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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cai.com/news/2011/05/817941.html

電訊盈科：包辦婚姻式民營化的悲劇

http://www.xcf.cn/newfortune/gongsi/201202/t20120214_242143.htm

　李澤楷2000年通過盈動併購香港電訊，組建電訊盈科以來，電盈市值蒸發九成以上。從這一「急就章」式政府干預、欠妥的產權安排與危險的資本結構 設計所釀成的人禍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有資產民營化過程中各類資本間的慘烈爭奪、政府隱於幕後卻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以及將資產交給熱衷資本運作者後對於企業 與社會造成的沉重拖累。

　　2011年3月21日，電訊盈科（00008.HK，Pacific Century CyberWorks，簡稱PCCW）公告，擬分拆旗下電信業務並以企業信託形式單獨上市。10月12日，電訊盈科特別股東大會通過這一分拆議案。11月 16日，由電訊盈科分拆成立的香港電訊信託（06823.HK）在港發售，這是香港首個公開上市發行的商業信託。

　　香港電訊信託：金融怪胎的誕生

　　電訊盈科是香港最大的電訊公司，在2000年由華人首富李嘉誠的次子李澤楷控股的盈科數碼動力有限公 司（簡稱「盈動」）和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合併而成，並創下當時港股市場最高併購規模紀錄。因兼有李氏家族與政府推動的背景，公司合併之初曾受到市場熱烈追 捧。但由於李澤楷當時以巨額銀行借貸完成收購，在債台高築的壓力下，公司窮於繁複的資本運作以還本付息，沒能創造新的業績增長亮點，自成立至今的10餘年 間，市場表現一直乏善可陳，股票市值也隨著李澤楷接連不斷的金融運作、資產拆分處置而逐漸蒸發。從2000年上市至2011年9月，電訊盈科調整市場變動 後的股票月累計異常回報率是-250%（圖1），令其投資人血本無歸。

如果將當年盈動併購香港電訊比喻成一次聯姻的話，現在看來，這場「婚姻」雖未結束，卻已經確 定是一場不幸。它很像是一樁包辦婚姻，主導這樁「婚事」的是香港政府。政府首先拆散香港電訊原來的「追求者」—新加坡電信，然後將其託付給熱衷交易卻缺乏 經營熱忱的「富二代」李澤楷。也許出於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態與對李澤楷才華和李氏家族聲譽的信任，政府沒有要求李澤楷支付高昂的「聘金」，更協助其取得巨 額銀團貸款權充大部分的併購資金。在事後看來，李澤楷所支付的收購代價大都是泡沫化的股價。「婚禮」剛結束，支撐李澤楷身家的科技概念泡沫就告破，其立即 面臨緊迫的還貸壓力。如影隨形的壓力讓李澤楷有志難伸，對「新娘」的熱情迅速消退，並使用各種手段想擺脫這段「婚姻」，但是包辦這樁婚事的「家長」可不同 意，多番拉鋸戰之後，這一問題最終以電訊業務被分拆告解，這便是近日香港電訊信託這怪胎誕生的背景。

　　電訊盈科為這次分拆香港電訊信託進行了悉心的準備。通過與港交所和證監會反覆溝通協商，香港電訊信託 最終採取了一種複雜的方式發售，名曰「股份合訂單位」，即將香港電訊信託單位、香港電訊有限公司普通股、香港電訊有限公司特定優先股三者合為一個股份合訂 單位。這特別的發行方式是因應香港沒有商業信託立法，為便於港交所和證監會以現行法例和上市規則監管所做出的妥協。沒有深厚背景的一般人，可不容易說動監 管單位讓這金融怪胎現身股海江湖。

　　當然，無論如何複雜的金融工具，最終都以籌資為目的。李澤楷能否融資成功，取決於香港電訊信託的發售 情況。而投資人似乎並不買賬。由於2011年12月21日香港電訊信託的公告中僅僅提到「國際發售初步提呈發售的發售股份合訂單位錄得適度超額認購」，我 們無法獲悉具體認購數額，但是香港市場對於電訊信託的冷淡是顯而易見的，散戶投資者僅認購了20.5億個信託單位的1.2%，而此前計劃發售給散戶投資者 部分佔比高達10%。對於香港市場認購不足的部分，公告同時披露瞭解決方案，即被分配到國際市場重新發售。

　　電訊盈科：分拆電訊業務目的何在？

　　從電訊盈科方面看，此番將電訊業務以商業信託方式分拆上市，其實有著多重考慮，可謂一石三鳥。

　　首先，融資用於還債。據電盈2001年年報披露：「集團的一位成員發售了價值10億美元的擔保債券， 利率為7.75%，於2011年到期。」再看香港電訊信託所籌資金中，預計以78億港元「償還集團債務」，不難理解，本次籌資的意圖可能是償還此筆巨債， 至於剩餘的18.41億港元，則會流入電訊盈科全資附屬公司CAS Holding No. 1 Limited，以償付早前向其發行的承付票據。

　　其次，對於李澤楷而言，使用商業信託籌資的好處在於，它可以保證電訊盈科在獲取融資的同時，保留對香 港電訊相關業務的控制權。信託單位持有人可以從香港電訊的營運中獲取收益，但是無法干預香港電訊的運作。而商業信託對於大股東的優先授權，又使得李澤楷有 了足夠空間在未來的資本運作中重新整合電盈旗下的各項事業。

　　再次，雖然李澤楷未來如何處置電訊盈科還不明朗，但是，剝離電訊業務之後的電訊盈科所受到的政治限制 將有所減少，李澤楷在經營、股權或資產轉移上將獲得較大自由度。對於李澤楷，這或是最大的收穫。而根據公開資料，電盈將保留60%左右的電訊信託權益，這 也符合政府堅持電訊業務由香港控制的底線。

　　回頭來看，倘若李澤楷在此次分拆前可以自由轉讓電盈股權或電訊資產，那麼，更有心有力的經營者可以出 高價從李澤楷手裡將企業買下，電盈的價值毀損就不會特別嚴重。不幸的是，港府不允許這樣的做法。而採取商業信託方式將電訊企業拆分出電訊盈科，則可以將政 府監管重點由電訊盈科轉移到香港電訊信託。同時，香港電訊信託成立時對於中國聯通的多項授權，令李澤楷以相對較小的股權取得對香港電訊信託的有效控制，滿 足了政府「資產不外流」的要求。而且，拆分之後的電訊盈科市值進一步減少，這有助於資金不如外資充裕的香港購買者或中方收購李澤楷手中的股權。由此，我們 不排除在未來的融資活動中，李澤楷減持電盈股權或電訊信託權益，在不與電訊「離婚」的前提下，更接近擺脫政府監管與受電訊業務盈虧影響的目標。

　　為保證此次分拆順利進行，李澤楷於2011年數度增持電訊盈科股權，截至2011年10月11日，其 持股已增至27.66%。同時，為了便於香港電訊信託的公開發售，李澤楷也在公開場合承諾不減持電盈和香港電訊信託股權以增強中小股東的信心。然而，電盈 投資人顯然並不領會這項分拆交易在大股東眼裡的各種好處。在電盈公告分拆電訊業務的前三天，其股票扣除市場變動後的日累計異常回報率就開始下降（圖2）， 投資人「用腳投票」表達了對大股東的不信任。

此次分拆實質上是對電訊盈科核心資產的一次售賣，2010年，電訊業務收入佔電盈總收入的 77.87%，貢獻了99.77%的除稅項、利息、折舊及攤銷前收入（EBITDA）。拆分之後，香港電訊信託旗下將包括固網、流動通訊及寬頻服務等具備 穩定現金流入的業務，尤其是固網電訊，為當前電訊盈科現金流最為穩定的業務；而電訊盈科則保留NOW寬頻電視和企業方案業務。所謂企業方案業務，就是為香 港政府開發智能身份證系統，其穩定的現金流前景是李澤楷用於說服小股東通過拆分建議的論據之一。

　　事實上，企業方案業務原本也在分拆之列，李澤楷最初只準備為電訊盈科保存過去曾被譏笑是「No One Watching」的NOW寬頻電視業務。而根據港股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申請分拆業務上市的「母公司須使上市委員會確信，新公司上市後，母公 司保留足夠的業務運作及相當價值資產，以支持其分拆後獨立上市的地位」。由於電訊盈科最初的分拆計劃中只保留寬頻電視業務在母公司，上市委員會質疑分拆後 母公司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否決了這一申請。耐人尋味的是，一向運營低迷的寬頻電視業務在2010年底的EBITDA由2009年的400萬元，突然飆 升57倍至2.32億港元。聯想到3個月後電訊盈科公告拆分的可行性研究，這一突然的盈利上漲可謂久旱後的及時雨。

