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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災再起 這次不能只靠央行解套 兩大巨變下 金融市場如何再見曙光？

汽車產業巨變 這幾條賽道要占領

盡管奔馳、寶馬和福特從2014年就開始強調其不再是一個單純車企，而是未來人們日常出行服務方案的供應商，但直到今年亞洲消費電子展(CESAsia)才將這個概念闡釋清楚。

在此之前，瑞銀證券汽車行業分析師、董事鄒天龍認為，車企所提的“出行服務”是一個汽車後市場概念。但從寶馬(中國)服務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韋睿在5月12日的演講中發現，這更是一個前裝概念，甚至直接讓汽車企業從過去的一個單純的汽車制造商，轉變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移動智能硬件供應商。

從新能源、車聯網到無人駕駛，汽車產業正在面臨巨大的變革。在這個充滿著機會與挑戰的時代，眾多具備深厚互聯網背景的企業開始造車，同樣一些在新能源、車聯網或無人駕駛方面有技術儲備的科技類公司也深受資本市場關註。

盡管業內不乏“傳統車企將被滅絕”的觀點，但寶馬大中華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康思遠卻認為，“現在這樣認為還為時尚早”。至少在未來技術發展方面，傳統車企更具號召力，眾多的供應商更願意跟隨車企的方向。正如寶馬所宣傳的“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但可以創造未來”。

未來汽車三大框架

韋睿在主題演講中表示，寶馬汽車認為，未來汽車發展的三大方向包括：數字化，汽車通過智能互聯與出行服務的無縫結合;自動駕駛中提供純粹駕駛樂趣和純電動出行。

這與戴姆勒大中華區高級執行副總裁、梅賽德斯-奔馳乘用車中國研發中心負責人安爾翰的觀點一致，安爾翰認為，電動驅動、無人駕駛和智能互聯是未來汽車發展的三大架構。

圍繞這三大架構，汽車企業也發起了“數據保衛戰”。

一輛汽車有上萬個零部件，而汽車企業真正生產制造的零件卻少之又少，它有龐大而有序的供應商體系，在數字集成方面，傳統企業具備天然的優勢與經驗。在互聯網企業準備以大數據、以雲來整合一切的今天，車企也在今年的CESAsia上提出了屬於車企的“雲”概念。如奔馳的Car2X智能雲端交互系統和寶馬的開放式移動雲。

與互聯網的雲不同，汽車企業的“雲”已經具備了明確的應用場景，利用大數據的概念，車企的雲概念能夠為駕駛者打造從出行、用車、充電和智能生活的一切，打通車與一切智能終端，包括智能家居的界限。

巨大的產業變革，也在影響汽車企業的全球研發格局，特別是在中國市場的布局。普華永道的調查顯示，中國的消費者比全球其他市場的消費者更願意接受新的、帶有車聯網及無人駕駛的車輛，且中國消費市場層級多、需求複雜、道路交通狀況更加複雜，越來越多的汽車企業願意在中國研發與實驗無人駕駛和車聯網技術。

比如，寶馬全球的無人駕駛實驗室就主要在德國和中國展開，而在中國又分別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實驗室。

在這樣的背景下，寶馬在華研發團隊也在不斷擴大，根據韋睿的介紹，目前寶馬在華有大約600名這樣的產品工程師，此外還有與此相當的質量和制造工程師，成為寶馬除德國之外最大的研發中心。

中國企業的機會

跨國車企在華增強研發團隊，除了適應中國的路況之外，更希望與如地圖、充電設施等本土供應商加強合作。

安爾翰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就曾明確指出，基於電動驅動、無人駕駛和智能互聯的發展，奔馳在華的研發團隊在不斷擴大，從2014年11月的380人，擴增到現在700多人。其中新增人員主要聚集在上述三大框架之內。

而這些跨國企業在華研發團隊的加強，也給了眾多本土互聯網供應商機會，例如百度地圖等，就抓住機會開始了中國企業無人駕駛項目的開展。在此帶動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車企也加強了在無人駕駛方面的研發，盡管一開始全部都是外國供應商，慢慢會有越來越多的本土供應商參與進來。

友衷科技就是看到機會的一家創業公司，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科技公司看到了互聯網造車的機會，而這家創業公司卻認為車聯網是一個大的產業，未來也能發展成為一個萬億級市場。公司創始人、CEO張錚表示，盡管汽車產業未來的終極目標是無人駕駛，但首先要保證的是安全，是技術的成熟。因此，相較無人駕駛技術，高級輔助駕駛系統(ADAS)在目前具有巨大的市場。

基於此，友衷科技在今年的CESAsia期間實施了一款可實現中控(信息娛樂系統)、手機、HUD、後視鏡等多屏互通的AutoIO超能儀表。

而實際上，看到機會的不只是友衷科技，也不只是中國企業。來自以色列的科技巨頭Mobileye也於近日與中國互聯網公司司科通芯城旗下的硬蛋科技聯手，利用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在中國市場ADAS產品層面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深耕智能汽車生態圈。

兩票制：一樁疫苗大案引發的票稅巨變

中國投資咨詢網 2016-06-17 16:50

這些問題均來自於幾個月內形成的政策，在無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發布。 真正了解醫藥行業的人士都知道，這幾個問題每一個都很重要，而且實質地影響著市場，更重要的是明示：國家對醫療領域的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加快節奏。

