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接近阿里巴巴的人士稱,如果阿里巴巴的高級管理層不能提名董事會的多數董事的話,該公司準備放棄在香港規模達600億美元的上市計劃,而將上市的地點改到紐約。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只持有10%多一點的公司股票,但是他們仍然想通過雙重投票權的股份方式控制董事會的組成,以掌控阿里巴巴的戰略方向、捍衛公司文化,這種方式和科技巨頭Google類似。
香港上市規則明確禁止雙重投票權,香港的市場監管機構預計將堅持自己的原則,任何公司結構必須平等對待每個股東。
儘管阿里巴巴已經為在香港上市籌備了好幾個月,但是香港監管機構的堅持可能讓香港和中國大陸失去這一世界上繼Facebook後最受矚目的IPO。
據FT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內部討論正在進行中,我們想在香港上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控制董事會的結構,紐約仍然是個可行的選擇。」
阿里巴巴是一個合夥經營性質的企業,一個20人組成的管理層團隊負責日常運營。據熟悉該公司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這一管理形式形成於2010年,以保護馬云和其他創始人創建的企業文化,即使在他們離開這個公司很久以後。
阿里巴巴公司剩下的股份由軟銀和雅虎持有。阿里巴巴的這一管理結構很大程度上受到Google創始人拉里.佩奇的影響,2004年在上市之前他給所有潛在的股東寫了一封信,信中他設立了雙重投票權結構,這讓他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獲得了比其他股東更多的投票權,以保持對Google的控制權。
由當地政要組成的香港上市委員會代表港交所審批上市申請,但是監管機構證券和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任何他們不喜歡的公司或者治理結構擁有一票否決權。
阿里巴巴還沒有提出任何官方申請,但是他們和香港上市委員會及香港證券和期貨事務委員會之間一直保持非正式的溝通,但是現在看起來面臨碰壁的危險。
「香港上市委員會的許多人都支持阿里巴巴的要求,但是其他一些人不支持,這就出現了問題。」一位阿里巴巴的上市顧問表示,「如果香港上市委員會不讓步,阿里巴巴將去其他地方。」
人權 國際接軌 《憲法》規定,不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的基本人權,均受保障;然而台灣依舊存在許多不符合國際趨勢、甚至侵害人權的法令與制度,亟需改進。 撰文‧郭淑媛 九合一地方選舉即將投票,各候選人競相開出政策支票,但有一群人的權益卻被漠視,他們是青╱少年,承擔國家的未來,卻無法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十八歲就享有投票權,表達自己的心聲。 在台灣,年滿十六歲就可合法工作並繳稅;年滿十八歲就須負完全的刑事責任、服兵役,甚至可以考公務員與司法官考試,卻未被視為「公民」,要到二十歲才有投票權,這是嚴重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 尤其是包括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核四存廢等重大政策的變動,都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未來,他們卻因沒有投票權,而無權置喙。而在高齡化社會,政黨為討好選民,往往競相提出包括年金、津貼等買票式的政策,導致債留子孫,這是世代不正義。 台灣,真的落伍了! 日本眾議院於二○一四年五月九日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投票年齡將於四年後,從年滿二十歲下調至「年滿十八歲」。這項決議,讓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只剩台灣,仍卡在二十歲投票權門檻。 就國際潮流而言,全世界高達九成多的國家,都是十八歲就有投票權。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統計,全世界二三五個國家或地區中,有二一六個投票年齡低於二十歲,其中奧地利等六國十六歲,印尼、北韓等四國十七歲,歐洲、美國以及泰國、菲律賓等開發中國家,共約二○五國都是十八歲,韓國為十九歲。 目前只剩台灣、日本、巴林、喀麥隆、諾魯都是二十歲才能投票;四年後,日本也將退出這個落後行列。 就世代正義而言,台灣人口老化情況嚴重,三十年前,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率僅四.