　　分拆香港電訊信託並非李澤楷靈光一閃的隨興之舉，在2000年收購香港電訊後，李澤楷就開始為償還高昂的貸款進行紛繁的財技表演。為了更清晰地展示電盈十餘年間波瀾壯闊的資本運作圖景，我們不妨回首一段李澤楷與香港電訊被香港政府包辦「婚姻」的悲情往事。

　民營化悲劇之一：包辦婚姻式的交易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後，在港的英資陸續退出，控股香港電訊的英國大東電報局並未急於行動，因為其管理層希望以香港為跳板進入內地電信市 場。為進軍中國內地，大東電報局於1983年即與深圳市郵電局旗下的深圳電信發展公司合組深大電話公司，在深圳經營固定電話業務。然而，內地市場一直沒有 放開管制的跡象，而香港電訊市場則因為港府提前開放電訊運營牌照，競爭日益激烈。1999年7月，大東電報局委任華拉斯（Graham Wallace）為總裁，新任管理層展開業務重組，決定集中發展在歐洲的網絡業務和企業數據業務，擬處置其所持有的香港電訊股權。

　　在此背景下，受制於狹小國內市場而急於擴展生存空間的新加坡電信立即看到了進駐香港電訊的遠大前景，開始積極行動，並於2000年1月宣佈可能 和香港電訊合併。然其此舉受到了香港電訊商人的抵制，中央政府對於將涉及國家安全的電訊行業交由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新加坡電信似乎也頗為顧慮。適逢其時，李 澤楷控制的盈科數碼動力突然於2000年2月聲明也有意收購香港電訊。2月22日，李澤楷向銀團籌集120億美元貸款用於此次併購。2月28日，澳大利亞 傳媒大亨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則聲言力挺新加坡電信，稱如合併成功，將投資10億美元購買新加坡電信4%的股權。李澤楷與新加坡電信對於香港電訊的爭奪進入白 熱化階段。

　　儘管有新加坡電信投來的橄欖枝，但中國的廣闊市場對大東電報局無疑更具吸引力，況且李澤楷已籌措了巨額現金，大東最終選擇了李澤楷。2000年 2月29日，李澤楷成功收購香港電訊。自2月11日至2月29日，整個併購過程僅18天。而在這18天裡，李澤楷居然可以談定併購價格並調動120多億美 元巨款，若沒有政府授意與家族後盾相信很難做到。

　　除了取得銀團的龐大貸款，李澤楷收購香港電訊的本錢是盈科數碼動力。1999年3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 香港需要發展信息科技以跟上時代的發展和滿足本地企業對資訊科技的需求。隨後，董建華政府於2000年在未經公開招標的情況下，將面積24公頃的香港南區 鋼線灣臨海地產（數碼港）批給李澤楷旗下公司盈科拓展，意圖開發高科技產業中心。這個未經公開招標的交易曾激起大眾對官商勾結的指控。然而無論輿情如何， 李澤楷憑藉數碼港的注入激升了其控制的殼公司得信佳（後改名「盈科數碼動力」）的市值，為之後併購香港電訊構築了股權基礎。李澤楷取得數碼港的時點與併購 香港電訊的時點間隔如此之近，不得不讓人產生聯想。此時的李澤楷，絕對是上帝的寵兒。

　　民營化悲劇之二：錯誤的資本結構

　　李澤楷旗下盈科數碼動力主要依賴數碼港概念和高科技概念支撐，並未進行大筆實體資產投資。1999年 5月，李澤楷將數碼港和部分物業項目作價24.6億港元出售給得信佳，獲取得信佳240億股權，佔其總股本的75%，擁有絕對控股權，這便是李澤楷真正投 入的身家。隨後，李澤楷通過一系列換股、配股和接受注資獲取了約70億港元的現金，得信佳股價也扶搖直上衝破每股20港元。在這一背景下，李澤楷向大東電 報局提出了兩種收購香港電訊的方案：一是股權置換，以每股「香港電訊」股票兌換1.1股盈動股票；二是綜合置換，以每股「香港電訊」股票兌換現金 0.929美元（約合7.23港元）和0.7116股盈動股票。

　　大東電報公司對於虛高的盈動股價頗為顧慮，更偏好於綜合置換中可觀的現金收益。這促使盈動尋求巨額貸 款支持。依賴於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李嘉誠的聲譽，中國銀行、匯豐銀行、巴黎國民銀行和巴克萊銀行等四家銀行組成的銀團向盈動提供120億美元的1年期過渡性 短期貸款。最終，李澤楷以總額113億美元（約880億港元）的現金和價值約1300億港元的盈動新股，收購了大東手中香港電訊54%的股權。

　　對照大東電報公司的審慎態度，李澤楷對高科技概念股票的預期明顯較為樂觀。倘若合併後的新公司電訊盈 科能夠維持高股價，李澤楷將有能力在股市募得足夠資金償還巨額貸款，甚至有餘裕支持企業的運營擴張或轉型，整合移動通訊、網絡和衛視傳媒。事實上，很可能 李澤楷最初的構想就是建立在電訊盈科因科技股概念而高估的股價上。2000年8月間，當盈動正式完成收購香港電訊改名為電訊盈科時，意氣風發的李澤楷曾聲 言要使電訊盈科的市值翻一倍，達到940億美元。

　　然而，全球科技股泡沫破裂的風潮旋即席捲香港。納斯達克指數達到峰頂的2000年3月，恰好是盈動宣 佈併購香港電訊後的第一個月，經濟形勢沒有給李澤楷任何緩衝時間就開始惡化。李澤楷為合併後的電盈業務所做的戰略構想，包括互聯網基金公司和亞洲資訊互動 服務，都因合作方失去合作興趣或能力不足而流產。此外，李澤楷著意經營的世界網絡最終也沒能帶來預期的財務業績。

　　這一系列的人為決定與天意巧合，造成剛誕生的電訊盈科怪異的資本結構：極高的銀行負債與極低的大股東資本。任何公司財管初級班的學生都知道，公司資本中負債過高或股東投資過低，將對公司生存發展造成極不利的影響。我們且看電盈是不是個例外。

　　債權人沒有因經濟疲弱而對電盈抱有同情心，股票市場的低迷也束縛了李澤楷通過外籌資金償還貸款本息的能力，而運營層面的糟糕表現則限制了公司自籌現金流還貸的效果。緊迫的貸款壓力開始凸顯，並延續至今（圖3）。

在合併之初，李澤楷通過利用盈科數碼動力所持現金、處置當時盈利良好的移動通訊業務 （2002年7月由澳大利亞電訊收購）等手段曾有效減少了貸款。然而，這種資產處置只是權宜之計。隨著傳統盈利業務萎縮、其所倚重的互聯網業務又不能及時 產生穩定現金流，電訊盈科使用內籌資金還款的能力一直未有好轉。2003年以來，其貸款比例一直維持在50%以上的高位。還貸壓力迫使李澤楷施展財技，通 過將長期貸款轉為短期貸款、將高息貸款轉為低息貸款、將浮動利息貸款轉為固定利息貸款、將巨額貸款轉為多個小額貸款等債務重組手段進行應對。很明顯，其所 謂債務重組，就是借新債還舊債。電訊盈科現金流入中每一筆新增貸款，都對應著類似規模的貸款償還，尤其是2006年，所得新增貸款幾乎全部用於償還舊債 （圖4）。

高昂的負債束縛了企業擴張或轉型的手腳，使得企業很難進行正常的投資和運營。當企業不斷拆分 和售賣擁有穩定現金流前景的資產時，其盈利能力的衰弱表現也就成為必然，依賴內部籌資償債的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當然，李澤楷在2002年合併後出售了具 有穩定現金流的移動通訊業務，在2003年分拆了具有豐厚盈利、收入佔綜合收益1/5的房地產業務，以及香港電訊業因管制解除競爭日益激烈的大環境，都是 導致電訊盈科財務業績低迷的重要原因。

　不過，除卻2000年進行大規模資產減值計提導致盈利急降外，電訊盈科隨後各個年度的盈利基本表現穩定：微小虧損或者微小盈利（圖5）。考慮到2008-2009年金融海嘯下惡劣的經營環境，其盈利的穩定性頗耐人尋味。

