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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忧伤的神情 东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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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整理前两年在《南方周末》的作品,抽取了20多篇,分类,每篇后面写一个千字左右的后记,每一类前写一综述。大体会在今年7月中下旬结集出 版。贴几篇今天写的后记上来。

 

【后记】戏里戏外

(2009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阚治东的救赎》)

想起我第一次和阚治东见面时听说他没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就买了张碟并在第二天采访前送给他的情形,我就想笑,笑自己的可爱。

几个月后回头再看当初对阚治东的采访和报道,必须承认,我把他给符号化了,我沉浸在对现实中的阚治东和电影中的杜方的对比中。尽管我也提到正是亦官 亦商的身份成就了阚当年甚至今天的江湖地位和不竭的资源,但他绝不是鲍•柏林罕笔下“小,是我故意的”的类型;阚治东限制的是自己的表现欲,而不是野心。

阚治东身上有着浓浓的政治情怀。这或许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同样,因为他在官场浸淫多年,他的城府很深,懂得如何得体地广纳各种资源为自己所用,更懂 得哪些话该讲、哪些不该讲。不少人说他在《荣辱二十年》这本回忆录中“爆了不少料”,譬如他将自己陷入南方证券旋涡时与黄丽满、许宗衡、于幼军等彼时的深 圳市领导的交往细节、信件公布于众。但是仔细的读者或熟悉阚治东的人知道,他在更多的地方避重就轻,或干脆绕开不提。制造个噱头结果把自己给套住的事情, 是不可能发生在如今的阚治东身上的。

阚治东现在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他常对传媒大谈特谈的,是他最引以为豪的2006年投资的华锐风电。这是阚旗下的东方现代成立后入股的第一家企业, 成本价是每股1元,而2009年一年的收益已超过20倍,且准备在2010年挂牌上市。即使给出25倍的市盈率,华锐风电上市后,阚治东在这一个项目上的 溢价就超过500倍。

华锐风电是看得见的蛋糕。看不见的蛋糕是,阚治东在安徽、河北等内陆省份的资本布局。譬如安徽高科创投公司于2010年3月3日揭牌,其三大股东分 别为安徽省能源集团、合肥高新区科技实业发展公司和阚治东旗下的上海东创万富。而早在2009年年中,阚治东曾通过旗下的安徽徽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成功入股安徽省股权交易所。

想想看,这厢是与当地国资联姻,成立创投公司,那厢是入股股权交易所。这种布局一方面以垄断性的优势,避免了多路神仙来到安徽后,自己的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也提前在为将来顺畅的退出机制铺路搭桥。

与地方政府打到一片,是阚治东的一项核心软实力。而他时不时缅怀过去,与其说他老了,不如说他想通过另一种形式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的夙愿。当年他费着 劲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背水一战,结果输了;现在他把鸡蛋放到了多个篮子里,所到之处,皆受夹道欢迎。

我在2010年初给阚治东寄去的一封信末写道:阚总的天蝎座性格很明显嘛,你落马的时候,对戏里戏外要扮演两种人生有些厌倦,现在,你重新在戏里找 回了感觉,驾轻就熟,不亦乐乎。
 


 

【后记】手眼通天的危险

(2008年11月《南方周末》未发稿,《谁来担保张锴雍:中科智危局调查》)

中科智号称“中国民营担保第一品牌”,2008年11月我开始调查其危机事件,结果发现里面的水很深。特别是郭俊的内部邮件,撕开的只是中科智黑洞 的一角。担保业的牵涉面非常广,可以说牵一动百,如果中科智倒掉了,深圳乃至全国的担保及金融业,都会发生大地震,牵涉进来的银行、中小企业、官员将不计 其数。

我给张锴雍打电话,他一听我南方周末记者的身份,就说不方便透露任何消息。我找到他的执行总裁魏勇聊,魏开口了,那是中科智危机曝光后他第一次面对 媒体,然而,“危机一个月内就会过去”,他的胸有成竹让我很是吃惊。

2009年元旦,有人说张锴雍“失踪”了,我马上给他发“新年快乐”式的短信,他很快就回复了,看来是安然无恙。

奇迹从第二个月可能出现。2009年2月2日,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确认了中科智Ca的公司评级,展望为负面。但是3天之后的 2月5日,穆迪又突然宣布撤销对中科智Ca的公司评级。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说,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 低债券评级毁灭你”。

但是三天就从黑脸变红脸,不能不令人诧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外界无从得知。不过,2008年,穆迪在西方的声誉实在不佳。9月初的时候,穆迪表 示,它将对一些员工进行纪律处分,原因是“由于一个电脑缺陷”,穆迪对大约10亿美元复杂的债务证券作出错误评级。

2009年3月27日,张锴雍出现在深圳五洲宾馆。这里正在举行由深圳市总商会主办的“中科智最新情况通报会”。 “最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张锴雍激动地说,“春天已经来临,市场比我们想像的乐观。”

中科智的手法通天。正如我吃惊于2008年11月他们一边称危机很快会过去,一边紧急运用自己关系,通过有关部门向南方周末施压,导致我的报道“流 产”一样。如今他九死一生,竟动容称“春天已经来临”,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高调和“从容”。

他是真的从容吗?2003年,国内担保圈连续发生了几起大案,气氛紧张,张锴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称自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天天像走钢丝,稍 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万丈深渊。”5年后中科智身陷危局,张锴雍表面从容,其实神经与当初一样高度紧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个时候,中科智的业务已 滚动到700多亿元了,成则是美味蛋糕,败则是一枚炸弹。

再后来,我发现2010年1月挂牌上市的创业板公司赛为智能的第5大股东叫深圳中科汇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而这一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中科智。算下 来,中科智持有赛为智能超过98万股,以上市当天28.4元的收盘价计,中科智这项投资的市值接近3000万元了。

这或许是中科智分散主业风险的一种策略。但是,没有人知道如果下一次危机来袭,习惯借助外部力量纾困,而非自我刮骨疗伤的张锴雍,还能否那么幸运。
 


 

 

 

【后记】原来我们都只是草

(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郑州地王隐退:思达系崩秀前夜》)

很多人认为,能够自如玩转资本魔方的,大都是京沪苏浙粤等发达地区的大佬们。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资本运作什么时候受地域限制呢。退一步来说,内地富 豪们或许并不精通,但他可以与老江湖联袂嘛,譬如,“山西首富”李兆会就和马云、鲁伟鼎很熟,马鲁二人投资了王中军的华谊兄弟,而李兆会不久后与在《非诚 勿扰》中出演那个“性冷淡女”的华谊女星车晓结婚了,这是圈子文化结的果子,但更要感谢“资本红娘”啊。

同样,汪远思这一中原大亨,和史玉柱、卢志强等“老疙瘩”一起捞世界,就算他原本布衣,也会脱胎换骨啊,何况他本是天资聪颖之辈。

我是2008年12月初第一次到郑州采访“思达系崩盘”这一选题的。那个时候汪远思刚金蝉脱壳,留下了一个千扯百缠的摊子。不要以为大家顿时慌神了 ——除了业主们因为收楼遥遥无期而更加焦躁,其它资本方对汪远思失踪反倒有一种畅快感。最明显的是,分别以郭德民、丁积武为代表的重组方或债权人,都深信 自己能引入新的投资者,使得“蓝堡湾”起死回生,自己也好赚个盆满钵满。