兩票制：一樁疫苗大案引發的票稅巨變

2016年的5.7億元疫苗大案，實際去年已開始調查，到今年媒體曝光，引發全國性震驚和恐慌，民眾對藥品監管體系的嚴重質疑，進而得到國家高層重視。在4月6日、13日連續兩次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通過疫苗案提出要整頓藥品流通秩序，用“兩票制”來壓縮藥品流通環節，使之扁平化。甚至提出了疫苗的“一票制”，取消藥品經營企業經營範圍中二類疫苗一項。一二類疫苗全部歸並到省級公共資源管理局的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實際就是“一票制”。

“兩票制”的實施還有不少配套工程。例如94號文，打擊十大藥品經營違法行為，其中一至五項全部劍指掛靠和走票。界定為情節嚴重的，可以吊銷藥品經營企業的經營許可證和GSP證書。同時，該文提出要求全國藥品經營企業在5月31日前對自身可能存在的十大違法行為進行自查，如實上報。指出具體的掛靠人員和掛靠公司，限期整改，可從輕發落。如果心存僥幸隱瞞不報甚至對抗，政府部門采取的措施將會比較嚴厲。6-9月，各省的藥監局將就自查報告進行檢查，開展藥品流通秩序的專項整治行動。

CFDA和稅務總局簽訂了《信用互動合作框架協議》。如此一來，藥品監管和稅務在一定程度上捆綁在一起。如果二者其一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發現藥品生產經營企業有不誠信的行為，如經營過程違法，出現藥品質量問題等，均可能進入不誠信名單，稅務和藥監都可以加大檢查頻次和力度。這樣的檢查力度，試問哪個企業能招架得住？

藥監的打擊不外乎吊銷生產或經營許可證，而稅務的打擊就嚴重了，增值稅發票相關違法行為是跟刑事犯罪掛鉤的，並非簡單吊銷證書可解決。

“營改增”自5月開始實施，藥品生產企業和代理商面臨非常大的沖擊。“兩票制”就福建來說已執行多年，並非新鮮事物。對企業而言，加強自身管理和財務處理能力，解決高開雖說是件難事，但並非邁不過去的坎。但“兩票制”加上“營改增”，事情就變得非常棘手。營改增是全行業從營業稅轉成增值稅。以前很多企業的銷售發票可以通過一些營業性發票沖抵，處理起來問題不大。但如今涉及到增值稅的虛開，這個罪名就大了。玩票就等於是在玩命。

所以說“兩票制”+“營改增”，關鍵在“營改增”，對企業形成了致命的威脅。很多企業在此輪政策要求下，如果財務處理有問題，極有可能過不了這個坎。一定有不少企業在此期間關門大吉，以過票為生的藥品經營企業，無票可過，還要面對94號文的針對性打擊，舉步維艱。

曾經有官員表示，13000多家藥品批發企業總要死10000家，最後剩下3000多家，這不是危言聳聽。“兩票制”+“營改增”使藥品生產經營企業調整經營體系成為迫在眉睫的的事情，必須要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調整，進行大換血。

當然，如要界定“兩票制”+“營改增”影響，也就是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陣痛。在解決好這個問題之後，藥企的經營方式和營銷模式將會升級，這倒不失為一件好事。但要是邁不過去的話，會逐漸被這個行業淘汰，或者在監管打擊下直接離開這個市場。

藥品一致性評價：中長期的行業之痛

陣痛的克服相對輕松，面對中長期的痛就不那麽容易了。而藥品的一致性評價就屬於這個行業中長期，至少是中期的痛。

CFDA剛剛公布了需要進行一致性評價的289個基藥品種，必須在2018年底之前通過評價，否則這些藥品批文將被吊銷。此批藥品涉及近2萬個批件，2千家左右的藥企，波及面影響力巨大。除此之外，化學藥品新註冊分類實施前批準上市的仿制藥，包括國產仿制藥、進口仿制藥和原研藥品地產化品種，均須開展一致性評價。

同品種一家通過，其他生產企業也需要在3年內通過評價，否則同樣會吊銷批件。另外，在招標過程中，同產品有三家通過一致性評價，未通過的藥品將喪失投標資格，連入場券都沒有了，何談比賽？這對仿制藥提出了非常嚴厲的要求。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除了在招標過程中獲得政策傾斜，在醫保方面也有一定優勢。

醫保調整：錯綜複雜的膠著

去年國家的醫改重點工作安排中要求當年9月要出臺醫保支付標準相關文件。但迄今為止，這個文件仍未出臺，原因錯綜複雜。首先，我們的醫保體系存在三類醫保——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前兩類由人社部掌管，後一類由衛計委掌管。

對於三保合一的呼籲和要求至少從2013年就開始了，但到現在也未明確。今年兩會時傳出過消息，現階段三保合一如有困難，可先進行兩保合一，也就是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合並。國務院的政策有相關要求，人社部也曾發文要求各省在6月底前出臺城鄉醫保，即兩保合一的方案，在年底前完成兩保合一。

醫保作為三醫聯動的一環，在醫改進程中各種調整動作持續進行，但現階段似乎進入了膠著階段。醫保支付保準遲遲無法推出，與兩部門間的博弈是分不開的。

就在20天前左右，衛計委官網掛出文件，說明新農合藥品的支付標準以通用名為標準。在國務院宣布兩保合一的情況下，衛計委單方面確定新農合藥品支付標準確實令人詫異。尤其兩保合一後，新農合的名稱是否保留還不可知。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並後極有可能另行命名，例如“城鄉居民醫保”之類。目錄也有可能面臨調整。衛計委此時發出通知，更像一種宣示，表明自己對新農合仍有話語權，同時也在挑釁人社部對支付標準的討論結果。