企業所面臨的一系列不利因素、管理層的一系列動作最終都會反映在證券市場。回顧2000年電 訊盈科成立時，市值達3367億港元，而2011年投票通過分拆香港電訊信託上市後，其市值已跌破200億港元，期間市值蒸發了90%以上，廣大中小股東 自電訊盈科成立以來長期蒙受巨額損失。

　　民營化悲劇之三：
將希望寄託於對經營無熱忱的資本運作者

　　李澤楷的表現令人失望，他何以未能力挽狂瀾呢？畢竟他是香港人心目中的「小超人」啊。回顧李澤楷的商 業經歷可知一斑。最初，他就職於其父李嘉誠參股的一家加拿大投資公司「哥頓資本」，其間沒有值得關注的事蹟。上世紀90年代初他因喪母返港，接受父親建議 進入和記黃埔並成立衛星廣播有限公司（Star TV，又譯作星空電視），因成功買賣衛星廣播公司套利4億美元，聲名鵲起。而後李澤楷興趣轉向房地產，投資魚湧皇冠盈利，但隨後投資日本房地產則因判斷失 誤而導致資金鏈斷裂，賴其父拯救脫身。此後受硅谷概念啟發，以高科技概念包裝房地產向港府推銷數碼港計劃，港府最初並不支持，但1999年出現轉機，取得 成功（表1）。

總體而言，李澤楷在電訊盈科成立前經手的業務有得有失，但共同特點是熱衷於大手筆資本操作， 動輒以數億港元買賣資產套利，看不出長期經營的意向。李澤楷雖然希望能有自己的事業，不願光芒被父親這棵大樹遮蔽，但事與願違，他重財技、輕營運的手法與 李嘉誠的經商手法頗為類似，從而限制了其成就。李澤楷職業生涯的各項顯著業績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李嘉誠，離開了李嘉誠的顯赫聲名，李澤楷的得意之作難以書 寫，這其實是許多商業家族「富二代」的共同處境。

　　自成立盈科數碼動力以來，李澤楷習慣與運營經驗豐富者聯盟來建構事業。然而，隨著全球科技股的沒落， 聯盟者對網絡股相關投資變得慎重。於是，在2000年9月，李澤楷接連遭受聯盟者的背棄（表2），這直接導致其精心構建全球第一網絡的理想破滅。經此打 擊，本不擅長或者本無長久經營意向的李澤楷選擇了其一貫策略—退出。他先是拋售了電訊盈科的股票，套現約40億港元。隨後又策劃向外資出售電訊盈科部分股 份，但在政府反對下未果。看起來已喪失了永續經營電訊盈科的意願。

合併前，香港電訊的資本支出與總資產比率在9%左右，合併後的電訊盈科鮮有在運營投資上的大 動作，資本支出率僅在4%左右（圖6）。唯一的例外是2006年，查閱當年公司財務報告，管理層解釋這一年大部分資本支出用於NOW TV，拓展寬頻電視和提升移動通訊網絡。這可能是2005年電訊盈科購入香港最小的移動通訊服務供應商SUNDAY六成股份、重回移動通訊業務的配套投 資。回首2000年，電訊盈科售賣了具有豐厚盈利的移動通訊業務，2005年又重回移動通訊業務，這種反覆的舉動實在令人費解—到底這是在經營,還是在做 買賣？

　　捆綁電訊與李澤楷的三條紅線

　　回顧李澤楷運營電訊盈科的歷程，我們看到了類似包辦婚姻的悲劇。在合併完成不久，科技股泡沫破滅時， 李澤楷似乎就意識到他無法借由電訊盈科完成構築全球第一網絡的夢想，更別提超越父親的成就。35歲的年華，正是人生創富的黃金時代，而交易世家培養出的靈 敏直覺告訴他，應當急速從電訊盈科的漩渦中抽身。但當他著手運行這一「離婚」計劃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已經被三方力量捆綁。第一，儘管沒有明文宣示，但政 府希望電訊公司的控股權保留在香港人的手中。第二，李澤楷不願手中的電盈股權被父親李嘉誠或其財團接手，這是自尊的底線。第三，香港證監會對公司治理的限 制。

　　李澤楷抽身電盈的過程伴隨著一系列的非議（表3）。2000年8月17日，他仍承諾將公司市值提升一 倍，事實上，他本人已在9天前的8月8日拋售了2.4億股公司（當時仍名為盈科數碼動力）股票，等到8月18日公司才公告此消息。這三個時間點的先後順序 啟人疑竇。到了當年9月，電訊盈科放出與CMGI、GigaMedia兩項戰略聯盟失敗的消息，其股票隨後在9月20日跌至10.75港元。先前拋售自家 股票的大股東李澤楷此時卻抱怨另一個大股東大東拋售造成股價表現惡劣。當經營者對企業前景缺乏自信而套現的時候，他對於其他股東套現自保的指責是難以令人 信服的。此時可憐的是無力自保的小股東，眼睜睜看著股價在2000年底跌到每股5港元的低位。

李澤楷的套現舉動一直沒有停止，並在港股市場的管理架構下順利進行，直到2006年他碰觸到 了第一條紅線—意圖將股權轉讓給海外機構。事實上，李澤楷向麥格理銀行及美國基金新橋資本出售電訊盈科股份的佈局十分精密。2006年6月10 日，李澤楷曾拜訪過時任網通總裁的張春江，商討購入網通所持有的電盈20%股份，並聲稱回購是他個人的原因，希望網通高層能夠從簡處理並在數天內答覆。網 通當時並不明了李澤楷意圖取得網通持股，旨在消除向外資出售電訊盈科的潛在阻礙。網通發言人李濤宣稱，在電盈6月19日發佈公告披露麥格理銀行購股一事之 前，網通沒有收到過任何正式通知。網通2005年初入股電盈時，獲得一項否決權：電盈出售香港電話公司10%以上股權或出售互動影院公司25%以上股權， 都要得到網通同意。而電盈辯稱，此次打算出售的是資產而非股權，網通的否決權並不適用於本次收購。這份合約中的文字陷阱導致網通無法逆轉李澤楷的出售決 議。

　　然而，李澤楷的這一舉動被認為違反道義，觸怒了網通高管，也背離了政府推動李氏家族收購香港電訊的初 衷。網通以一封措辭嚴厲的聲明反對此次併購，並求助於中央政府。隨後，有了李嘉誠赴京的消息。各方具體的互動過程我們不得而知，個中的折衝樽俎恐怕一言難 盡。最終，李澤楷向外資出售電訊盈科的計劃被擱置。

　　隨後，李嘉誠多年老友梁伯韜聲言收購電訊盈科，似乎是網通和李氏家族的一個妥協。對於網通而言，梁伯 韜的方案可以使網通無需增持股份而繼續保持對電盈核心資產的權利，並免於受外資牽制。這一妥協也可能意味著網通方面已不看好李澤楷繼續運營電訊盈科，想尋 找新的繼任人選。倘若收購成功，李澤楷就可能出局。李澤楷的回應是鼓動小股東反對梁伯韜的方案。坊間的傳言是，李澤楷不想要父親出手幫助，這可能在他看來 是極大的挫敗。梁伯韜的方案最終還是被否決了。受此影響，電盈股價2006年12月1日下跌4.95%。這一次，大股東們沒有任何成果的資本遊戲還是要小 股東們一起埋單。

　　如果說背著網通向外資出售電盈，將李澤楷推向了道義上不利的一面，那麼，2008-2009年意圖私 有化電盈期間的「種票」事件，則可以說他是遊走在法律與公司治理界限的邊緣。2009年1月31日，香港獨立股票評論員David Webb宣稱收到匿名舉報，指有投資者計劃向保險經紀提供電盈股票，以換取投票支持電盈私有化建議。在翻查股東名冊後發現，部分交易日在一天內有數以百計 的1000股成交及轉戶記錄，有多份來自李澤楷曾控股的富通保險公司。2月4日，電訊盈科重新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私有化提案通過。然而，2月10日，香港 警方搜查了李澤楷的三處住所、電盈總部及富通保險等10多個地點，為電盈私有化期間「種票」一案蒐集證據。2009年4月，高等法院上訴庭一致裁定否決電 盈私有化。

儘管如此困難曲折，李澤楷始終不懈的拋棄電盈還是有些結果，其持股電盈的比例從2000年的近40%下降到2011年的近25%（圖7）。

　　對內地企業的啟示：
民營化中如何重構產權

　　電訊盈科的歷史可謂一部摧毀股東與社會價值的歷史。其價值滅失，與其說是全球大勢下的時運不濟，不如說是「急就章」式政府干預、欠妥的產權安排，與危險的資本結構設計所釀成的人禍。

