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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富有商幫 不敗養金術

2010-11-22 TCW




台灣淨利率最高的加工絲廠老闆、今年六十歲的聯發紡織董事長葉清澤,手持兩支iPhone,一支不斷傳來台灣的紡織市場行情,一支傳來中國同業最新行情,還用iPad連線到自家工廠的即時生產線,隨時追蹤最新的產銷狀況。

「這裡不是華爾街,而是迪化街!」聯發紡織杭州總經理李淑雅說,聯發的公司管理全部M化(mobilize,行動化),就連應收帳款也用iPhone手機在管理。

老舊的迪化街,不起眼的建築內,迪化幫採用先進方式管理。到今天,全球最時尚的紡織材料由他們提供,不僅技術領先市場,還有一套獨門的「養金術」,讓他們至今仍是台灣最富有的商幫之一。

例如,所謂「士林三寶」(士電、士紙、新紡)中,新紡土地最多,來自於迪化街的吳火獅家族是士林大地主,連帶使得身為新紡第二大股東的新纖,股價看俏。

往台北市東邊看,內湖的大地主是義隆與理隆纖維的陳家。目前擔任義大皇家酒店董事長的陳敏薰,便來自這低調的迪化街紡織家族。

目光再放到新北市的新店,一般認為該地的大地主是裕隆,但另一個大地主是正大尼龍卻鮮為人知,據說其土地位置比裕隆還要好。不僅如此,正大尼龍還是北投、關渡的大地主。上述都是迪化街的紡織幫。

約一百五十年前,大稻埕就已經是台灣最繁華之地,聚集了一批最會做生意的人,經歷一個半世紀的優勝劣敗,仍在迪化街生存,自有一套獨門絕學。

養金術一:情報力

他們的養金術第一招是「情報力」。走進迪化街,老舊的布莊偶爾可以看到在裡頭有老先生或中年男子嗑牙聊天。別以為他們在浪費時間,從上上個世紀到現在,迪化街布莊就是這樣訓練他們的第二代,清早就要開店守到晚上關門,除了顧生意還要打探消息。

如今迪化街以及周圍的南京西路、西寧北路一帶布莊,許多仍是傳統紡織迪化幫親族成員所開,這些被暱稱為「辦事處」的店面,兼具情報中心功能。

銀行放貸前,先來探問財力實虛

聯發董事長葉清澤形容:「情報要做到昨夜誰被蚊子叮了兩下,也能知道!」原來迪化街不僅是紡織聚落,又有業內與金主錯綜複雜的資金互相借貸,甚至銀行授信要先問迪化街的業內人士,就能夠知道誰的財力好壞。

如今,情報力不只是街坊鄰居發生什麼事,還包括國際金融、原物料價格、同業與上下游動態,無一不透過科技工具,即刻傳到這些迪化幫手中。

先一步看穿景氣,買股年賺近兩億

情報力能養出錢來嗎?攤開上市公司公開訊息,今年七月,聯發公告賣出台化股票,賺了六千多萬,但轉手又買了五千多張的台塑,買進價六十七元左右。

到了十月底,聯發分了兩次賣出台塑股票,最高賣到了八十六‧一七元,一次賺了五千多萬,一次賺了六千多萬,今年以來聯發光是操作自己上游產業的股票,就賺了一億七千多萬元,兩個月報酬率,至少有二○%。

短時間內有高投資效益,葉清澤的情報力下得深。他說,碳纖維過去因複合材料有些技術瓶頸拖延了幾年,但波音與空中巴士已開始大量使用碳纖維做為飛機材料,讓全球碳纖維供應吃緊,現在台塑的碳纖維非常賺錢了。

把情報變成黃金,葉守焞固定與日本、德國設備廠見面,除了看看最新設備之外,也掌握中國同業買了多少機器、有什麼功能、能做出什麼尼龍來。現在他大膽的要擴張產能,因為日、德的設備廠未來兩年都交不出設備,產能已經全滿。

葉清澤打趣的說,「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寧願當鴨,當鴨沒什麼不好,因為可以比任何人都早知道景氣的波動。」

養金術二:人脈力

養金術第二招是「人脈力」。現在資本市場熱門的話題是,威京集團旗下資本最大、營業額最高的中石化,明年董監改選可能易主,傳出好樂迪前董事長盧燕賢將挑戰威京總部集團主席沈慶京的控制權,此舉也牽動了京華城、中工到亞太會館之間複雜交叉控股,都可能一夕變天。

齊攻中石化股票,左右董監改選

如今號子裡的投資客可能都知道此訊息,但來自迪化幫的集盛、力麗與力鵬,卻早在去年上半年中石化只有十元出頭的時候就進場,消息靈通可見一斑。

但他們的目的卻不在賺短期資本市場價差。攤開其轉投資報表,集盛帳上掛著七千多張中石化、力麗二萬七千多張、力鵬一萬八千多張。以中石化股價近期一度突破三十元,這些公司帳上獲利相當驚人,賺了近兩倍。

何時會實現這筆收益,葉守焞卻這樣說,「這批股票到明年六月以前,我們都不會賣,但我們不想選中石化董監!」

原來這是人脈學之一。集盛與力麗不想掌握中石化經營權,卻要成為明年中石化改選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未來誰想掌握中石化,都必須跟他們談,成為關鍵的第三 者。等到未來經營權穩定後,中石化當權者就必須還這個人情,在原料供應上,回報支持他的集盛跟力麗集團。這是用實力來經營上游關係的案例。

陪王永慶長跑,養出夥伴關係

另一個經營上游關係的例子是葉清澤。三、四年前,他陪著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看杜拜飯店,還曾陪著跑五千公尺長跑,還經常陪王永在清晨打球。為了人脈,要練長跑還要天天清晨起床,十幾年如一日,這樣的毅力打出深厚關係,聯發跟台塑集團關係已經昇華到策略夥伴了。