人社部經過多輪的討論，確定了基本思路：先期按藥品商品名制定支付標準，後逐漸過渡到按通用名制定支付標準。此思路符合藥品市場現階段實際情況——在仿制藥未通過一致性評價前，原研藥和仿制藥之間，通過一致性評價和未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之間存在質量上的差別。藥品一致性評價作為國家戰略寫入《十二五藥品安全規劃》，最早一批289個基藥品種完成評價時間節點是2018年，後續品種也需要時間陸續完成。未來一致性評價完成後，同種藥品在質量和療效上一致，以通用名為支付保準完全可行；但在一致性評價未完成前，就以通用名為支付標準不現實。

人社部先以商品名，後以通用名為標準的思路是承認現階段藥品質量存在差異，質量療效更好的藥品采用較高的報銷標準，其他藥品采用稍低的報銷標準。衛計委發布新農合支付標準後不久，人社部在官網有個動態發布：十個省份+新疆建設兵團完成三保合一，且運行良好，由人社部門進行管理。此消息似乎在傳遞人社部對未來三保合一進行管理的能力和信心。

從以上兩個小小的事例，對兩部門醫保博弈可窺一斑。醫保支付標政策準遲遲未出臺也就不難理解。個人認為，醫保調整這個事情有個先後順序。首先，是城鄉醫保的合並歸屬權的確定，歸屬權確定，才會出現制定支付標準的部門；制定部門確定之後，標準制定工作才能啟動。

有傳言醫保目錄今年調整，從慣例來看合理，距上一版醫保目錄出臺執行已過去7年了，國家目錄調整及省目錄調整進入窗口期。但從今年形勢看，個人認為未必會如此操作。醫保支付標準實際能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目錄問題，二是報銷標準問題。目錄解決了哪個通用名或者商品名在醫保的問題，報銷標準解決了以什麽價格報銷的問題。故醫保支付標準可一次性完成兩項工作，並不需要按以往習慣調整目錄。

再看基藥目錄，2012版基藥目錄2013年執行，已經過去三年有余，也進入調整周期。基藥目錄由衛計委制定和調整，但基藥屬於醫保甲類報銷品種，目錄的調整也涉及與醫保部門工作的銜接問題。在兩保未合一的情況下，基藥目錄調整同樣存在困難。

我們以近期藥品國家談判為例，佐證以上觀點。前不久，國家衛計委與幾個外企和貝達藥業進行藥品價格談判，最後三個品種砍價50%以上，最大降幅的是GSK的一個品種，達到67%。

幾部門聯合發文，談判成功的品種要和醫保銜接。但實際上並不意味著這幾個品種已獲人社部門認可，立即進入醫保，按照談判結果進行報銷。圈內流傳著人社部一個未發出的文，人社部對這些品種的信任和報銷存疑。

由此可見，無論醫保目錄還是基藥目錄，在兩保合一確定，醫保支付標準政策出臺之前，都很難調整。所以醫保支付標準是今年最大的懸案。招標完成後，藥品醫院銷售價格確定，人社部門將支付標準的決定權下放到地級市政府醫保部門。這個價格如何確定決定了大多數藥企的未來。

招標GPO：兇狠的砍價模式

藥品的二元定價模式中，除了醫保就是招標。去年2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藥品采購政策7號文發出後，衛計委要求各地在去年11月集中開標。直到今天，還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沒有開標，有的省份還在觀望。即使開標，大多也是碎片化的非主流項目，主流藥品招標還未正式開始。在今年招標中出現兩個熱點，一個是三明模式，一個是GPO。

三明模式獲得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認可，大力推廣，影響力越來越大，聯合采購的城市不斷增加，烏海、寧波、珠海、玉溪等城市都加入聯合采購隊伍。後續聯采城市越來越多，國家200個醫改試點城市理論上都有進入的可能。不同經濟情況地區會出現不同執行方式：醫保資金吃緊地區，支付能力有限，直接複制三明，走較極端的路線成為可能；醫保資金充裕的地區，會采取更為溫和的方式。

另一個熱點GPO，藥品集團采購。上海2014年已經開始3個基藥品種的帶量采購，今年專門成立一個藥品GPO的組織進行部分抗生素的采購。追溯到更早，1998年閔行模式進行供應鏈成本分攤，成為上海GPO的雛形。醫院和生產企業在中標價基礎上進行二次議價，降價後的差額通過供應鏈成本分攤的名義進行分配。我們可以理解為概念技術性更換。

除了上海，深圳的GPO也獲得了廣泛的關註。全藥網作為海王旗下的一個機構向深圳市政府承諾，在原有省級中標價基礎上，將藥品價格下降30%以上。首批納入156個品種進行議價談判，不同產品采用不同的談判策略。

進口、專利、原研、合資產品議價能力高，壓價幅度小；獨家中成藥尤其中藥註射劑、輔助用藥砍價的力度會很大；用藥量大，競爭廠家多的品種降價幅度可能超過30%。

深圳、汕尾是全藥網在廣東操作的第一批城市，後續第二批將增加東莞和惠州。國家7號文明確試點城市可制定單獨的集采方案，但必須堅持省級平臺的操作。全藥網自建平臺的方式與7號文形成沖突，著實出人意料。其完全與廣東藥交平臺脫鉤，即使數據有可能共享，但交易完全不在省平臺進行。

除了廣東四市，全藥網在湖北也在推進相關工作，年初湖北省委書記接見了海王董事長，其表示可為湖北節省100億元-200億元的藥品開支。個人估計，湖北的藥品盤子應該不超過500億元，按此計算降級幅度達到20%-40%。可見全藥網推開的地區藥品降價幅度相當大，甚至超過上海GPO。與上海GPO技術性外衣不同，全藥網砍價方式更為粗暴，目標就是替政府把藥價砍下來。

