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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周刊》突破受訪者層層心防，深入訪談一位三星電子現職員工，驚訝地發現三星內部軍事化管理的恐怖情況：每天進出公司像海關入出境一樣安檢；影印紙有感應條碼，私自帶出警鈴就大作；碩士生菜鳥得幫忙倒咖啡；還要像情治人員一樣蒐集客戶情報。

撰文‧謝富旭

金善莊（化名），二十八歲，大學讀的是電機系，而且還擁有號稱韓國前三大最高學府之一｜｜高麗大學的商學碩士學位。她擊敗數萬名競爭對手，三年前通過三星集團職能適合考試（ＳＳＡＴ），成為韓國第一流企業｜｜三星電子的正式員工。這位外形甜美、笑容可掬的粉領族，將她在三星工作的酸甜苦辣娓娓道來。

考進三星集團時，家人都很為我感到驕傲，為了通過ＳＳＡＴ，辛苦一年總算有了成果。然而，進入三星後，與我原本期望的有頗大的差距。

ＳＳＡＴ考試，每年約在八月報名，九月舉行，筆試通過後，還得通過面試。一年至少有八萬至九萬名的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生報考，我那年錄取人數算多的，高達八千多人。熱門程度，比韓國國家考試有過之而無不及。約在十月底收到令人興奮的錄取通知後，隔年一月正式報到，隨即展開長達三周的新人集訓。

三周的新人集訓過程，只放過一天假，其他時間都必須待在訓練所裡，全體一律住宿，晚上除非特別申請，不得外出。需要什麼東西，只要登記，就有專人代買。而在受訓期間，我們就已經開始領薪水了。

從錄取到分發單位 「洗腦」半年三星的新人集訓，簡單來說，就是一場徹底的「洗腦」教育。我們學唱「三星歌」、做「三星操」，背誦公司的經營理念、員工守則，以及熟悉董事長李健熙種種偉大與改革事蹟，宛如把三星的ＤＮＡ注入我們的血液中。老實說，課程還滿無聊的，常常令人想打瞌睡。但老師說，不及格會退訓，強忍睡意也要假裝專注地上課。

白天上完課，吃完晚餐後，幾乎沒有個人時間。因為，我們還得利用晚上時間一起討論老師在白天交代的功課。大體上是十幾個人為一組，功課很多都是與三星的精神、理念之類的有關。比如說，要如何用話劇、自行拍攝影片，甚至是動畫來表現三星的企業精神。別看這題目好像很無聊，大家都絞盡腦汁用新手法力求表現，忙到凌晨一、兩點是常有的事。

三周的新人集訓結束後，分發到各事業體，還有一場各事業體的集訓等著你；之後分發到各子公司，還有子公司集訓，子公司集訓後分發到各單位，還要再受訓一次。於是，在進入三星的前半年，幾乎沒有在做事，都是在受訓，這讓我很佩服三星，竟肯花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培訓新人。

六月的新人運動會是最後重頭戲，入社不滿一年的新人全得參加，並負責所有節目，包括啦啦隊表演、話劇、舞蹈等等。當時我負責的是人力標語舉牌，手上拿藍、白、紅三種色牌，外加兩條彩帶。主管教我們每人一首簡單的兒歌，只要順著兒歌節奏依序舉起你的色牌與彩帶，就可以組成很壯觀的標語與口號。事實上，這個節目的設計很複雜，因為每個人嘴裡唱的兒歌雖一樣，但每個人卻都有各自的舉牌節奏與順序，讓你不得不對指揮設計的人致上最高敬意。我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人力舉牌，好整齊、好壯觀，眼淚都飆出來了。

你沒看到新人運動會那種場面，不論是話劇還是人力舉牌，以及最後大家齊呼「三星第一、三星第一」的口號，全場群眾激動瘋狂的程度，讓人彷彿有置身北韓國慶日的感覺。現在想想那時有點蠢，但當時狂呼口號的我，可是淚流滿面哩。

保密工作密不透風 防員工如防賊一直到六月的新人運動會結束後，才感覺自己是正式員工。我被分發到三星電子的一個銷售部門，負責一家國際知名品牌業務。三星把工作切得很細，每名員工只專注一個小環節，把它做到嫻熟無比。我的工作很容易上手，主要是負責接單與出貨之類的，九○％以上的工作都在收發email，上手之後就開始覺得單調及乏味。