2009年2月,我第二次到郑州跟踪采访,记得一个天空阴沉的下午,我和郭德民喝完茶,他开车送我回酒店,他一边拨动方向盘,一边服药——他的身体 不太好,“我在河南地产界的人脉很广,”他不忘再次向我强调。

郭德民很诡异地告诉我,他和汪远思走后“思达系”的两位掌盘者——地产业务负责人李建华和上市公司思达高科董事长刘双河“结盟”了,随时保持联系, 以使得能够高效率地引进新的接盘者。

两个月后,郑州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仨闹崩了,因为每个人盘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何况外部的觊觎者甚多,且由于思达事件涉及民间集资和超级烂尾楼,已变 成了一起社会事件。李建华遭一些业主和小债权人围攻,进了医院,又从医院溜走了。刘双河怀疑借机掏空思达高科,也躲起来了。郭德民则拉来了新伙伴——另一 位河南地产商人、世纪光华董事长郭迎辉。

又过了五个月,我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郭德民8月底猝死。其家属对外发布的消息是,郭儿家人一起送儿子到北京上大学,路上心肌梗塞而死。而朋友告诉 我,他是和郭迎辉一起开车到北京,准备向证监会告发刘双河的途中猝死的。死亡地点是出了河南鹤壁、还没到河南安阳(郭德民的老家)的高速路上。

再到后来,河南正弘接手“思达系”,并成为思达高科第一大股东。而郭迎辉不甘寂寞,将旗下上市公司世纪光华卖壳,亦获利颇丰。看起来,每个人似乎都 各得其所。最后的埋单者只有先前的购买者,小债权人和小股民们。

我不知道诸多利益方,能够从郭德民的死中汲取什么。我想起台湾《艋舺》中的一句台词:“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是 风,可是偏体鳞伤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汪远思也不例外,可谓是中原商界第一墙头草。只有郭德民,死的时候,仍以为自己是风而不是草。
他們 憂傷 神情 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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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寧憂傷的腳步--延益 紅一方面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565470102dtos.html

 

延益:寫了好幾篇關於李寧的文章,可並不持有李寧。但延益還是應該感謝它,一是,李寧困境讓我們更細緻的瞭解體育品牌運營的商業本質;二是有機會收集更多安踏的廉價籌碼。

 

 

201171新聞稿《李寧有限公司CEO張志勇:我如何看待這一年》

 

商業模式能否為繼

21世紀》:最近一段時間,在內部,您做了哪些溝通?

張志勇:最近我在公司內部開了一個自己的微博,有什麼感想就寫一寫。前幾天寫了些個人心得感受,例如我現在的心態,公司遇到的艱難。對我來說,(工作)做不好,我當然有職業損傷。今天我留還是走這不是我決定的,是董事會的決定。但是我在這一天我就是為我的責任來做,這符合我的價值觀。(延益:表露坦誠,但缺乏技巧)

很多董事說是不是讓你做其他的事你就更開心。我說未必,人做事情有不同的目的,把這個公司做好是我目前的第一目的,最難的時候做好這是我的責任。因為我發現很多僱員也在想張志勇是不是哪天會離開?這是很坦率的問題,埋在心裡沒有意義的,與其讓別人猜還不如自己說出來。

 

21世紀》:有效嗎?(延益:好問題)

 

張志勇:我覺得信息告知本身就有效。下一步還要加強讓公司高層團隊寫,因為這個文化是一層一層往下的,這是一個方式,由最高層跟所有的員工溝通說明這種態度,另外一個是一層一層往下,這可能是一個組織應該做的。(延益:內部溝通問題、文化傳達竟然需要高管寫微博?公私不可混談,微博是非常個性化、私人化的東西。)

21世紀》:你說要把公司做好,的標準是什麼?李寧目前遇到的困難,根源是什麼?

張志勇:有幾個原因。第一是2008年以後,整個產業就發生了一些改變,因為中國勞動力的成本結構影響非常大,我上週又拜訪了我們四個最大的供應商,他們所反映的問題根本不像大部分人想的那麼樂觀,對中國經濟情況的預計非常不樂觀。(延益:欠缺思考的引用他人結論。體育用品行業,去年行業增長超過20%,今年就突然非常不樂觀了?)

從短期來說,我們遇到的問題在於商業模式的問題,我們零售通路不穩,至少短期不穩,很大原因是我們現在的商業模式中,運用第三方獨立經銷商來做銷售。我們今年建了好多子公司(做直營),建子公司簡單,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經銷商,(延益:一句大實話,但建立子公司不簡單。安踏好幾年前就走的路,你剛開始走,還敢說簡單?)因為是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但是你用經銷商是另外一種。巨大的成本上漲壓力導致客戶都非常保守。

 

我如何看待這一年

21世紀》:我在一些二三線城市,例如福州,看到這樣的現象:相隔不算太遠的兩家李寧店的LOGO是不一樣的。這對消費者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混淆?

張志勇:這是一個技術問題。換一個LOGO涉及很多過程,一般性換一個店的LOGO平均要四個小時左右。你再去計算下,我要把七千九百多家店,全弄完,你說需要多長時間? 延益:換一個LOGO要換幾年呢?這話CEO也說的出口?

21世紀》:對,但這個解釋不了同一個城市終端視覺不統一的問題。

 

張志勇:同一個城市是這樣,我們一般是分區。最核心店先換,我們裡面也分幾點,就是核心街鋪、大店先換。(延益:這才是李寧經銷商真實的執行力。

LOGO只不過是品牌的一個工具跟載體之一,不是全部。既然做一個新品牌,你的brand(品牌),你的product(產品),你的零售店,你的溝通,都應該整合在一起。我要問,我們一年改一千家店,已經是一個工程浩大的項目了。我跟很多投資者說,我說你真正要從四個維度理解李寧品牌,要完成中國市場的全部改換,沒有至少五六年是不可能完成的。(延益:話雖如此,換是李嘉誠來做這事,會需要多少時間呢?五六年這個數字太誇張,也太模糊。CEO應該有個明確的目標管理,得有一個取向。要我說,至少得精確到季度吧。)

21世紀》:這個過程中,你覺得在渠道管理上有沒有不完滿的地方?

張志勇:渠道的改變跟品牌重塑並不是一個串行的過程,其實是並行的。我們的改革2009年就開始了。我們有三個關鍵的維度,第一個是品牌,第二個是產品,第三個是地理。李寧公司到今天這個階段應該由地理維度來驅動了。中國北、東、南三個地區,因為季節原因,產品上市時間段都不一樣,差距很大,甚至最終連消費者的溝通方式都不一樣。

渠道變革,我分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服務我們的經銷商跟分銷商,因為你不知道下面的地理維度,決策權授權不下去的話,就無法對我們經銷商、分銷商的渠 道改革形成更快速的反饋。第二是買貨,三個地區從上一季開始全部是分開買貨。第三個再到市場,所以我們叫深度地理維度驅動。渠道跟品牌有關係,可以助長品 牌,但並不一定是串行關係。

21世紀》:從去年年底開始李寧陸續關閉了一些經營不是很理想的門店,差不多同期,連續兩個季度訂貨量下滑,從結果來看,渠道改革是不是過於激進?