人脈經營不止於上下游同業,迪化街紡織幫本身會固定聚會,雖然互相競爭卻關係深厚。上一代是街坊鄰居,第二代小時候彼此玩在一起,情分自然不同。

新纖董事長吳東昇用「大學棒球賽」來形容。「collegiate(大學的),大學棒球比賽這樣子;不像職棒,職棒打到你死我活,對不對?那這個大學棒球 賽大家都打球歸打球,以後還要喝酒聊天,還是一樣,」吳東昇並以「這個是文化很好,所以我們這個新進的幼稚園就有人帶……。」形容他接手新纖董座六年,對 其他紡織迪化幫而言,自己還是幼稚園生,蒙受前輩照顧。

迪化幫這樣獨特組織有很多,例如以前有加工絲五虎聚會、善德會、EG會,又例如現在葉守焞、吳東昇、義隆纖維董事長陳明祥以及儒鴻董事長洪鎮海等,組成固 定聚會。同業間經常彼此切磋,例如近日儒鴻董座洪鎮海就受吳東昇之邀,赴新纖演講;吳東昇在接受本刊專訪時,也頻頻強調,新纖未來雖有擴張計畫,但絕不會 搶客戶的生意。

這些人在產業上,上中下游互相支持合作,檯面下又有一個共同的嗜好:買土地、投資原物料。

養金術三:賺慢錢 不愛電子股,喜歡買土地與實物

迪化幫養金術第三招是「賺慢不賺快」。他們個性低調、保守,寧願賺慢錢也不願賺快錢,愛投資土地勝過投資電子業。

事實上,這十年來電子產業當道,他們也曾是電子業的主要投資者之一,例如宜進投資過新浪網、毅嘉,聯發投資過主機板與網路,但卻在這個行業栽跟頭。葉清澤 說,一開始投資幾千萬,然後增資到幾億,資金不斷進場卻上不了市,最後還不斷虧損賠錢,他甚至說:「電子業很多都是騙子!」宜進董事長詹正田則表示,電子 業大賺大賠,實在玩不起。

紡織迪化幫痛定思痛,多數選擇不碰電子業。這個抉擇,雖然讓他們無法賺到電子業一波波行情,成不了科技新貴,但也避開電子業的無底洞,例如面板與DRAM產業。

自掏腰包買,歹時機再賣地養公司

以實物起家的他們,最愛的還是實物,尤其是土地。

而且,他們投資土地有兩大特色,一、自掏腰包買土地,與公司資產切割;二、用零負債養土地。以確保土地價格波動風險不會波及公司財務,且老闆可用賣私人土地的錢,協助旗下企業度過難關。

集盛蘇家的三大創始股東之一蘇信,是迪化幫知名養地者。

葉守焞形容:「蘇信是早上來上班、下午就去看土地,他從公司賺來的錢,最後都變成了土地。」業者說,當年蘇信除了桃園RCA土地不敢碰之外,其餘台北、桃園能蓋房子的土地,基本上蘇信都看了。

迪化幫土地實力有多雄厚?葉清澤形容:「他們這些人(指迪化幫),買了三十年土地,到現在都還有,還沒賣完」、「所以有些迪化街紡織公司,本業連虧十年,公司卻不會倒,原因就是老闆比公司還有錢,拿自己私人的錢養企業。」

現在迪化街這群人又愛上了投資普洱茶、紅酒等實物。他們的手筆非常大,買普洱茶是用公噸做單位,買一瓶上萬元的紅酒,動輒用萬瓶來計算。

為什麼寧可投資實物也不投資電子股?這與情報力有關。葉清澤說,「伯南奇(Ben Bernanke,美國聯準會主席)上任時說,如果一九二九年全球大蕭條時,他是聯準會主席,他會開直升機到天空撒美元,刺激美國人的信心。那時候,我就 知道原物料要大漲了!」也是從伯南奇上任開始,葉清澤認定美元會走軟,不投資美元而改投資實物。

上一代做實物買賣,讓紡織迪化幫對實物價格特別敏感,也造就今日紡織迪化幫的投資邏輯,依然像當年新光集團吳火獅般,有錢不貪暴利,寧可買土地放著,積累出雄厚資產。

下次你經過迪化街時,千萬別小看這沒落老舊的地方,在那破舊布莊或大樓裡,也許就住著有錢又有土地的大地主,正用情報力與人脈力,賺世代綿延的慢錢。


臺灣 灣最 富有 商幫 不敗 養金 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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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闽东商帮民间标会样本:“老高”们的玩法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15/4MMDcwXzM3MTc4Mw.html

上海新江湾城,这个近年来房价飙升的地产板块,一直令上海地产界感叹不已。如今,这个位于上海杨浦区中外环之间的后起板块,均价5万-6万、单价上千万的豪宅,已经比比皆是。

这里,也因此成为众多福建闽东商人的聚集地。新江湾城一个均价5万的楼盘的销售总监透露,“小区里,用福建人的名字购买的房子,达到了80%左右。”

在上海的宝山区、杨浦区一带,闽东商人已经运作钢材贸易与民间金融多年,目前,他们已经占据了上海钢材贸易的七成市场,个个手握重金,因此,很多人都选择了以“邻近又能彰显其身份”的新江湾城作为住所。

这些闽东商人之中,又以周宁县人居多。根据周宁商会公布的数据,在上海钢材市场中,周宁人先后创办了上万家企业,从业人员数超过了6万人。2006年之后,这些企业的合计销售额始终保持在1000亿以上。

而要维持如此庞大的营业规模,银行资金与民间资金,是其背后必不可少的支持。以“帮带、互助”著称的闽东人,在民间金融上也发明了诸多互助模式。通过“金融互助”,他们抵抗危机,做大了规模,但承担着“相互捆绑”的风险。

