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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三日,三太陳婉珍 掌控的「空中快線」一架AW139直升機由信德中心起飛不足兩分鐘突然斷尾,急降維港。事隔一年,意外原因仍在調查。 此後,AW139意外頻生,今年已於全球發生五次空難,共十三人罹難。澳洲及歐美各國航空安全局,於兩週前向業界發出緊急適航指令,要求更換AW139機 尾螺旋槳葉。昆士蘭政府、波特蘭海上防衞隊及剛發生空難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等已勒令停用AW139。三太旗下的五架同型號直升機,其中四架 在上週一開始「靜悄悄」停飛,只剩下一架航行港澳線吊命,公司每日損失七十多萬。 自三太兩姊妹○七年踢走何鴻燊外甥,掌管直升機業務以來,客流量大跌近兩成。「空中快線」今天的安全危機,除了關係機尾槳葉,還糾纏着一場豪門恩怨。 上週四,記者於上環信德中心「空中快線」票務處查問往來港澳的飛行班次,票務職員表示近幾日因為航班調動,港澳線由每日半小時一班機,改為每日一個鐘一 班。來往澳門、深圳的六班航機,職員稱因例行檢查,全線停飛。「暫時啲機要做檢查,未confirm有無機飛,你留低電話同個名,當有機飛立即通知你。」 空中快線四架停航的直升機,停泊在澳門路環的維修倉。記者實地觀察,三架機泊在倉內,一架泊在露天停機坪,機尾部分拆去外殼,維修員正在謹慎檢查。 根據澳門及香港民航處資料,深澳線每日平均乘客八十名,以每張票價四千元計,停航令空中快線每日損失三十二萬元收入。至於港澳線,亦由每日二十八班次縮減 一半至十四班次,以每張二千九百元票價計算,港澳線每日損失近四十萬元。 「前幾日收到上頭order,要換直升機尾槳葉,我哋個倉存貨唔夠,啲機咪焗住擺倉唔飛得。」空中快線維修職員說,公司於八月二十五日,收到歐洲、美國航 空安全局及AW139直升機製造廠Agusta Westland同時發出的緊急指令,要求AW139機尾螺旋槳葉達到六百個飛行時數或一千五百個飛行循環,就要更換新葉。 兩日死八人 上月十九日,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一架AW139直升機,在接載員工往返鑽油台期間墜毀,四人遇難。事後當局從打撈的機身殘骸,發現脫落的機尾 螺旋槳葉有裂痕。歐航局在意外後發出的指令,表示在巴西的意外,肇事原因可能與機尾槳葉出現裂痕,令機尾出現結構性問題,最後令直升機失控。巴西意外前兩 日,北京市公安局警務航空總隊,於早上九時十二分執行飛行任務時,AW139直升機突然失控墜落北京郊區密雲水庫,機上五名隊員只得一名生還。自去年七月 三日發生維港意外,AW139空難事故愈演愈烈。今年於南韓、卡塔爾、馬來西亞、北京、巴西已發生五次空難。本刊從澳門民航局及香港民航處證實,去年維港 斷尾意外發生後一個月,空中快線維修部在八月中的一次例行檢查,發現其餘三架AW139的機尾螺旋槳槳葉出現裂紋及保護面磨損,需要更換新葉。一名前員工 透露,其中一架機兩塊槳葉裂痕,深得肉眼可見,「公司好緊張,即刻將有問題槳葉send去原廠調查點解咁多塊槳葉有裂紋,半年前根據廠方嘅建議,再喺機尾 做加固工程。」 致命設計 航空工程界認為直升機槳葉屢現裂紋,極不尋常。「飛行服務隊用嘅海豚、美洲豹兩款直升機,架架都飛超過萬個鐘,用足十年,都未出現機尾槳葉有裂紋,兩款機 嘅生產商從來無發出過指引話槳葉有壽命限制。AW139型直升機規定每年飛六百個鐘要換新葉,好短命。一年又發生五次意外,密度算高,呢隻機有問題。」一 名香港飛行服務隊維修部人員說。香港航空工程師、去年以署理民航處處長身份處理維港意外的梁汝強,亦相信AW139的設計可能有問題:「可能係機尾螺旋翼 設計、製造同實際飛行運作有出入。旋翼生命周期愈長,證明架機可靠性愈高;愈短命,架機可靠性愈低。」理工機械工程學工程師盧國強指出機尾螺旋槳葉出現裂 痕,已顯示金屬疲勞,他估計槳葉的旋轉角度設計出錯,今本身的金屬承受力耗損。盧說一旦槳葉脫落產生的震盪力拗斷機尾,便會令直升機失控。 外行人掌舵 空中快線○七年以七億元購買六架意外頻生的斷尾機,跟掌舵的三太兩姊妹不熟悉航空業有關。現任空中快線行政總裁陳婉玉(三太之妹),曾任信德船務會計,後 來跟隨何鴻燊外甥謝天賜,過檔港聯直升機公司(空中快線前身)任會計。當年港聯的股權,何鴻燊佔六成,謝佔四成。九九年謝將一成股權轉讓給陳婉玉,何鴻燊 將手上六成港聯股權給了三太,陳氏姊妹與謝三分港聯,直升機業務仍由謝天賜掌舵。然而,謝於○六年八月,因與何鴻燊不咬弦而被舅父踢出港聯,更被迫將手上 三成股權全數轉賣給三太。自此,港聯落入三太姊妹手中,更於○八年易名空中快線。謝天賜對本刊表示,早於○四年公司已着手研究換新機,當時他認為 AW139營運成本高,建議選購永利娛樂都選用的西科斯基S76C++型直升機,每架機的機價只需七千多萬,相對AW139一架一億一千多萬元,便宜四千 萬元,較為划算。「我未離開公司前,同事已經同廠方傾買S76C++直升機傾咗好耐,○六年我一走,取替我嘅陳婉玉突然下令買AW139,我覺得好愕然, 我有提過何鴻燊,直升機可靠性好重要,呢隻機外國買嚟飛鑽油台,好少當客機載客,何鴻燊就反駁話聽到AW139係最安全,美國總統都坐。 」謝說他翻查資料,當時布殊的直升機隊有二十九架直升機,沒有一架是AW139。一名航空界買手透露AW139直升機是直升機界的法拉利,外貌有型有款, 但需要悉心照顧,且不能頻密飛行,「呢隻機而家賣出四百架,賣得唔差,歸功負責銷售嘅意大利籍副總裁,佢出名俾佣金好手鬆。一般行規俾中介公司佣金 3-9%,Agusta超過一成, 其他各類『佣金』,高達百分之二十。」自三太姊妹掌控後,○八年起,直升機澳港線乘客由十萬人,大跌至去年只有八萬六千人,跌幅近兩成。明年七月空中快線 每年要支付政府三千六百萬元停機坪租金,何家直升機業務雪上加霜。截稿前,空中快線沒有回覆停航原因及何時恢復正常航班。 |
截至3月31日,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年度業績悉數亮相。