張志勇:我們不是激進,是矯枉過正。一個成熟的商業渠道應該完善旗艦店、生意店、工廠店的渠道結構。2009年之前,我們基本上沒有工廠店。這是渠道結構的問題,你說是不是矯枉過正呢?應該做,我們沒有做,現在馬上就要做。

第二個客戶溝通問題,我們的壓力都在分銷市場。我們的經銷模式中,上層是多品牌經銷商,下面是單品牌的分銷商,這種方式就使得我們、經銷商、分銷商三者之間的溝通成本相對而言會高;比如說我們現在為止有超過1700個客戶是單家店,也

就是說同一件事,你要跟1700個人溝通,那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這是我們要做的渠道改革的基本原因。(延益:毫無疑問,戰略是正確的,大概聽了諮詢公司的變革方案。但正確的戰略可能導致鹹魚翻身,也可能導致加速死亡。

21世紀》:這對李寧銷售團隊有什麼挑戰?

張志勇:我發覺我們的銷售團隊在過去的兩年裡面非常痛苦,這不是他們的責任,這是我的責任。做銷售沒有Power,因為我們是上市公司,所以每一年都有業績壓力,要完成上市公司成長。結果銷售有很大壓力,變得越來越沒有power

要重建平衡,公司必須要有一個強力的要求,這個要求不會受到一些短期訂單的約束而後退的。我跟銷售說,客戶該整理,這個地方不是2000萬的市場嗎?只有兩條路,客戶願意要麼就接2000萬,要麼你就做1000萬,我來做1000萬。經銷商不接,我的子公司接。延益:霸氣外露,內耗嚴重。李寧的經銷商心涼透了。聽李寧的一個經銷商說:「陪伴他成長10多年,卻一夜被掃地出門,還指責是我拖累了李寧。」

 

有意義的是目標而非路徑

21世紀》:在渠道之外,我想瞭解一下品牌定位這個問題。李寧這個品牌從1989年到現在,有不少人感覺這個品牌的訴求一直搖擺。在重塑之前,品牌定位一直是不夠清晰的,或者是缺失的?

張志勇:這是事實,基本上從每一期的品牌調研報告裡,消費者問你到底是誰,你很難說出。做體育品牌,最終就在兩個維度贏出:第一是體育資產,這個我覺得是中國品牌最難的一點,不容易。全球體育行業裡面被耐克、阿迪壟斷不是產品創新的壟斷,是體育資產的壟斷。那是稀缺資源,在做任何生意裡面,你首先想到的就是什麼是稀缺資源。你在適當的機會,一定要把這個佔上。這個絕對是將來的戰略性資產。我一直說我們這家公司比其它公司有價值,我有體育資產,這個是別人奪不了的。五個金牌隊,中國50%的金牌都在我的手裡面,這是關鍵的體育資產。(延益:駱駝還是比馬大。)

我們原來的品牌資產裡面,基本上給大家的聯想是中國,友好、親切。但是消費者在日常購買和喜好最關鍵的不是這些因素。最終消費者的印象會集中在時尚、酷、全球化這些詞。你馬上就要解讀所謂的時尚是什麼意思,在產品上什麼是時尚,哪些細節是不時尚。在營銷上什麼東西是酷的,什麼東西是不酷的。這個就要慢慢去讀懂。(延益:這段話傷透了延益的心!堂堂CEO竟然還不理解體育品牌的行業本質,在品牌理解上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偏差。體育品牌,是體育精神、競技精神的衍生。「時尚、酷、全球化」只是現象,而不是品牌精神。

我們為什麼喜歡喬丹?不是因為他酷、時尚。是因為他給籃球這個運動帶來的「永不言敗」競技精神。正式這種美好的、偉大的競技精神支撐著耐克品牌。若耐克只剩下「時尚、酷、全球化」,流失體育精神的時候,他絕不會是巴菲特的寵兒。

換句話說,恰恰是體育精神塑造了「什麼是時尚?什麼是酷?什麼是全球化?」

21世紀》:品牌定位過程是否一定會涉及到所謂的目標人群的年齡的界定問題。

張志勇:做品牌一般是這樣的,消費者一定分兩種,消費者和核心消費者。體育品牌14歲到45歲都是你的消費者。但是一定要劃分出你的價值觀的核心消費者。核心消費者不從年齡段來看,是從價值觀來的。

21世紀》:以價值觀劃分,太虛了吧?

張志勇:絕對不是。只不過說為什麼很多人願意用年齡的原因,是在於年齡這個階段劃分跟他的價值觀更加匹配一點。因為年齡段就意味著相對比較相同的社會環 境,相同的文化環境,所以說很多人從營銷的角度來說,比如說媒介投放就會好執行。你說心態年輕跟年齡有關係嗎?沒關係。我要打動的是那些東西。

21世紀》:中國不同市場層級的消費者處於不同的品牌消費階段,一線城市可能形成成熟的品牌消費觀,一些二三線城市則可能還處在消費名牌的階段。李寧的品牌重塑如何顧及市場消費梯度問題?

張志勇:從調查數據來看,我們在一線城市,許多指標都在增長。李寧失去的其實是二三線城市的消費者,最近我們也在反思,一線城市和二三線城市的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抓。二三線城市的消費者不太一樣,他們需要一個的概念,我們可以用泛體育的概念來做。(延益:唉,又出現了偏差!)

21世紀》:我聽說李寧去年推出一個衝浪女孩的產品品類,這個產品的推出在部門內是有爭論的,但後來這個產品最終還是出來了,中國這方面市場還不夠成熟。

張志勇:這個就在於我們整個品牌的BI map做的不夠成熟。衝浪女孩跟我的品牌到底有什麼相關,唯一搭得上的一點就在於跟年輕人在一起,跟我們品牌的DNA的一個訴求在一起,這是有道理的。關鍵是四個DNA裡面,到底核心focus在哪?如果不確定的話,市場的溝通效率就會分化,因為這純粹是技術問題。我們在後面的產品線裡面,核心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在於,第一,總體概念在品牌DNA的三個維度之下,建立我們產品平台。第二,品牌家族設計平台。這個好處是我們不是在推每個SKU,我是在推一個品牌定位之下的家的產品群。

Q3我們馬上就會推弓系列,這個弓,它是個家族。從現在的跑步到明年的Q4,全部做運動生活,這是個平台,但是這個思路是在做品牌的思路。衝浪女孩道理跟這個是一樣的,衝浪女孩雖然是一個平台,他想建一個平台,但是你要問衝浪女孩,我到底投多少資源?如果就一個故事包,其實產品SKU不夠多。

 

21世紀》:也就是說,從生意的角度來看,推衝浪女孩的行為,是不夠理性的,對吧?如果從管理層面找問題,是不是可以總結當時的BI部門不夠成熟,依然在產品規劃上面缺乏系統性?(延益:又是一個好問題。)

張志勇:不光是BI, 支持品牌的所有的組織都是一步步進步的。很多人問,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段做品牌重塑的發布,很難跟他說,今年做,明年做,後年做,這個時間點不關鍵,問 題是你做的過程本身就是組織進步的過程。它本身這個意義不是在半年、一年,本身意義就是你為了這個目標,就要為這個目標改正自己的錯誤。重要的是一點,你 有沒有為了這個目標,在一季又一季地往正確的路走,這個比其他的都重要。

(張志勇如何看待李寧過去一年的人事震盪?具體詳見《21世紀商業評論》7月刊封面文章《帶兵者,不善》

 

