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敗局：「價格屠夫」尼采手機 成都關店一半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9088.html以「低價屠低價屠殺殺+廣告轟炸廣告轟炸++工廠直營工廠直營」」為殺手鐧的「尼彩模式尼彩模式」」遭遇瓶頸
華西都市報：憑藉「像賣保健品那樣賣手機」的營銷模式，兩位四川商人創建的尼彩手機大獲成功。然而，隨著智能手機市場競爭的加劇，尼彩模式遭遇瓶頸。華西都市報記者調查發現，成都主城區的52家尼彩店中，已有26家關門。
以「價格屠夫」著稱的尼彩手機，可能遇到了新的問題——號稱要建6000家手機工廠店的它，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店的同時，自家「後院」起火了——僅僅一年多時間內，尼彩科技成都市區的52家工廠店，已經有26家關門，足足佔到了一半。
2010年底，做煤炭生意的盧洪波和做手機電視購物生意的蔣德才一拍即合，分頭入股成立尼彩科技公司，進軍當時日漸式微的低端手機領域，創建「尼彩」品牌。
2011年4月10日，首家尼彩手機工廠店在江蘇南京成立。憑藉一款最低售價399元、外形幾乎與蘋果iPhone4 一模一樣的i8雙卡雙待手機，尼彩科技殺入中國手機市場，「手機工廠店，每台只賺10元」等廣告語賺足了眼球。
尼彩宣稱首創「手機工廠店」模式，用超低價位的「工廠價」衝擊原有手機定價體系，「每台手機只賺10元」成為重點宣傳的口號，集中力量在平面媒體、電視媒體上投放海量廣告，在重點省份快速建店迅速擴張。
盧洪波和蔣德才同為四川老鄉，四川順理成章也成為他們的最重要市場之一，2011年4月30日，尼彩手機四川首家工廠店落戶成都。
從2011年4月30日成都開出第一家尼彩手機工廠店開始，一年時間內，尼彩手機在四川開了350家店，僅成都主城區就有50多家，算上郊縣，大成都範圍內一共開了112家店，佔了四川市場的1/3。
最初一兩年，「低價屠殺+廣告轟炸+工廠直營」的「尼彩模式」大獲成功。但兩年過去，這種「像賣保健品那樣賣手機」的營銷模式，似乎到了瓶頸期。
華西都市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僅一年多時間，成都市內的尼彩手機工廠店就有一半關門。以「價格屠夫」著稱的尼彩手機，其「低價屠殺——廣告轟炸——工廠直營」的「尼彩模式」，也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
成都市區52家尼彩店 26家已關門
2012年4月29日，尼彩手機週年慶前夕，曾在多家媒體上刊登廣告稱，尼彩手機工廠店全川突破350家，全國突破4000家。廣告以巨大的版面，刊登了成都的尼彩手機工廠店的店名和詳細地址。
盤點這份廣告可以發現，除了太升南路店即四川總店外，尼彩手機工廠店在四川有市區店、郊縣店和市州店三大類，其中成都市區店共52家。
近日，華西都市報記者歷時一週，挨家走訪成都市區52家店發現，僅僅一年過去，關門的居然有26家，佔了一半。
8月22日，記者在新南路89號附4號，找到了尼彩手機新南路店。門牌上的「尼彩手機工廠店」字樣看起來依然嶄新，門口的「買4吋3G智能手機只要399元」橫幅也還在，捲簾門卻緊閉，門口玻璃上貼著「鋪面轉讓」字樣的紙。
旁邊雜貨店老闆說，這家店已關門半個月，「鋪面轉讓」的廣告已貼出來3周了。按照上面留下的手機號打過去，一名男子說，這家店開了一年多，「生意做不下去了」，「賺不到錢」才想轉手。
建設南新路81號附1號的建設南新店，雖然開著門，「尼彩手機工廠店」字樣和尼彩手機廣告還在，但店招牌卻變成了「中國移動」。工作人員說，這裡原是尼 彩手機店，但2013年7月就已從尼彩退網了，「我們不做尼彩手機了，返修率太高，賺不到錢，現在我們只做移動的定製機，都是大品牌的手機，質量有保證， 售後也方便些，更好做。」
