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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自殺式挑起石油價格戰 誰受益? 天晟 過去幾個月來,國際原油價格已下跌近30%,這個關口,市場對油價變化已緊繃著一根弦,而昨天在維也納召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議再次刺激著市場的神經:供應量約占全球石油供應量40%的OPEC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不減產,保持石油生產目標在3000萬桶/日不變。這一決定直接導致油價暴跌,WTI原油收盤暴跌6.74%,收報72.84美元,盤中更下跌8%,下破68美元。布油收盤亦重挫6%,報73.09美元/桶,盤中跌幅也接近8%。OPEC 這種自殺式的價格戰,直接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油價將繼續在熊市中沈淪,而一個長期低油價的時代或許正在來臨。 ![]() ![]() OPEC自殺式價格戰背後的原因 OPEC最終達成不減產,這明顯是向市場發出油價繼續下跌的信號,為什麽呢?難道說那些石油大佬真是有錢,任性?對OPEC而言,若減產,油價上升,但同時美國頁巖油產量提高,OPEC市場份額減少,最後OPEC收益下滑;若不減產,油價下跌,OPEC的收益同樣會減少。很顯然,沙特和OPEC都意識到這一點,減產才能穩定油價。但關鍵問題是,減產雖然可以短暫提高銷售利潤,後果卻是美國頁巖油公司擴大在石油市場的占有率,因此,OPEC的決定就是放棄眼前利益,為長遠的市場占有率戰爭打下基礎。 新聞媒體對這場石油大戰的報道正樂此不疲。據外電報道,有俄羅斯石油業大亨表示,OPEC決定不減產,將確保摧毀美國頁巖油行業。俄羅斯第2大油企OAO Lukoil副總裁稱,美國石油生產商面臨成為自身成功犧牲品的危險。在目前略高於每桶70美元的價位,一些開采商接近虧損。他稱,“在2016年,當油組達到清洗美國邊緣市場的目的後,油價將再次開始上漲。頁巖油繁榮和科技泡沫一樣,適者生存。”此外,還有報道稱俄羅斯正以犧牲財政為代價,打壓美國頁巖油。 由於原油供給失去約束、美國量化寬松的退出、全球經濟的持續萎靡,原油價格的三大核心要素都不再能支撐價格,毫無疑問,油價將繼續處於熊市之中。目前,美國頁巖油公司大多數的成本價在65美元/桶(布倫特)。換句話說,OPEC這場自殺式的價格戰要使得油價至少低於65美元,OPEC才有贏的勝算。此外,美國能源信息局(EIA)負責人謝明斯基11月19日預測稱,原油價格將在2015年中旬觸底,彼時國際油價可能跌落至每桶50美元。謝明斯基還預計,國際油價的價格跌至每桶60美元的情況下,美國頁巖油的相關開采項目就會停止。 油價下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一方面,低油價有助於原油消費國降低成本,促進消費和經濟增長,是一種利好。以美國為例,消費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推動力之一,汽油價格下降有利於美國家庭增加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消費支出,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油價大跌後,原油輸出國的經濟和財政恐面臨較大風險。比如,對於俄羅斯而言,由於其財政預算按照原有油價制定,油價持續下跌可能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另外,油價下跌還會導致股票市場混亂,引發資本外逃。其結果可能是國內通脹率上升、物價上漲,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
油價下跌對世界各國GDP影響不一,對於石油出口國,油價重挫將很快沖擊到GDP的增長,但會提振石油進口國的GDP增長。從下圖可以看出,油價重挫第一年的最大受害者是俄羅斯,其次是中東國家,而其中最受益的國家有美國、加拿大和一些亞洲經濟體。
藍色圖柱顯示的是油價下跌20美元/桶後一年的情況,褐色為兩年,灰色為三年。從圖中可以看出,油價下跌20美元在隨後的一年可使全球GDP增速提高0.26個百分點。