藥品招標更加複雜化，出現了三明模式的推開，上海gpo，深圳全藥網等。在7號文和70文基礎上各地有了自己的套路。藥品價格是廠家的生命線，一降再降後，企業生存將成為問題。

綜上所述，兩票制是藥企的陣痛，一致性評價是中期的痛，醫保是一個要命的癥結，藥品招標GPO帶來的價格下降是一個長期的痛。國家要求2017年底前將藥占比壓縮至30%以內，而目前普遍在40%的基礎上完成任務，這就需要把藥品支出減少25%，也就是說四分之一的藥品銷售額要蒸發。蒸發來自哪里，一是藥品價格的下行，二是藥品使用量的減少，出現量價齊跌。

在此過程中，如果政府財政補償不到位，醫院經營會出現問題，從而聯動其他環節受阻。在醫保醫藥醫療三醫聯動改革過程中，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補丁政策。我們要密切關註政策動向，找出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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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融資結構巨變：直接融資發展迅猛

因直接融資發展迅猛，廣州市今年上半年的融資結構發生了巨變。

今年上半年，廣州市直接融資余額達1.2萬億，占比近3成，同比增速高達52%，占廣東省比重達53.8%。8月25日下午，在廣州市金融工作局組織召開的廣州市融資工作會議上，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歐陽衛民對這一成績表述出滿意和肯定。

據悉，今年上半年，廣州直接融資中，一是股權融資發展快速，上半年股權及其他投資額6891.99億元，同比增長52.43%，高於全省的24.49%。其中，廣州各類股權投資機構迅猛增加，從2014年底的280家增加到目前的約1300家，管理資金規模超過3000億元。二是債券融資大幅增長，上半年債券投資額5742.53億元，同比增長51.59%，比全省高18.37%。三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PPP項目)有了新突破。今年上半年，廣州市政府以直接投資、資本金註入、投資補貼等方式投資82億元用於機場、港口、高速公路、市政路橋等，帶動社會資金投入206.5億元。

據廣州市金融局局長邱億通此前對媒體介紹，廣州市直接融資發展迅猛的原因，一是受益於國家發債制度改革，2015年債券發行制度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發行效率大大提高。今年上半年，廣州市公司債發行1250億元，同比增長17倍，企業債較去年全年增長近10倍，達248億元。二是市場需求迅速擴大，基礎設施項目及實體企業迫切需要降低融資成本，獲得長期資金支持，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理財意識增強，為市場需求提供了資金來源。

廣州市對直接融資提供的獎勵支持，也促進了直接融資的發展。今日下午，邱億通介紹，市、區兩級政府獎勵上市企業最高達600萬元/家，新三板掛牌320萬元/家，在廣州股權交易中心股改60萬元/家;債券發行貼息每期最高可達50萬元，股權投資機構最高獎勵1500萬元/家;高層次金融人才最高獎勵100萬元。2015年廣州市獎勵直接融資支出合計超過1.6億元。

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歐陽衛民表示，上半年廣州金融業發展呈現“穩”、“好”、“活”的態勢。“穩”體現在全市金融體系整體穩健，既沒有發生較大的金融風險個案，更沒有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截止6月末，廣州市不良貸款率為1.25%，比全國(1.81%)低0.56個百分點。

吳起：紅色“石油王國”的巨變

“這1萬多塊錢算他的九牛一毛嘞!”圍坐的村民打趣道。今年61歲的陜西省吳起縣農民李仲幫在一旁樂呵呵地表示認同。

今年，李仲幫領到4000多元退耕還林補助，加上在山地種植山杏、山桃接近6000元的收入，而這1萬多元對於家庭年收入已經超過20萬的李家來說，已經不算啥了。

但是，吳起縣相當多農民還遠未達到富裕程度，該縣“油主沈浮”的資源型經濟，也在經歷斷崖式下跌，不管是個人還是全縣經濟，都要尋找轉型之路。

搬出山溝溝

李仲幫家祖祖輩輩生活在陜西延安市吳起縣。吳起縣因戰國時魏國大將吳起在此屯兵駐守23年而得名，更因作為中共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落腳點而聞名。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由瑞金等地出發，歷時一年有余，途徑11個省，行程兩萬五千余里，於1935年10月19日進入西北蘇區的吳起鎮，勝利結束長征。

然而，這片充滿紅色傳統的土地卻長期飽受貧困之苦。李仲幫原來居住的鐵鞭城鎮五岔村就是個山區，水、電、路都不通，距離最近的縣城也要20公里。他每次去縣城都要走上2個小時，全年收成勉強夠全家口糧。李仲幫跟中宣部“重走長征路”記者團回憶在老家時的生活道：“那時候在老家窮得很，啥都沒有，一年到頭過下來全靠天吃飯，喝的都是溝里挖的水，看病、上學都是問題。家里有三個男娃娃，供娃娃上學，三五塊零錢都沒有。”

2012年，李家隨著異地搬遷扶貧工程搬到了河西臺移民搬遷點。現在，三個孩子都讀完了書，大兒子在跑長途運輸，二兒子在地稅所上班，三兒子開起了鏟車，鏟車是自家靠銀行低息貸款買的，家里也在今年還清了貸款，李家的日子苦盡甘來，家庭收入已經達到了20萬，遠遠超過了最低年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1萬元的鐵鞭城鎮村民，成為村子里的致富“新貴”。李仲幫在記者面前不住地重複著：“現在的生活好得很，享受得很。”不時發出幾聲爽朗的笑聲。