李澤楷最初收購香港電訊，所憑藉的不過是高科技概念和李家盛名支撐的泡沫股價，以及過渡性的巨額銀團貸款，其自掏腰包的投入是杯水車 薪。四兩撥千斤的惡果就在於，身為資本運作者無須為3000億港元市值的蒸發肉痛，卻可以控制整個企業的運作。在李澤楷一系列擺脫香港電訊的行動中，我們 看到小股東面對大股東的決策總是很少話語權，稀有的幾次慘烈勝利，也不過是中央政府或香港證監會出面抗爭的副產品。

企業產權的重新安排是中國現時代的大問題。天下民眾何其多，國有資產交給任何一個家族或個人都可謂民營化，那麼究竟交給誰合適呢？電訊 盈科的悲劇是政府將公用事業交給了一個長於買賣但不重經營的商人（trader），事後又不許其出售資產。對於李澤楷，這同樣是一出悲劇。在舉債買下一個 價值2000多億港元的資產後，面對情勢有變，經營不善，他就做了商人再自然不過的決定：嘗試賣掉資產，還清債務後得餘款走人。可悲的是，作為一個慣於靠 買賣套利的商人，他不小心買了一項不能賣的資產。當然這是事後之見，雙方的選擇在事前也無可厚非。可以商榷之處在於，政府既然看中的是李家雄厚的資本，卻 為何不要求其投入必要的資本，將財富與企業命運綁定，做負責任的大股東與經營者？

最近，電訊被剝離成為盈科的子公司，是李澤楷為了擺脫干預的最新手段。這讓筆者想起了20世紀初美國管制行業中的企業集團架構，為了規 避政府為保護公眾利益而對公用事業行業（如電力行業）所做的諸多限制，美國公用企業通常採取金字塔結構形式，在具體運營企業之上設立控股公司。由於政府的 監管重點放在了下層的實體運營企業，這方便了上層控股公司的新股發行和債券發售等金融活動。能夠想到此種精巧的機制以規避行政干預，李澤楷的財技果然名不 虛傳。

在早前一項對中國內地數百個商業集團的研究中，筆者之一與合作者發現，像盈科與電訊這種金字塔式的母子公司結構普遍存在於中國的國有與 民營企業。這種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子公司再控制孫公司的組織結構，的確是為了隔開各級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就像李澤楷為了隔開政府對其自身事業的干預將電訊 分拆一般。但是，金字塔結構也伴隨著嚴重的公司治理問題：大股東的決策可能侵犯中小股東權益，就如李澤楷對電盈的一系列決策大大傷了投資人的心。電訊盈科 的故事，很可能在中國內地早已一再上演。

健力寶和張海，是主導企業產權重構的力量將企業交給商人或者資本玩家，招致企業經營敗落的其中一個案例。2002年初，當佛山市三水區 政府與李經緯創業團隊交惡之時，資本玩家張海以浙江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名義向當地政府提出收購健力寶。浙江國投本無資金，張海尋找到祝維沙以國債抵押方式拆 得1億元短期資金，成功收購了每年有30億元銷售額、每月有2億元穩定現金流入賬的健力寶。而後張海因不善企業運營，擯棄健力寶創業團隊，當年中國飲料業 第一品牌就此隕落。此外，張海還以企業資金包豪華遊輪做廣告、投資他興趣所在的足球隊（原深圳健力寶隊），最終導致了健力寶的全面衰落。在電訊盈科和健力 寶兩個案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當優質企業產權轉移時，各類資本之間的慘烈爭奪，政府隱於幕後卻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以及政府將企業交給無心無力經營的資本 運作者對於企業與社會的沉重拖累。

張海在2005年3月被佛山警方拘捕，因職務侵佔與挪用資金獲罪10年（後獲減刑）。當然，需要為健力寶沉淪負責的人也許不止張海一人，但張海的獲罪畢竟給了股東與社會一個說法。反觀在法制健全的香港證券市場，一個上市公司市值蒸發了3000多億港元，竟無人被問責。

李澤楷的特殊之處，說到底在於他是華人首富之子。他有雄心超越其父，卻仍不禁接受父親的庇蔭得以接手香港電訊，事後卻成燙手山芋，在無 所不用其極的掙扎後喪失了他早前在香港大眾心中的好名聲。李嘉誠已屆84歲高齡，他面臨著眾多華人商業家族共同的問題：如何交班？商業家族二代普遍缺乏父 輩們自底層摸爬滾打而鍛造的堅強意志和踏實作風。然而，利用父輩積累的人脈、財富進行資本運作，喜好買賣事業卻不好實體運營的「富二代」，鮮有能守業甚至 超越父輩的成就者。反觀成功繼承者，多在父輩打下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或創新轉型。近日，筆者途經香港飛鵝山，偶見電訊盈科斑駁鏽蝕的電話亭，不由得感慨電盈 本應獨步香港的輝煌。

中國企業家擇偶與婚姻的時代印記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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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方愚

這些年我採訪過數十位形形色色的企業家。很多次，聊到痛快處時，我都會問對方幾句有關「後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處，事業與家庭平衡之道，諸如此 類。我問這些一是為了調節氣氛，二是我信奉「屁股決定腦袋，後院制約前台」。有一次，我去採訪美邦服飾董事長周成建。聊他在溫州創業的經歷，聊企業搬到上 海灘後一些光怪陸離的事；終於，嚮往常一樣，我看到其中一會兒他有些倦意，身體開始往椅背躺靠，我問道，周老闆，你現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兩任太太 離婚，分別是什麼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驚地看著我，「老弟…這個也要採訪啊？！」我完全預料也能夠理解他的反應，那個時候，當年的「鋼鐵首富」杜雙華和妻 子宋雅紅離奇的「離婚風波」鬧得沸沸揚揚，土豆網CEO王微和妻子楊蕾分道揚鑣後又對簿公堂，創投界名人王功權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是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熱議的 話題，我卻問起周成建的三次婚姻，他自然會警惕起來。

我告訴他我是財經記者，不是娛樂記者；我還告訴他，我只是想從歷任太太在其創業和登上「服裝首富」寶座過程中分別扮演的角色，來看一家企業及掌門人管理風格和性格的嬗變。他還是有些將信將疑，但我覺察到他有表達欲，並在醞釀中，於是我準備洗耳恭聽。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30多年…」這下輪到我吃驚了。如此恢宏的開場白來回答和前兩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開始以為聽錯了， 「…企業家們的生長和崛起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周成建接著說，「第一個階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鄉鎮企業中思維敏捷、勤奮能幹的骨幹成為 第一代企業家的種子；第二階段民營經濟野蠻生長的1990年代，第三個階段是2000年之後，企業家群體真正走到歷史舞台中央並擔當起重要角色。這三代人 或三個階段，中國商人們的婚姻特徵各有千秋。」

我聽到一半的時候明白了周成建為何選擇這樣一種方式來解讀婚姻。2002年他將企業從溫州搬到上海時，就下決定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氣。這雖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場合都會以一種非同往常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有時候聽起來會有些刻意，但這正是他以及許多類似商人的可愛之處。就像這一次，他的 「中國企業家婚姻三段論」，確實很有見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業家，代表人物有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聯想集團前董事長柳傳志以及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等。這是一幫 「40後」，除了柳傳志卸任又復出直到後來真正退休外，其餘幾位現在仍活躍在商業舞台上。他們大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結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陳紅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對方必須是共產黨員」，沈文榮符合條件，一切都是那麼地水到渠成。宗慶後與妻子施幼珍、柳傳志和妻子龔國興、曹德旺和妻子 陳鳳英的結合，一樣帶有契合那個年代的鮮明的印記。在一個政治語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時代裡，人們的婚姻有時「快捷」到今天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程度。但這樣的 婚姻卻相對穩固。2009年11月，柳傳志夫婦回到海南白藤農場，這是他們當年下放和結合的地方，兩人憶起當年，百感交集。柳傳志後來說當年的繁重勞動是 「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語中甚至偶爾會來一句國罵，來調侃一個特殊年代裡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這樣的一個場景令人感慨。