人民南路四段25號附11號也曾是一家尼彩手機店，8月24日，記者來到這裡卻發現已經變成了中國電信營業廳。旁邊一家建材店老闆說，尼彩店今年7月搬走了。
除了關門以外，尼彩手機在成都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渠道控制力下降，簽約手機工廠店或明或暗地在賣其他品牌的手機。
8月21日，在經天路4號附18號的尼彩手機琉璃場店，記者看到，櫃檯裡除了尼彩手機外，還有幾款其他品牌的手機。在二仙橋北路31號附195號的尼彩手機二仙橋店裡，也有幾款中興手機擺放在櫃檯裡。在文家場店和洪河店，也都發現有其他品牌的手機出售。
「我們加盟尼彩，都是交了2萬元的押金，若被尼彩公司發現在賣其他手機，這2萬塊可能拿不回來了。」成華區一個尼彩手機工廠店老闆說，「作為尼彩專賣店，按照協議，肯定不能賣其他手機，但只賣尼彩，顧客選擇餘地太小，不搭配點其他牌子的手機，估計也經營不下去。」
該店主告訴記者，尼彩手機本身定價就低，但廣告打得多，最開始的2011年走量走得快，開店還有些效益，到了2012年尼彩手機進入智能機市場後，量走得沒那麼快了，開店利潤很低，有些甚至虧本經營。
記者發現，正在營業的尼彩手機工廠店裡，超過一半都存在售賣其他品牌手機的情況，只不過有些店直接擺在櫃檯裡，有些店則將其他手機藏在櫃檯下面的抽屜裡，顧客詢問時才會拿出來讓他們挑選。
遭遇雙面夾擊 尼彩價格優勢不再。尼彩走紅的第一殺手鐧是超低價。雖然「每部手機只賺10元」早被業內人士指責為「炒作噱頭」，但靠著低價和其他一系列營銷手段，尼彩手機在一年多時間迅速搶佔全國低端手機市場。然而，兩年過去，「價格戰」威風不再。
三大運營商殺入低端智能機市場
首先，各大移動運營商殺入低價手機市場，同樣價格也可以買到移動、聯通、電信的定製機。記者走訪發現，在川內手機賣場和運營商營業廳，各種低端智能手機擺滿了櫃檯。三大運營商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低端定製手機。如中國移動就推出了多款定製智能手機，合約售價從488元到699元不等。中國電信也推出了多款定製智能機，雙卡雙待的3G智能手機售價最低在500元內。中國聯通由於制式優勢，低端智能手機品牌更多。
值得一提的是，運營商銷售的低端智能機不但售價便宜，而且可以參加各種「0元購機」活動，繳納話費就可以拿走手機，這種銷售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消費者。
尼彩的智能機，價位和幾大運營商的低端定機制形成直接的競爭態勢。加之在購機政策、品牌知名度、銷售渠道等方面，尼彩手機無法與運營商匹敵。
同時，尼彩還面臨諸多山寨手機的衝擊。2011年大量山寨機廠商轉戰智能機領域，拉低了智能手機的進入門檻。如今，和尼彩手機同樣價位的智能手機，在市 場上比比皆是，比如最近成都市場熱銷的諾亞信、海旭、寶捷訊等，3.5吋屏幕的299元就可以買到。在太升南路賽格廣場的2-4樓，各種品牌、配置的低價 智能手機扎堆，有些「清貨價」甚至在百元左右，這讓尼彩的「低價策略」受到巨大衝擊。
以「價格戰」成名的尼彩手機，在價格上失去了優勢，盛極而衰似乎順理成章。
廣告轟炸擴張迅速帶來諸多管理難題
尼彩模式走紅的第二殺招是「廣告轟炸」。
尼彩手機的創始人盧洪波和蔣德才，都曾有醫藥保健品營銷的經歷。尼彩CEO盧洪波並不諱言尼彩的「保健品營銷」思路。2011年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 盧洪波就直言，要「像賣保健品那樣賣手機」。在他看來，尼彩的重點不是製造，而是運用保健品行業的經驗，以驚人的廣告投放和開店速度，來快速賣掉手機。
大範圍的地毯式廣告的營銷，讓「尼彩手機」幾個字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創辦之初，尼彩手機在全國2011年6月份電子電腦類報刊廣告投放榜上名列第一，廣告投放額度甚至超過了聯想和戴爾。