李仲幫的鄰居、原來南莊畔村的村支書一家早他一年搬進了河西臺的新窯洞。唐敏是這家的兒媳婦，在新家里已經住了5年。唐敏和婆婆都是全職家庭主婦，丈夫在附近的石油廠工作。唐敏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搬過來之前，一家住的是三四十年的土窯，現在住上了寬敞明亮的新房，丈夫上班也只要十幾分鐘了。

吳起縣鐵鞭城鎮河西臺移民搬遷點李仲幫家的新窯

走出大山並不容易

移民搬遷是吳起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按照當地精準扶貧的補助，移民搬遷戶可獲得每戶2萬元，每人1萬元的補貼，特困戶另外補助1萬元。以李仲幫家為例，他家建起了四孔窯洞，大約花費了13萬，家里5口人，國家補助了7萬，自己家里掏了5、6萬。

雖然有政府出臺的補貼政策，但從山上搬到山下，這需要自家掏的幾萬塊錢對於山溝溝里以種地為生的農民來說並不是一筆小數目。李仲幫家里有3個壯勞力，唐敏的公公是村支書，丈夫在石油公司工作，也可以說是家境殷實。

李仲幫原來住的五岔村約有120戶，600多人，現在還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山上。唐敏所在的南莊畔村也僅有十幾戶人家搬到了河西臺移民搬遷點。

李仲幫告訴記者，留在村里的人大都是年紀大的不愛出來。當然，其中也不乏以土地為生或者拿不出這幾萬塊錢蓋新窯的村民。相比李仲幫家已經不在乎土地收入的情況，對於山上不少家庭來說，土地還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他們不得不受現實情況的制約過著溝里挖出個窩窩吃水，到處坑坑窪窪羊腸小路的生活。

本報記者從當地官員處了解，直到2015年底，吳起3369戶，8879人貧困人口人均收入達到3950元，全部超過2950元的省定貧困縣，實現了年末整體脫貧目標。鐵鞭城鎮白於山區移民搬遷主要分為三種方式：進城、進鎮和就地分散。像李仲幫和唐敏家就屬於進鎮的情況，而一些經濟能力更強的人進入到吳起縣城，一些老年人和以土地為生的人則留在當地。

而對於精準扶貧來說，讓農民搬出交通不便的大山、達到最低收入線才是第一步。如何增加進城、進鎮農民的收入，實現偏遠山區人口“移得來、穩得住、能致富”以及如何改善留在當地農民的生活條件，是吳起政府精準扶貧工作的重大考驗。

“油主沈浮” 經濟斷崖式下跌

說到經濟發展，不得不提到吳起的石油資源。吳起境內油氣資源豐富，已探明石油儲量4.5億噸、天然氣1000億立方米，石油年產量穩定在550萬噸左右，是陜北石油產量和資源區塊最大縣。吳起經濟屬於“油主沈浮”的資源型經濟，石油工業的拉動是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也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石油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占地方GDP比重高達80%以上，最高時甚至占到87%。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開采石油後，吳起縣的經濟經歷了井噴式的增長，一舉從國家貧困縣轉變成全國百強縣。吳起地方財政收入在2014年達到36億，創史上最高，在百強縣排84名。吳起縣先富起來的、能夠有實力搬遷的農民也大多與石油有關。李仲幫的兒子從事的貨運工作與石油有關，唐敏的丈夫亦在石油公司工作，可以說吳起人民生活條件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石油資源，可謂“油興則民富，油衰則民貧”。

而在2015年、2016年，隨著國際油價的下跌，吳起的經濟也呈現斷崖式下跌的態勢。2015年全縣完成地方財政收入28.8億元，2016年財政收入預計為15億。

吳起經濟發展局局長賈治乾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講述了吳起經濟發展的困境：“吳起的石油困境從去年9月份一直持續到現在，這一年來，石油公司沒有向當地政府繳納過每個月約1.2億的石油收益分成。”

產業結構的失衡嚴重制約著吳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長征期間，來吳起采訪的美國記者斯諾曾稱這里是蘇區的“工業中心”。1936年紅軍西征期間，吳起鎮成為紅軍的重要補給地。手榴彈、炮彈、手槍、激光槍和被服、鞋襪、藥品等都貼著“吳起制造”字樣。而今天的吳起卻是石油一家獨大，工業產業薄弱。和延安及其它資源型城市一樣，吳起經濟結構轉型迫在眉睫。

對於產業結構的轉型，賈治乾認為吳起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一是旅遊業，雖然吳起目前旅遊業的產值仍不具有統計性意義，但吳起旅遊資源豐富，紅色旅遊、古城寨堡、剪紙、糜粘畫、手工鞋墊、信天遊、搟氈調等傳統民俗都是吳起發展旅遊業的寶貴資源。二是加工工業，主要是石油方面的裝備制造業。三是農產品加工業，吳起的蕎麥醋、地毯都很有名，有200萬畝沙棘樹和大面積山地蘋果。

賈治乾同時向記者闡述了吳起經濟發展的兩大瓶頸：一是道路，二是水資源。加快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引黃工程也是吳起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

吳起縣的石油鉆井平臺

“農民專業合作社”助力精準扶貧

在農業方面，吳起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基地+鞏固戶”的模式，一方面促進農業結構轉型，另一方面在精準扶貧，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五谷城鎮桐寨鄉的“桐寨模式”就是其中的典型。桐寨鄉成立了小雜糧種植加工、生豬養殖、羊子舍飼、土雞散養、水產養育、薯類銷購六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采取統一優良品種、統一作物布局、統一田間管理、統一訂單收購，提高農產品增加值，促進鞏固戶增收。各大養殖場、養殖戶產出的農家糞肥為種植基地、種植戶提供綠色優質肥料；種植戶的作物稭稈、加工後的麩料又為養殖業提供飼料，形成了綠色健康、循環利用的發展模式。