有人會說，這一代人只有婚姻沒有愛情。這確實是個值得討論的命題。發生在曹德旺身上的一樁事能夠拋磚引玉。曹德旺結婚時妻子陳巧鳳家底還算殷實，他 卻是個窮小子，他在進入玻璃行業之前做過其它行當的小買賣，都是岳父岳母提供的本錢。後來曹德旺進入當地的玻璃廠（福耀集團前身），幾年後，大約是 1980年代中期成為一名「幹部」時，認識了一位小他十歲的甚為聰穎的姑娘，兩個人相見恨晚，很快有了感情，於是要不要與妻子離婚，成為擺在曹德旺面前的 一個難題。

他最後的選擇是回到妻子身邊——儘管這中間有些基於「不能忘恩負義」之道義的成份（這也是那代人的宿命）。值得一提的是他當時的一項「壯舉」——做問卷調查，調查了數十位當地包括工人、醫生、公務員和農民，核心問題是：你的婚姻幸福嗎？

問卷調查的結果令曹德旺既悵然又釋然。悵然的是，收集來的超過半數的婚姻樣本，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換句話說，沒有人的婚姻是百分百幸福的，男女雙方要做的就是磨合、溝通甚至委曲求全；令他釋然的則是，誰又能保證第二段婚姻就一定沒有瑕疵呢？

2009年3月初，我到曹德旺家中採訪他，當我看到陳鳳英從樓上走下來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了當年令曹德旺糾結的那個她。我「冒昧」地問起曹德旺當年妻子知道他有外遇時的表現，「她很平靜，」曹德旺說，「是走是留讓我自己決定。」

和上述「40後」企業家們相比，萬科董事長王石、新希望董事長劉永好、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前華遠 集團董事長任志強等「50後」們大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結婚，他們的婚姻有沿襲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開始打破藩籬，尋找婚姻自由。從另一層面而言，他們的 學識與個人經歷，也為他們的行動奠定了基礎。譬如黃宏生妻子林衛平是他在華南理工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東生也是他們的同學），劉永好是在四川機械工業學校當 老師時，和校醫李巍結婚的。

「50後」們在婚姻出現裂痕時，會比曹德旺們更有勇氣去突破一些宿命的東西——儘管其新選擇仍有屬於他們那個年代的侷限性。任志強的第二任妻子是位 天主教徒，他說這樣的伴侶讓他的婚姻更穩固，也讓他更心安。張茵20歲出頭就結婚並生有一子，但她和丈夫間的摩擦不斷，加上其生性要強，兩人的矛盾愈加明 顯，婚姻隨即宣告結束。在香港創業過程中張茵遇到她的第二任即現在的丈夫劉名中，巴西籍台灣人，是一位牙醫。兩人日久生情，後來走到一起並生有一子。劉名 中雖然和張茵的性格也大不相同，前者內向沉穩，後者富有激情，但兩人彼此寬容，找到了一個平衡點；2006年張茵成為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女首富」，作為 玖久紙業副董事長的劉名中功不可沒。我採訪張茵時，她對2008年自己及企業遭遇系列危機時丈夫的幫助和撫慰之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李東生和第二任即現在的太太魏雪之結合是2006年了。當年TCL業績大俯衝，李氏新婚似乎是為沖喜而來。李東生套現TCL股票金額逾億元，只為補 償前妻洪燕芬。婚後李魏二人的恩愛許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與他們一起午餐，彼時李東生剛陪國家領導人出訪回來，魏東當著眾人的面給李東生加菜， 並再次叮囑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堅持在酒店裡游泳放鬆。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東生，這位事業大起大落的商業領袖，在找到自己稱心如意另一半時的那種欣慰和滿足 感。

和「50後」們相比， 「60後」企業家們大都在1990年代結婚，他們擇偶的明顯特徵之一是，尋找事業上的伴侶。杜鵑和黃光裕結婚了，一個是銀行的放貸員，一個是創業男，業務 合作使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並共同締造出一個「國美帝國」；張瑛和杭州師範學院的馬老師——馬云結婚了，她後來亦成為阿里巴巴最初創業團隊「十八羅漢」的 成員，談劍和復旦大學的師兄郭廣昌結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樣成為了復星初創「四劍客」成員，海歸的俞渝和李國慶結婚了，他們一起創辦了噹噹網並做起「聯合 總裁」；海歸的張欣和潘石屹結婚了，儘管小潘已經離過兩次婚，「萬通六君子」的創業宣言使她「顧不了那麼多了」，兩個後來創業了SOHO中國……
事業夥伴型的婚姻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在共同的創業願景和改變人生的決心之驅動下，雪球容易越滾越大。杜鵑的機智和善於待人接物，彌補了黃光裕溫吞與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黃光裕鋃鐺入獄後，杜鵑在之後國美控股權之戰的每一人會合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屬黃氏之幸。

「60後」們通常希望事業和婚姻雙豐收，在做出權衡時也更果敢、犀利。馬云在事業如日中天時令讓妻子張瑛退居幕後；郭廣昌與談劍離異後，與另一位師 妹、上海電視台主持人王津元結合。不過談並沒有離開復星，她現在的身份是復星集團監事長、星之健身俱樂部董事長。離異後仍默契有加，這是中國商業史上少有 的婚變樣本。

不是所有的同齡人都能像馬云和郭廣昌一樣「灑脫」。「利益共同體」的夫妻間一旦產生裂痕，但又必須繼續「共同」著，尷尬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李國 慶和俞渝、潘石屹和張欣，均屬這種類型。為了噹噹網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國慶和俞渝只能假裝如當年志同道合一般；SOHO中國內部都在談論企業「姓潘」還是 「姓張」（當然，英國回來的張欣隨夫姓，法律文件上名為潘張欣）以及站隊事宜了，潘石屹和張欣對外只能假裝若無其事，潘石屹按捺不住，發出「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磋商文化」的感慨，瞭解他們夫妻者知道話中有話。

作為商業舞台上主角的「60後」們正在老去，現在「70後」正在成為主力，「80後」企業家們也在冉冉升起。這兩個群體大都在2000年之後結婚。其擇偶特徵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託。分眾傳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陳玉佳（鳳凰衛視主持人）便是此種類型。

當然。江陳二人走在一起時，也恰逢分眾傳媒業績一洩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業瘋狂併購的舉措導致了這一切。不過新婚之後，先前那 個江南春不見了，「新的」江南春沉穩、老道、幽默、享受生活，他開始反思分眾的商業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終於找到了原點。」他也曾想把分眾賣給新 浪，自己徹底「歇一歇」，結果未能如願，只好從新趕路。

50後的李東生和郭台銘，在尋找新的伴侶時，何嘗不是持上述標準呢。李東生和魏雪現在他們二人經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東生說。而郭台銘和身為舞蹈老師的嬌妻曾馨瑩，一樣各得其所，恩愛有加。

「80後」企業家們的婚姻似乎現在討論為時尚早。一來現今仍單身者眾多，二來能夠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80後」還是一個小群體。那些個富二代們，雖 然羽翼正豐滿起來，但在他們父輩們真正退居幕後之前，他們能否自成體系並具有駕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個未知數。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鋼鐵董事長李兆會，十年 前他父親李海倉被人槍殺，在澳洲留學的他回國，被迫挑起這家山西最大民營企業的重擔，雖有爺爺指點迷津和叔輩幫助，但海鑫能夠幾年內業績翻番，李兆會的成 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像。三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過一次酒，李兆會的六叔、海鑫鋼鐵總經理李文傑對李兆會的能力讚不絕口，特別提及儘管全球金融危機， 李兆會仍然在證券市場斬獲頗豐。李兆會的太太是演員車曉，即電影《非誠勿擾》裡扮演「一年一次」的那個性冷淡女。

言歸正傳。周成建用大時代下企業家擇偶和婚姻的變遷，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的三次婚姻分別對應了三個階段的特徵（媒妁之 言、事業夥伴和精神寄託），時代變化太快了，我沒那麼大的胸懷（從一而終）。」他說這句話的那一刻，我覺得他夠坦誠， 不過，他還是擔心我對他結過三次婚產生某種聯想，於是隨即向我補充道：「我現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給我很大的啟發，同時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覺得現在自己很幸 福。」

＃荷爾蒙經濟學＃史玉柱與董春蘭：短暫的「史氏婚姻」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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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什麼時候退休？」

「找到老婆就退休！」

這是2011年4月7日，史玉柱在新浪微博上進入「微訪談」時，和一位網友的答問。

史玉柱一如既往一副幽默口吻。不過提問者是有理有據的。巨人網絡於2010年完成了研發改革，即巨人集團研發技術平台，《征途》《征途2》都成為獨 立的子公司，集團出資佔51%股份，研發人員全員出資佔49%。這是一種股權激勵方案。這一年11月底，史玉柱說，如果《征途2》研發成功，他就會辭去 CEO，「下台後就安心玩遊戲。」