八五%,未滿二十歲人口占比高達四○.三%;如今未滿二十歲人口占比減半,僅有二○.五五%,老年人口占比卻增加近三倍,已達一一.九%,政策傾斜問題,不容漠視。 自○五年開始推動十八歲有投票權的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少盟)祕書長葉大華表示,世界上多數國家從一九六○年代起,陸續將投票年齡下修至十八歲;甚至在人口老化之後,相繼推動降低投票年齡至十六歲,以維持不同世代發聲的平衡。台灣一旦下修投票年齡至十八歲,馬上多出六十四萬張選票,政治人物就須正視青少年權益。 由於《憲法》一三○條明文規定「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過去修憲曾有下修投票年齡到十八歲的提案,但皆不了了之。不分黨派立委也先後在立法院提案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法案,中選會與內政部皆堅持必須修憲。 不過,我國修憲門檻非常高,修憲案須經四分之一立委提議,經四分之三立委出席、且出席立委四分之三投票通過後,再經公民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須超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才行。若占國會多數的執政黨沒有支持決心,過關不易。 由台少盟、人本等七十個公民團體組成的「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一四年五月宣布展開「挑戰憲法一三○」行動,要求立法院啟動修憲,並修改《公民投票法》,下修不涉國家主權議題的公投門檻。還在選前發起「全國青少年投票日」,進行大規模青少年模擬投票,以讓青少年表達心聲。 太陽花學運展現青年學子的思辨與行動能力,還給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維持世代正義,已刻不容緩。總統馬英九在任職六周年記者會既然宣示「傾聽青年心聲,實現世代正義」,就從下修投票權門檻做起,以建立符合世代正義的民主社會。 人口比例失衡 左右政策走向──台灣30年前後人口比率 1984年 2014年 未滿20歲人口比率(%) 40.3 20.55 20~65歲人口比率(%) 54.85 67.55 65歲以上人口比率(%) 4.85 11.9 資料來源:內政部 行動方案 一、將《憲法》一三○條「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修為「年滿十八歲者」,立法院通過後再交付公民投票複決。二、 修改《公民投票法》下修不涉國家主權議題的公投門檻。 |
經濟觀察網 記者 程久龍 備受關註的兩大央企——武漢鋼鐵集團(以下簡稱“武鋼集團”)與中國海運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海運”)交叉持股交易“內情”,於近期悄然浮出水面。日前,武鋼股份一位核心人士對經濟觀察網記者獨家透露,中國海運入股武鋼股份(600005.SH)的實質,是為在涉及大股東回避表決的關聯交易議案投票中,確保關聯交易順利通過,而增加“砝碼”。
10月16日,武鋼股份對外發布公告,稱接到公司控股股東武鋼集團通知:武鋼集團與中國海運於2014年10月15日簽訂了《雙方所持控股上市公司股票無償劃轉之協議》。武鋼集團將所持有的300,000,000 股武鋼股份股票(約占公司目前總股本的 2.97%)向中國海運無償劃轉,中國海運將所持有的 141,891,900 股中海發展(600026.SH)股票(約占中海發展目前總股本的 4.17%)向武鋼集團無償劃轉。
但上述交易公告,並未對外解釋此次交易的原因及目的。由於涉及兩大央企旗下上市公司的“交叉持股”,此舉一度引起投資者高度關註,市場也一度猜測,這或是兩家央企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種嘗試。
對此,在12月16日的武鋼股份股東大會上,武鋼股份董事長鄧崎琳也公開表態:“可以將其理解為集團推進‘混改’的一個序曲,但是目前雙方的合作力度不大,深度不深。”
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推進‘混改’僅是一個公開的說法而已。”前述武鋼股份人士透露,引入中國海運入股,與此前武鋼股份關聯交易表決的阻力不無關系。
根據目前上市公司監管政策要求,在涉及上市公司與大股東的關聯交易議案的表決中,為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公平性,大股東應回避表決——這意味著,涉及關聯交易的議案表決權,往往掌握在部分持股比例較大的中小股東手中。