互助基金会

“终于从基金中解脱出来了,现在总算是安心了。”10月,在上海经营一家钢贸企业的闽东人陈安说:“在这个关口,我能把这500万收回来,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能增强一点。”

陈安所说的“基金”,实际上是,闽东人在上海经营了十几年钢材贸易、担保公司之后,近年来新发展出来的一种“互助基金会”的民间金融新模式。它们或许会被冠以“股权投资基金、创投引导基金”的称谓,但事实上,就是一种“配合于银行之外的高息过桥贷款”。

“模式就是,以朋友、亲戚、原籍同村人士等为单位,由十几个人或者数十人参与,每人出数百万,一个基金就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规模。”一个运作此类基金的闽东人士向记者透露,其中,周宁县做得较多较大,仅上海就有数十个基金。以此推算,总体规模或高达数百亿。

而 基金的主要用途,一般仅限于参与者内部贷款,如果外部人士需要借款,也需要熟人介绍。例如,陈安此前以500万入资,按1比3的比例,最多可以从基金会中 借出1500万,借期一般为1个月。“大家都知道,借款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偿还到期的银行贷款,等银行再次放贷之后,借款人再还给基金会。基金存在的价 值,就是互助,共同抵御风险。”

但2011年信贷紧缩之后,还进银行的钱,再也贷不出来,基金的前景亮了红灯,风险凸现。据本报记者了解,在意识到风险后,多个基金在资金回收之后,已开始慢慢解散。

升级版标会

闽东商帮在上海运作的“互助基金会”,在某种意义上,是闽东民间标会的升级版。

民 间标会,又称“抬会、互助会”等,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现盛行于闽浙等沿海一带,为民间地下金融主要的构成之一,具有“筹措资金”和 “赚取利息”双重功能,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助性质。在华东沿海一带,不少地区家家户户参与标会,汇聚了天量的 民间资金,会与会之间又环环相扣,沉淀了大量风险。

“福建闽东当地,现在尚还存在民间互助会,这是当地的一大地下金融特色。”闽东人、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主任邱世枝表示:“早年,虽然标会在沿海一带都比较盛行,但近几年,浙江大批企业做大以后,就很少求助于标会了。”

标会的具体运作,多数以月为时间单位,人员由组织运作的“会首”和若干缴纳会钱的“会脚”组成,其基本模式可理解为:一个人每个月能拿出5000元,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如果是20个人每个月都拿出5000元,汇集在一起就是10万元,这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那么,20个人中谁可以支配使用这10万元?标会的运作方式是,在约定的时间,20人全部到场,在纸条上填上愿意为这10万元支付的利息,利息高者得。一般而言,有多少人参加,标会运作多少个月,保证每个人都可标走一个月。

当地百姓家中娶妻生子、盖房装修、生意资金往来,多数均会通过标会筹资。在浙闽一带,因为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很多地方甚至家家户户都参与了民间标会。

一位闽东商人称,早期,很多在上海做生意的闽东人,如果缺钱用,也会求助于民间标会。但后来,他们生意做大了,从标会获得的钱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于是“互助基金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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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商幫:粵商「三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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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裕葡萄酒創始人張弼士的發跡,可以追溯至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

咸 豐9年(1859年),剛滿18歲的張弼士為逃荒離開廣東省大埔縣,漂海南下到印尼謀生,開始在一位溫姓老闆商舖做夥計,讓他管理賬房,因其為人誠實、可 靠,得到了老闆賞識,還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若干年後,張弼士夫婦得以繼承全部財產,後來張弼士決定將一半財產創辦一間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做買賣 生意,同時承辦當地酒稅和新加坡的典當業,從此走上富商之路。

張弼士靠誠信,勤儉創業,後來開商行,辦礦業,事墾殖,設銀行,經營藥材貿易,經過30多年的多元化經營,成為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商,被美國人譽為「中國的洛克菲勒」,據說,其財富總額曾高達8000萬兩,其時大清國的年收入也不過如此。

1891 年,張弼士瞭解到煙台當地氣候、環境適宜種植葡萄,便接受釀酒師奧地利人哇務的建議,從德、意、法等國引進124個品種的120萬株葡萄,併購進了壓榨機 等設備, 1895年,張弼士出資300萬元,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廠,於是有了百年張裕的由來,成為「中國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體」

張弼士是早期粵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許多人並不清楚,與晉商、徽商等不同,粵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廣府文化三大板塊構成。據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粗略估計,廣府人口占廣州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約佔1/3,潮州人則佔1/6,且有著鮮明的文化差異。張弼士出身地大埔,隸屬梅州市,屬於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這麼一段民間的諺語,叫做「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佔埠」,就像歷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說客商是開創者,廣商善於把商埠打造得風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則牢牢站穩腳跟,成為生意強人。

當 然,民間的說法只是一個笑談,比如,粵商的三大商幫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賈。但是,粵商的三大商幫,存在開放、實用、靈活、勤勞等共性特徵的時候,確實又有其 鮮明的個性。在一個大的地理區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傳統、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 中,廣府人最早到達廣東,佔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處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揚帆萬里的起點。廣府的文化特徵在嶺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 既有古南越遺傳、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響,具有多元化構成因素,在廣東文化中佔有最突出的地位,廣府文化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粵文化」的代稱, 如廣州話稱為「粵語」,並成為一種國際性語言。從漢代開始,廣府民系即與海外文化開始接觸,因此廣府人頗具開放性,敢於吸收、模仿和學習西方文明,視野寬 廣,思路開闊,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念非常強,精明能幹,善於計算。

稍後才到的是潮汕人,佔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閩文化的西漸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帶,講閩南方言的漢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 於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颱風與地震威脅,且為群山阻隔、陸路交通不變,而東南瀕臨大海,近海有不少島嶼,地理環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 之利」,發展海上貿易,民間曾經盛傳「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說法,長期面對驚濤駭浪,培養了潮汕人堅強意志、勇於開拓的冒險精神以及同舟共濟的團 隊精神;由於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細耕作,「耕田如繡花」,有著精益求精的傳統,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盜與儒雅並存」,一方面 富有「能闖能略、謹慎精細、務實勤儉」的海洋精神,敢於冒險;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細節的文化傳統。