我經常覺得，我現在只是三星這個龐大企業集團機器運轉的一個小螺絲釘。因此，我一定要更努力地往上爬，擔任更高職位，爭取機會負起更大的責任，否則，愈小的螺絲釘愈不重要，換句話說，就愈容易被別人取代。

三星也很樂意培養表現上進心的員工，只要工作後進修與你工作有關的課程，公司會補助一半學費。三星集團內也有很多免費課程，讓員工自行挑選。

很多人認為三星不是終身雇用制，淘汰率高，但我的經驗是，入社前幾年，有些人覺得工作太單調，無法發揮所長而自動離職。有更多的是因遲遲無法升遷，覺得很沒面子就掛冠而去。

三星的管理，很像軍隊，很重視階級間的倫理。雖然我擁有碩士學歷，但剛進去時幫前輩倒咖啡、跑腿都得做，一直到有比我菜的人進來，才免除雜役工作。記得剛進公司時，有一次與前輩一起到餐廳用餐，我被莫名其妙地罵了一頓，理由是最資淺的人要最晚才能離席，負責檢查有沒有人掉東西之類的，那一次我覺得很委屈，因為沒人教過我，我哪知道？

軍隊很重視保密，三星保密更是嚴格，每天出入公司，如同出、入境海關一樣都要接受安檢。辦公室嚴禁使用手機照相功能，三星手機一進入公司就會被自動鎖住照相功能，他牌手機的照相鏡頭則須貼上封條。辦公司的影印紙全部都有隱藏性條碼列管，防止文件被攜出，這種紙的價格是尋常紙張的數倍，也是三星自己開發生產的產品。有一次我要出國玩，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公司紙張影印行程攜帶出去，結果警鈴大響，保全對我搜身，把影印紙沒收。

每月須提交客戶作息與個人喜好業務部門除了每月提交的客戶進貨量等報表外，還得幫忙打聽客戶Key Man（關鍵主管）的嗜好、喜歡的食物、收藏偏好，或喜歡的消遣娛樂。所得資訊全部列管往上呈報。對方公司不免懷疑我問這些做什麼，主管教我們說，是為了以後高層互訪時交換禮物及安排休閒行程用的。

我雖只是低層員工，但看見愈高層主管，他們的壓力就愈大，常常比下屬早上班、晚下班，他們雖沒規定我們基層要跟著他們一起加班，但也造成我們心理壓力很大，常常沒事做了，也不敢太準時下班。另外，經常晚上需要陪主管喝酒，聽他們訓話或吐苦水。看到主管這樣，我也警惕自己，一定要強化自己的抗壓性，將來有更充分的準備擔任更高的職位。

我在三星工作快滿三年，目前月收入（加獎金）約二五○萬韓元（約七萬元新台幣），只是韓國企業的平均水準；聽說，升經理後，薪水才會明顯地調整。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能得到升遷機會，不致辜負父母花很多錢栽培我的苦心。

三十年來，他斥資逾十億元，打造出上千張佛教音樂專輯，其中半數全球銷量賣破百萬張，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佛教唱片專輯版權。

如今他又花五年、砸下三千萬元，推出全球第一支付費下載的佛教音樂App，讓宗教音樂界也有了KKBox。

他是妙蓮華心靈音樂創辦人楊耿明。早期市場根本沒有佛教音樂概念，楊耿明卻把流行音樂元素融入宗教，有系統製作出創新佛曲，因此占了先機。「市面上八、九成佛教音樂都是他們的，不誇張！」皇冠企業集團董事長江永雄觀察。

會轉進佛教音樂，源自楊耿明三歲就跟著出家的外婆皈依，曾在寺廟生活四年，是個理著光頭的小沙彌，對金剛經等經書倒背如流，直到國小才還俗。

唱片業南霸天之子國小就想結合唱片與宗教

楊耿明縱橫台灣唱片業已近四十年，「我們家就是唱片業的活歷史，」現年四十八歲的楊耿明回憶。在他十歲時，父親楊期泉開了南部第一家唱片行，十三歲時成立全台首家電子音樂唱片公司「中聲唱片」，十七歲時則有發行台語流行歌曲的「南星唱片」，出過陳一郎、陳盈潔、葉啟田等知名歌手專輯，「那時候是南部最大唱片公司。」楊耿明說。

繼承父親商業頭腦和生意基因的他，國小時有次和同學到老師家做功課，基督徒的老師帶學生唱詩歌。他聯想到幼時寺院只有木魚「叩、叩、叩」，沒有任何伴奏，便想讓佛教經書也能像基督教和流行歌曲結合，「父親說以後有能力，你再來從事這個行業，可以顛覆這個產業。」