具體之於武鋼股份,在武鋼股份的股權結構中,來自深圳的民營機構投資者——吉富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14%,位居公司第二大股東。因對武鋼股價長期低迷表示不滿,在2012年、2013年兩次年度股東大會的關聯交易議案表決中,在大股東回避表決的情況下,吉富創投均投下了反對票,導致關聯交易議案被否。
而在現實的另一面,作為國有大型的鋼鐵企業,上市公司武鋼股份與大股東武鋼集團之間,存在大量不可避免的關聯交易。關聯交易議案的反複被否,令武鋼部分經營業務無法開展,不得不耗費大量成本與股東反複溝通尋求支持。
“從某種程度上講,關聯交易的表決權,成為部分中小股東制約大股東的一種‘籌碼’。”前述武鋼股份人士直言,由於大股東回避表決制度的存在,目前對此尚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在此背景下,武鋼股份引入同是國資委旗下的中國海運入股。“雖然同是國資委旗下企業,但中國海運跟武鋼集團不在一個行業體系,按照相關監管要求,中國海運不在回避表決之列。”前述武鋼股份人士直言。
一個值得關註的細節是,此次交叉持股完成後,中國海運持股2.97%,將超過吉富創投2.14%的持股比例,一躍成為武鋼股份的第二大股東。“這也是一種互相支持吧。”該武鋼股份人士笑言。
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聯儲主席柯薛拉柯塔(Narayana Kocherlakota)當地時間周四(1月8日)在該行參與一項公開市民集會論壇上表示,美聯儲的刺激措施還不足以將通脹推至2%的目標,2015年加息將拖累通脹複蘇。
就在前一日,芝加哥聯儲主席埃文斯(Charles Evans)也發表了類似鴿派講話,稱美聯儲不應該急於加息。他認為過早收緊貨幣政策可能會是一場“災難”,該講話引起了標普500股指期貨應聲上漲接近20個點。
而今年剛剛卸下投票權的Kocherlakota可謂“人走茶涼”,同樣鴿派的講話並未能引起相同等級的市場反應,話音剛落股指反而略有下跌。這體現出了美聯儲成員間投票權有無的區別。
美聯儲最高決策機構——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里雖然所有成員都可以發表意見,但最終可以投票來決定利率政策的人數是有限的。今年擁有投票權的為10人,包括:
鴿派的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Yellen);
偏鴿派的美聯儲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 Fischer);
鴿派的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
偏鴿派的亞特蘭大聯儲主席洛克哈特(Dennis Lockhart);
偏鴿派的舊金山聯儲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
支持低利率的芝加哥聯儲主席埃文斯(Charles Evans);
偏鷹派的里奇蒙聯儲主席萊克(Jeffrey Lacker);
以及態度較為中立的美聯儲理事塔魯洛(Daniel Tarullo)、鮑威爾(Jerome Powell)、布蘭娜德(Lael Brainard),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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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日是立法院本會期最後一天,包括「十八歲公民權」等修憲提案全數未處理;修憲案趕不及在明年一月十六日總統大選前半年公告,修憲公投確定無法與大選合併舉行,而修憲門檻超高,若單獨舉行公投勢必難以過關;人民殷盼的憲政改革,依舊一場空。 此次修憲,朝野有共識的提案包括十八歲公民權、不分區立委分配席次門檻降至三%,民進黨團建議可先處理。但國民黨團堅持十八歲公民權須與不在籍投票、閣揆同意權等包裹處理,協商未果。 在立院外靜坐的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共同主席黃嵩立批評,不在籍投票是法律層次問題,閣揆同意權也應以整體政府職權考量,不宜單獨入憲,國民黨用此二議題綁架 十八歲公民權、降低不分區立委門檻,「破壞修憲的機會, 讓人無法接受。」《今周刊》去年第九三六期封面故事報導,全世界逾九成國家,十八歲就享有投票權。如今,國民黨以尚未凝聚共識的議題,綁架「十八歲公民 權」,讓台灣自外於世界潮流。 剛通過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的洪秀柱,也贊成十八歲公民權,她與她的同黨立委們要如何說服民眾,阻撓「十八歲公民權」是合理的作為?
