這裡面當然也有初級產品價格上漲使進口額上升的因素,但這個因素並不宜高估,其比重是可以算出來的。總的來說,經常項目趨於平衡,是結構調整和匯率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

對於匯率調整、貿易平衡問題,過於著急是不妥的,也沒有用,因為資源配置及其調整有個過程,勞動力從某些部門轉出去、轉回來都需要時間。事實上,中國已經明顯地向平衡的方向發展了,儘管可能還會有波動和反覆。這裡面主要問題之一在於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惹人注意。如果貿易規模小一點的話,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3%-4%,就不會有太多人關注。

對於匯率改革而言,人民幣越是接近均衡水平,改革遇到的困難就會越小。這和價格雙軌制並軌時的情況相似,當價差特別大時,並軌的震動會很大,價差小的時候表明已更加反映市場供求關係。同時,隨著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管制進一步減少,改革的困難就會較小,創造人民幣最終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條件就會越來越具備。事實上,在匯改形勢方面,除了一些國際上政治方面的影響,總的是向好的方向發展。

財新《新世紀》:近期國內外匯市場多次出現人民幣匯價觸及浮動區間下限的情況,市場有很多誤讀,對此應怎麼看?

周小川:首先,市場上傳說的連續出現多少個「跌停板」,這個概念是不對的。外匯市場交易的規則和股市不同,不是觸及了浮動區間上下限就停止交易了。觸及浮動區間的上限或下限時,意味著央行入市作為買方或賣方,使市場上還有充足的美元或人民幣的供應,而不是停止交易。我們現行的人民幣交易有一浮動區間,2005年是±3‰,後來擴大到±5‰。如果做一番國際比較,就會知道這±5‰是相當小的浮動區間。同時,相對於股市,外匯市場每日交易時間更長,正負波動時很容易撞到上限或下限,實際上以前也經常撞到。另外,也與技術上的安排有關,這涉及中間價形成和央行買賣外匯的具體安排,其內容都是可以改革完善的。從未來方向上講,匯率浮動區間會擴大。

財新《新世紀》:目前人民幣出現的雙向波動,是一個階段性的變化,還是從基本面上說明人民幣匯率已經超調了?

周小川:過去人們說人民幣一直是單向升值預期,等到接近均衡水平的時候,就會出現雙向預期,同時也會有雙向的波動,這種自然的雙向浮動狀態是改革要追求的目標。但是確實達到這樣一個狀態,可能還要再花一些時間。當前外匯市場的運動方向主要還是和外部環境有關。

在FDI方面,歐美過去很多在華投資都是分紅不匯出,甚至不分紅,作為未分配利潤留在公司賬上。現在如果所在國的母公司資金形勢緊張,就會加大利潤匯出。從國內因素來看,對外投資積極性最近上升得很快。在貿易方面,過去很多人打擦邊球,提前結匯,遠期購匯,造成人民幣需求比較高。現在外面的貿易融資條件發生變化,就會推遲結匯,這都會使得外匯供求出現階段性的變化。當然也有個別逃避管制、用非真實的貿易背景來套匯的現象。由於上述及其他各種原因,香港NDF市場轉換了方向,其套利機制比較靈活,套利方向有反覆應是正常。

從總量上看,這些變化還需要觀察,最主要的還是要看經濟基本面。從外匯市場來看,還是要看經常項目是順差還是逆差,看直接投資淨額是進還是出,即外商直接投資減去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正還是負。我國今年的商品貿易順差可能還會大於1500億美元,FDI總量也還相當大,「走出去」投資的數據還有待看年末的統計結果。總體來講,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還是雙順差,平衡有明顯改善但基本面沒有發生逆轉,匯率走勢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專訪 周小川 之四 匯率 改革 堅持 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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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改革面臨深水區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03/100353188_all.html

  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是否能夠真正走向市場化,正考驗監管層的決心。

 

  在春節前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溫家寶總理提出要「深化新股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履新未久的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繼續深化發行體制改革,完善新股價格形成機制。」

  僅一個月內,證監會已在詢價機制、信息披露等方面醞釀多項改革,雖然還沒有完全放棄實質性審核,但方向卻逐漸給市場以鼓舞。

  「發行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扭轉監管層審核思路,轉向對披露信息充分性和準確性的審查,至於定價方式、配售比例等仍都是在技術層面,意義不大。」一位香港投資銀行人士表示。