找來知名編曲、演奏家20年前賣贏鳳飛飛、王傑

小小年紀的他把父親的話記在心裡，國小一畢業就幫家裡的唱片公司選歌。國中寒暑假自學當音樂製作人，在只有卡帶和黑膠唱片的一九八○年，已有上百名外包樂師供楊耿明調度，「那時候一張專輯只要錄出來，隨便都是一棟房子賺進來。」楊耿明說。

二十年前他二十八歲，父親生病，楊耿明發願整合佛教和流行音樂，成立全球第一家專門出版佛曲的唱片公司「妙蓮華」。當還沒人注意到佛教音樂商機時，他就搶進此藍海，找來知名編曲家劉清池、二胡演奏者溫金龍等知名樂手，把古板、傳統的宗教音樂和流行結合，因此勢如破竹搶下市場。

「大家都不曉得我們量比流行音樂都大，」楊耿明回憶，二十年前一進錄音室，一小時收費二千二百元，包括吃飯時間都照算錢，台北三家最紅的錄音室，每個月最少都有七天在錄妙蓮華的宗教音樂，「當時一張專輯製作成本超過百萬，但只要一發行馬上賺回來。」

當年隨便製作一張專輯，銷量都是百萬張起跳，最暢銷的甚至賣破五百萬張，比同期的王傑、鳳飛飛等國語流行歌手專輯還賣座。「消費者流行歌曲可能就買一張，我們這種東西一去就買二十張、一百張送人，一千張都有。」他帶起佛教現代音樂風潮，不只唱片行會播，甚至深入全台大街小巷。

楊耿明透露，至今共製作超過一千張專輯、一萬首佛曲，全盛時期每年光版權收入就以億元計。

轉型推出佛樂App槓上龍巖，要求公播權付費

不過這十年來，楊耿明的事業因不敵網路免費下載而節節敗退。過去，全台有超過十萬間唱片行，現在卻僅剩不到一百間；反映在他的銷量上，十年前開始每年以約一○％的速度萎縮，今年他的佛教音樂營收僅約一千萬元，連過去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現在出去頂多一千張就算大賣，賣一張賠一張，你就知道有多慘，」楊耿明苦笑說，以前一個月最少推三張專輯，現在放慢到半年才有一張，「其實不只我們，是整個唱片產業現在已經沒了！」

唱片業打滾近四十年，最令他痛心的事，莫過於曾看它在手中輝煌，又看它隨大環境消失。「我想救這個產業！」唱片業會垮是因為網路，現在楊耿明卻打算靠網路再把它復活。

看好App付費聽音樂趨勢，他把過去累積的宗教音樂，集結成數位資料庫發行，新推出類似線上音樂平台KKBox，向私人、家用消費者每月收費三十元；此外，商業用途的公播，他則靠主張著作權，要求禮儀公司在內的商家付費使用。

「宗教用樂最大就是禮儀公司，」他盤算著，台灣一年往生約十五萬人，扣除一％基督徒，再以使用一場告別式用樂收費兩千元計算，只要能收到四成就有一億元版權收入。

所以楊耿明在兩年前創立中華國際宗教音樂著作權協會，並接任理事長，近期他開始大動作槓上龍巖、萬安生命等全台大小禮儀業者，主張告別式中，若公開使用他的宗教音樂必須付費，「他們罵為什麼要付錢，你是要賺死人錢，」楊耿明不諱言，使用者付費天經地義，否則訴諸法律。

「死不甘心，總是要想辦法求生存，希望靠雲端和著作權，能再把這產業帶起來。」儘管近四十年唱片生涯舊夢已逝，但這位對宗教和音樂有執著的「佛教音樂王」，仍等待著新夢實現的一天。

為了關懷國際難民等議題，網路媒體《報導者》前往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獨家專訪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除了分享他信仰的普世價值，他也透露外界關注的轉世訊息。《今周刊》特別取得授權，刊載其精華節錄。

時間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逃難途中，借住小廟，十三歲的阿里仁波切（對藏傳佛教上師的尊稱）蹦蹦跳跳地跑上樓，看見大他十一歲的兄長憂愁地站在窗前。沉默一陣後，哥哥突然喚了弟弟的小名，語重心長地說：「秋杰，我們現在是難民了。」二○一六年六月，在印度北邊的達蘭薩拉，半世紀前流亡的二十四歲青年，此刻就坐在我對面，八十一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格魯派轉世傳承的領袖），作為本世紀最知名、聲望最高的難民，他硬是將流亡的邊緣處境，扭轉成全球焦點。