記者團一行走訪了五谷城鎮桐寨鄉的小雜糧種植基地。在桐寨特色小雜糧種植基地，合作社對種植統一實行進行精細化管理，優先將無勞力的貧困戶土地進行流轉承包，優先雇傭有勞力的貧困戶在合作社務工，註冊了“肥土地”牌小雜糧品牌，利用品牌效應將更多的產業利潤留存當地，增加農民收入。

五谷城鎮桐寨鄉村支部書記張延才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反映，桐寨村有216戶866口，其中70%在家務農，30%外出打工，在家務農的160戶全部參與合作社。自從2012年實行合作社化以來，每年農民平均增收2000到3000元。在2015年初，桐鄉村有28戶精準脫貧戶，2015年末已經有16戶完全脫貧。合作社通過品牌化路線、專賣店、電子商務等渠道出售產品，每年可賣出7700噸雜糧，營業額約700萬元，每年可獲得有40到50萬的凈利潤。

吳起縣五谷城鎮桐寨鄉小雜糧合作社里的雜糧加工廠

今年54歲的張延富在小雜糧合作社里做包裝工，每天的工資約150元，夫婦二人每一年收入3萬到5萬元。而在合作社成立之前，他們的年收入是2萬元。

張春智是桐寨鄉村里的精準扶貧戶。今年60歲的他和老伴經營著十二三畝地，種玉米和谷子，兒子在外打工。2015年的時候，張春智家人均收入達到了4000元，從精準扶貧戶轉為了鞏固提高戶。今年，他家的收入預計會達到2到3萬元。張春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我家一直是村里的貧困戶，有了合作社後，我成了合作社的社員，養了十幾頭豬，今年賣了兩頭，已經收入4000元，2015年種的谷子每畝年產量400到500斤，今年在合作社里，統一用的新品種，年產量達到1000斤，收入翻番。”

雖然生活好了，老爺子最憂心的是兒子的婚事。張春智28歲的兒子在農村顯然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但按照當地的習俗，家里需要至少要準備30萬元，兒子才能娶到媳婦。這些錢對於剛剛脫貧的張春智一家來說著實是不小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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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夢工廠陷“巨變傳聞” 股東華人文化稱將發新片

近日，據外媒報道，美國投資方計劃放棄股份，東方夢工廠裁員後再遇重挫。報道稱，美國投資方、夢工場動畫的母公司康卡斯特計劃放棄所持有的東方夢工廠45%股份。東方夢工廠是華人文化與美國夢工廠合資的公司，公司成立後，制作的最知名的影片就是《功夫熊貓3》。就在此次被傳出美方股東放棄股份外，東方夢工廠還被傳出裁員風波。因此，業內擔憂東方夢工廠能否順利運營。

對此，3月20日，東方夢工廠股東方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方面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東方夢工廠目前運行正常，制作、衍生產品等各項業務按計劃推進中，稍後將如期發布新片計劃。對於美國股東放棄股份的消息，華人文化並未正面回答，僅表示正在調整。

東方夢工廠是由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下稱“華人文化”)、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SMG)、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SAIL)與美國夢工場動畫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 SKG)共同組建的合資企業，合資項目由中方控股54.55%、美方持股45.45%，並於2012年8月成立，迄今為止最大的中外合作文化交流投資項目之一。

按照當時計劃，東方夢工廠的使命是汲取並融合好萊塢尖端電影技術與資源，結合對中國文化、市場以及消費者的的深刻洞察，攜手本土頂尖合作夥伴實現戰略共贏，協力為中國及全球消費者打造世界一流、多元創新的娛樂體驗;同時東方夢工廠深耕中國市場，致力於培養卓越的國際化本土人才，助力提升中國家庭娛樂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與影響力，並期望將“中國制造”的原創故事影響世界觀眾。

事實上，成立五年來東方夢工廠作品並不多，目前為大家所知曉的作品是《功夫熊貓3》，東方夢工廠作為主要制作方之一參與其中，然而收益表現也並不理想。一系列問題導致東方夢工廠不得不在近期裁員，隨後又爆出美方股東撤資的消息。報道稱，美國投資方、夢工場動畫的母公司康卡斯特計劃放棄所持有的東方夢工廠45%股份。如果這個計劃最終成型，那這段中國與好萊塢公司聯系最為緊密的紐帶之一將被切斷。

東方夢工廠出品的首部電影《功夫熊貓3》2016年1月29日在中國和北美首映，在國內票房超過10億元，在美國票房1.43億美元。2016年4月28日，美國娛樂和有線電視業巨頭康卡斯特(Concast)宣布，以3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東方夢工廠的美方股東——夢工廠動畫，並入康卡斯特旗下的環球電影娛樂集團。

對與股權變化傳聞，東方夢工廠的中方股東之一華人文化今日就此事向第一財經方面表示，東方夢工廠目前運行正常，制作、衍生產品等各項業務按計劃推進中，稍後將如期發布新片計劃。

對於東方夢工廠目前發展狀況，華人文化方面表示，自去年以來，東方夢工廠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發展路徑，確立了“Creative Hub”戰略定位，將重點聚焦到動畫的創意編劇開發及相關制作的核心環節，對部分非核心制作工序在全球範圍內實行外包生產，同時，引進了多位好萊塢動畫創意制作的頂尖人才，並加大本土團隊核心人才的比重，全公司將繼續穩定保持百人以上的規模。