除了凈利潤增速下滑、凈息差進一步收縮、不良“雙升”、撥備臨近監管“警戒線”等業績壓力,五大行還迎來了新的“煩惱”,國企改革推進,以及銀行業“緊日子”來臨的雙重背景下,銀行高管薪酬幾近“腰斬”。
中行行長陳四清在中行業績發布會上稱,中行每天保證5億元的純利潤,才能達到凈利潤穩定的目標。不過,這“5億元”並不好賺。2015年,央行5次降息,銀行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放開,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推進,不良貸款上升,各行面臨更多的撥備計提,互聯網金融搶食存款等,給銀行賺錢帶來超過以往的壓力。
高管薪酬“腰斬”
央企薪酬改革推行,銀行業中五大行走在前面。《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現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2015年薪酬“縮水”幅度均在40%以上,不少銀行董事長、行長出現“同薪”。
其中,以工行最為明顯,該行董事長姜建清與行長易會滿2014年薪酬分別為113.9萬元與108.9萬元元,而2015年兩位高管的年薪分別縮減至54.68萬元,降幅分別達到51.99%和49.79%。
建行董事長王洪章的年薪酬也由115萬元降至59.88萬元,減少55.12萬元,降幅達47.93%。此外,交行董事長牛錫明、行長彭純2015年兩人總薪酬均為52.57萬元,而2014年度,牛錫明總薪酬為105.85萬元,彭純總薪酬為100.76萬元,兩人降幅也分別達到了50.34%和47.83%。
2015年,農行高管變動較大,以農行執行董事、副行長樓文龍為例,其稅前薪酬從2014年的97.74萬元下降至52.21元,薪酬減少了45.53萬元,降幅為46.58%。剛剛上任幾個月的農行行長趙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高管減薪早在2015年年初就有發生。
目前來看,國有大行中只有中國銀行降薪幅度最小。中行董事長田國立薪酬由118.08萬元減少至61.79萬元,下降56.29萬元,降幅44.28%。陳四清從2015年1月正式擔任中行行長,去年薪酬較2014年擔任副行長時的108.32萬元降至61.33萬元,“縮水”46.99萬元,降幅43.38%。
對於大行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急劇縮減,工行行長易會滿在業績發布會上稱,銀行高管減薪是遵守有關政策的要求。五大行各行年報中在高管年薪一章中均顯示,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本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的薪酬,按照國家有關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執行。
去年起正式實施的《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對於銀行高管大幅降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大國有行的高管百萬年薪已成為歷史,2015年年薪均驟降至百萬元以下。2015年中旬,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曾對媒體表示:“與現行政策相比,改革後多數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將會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還會比較大。”
盡管央企負責人在職業發展通道、社會地位等非物質激勵較大,但是近兩年銀行高管首現主動“離職潮”,與薪酬不無關系。
近日,有報道稱,工行電子銀行部總經理侯本旗已離職,將跳槽去籌備北京首家民營銀行“中關村銀行”。與此同時,工行產品創新部總經理薛鴻漸也已遞交辭職申請,不過目前去向尚未得知。
五大行日賺25億背後的“緊日子”
2015年,工中建交四大銀行共實現凈利潤9234.22億元,按照2015年366天計算,日均凈賺25.23億元。
然而,除了交行外,其他體量龐大的工中建行四大銀行凈利潤增速總體低於1%。
作為凈利潤增速突破1%的交行,該行實現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665.28億元,同比增長1.03%。中行股東應享稅後利潤1708.45億元,同比增長0.74%。農行全年實現凈利潤1807.74億元,增長0.7%。工行實現凈利潤2771.3億元,比上年增長0.48%。建行歸屬於該行股東的凈利潤2281.45億元,同比增長0.14%。就凈利潤增速而言,建行墊底。
對於凈利潤增速的進一步下滑,工行在年報中指出,這一經營業績是在增長難度加大的高基數上取得的。利潤總量越大,增長難度也隨之增加。“現在凈利潤每增長1個百分點,相當於5年前的1.7個百分點,10年前的7.3個百分點。”易會滿在業績發布會上表示,工行2015年實現凈利潤超過了2000年之後8年的利潤總和。
在依賴利息收入獲取利潤的銀行業,凈息差的下降對其利潤影響較大。2015年,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凈息差再次集體下降,農行凈利差進一步收窄。由2014年的2.76%下降至2.49%,下降0.27個百分點。交行凈利差和凈利息收益率分別為2.06%和2.22%,同比分別下降11個和14個基點。中行凈息差同比下降13個基點至2.12%。建行凈息差和凈利息收益率分別為2.46%和2.63%,同比下降0.15個和0.17個百分點。
對於凈息差的下降,中行分析稱,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央行2015年先後5次降息,同時對商業銀行不再設置存款浮動上限;二是人民幣準備金率下調;三是中行持續優化資產負債結構。