客 家文化其實不限於嶺南,在江西、福建一樣很成氣候。客家的祖先源於中原,唐末五代時從中原一路遷徙而來,先到了粵東北一帶,而後延伸到粵東、粵北,後來 「蛙跳式」布點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徵,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氣質,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幾乎是僻遠的山區,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 住山」的一說,後來走出大山,飄洋過海,散居於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較晚接受,但適應能力卻非常強。故此,譚元亨在其主編《客商》一書中談到,「客家文化或 客家精神是一個符合的、動態的意識形態,諸如勤勞克儉、崇文尚教、開拓進取、隱忍堅韌、寬廣大氣都是客家精神的豐厚底蘊。」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廣東還有著雷州文化、桂東文化、特區文化等,甚至在講粵語的江門地區還有著「五邑文化」,恰是這種差異性構成了粵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們認可價值多元,處事講究求同存異,兼收並蓄。

商幫緣起

明朝以前,廣東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分散的、個體的行為,各自為戰,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有「商」而無幫。明朝嘉靖中葉之後才逐步形成廣東商幫,由海商、牙商和國內長途販賣的批發商構成。

早 年,廣東商幫就分為廣府和潮州幫,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縣以及操粵語語系的其他商人構成,清嘉慶年間,廣州府屬13縣居民,以商賈謀生者平均佔比約 28%,南海縣甚至高達60%;潮州幫則為執政當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屬亦盜亦商,因為潮地多靠海營生,在「海禁」政策中約束最嚴而難以謀生,只好鋌 而走險,選擇從事海上武裝走私的道路。

其 後,清政府開放海禁,設立閩、浙、粵、江四關以徵稅,隨後僅留廣州一口通商。在此過程中,廣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漸次發展為包銷洋貨進口和本國土貨出口 的壟斷性外貿機構,稱為「官行」或「洋行」,廣州也逐漸被譽為「天子南庫」。其中,廣府商人自然「近水樓台」,主要從事轉手貿易和零售批發行業,利用地理 位置以及國家特權從事貿易活動,獲利豐厚,外國精美的洋貨產品,如香水、掛表等手工藝品通過他們進入廣東,而中國盛產的茶葉、絲綢、陶瓷等源源不斷出口至 歐洲。

名 聞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實相當部分是福建人,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介紹說,「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廣東人,像伍家、潘家這兩大家族,祖 籍都不是廣東,而是福建,曾有學者詳細考證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貫,其中過半都來自外省,主要就來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閩商中,相當部分就是潮人。

客 家商業勢力的崛起則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農耕傳統,以耕種為主,但是由於山區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腳上田」做起商 人。由於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區的區位優勢,其更加注重到內地經商,尤其在清朝初期,執政當局奉行「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 川經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後又定居入籍四川。據有關研究統計,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達75萬之多。

根 據現有文獻記載,明代至清中期,由於廣府、潮汕商幫勢力甚強,客家省內貿易不多,比較多的是將興寧的棉布、五華的生鐵等土特產運往潮汕地區進行貿易,直到 晚清,客家的商業勢力才逐步向廣州等地區擴展。此外,客家商幫擁有一支不可小覷的海外軍團,利用清政府特准開放廣州的政策紅利及其後的通商,敢於闖蕩的客 家人紛紛至東南亞以及美洲國家經商貿易。據統計,明清時期客家人由於經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約有300萬人,張弼士即是其中一員。

三大分支緣起各有不同,卻彼此融合,才構成了「粵商」的整體概念。如今,關於哪個分支的商業力量最盛,並沒有確切統計。不過,一般認為,從總量來說,廣府商人人數最眾,財富最多,但是最出風頭當屬潮商,而海外粵商群體中,潮商的勢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長性則不容忽視。

官商遠近

一 般人總是喜歡探究粵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學界似乎並無定論,但是,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的觀點,大體能代表一般學者的普遍觀 點,「整體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險精神,善於用獨特的視角去把握、創造商業機會;廣府商人偏重務實,更加信奉規範的經營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 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為濃重。」

譚元亨在《客商》一書中,將三者的差異化概括為:廣府商人商業頭腦靈活,獨立自主精神強,能「頂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為,「愛拼才會贏」;而客商在三大商幫中,「最能吃苦,最富於開創精神的同時也是最恪守誠信之道」。

有學者甚至將三大商幫簡單概括為,「廣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雙收。」

當然,以上觀點皆為一家之言。除了這些差別之外,從官商關係、團體主義的維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業群體的若干差異。

官 商關係一直是中國傳統商幫無法迴避的命題,徽商研究專家的話說,徽商是「賈而好儒」,進而「官商互濟」;而經營票號業的晉商,同樣與政治關係密切。相較而 言,粵商整體漠視政治,在他們的詞典中,「政治」當不了飯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就曾斷言:官非但不能護商,而只能害 商。事實上,早年間,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筆錢,買個頂戴花翎,以為能做護身符,可事後大多並沒有嘗到「官商」的甜頭。

不 過,三大商幫中,官商關係依然有遠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濃重,歷史上曾與徽商有著近似的「紅頂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張弼士後來入仕途,先後 任清朝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光緒帝在1903年曾兩次召見,賜侍郎銜(大體為副部級待遇),後被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遭逢這等際遇的張弼士恰 是客家出身,這絕非偶然。

要 知道,客家先民多為中原躲避戰亂的平民,在遷徙輾轉中,始終保留著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徵,尊奉華夏為正統文化、崇尚詩禮傳家,注重對傳統、文化、語言、洗漱 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訓。客家民系形成於宋,宋明理學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學、勤儉節約、質樸率 真、重視名譽的文化性格,從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處。一般人以為粵商「重商輕文」,至少客家人絕不是這樣。