中國廣告協會報刊分會和央視市場研究媒介智訊聯合發佈的研究報告中顯示，2011年、2012年，尼彩手機在全國報紙廣告投放總額均超過2億 元，2012年的廣告投放增長27%，總額在所有品牌中佔據第20位，不僅超越三星、蘋果、諾基亞，成為手機領域當仁不讓的「廣告王」。對於這一監測結 果，央視市場研究媒介智訊的相關負責人也大呼「沒有想到」。
靠著持續廣告轟炸，明星代言等策略，「尼彩」一夜之間就達到了「家喻戶曉」的效果。但迅速攀升的工廠店數量和手機銷量，也讓尼彩的管理、物流、售後等環節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
專家觀點：質量不過硬售後成本居高不下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營銷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寶龍認為，尼彩模式以低價吸引眼球，使得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不錯的銷量。但從實際情況看，尼彩手 機的質量和大品牌有差距，因質量問題而引發的投訴，容易形成口碑傳播，當更多的消費者發現，購買尼彩手機並沒有得到廣告中的那種價值時，這種營銷模式就是 不可持續的。
馬寶龍認為，保健品賣出去就可以了，如果不存在負面效果，保健品幾乎不存在售後服務的問題。但手機消費者天天放在手上把玩，如果 質量不過硬，前期銷售量走得大，也決定了後期售後成本居高不下。售後問題累積多了，不僅影響品牌聲譽，而且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來解決。長此以往，這個模式 能否持久就是一個問題。
在中國家電、酒類以及保健品行業，這類大規模投放廣告迅速佔領市場的營銷手法屢見不鮮，但也曾有大批企業在曇花一現的成功之後消失無蹤。
陸步軒：將豬肉賣到極致 “北大屠夫”辭公職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42
2016年9月24日，陸步軒正在廣州的東山肉菜市場里的壹號土豬檔口為顧客砍肉。（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對於修地方誌和賣肉這兩件事，陸步軒覺得，兩者是一個道理，“拿筆修誌講究秉筆直書，拿刀賣肉要足斤足兩，都是童叟無欺。”
北大身份曾是一個他試圖掩蓋的枷鎖。在大學生匱乏的年代，畢業於中國最高等學府，嘗試了許多工作都沒成功，最後因生活所迫，從事起技術含量較低的屠夫工作，充其量是個工匠。心存傲氣的陸步軒當初一直覺得，“自己對不起母校的培養”。
“現在做出一點成績，將賣豬肉賣到極致，綜合起來也不覺得丟人了。”
刀與筆之間，陸步軒在知天命的這一年，再次選擇了刀——殺豬刀。
之前，這個農村出身的北京大學1989年畢業生，一輩子的夢想就是能進“公門”，能靠拿筆吃飯，卻最終陰差陽錯地成了拿刀賣豬肉的屠夫。
郁郁不得誌多年後，一篇《北大才子長安街頭賣肉》的報道讓他名聲大噪，被冠以“北大屠夫”的名號。隨之2004年，他被西安市長安區政府錄用，成為區檔案局地方誌辦公室科員，又如願拿起了筆。
2016年8月17日，50歲的陸步軒辭去已經幹了12年的公職——盡管再熬三年，他可以提前退休。辭職後，他加盟了廣州一家食品企業，職責是“拿刀屠豬”和“教授屠豬”。
“拿了十多年刀，又拿了十多年筆，拿筆和拿刀有什麽不一樣？”2016年9月24日中午，在廣州維多利大廈一間辦公室內，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陸步軒手握酒瓶，思忖良久，“拿筆不一定能秉筆直書，拿刀卻能足斤足兩。”
他呷了一口酒說，一刀下去，八兩就是八兩，一斤就是一斤，“公平，痛快”。
“北大畢業生怎麽能當屠夫？”