對於東方夢工廠“巨變傳聞”引發的市場擔憂，華人文化方面表示，東方夢工廠管理團隊及其股東對中國動畫產業的未來發展潛力充滿信心。

對於美國股東方放棄股份的消息，華人文化並未正面回答。不過，華人文化也從側面傳遞出美方股東出現變動的信息。“近期，美國好萊塢出現一系列結構重組，中國包括動畫在內的電影產業也在積極調整，作為東方夢工廠最重要的戰略投資者和股東方——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會順應變化，繼續開拓與國際領先的創意、制作、發行公司的跨境合作，打造優秀動畫及家庭娛樂企業的宗旨不變。”華人文化表示。

對於東方夢工廠近年來的表現，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向記者表示：“目前看東方夢工廠股東方組成存在一定變數，但不管股權如何變化，只要能夠繼續深入開展中外合作，問題就不會很大，並且，東方夢工廠的美方股東母公司的環球影城項目已經落地北京，雙方還可以在衍生品方面進一步開展業務。合作對雙方都會有好處，美方就算放棄股權也不大可能放棄繼續合作。”

博鰲|美國邊境稅引匯市巨變？貨幣寬松終結？聽周小川怎麽說

眼下，以美聯儲為主的全球央行已經開始逐步退出貨幣寬松周期，全球通縮風險漸退;但在經濟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此起彼伏，特朗普政府的邊境調節稅(BAT)可謂是最令人擔憂的政策之一。

針對貨幣政策、邊境調節稅、金融開放、結構性改革等問題，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闡釋了其看法。

BAT或引發美元暴漲

周小川提及，最近全球熱議的話題就是邊境調節稅，“有一種分析是這麽認為的，即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導致全球匯率的改變，也許美元會上升20%到25%。但這影響的不僅是人民幣的匯率，也是全球的匯率。”

在當前的邊境調整稅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商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直觀地說，邊境調節稅大約等同於美元一次性貶值15%，美國進口品價格將上升20%，因為企業需要為進口品價值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品則會便宜12%，因為每100美元出口品所賺取的33美元收入(使用的是標普企業33%的利潤率數據)，將有12%的稅收成本被免。考慮到出口和進口價格所受的平均影響，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

而周小川所提及的美元升值則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如果特朗普的邊境調節稅方案獲得通過，不僅會大幅推升美國通脹，消除美國貿易赤字，美元實際價值則將因此被推升。德銀認為，在極端的情況下，要完全抵消這一稅收政策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美元的升值幅度可達15%。

“假設美國美元升值很快，這是全球都要去應對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大的頭疼的問題，(強美元)對於美國政府也是一個頭疼的事情。”周小川稱。

當被問及中國將采取何種方式應對美國政策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否應該趁此機會推動匯率自由化時，周小川表示，“對中國來說，在最近一些年，我們也在為貨幣政策做準備，但是這與匯率自由化並沒有直接關系，未來匯率自由化對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積極的。”

周小川在昨天的博鰲亞洲論壇全體大會期間也提及，邊境調節稅是個很技術的問題，但其不認為這等同於增值稅(VAT)。

“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他分析稱。

針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國做好準備把金融行業更大幅度地敞開，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以及支付行業，但中國希望看到當我們把金融行業敞開之後也能獲得其他的東西，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的投資者，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者也在國外獲得公平對待，比如對一些高新技術的獲取。”周小川認為，只有雙方作出一些妥協，“這樣全球化才能往前推進，大家都能從中受益。”

不能太依賴貨幣政策

眼下，全球貨幣政策正在退居二線，而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能否接棒和發力仍待觀察。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審慎的貨幣政策。他稱：“全球複蘇是經過了很多波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已經發生，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重新進行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一定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要認真地去考慮何時、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其實，經歷了多年的貨幣寬松，全球已經出現了“再通脹”(reflation)的跡象，“但是在全球來講做任何判斷還維持尚早。”周小川稱，“今年我們看到全球商品價格上揚，但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再通脹現象，我覺得這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是有直接關系的。”

針對當前美聯儲的加息進程以及各國退出貨幣寬松的趨勢，周小川認為：“緊縮的過程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某些期間，我們會強調結構性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發展戰略，我們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發出這個信號是很重要的。”

就中國的長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認為這在多年前已經開始，“我們特別強調內需，中國過去太依賴於出口，於是我們改變了結構，現在開始強調消費者內需;此外，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那個階段;第三，我們太依賴於制造業了，服務業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希望推動服務行業增長。”

他提及，“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就說到了，服務業在GDP當中占的比例最近一些年增長超過10%，從33%上升到現在的近50%，這是很大的變化。”

就中短期的改革而言，“中國在去年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推動去庫存和降杠桿，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他稱。

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性作用。盡管歐洲各國和日本等經濟體由於政府負債較高、財政空間有限，而就中國而言，“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中國需要就財政權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特朗普放棄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揭秘態度巨變真相

從懲罰威脅到協商承諾，中國的經濟地位似乎讓美國的態度不得不變。

4月13日，特朗普接受了《華爾街日報》的專訪，稱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也是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後，特朗普首次接受媒體采訪。業內分析稱，這一表態傳遞了關鍵信號——美國尋求和中國進行合作，改善兩國之間的貿易平衡問題，並且美國目前的焦點已經進一步轉向到地緣政治沖突之上。

同日，由於隔夜美元大跌，人民幣中間價上調289點報6.8651，上調幅度創1月18日來最大。截至11:10記者發稿前，美元/人民幣報6.8784，美元指數報99.99。下一步需要關註的是美國財政部於4月末發布的半年度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報告，去年中國並未被列為“匯率操縱國”;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將對中國進行2017年第四條磋商訪問，從2015年起IMF就認為人民幣已不再被“大幅低估”。