時至今日,有學者認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氣質最重,也更精於政商關係的良性互動。

而 潮汕商幫則尤為注重內部的人際關係,「抱團」意識最為鮮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鄧可斌博士戲言,「任何一個潮汕人,只要會講潮汕話,如果沒有工 作,去找潮汕老闆的話,基本能做到找3個老闆,有2個老闆願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講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國美電器股權爭奪案中,曾有消息說潮汕老 鄉火線相助黃光裕20億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礎。

在三者中,廣府商幫文化氣質似乎最為獨立。比如,其他兩家都以潮商大會、客商大會這類組織為依託,構建商業網絡,密切內部協作,而廣府商人對於此類活動的熱情遠遠不及。

當然,三者同處於嶺南地域,彼此融合貫通,其關係亦處於一種動態的變化之中,並不能將差異絕對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佔主流的地方,其後逐漸演化為廣府文化、客家文化雜存的地方,現在廣府文化的表現明顯更為突出。

(特 別感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鄧可斌博士,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以及廣東省社 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林平凡所長接受採訪,文章部分內容援引自劉正剛著《話說粵商》,譚元亨主編《客商》以及陳澤泓著《廣府文化》)

天下 商幫 粵商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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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木材幫:一個隱秘商幫的生存法則

http://www.chuangyejia.com/norm.php?id=3563&PHPSESSID=be635596cea421ec9167a0c39a929800

 這是一個隱秘的商幫。

  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從東北興安嶺到中國西南的林區,再到俄羅斯、東南亞、非洲和北美,他們把木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全國各地,壟斷了全國90%的木材交易。

  他們來自福建莆田秀嶼海濱一個叫忠門的小鎮,這個鎮子幾乎家家戶戶和木材有關。在這個同樣由南方式草根資本支撐的行業,他們幹得和東莊鎮走出的游醫群體一樣出色。他們有自己的家族網絡和生意信仰。他們還正在向產業鏈上游及國際化延伸。

  一座邊城和一個商幫

  綏芬河號稱「中國木業之都」,也是忠門人最早經營從俄羅斯進口木材的口岸,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忠門人來來去去。在這個只有十幾萬人口的小城,曾有「十個人中有一個福建人」的說法。

  故事要從黑龍江太平嶺東麓的邊城綏芬河說起。

  10月17日,綏芬河下了今年第一場小雪。晚上7時許,住在火車站北側貨物小區的人們,三三兩兩地走向站內密密麻麻的鐵軌線。火車的轟隆聲已經迫近,幾分鐘裡,鐵軌線間已經聚集了五六十個人。

  火車滿載從俄羅斯那邊運來的原木。當火車開到跟前,人們忙不迭地用手電筒掃射裝滿原木的車廂。很快,當火車在站內停穩,人們卻又開始陸續散去。整個過程前後不過十來分鐘。

  張國林帶著他的小侄子張建東走在人群中,聚散的情景讓他們想起在莆田鄉下看土檯子的莆仙戲。不過,這晚的場景遠不是一年中最壯觀的。「年頭搶貨 的時候,站內不到三百米長一段,擠了四、五百人,黑壓壓的。大家搶著打火車皮上的電話,把貨主的電話都打爆了。」張國林對《創業家》記者說。至於最後木材 的交易,就像日本海鮮市場裡拍賣金槍魚,誰出價高誰成交。有所不同的是,貨主只需坐在家裡,從電話那頭聽木商們競價。

  從凌晨五點開始,這是張國林伯侄兩人當天第16次進站看貨。「火車快到的時候,火車站的服務台會用飛信通知我們。如果有我們訂的貨,飛信會告知 車廂號,在哪個貨站卸貨。」張建東說。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訂貨物到站的準確時間。「有時候五六天就到了,有時候十多天也沒到。」通常,這樣一列從西伯利亞 始發的火車,要在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遊蕩十天左右,逐站加掛載原木或木方的車廂。到綏芬河車站時,已經攢到長長的三十多節,要用三個火車頭才拉得動。由於列 車收貨的時間彈性較大,不太準時是正常的。但一年到頭,張家伯侄不會錯過任何一趟車。

  進入十月份,對木材尤其是建築用木材的銷售來說已經是淡季。因為冬天將至,全國各地的建築工地往往都臨近停工了。不過,這時候卻是木材商們囤積 木材的好時候。冬天是俄羅斯的伐木季,木材貨源最豐富,價格也更低。看了十多年木頭,張國林對俄羅斯來的「好料」還是忍不住嘖嘖稱讚。

  第二天上午,張國林在車站貨場教記者辨認白松、白樺,什麼是落葉松、水曲柳、柞木、榆木,指著大水曲柳斷面上的年輪對記者說:「這樣的木頭起碼 有六七十年了,在興安嶺都找不到了。從俄羅斯過來的,真是要什麼料有什麼料。」俄羅斯木材大部分是建築用材,但水曲柳屬硬柞木,是做家具的材料。

  今年49歲的張國林不識字,更不會發短信。聯繫他時,濃濃的莆田口音讓記者只能根據發音,請當地的出租車司機幫忙找到他。不過,讀寫能力顯然沒 有成為他做生意的障礙,「大伯之前在北京朝陽四季青的貨場裡看了十年鋸台。對木材比誰都懂。火車上的木頭好不好,他老遠就能看出來。」張建東說。張建東是 去年初來綏芬河的,在北京和莆田老家唸完了初中,他的學力足夠幫助伯父解決生意中涉及的書面問題。