接受《報導者》專訪過程中，問他五十七年前剛到印度時，最不能適應的是什麼？他說：「首先是我的胃。」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三年前第一次採訪他時，也聽過一個笑話，剛流亡時，達賴喇嘛和官員們都不會講英文或印度文，「我們當時有個翻譯，他的一隻眼睛看不見，我們時常要牽著他。有個噶倫（官員）說我們一定要學語言，要不然都要靠一個獨眼龍。」講這段話時，達賴喇嘛笑得不能控制自己，身體前後劇烈搖擺，聽者很難不被他的情緒感染，於是感覺，流亡似乎沒有那麼刻苦。

流亡，不單向接受救助讓藏人參與修路 爭取西藏學校笑聲後頭的，是二十四歲青年身後，數萬名陸續逃出的藏人，流亡之初，一無所有。

一味接受救助，達賴喇嘛覺得是不道德的，他主動建議讓藏人到中印邊界的高山上修築公路，艱苦的體力活，一天的工資只不過一盧比，買了米就所剩無幾。辛苦雖辛苦，卻能往涼爽山區去，止住藏人下到炎熱平地，因水土不服的高死亡率。

達賴喇嘛獨獨向尼赫魯（當時印度總理）要了一樣東西：教育，要求設立能傳承藏人的語言文化，也傳授現代知識的西藏學校。並在藏人定居點建立寺院，「今年，有很多女尼要接受最終的佛學考試，在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學習之後，成為格西（佛學博士）。在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有女尼取得格西學位，有一些朋友視我為女性主義的達賴喇嘛。」他招牌式的慧黠笑容閃現，接著說，「在五十年之後，我想西藏難民是最成功的難民社群。」早在二十四歲那年，達賴喇嘛就在西藏三大寺高僧的圍觀下，通過格西學位考試的答辯。格西的養成，大約需要二十年。慢著，他不是才二十四歲，難道四歲就開始學習？

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在回憶錄中提起弟弟五歲進入布達拉宮的生活，「即使對一個這麼年幼的小孩，達賴喇嘛的訓練都非常嚴苛，每天六點他就要起床，念經、祈禱、冥想。」五歲，進入布達拉宮只能透過望遠鏡 一窺外面世界嘉樂頓珠當時九歲，隨同父母來到拉薩，住在布達拉宮附近，從平凡的農家，一下翻轉成貴族。雄偉的布達拉宮覆蓋整座山頭，宮中僕役眾多，光是廚子就有四十個。嘉樂頓珠卻說：「那不是一個舒服的住所，沒有電力，空氣中瀰漫著腐臭味，放食物的地方有上千隻老鼠肆虐，冬天沒有暖氣。那地方讓我害怕，如果我被選擇成為達賴喇嘛，我想我會逃走，在家裡，至少我們有暖爐。」九歲的哥哥，都忍不住想逃走的地方，五歲的弟弟，被迫要和父母分離，獨自和年老的僕役住在冰冷宮中。餵他吃飯的僕役，臉上有顆突出的瘤，男孩會爬到僕役身上吸那顆瘤，像吸母親的奶一樣。

達賴喇嘛的中文祕書長才嘉說，「達賴喇嘛常把這件事當笑話講。」在自傳裡，達賴喇嘛只輕描淡寫一句：「就算布達拉宮是我的監獄，那也是個又寬敞又奇妙的監獄。」在監獄裡，他的房間位於最頂層，只要宗教課程一結束，他就會衝上屋頂，帶著望遠鏡，往下看和他年齡相近的孩子正在上學；看到要被牽去屠宰的牛羊，他會不忍心地將牠們全部買下放生；也看不遠處正在服勞役的囚犯，那是另一種人間的監獄，對這些地位、處境與他天差地遠的罪人，達賴喇嘛說：「我把他們視為朋友，關切他們的一舉一動。」家人一個半月進宮相聚一次，即使是和家人相處的時候，嘉樂頓珠都說：「達賴喇嘛沒有任何私人生活。」達賴喇嘛逐漸長成青年時，和家人聊的永遠都是西藏的事務與未來。他不只是個宗教領袖，到了十八歲，他就要接下政治責任。然而當時西藏人所認知的「政治」，只是內政，沒有外交。山那麼高，氧氣稀薄不宜人居，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炮聲，都不曾傳進來。

