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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劊子手」的憂傷

http://www.nbweekly.com/news/world/201108/27164.aspx

一直以來，標普、惠譽、穆迪這三大評級機構組成了金融世界赫赫有名的「地獄三角」，甚至被外界視為導致金融危機的「劊子手」。豈不知，在看似擁有無限權力的背後，它們也有自己的無奈與憂傷。

       
 
文 _ Michaela Schiessl  Christoph Schult  Thomas Schulz   編譯_張小車

    這位可以對某國金融健康情況進行評估的人，身著深色西裝，戴著黑框眼鏡。他頭髮花白，但臉上卻依然光滑。談吐中，鏗鏘有力的男中音擲地有聲。

    來自德國南部的莫里茨·克雷默，看上去給人一種輕鬆而友好的印象。但是，當批評者談起克雷默的工作時，往往將他描述為「高度危險人物」、「縱火犯」或「破壞歐洲的劊子手」。而說起他的反對者更是不勝枚舉，德國總理默克爾、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法國總統薩科齊……

   克雷默是標準普爾（簡稱「標普」）歐洲、中東與非洲主權評級部負責人。早前，他和同事們一起將希臘政府主權債券評級為「垃圾」。過去兩年來，克雷默和他領導下的團隊接二連三下調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而且每下調一次，歐洲債務危機的程度就再加深一層。

   「這種情況真的很糟糕，但作為評估者，我們有義務把評估中的風險告訴投資者。」克雷默用異常平靜的語調來回應質疑。他口中所說的「評估」，是對一個國 家的信譽和解決金融問題的能力進行綜合判斷，推斷對方無力償還國家主權債務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為了準確評估，克雷默和他的同事們需要綜合分析海量的數據 資源，並結合專家對此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最終得出結論。在整個評級系統中，最高的級別是AAA級，這也是對一國主權信用等級的最好評價。

   一般來說，克雷默的工作比較低調，不引人注目，只對債券交易商、央行行長和金融專業人士比較重要。但現在不比往常，整個貨幣市場在災難的邊緣搖搖欲墜，克雷默和標普的同事，對某個國家甚至整個歐洲、全世界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幾週前，克雷默和同事們下調了美國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由AAA級降至AA+，這就像是在股票市場上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其造成的衝擊波一直在全球各地迴蕩。股市的暴跌也讓政客們意識到，這很可能是由前一次金融危機進入到下一次危機的分水嶺。

   顯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只要評級機構大拇指向下，那麼就勢必引起一連串的市場反應。事實上，大多數投資者別無選擇，他們只能依靠評級機構的評估。一 旦評級機構下調主權信用等級，他們就會馬上出售之前購買的主權債券。這也就在無形當中，給了這個看似袖珍的部門沒有邊際的權力。

   更糟糕的是，這種對主權國家債務償還能力的評估權力，並不僅僅存在於標普一家，另外兩家也同樣舉足輕重：穆迪和惠譽。這三家評級機構均是私人公司，總部都設在美國，其中穆迪和惠譽在紐約、倫敦都有辦事處。它們組成了金融世界赫赫有名的「地獄三角」。

「你需要有張厚臉皮」

   那麼問題來了，將這麼大的權力集中在以贏利為目的而絲毫不在乎穩定金融體系的私人公司手裡，適當嗎？抑或這是全球公共財政的需要，必須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構迫使各國政府勒緊褲腰帶？

   美國信用評級被下調引發的爭論一直持續著。事實上，在歐洲，這樣的爭論已經存在好幾個月了。各派別的政治家們嚴厲譴責評級機構，認為他們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威脅，他們的評級就是給金融市場火上澆油。

   這些批評者所持的普遍觀點是，2008年之前，評級機構對美國抵押貸款的評估過於寬鬆，這直接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發酵，在一輪股災之後，金融危機如海嘯 一般襲來。現在，他們又認為信用評級機構的評估尺度太過嚴格了，很多國家信用評級被下調很可能釀成更大程度上的金融災難。

   那麼，這些評價對克雷默有什麼影響嗎？面對諸多批評聲，他晚上依然可以安然入睡？當他看到希臘和西班牙的街頭遊行和暴力衝突，以及美國股市持續走低，他是不是覺得自己該負點什麼責任呢？

   「不。」克雷默說：「在這方面，你需要有張厚臉皮。事實上，國家沒有必要投我們所好而削減預算，但是他們確實積累了太多太多的債務。」

   克雷默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主塔27樓，一眼望去，可以將陶努斯山脈盡收眼底。但是，克雷默卻很少呆在那裡。相反，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周遊世界上。「我們每年至少派出一個小組到標普需要評級的國家進行考察。」克雷默解釋說。

   在評估的過程中，克雷默可以與政府首腦們展開對話，這是對該國主權信用等級評估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當然得仔細聆聽他們說些什麼，否則就太不講道理 了。」他補充說，與此同時，評級機構不會太過於依賴那些在訪問期間獲得的數據，以及政府首腦們的豪言壯語。「我們通過自己的分析來做出最後的決定。」克雷 默說。