9月24日早晨9點半，在廣州東山肉菜市場一處檔口內，陸步軒手握一柄殺豬刀，飛快地將一扇豬剔出排骨，骨肉分離。
一名前來買肉的阿伯認出了陸步軒，知道他是從北大畢業、有學問的殺豬佬。陸步軒欣然認可。可是如果要是放在他剛從北大畢業那會兒，他怎麽也不會答應自己在一片豬肉身上“做文章”。
1985年7月，陜西省長安縣鳴犢鎮高寨子村傳出了一個喜訊：陸步軒以高出錄取線一百多分、陜西省第十四名、長安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村民們興奮異常，奔走相告，“村里十幾年來終於出了一個能去天子腳下讀書的了不得的人”。
在北大四年，陸步軒的日子過得很平淡，每天教室宿舍食堂三點一線，他自嘲說：“腦筋比較老”。
陸步軒喜愛方言和訓詁學，原本希望能繼續留在北京做學問，但天不遂人願，陸步軒從北大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回西安。那段時間，這個懂得茴香豆的“茴”字有八種寫法的大學生，每天在西安市托關系找門路，希望能分到一個好單位，找個“鐵飯碗”。
幾十天內，他騎著自行車走遍省機關、國企、廣電局到市機關，卻全部被拒之門外。不得已，陸步軒降低標準，覺得回老家長安縣（現為長安區）也能接受。
在縣里，陸步軒八舅爺的一個老鄉擔任縣政協領導，一家人輾轉找到這位老鄉，對方答應推薦給縣城建局。臨近上班前，陸步軒被告知自己的名額被人頂替了，頂替者是一名西安畢業的大專生，正好是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學，而這名同學的姨夫，正好也是當時長安縣一名縣領導。2013年，陸步軒被邀請回北大，他給師弟師妹們分享了上述經歷並提出告誡：“愈小的地方愈封閉，裙帶關系愈嚴重，一枝隨風飄搖的浮萍很難紮根。”
那次名額被頂替兩個月後，陸步軒被分配到縣計經委下的長安縣柴油機配件廠。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政府機關掀起一陣“下海”之風。陸步軒順勢也下了海，但他表示自己並非為了淘金發財，而是忍受不了在機關幹的活最苦最累，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幹的活多，錢拿得少，應得的福利也沒有”。
下海後，他做藥材、下礦洞、跑塗料瓷具業務、搞裝飾裝潢、開小商店，但都一無所成。最失落的時候，他整日嗜煙酒度日，埋沒在麻將堆里，成了一名賭徒。直到1996年他與第二任妻子結婚，隨後生兒育女，陸步軒覺得要找一個正兒八經的事做。
“門檻低、周轉快”的豬肉行業成了他的首選。1999年農歷八月初九，陸步軒擇了黃道吉日，操刀剁肉，肉鋪開張。後來，他將長安區韋曲鎮的這家店命名為“眼鏡肉店”。“一提到賣肉的，大家就覺得是樊噲、張飛那種五大三粗的模樣，我戴個眼鏡表明是個文化人，容易吸引顧客，因為文化人不欺客。”陸步軒說。
眼鏡肉店的生意果然不錯，2002年一天就能賣出12頭豬，月入萬元。陸步軒有自己的訣竅。彼時，肉店批發一頭豬要給食品公司交8塊批發費，給動檢站交6塊複檢費。陸步軒認為這些費用沒有收取依據，拒絕交納，這讓他的成本比同行低，“豬肉分五等，我拿最好的一等肉跟人家的三等肉價格差不多，顧客就多。”
盡管如此，在當時，北大畢業生的身份給陸步軒帶來很大壓力。剛開始賣豬肉的時候，陸步軒怕老家人知道，很少回家，見著熟人都躲著，對外也不提起自己是北大畢業生。陸步軒覺得北大的標簽是一種負擔，因為“名校畢業的學生，做好一件事是應該的。稍微做不好的話，人們就有話說了，還北大的！”
為擺脫這種負擔，他甚至有意給人留下文盲的印象，比如去自家豬肉攤附近的小商店，“從來只買煙酒，不買書報”。而從北大帶回來的8箱書，陸步軒坦言很少再翻看過。
陸步軒說，“大家的固有觀念是，北大畢業生怎麽能當屠夫？可是反過來，如果是一個屠夫考上了北大呢？就成了勵誌典範。”
沾了北大的光