  一位接近證監會的人士透露,證監會當前在發行體制改革上的思路,是逐步退出實質性審核,轉而以信息披露為重點。

  2012年2月1日,中國證監會有關負責人在媒體通氣會上表示,去年以來,證監會就開始考慮修訂IPO管理辦法和再融資管理辦法,目前還在落實 和探討中,未來的發審辦法將以信息披露真實、準確、完整為基本出發點。當晚,證監會史無前例地公佈了254家在審公司名單,並強調今後新受理的企業名單也 將盡快公佈。

  「大陸市場與香港市場相反,長期以來是重審批而輕監管。監管層應該只承擔市場的公平公開和透明,剩下的事情由市場自行去解決。」前述香港投行人士認為,「現在開始轉向了。」

IPO窘境

  2012年1月31日,春節過後的第二個交易日,首家創業板發行失敗的擬上市公司朗瑪信息(300288.SZ)再次啟動了發行。此前朗瑪信息在1月13日的發行,因為參與其網下配售的報價機構不足規定的20家而宣告失敗。

  朗瑪信息是繼八菱科技(002592.SZ)在2011年端午節前夕首次發行詢價折戟後,第二家遭遇機構投資者「冷眼」的擬上市公司。儘管八菱 科技最終重啟發行並登陸中小板,但是,不僅發行價較此前的詢價區間下限下調19.5%,而且在最終實際獲配的機構投資者中,重頭參與者基金公司比例僅佔 25%,券商自營則將50%的新股網下發行份額吃下。

  在過去三個月發行的新股中,包括八菱科技、德爾家居(002631.SZ)、三丰智能(300276.SZ)等在內的11只新股,其網下配售的主力軍已不再是基金,甚至有幾隻新股的基金網下獲配份額為零。

  2009年創業板開板以來,長期困擾股票市場的新股高價、高市盈率、高超募「三高」發行現象,被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根據《證券日報》2011年11月對已經發行完畢的275家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統計,平均發行價約35元,平均發行市盈率近68倍,平均超募比為200%。

  2011年末,華寶興業基金、信達澳銀基金對新股發行「用腳投票」,宣佈不再參與「打新」。

  「我們已經不看保薦機構的新股報價了。」華夏基金研究員無奈表示,「我們現在只能根據公司提供的財務數據和公司所在的行業情況、市場情況,自己進行盈利預測。」

  曾經在網下配售中合作融洽的基金公司和保薦機構,在高估值的影響下,很難再有那種次次配售成功的默契。

  「現在的投資價值報告(保薦機構、主承銷商撰寫的對新股未來價值的研究報告)都是根據『需要』寫的,目的就是上市圈錢。」另一位大型公募基金經理直言不諱。

  他表示,自己所供職的基金也已經不參與「打新」,只是沒有對外公佈。「在有時間的情況下,會為一些提前來『溝通』的新股捧下場子。」他透露。

  一位接近中國人壽資產管理部門的知情人士則透露:「中國人壽還沒有完全停止參與『打新』。還接受詢價,但回應較少,報價也普遍都比較低。」

  從過去三個月的新股發行統計來看,相對基金和保險的謹慎,券商自營、信託和社保基金在新股的網下配售中表現比較搶眼。社保基金在9只新股網下配 售中獲得超過25%(含)的份額,券商自營則在5只新股的網下配售中以40%以上的份額位列第一,信託則也在11只新股網下配售中獲得超過25%(含)的 份額。

  與此同時,春節前夕,針對新股詢價中出現的問題,證監會向各基金公司下發《關於加強新股詢價申購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基金公司加強在新股申購和詢價中的監管,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新股詢價和新股申購的內部控制,不斷提高定價能力。

  通知明確要求「不得受人請託進行報價,不得進行非理性報價,不得在報價申購過程中有任何利益衝突行為」。

  該通知措辭嚴厲地指出:「對違規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

  「八菱科技和朗瑪信息的事情是個好現象,說明基金公司不再為虛高的估值埋單了。」一位基金分析師坦言。

技術性改良

  當前熱議的發行體制改革的技術問題,主要集中於詢價制度、配售比例和中介機構責任上。

  證監會正在討論推出新的詢價機制——改良式荷蘭招標制,即指按報價機構所報出的價格自高向低的順序全額中標,直到滿足發行額;中標機構以所有中標價格中的最低價格認購。

  一位公募基金經理表示:「改良式荷蘭招標制有利於抑制過高的一級市場市盈率。因為報價越高,最低價也會被推高,最後中標的都要埋單。」

  不過,改良式荷蘭招標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詢價機構無論報什麼價格,最後中標價格同一的問題依舊,所有中標者的價格風險一致,難言公平。