   這不足為奇。畢竟，許多官方數字準確與否還是值得商榷的。以希臘為例，它的財政赤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虛假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信用評級機構 如何評估該國的信用情況？「假如信息流通不暢或者信息流通太慢，我們不會一下子貿然做出評級。」克雷默解釋說，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標普放棄了對利比亞做 出信用評級。而在對希臘進行評級的過程中，「在我們看來，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多的信息，足夠我們做出判斷了」。

   很顯然，對希臘來說，克雷默和標普同事們掌握的信息都不是正面的：在短短500天內，標普將希臘的信用等級連續下調了7個等級。「希臘局勢的惡化速度 大大超過了我們的預想，也超過了剛開始初步顯現時的跡象。」克雷默說：「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沒有人會說我們下調評級的幅度有些誇大。」

   儘管如此，克雷默還是承認，標普偶爾也會出現一點問題。比如最開始的時候，標普曾曲解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當分析師們決定將美國的長期主權信用 評級由AAA級降至AA+級時，美國財政部立刻發出警告，並稱標普在計算美國國家債務時出現了2萬億美元的差錯。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後，標普要求給自己幾個 小時的思考時間。然後，儘管美國信用評級依然被下調，但原因卻與最初的有明顯不同，主要原因被歸咎於該國的政客和領導層，而不再是之前財務上的計算。

   對此，美國財政部一直耿耿於懷。「他們顯示了非常糟糕的判斷，標普的決定是對美國的財政缺乏瞭解，他們的計算方法令人震驚地缺乏常識。」美國財政部長蒂姆西·蓋特納說。
 
       

   一直處於上升態勢

   當然，對美國國家債務的計算誤差，不是標普、穆迪、惠譽這「三巨頭」的第一次計算失誤。過去，他們犯過很多次類似的錯誤。他們犯錯的評級對象不僅是某個國家，還有很多公司和債券。要知道，那才是他們的主營業務。

   比如幾年前倒閉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三大評級機構竟然給它比較靠前的評級，而並沒有向投資者發出警告；需要美國政府巨資援助才能勉強生存的AIG，竟 然被評級機構評估為「安全」級別。鑑於此，美國參議院調查小組認為，評級機構應該為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負主要責任。「預測我們國家的前景，標普是最不值得信 任的地方，它的信用等級比美國還要差。」在標普下調美國的主權信用等級後，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

   但儘管如此，這些錯誤並沒有損害評級機構這種微型行業的增長。自從約翰·穆迪在1919年首次對鐵路債券進行信用評級，這個行業就一直處於上升態勢。 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世界越來越重視數字，而越是如此，評級機構的重要性也越是凸顯，源源不斷的投資者瘋狂追蹤標普的任何一次評級。

   評級機構越來越在一個國家的前景、命運發揮重要作用的原因是，人們對跨境資本的貪得無厭。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政府債券幾乎沒有任何國際市 場，美國債券大都由美國機構持有。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從國外獲得資金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他們將大量資金投放在國際債券市 場。與此同時，他們也會開始考慮將自己的資金投放在哪個國家會更安全，評級機構發揮作用的時刻隨之到來。

   「國際金融的變化創造了巨大需求，評級機構開始迅速增加，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曾擔任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主權風險部門負責人的文森特·特 魯利亞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特魯利亞就已經開始為大的銀行提供風險分析工作。現在，特魯利亞在曼哈頓掌管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特魯利亞回憶，在穆迪 工作時，他幾乎可以見到任何人，包括「總統、政府首腦、央行負責人等等」。「但是大都是他們來找我們。」特魯利亞說，很多達官貴人會成群結隊來到穆迪的總 部所在地—紐約來遊說。

   那麼，評級機構的工作人員會不會考慮降級的後果，可能會影響到該國成千上萬的人？特魯利亞說自己「從未考慮過這點」。「你不能允許自己有任何情感上的傾向和顧慮，評級並不是判定一個國家是走向好還是走向壞，我們只是評估它的信譽。」

   出人意料的是，評級機構的評估決定並不是由很龐大的專家小組來決定，做出決定的往往只是一小撮人。「當我離開時，我們的小組只有22到23個人。」特 魯利亞說，通常每個首席分析師手下都會有10到12個初級分析師和助手，這些人組成的小組負責分析10到12個國家的信用等級情況。

   在穆迪，評級也並不完全單純由部分國家分析者來決定，最終的評級決定或多或少都受由8至15名分析師組成的委員會的影響。他們唯一的基本規則是，大多 數參與者都負責一個地區部分國家的評級，而他們負責的地區與將要評級的國家不能相同。最後，他們所做出的決定以舉手錶決的方式，由簡單的大多數原則通過。