“這樣的收窄肯定對今年的盈利帶來一定影響,對2016年整體的盈利主要影響有兩大方面,一個是資產質量,第二方面則是利差收窄。”易會滿稱。
“對於2016年凈息差,三個字——‘還會降’。”陳四清稱,但是會盡量讓凈息差少降。他認為,凈息差的下降有一個好的方面是降低融資成本,但是由於銀行有70%的收入來自利息收入,利差太低對股東回報以及銀行的持續經營也會帶來困難。
“在收窄凈息差的同時,不能完全靠利息收入來過日子,我們要進一步加大非利息收入的拓展。”陳四清稱,中行2015年非利息收入在營業收入中占比提高至30.65%。
對於農行凈息差縮減幅度大於其他大行,農行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李運在業績發布會上對記者表示,未來農行將采取系列措施收窄息差降幅:首先是加強存款端的成本管控,加快消化歷史上高成本負債,實現分層定價;其次在貸款端減緩貸款收息率的減緩步伐,對於貸款定價下滑比較快的,適度上收貸款利率授權,農行2016年還將對低利率品種做出調控;最後是提升投融資業務收益率。
面對凈利潤增速的下滑,中行給出了2016年穩定凈利潤的方案:“海外多一點,境內少一點;中間業務收入多一點,利息收入少一點;金融業務少一點,公司業務少一點;不良化解貢獻初步增多,同時計提撥備也要增加,通過不良資產化解達到一個平衡;銀行精打長算,開支、支出費用把得更緊一點,自己過緊日子。”
不良率最高超2%
2015年,工農中建交不良貸款新增共計2393.19億元,不良“雙升”趨勢並未緩解。
其中,農行2015年不良率為2.39%,同比上漲0.85個百分點。位居五大行不良率之首。農行風險總監宋先平介紹,農行不良率和同業相比增加較多,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東部沿海地區和資源大省的不良貸款;二是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三是民營企業;四是中型企業。
宋先平透露,農行2015年在不良貸款批轉出表方面,比同業平均水平少了300億元,留在賬面上的不良貸款就多一些,“如果不算這300億的話,不良貸款增幅跟其他四大行差不多。”
“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結構調整深化,產業轉型加速,部分行業及企業持續承壓,企業資金鏈普遍趨緊,部分企業償債能力下降,導致本行面臨的資產質量控制壓力有所加大。”工行在報告中稱。
在不良貸款分布方面,工行不良貸款增加較多的地區是長三角、西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不良貸款增加主要是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部分企業經營困難,貸款違約增加所致,西部地區不良貸款增加受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的影響外,還因煤炭價格下跌影響,資源型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出現貸款違約。
在建行的不良貸款行業分布中,批發零售業和制造業成高不良率的“重災區”。截至2015年末,建行批發和零售業不良貸款率高達9.65%,同比升3.5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金額373.53億元,較2014年末新增142.23億元;制造業不良率5.89%,同比上升2.28個百分點,不良貸款金額716.41億元,較2014年末新增231.51億元。
不過,可以看到,建行也在不斷調整這兩個行業的貸款占比,批發零售業貸款占比較2014年末下降0.31個百分點至3.69%;制造業貸款占比較2014年末下降2.17個百分點至11.61%。
“2016年,銀行業的經營發展環境依然錯綜複雜,世界經濟複蘇緩慢,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銀行業資產質量管控和不良貸款化解的任務將更加艱巨,預計2016年我國銀行業資產質量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中行首席風險官潘嶽漢在業績發布會上稱。
面對不良壓力,化解不良資產成為銀行重頭戲。潘嶽漢表示,2015年中行化解不良資產1044億元,同時壓退非不良授信1073億元。易會滿表示,2015年工行動用600億元來解決不良貸款。
“不良”上升勢頭加速的背景下,大行的撥備覆蓋率正在接近監管150%的“警戒線”。農行年報數據顯示,截至12月31日,該行撥備覆蓋率為189.43,高於其他四大行。其中,建行撥備覆蓋率為150.99%,逼近150%的監管“紅線”;中行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153.30%;交行撥備覆蓋率155.57%;工行撥備覆蓋率156.34%。
工農中建四大銀行撥備覆蓋率下降最快的是農行,從2014年的286.53%下降至189.43%,下降了97.1個百分點。其次是建行,2015年末,建行撥備覆蓋率為150.99%,較上年下降71.34個百分點;工行撥備覆蓋率156.34%,較上年下降50.56個百分點;中行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153.30%,比上年末下降34.30個百分點;交行撥備覆蓋率155.57%,較上年下降23.31個百分點。