即位，提前步上政治路毫無經驗的少年 領導藏人61年這一世達賴喇嘛沒有想到的是，他所要面對的「政治」，是解放軍的侵略、是國際政治下的一顆棋子。他也沒想到，在十五歲那年，距離親政還有三年，外面的世界就逼近到眼前。

一九四八年，西藏東部被解放軍攻陷，五○年，中國宣稱和平解放西藏，兩萬共軍進入拉薩，達賴喇嘛在眾大臣的請求下，正式即位，他孤孤單單地被推了出去，走上詭譎莫測的政治舞台。達賴喇嘛曾說：「我對世界一無所知，毫無政治經驗，不過我年齡已經大到足以明白自己的無知。」對政治一無所知的少年，十五歲接下重擔，直到二○一一年，達賴喇嘛七十六歲時，流亡藏人選出新任司政──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洛桑森格，親政六十一年的達賴喇嘛才交棒卸任，他對我們說：「一一年當我完全從政壇退休時，也終結了四百年來政教合一的傳統，這是我自願的，很驕傲也很高興地終結了，未來達賴喇嘛與政治事務不再相關。」身為達賴喇嘛，真的能退休嗎？接受我們採訪後，他隨即訪美，見了即將卸任的總統歐巴馬。即使是權力頂峰如歐巴馬，都不可能只把他當成一位高僧來見，何時見？如何見？都充滿政治考量。而在總統蔡英文上台後，改朝換代的台灣，我們問達賴喇嘛什麼時候要來？他答：「我總是說，我永遠都準備好了，我愛台灣人民，這座小島非常美麗，但這完全取決於台灣政府，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不只是台灣，對任何其他國家都是，我不想製造任何不便。」不碰政治的話，禁忌會不會少一點？○七年，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既然有管理辦法，就由不得活佛自己說了算。

轉世，民主與宗教交融達賴：不是我或中國政府能決定達賴喇嘛說：「有時候我覺得，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是否延續，我完全都不在乎了！但是北京的強硬派比我更在乎。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說，為了表示對達賴喇嘛轉世的重視，他們也應該接受轉世的理論，首先他們應該找出毛澤東的轉世、鄧小平的轉世，然後才可以置喙達賴喇嘛的轉世；否則，相當好笑。」戲謔過後，接著他又一本正經地說起之前的轉世，「在我的夢裡，我和第五世及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有連結，他們安排了我，所以我完成我的責任。

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其實不關我的事（not my business），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我的老闆，my boss，達賴喇嘛用了這個現代詞彙，而不是造物主或神靈。他的新潮又帶著我們馳騁到外太空，「我們不能只考慮這個世界，我的轉世也可能在其他的星球、銀河。可能幾十億年後一個大爆炸（big bang），整個宇宙消失，我就必須去別的地方。我希望轉世在有較多苦難的地方，而不是淨土，或者我轉世為一個戰士。」語畢，穿梭於星際時空中的旅人，再度爽朗大笑。

我問：「中國說，轉不轉世不是你說了算，你怎麼看？」他說：「就某方面來看，這是對的，要由人民來決定，不是我說了算。當然，也不是中國政府說了算。」達賴喇嘛一方面說轉世是決定於天上的boss，另一方面又說要與人民討論。不過在民主體制中，人民的確也是boss，是統治者的boss。兩種boss的結合，正是民主制度和宗教神祕主義的交融，看似矛盾，卻可以完美共存於達賴喇嘛一身。

巨變，沒有達賴的西藏班禪遭羞辱 坐牢還被迫還俗出西藏前，曾經有中國官員警告他，「雪山獅子雖然在雪山上是獅子，但是到了平地，會變成一條狗。」多年後他是這麼回應的：「五十年過去了，我沒有變成狗，雪獅反而比在西藏時更有名望。」達賴喇嘛說對了，雪山獅子到平地，不但是獅子，還是一隻加上翅膀、迎向世界的飛天獅。

小達賴喇嘛三歲、彼此有微妙競爭關係的第十世班禪喇嘛（藏傳佛教格魯派中另一個轉世傳承的領袖），是中國長年拉攏，用來制衡達賴喇嘛的一張好牌。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在西藏日喀則的班禪喇嘛，自然留下了。