延益:有不少朋友盛讚李寧的管理層,號稱都是高薪聘請的職業經理人。管理層結構最現代化,結果迎來了李寧的管理層人事地震。公司首席運營官郭建新、首席市場官方世偉以及電子商務部總監林礪,已先後辭職。那麼,優秀的管理層是護城河麼?更何況,似乎還不怎麼優秀呢。

我對李寧懷有民族情懷,衷心希望他發展的好。不太明白,董事會為何還是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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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劊子手」的憂傷

http://www.nbweekly.com/news/world/201108/27164.aspx

一直以來,標普、惠譽、穆迪這三大評級機構組成了金融世界赫赫有名的「地獄三角」,甚至被外界視為導致金融危機的「劊子手」。豈不知,在看似擁有無限權力的背後,它們也有自己的無奈與憂傷。

       
 
文 _ Michaela Schiessl  Christoph Schult  Thomas Schulz   編譯_張小車

    這位可以對某國金融健康情況進行評估的人,身著深色西裝,戴著黑框眼鏡。他頭髮花白,但臉上卻依然光滑。談吐中,鏗鏘有力的男中音擲地有聲。

    來自德國南部的莫里茨·克雷默,看上去給人一種輕鬆而友好的印象。但是,當批評者談起克雷默的工作時,往往將他描述為「高度危險人物」、「縱火犯」或「破壞歐洲的劊子手」。而說起他的反對者更是不勝枚舉,德國總理默克爾、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法國總統薩科齊……

   克雷默是標準普爾(簡稱「標普」)歐洲、中東與非洲主權評級部負責人。早前,他和同事們一起將希臘政府主權債券評級為「垃圾」。過去兩年來,克雷默和他領導下的團隊接二連三下調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而且每下調一次,歐洲債務危機的程度就再加深一層。

   「這種情況真的很糟糕,但作為評估者,我們有義務把評估中的風險告訴投資者。」克雷默用異常平靜的語調來回應質疑。他口中所說的「評估」,是對一個國 家的信譽和解決金融問題的能力進行綜合判斷,推斷對方無力償還國家主權債務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為了準確評估,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們需要綜合分析海量的數據 資源,並結合專家對此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最終得出結論。在整個評級系統中,最高的級別是AAA級,這也是對一國主權信用等級的最好評價。

   一般來說,克雷默的工作比較低調,不引人注目,只對債券交易商、央行行長和金融專業人士比較重要。但現在不比往常,整個貨幣市場在災難的邊緣搖搖欲墜,克雷默和標普的同事,對某個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全世界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幾週前,克雷默和同事們下調了美國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由AAA級降至AA+,這就像是在股票市場上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其造成的衝擊波一直在全球各地迴蕩。股市的暴跌也讓政客們意識到,這很可能是由前一次金融危機進入到下一次危機的分水嶺。

   顯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只要評級機構大拇指向下,那麼就勢必引起一連串的市場反應。事實上,大多數投資者別無選擇,他們只能依靠評級機構的評估。一 旦評級機構下調主權信用等級,他們就會馬上出售之前購買的主權債券。這也就在無形當中,給了這個看似袖珍的部門沒有邊際的權力。

   更糟糕的是,這種對主權國家債務償還能力的評估權力,並不僅僅存在於標普一家,另外兩家也同樣舉足輕重:穆迪和惠譽。這三家評級機構均是私人公司,總部都設在美國,其中穆迪和惠譽在紐約、倫敦都有辦事處。它們組成了金融世界赫赫有名的「地獄三角」。

「你需要有張厚臉皮」

   那麼問題來了,將這麼大的權力集中在以贏利為目的而絲毫不在乎穩定金融體系的私人公司手裡,適當嗎?抑或這是全球公共財政的需要,必須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構迫使各國政府勒緊褲腰帶?

   美國信用評級被下調引發的爭論一直持續著。事實上,在歐洲,這樣的爭論已經存在好幾個月了。各派別的政治家們嚴厲譴責評級機構,認為他們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威脅,他們的評級就是給金融市場火上澆油。

   這些批評者所持的普遍觀點是,2008年之前,評級機構對美國抵押貸款的評估過於寬鬆,這直接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發酵,在一輪股災之後,金融危機如海嘯 一般襲來。現在,他們又認為信用評級機構的評估尺度太過嚴格了,很多國家信用評級被下調很可能釀成更大程度上的金融災難。

   那麼,這些評價對克雷默有什麼影響嗎?面對諸多批評聲,他晚上依然可以安然入睡?當他看到希臘和西班牙的街頭遊行和暴力衝突,以及美國股市持續走低,他是不是覺得自己該負點什麼責任呢?

   「不。」克雷默說:「在這方面,你需要有張厚臉皮。事實上,國家沒有必要投我們所好而削減預算,但是他們確實積累了太多太多的債務。」

   克雷默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主塔27樓,一眼望去,可以將陶努斯山脈盡收眼底。但是,克雷默卻很少呆在那裡。相反,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周遊世界上。「我們每年至少派出一個小組到標普需要評級的國家進行考察。」克雷默解釋說。

   在評估的過程中,克雷默可以與政府首腦們展開對話,這是對該國主權信用等級評估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當然得仔細聆聽他們說些什麼,否則就太不講道理 了。」他補充說,與此同時,評級機構不會太過於依賴那些在訪問期間獲得的數據,以及政府首腦們的豪言壯語。「我們通過自己的分析來做出最後的決定。」克雷 默說。

   這不足為奇。畢竟,許多官方數字準確與否還是值得商榷的。以希臘為例,它的財政赤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虛假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信用評級機構 如何評估該國的信用情況?「假如信息流通不暢或者信息流通太慢,我們不會一下子貿然做出評級。」克雷默解釋說,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標普放棄了對利比亞做 出信用評級。而在對希臘進行評級的過程中,「在我們看來,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信息,足夠我們做出判斷了」。

   很顯然,對希臘來說,克雷默和標普同事們掌握的信息都不是正面的:在短短500天內,標普將希臘的信用等級連續下調了7個等級。「希臘局勢的惡化速度 大大超過了我們的預想,也超過了剛開始初步顯現時的跡象。」克雷默說:「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沒有人會說我們下調評級的幅度有些誇大。」

   儘管如此,克雷默還是承認,標普偶爾也會出現一點問題。比如最開始的時候,標普曾曲解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當分析師們決定將美國的長期主權信用 評級由AAA級降至AA+級時,美國財政部立刻發出警告,並稱標普在計算美國國家債務時出現了2萬億美元的差錯。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後,標普要求給自己幾個 小時的思考時間。然後,儘管美國信用評級依然被下調,但原因卻與最初的有明顯不同,主要原因被歸咎於該國的政客和領導層,而不再是之前財務上的計算。

   對此,美國財政部一直耿耿於懷。「他們顯示了非常糟糕的判斷,標普的決定是對美國的財政缺乏瞭解,他們的計算方法令人震驚地缺乏常識。」美國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說。
 
       

   一直處於上升態勢

   當然,對美國國家債務的計算誤差,不是標普、穆迪、惠譽這「三巨頭」的第一次計算失誤。過去,他們犯過很多次類似的錯誤。他們犯錯的評級對象不僅是某個國家,還有很多公司和債券。要知道,那才是他們的主營業務。

   比如幾年前倒閉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三大評級機構竟然給它比較靠前的評級,而並沒有向投資者發出警告;需要美國政府巨資援助才能勉強生存的AIG,竟 然被評級機構評估為「安全」級別。鑑於此,美國參議院調查小組認為,評級機構應該為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負主要責任。「預測我們國家的前景,標普是最不值得信 任的地方,它的信用等級比美國還要差。」在標普下調美國的主權信用等級後,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