  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全球資本市場的新股定價模式主要有荷蘭式招標法與美國式招標法。荷蘭式招標法推崇價低者得,所有中標者承擔著同樣的價格風 險;美國式招標法則崇尚價高者得,按照詢價對象的實際報價實施配售,報價越高承擔的風險越大,美國式招標法在我國債券發行市場已運用多年。

  不過,也有投行人士擔心,如果在新股發行市場運用美國式招標,很容易導致詢價機構聯手報低價進而大幅壓低平均發行價,令發行人、承銷商的利益受到巨大損害。

  「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去掉一個最高分和一個最低分就可以了。」一位投行人士說。「如果監管層真的下定決心要改革而不是改良,美國式招標法當然是最市場化的。不過這對機構的定價能力是個重要的考驗。」

  除了定價方式,網上網下配售比例的調整也是市場熱議的重點,證監會擬提高網下配售給機構投資者的比例,同時將推動承銷商在透明規則下自主安排詢價、定價和承銷方式。

  根據現行的規定,網下配售的對象是機構投資者,發行4億股以下的股票,網下配售比例不得超過新股發行總量的20%,發行4億股以上的新股,配售 數量不超過向戰略投資者配售後剩餘發行數量的50%。網上申購的對象是個人投資者,比例則佔新股發行總量的80%。根據網下網上申購的具體情況,實行雙向 回撥機制。

  某公募基金經理稱:「目前的配售比例不利於發揮機構定價功能,網下配售比例太低,很多機構無興趣參與。」

  另一位公募基金研究員指出:「配售比例本來就不應該固定,因為不同的股票,機構的參與度肯定不一樣,應該放開配售比例,讓市場決定。」

  而一位券商保薦人則表示:「機構投資者比散戶的判斷能力強,這對市場有利,同時也會減少破發的風險。」

  以香港市場為例,網下配售的比例往往高達80%,甚至能達到90%,這也是海外市場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重要原因之一。A股市場若通過擴大網下配售比例,也能有效改善目前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結構。

  「提高網下配售比例意味著機構鎖定的籌碼會增加,新股在二級市場的穩定性就會得到增強,進而有利於穩定新股的市場價格。」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網下機構投資者配售比例提高到20%以上是可行的。」

  對於承銷商自主安排詢價、定價和承銷方式的改革,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這一制度在境外非常流行也很有效率,但是在中國配套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承銷商自主詢價承銷,很容易滋生腐敗機制,造成承銷商預先給『關係戶』配售的情況。」

  無論網下配售比例提高、改良式荷蘭招標制在內的一系列發行機制的改革,都是「供給端市場化」的改革措施。「未來發行機制的改革就是要讓供需順利接軌,而不是依靠價格管制等行政手段抑制過高的估值。」某投行人士表示。

轉向信息披露

  「未來新股發行,證監會將不再進行實質性審核,審核重點轉向信息披露,強化保薦機構的責任。」一位接近證監會的人士透露。

  2011年12月30日,證監會發行部、創業板部聯合發佈了《關於調整預先披露時間等問題的通知》,將擬上市公司的招股書預披露時間提前至在反饋意見落實之後、初審會召開之前,大約為發審會召開前一個月左右。

  目前的規定中,企業招股書預披露時間是在發審會召開前五天與發審委會議公告同步公佈。

  對於招股書的提前披露,證監會用意明確,一方面可以開動全社會力量對招股書披露的信息進行核查,同時還給了投資者充分的時間閱讀、瞭解和消化招股書,有利於投資者作出審慎決策,

  證監會對擬上市公司的審核將圍繞合規審查,不對公司的投資價值做判斷,不做人為裁決,主要審核信息披露情況。證監會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對公司未來的業績增長做出保證,主要是要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

  證監會強調,招股說明書等申請文件一經申報,發行人及其中介機構就要承擔法律責任,做出任何修改,必須向監管部門報告。努力實現發行人一旦申報即行公開,不斷提升發行審核工作的透明度,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