婚姻是史玉柱心頭的一處隱痛。他在網上曬自己的工資和半祼照片，更是頻繁發佈自己和其他企業家交往中一些好玩的段子與照片，但他從不主動談及自己的婚姻和女兒史靜。任何一個堅毅的硬漢，內心都有一塊柔軟地，史玉柱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在上述微訪談中，史玉柱的同行、暴雨娛樂CEO朱威廉在線問史玉柱：「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史總同意這個觀點嗎？」

我當時看到朱威廉拋出這一微妙問題時，心想這哥們「夠損的」，朱威廉當然知道史玉柱目前單身，但沒有人說上述「偉大的女人」不可以是夫人之外的其他女人，他這一嚴肅和調侃色彩混搭的帶刺提問，顯然想難倒史玉柱。

插一句，朱和史之前有個段子。2007年朱威廉成立剛成立暴雨娛樂、決心進軍網遊業時，恰遇史玉柱拋出一個論調——沒有一億元別碰網遊。這令朱威廉 很是不快，他很快寫文章反駁稱其扯蛋，「（史玉柱）這些還算不上先行者的人們正在試圖給我們傳遞一個信息：不是億萬富翁或者弄不來上億的投資就別碰互聯 網……是不是錢這東西在中國比外國更有價值，還是我們的CEO們都是有了億萬身家後才去創業的？」

言歸正傳。面對朱威廉的「刁難」，史玉柱回答稱：「大多數男人是這樣（背後有個偉大的女人），但我例外。」

在中國企業史上，有這麼一撮群體：他們都是事業型的創業者，他們都曾有過短暫的像風一樣的婚姻，之後，他們無一再提起往事，無論是繼續單身還是有新的歸宿。單身者如史玉柱，有新的歸宿者如「女首富」張茵等人。

拿史玉柱來說，他和前妻董春蘭的婚姻維持時間甚短。20世紀90年代初，史玉柱還處在創業階段，離巨人大廈的興建和倒塌還有幾年時間時，兩人就離婚了。他們之間是如何結合，又是為何分開的呢？

動盪中的結合與分手

2008年5月12日，一家名叫科大訊飛的安徽公司在深圳中小板掛牌上市。科大訊飛是中國最大的智能語音技術提供商，當天收盤價超過30元，漲幅達1228%。

科大訊飛上市過程中聘請了一家名叫安徽正信會計師事件所的機構，位於合肥永紅路38號，旗下有25名左右註冊會計師，法人代表是董春蘭。

董春蘭是史玉柱的前妻。

史玉柱1962年出生於安徽北部的懷遠縣，1980年以全縣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了浙江大學數學系，期間對計算數字尤為熱愛。1984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統計局農村抽樣調查隊。他常沉浸在調查隊機房，在編寫程序中尋找樂趣。

他很快獲得了一次到西安統計學院（現為西安財經學院統計學院）進修的機會，這是一所1953年由國家統計局投資興建的專業統計學校。史玉柱在這裡收穫良多，目光前瞻，進修後說服安徽統計局領導購得一台IBM PC。

史玉柱並未意識到，當時正是美國計算機行業劇變的一個尖峰時刻。2000年前後，美國計算機界為「誰第一次提出了筆記本電腦概念」急診不休，日本人說此殊榮屬於東芝，而IBM則堅稱，它在1985年開發的PC Convertible的膝上電腦是筆記本電腦的開山鼻祖。

史玉柱編寫的農村收入與消費的統計軟件，受到了安徽省統計局的極大重視，加上他同時發表了一些關於農村經濟的論文和分析文章，甚至引起了國家統計局的關注。1986年，經人推薦，他進入深圳大學深造，攻讀軟件學專業研究生。

就在史玉柱南下深圳之前不久，他和安徽統計局的同事董春蘭剛剛結為連理。史玉柱從來都是一個力爭上游和不安分的人。年輕時候的他，並不知家庭責任究 竟為何物。他以事業為重，雖沒有視婚姻為附屬品，卻堅信婚姻不能成為人生的累贅。他不相信宿命，卻在有意無意中天真地以為男耕女織的傳統婚姻是牢固的。

深圳大學是史玉柱事業起飛的重要一站。說來奇怪，深圳大學，這一創辦於1983年，中國第三梯隊中的高等院校，倒是培養出了許多IT業巨富。史玉柱是1989年從深圳大學研究生畢業的，他畢業後3個月，18歲的馬化騰成為深圳大學計算機系的一位新生。

深圳大學一直以此為榮，2008年25週年校慶時，特別邀請史馬二人回校傳經解惑。2009年12月，巨人和騰訊宣佈，將合作運營巨人此前開發的網絡遊戲《綠色征途》。這是他們第一次聯手。

董春蘭後來為史玉柱生下一女，取名史靜。史玉柱從深大畢業後沒有回到安徽，而是選擇創業，1989年即推出大名鼎鼎的桌面中文電腦軟件M- 6401，賺取了人生的第一個100萬。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關就是逾百天」而寫下50萬行軟件代碼的故事後來為不少創業者津津樂道。直到2011初史 玉柱提起這一段子，還感慨那時候關鍵模塊都是使用的極枯燥的彙編語言！「勤奮可以讓人變得更聰明。」他說。

殊不知，就是這個時候，史玉柱的婚姻開始出現裂痕。

1991年，董春蘭從安徽統計局辭職，赴深圳馳援史玉柱，一邊到其公司做會計，一邊做起賢內助。

然而，一年後，兩人就離婚了。要知道，這一年，史玉柱的M-6403利潤超過3000萬元，名噪一時、號稱要建「中國第一高樓」的巨人大廈設計方案新鮮出爐。第二年，巨人僅中文手寫電腦和軟件的銷售額即達到3．6億元，成為位居四通之後的中國第二大民營高科技企業。

就是這樣一個上升期，董春蘭選擇與史玉柱分道揚鑣，到底有什麼樣的隔閡，使這對夫妻不能共富貴呢？

法人代表董春蘭

原國家統計局安徽調查總隊隊長、安徽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抽樣調查隊隊長金玉言，即史玉柱當年在安徽時的老領導，對史玉柱的印象是「不懂生活」、「結婚後家裡什麼事情都不管」，加上兩人長達兩年的時間裡分居兩地，婚姻出現裂痕，對軟件的極度沉迷的史玉柱並沒有彌補的意識。

2007年的一期《三聯生活週刊》中講到一個關於董春蘭的細節——董春蘭來到深圳搭幫史玉柱期間，有次生病住進醫院，要摘掉一個腎，史玉柱並沒有給予她應有的呵護和關心，董春蘭甚為灰心，遂寫信向金玉言「投拆」。

僅僅因為事業與婚姻不能兼顧或無意識而產生不可踰越的鴻溝，史玉柱和董春蘭演繹的這一曲婚姻大戲令人遺憾。

2001年，《中國企業家》雜誌對一群頗具規模的民企掌門做了一項關於婚姻狀況的問卷調查，對「自己能否在事業和婚姻上都取得成功」一項，723%的受訪者選擇「很有可能」，選擇「有一點可能性」的比例為255%，另有約21%的被調查者表示「不太可能」。

與史玉柱離婚後，董春蘭回到了安徽。1995年，她組建了安徽正信會計師事務所成立，任法人代表。

非常有意思的是，史玉柱創業時，金玉言曾前往深圳為其巨人公司出謀劃策，董春蘭創辦正信會計事務所前夕，他又回到合肥幫忙，「我跟他們二人關係都很好，但我更同情弱者」，金玉言說。

就在董春蘭創辦正信會計所一年後，史玉柱的從人生的巔峰跌至谷底。沒有人知道，此時的董春蘭是怎樣一副心境。而對史玉柱來說，他也許是他所必須要蹚的河流。多年後他東山再起時，雖然激情不減當年，但理性成分更濃。

事實上，董春蘭也有著女強人的秉性。史玉柱婚後無暇家務，而董春蘭亦不習慣獨自下廚，兩人經常在單位食堂解決就餐事宜。她自己創業後，陸續取得了註 冊會計師、註冊資產評估師、註冊土地估價師、註冊房地產估價師等執業資格。她還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成員（正信會計師事務所建有民進安徽省下 支部），安徽民進企業界會員聯誼會副會長，積極參政議政。