   但儘管如此,這些錯誤並沒有損害評級機構這種微型行業的增長。自從約翰·穆迪在1919年首次對鐵路債券進行信用評級,這個行業就一直處於上升態勢。 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世界越來越重視數字,而越是如此,評級機構的重要性也越是凸顯,源源不斷的投資者瘋狂追蹤標普的任何一次評級。

   評級機構越來越在一個國家的前景、命運發揮重要作用的原因是,人們對跨境資本的貪得無厭。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政府債券幾乎沒有任何國際市 場,美國債券大都由美國機構持有。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從國外獲得資金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他們將大量資金投放在國際債券市 場。與此同時,他們也會開始考慮將自己的資金投放在哪個國家會更安全,評級機構發揮作用的時刻隨之到來。

   「國際金融的變化創造了巨大需求,評級機構開始迅速增加,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曾擔任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主權風險部門負責人的文森特·特 魯利亞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特魯利亞就已經開始為大的銀行提供風險分析工作。現在,特魯利亞在曼哈頓掌管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特魯利亞回憶,在穆迪 工作時,他幾乎可以見到任何人,包括「總統、政府首腦、央行負責人等等」。「但是大都是他們來找我們。」特魯利亞說,很多達官貴人會成群結隊來到穆迪的總 部所在地—紐約來遊說。

   那麼,評級機構的工作人員會不會考慮降級的後果,可能會影響到該國成千上萬的人?特魯利亞說自己「從未考慮過這點」。「你不能允許自己有任何情感上的傾向和顧慮,評級並不是判定一個國家是走向好還是走向壞,我們只是評估它的信譽。」

   出人意料的是,評級機構的評估決定並不是由很龐大的專家小組來決定,做出決定的往往只是一小撮人。「當我離開時,我們的小組只有22到23個人。」特 魯利亞說,通常每個首席分析師手下都會有10到12個初級分析師和助手,這些人組成的小組負責分析10到12個國家的信用等級情況。

   在穆迪,評級也並不完全單純由部分國家分析者來決定,最終的評級決定或多或少都受由8至15名分析師組成的委員會的影響。他們唯一的基本規則是,大多 數參與者都負責一個地區部分國家的評級,而他們負責的地區與將要評級的國家不能相同。最後,他們所做出的決定以舉手錶決的方式,由簡單的大多數原則通過。

   與此同時,穆迪對某個國家評級的分類標準也並不明確,他們做出的評級決定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特魯利亞介紹說:「當評級涉及一個新興市場時,你必須 密切關注它的賬戶餘額、還本付息比率、國際資本儲備、其銀行的淨流動資金狀況和匯率政策等等諸多方面。但當評級的對象是工業化國家時,就完全是另一碼事。 你必須得關注其國內的數字變化,一般政府債務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等等。」
 
        

   他們監管了全球,誰監管他們?

   那麼,評級機構最終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評級委員會將在一起討論幾個小時,其間充斥著大量的尖叫和彼此之間充滿激情的怒吼。」穆迪公司前信貸評級總經理傑羅姆·馮斯說,通常情況下,對評級 機構來說,每做一個評級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很多收入,一般只有5萬歐元到20萬歐元之間。而且,這些收入一般都是來自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支付。對於像 美國、德國這樣的西方工業化發達國家來說,它們不願意支付任何費用。當然,它們對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也無能為力。

   2007年之前,馮斯的職責是穆迪常務委員會主席,負責創立和經營評估方法。馮斯說,他所總結和創立的評級方法由「高級模型和技術變量」組成,定義的變量、比率和公式等等對整個評級過程來說是一個極其明確的方法,有嚴謹的科學支撐。

   可是一直以來,歐美等國部分政府官員們始終對此持懷疑態度。這也許正是現如今評級機構所欠缺的東西:公信力和可確認性,至少在歐盟負責金融監管的委員 米歇爾·巴尼耶看來是如此。「我們需要對評級機構有更透明和更嚴格的監管。」這位官僚主義者坐在官方豪華轎車後座,一邊擺弄著兩部iPhone手機,一邊 咆哮著說評級機構的種種不是。
 
   歐盟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可與三大評級機構相媲美的評級組織。過去一年來,德國諮詢公司羅蘭貝格一直遊說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服務商,希望 獲得對該計劃的支持。但是,設立這樣一個機構的花銷實在太過昂貴,至少需要3億歐元。因此,該計劃並未受到金融業和專家的認可。畢竟,一旦這樣一個機構成 立起來,它很可能成為歐洲政治家們掌控的工具,成為他們在金融領域報喜不報憂的擋箭牌。

   巴尼耶也想要一個新的、不受任何政治影響的機構。他說,就像進行身體檢查一樣,檢查員本身同樣很重要。換句話說,對現存的評級機構必須有明確的規章制 度,這就是今年年初於巴黎成立的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的職責所在。巴尼耶說,儘管如此,他認為這還不夠,他還要在11月份提交一份設立更嚴格 法規的法律提案。

   長期以來,布魯塞爾一直希望各大評級機構披露其評級的數據和方法,巴尼耶甚至考慮禁止對那些負債纍纍的國家進行評級。他說:「當一個國家正在被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測和救助的時候,降級對它來說是不公平的。」

   關於評級機構權力的過於龐大,他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溫度計發燒了,那麼任何測量結果都是錯的。」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評級機構存在的話,債券 市場上就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出售了。畢竟,一個完全沒有任何評價的債券市場,投資者根本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避開那些如瘟疫一般的投資對象。

   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以來似乎形成了一種傳統,制度制定者總是在促進評級機構與金融投資行為之間的緊密聯繫。早在上世紀30年代,政策制定者們就開始把評級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監管融為一體,作為其迫使大型金融機構減少高風險投資的制衡舉措。

   自那以後,世界各地的立法者紛紛將信用評級作為其金融市場監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隨著評級機構重要性的穩步增長,它們評級的準確性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很多人認為其評級結果與某金融機構或某國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那麼,該如何打破評級機構壟斷式的權力而又不破壞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可能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各國在法律和規章制度層面上移除對評級機構的迷信。這可以使得投資者們尋求除評級機構之外的其他信息源,傾聽對金融市場評價的另外一種聲音。

   出人意料的是,三大評級機構竟然是這種想法的忠實擁躉。莫里茨·克雷默說:「在規則和約定俗成層面上把評級機構和金融市場如此緊密交織,並非我們所願。一直以來,是政治家們強加給我們金融監管的重要性。我們將之視為一種負擔,而這種負擔我們評級機構實在不願承受。」
 
  ●2011年8月5日,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決定降低美國的信貸評級後,美國廣播公司在紐約時代廣場報導該消息。此舉就像是在股票市場上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其造成的衝擊波一直在全球各地迴蕩。


   ●2008年10月22日,標普、穆迪等評級機構的負責人出席美眾議院監管和政府改革委員會就金融危機舉行的聽證 會。從 左到右分別為:穆迪公司前信貸評級總經理傑羅姆·馮斯;標準普爾前執行董事弗蘭克·拉特;信用評級公司Egan-Jones Ratings執行負責人肖恩·伊甘。很多人認為,評級機構評估不力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大原因。


金融 劊子手 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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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有那麼一點憂傷 伊險峰

http://www.cbnweek.com/yuedu/ydpage/?raid=2062
一個做體重秤的公司,它發現顧客買它的產品更多的是關注健康,繼而做了一套菜譜,在 日本賣了480萬冊,接下來,他們又為自己所倡導的這種低卡路里低鹽分的食譜建了一個每天只在中午營業的餐廳—它現在成了東京最火的小餐廳,雖然一天只提 供兩種食物。這是這一期營銷欄目的一篇稿子,我相信它一定會對很多人有啟發。去想想看我們公司人每天中午吃的東西和為此的糾結,我們早就過了吃飯果腹的階 段了,但其實我們的午餐大部分還只是滿足一個吃飽肚子的欲求—如果你是一個有創業打算的人,是不是會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想法?