上圖顯示:油價每上升10美元,對韓、中兩國經濟影響最大。 對中國的利好和貨幣政策空間 對於中國而言,國際油價下跌將減少原油進口支出,相關制造業將受惠於成本的降低,同時有利於減輕通脹壓力,從而增加了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
油價下跌對國內通脹影響如下圖所示:向下遊行業傳導並通過替代效應帶來價格下行壓力,但是對互補品帶來反向影響,不過油價對下遊行業的傳導和替代效應大於互補品的影響,因此,油價下跌給通脹帶來下行壓力。為了避免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對中國的沖擊影響,貨幣政策放松空間或將放大。
宏觀經濟上,內需疲弱疊加國際油價下跌更加大了通脹下行的壓力,甚至帶來通縮風險。如下圖所示,中國10月CPI繼續下行,同比僅增長1.6%,離全年目標2.3%相差甚大。而PPI更是下降至-2.24%,已經連續32個月下降,工業的疲軟正嚴重制約著中國經濟。通脹過低已經成為貨幣政策的焦點,因而11月的存貸款利率下調預示降息周期或許只是剛剛開始。
油價下跌對行業的影響 石油作為“工業的血液”,是所有生產活動的血液和最原始成本,油價下跌意味著成本降低,這將利好幾乎所有的行業,當然,除了原油開采,以及依附在原油開采上的油服、石油裝備行業會愁眉苦臉。下面重點提幾個油價下跌立竿見影帶來實際影響的幾個行業: 1、石油行業:油價下跌將直接導致利潤的大幅下滑,隨之帶來資本支出的縮減,將導致油服、裝備等周邊板塊受損。利空相關公司:0386.HK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2386.HK 中石化煉化工程、0857.HK 中國石油股份、0883.HK 中國海洋石油、2883.HK 中海油服務等。
2、交通運輸行業:作為“耗油”大戶,交通運輸行業中航空及航運兩大子領域受益最為顯著。顯而易見,油價下跌,將直導致航運、航空公司燃油成本的降低。以航空公司為例,2013年南航、東航、國航燃油用量分別為532萬噸、460萬噸、505萬噸,燃油成本分別為306.8億元、355.4億元、337.2億元,分別占營業成本的38.2%、40.8%、40.8%。為適當緩解油價大幅上漲給航空公司帶來的成本增支壓力,燃油附加費是航空公司對沖油價波動的主要工具。2013年東航、南航、國航燃油附加費收入(含客運、貨運)分別為142億元、139億元、147億元,覆蓋燃油成本的比例分別為46.4%、39.0%、43.6%。因此,油價下跌將大幅有利於航空公司未來的業績改善。相關收益公司:0293.HK 國泰航空、0670.HK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1055.HK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0753.HK 中國國航、2866.HK 中海集運等。
3、化工行業:原油作為基礎能源和化工原料,其價格波動對化工下遊行業必然有著重要的影響。農藥、橡膠制品、合成革、滌綸工業絲等領域將直接受益於油價下滑,相關公司的毛利率將得到提升從而帶來業績的增加。
4、汽車行業:油價下跌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者對汽車的購買欲望。有人算過這樣一筆賬,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8L為例,本次調價後私家車主每月將減少23元左右的用油成本。如果綜合“八連跌”累計降幅計算,每月出行總油耗累計降低185元左右。相關受益公司:2333.HK 長城汽車,2238.HK 廣汽集團等。 |
4月28日《人民日報》刊文稱,美國聯邦政府26日推出的稅改方案,號稱力度史無前例。如果這一方案能夠在國會全部獲通過,對美國的全球競爭力將產生重要影響。從他國視角看,美國減稅實際上就是在挑起稅務戰。作為反應,一些有實力的國家會加入這場競爭,或競相減稅,或以鄰為壑,或設立避稅天堂。目前,這一跡象在英、法等發達國家已露端倪。這樣做不僅會使國際稅收秩序陷入混亂,更會使業已形成的G20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框架下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等反國際稅收惡性競爭成果縮水。此外,美國稅改將使部分無力搞稅收競爭的出口導向型國家直接受損。