  2月1日晚間,中國證監會公佈了254家在審企業名單。除了強化信息披露之外,在審核權方面,證監會也在逐步放手。

  創業板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債的初審權擬調整至交易所方案近日已通過主席辦公會決議(相關報導見本刊2012年第2期「發審分權微小一步」)。儘 管這次「分權」僅僅是將創業板再融資選擇為突破口,但這一舉措仍然引發了資本市場的激烈討論。市場人士普遍認為,交易所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規範運作的 監管更直接。從這一點上,交易所審核再融資更便利。

  一位香港投資銀行人士對證監會的舉措反應積極。他表示:「證監會的新舉措有利於構建一個遊戲規則透明、公平的健康市場。」他指出,郭樹清履任以來倡導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是借鑑和參考香港資本市場的經驗,即「輕審批、重監管」。

  而一位大型保險機構的投資管理人員則認為,證監會現在進行的審批權下放仍未觸及根本。

  「國外上市都是交易所審核,但境外交易所是一個獨立企業,中國的交易所相當於證監會的一個部門,甚至可以說就是證監會的『兒子』。放權與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他直言。

  「發行體制改革的任務的確很艱巨,最大的難點是要削弱證監會的權力,而這將牽涉到一直以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其難度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是可想而知的。」某券商高管表示。

  他認為:「現行發行機制必須要改,發審委幾個人不可能判斷企業的盈利能力,證監會沒必要做這個擔保,業績的好壞市場自己可以判斷。」

  某公募基金研究人員則表示:「發審會的審批應該取消,這種審批表面上是為了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但實質上人為在供求關係上製造矛盾,損害散戶利益,機構利益也無法得到保證。」

  財新《新世紀》實習記者王申璐對本文亦有貢獻

發行 改革 面臨 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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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發行市場化改革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03/100353187.html

 最近十多年,在中國做股本投資的私募股權基金(PE)、風險投資基金(VC)大都掙了 個盆滿缽滿,惟有二級市場的股本投資者沒掙到錢。為什麼?主因還是PE、VC的投資不受監管,所投公司質地和成長性不錯,價格亦較合理。而股票市場發行管 得很嚴,先到當地證監局備案,再到證監會發行部遞申請,然後到發審委,外加各種明文規定的約束條件。證監會有時還特意調節發行節奏。這些監管本意是為保護 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結果卻適得其反。

  由於上市能否獲批的不確定性大,綜合成本高,首先把一批優質企業趕到了海外股票市場或使它們打消了上市的念頭。其次由於審核程序複雜,發行節奏 難以與市場情況形成良性互動。個別成長性好、本應能給中小股東帶來回報的公司,其IPO價格常貴得離譜,市盈率高達七八十倍。它們雖然是好公司,但不見得 是好股票,投資者買這種股票鮮有不虧的。其他發行市盈率看上去不是很高也就十幾倍的公司,則往往非常大型,他們對股東的回報通常不是很關切,更在意的是公 司規模的擴張。也許有時其資本收益率(ROE)也很高,但不分紅,拚命擴張,風險很高。但監管部門為了它們上市,創造各種市場條件,把其他公司的上市機會 擠掉。股民買了這些公司的股票,能有多少回報?

  股本投資在中國本應產生很高的收益,因為經濟高速增長,但普通大眾投資股票卻很難產生收益,怎麼辦?既然股票市場沒有固定的收益,若要給投資者 真正帶來回報,還是要增加股市的資本配置效率,並且把人為造成的高發行價格降下來。這只有徹底地市場化,讓企業在市場中去追逐資本,才能做到。

  怎麼市場化呢?就股票發行而言,簡單的市場化框架應是這樣的:無論是IPO還是增發,證監會都不要做判定公司前景的實質性審查,只做規則性審 查,如信息披露是否符合要求,公司治理是否滿足規定等;同時放鬆關於發行的各種規則性要求,如對盈利情況、募集資金投向等的要求,使企業感到發行市場是一 個對企業方便友好、憑企業的真本事贏得資金的市場。上市公司的好壞和投資價值則完全由市場自己去判斷。同時證監會也不要人為調節發行節奏,以免影響發行定 價。

  如此實行發行的市場化改革(即註冊制),上市公司一開始可能出現參差不齊,這是否不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這牽涉到如何能成功過渡到市場可對發行的股票恰當估值,同時也使得證監會與股票投資收益脫離干係。

  如果擔心一下子全面實行發行的市場化改革,可能衝擊太大,不妨在創業板上先做試點,實行註冊制,但只允許機構投資者或高淨值個人進入,不讓一般 老百姓介入,因為後者通常缺乏判斷價值的能力。這樣的做法在當前中國機構投資者有了長足發展和高淨值個人大量增加的前提下,是可以實施的。等各方適應後, 再允許一般投資者進入。創業板試點成功後,再推廣到主板。