她的正信會計事務所這些年在市場上斬獲頗豐，先後為淮北礦業、淮南礦業、銅陵有色、巢東水泥、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國科技 大學、合肥市審計局和財政局等政府和高校及幾千家中小企業提供各類財務審計、資產評估、工程造價審核等業務。2008年5月上市的科大訊飛，資產評估機構 之一也是正信。

從這些業務可以看出，她在安徽省的人脈資源極其豐富。2010初，她和搭檔袁林還在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

史玉柱與董春蘭離異後沒有再娶，近些年，他所到網遊、金融、酒類等行業，無不掀起一股旋風，在資本市場上亦技不輸人；巨人網絡的兩位高管——程晨（常務副總裁）和劉偉（總裁），為史玉柱的南征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亦被坊間戲稱為史的兩位「紅顏知己」。

2009年胡潤百富榜上，他以145億元財富居第46位。引人注目的是，在2009年女富豪榜上，楊惠研（碧桂園創始人楊國強女兒）、劉暢（新希望 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女兒）、胡佳佳（美特斯邦威董事長周成建女兒）、史靜（史玉柱女兒）四位女子的財富分別為310億元、81億元、23億元和15億元。史 靜於是被坊間稱之為「網遊業第一千金小姐」。

忌諱舊事的富豪們

史玉柱現在偶爾接受媒體採訪，即使和熟識的記者談得酣暢，也絕不公提及自己年輕時失敗的婚姻（儘管他當時並不認為失敗）。他看起來大大咧咧，內心卻 對任何事物的邊界都分得一清二楚。他是處女座，一個完美主義者，而完美主義者對事物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史玉柱最近一些年他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精神歸宿，他 想研修佛學，但有時他又有些游離，「人為什麼要信佛，說白了還是迷信，」史玉柱說，「一個人對自己的命運無法掌握的時候，特別容易信教。」

對現在尚且單身的史玉柱都不願再提婚姻舊事，那些後來又找到適合自己另一半的中國富豪及企業家們，他們更加絕口不談之前的婚姻——除了像郭台銘這種妻子早逝類型者。

周成建在2010年胡潤百富榜上位居第25位，家族財富為230億元，連續三年被稱為「中國內地服裝業首富」。他在溫州發家，後來將總部搬至上海， 現在其品牌美特斯邦威在年輕人中無人不曉。周成建結過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生下一個女兒（胡佳佳）和一個兒子，第二任生下一兒子，第三任是2003年和 周走到一起的，之前在證券公司任職。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採訪周成建時，直言不諱地問他，前兩次婚姻為什麼沒有持續下去？「這是適合不合適的問題，而沒有對錯之分，」周成建也很直率，「從20來歲時不懂得婚姻時草草結婚，到有意識尋找適合自己的，到找到最匹配自己的，這是一個過程。」

周成建是個工作狂，他手下的人告訴我，他如果不出差，每天早上很早就來了辦公室。在很多一段時間裡，他週六週日也來公司，於是公司員工們也必須加班。「現在我不敢也不能這麼做了。」他笑著說。

「是不是你的太太也浸於工作的原因呢？」

「沒有啦，儘管她在生意上給了我非常多的啟發，但她同時是一個非常會生活的人。」

「胡佳佳持有美邦的股份，是代你持的，還是你為補償佳佳的媽媽的考慮呢？」我不依不饒。

「是代我持的，跟我前妻沒有關係的。」周成建說完，端正了坐姿，猜疑地看著我說，「你怎麼對我的婚姻這麼感興趣？」我哈哈大笑。

再說幾位女性企業家吧。眾所周知的一位——曾執掌陽光衛視的楊瀾年輕時也有過一次短暫的婚姻。1994年她離開央視、赴美留學之前，就已結婚嫁人， 丈夫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校友。但這一婚姻維持了只有一年多時間，1995年，楊瀾還沒有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就和現在的丈夫吳征結婚。個性原本要強的楊 瀾，和吳征之資源的嫁接，使得她的事業上升的加速度明顯加快。

吳征思維很是西化，外剛內柔，而楊瀾雖亦不乏國際視野，但是骨子裡是傳統思維，外柔內剛。她對自己的孩子傾注了太多心血，主持《天下女人》的一些妙語實乃親自經歷後的感觸。吳征和楊瀾生活及理念難免產生衝突，但他們均絲毫不會把這種情緒和狀態進到工作當中或掛在臉上。

2003年年底，吳征夫婦讓出生不逢時、接連虧損的陽光衛視控股權後，一重慶媒體稱吳楊二人離婚，這使得他們怒不可遏，將其告上法庭，要求賠禮道歉，同時支付精神損害賠償費人民幣1元整。這便是2004年初熱鬧一時的所謂中國內地「首例名人名譽侵權案」。

再來說「女首富」張茵不太為外人知的一面吧。我在本書第6章提到她和丈夫劉名中在玖龍紙業「女主外、男主內」的風格和彼此的默契。在遇到劉名中之 前，張茵也曾有過一次婚姻，與史玉柱、周成建一樣，是20歲出頭就結了婚，她於1982年和前夫生下一個兒子。1985年張茵赴香港創業，做起廢紙生意， 後來與自己的台灣牙醫劉名中結合，並於1992年生下一子，大兒子也改姓劉，名晉嵩。劉晉嵩於2009年8月任玖龍紙業執行董事，張茵顯然有意培養其為接 班人。

非常有趣的是，2007年8月，一份《「十五」時期廣東婦女發展報告》發佈，這一報告對女性離婚人口的現狀進行調查後發現，女性離婚率連年培增，其中女官員和女企業家離婚率最高，是男性同類職業離婚率的近4倍。

我採訪張茵的時候，一向非常健談的她，對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守口如瓶。個中心境不難理解。

類似的中國企業家還有不少，他們對現在的婚姻狀況甚為滿意，對曾經的婚姻經歷頗為忌諱。這其實已經足夠。婚姻，對大多數人20世紀70年代之前出生 的創業者來說，是比他們後來經營的實體企業起步更早的一項事業，所謂不諳世事，遭遇變故也在情理之中。所幸他們後來都找到了新的港灣，並視婚姻和事業為自 己的左右手。

美國有位社會調查研究專家和家叫托馬斯·J斯坦利，他從1973年開始致力於美國富人生態的研究，他在著寫《百萬富翁的智慧》一書時，對美國 1300多位百萬富翁進行調研，得出的成功秘訣是良好的信用、自我約束力、善於交際、勤勉、有賢內助的支持；調研結果同時也表明，婚姻和事業是成正相關 的，80%的事業成功和永續的人一生沒有離婚，那些離婚後開創個人事業的人，第二次婚姻也會維持在十年到二十年以上。

斯坦利的研究成果，同樣適用於中國企業界嗎？

李兆會和杜雙華：首富婚姻屌絲狀 東方愚

有兩位中國富豪的婚姻不約而同失敗了。他們是李兆會和杜雙華。這倆哥們很有「緣分」，一個是山西首富，一個是山東首富，且本行都是「煉鋼」的，前者 是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後者乃日照鋼鐵集團董事長。他們婚姻破裂的風格迥異。李兆會是2010年1月和電影《非誠勿擾》中那個扮演「一年一次」之性冷淡女 的演員車曉結婚的，但2012年春節過去不久，坊間就傳出倆人9個月前已離婚的消息；杜雙華和妻子宋雅紅的離婚訴訟去年鬧得沸沸揚揚，他們的分手之路堪稱 離奇——宋雅紅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離婚時，發現自己在七年前就已經「被離婚」了，那個時候，杜雙華也算個富人，但真正的「首富之旅」才剛剛開始。

如果要問李杜二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答案很簡單，李兆會是「80後」，杜雙華是「60後」。年齡段不同，婚姻特徵和擇偶觀一般會有不同。

李兆會娶車曉的時候，已經是身家百億級的山西首富。海鑫鋼鐵是他的父親李海倉創辦的，但李兆會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富二代」，因為李海倉2003年 1月被人槍殺。當稚氣未脫、在海外留學的李兆會回到山西臨危受命做起家族企業新掌門，雖說有爺爺奶奶的威權開路，也有六叔李文傑（海鑫集團總經理）等人的 輔佐，但李兆會不俗的個人能力和商業技能很快顯現。父親去世到他結婚的7年間，企業規模不但翻番，而且在資本市場上也走得越來越遠。2009年5月一次到 山西拜訪李家，李文傑喝了不少酒後對我說，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他的侄子仍然從資本市場斬獲了十個多億。我不知道這是酒後的胡話還是真言，但他對李兆 會的讚許之情溢於言表。