總體看,美國稅改方案即便在國會通過、順利鋪開,未來也需要在國內做好引導,善用這筆錢,同時與其他國家搞好國際稅政協調,防止相互傷害,危及全球經濟。
以下為全文:
美國聯邦政府26日推出的稅改方案,號稱力度史無前例。如果這一方案能夠在國會全部獲通過,對美國的全球競爭力將產生重要影響。
稅改的好處不言而喻。一則吸引美企紮根美國。僅企業所得稅率從35%左右降至15%上下,就將使美企稅負大大低於經合組織國家約25%的平均水平,而降低的部分可轉換為企業的利潤。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與城市研究所聯辦的稅收政策中心測算,今年美國企業盈利預期將增加1080億美元,明年將增2150億美元。此外,15%的稅率已接近部分避稅天堂,加上美國經濟體量龐大帶來的規模效應,有望使實體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美國稅收基金會測算,在最佳狀態,稅改將整體使美國內生產總值增加6.9至8.2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崗位200萬個。
二則牽動企業流入或回流美國。雖然美國政府表示會對在海外留置利潤不歸的美企征稅,但已有透露表示,方案中的稅率將是帶有優惠性質的低稅率。據估計,美國企業離岸利潤留存約2.6萬億美元。如此一來,蘋果等海外存利、持現企業,面臨著諸如歐盟等地的額外征稅重壓和美國的優惠低稅率該何去何從,可想而知。
三則籠絡民眾。美個稅約占國稅總額的70%,若各項稅改方案均能落實,自然使稅基縮小、稅款降低。美民眾對聯邦政府支持率也會隨之上升,有利特朗普續推新政。
美國稅改,納稅人賺了,誰虧了呢?顯然是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可能被波及的其他國家。
從他國視角看,美國減稅實際上就是在挑起稅務戰。作為反應,一些有實力的國家會加入這場競爭,或競相減稅,或以鄰為壑,或設立避稅天堂。目前,這一跡象在英、法等發達國家已露端倪。這樣做不僅會使國際稅收秩序陷入混亂,更會使業已形成的G20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框架下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等反國際稅收惡性競爭成果縮水。此外,美國稅改將使部分無力搞稅收競爭的出口導向型國家直接受損。
就美國聯邦政府而言,財政巨額減收將不可避免。據多家機構估計,如此稅改將使美政府未來10年財政減收2萬億至6萬億美元。這對於一個債臺高築、過段時間就得裱糊一下債務上限這個“頂棚”的美國政府而言,風險不小。同時,參與美國聯邦政府牽頭的投資項目風險也隨之變高。未來美國經濟建設不但要減稅,還需大興土木搞基建。一面少收錢,一面多花錢,且還要吸引私人投資者往基建上投錢。試問,錢從哪里來,誰又敢跟投?
此外,對企業而言,減稅省下來的錢幹什麽,這既是問題,也是風險。若美實體經濟投資率仍弱,利潤率不高,而炒股等金融交易仍很掙錢,企業則會回購股票裝點股價,其他投資者亦將尾隨。減稅省下的錢便會像量寬時期那樣,推高金融泡沫。這樣,稅改不但失效,還可能成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導火索。
總體看,美國稅改方案即便在國會通過、順利鋪開,未來也需要在國內做好引導,善用這筆錢,同時與其他國家搞好國際稅政協調,防止相互傷害,危及全球經濟。
自美國挑起貿易戰以來,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和爭端不斷升級,國內外輿論對白宮的譴責一直不斷,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網上流布。一種是把責任歸咎於中國,說是“中國在戰略上‘過分自信和高調’,招致了美國的組合拳”;一種是批評中國不該反擊,說是“及早妥協讓步,貿易戰就不會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國服軟,美國就會“高擡貴手”,中美“貿易戰”也就不會打了。
事實果真如此麽?