 關於語言,怎樣和俄羅斯人溝通的問題。木商們需要在綏芬河當地雇俄語翻譯。說到翻譯,張國林馬上感嘆「老闆不好當」,一方面,是因為翻譯公司的收 費不低,到今年,業務季的翻譯月薪比去年高了近2000元,達到了近7000。「他們去俄羅斯,除了工資,吃住都由我們管。平時用不著他們的時候,照樣也 得開每月3000塊的工資。」張國林說。另一方面,無法鑑別翻譯得好壞也讓他有點頭疼。隨身的「翻譯官」往往是20多歲的年輕人,有的在俄語方面也是二把 刀,「他們表達不好我們就完蛋。」張國林說。

  和1995年就到綏芬河的二弟張國泰相比,張國林做進口貿易並不算老手,他所經營的聚鑫木業公司是2005年和三、四個股東合開的。大股東是一個叫潘文春的莆田忠門鎮同鄉。張國林說他手頭只有幾百萬,佔的股份很少。股份制是忠門木商們基本的組織形式。

  除了貿易公司,張國林還在綏芬河和同鄉合資開了木材加工廠。他領記者參觀了鋸房和烘乾房,「大家都有股份,哪怕只有一點點,都會拚命地干,賺到錢就可以找人搭伙做別的。」

  張國林一共雇了七八個固定員工,其中的「骨幹」大都是莆田來的親戚朋友或忠門鎮同鄉。他們往往從事的是一些帶有專業性的崗位,比如叉車、抱車司 機、鋸手和烘乾房主管。這樣的工作是同鄉們進入這個木材行當的起點。員工吃住由公司負責,另外可以拿到每月3000多的淨工資。其他崗位,比如發貨時才需 要的捲尺(量木方尺寸),則臨時雇東北當地人來幹。

  綏芬河號稱「中國木業之都」,也是忠門人最早經營從俄羅斯進口木材的口岸,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忠門人來來去去,像張國林這樣的莆田籍木材商目前有幾百人。在這只有十幾萬人口的小城,曾有「十個人中有一個福建人」的說法。

  近幾年,隨著其他對俄貿易口岸的開放,原駐綏芬河的忠門人開始分散到滿洲裡、黑河、二連浩特以及新疆的阿拉山口。綏芬河的木材商的人數也從前幾 年的幾千人銳減到了幾百人。不過,隨著資本的擴大,人數的減少並沒有削弱這裡的木材交易,根據當地的數據資料顯示,這裡的木材進口量目前仍佔全國的 1/3。每天從俄羅斯開來的列車絕大部分裝的是木材,只有夾掛的少量裝礦沙和化肥的車廂。

  張建東說,和「佔車站貿易80%」的木材相比,綏芬河的街店生意「不叫生意」。在許多當地人的眼裡,木材也的確是綏芬河的主業。帶記者找到張國 林的那位出租車司機沈全海,在綏芬河開了20多年出租車,對綏芬河每一家木業公司的位置瞭如指掌,能說出許多莆田木材商的姓名。在他看來,莆田人之所以能 壟斷當地的木材貿易,在於兩條:一是比當地人更能吃苦,二是有資本。實際上,資本也是在吃苦中積累的,「他們剛來的時候,城市還沒開發,很艱苦。」沈全海 說。綏芬河的市容的巨變是近兩年的事,從牡丹江到綏芬河的高速公路也是前不久剛剛通車——公路運輸對木材商很重要,「汽車兩天就到了北京,火車還要訂車 皮,前後要七八天。」張國林說。

  忠門人這種徹底的行商精神的確少見。張國林給記者的印象是生命力旺盛。他不會開車,每天在火車站和貨場之間走來走去;聲量大,胃口極好,晚飯時 規律性地喝上一瓶半斤裝的「牡丹江」白酒。而張國林伯侄偶爾去打打麻將的春雷貨運站裡那個叫潘木英的老闆也是個小小奇蹟。她每天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一邊打 八十分,一邊用電話調配車輛,做著木材聯運生意。她今年39歲,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和張國林一樣不識字,帶在身邊的11歲的小兒子是她的助手,每當要簽合 同的時候,就由小兒子代筆。她對記者說,住在綏芬河比住老家還習慣,因為這裡的冬天有暖氣,老家沒有。

  木商家族和壟斷生意

  木材幫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門鄉下的蒸籠生意。從1990年代以後,整個中國成了一個大工地,木材的需求進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隨著各地城市發展的步伐,形成了覆蓋全國的銷售網絡。

  在綏芬河車站附近的一家沙縣小吃,張建東用向大伯臨時要的一百元錢請記者吃了一頓早餐。他今年18歲,身量比伯父小得多,是張家四兄弟中的第10個孩子,來綏芬河之前在北京呆了10年。

  關於童年,張建東對在北京石景山黃莊度過的那一年印象最深。那裡的木材廠規模很大,烏泱泱都是說莆田話的人,他常常在廠裡的大圓木和木方垛上爬。一年後,他跟著大伯搬去了海淀的西北旺,在那裡開始上學。

  張建東記得,小時候家裡只有一套鋸,不像現在,公司的每個鋸房都有三套。他把北京本地的同學稱為「千金、少爺」,「和他們不一樣,我們從小就有 自食其力的想法。」從小學三年級起,他都是在學校裡做完作業再回家,然後跟大人一起幹活,「原木我還搬不動,就搬木方,天天碼來碼去。」跟妯娌們一起去北 京的母親幾乎不監督他做作業,只說,不好好上學就得幹活。「莆田人的孩子從小就懂木頭,看樹皮,看結疤就知道木頭好不好。」

  上完初中,他的父母和叔伯幫他做出了抉擇:「學習成績不算太好,可能考不上重點大學,那就直接去做生意。」他身上有農家孩子的淳樸氣質,他說綏芬河最好的慢搖吧是莆田老鄉開的,「我是小孩子還不能去」。不過,他也知道做生意要和政府打交道,知道綏芬河剛剛換了市長。