  何飛鵬在這一期的專欄裡講了一個小故事,他總結說,不論多古老多不起眼的行業,都可以建立起創新的壁壘。東京寫字樓間的一個公司人的便當,也可以製造 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如果每個人都知道要吃得健康,這是一個趨勢的話,但不知道到哪裡去吃健康—這就是機會,也是何飛鵬說的創新的可能。


  發現商業趨勢,這是我們的一個工作。看到一種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啟發的商業事件的時候,會讓我們有更多的存在感。當然,在這個世界裡,有好的趨勢,也有 不好的趨勢,不好的趨勢同樣可以帶給我們啟發。其實看這期的稿子的時候,還是會感覺有那麼一點感傷,比如《Hotmail的告別式》,你會看到這個曾經被 最偉大公司Microsoft所收購的業務是如何被寄予厚望,而又如何在郵箱系統不斷變化和創新的環境裡失去它的價值,並最終被新產品所替代的。


  更讓人感傷的則是《小報,正在消失》,如同記者徐濤帶領我們在紐約皇后區所看到的,你會看到那一群孜孜不倦給社區居民提供有價值消息的從業者,我們的 這群同行熱情、有活力,雖然全世界都在唱衰這個行業—確實如此,儘管有這樣一群人在,但他們還是難以改變頹勢,難以對抗歷史。看到那條美國報紙的收入曲線 —如果對傳媒歷史、報業歷史稍有研究,那麼一定會對它的衰落而痛心,它伴隨著現代民主制度而誕生,它發揮的不止是啟迪民智的功效,它是商業帶來的民主化的 一部分—它讓信息的傳遞更有效率更平民化,甚至可以說它就是現代社會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現在這個最有力的推動者面臨著行業的消失。


  確實有熱情、相信自己的價值會讓這個行業再存在下去,有大投資家沃倫·巴菲特的背書也會帶來一時的信心,但商業趨勢—受眾的變化、信息傳遞方式的變化 等等決定了這樣的悲劇總是要發生。曾經與一位在路透工作的分析員聊天,他說「搶消息」即使在通訊社裡也不能當成核心優勢了。當通訊社都開始質疑時效性的價 值的時候,你就知道互聯網完勝了傳統媒體的信息服務功能。這就是商業趨勢的殘酷。


  Hotmail創始人Sabber Bhatia會說,儘管微軟甚至都沒有通知他Hotmail的終結,但他一點也不討厭這個改變,事實上他很歡迎。因為這是一個符合商業趨勢的判斷,微軟做 出了正確的事。我覺得這是積極的態度,也是一種自由的態度。我相信對於傳統媒體的報紙來說,也一定會在新環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未來它可能不是報紙,也不 是簡單的信息傳遞,但我們會找到它的價值。因為社會終究是要向前發展的。


這期 期有 那麼 一點 憂傷 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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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失去活力的上海啊,我為你憂傷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1121/166098.shtml

正在失去活力的上海啊,我為你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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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失去活力的上海啊,我為你憂傷

上海,如果需要恢複活力和自信,辦法不是沒有,是願不願面對,是敢不敢創新,有沒有魄力,有沒有智慧,有沒有耐心的問題,有沒有將改革進行到底、改變現狀的決心和勇氣。

來源 |  冰川思享庫(ID:ibingchuansxk)

作者 |  吾非羊

2017年4月22日,上海,雖然當天的氣溫狂飆到25度,但是不能阻擋“百樂門”舞廳前上成百上千的前來參觀的老年人的熱情。這座重新裝修開放的有著84年的歷史建築,曾是舊上海現代娛樂業和時尚生活的巔峰之作。

在這些白發蒼蒼的老人眼中,“百樂門”不僅僅是舞廳,而是一座永不消失的,代表著上海曾經的先進、超前、領先的生活方式與城市文明的坐標,乃至一種曾超越中國內地的優越感。

但是,在這個畫面背後,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上海,如同曾經輝煌的“百樂門”舞廳,它老了,舊了。即使重新修飾,也不能掩飾它衰老而失去了活力的現實。如同簇擁著它的粉絲,已經是白發蒼蒼平均年齡65歲的人,看不到青春、活力有朝氣的年輕人。

但是,曾經的上海,不是這樣的。

那時,上海是一群年輕人的故事

在百樂門,曾經有一個年輕人,叫吉米金。

吉米金(1918-1991),原名金懷祖,舊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址在今華東政法學院)物理系學生。但是,吉米金的才華不在物理學上,而是在爵士樂演奏上。他成為了舊上海華人爵士樂的靈魂人物,在20世紀40年代就玩起了夏威夷吉他,之後玩起了電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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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吉米金在“仙樂斯”舞廳爵士樂隊擔任吉他手,轟動上海灘。1947年,當時的“百樂門”老板郁格非邀請吉米金到百樂門演奏,由此揭起了一場華人爵士樂的“吉米金潮流”。

“百樂門”出現了第一支華人爵士樂隊——“吉米金樂隊”,在1946-1953年,“吉米金樂隊”馳名上海、東南亞和北美華人區,其樂風和特色影響了整整半個世紀的世界華人爵士樂。

我在十幾年前,曾遇到一個上世紀40年代的聖約翰大學學生,他用純正的老式美國腔英語對我說:“我是St. John's University畢業的。”當時他快八十歲了,但是還在努力學習電腦,學習用手機發短信,學習新的信息技術,不想被時代淘汰。

一個與時俱進,喜好創新,不懈追求的靈魂,不會因其體能和身體的衰老而衰老。正是這群上世紀40年代成長出來的上海有誌青年,托起了新中國後四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中上海在全國工業和經濟中的示範作用。

可以說,在1900年以後的百年間,上海是中國最主要的向全國輸出自主創新技術和標準的工業城市之一。這里出現了中國第一家發電廠、煤氣廠、自來水廠、燈泡廠、紡織廠,第一艘國產大型客輪、第一部電話交換機、第一部模具線切割機等等。

而有想法、敢創新的上海青年,成為了著名的技術勞模。有發明硬質合金階臺式車刀,全國知名的高速切削能手盛利;有刻苦鉆研技術,試制成可配制100多種顏色的塑料著色配方的“土專家”上海化工廠的樊阿利;有經過227次試驗,創造成功直徑0.08毫米鉆頭、填補了我國微形刀具空白的上海工具廠工人朱富林;有先後創造了12種高速切削鉆頭提高工效幾倍至幾十倍的上海鍋爐廠工人李福祥;有利用舊設備,創制成功我國第一根無縫紫銅管的慎昌銅管廠工人潘阿耀……

還有在改革開放後,深化改革、轉換機制,使中國紡織機械廠重走振興之路的廠長黃關從;有治廠有方,引起國際矚目的上海柴油機廠廠長邵競武等;有上世紀90年代第一個將美國桶裝水技術中國化,讓中國人喝上桶裝純凈水的上海正廣和汽水廠廠長呂永傑;也有大膽嘗試和推進國企市場化和股份制改革的上海家化集團董事長葛文耀,第一家在上海南京路大膽引進美國商場開放式商品展示的帳子公司老總趙令全……

那麽,現在的上海年輕人,這種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積極進取的精神,還保持著嗎?