此前在取消銀行存貸比之際,業內就曾討論降低銀行撥備覆蓋率的監管要求。2016年亦有消息傳出,監管層正在討論將銀行撥備覆蓋率下調至120%。對於撥備覆蓋率的下調預期,易會滿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正在研究,但具體細節銀監會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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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微利企業(下稱小微企業)享受10%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範圍再度擴圍。
4月2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7項減稅舉措,其中之一是2018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期間,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
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但對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稅。上述政策意味著,未來三年內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100萬元的合規小微企業,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簡單理解也就是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10%。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對小微企業減負力度不小,未來這一限額有可能繼續提高。
小微企業減半征稅優惠政策在近5年擴圍5次。2014年起國家將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6萬元提高至10萬元,後再提至20萬元,而2015年8月直接提至30萬元,覆蓋了所有的小微企業。2017年再度將該標準提高至50萬元,首次突破了《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確定的小微企業標準,擴展至部分中型企業,2018年則直接提高至100萬元,力度空前。
這次標準提高,直接受益的是年應納稅所得額在50萬元至100萬元範圍中的企業,2017年底以前這些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而2018年至2020年三年內企業所得稅稅率相當於直接降至10%。應納稅所得額50萬元以下的企業同樣間接受益,因為此前這些企業享受這一政策優惠期是2019年12月31日,而現在則延長一年至2020年12月31日。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標準不斷提高的主要目的是讓更多企業享受到這一稅收優惠政策,讓減稅更具獲得感。
這項新政減稅力度有多大?國務院並未單獨說明這項新政的減稅金額,但包括這項政策在內的7項減稅政策將全年為企業減輕稅負600多億元。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數據,2017年稅務部門實施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共減稅454億元,其中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範圍從年應納稅所得額30萬元擴大到50萬元,減稅128億元。
按照以前慣例,財稅部門將很快公布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稅的詳細標註。除了年納稅所得額提高至100萬元以外,還涉及從業人數和資產總額等具體指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多次強調,從當前來看,小微企業是就業巨大的容納器,事關中國經濟的活力與繁榮;而從長遠看,通過支持小微企業發展,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小微企業不僅可以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還可以享受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的加計扣除優惠、創業投資企業優惠、加速折舊優惠、減計收入優惠等“稅基式優惠”以及專用設備投資額抵免優惠的“稅額式優惠”。
除了稅收優惠外,國家也致力於激勵金融機構來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比如從2017年12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將金融機構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政策範圍由農戶擴大到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享受免稅的貸款額度上限從單戶授信10萬元擴大到100萬元等。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還部署對銀行普惠金融服務實施監管考核,確保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增速、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業貸款質量和貸款綜合成本,力爭到三季度末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有較明顯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