  如果真正推行這樣的改革,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呢?一些大型企業,原先在資本市場上很容易拿到大量資金,今後恐怕就不容易了,要加大分紅才能實現 再融資。但那些真正能給投資者帶來回報的企業,就會喜歡這樣的市場,會踴躍來上市。至於一些爛公司,其IPO發行就會失敗,在股市中就圈不到錢。股市的殼 資源也不會有多少價值了。

  股票發行實行市場化改革最終取得成功,也需要配套改革,比如要加大證券公司准入的對內對外開放,並推進其公司治理的改革。否則證券公司能力提不高,發行的市場化改革效果會受限。但發行市場化改革的啟動,當下即可進行,並不取決於配套改革的並行推出。

  中國股市在2001年和2009年進行過兩次市場化改革,都是放開了發行的定價,但沒有放開發行的數量,導致發行價格過高,改革被認為不成功。發行的市場化改革不完成,中國股市就不能保護普通投資者的利益,自身也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者為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本文為個人觀點

什麼 發行 市場化 市場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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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披露改革遏制IPO欺詐

http://www.capitalweek.com.cn/article_16304.html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白蘭】IPO改革無疑是2012開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2月1日,證監會推出新政,正式將擬上市公司的預披露時間由原來的5天延長至1個月。同時,為進一步規範行政許可行為,提高監管工作透明度,證監會首次公開了發行股票審核工作流程,以及截至2012年1月31日的500餘家發行股票申報企業的基本信息。

    這一舉措,讓公眾和普通投資者第一次有機會熟悉證監會的審批流程,並瞭解申報企業的相關情況,為有效打擊IPO不合法現象,尤其是申報過程中的欺詐、造假行為,提高公眾參與度,加強社會監督開了一個好頭。

    IPO預披露時間應更長

    在2012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要完善預先披露和發行審核信息公開制度,落實和強化保薦機構、律師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責任。

    證監會一系列以「公開透明」為核心的政策能否實現有效制止新股發行過程中的欺詐行為呢?一位長期從事金融法務工作的人士認為,「IPO造假基本都是偽造優質業績,通過對財務、法律、業務等的包裝來實現。證監會出台的新政策對於打擊這種現象是有積極作用的,能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更公開一定會更公平,更合法。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證監會僅公開審批流程是遠遠不夠的,這只是讓公眾粗線條的瞭解發審委的工作過程,還需要更為詳盡、透明的內容公開,比如會議紀要。除了信息公開,還要真正落實保薦人和承銷商的責任,緩解『只薦不保』的現象。」

    此外,華寶興業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鄭安國也認為,新股發行改革不僅要穿上陽光化和市場化的外衣,更要真正引入陽光化和市場化的精神。

    鄭安國說,「建議將IPO預披露時間進一步延長到3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並且鼓勵公眾和媒體舉報新股發行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為公眾和媒體監督新股發行提供更好的條件。」

    政策與法律對接

    IPO改革下的「公開透明」政策將發審委的工作和申報企業的情況展現在了公眾面前,無疑是有利於問題的發現。但要真正切實有效的嚴控欺詐行為,更需法律的鼎力相助。

    「中國的法律對股票發行欺詐行為更須嚴懲。」前述人士認為。以綠大地案為例,被告單位云南綠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犯欺詐發行股票罪,被判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5名被告人均以欺詐發行股票罪定罪,其中董事長何學葵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儘管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已經出具《刑事抗訴書》,但根據中國的現行法律,對該類行為的懲處,後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也僅是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處罰金額也只是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

    再觀曾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勝景山河事件。證監會最終的處理結果是:對保薦機構平安證券、湖南啟元律師事務改採取了「出具警示函」的監管措施。撤銷保薦代表人資格,對簽字會計師採取了「出具警示函」並在「36個月內不受理其出具的文件」的監管措施,對簽字律師採取了「出具警示函」並在「12個月內不受理其出具的文件」的監管措施。

    這些案例顯示出了中國法律對IPO欺詐造假現象的懲處力度尚輕,證監會的陽光新政想要起到打擊股票發行欺詐,約束資本市場,實現誠信運作的目的,勢必需要法律的強力支持。


披露 改革 遏制 IPO 欺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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