  以家族為單位,上下游聯動,張家是莆田典型的靠木材起家的商業家族。

  上世紀90年代初,張家四兄弟一起到了北京,從跑工地及和同鄉合作採購木材起家,從販賣興安嶺的木頭開始,在興安嶺資源枯竭後又轉向從俄羅斯進 口木材。今年初,老二張國泰有從綏芬河回到北京,開始兼營和木材生意相關的鋼材;張國成則轉行在北京朝陽開了一家閩式海鮮酒樓。老三張國中,也就是張建東 的父親,留守忠門供養母親。部分地依靠兄弟那裡拆借的資金,張國中和別人合夥買了一條200多萬的漁船,幹他打漁的老本行。

  如今,張家的生意已經向下一代延伸,且不提剛剛上道的小侄子張建東,大女婿是張國林的驕傲:「他在北京做鋼材生意,有6輛好車。」

  從北京發家,北京堪稱莆田木材幫在北方的大本營,儘管如今的很多木商去了山東、天津或者內蒙、新疆,他們的家眷往往大都住北京。「我媽媽、老 婆,孩子、小孫子都在北京,我們只有到年底才會一起回莆田過年。」張國林說,「莆田的元宵節是全國最熱鬧的,去湄洲島拜媽祖,初六開始到處搭台唱莆仙 戲。」

  這種鄉情在莆仙話裡有一句話概括得很熨帖:「長安雖好不如久居(舊居)。」 這話是潘文春對記者說的。在北京朝陽管莊的一處院子裡,記者見到了潘文春,他就是被張國林稱為公司幕後「大老闆」的人。說起木材幫的來龍去脈,他比張家伯侄追溯得更遠。

  木材幫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門鄉下的蒸籠生意。

  1980年前後,三三兩兩的忠門人開始背上幾個蒸籠走南闖北,跑遍了國內很多地方的機關和各種單位的食堂。忠門蒸籠是一門有著200多年歷史的 手藝。「蒸籠一開始都是用竹片編的,木頭料的應該還很少。好的蒸籠師傅能把不到一公分厚的竹條薄成很多片。」潘文春說。在三十多年前,一年能在外頭掙到三 四千塊錢的蒸籠師傅,會興高采烈回家。「70年代末,在咱們老家跟包工頭打工,一天才掙兩三塊錢。」

  關於蒸籠生意向木材生意的轉換,北京福建木業家具商會的秘書長唐榮耀補充道:「很多莆田木材商都有過賣蒸籠的經歷,從莆田出發,一路跑到上海、 北京、東北、內蒙。」而通過做蒸籠,忠門人和毛竹、木材打起了交道。而在全國各地找到毛竹和木材的貨源後,他們把眼光投向了建築工地,開始販賣竹膠板和木 頭。不過,木材屬於國家控制的資源,在各地的砍伐和交易需要指標,莆田人的辦法是,花錢找以各種機關、單位的名義,找林業局買指標。

  45歲的潘文春是1984年到北京的。這年中秋後,他揣著父親給從信用社貸的500塊錢,到福州上了去北京的火車。「44塊錢買了一張站票,到 北京已經花掉了100多。冬天快到了,我根本買不起毛衣毛褲。」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是朝陽東面的老八里橋,住在三堂哥潘文龍租的當地老百姓的一處菜窖。

  「就像偷渡到國外打工,你去了得有一個落腳點。出來做生意沒人帶不行。」莆田人都是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慢慢在一個地方人越來越多。「我來 的時候,在北京做各種生意的莆田人頂多有一兩萬,到現在,連家屬在內,已經有15萬人,大家分散在北京的東西南北各個方向。」潘文春說。

  對於初來乍到的窮小夥來說,完全沒有資金門檻的工作就是跑業務,他開始跟著堂哥一起跑工地和機關單位,兜售同鄉的加工廠裡生產的竹夾板、工地防護欄和木花盆。如此一干兩年。到1986年,手頭有了三五萬塊錢的潘文春開始正式進入木材行業。

  潘文春家有兄弟四個,另外還有三個堂哥,全都在做木材生意,和張國林家一樣,潘家的7兄弟也是個聯合體。「大堂哥比我大二十來歲,他名聲好,在老家一個包工頭那裡幫我借了點錢,當時是三分息。」就這樣他和潘文龍搭伙,兩人一起湊了二三十萬,就往東北跑。

  那時候的興安嶺木材資源很豐富,所謂「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塔河的加格達奇在當時是莆田人在興安嶺的據點。從那裡開始,潘家兄弟坐上林區火 車,差不多把興安嶺的每個縣林業局都跑遍了。當時的樺木、落葉松的價格遠比現在便宜,是三四百塊錢一立方,一個車皮裝50-70方,兩三萬塊錢。潘文春 說,當時,他們一個月也就是發三五個車皮,而不是像現在,一個月有二三十個車皮的量。他的第一桶金來自1988年起和北京東城古建公司的合作。在當推銷員 時他認識了其中的一個經理,雙方生意開始的第一年,他賺了二三十萬。

  1992年,潘文春在管莊跟那裡的村委會租了6畝地,接連蓋了三個平房院子,用做辦公室和木材樣品堆場。最初是4000一畝,現在則漲到了1萬一畝。近20年來,房子沒有翻建過,只是在裡面改裝修。

  記者見到潘文春是在一個早晨,他剛剛在辦公室旁的佛堂做完早課。他的法名叫長青,拜深圳弘法寺主持釋本煥為師。那個不到六平米的小佛堂裡,可以 看到莆田商人那種糅合起來的信仰。正面供著淨土宗的西方三聖,旁邊供有商人保護神的海神媽祖,以及在佛教裡鎮財殺小人的關公。此外,佛堂裡還有用昌化田黃 雕的「日出泰山群賢聚會圖」擺件。「佛家說廣結善緣,我們做生意也是要廣交朋友。按照我的佛門觀念,錢要去賺,但不能看得太重。」