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

4月6日至7日，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舉行會晤。“從形勢緊張到友誼”(Tensions Turn to Friendship)，這是《華爾街日報》采訪文章的標題，也突出了特朗普上任前後對華態度的巨變。“我們保持了非常好的關系。”特朗普在此次采訪中表示。

但眾所周知，在去年9月的第一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開場才幾分鐘，特朗普便指責中國引導人民幣貶值，意在質疑中國是否通過操縱人民幣獲得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上任後，特朗普尚未將矛頭指向中國的人民幣，新政府的第一個“批判對象”竟是歐元——特朗普新設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納瓦羅在2月時對媒體表示，“歐元就像是一種‘隱性的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使德國相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具有優勢。”話音剛落，歐元此後對美元應聲大漲。

前高盛投行家、美國財長努欽(Steve Mnuchin)今年以來也未就中國發表任何激烈言論，讓市場對中美貿易戰的擔心大為緩解，稱將在美國財政部發布評估報告後再做定奪。

其實，將一國指為“匯率操縱國”並不容易。美國自1988年開始對其主要貿易夥伴進行每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判斷有關貿易對象是否利用對匯率的操縱(即不合理定價)獲取對美優勢。根據法律，一旦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財政部就會與該國家(地區)進行談判，敦促其解決貨幣低估的問題，而且美國總統在此過程中有權采取行動，如果持續一年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就會采取懲罰措施或直接提請IMF進行裁決。

當一國滿足以下三個標準時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1)存在巨額對美貨物貿易順差;2)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3)在外匯市場持續進行單向幹預。

按照美國財政部的現行技術標準來看，雖然我國符合前兩條，即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且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有時會降至3%下但近期略高於3%，但明顯不符合第三條，即12個月內購買外匯總量占GDP的2%，因為我國的單向幹預是購買人民幣以維護人民幣的基本穩定。

去年10月，美國財政部此次並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轉述了中國的承諾和聲明——“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支持人民幣穩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高於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不過，美國財政部也提及，中國仍然對美國有明顯的貿易順差，這就強調了推進再平衡改革的重要性。同時，“市場仍然對於中國對於匯率釋放的信號高度敏感，這也突出了加強匯率機制透明度、加強溝通的重要性。”這也是當下特朗普關註的焦點。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丁爽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籌碼並不多，由於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高達330億美元，渣打預計中國會以美國農產品、汽車和飛機等為目標進行必要的“回擊”。各大機構預計中美兩國最終會回歸到談判桌上，因為“貿易戰”將兩敗俱傷，中國可能會同意加大向美國開放其商品和服務市場，來縮小對美貿易順差。

人民幣需邁向“清潔浮動”

在基本擺脫了“匯率操縱國”標簽後，人民幣自今年年初以來也始終保持穩定。不過，根據海外局勢而言，人民幣今年或仍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從長期來看，邁向“自由浮動”或“清潔浮動”仍是一大目標。

近期，人民幣之所以表現得較為穩定，特別是在美元指數強勁反彈的情況下，並未對美元大幅跳貶，主要原因是境內結售匯格局的變化。

外匯專家韓會師表示，“扣除對市場情緒反應不敏感的銀行自身結售匯數據，今年2月銀行代客結售匯(即期+遠期)的逆差總額只有19億美元，僅為1月的十分之一。3月結售匯數據雖然尚未公布，但從3月外匯儲備小幅增長40億美元以及3月至今即期市場的日間波動情況看，代客結售匯逆差很可能繼續維持在極低的水平，甚至已經恢複平衡。”

在他看來，市場供求是影響人民幣匯率最直接的因素，雖然美元升值會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但在境內結售匯力量較為均衡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這一定價原則難以同時對人民幣施壓，這就使得人民幣的貶值難度大為增加。

隔夜美元大跌，推動人民幣大漲。特朗普在周三表示，“美元變得太強了，這可能是因為我的錯，因為人們對我(的政策)有信心，但這的確會最終傷害美國經濟”。他表示更傾向於美聯儲將利率維持低位。

此前，由於市場寄望於美國政府的萬億基建政策、減稅、金融去監管，美元指數一度沖到了103.8，今年開始不斷回調。

不過，市場情緒的變化往往就在瞬息之間。美聯儲持續加息的進程和收縮資產負債表計劃都可能進一步人民幣承壓。

“美聯儲所謂的‘縮表’，就是賣出國債和MBS，從市場里收回美元。這樣就少了基礎貨幣，廣義貨幣M2會大幅減少。其作用類似於中國的中期借貸便利、逆回購到期，也類似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諾亞香港研究總監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美元目前受到來自非美貨幣集團的挑戰，如果美聯儲縮表(回收美元流動性)，將重塑美元價值，美元或再度走強。同時將進一步擴大與全球其他主要央行的政策鴻溝，中國或面臨資金外流壓力，導致人民幣匯率承壓。

不過，就長期而言，持續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才是核心。法國興業銀行董事長洛倫佐·比尼·斯馬吉(Lorenzo Bini Smaghi)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表示，“中期而言，中國一定要逐步習慣本國貨幣(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這會釋放經濟的價格信號，如果經濟轉弱、貨幣貶值，那麽貿易部門可能更有動力。當然，自由浮動就意味著可能會導致短期匯率超調，但如果市場穩定、流動性好，超調就能減弱。”

近期，央行金融研究所發布的論文也提到，即使匯率自由浮動，央行也應對跨境資本流動實施一定的宏觀審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