貿易戰這件事,即便從中美關系的邏輯考量,也需要一些更寬廣的歷史視野。
當年,面對實力強大、意識形態相異的蘇聯,美國發動“冷戰”,“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對蘇聯進行全方位打壓和遏制,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外因,美國自詡贏得了“歷史的終結”。上世紀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為美國的“心病”。盡管那時的日本對美國亦步亦趨,社會制度也由美國設計,美國依然不斷制造貿易摩擦,頒布“自願出口限制”項目,簽訂“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最終讓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可見對華貿易戰,絕非一些人“高調招敵”“意識形態”導致“中美關系緊張”所能解釋的。設置對手一直是美國為確保自身強勢的戰略慣性——自1894年美國GDP世界第一以來,在美國的“戰略詞典”里,哪個國家的實力全球第二,哪個國家威脅到美國地位,哪個國家就是美國最重要的對手,美國就一定要遏制這個國家。
有人曾總結,在美國國際交往邏輯里,存在一個“60%定律”:當另一個國家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60%,並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甚至有快速趕超美國的可能之時,美國就一定會將其定為對手,要千方百計地遏制住對手的成長。不管是當年的蘇聯、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概莫能外。
無論中國怎麽做,在美國看來,中國的發展已經“危及到了美國第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的60%,是日本、德國、英國的GDP之和,還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發展成果進入井噴期,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業能力,創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趕美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更加密切,對世界其他國家也充滿吸引力……自鴉片戰爭以後,經過100多年努力,中國重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是我們觀察中美貿易摩擦必須清楚的基礎性事實。如此大的體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調”就能隱藏的,就像一頭大象不可能隱身於小樹之後。
盡管中共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中國依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也一再重申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但以美國一以貫之的邏輯,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理所當然地成了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者。更何況,“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力均遠大於歷史上的蘇聯與日本”, 成了美國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對手”。對於這樣的“對手”,美國必然會采取兩種手段,一是以對手來激勵自己,爭取民眾對“美國再次強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個層面遏制對手的超越。
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曾毫不掩飾地說:“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經濟戰。25或30年內,我們中的一個將成為霸主,而如果我們陷入其中,霸主將是他們。”班農這句話,真正的價值是他對中美經濟博弈格局及其未來發展前途的判斷,以及美國政府為改變這一歷史趨勢所做的歷史選擇。如果我們明白了這個,就會明白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來自美國的一切挑釁和壓力,都是美國統治階層一直遵循的邏輯使然。
正是這種將霸權主義作為國際關系基礎的觀念,導致了白宮對21世紀世界秩序的錯誤判斷、對中國和平發展的錯誤判斷。許多人都關註到,早在去年12月,特朗普公布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已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稱中國是挑戰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利益,意圖侵蝕美國安全和繁榮的“修正主義國家”。
再往前看,這種視漸漸強大的中國為“對手”的思維,並非特朗普政府所獨有。
一份智庫報告曾把美國的敵人按照遏制的優先循序劃分為“紅線”、“黃線”和“綠線”。作為“紅線”的蘇聯首當其沖,作為“綠線”的伊斯蘭世界排在最後,而“黃線”就是冉冉升起的中國。很多學者都相信,如果不是“9·11”讓美國掉轉了槍頭,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可能早就開始了。
中國人這些年已經習慣了美國人動不動就黑我們,特別是在拉票的時候。
2000年,小布什在競選時就明確提出“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並在其任期內對華實行“遏制性接觸戰略”。
2009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更是宣布“重返亞洲”和實施“亞洲再平衡”計劃,目標對準的正是快速發展的中國。奧巴馬不止一次強調,“我無法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
中國人這些年也懂得了美國人為何捧我們,特別是在美國自己有麻煩的時候。