操刀賣肉數年後，陸步軒已經成為一名熟練的“刀手”。他有自己的“賣肉邏輯”：“顧客要一斤肉，我下刀就是一斤半，要兩斤，下刀就是兩斤半。多了半斤，顧客也就都要了，這樣能多賣一些。”
賣了四年豬肉，陸步軒的生活漸漸改觀，他更沒想到自己一下子突然火了。2003年7月，西安電視臺在長安一家機械廠拍攝專題片，廠長正好是陸步軒的中學同學。他無意間提及陸步軒在賣豬肉的事，引起電視臺的關註。緊接著，西安媒體《華商報》以《北大才子長安街頭賣肉》一文，引起輿論廣泛關註，陸步軒驟然出名。
對於“北大屠夫”名號的走紅，就像這多出去的半斤肉一樣，陸步軒認為是因為“碰瓷”碰到了北大。“一次碰瓷，終身受益，如果不是北大是別的學校，就不會火了。”他半開玩笑地說。
陸步軒深有感悟。在長安縣，他的一名老鄉是北京農業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分配到縣農場，與陸步軒一樣，單位不景氣，下海失敗。後來這名畢業生以收廢品維生，白天推著三輪車走街串巷收舊書，晚上擺攤賣書，三輪車還被城管扣了。他找到已經成名的陸步軒，希望幫他要回三輪車。“我和他沒有區別，如果他是北大畢業的，收廢品擺書攤，可能也火了。”陸步軒說，畢業於北大，讓他沾了光。
陸步軒出名後，前來采訪的媒體和買肉的顧客，絡繹不絕。面對紛至沓來的記者，陸步軒表現出不耐煩和擔憂，“那是盛夏，肉很容易變質，一撥撥的記者太耽誤生意了。”記者的頻繁采訪引起了當地有關部門的註意，陸步軒開始變得謹言慎行，擔心，“一些話說得不好，有人使絆”。
陸步軒的生活也因為成名發生了不少變化，最大的變化是新的工作機會來了。不少省內外單位同時向陸步軒拋出橄欖枝，區里的有關部門還派人登門拜訪，詢問他想到哪個單位上班，可由組織上出面安排。陸步軒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我當時幹什麽都可以。”
陸步軒最終選擇了區檔案局地方誌辦公室。他的考慮是，自己當時已經38歲了，不是黨員，也不想去人事複雜、跟很多人打交道的地方。“地方誌辦公室是文化部門，能做學問，其實我內心還是有文人情懷。”
“修誌講究秉筆直書， 賣肉要足斤足兩”
當時，長安區地方誌辦公室共三人，一個主任，一個副主任，另一個便是陸步軒。
沒過多久，陸步軒覺得“清水衙門”很辛苦，雖然參照公務員管理和公務員待遇，但只是事業編制，而且工作量巨大。2007年，陸步軒參與編纂《長安區年鑒》；2012年，他又參與《長安區誌（1990—2010）》編纂工作，陸步軒負責經濟部類和社會部類“民俗方言”資料的征集、編纂。
在地方誌辦公室拿筆桿子的陸步軒，一開始並沒有完全放棄他的殺豬刀。直到2010年，幾年下來賣肉的總收入已達200萬，陸步軒把“眼鏡肉店”交給了弟弟和徒弟打理。
這之後，陸步軒與豬肉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2008年，陸步軒與同是經營豬肉生意的北大師兄陳生相識。陳生與陸步軒的經歷頗有些相似，這名北大經濟學院84屆的學生畢業後，先是分配到廣州市委辦公廳，緊接著辭職下海擺地攤。2007年，他在廣州創辦豬肉連鎖店，同樣因為“北大”和“豬肉”的名號，引起關註。
陳生和陸步軒相識後，先是合作創辦了“屠夫學校”。據陸步軒介紹，開辦“屠夫學校”的想法是一個同學提出來的，當時他們一起吃飯聊天，一同學開玩笑說，“豬肉這個行業不好招人。你們可以合作辦學校。”
2010年5月，籌備了8個月的“屠夫學校”開始招生。陸步軒擔任名譽校長，同時為學校編寫了14萬字的教材。在節假日，陸步軒還會去“屠夫學校”授課。
除此之外，陸步軒還兼任了壹號土豬的品牌顧問。在公司里，他沒有具體的工作規定，“有時間到各大檔口巡視，針對城市的消費習慣進行改良，從技術上進行指導，看看有什麽問題，有什麽想法及時提出。”
近幾年，壹號土豬的發展情況良好，從最初的二十多家店發展到一千多家，遍布廣州全境，在北京和上海也有分店。2016年1月份，杭州的6個生鮮檔口出現了“北大才子入杭賣豬肉”的廣告，陸步軒和陳生頭戴黃色帽子，身著黃綠相間服裝，操刀賣豬肉的照片尤為顯眼。