繼續留在雪山的，不但沒有當成雄獅，處境反而變得比狗還不如。一九六二年，班禪喇嘛上七萬言書給總理周恩來，洋洋灑灑提出共產黨不當的政策對藏人造成傷害。

上書隔年，班禪喇嘛遭到軟禁。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班禪喇嘛更大的劫厄來了，紅衛兵將他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最汙辱人的還不只如此，動手的還有班禪喇嘛的宗派中，夙有名望的高僧，對他拳打腳踢。此後班禪喇嘛單獨監禁逾十年，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才出獄。

出走的達賴喇嘛，是月球亮面，世界看到的總是這一面；留下來的班禪喇嘛，則是月球的暗面。看到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更要看到班禪喇嘛在鐵幕後的掙扎。出獄後班禪喇嘛回不了西藏，在北京娶妻生女，大口吃肉，體形發福，還開公司，徹底墮入俗世，一度不為人諒解，被冠上「胖商人」的輕蔑名稱。

返藏，曾露一線曙光卻因班禪離世、得諾貝爾獎破滅進入八○年代，中國由胡耀邦、趙紫陽開明派執政。八○年胡耀邦訪問西藏，被其貧窮凋敝嚇到，回來後就大刀闊斧改革。班禪喇嘛也獲得平反，他在八二年終於踏上歸鄉路。他發揮影響力，盡可能重建西藏的語言、文化以及宗教。

同樣在八○年代，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在印度篳路藍縷了二十多年，也嘗試和北京接觸。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妹妹杰桑佩瑪都曾率團前往中國考察。八○年，杰桑佩瑪和班禪喇嘛在北京會面，班禪喇嘛要杰桑佩瑪帶個口信給達賴喇嘛：「局勢正在好轉。」五九年三月，逃亡的第二天，達賴喇嘛就寫了一封親筆信給班禪喇嘛，說由於發生突發事件，必須離開拉薩，希望班禪喇嘛能繼續維持西藏的政教福祉。班禪喇嘛本來只是單純的宗教領袖，在信中，達賴喇嘛把西藏境內的政教責任讓渡出去。

喜馬拉雅山隔開的兩個轉世活佛，一個在監牢裡九死一生，一個在荒地艱難扎根。二十一年後，班禪喇嘛才回了口信：「局勢正在好轉。」這也許是自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兩個人又再度要交會的時刻。

在外的達賴喇嘛，繼續爭取國際支持；在內的班禪喇嘛，運用經商的盈餘，在西藏重建藏語學校。八九年，班禪喇嘛回到日喀則，重建文革中被摧毀殆盡的札什倫布寺。衣錦還鄉，卻心肌梗塞過世，但被毒殺而非自然死亡的傳聞，始終沸沸揚揚。

好不容易即將合流的兩條河流，在八九年，又就此岔開。三月，拉薩又有示威活動，因而戒嚴；六月四日，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開明派的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鬥倒，西藏的改革政策，也就此終止。同年十月，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雖提高了國際間的聲望，然而與中國的關係更劍拔弩張，回不去了。

八九年，是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回家的路好不容易拉近，又再度盪遠的一個年分。

紛擾，西藏問題仍無解關於歸鄉 只能用平常心看待每個時代都有難民議題，對於近來的歐洲難民潮，達賴喇嘛下了一個不太政治正確的評斷：「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民，不能在歐洲重新生根，是不切實際的。」他補充：「應該提供他們暫時的庇護，給兒童良好的教育，當他們的國家實現和平時，他們就準備好重建。

我想這是最終的方案，沒有和平，就沒有希望。」我問達賴喇嘛，在夢裡，他是否夢過家鄉？他並沒正面回答，話題又扯開了。我想起他書中的一個片段，他小時候喜歡去羅布林卡餵魚，他說：「魚兒聽到我的腳步聲，會浮上來期待餵食……。想到這些魚，我真想知道，當牠們聽到中國士兵的靴子聲，是否也會不明智地浮上來；倘若如此，這些魚兒想必已被吃掉了。」西藏問題又拖過千禧年，直到現在，仍無解方。二○○八年在拉薩再度發生抗暴，以及從○九年開始在西藏境內上百名藏人自焚。坐在我對面，八十一年前降生於人間，乘願再來的文殊或觀音菩薩，似乎也鞭長莫及，只能聳肩地說：「就這樣。」他輕淺一笑，接著說，「這是一種魔術，佛教裡有一種說法，世界如魔幻般，變化莫測。」（全文請見《報導者》網站：www.twreporter.org）撰文 /《報導者》房慧真 攝影•《報導者》吳逸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