   與此同時，穆迪對某個國家評級的分類標準也並不明確，他們做出的評級決定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特魯利亞介紹說：「當評級涉及一個新興市場時，你必須 密切關注它的賬戶餘額、還本付息比率、國際資本儲備、其銀行的淨流動資金狀況和匯率政策等等諸多方面。但當評級的對象是工業化國家時，就完全是另一碼事。 你必須得關注其國內的數字變化，一般政府債務的性質究竟是什麼，等等。」
 
        

   他們監管了全球，誰監管他們？

   那麼，評級機構最終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評級委員會將在一起討論幾個小時，其間充斥著大量的尖叫和彼此之間充滿激情的怒吼。」穆迪公司前信貸評級總經理傑羅姆·馮斯說，通常情況下，對評級 機構來說，每做一個評級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很多收入，一般只有5萬歐元到20萬歐元之間。而且，這些收入一般都是來自於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支付。對於像 美國、德國這樣的西方工業化發達國家來說，它們不願意支付任何費用。當然，它們對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也無能為力。

   2007年之前，馮斯的職責是穆迪常務委員會主席，負責創立和經營評估方法。馮斯說，他所總結和創立的評級方法由「高級模型和技術變量」組成，定義的變量、比率和公式等等對整個評級過程來說是一個極其明確的方法，有嚴謹的科學支撐。

   可是一直以來，歐美等國部分政府官員們始終對此持懷疑態度。這也許正是現如今評級機構所欠缺的東西：公信力和可確認性，至少在歐盟負責金融監管的委員 米歇爾·巴尼耶看來是如此。「我們需要對評級機構有更透明和更嚴格的監管。」這位官僚主義者坐在官方豪華轎車後座，一邊擺弄著兩部iPhone手機，一邊 咆哮著說評級機構的種種不是。
 
   歐盟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可與三大評級機構相媲美的評級組織。過去一年來，德國諮詢公司羅蘭貝格一直遊說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服務商，希望 獲得對該計劃的支持。但是，設立這樣一個機構的花銷實在太過昂貴，至少需要3億歐元。因此，該計劃並未受到金融業和專家的認可。畢竟，一旦這樣一個機構成 立起來，它很可能成為歐洲政治家們掌控的工具，成為他們在金融領域報喜不報憂的擋箭牌。

   巴尼耶也想要一個新的、不受任何政治影響的機構。他說，就像進行身體檢查一樣，檢查員本身同樣很重要。換句話說，對現存的評級機構必須有明確的規章制 度，這就是今年年初於巴黎成立的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的職責所在。巴尼耶說，儘管如此，他認為這還不夠，他還要在11月份提交一份設立更嚴格 法規的法律提案。

   長期以來，布魯塞爾一直希望各大評級機構披露其評級的數據和方法，巴尼耶甚至考慮禁止對那些負債纍纍的國家進行評級。他說：「當一個國家正在被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測和救助的時候，降級對它來說是不公平的。」

   關於評級機構權力的過於龐大，他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溫度計發燒了，那麼任何測量結果都是錯的。」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評級機構存在的話，債券 市場上就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出售了。畢竟，一個完全沒有任何評價的債券市場，投資者根本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避開那些如瘟疫一般的投資對象。

   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以來似乎形成了一種傳統，制度制定者總是在促進評級機構與金融投資行為之間的緊密聯繫。早在上世紀30年代，政策制定者們就開始把評級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監管融為一體，作為其迫使大型金融機構減少高風險投資的制衡舉措。

   自那以後，世界各地的立法者紛紛將信用評級作為其金融市場監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隨著評級機構重要性的穩步增長，它們評級的準確性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很多人認為其評級結果與某金融機構或某國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那麼，該如何打破評級機構壟斷式的權力而又不破壞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可能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各國在法律和規章制度層面上移除對評級機構的迷信。這可以使得投資者們尋求除評級機構之外的其他信息源，傾聽對金融市場評價的另外一種聲音。

   出人意料的是，三大評級機構竟然是這種想法的忠實擁躉。莫里茨·克雷默說：「在規則和約定俗成層面上把評級機構和金融市場如此緊密交織，並非我們所願。一直以來，是政治家們強加給我們金融監管的重要性。我們將之視為一種負擔，而這種負擔我們評級機構實在不願承受。」
 
  ●2011年8月5日，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決定降低美國的信貸評級後，美國廣播公司在紐約時代廣場報導該消息。此舉就像是在股票市場上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其造成的衝擊波一直在全球各地迴蕩。


   ●2008年10月22日，標普、穆迪等評級機構的負責人出席美眾議院監管和政府改革委員會就金融危機舉行的聽證 會。從 左到右分別為：穆迪公司前信貸評級總經理傑羅姆·馮斯；標準普爾前執行董事弗蘭克·拉特；信用評級公司Egan-Jones Ratings執行負責人肖恩·伊甘。很多人認為，評級機構評估不力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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