除了為新設的豬肉攤位站臺外，陸步軒今年還以簽名售書的方式吸引人們關註。年初，陸步軒將2005年出版的《屠夫看世界》改名為《北大屠夫》再版發行，並在新書中附贈了一本名叫《陸步軒教你選購放心肉》的小冊子。4月19日，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自家土豬展位前，陸步軒將公司的黑豬肉農產品和新書同時擺放，一邊賣豬肉，一邊簽名售書，場面十分熱鬧。
對於修地方誌和賣肉這兩件事，陸步軒覺得，兩者是一個道理，“拿筆修誌講究秉筆直書，拿刀賣肉要足斤足兩，都是童叟無欺”。
然而秉筆直書並非易事。陸步軒說，修誌當中難免出現違心的寫作，“報喜不報憂，記功不記過。”他認為2003年自己作為主角的“北大屠夫”事件，在區年鑒中應該有一筆，但都沒有提及。另一個讓他無法忍受的是，在編纂地方誌走訪過程中，各部門提供的數據與統計局的數字不一致，“為什麽不一致，采用誰的合理，這在敘述上非常麻煩，困擾極大”。
這些困擾以及一個風波，讓陸步軒決心離開待了12年的體制。2016年5月7日，師兄陳生的壹號土豬與天貓商城簽約，陸步軒亮相發布會，結果引來了麻煩。幾天後，一則名為《北大屠夫能公務員生意兼顧嗎》的評論，質疑陸步軒“違規經商”，批評當地政府“人浮於事機構臃腫”。隨即，當地政府對陸步軒展開調查。
調查最終不了了之，陸步軒思前想後，決定辭職。盡管再熬三年，他可以從當年孜孜以求的“公門”任上，提前退休。
“還是想當一個‘家’，哪怕是豬專家”
辭職之後，陸步軒正式加盟壹號土豬，成為天貓旗艦店店長，並繼續擔任屠夫學校校長，研究豬從餵養、防疫、分割到出售的整個產業鏈，“還是想當一個‘家’，哪怕是豬專家。將賣豬肉賣到極致，改變這個行業的形象”。
“誰說賣豬肉的必須五大三粗，不能文質彬彬高學歷？”9月24日早晨，在廣州東山肉菜市場壹號土豬檔口，戴著厚厚眼鏡的陸步軒和幾個精幹的年輕人將一扇豬肉迅速分解。
陸步軒認為，行業形象的改變，也意味著就業觀念的改變，“大學擴招之前是精英教育，擴招之後是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普通教育，大學生的定位就是普通勞動者。”
2008年，陳生和陸步軒曾推出十萬年薪招碩士賣豬肉，引起熱議。陸步軒說，熱議是因為人們還對豬肉行業存在誤解，認為賣豬肉的不需要高學歷，當年報名的研究生達千人，他們錄取了53人。
話雖這麽說，陸步軒心里不是沒有糾結。2015年，公司從北大招聘總裁助理，150個博士投簡歷，一個地球物理專業的博士被選中。陸步軒覺得不合適，“舍不得用，地球物理專業學成不容易，應該成為科學家的，不應該做企業家。”
今年50歲的陸步軒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更像個文人。2004年去地方誌辦公室之前，他已經不再為吃飯發愁，“當時入體制，是想成為地方誌專家”。
實際上，他之前內心里並不能完全接受“豬肉佬”這一身份。2013年4月，陸步軒和師兄陳生一起受邀回北大演講，他開口直言，“擺攤賣肉給北大抹了黑，給母校丟了臉。”北大老校長許智宏安慰說，“北大學生可以做國家主席，可以做科學家，也可以賣豬肉。”
直到現在，陸步軒還時常被人問起這個問題，他不厭其煩地這樣解釋，“當時之所以這麽說，一方面是自己有這種感覺，另一方面也想說出一部分人的心聲。”
對陸步軒來說，北大身份確實曾是一個他試圖掩蓋的枷鎖。在大學生匱乏的年代，畢業於中國最高等學府，嘗試了許多工作都沒成功，最後因生活所迫，從事起技術含量較低的屠夫工作，充其量是個工匠。心存傲氣的陸步軒當初一直覺得，“自己對不起母校的培養”。
不過，而今的陸步軒似乎有了更多底氣，他自信地笑言：“現在做出一點成績，將賣豬肉賣到極致，綜合起來也不覺得丟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