現在,有一群憂傷的上海年輕人

現在的上海青年,總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和隱隱的憤懣。這種憂傷和憤懣,從著名的上海“本土派青年”聚集的“寬帶山社區”中流露出來。

該社區的文字語言以“滬語”為主,他們戴著標有“KDS-TF最光榮”的徽章,顯示為“本土上海人”與“本土上海人之間的認同與彼此保護”。

而“本土上海人”的寬泛定義是指,在1900年至1990年之前移民上海的,在1949年後擁有上海市民身份的第二、第三、第四代移民後代。而“上海人”認同的標準,主要以“滬語”為主要方言,並能夠遵守和認同上海人的風俗習慣、思維模式和交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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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社會學方法分析這一現象,可以看出,某一社群以設定認同標準,排斥外來因素而自我封閉和聚集,是一種外界生存環境出現威脅而尋求自我保護,以聚集認同者的力量增強社群實力的行為。

也就是說,“寬帶山社區上海本土青年”的出現,是曾經領先於全國和擁有優越感的上海人,目前在面對新移民力量和其他城市趕超的轉態下,為擺脫困境的自我保護和顯示存在感的防禦性行為。在衰退和實力削減中的社群,會抱團尋求集體的力量以顯示存在和度過危機。

正如一個“上海本土派青年”哀嘆的,他們搬出了黃浦區的“亭子間”和石庫門,搬到了中環、外環的“鄉下”。全國人民都來上海“扒分”(賺錢),住進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高檔樓盤,上海人自己卻進了郊縣的廉價房、安置房和經適房。市區的寫字樓里擠滿了西裝革履的全國的大學生和精英。

而上海本土青年有的在家“啃老”,有的在超市做理貨員,有的在做小生意賣蔥油餅賣奶茶,有的在賣保險賣汽車跑業務,有的在街道辦事處窗口填寫單子,或者全家三代擠在老公房里。

甚而有人自嘲地寫了篇《上海七大階層生活現狀一覽》:“一,赤貧階層,這部分人群主要是上海本地人,生活在各大棚戶區、老公房、安置房、郊區民房中;二,工薪階層 ,主要出行工具為電瓶車、公交,有公交就不會坐地鐵,包里放著三件寶——交通卡、雨傘和飯盒,該階層由上海本地人與外來移民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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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上海的青年人已經基本成為了“錢少,職業以工薪階層為主,住在老公房中,結婚買房靠啃老,開的車是外地牌照小排量,有很少的精英的人”。

而在其他的性格特征分析上,上海本地青年又給人留下了“沒有魄力”“安於現狀”“不思進取”“不願意去外地和離開上海出去闖蕩”“不願拉下面子撂地攤或者幹體力活,缺乏創業和創新擺脫困境的決心”等印象。

上海外來年輕人的理想與現實

被“寬帶山社區上海本土青年”指責為搶飯碗和惡性競爭的“硬盤”(外地青年),生活狀態其實也很艱難。

與最起碼有一套老公房在手,或者兩代老移民的存款家底做支撐的上海本地青年相比,上海外來青年的生存壓力更重,而且他們還承擔了上海大部分的創業和創新的引擎,地方財稅的生產者以及附屬的壓力。

以省籍分析,在高科技企業中,上海高新技術企業的龍頭,創辦“複旦複興”的郭廣昌、梁信軍是浙江人,“盛大科技”的創始人陳天橋也是浙江人。浙江籍青年也遍布傳統制造工業和輕工業用品的批發零售領域,上海市場化新聞媒體的主力是四川青年和湖南青年等。

安徽青年成為了上海餐飲服務業、房地產中介的主力,而江蘇蘇北籍的青年成為了水電、煤氣、網絡等市政安裝和保養領域的主力。福建青年在賣茶葉,快印店主要是湖南青年。來自山東、河南、陜西、貴州、廣西、湖北和東北等其他內地的青年成為了電話銷售和推銷產品、走街串巷主力,或者在張江高科的IT公司里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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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離開家鄉,從各種大專院校畢業,滿懷著理想和激情來到上海。他們騎著共享單車和坐地鐵上班,住在市郊結合部的合租房里。他們有激情,有魄力,大部分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了上海在1900-1949年那種充滿了奮鬥精神的移民青年的活力。

而正是這1990年至今前後四代(60後、70後、80後、90後)留在上海謀發展的年輕人,撐起了二十幾年來上海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激發出城市活力,重新成為中國第一大都會“魔都”的脊梁和動力。

是,有人留下,也有人被迫離開。最實際的情況有幾種:

一,奮鬥幾年,買不起房也買不起車,生活在出租房內,隨著上海生活成本的上漲,他們感覺每年的存款不見多,又買不起上海的房子,決定離開,去南京、杭州、蘇州等鄰近二線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

如我的一位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的媒體同事,雖然在上海讀了本科和研究生,畢業後在上海工作了幾年,但是仍舊買不起房,於是決定去南京發展。終於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南京安家、買房,過上了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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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上海買房後,一夜又回到了赤貧,不得不考慮賣掉房子搬離。在上海奮鬥了很多年,終於買上了房子,但是房貸壓力太大,生活狀況又回到了“解放前”,舉步維艱。於是決定把上海的房子賣了,更換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或者回老家保證自己能有尊嚴地活著且生活質量不會下降。

三,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和創業或奮鬥或者升職的機會,如杭州、蘇州、南京、廣州、深圳、武漢、成都等地。

如同一句調侃的話:來自五湖四海的中產“鳳凰男”,開著外地牌照小排量國產車,住在中環外環之間,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貓晚,承擔著養活一家人和乃至養活半個家族人的巨大壓力。

上海給他們選擇和上升空間是有的,但是活得太累了。

活力和創新力衰退的城市文化讓人擔憂

一個城市的年輕人的活力衰退了,勢必會影響這個城市的文化精神和發展活力。

雖然陸家嘴新建的高樓大廈越來越高,外灘的百年建築一天比一天華麗,南京路和徐家匯地鐵中的人流如故。但是,上海人(包括所有上海戶籍和非上海戶籍的在為上海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們)心中的活力感和海派文化中的創造力、包容性、開拓性較之以前,開始衰退了。

在上海陸家嘴最高的摩天大樓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西門子和三菱電梯,蓋樓的工程機械是日本的三菱重工或者湖南的三一重工。在大超市沃爾瑪和家樂福中,各種日用品中,上海本地的百年品牌如上海藥皂、光明牛奶、六神花露水等被包圍在全國各地的品牌中,露出一點點,而且這些品牌主要是中低檔價位的產品。

在南京路新世界百貨、大丸百貨、梅龍鎮伊勢丹廣場的高端奢侈品——從手表到包包再到服飾,雖然可看到有罕見的國貨,但是卻沒有上海生產的產品。這在上世紀中末葉,上海制造的中高端輕工業品占據了全國商場的半壁江山的時代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從一座生產和技術輸出型城市成為了消費型城市。