(陳柏樺) |
像許多科技公司創業者一樣,虛擬通訊公司Snap Inc.的創始人也希望保持對公司的管理控制權,即便是在他們向公眾出售股票之後。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知情人士透露,投資者在Snap首次公開募股(IPO)時購買的股票將不會得到任何投票權。
這使得關鍵決策權(例如董事會構成)主要為Snap的聯合創始人Evan Spiegel和Bobby Murphy所掌控。上述知情人士稱,這兩人只持有約45%的股份,但預計將掌握超過70%的投票權。Snap擁有“閱後即焚”聊天應用Snapchat。
具有多層股票結構的公司給予IPO投資者的投票權通常都少於給創始人、管理人士以及早期私人投資者的投票權。
“超級投票權”股票的權力通常伴隨著新股發行而被稀釋。但Snap出售無投票權股票的決定相當極端。在發行新股時,Spiegel和Murphy擁有的投票權比例不會有大的變化,因為普通股根本沒有投票權。
3月20日,在本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最後一單元討論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行長金立群透露了亞投行的新特色:發展中國家是占多數投票權的,這在歷史上第一次有這樣的多邊開發銀行。
“亞投行的成立本身就反映了發起國的決心,要去創立新型的多邊合作銀行機構,能夠反映新世紀治理的特色,從而促進全球經濟的治理,尤其需要適應一個多極化世界的要求。”金立群稱。
發展中國家占多數投票權
金立群在發言中介紹了亞投行的新特色:非發起國占25%的投票權,剩下的75%是由亞洲國家分享,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總的來說,發展中國家是占多數投票權的,這在歷史上第一次有這樣的多邊開發銀行。”金立群指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金融秩序調整的步伐加快,國際金融秩序發生了很多值得關註的變化,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強了金融監管和宏觀政策的調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所提升。對中國來說,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個重要的體現。
但同樣,金立群強調,發達國家也沒有被邊緣化,像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也都是發起國家,此外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也都積極的參與到銀行發起和籌備的進程中。“我們5位副行長當中有3位是歐洲人,是根據他們的能力來加以任命的。而我們的高管來自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丹麥、韓國和新加坡,”金立群強調,亞投行不排斥任何國家的高管,並非只偏重由中國來任命董事會,而且董事也不在中國常駐,只是通過日常保持溝通,讓董事們了解銀行的運營情況,這樣降低了日常的運營成本。金立群還透露,亞投行去年啟動了一個項目,只用60個人就決定了一個17億美元的項目。
除此,亞投行管理層也強調自律,“亞投行有非常嚴格的管理機制。”金立群。
新全球化應利益共享
金立群在發言中也指出了全球化面臨的挑戰。“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全球各國以及國際機構都在看,世界的舞臺上他們應該在未來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基於這樣的現狀,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全球化是20世紀最重要的趨勢,那麽21世紀最重要的趨勢又是什麽?”他稱。
在他看來,二十一世紀的趨勢應該是共享的利益和更好的全球治理,“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需要進行國內的改革。
金立群認為,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國內政策的設計和執行方面是成功的。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從全球化當中獲益較多,實際上是他們把很多的利益讓渡給了這些發達國家。
目前這種經濟架構建立起來是那些最發達的國家建立的,之後其實並沒有太多的變化。所以在現有的經濟和金融基礎設施架構的基礎上,很多國家都獲得了極大的利益,那是因為他們在國內改革非常成功。與此同時,金立群強調,“我們也急需去改善全球的經濟治理,這會帶來各方共同的利益,確保沒有一個國家會被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