比如“9·11”出現了本·拉登,2008年又有金融危機,美國自己有麻煩,就開始借重中國,攜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全球經濟崩潰。當時的美國戰略家甚至提出了G2以及中美國(ChinaAmerica)的概念。就像美國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約翰·格拉澤所言,“過去幾十年中,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態度,在不屑一顧的傲慢,真誠的合作和無恥的競爭之間搖擺不定。”這種“搖擺”,並非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沒有目標和準則。當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讓美國稱心如意,而且在一些層面對“美國第一”形成了挑戰,遏制必然加重,並會隨著霸權的慣性而升級。
回顧中美經貿磋商過程,特朗普政府言行不一、搖擺不定、出爾反爾,但其背後的邏輯並無二致,無非是戰略打壓、戰術訛詐;其真實意圖也不言而喻,絕不僅僅是縮小貿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廣泛意義上遏制中國發展。對此,今年4月份,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醒醒吧美國,中國必須被遏制》。細數美國加征關稅的清單,條條針對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發展,處處針對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坦言,特朗普宣布新的關稅政策,“反映出美國存在的巨大焦慮”。
這種“巨大焦慮”的背後,是美國要確保自己永遠不可超越的“絕對優勢”。
其實,中國的發展,本不應引發美國如此“焦慮”。《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財政部顧問史蒂夫•拉特納的一篇文章,說到: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9380美元,而美國為61690美元,不到美國的六分之一;且“仍有7億中國人——約占中國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費僅為5.5美元或更低”。
然而,即便如此,在美國的一些戰略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已經變得“難以忍受”。執掌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的彼得·納瓦羅在《致命中國》一書中,曾詳細列舉“摧毀美國工作機會的八種武器”,並稱中國“快速變成全球最厲害的刺客” ,將矛頭直指中國。而這本書被視為“特朗普處理對華關系的指南手冊”。
有人說得好,站在中國的立場,中國要求發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一些美國戰略家看來,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地成為美國最強勁的對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說得更是直白:只要中國不放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就將繼續挑戰美國在各個層面的統治。這恐怕才是挑起貿易戰的真實意圖,那就是堵死中國在產業升級的關鍵階段向上攀升的機會,打掉中國蓬勃發展的勢頭。然而,為了確保自己遙遙領先的“絕對優勢”,不惜打壓13億中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正當權利,這不是強權邏輯又是什麽?又哪里有一點“歷史正義”?
二戰以來,美國也曾遇到若幹挫折,但從未失去過霸權地位。它把自己搞垮蘇聯、打敗日本都視為“天定命運”,進而認定今天打壓中國的發展,也是自身歷史命運的必然。然而,合作則共贏,對抗必雙輸,這是任何有戰略眼光和清醒頭腦的人都會認同的客觀事實,也是一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必然趨勢。那種“自己好處通吃,別人只能完敗”的零和思維,那種“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舊時代”的陳舊戰略,既不可能讓美國重建“單極世界”,更不可能阻攔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不要忘記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的警告:如果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那他們就會變成敵人。
我們也要看到,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一直都存在阻力,作為一個商業社會,中美經貿合作對美國商界及他們聯系的美國生產和消費鏈有著巨大利益,這些利益會沖擊美國一些精英設計的對華激進戰略,為中美關系提供不被那些精英徹底綁架的可能性。這也是兩國熱愛和平及理性力量維護中美關系平穩的努力空間。
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一個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繁榮的美國對中國也有利。正因如此,習近平主席反複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提出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指出“中美兩國如何判斷彼此戰略意圖,將直接影響雙方采取什麽樣的政策、發展什麽樣的關系。不能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犯錯誤,否則就會一錯皆錯。”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美國無法左右中國,更不可能阻止中國的發展。不經風雨,何以見彩虹?我們深知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堅信只要全體中華兒女眾誌成城,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