而引以為傲的以“中西合璧、海納百川、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大氣包容”的海派文化,也如著名的徐家小開“老克勒”徐元章離去後的寶慶路3號的洋房一樣,陳舊、封閉、沒有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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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位上海新聞界的老同誌所說,“現在的海派精神全部用在說話上,做事能力豈不衰退。申城文壇現在日趨高齡化,到處一片老面孔,空洞無聊庸俗陳舊”。

談起海派精神和文化,給人感覺就是老式留聲機放著時斷時續的周璇的沙啞歌聲,坐在躲著蟎蟲的沙發上聞著發黴的墻紙的味道,而一幫白發蒼蒼的老年人在一起回憶以前的光輝歲月,自娛自樂,無病呻吟。曾經先進的文化,由於故步自封和不圖創新,反而成了阻礙時代前進的老古董。

而新的海派文化,卻是新又新不起來,脫離了“中西合璧、海納百川、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大氣包容”的精神實質……

比如最近幾年,上海電視熒幕上,最紅的節目是一個穿著旗袍的變性人嘲諷與他一樣的娛樂界人士來博得收視率,或者由一個原居委會老太太調解各種雞毛蒜皮的事情搶占了電視屏幕,或者模仿其他省市的真人秀節目刺激觀眾,或者由幾個滑稽演員翻來覆去模仿以前的滑稽戲和獨角戲來討觀眾開心……這種在新酒囊中灌入了劣質酒來冒充“原釀酒”的“新海派文化”,成了一個又奇怪又可笑的東西。

這些所謂新海派文化的封閉化和庸俗化,使得上海曾經享譽中國和海外的“海派文化”落到了一個很低的格局中。

正是由於這種畫地為牢、故步自封、缺乏了活力與魄力的當代一些上海人的精神狀態,導致上海看似繁榮先進的面貌背後是創新能力的不足。

2016年12月16日發布的《上海科技創新中心指數報告2016》顯示,上海科技創新方面還存在三大短板:

一,企業研發投入亟待加強。2015年,上海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總量比重為60.8%,比上一年下降了2.6個百分點。

二,PCT專利申請量有待提高,比較2004年至2015年8月國際科創城市的PCT專利申請量,上海有近1.3萬件,東京和巴黎則分別是上海的17倍和3倍。而相比全國2015年PCT專利申請量同比增長的16.7%,上海同比增長也僅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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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作為科創中心的國際輻射帶動能力尚需提升,應在區域技術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承擔全球產業轉移中技術輸出方的重要角色。而上海在技術輸出到其他省市以及國外技術交易的成交金額占比這一關鍵指標方面,雖然在2015年已升至53.3%,但是,其中輸出到國外的技術合同金額占比僅為22%。

據由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亞洲創業教育聯盟共同完成的《上海城市區域創新創業生態體系指數》顯示,上海在創業生態與潛力維度得分65,相對薄弱,由於城市區位面積有限、部分老工業區和企業的搬離、改造、轉型等相對困難,如何克服地理位置和縱深腹地不足等,培育和留住行業領袖級、區域代表性的重量級創業企業有一定難度,與北京、杭州、深圳等相比,目前未能培育出百度、阿里、騰訊層級的企業。

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精神核心缺乏了活力和自我造血功能。膽子小了,負擔重了,不敢冒險了,活力下降了。

海派文化的精神要恢複起來

2017年春節後,上海市某區一條路上出現了一堵墻,遠看像城墻,近看像墓碑。據民眾反映,這是當地街道為整治沿街的老式小區“臟、亂、差、醜”問題而砌的“景觀墻”。這道“景觀墻”據說起初的設計風格是為了恢複建國初期的原始海派風貌。

這種所謂的“創新”和“美化”讓人啼笑皆非,實質是一種鴕鳥式的逃避。

其初衷是為了掩蓋舊城區老小區“有礙觀瞻”的目的,但是又想不出徹底改變現狀的方法,於是要用“懷舊景觀”野蠻地砌一堵墻來快速解決社區老舊的疑難雜癥,或者把當地“低端人口”趕走,或者砌墻“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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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顯示了上海一些基層職能部門在改變城市面貌,保持城市活力和創新動力上的一個問題,既急切,又想不出辦法,最後耐心和耐力都不足,想花小錢“立竿見影”改變落後面貌,急功急利而缺乏長效發展機制,最後出現結果與初衷本末倒置。

而另外一個例子是上海“新天地”舊石庫門改造為商業街區的成功案例,通過引進外資開發,運用國外舊街區改造為城市旅遊和文化景點的先進理念和經驗,成功地達到了舊街區改造升級的目的,既解決了原住居民的拆遷和改善住房環境問題,又為上海增加了一個時尚創意商業街區的新地標。

以上兩個案例,就是在方法上開拓、創新、理性地解決了老城區活力問題的失敗與成功的典型案例。

這就說明,辦法不是沒有,是願不願面對,是敢不敢創新,有沒有魄力,有沒有智慧,有沒有耐心的問題,有沒有將改革進行到底、改變現狀的決心和勇氣。

解決上海城市活力的問題,光喊口號,搖大旗,乃至急功近利是不行的。上海有著積累一百多年的先進城市文明,先進文化理念,有全國首屈一指的城市硬件,能吸引到全國最好的人力資源和創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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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只要堅信上海的發展是美好的,恢複海派精神的“中西合璧、海納百川、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大氣包容”的先進性和開拓性,認真規劃和執行“接地氣,有智慧”的政策,吸引更多的有誌青年來到上海,留在上海,刺激和引發出新一輪的創新和創業潮流,刺激陳舊的、活力衰退的海派精神重新煥發出生命力,一定能爆發出蓬勃的創造力。

那麽,希望在哪里呢?

即將落地的“自由貿易港”就是一個大契機。十九大報告提到“要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並指出“開放帶來新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來越大”,“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上海要打破沈悶和封閉,恢複開放和包容精神,尤其要發揮上海曾經長達近百年作為遠東自由貿易港的歷史優勢,聚焦於新時代建設時期的改革開放橋頭堡和自由貿易港的目標,讓上海恢複活力和自信,讓更多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優秀青年聚集在上海,像八九點鐘的太陽,在黃浦江邊,在東海邊,再次冉冉升起!

上海,請再次抓住這次偉大的機遇,不要畏縮,不要徘徊,不要迷茫。

如最近上海Rapper滬語嘻哈歌手壽君超在其單曲《I'm Back》中所唱:

其實上海有實力額RAPPER叫叫怪怪,

隨便拉一個冊來都是叫歸來塞。

不用挑挑揀揀,

定心則則精品。

所以阿拉自噶應該要拎拎清,

要團結圈子里相額所有額精英,

再跑冊去幫寧噶寧起,好叫拼拼。

阿拉好叫搞搞,要好叫鬧鬧,

娘寧噶曉得上海老卵,娘一拉好叫,

上海額hiphop阿應該要立冊來,

娘寧噶曉得上海老卵娘一拉好叫。

這些,都需要讓上海的創新、開拓和活力精神要恢複出來,站起來,自信起來。上海成為一座人人想來,不想離去的城市,讓更多的有誌青年Take me to Shanghai,To the town where I belong.

上海 活力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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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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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失去 活力 上海 我為 為你 憂傷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5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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