言歸正傳。對於後來跟馬云、魯偉鼎、王中軍等人一起玩耍的李兆會而言，按說對很多事情應該看得開一些，格局大一些。沒錯兒，他在商業上甚有氣魄，但 到了婚姻上，一切都回歸傳統，他希望車曉能夠扮演一個在家裡相夫教子的賢內助的角色。其爺爺奶奶更希望如此。李海倉被殺的陰霾在他們腦海中消散不去，悲劇 不會重演，家族則當更強更壯，他們非常希望盡快看到李兆會和車曉為他們生下重孫，並早早把他培養成一個小男子漢…但對於車曉來說，她太愛演員這個職業了， 雖然她只能算做是三線明星，但她在演藝路上的野心不小，出生在軍人世家的姑娘從小受到的家教以及潛移默化養成的性格大抵如此：心直口快，不達目的不罷休。 記得婚後有次記者問她，你是不是會「息影」啊，她一下子就急了，「如果有一天我離開了這個行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厭倦了，和我結婚無關。「

生活有時候就是個圍牆，就像個悖論。人生如戲，但你總不能時不時來一句，噢，我演得不好，再來一遍吧。再演一遍不是沒可能，協商協商再協商，問題是 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裡，耐心是奢侈品。常見的將這場戲繼續下去的方式是：換一個演員。車曉和李兆會離婚後，有人說她獲得了3億的補償，她在微博上看起來很有 風度地回應：「3億人民幣？有人想錢想瘋了吧。對方的家產是人家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我不要。」

同樣是拘謹的婚姻，杜雙華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他和宋雅紅結婚是在1980年代末，那個時候他還是首鋼的一個業務員。而那一代人，在彼時的學生風波和 幾年後鄧公南巡的影響下，內心無一不萌生發奮圖強、主宰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求。他後來下海經商，如魚得水，遂愈戰愈勇。如果當年沒有離開首鋼，他的婚姻也許 小有波瀾，但至少不會大動干戈。現在，他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商業王國，這涉及到的環節之一便是對伴侶的重新定位。他希望宋雅紅首先成為自己事業上的助 手，然後再考慮家庭主婦的角色。但彼時宋在商業上的興致並不是很高。用後來杜雙華在「萬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貪圖安逸、小富即安」。杜雙華後來到河北 老家創業，兩人之間便開始出現罅隙，直到宋生第他們第二個兒子的時候發現杜雙華感情已經有了新歸宿，這成為壓垮他們的婚姻之最後一根稻草。後來杜的生意越 做越大，考慮到離婚要分財產，事不宜遲，便「未雨綢繆「，導演了一場「沒有女主角」的離婚大戲。2008年9月我在日照調研這位後來成為當年富豪榜上最大 的黑馬時，有人給我說他是「鑽石王老五」，我差點就信了。

財富多寡與社會地位、個人安全感直接掛鉤。通向大富的多是男人，這個社會說到底是個男權社會，社會裡的另一件稀缺品是妥協的勇氣。看到最近海鑫鋼鐵 和日照鋼鐵都參與了日照港的定向增發，我就想，如果李兆會和杜雙華坐在一起，倆人一起拉拉家常，聊聊自己曾經的婚姻，他們一定會尷尬一笑。試想一下，如果 兩組婚姻標本錯下位：車曉像宋雅紅一樣樂意首先干起傳宗接代的活，或是杜雙華像李兆會一樣不強求妻子在事業上給自己多大幫助，情況會是怎樣？

當然這樣的假設意義不是太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婚姻宿命。就像你也不能據此就說，還是70後的婚姻比較靠譜，因為他們要志同道合，也要家庭和諧。 「找個70後或75後的『高富帥』吧」，我確曾聽一位姑娘這樣向自己的姐妹們倡議。這個命題首先又回到了原點，外在俊醜和財富多寡決定婚姻幸福與否？似乎 有些荒謬。不過我理解當下一些年輕人的擇偶觀，當「快餐式婚姻」流行起來，和「高富帥」在一起的時間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邊際刺激效應」是最大的。但 人總是會老的，你又能邊際刺激幾次呢，再說十年後70後一定處在與今天的60後類似的一個婚姻坐標。所以說到底，一切外在條件都是浮云，冷暖自知，屌絲的 婚姻可能是美滿的，首富一樣可能包攬原本以為只有屌絲婚姻才享有的各種悲催因子。

婚姻會減少非受迫性失誤

　　不管怎麼樣，婚姻對我來說的確是件好事，拋卻其他的好的方面，我的財運因此好轉了不少。

　　婚姻到底是不是件好事，很多人看法不同。除了對婚姻有創傷的人之外，我感覺，出生在1970年代的很多人結婚年齡要大大晚於出生於1980年代和1960年代的人，並且他們會更晚要小孩，離婚率也偏高。

　　這很可能和這個年齡層的人在青春期受到的節育教育有關。相信這種婚姻平均狀況會給這個年齡層次的人的個人財務狀況帶來負面的影響。很明顯的一部分是，離婚會分掉你的資產並且折磨你的神經—其中還有很多「摩擦費用」，比如律師費，還有糟糕的婚姻會影響一個人的工作狀態。

　　當然，說結婚對個人財富有益，卻只能相對離婚來展示優勢是很可笑的。在一般狀態下，相對於光棍，婚姻對財富也是有好處的。

　　西蒙·拉莫曾經寫過一本書，《網球庸手的高超打法》。拉莫發現，超級職業網球選手為了贏得比賽，需要打出精準的Ace球，這種球的力量、角度都令對手 無法應付。一般來說，在一場頂尖的職業比賽中，打出Ace球數量多的一方會獲勝。但對於那些技術平庸的網球愛好者來說，Ace球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爾他們 憑藉運氣也會打出Ace球，但是更多情況下，對Ace球的追求會令這些業餘選手失誤頻率大增，頻繁的「非受迫性失誤」是這幫人失掉比賽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是在財富問題上，人們會發現平庸選手的比例要遠遠高於網球界—這主要是因為網球選手成為高手只要拚命訓練就可以，但財富問題就沒那麼簡單，而且也難以進行練習—一個平庸的選手會對自己的個人財富作出怎樣的決策呢？

　　這些平庸選手如果一個人做出投資決策，往往會為了追求高收益率而放棄對投資安全的考慮，而且如果在沒有顧忌的情況下，人們也會傾向於在某次所謂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上孤注一擲。結果，光棍們也往往一再出現「非受迫性失誤」，進而在財富競爭中被淘汰出局。

　　但是如果一個人結了婚，由於各種壓力，他的財務決定就不能那麼輕佻了。為了房屋貸款、孩子的奶粉錢、妻子的「愛」和逛淘寶的樂趣，這個傢伙要提高自己 財物安全級別，儘量減少「非受迫性失誤」。比如，他們會減少換工作的頻率並且更加努力工作，減少投機，增加高等級的投資行為。

　　另外，我婚後經歷的一個經常性場景是：我媳婦半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而我在廚房刷碗，她說：「我有旺夫命吧？」我說：「是的，沒錯。」婚姻除了對我財運有改善，也讓我刷碗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思考的碎片--七夕婚姻家庭零零總總 slamnow

關閉 【問對管理】婚姻&房價：你倆關係多「親密」?

有人認為房價和離婚率間有較強的關係，並以下面的數據作為論據：

北京

房價：2009年16057元、2010年27130元、2011年23818元

離婚率：2009年20.6%、2010年39%、2011年40.2%

上海

房價：2009年10574元、2010年22040元、2011年25778元

離婚率：2009年23.9%、2010年38%、2011年44%

僅憑這麼兩組數據來證明房價和離婚率的相關性是非常牽強的。舉一個反例，按這種論證方式，我們甚至可以說房價和問對網用戶增長相關：

問對網用戶：2009年1萬、2010年10萬、2011年100萬

離婚率：2009年23.9%、2010年38%、2011年44%

這種論證方式顯然是大錯特錯。

那麼房價和離婚率有關係嗎？高房價不是離婚走高的主要因素，但是對婚姻質量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高房價會導致大量工薪階層無力買房，即使買了房，承重的月供負擔讓工薪階層身心俱疲。

著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將人的本質需求分為5個層次，分別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無房狀態對於工薪階層各層級的需求都存在負面影響。

老人常說婚姻的基礎是感情，現實告訴我們物質基礎同等重要。大部分人工作一生也就夠買一套房，而房價直接影響你的物質基礎，現在你敢說房價對婚姻沒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