 生意歸生意,更大的機會需要資金實力做支撐。潘文春說,在1990年代,很多項目也還都是幾個人搭幫做。「有的工地需要個五六百萬的木頭,我一個 人都能拿下;但賣鋼材給工地,人家一天就要幾百噸,就要有一兩千萬資金,我一個人吃不下。而且,我客戶很多,不止一個項目要運作。」

  潘文春說,在建材這一行裡,找不到不需要扎帳(墊資)的生意。「地產項目大的時候,一個盤幾十萬平米,一百萬平米,幾千萬就墊進去了。如果找不 到合作,你做不了。」客戶的競爭是資金實力的競爭,「幾百萬你都扎不住,對方看你沒實力,你就被淘汰。客戶關係自然也慢慢疏遠了。」

  合資的各方往往是清一色的莆田同鄉,「我們很抱團。我做生意20幾年,沒有和哪個同鄉鬧過矛盾。」潘文春說。採訪中,潘文春頻頻提及的一個詞是 「做人」,所謂「做人」,實際上是一種公關模式,「你不去矇騙,朋友和客戶對你放心。否則,搞木材又不是什麼高科技,別人有錢也可以做。」

  按莆田當地的統計,常年在外做木材生意的人近20萬,經營著8萬多家企業。北京的莆商組織做過估算,目前,莆田人已經控制了國內90%的木材貿易。

  從1990年代以後,整個中國成了一個大工地,木材的需求進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隨著各地城市發展的步伐,形成了覆蓋全國的銷售網絡。由於在早在20多年前就在這個行業的上下游卡位成功,莆田木材幫在全國各地逐步形成了壟斷。

  薄利和暴利

  由於莆田木材幫對進口木材從上游伐木、國際貿易到下游銷售的全產業鏈掌控,所謂暴利在某種意義上是完全可能的。

  從根源上說,促使莆田人外出經商的原動力,是當地糟糕的農業條件。潘文春說,在老家,5分鐘就能走到海邊,但靠海未必能吃海。莆田海濱的地理稟 賦,和浙江溫州及福建泉州一帶極為相似,山多地少。潘文春記得少年時,一大家子十幾個人靠五畝地過活,根本吃不飽,地瓜干是主食,米面則是一種奢侈。「我 們不出來經商,能把地下樹根都挖來吃掉。」

  經商最初是為求生存,因此,那種野性而堅韌的沿海農民性格也體現在了生意上。說到借錢,張國林很有一股子豪氣:「我到北京的時候,在家裡不要說 三分息,五分息都借過,不冒點險我怎麼發財?」同時,在外地的木材商之間借貸利率,也沿襲了老家的標準,三分息屬於「很公道」。

  好消息是,融資變得越來越容易。在北京,由北京福建總商會牽頭成立了兩家融資擔保公司,包括2006年成立的閩商投資擔保公司。到今年上半年, 這兩家公司至今共為115家企業貸出了12.52億元。記者在採訪潘文春時,正趕上擔保公司來拜訪,「以前銀行都不相信小企業,現在,連老家的房產都可以 拿來做擔保。」

  融資成本下降,普通木材的利潤也在降。特別是今年,隨著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對建築用木材的需求也減少了。「賣木頭的賬面利潤看起來有百分之二十幾,但刨掉利息,工資和其他開支,就不多了。如果扎賬時間太長,利息都掙不回來也有可能。」潘文春說。

  要賺錢得儘量從上游起精打細算。一部分木材商做到了產業鏈的最上游。

  張國林跟記者說起一個叫張文順的木材商,今年44歲,1995年就去俄羅斯承包了山頭。俄羅斯歡迎中國人去投資伐木。具體的操作方式是,伐木商 找俄羅斯當局審批一個砍伐量,然後帶自己組織的伐木隊上山作業。張文順因此在俄羅斯兼做批發商。在綏芬河的貿易商儘管在國際結算方面必須開美元賬戶,但實 際上,在俄羅斯和自己的打交道批發商的也往往是莆田同鄉。

  伐木是莆田木材幫生意中更隱秘的層面,也是最暴利的一塊生意。北京奧斯迪爾家具公司的總經理鄭功強對《創業家》記者說:「在東南亞、非洲,甚至加拿大、新西蘭,都有由莆田木商組織的伐木隊。」

  隨著木材幫的國際化,在木材進口貿易方面也出現了行業巨頭。「有的一年能走幾十億甚至更多。木頭批發商玩得大的,從海外一船就是好幾萬立方。」潘文春說。

  和俄羅斯進口木材大部分是建築木材相比,莆田人從東南亞、非洲等地進口的,則大部分屬於名貴木材,這是一個利潤高得多的領域。但需要的資金量自然也大得多。「商人誰都想做高利潤的生意,這要看自己的實力和機會。」潘文春說。

  在木材幫中,北京永輝木業的老闆陳雪峰是最早實現轉型的人之一。1995年,民航總局要建一個五星級酒店京瑞大廈,開發商的總承包商找到了陳雪 峰,使他獲得了一個涉及資金上億的項目。當時,陳雪峰和其他同鄉一樣,經營的都是國內木材,但酒店的後期裝修需要大量的高檔進口木材。當時進口高檔木材國 內需求量小,需要的資金量也大,少人問津。

  拿了這個單後,陳雪峰幾乎放棄了低端的國內木材。他的永輝木業成為了當時北京三家專營進口木材的企業之一。

  在朝陽區東壩名貴木材市場內,陳雪峰的永輝木業有一個兩千多平米的展廳,每年從那裡出去的流水大概是4個億。東壩市場是華北和東北最大的名貴木材市場,一年的銷售額超過200億,而1000多戶商家中,大部分是莆田人。

  在這個市場中,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國內外名貴木材。高端木材自然有比普通的建築木材高得多的利潤,由於莆田木材幫對進口木材從上游伐木、國際貿易到下游銷售的全產業鏈掌控,所謂暴利在某種意義上是完全可能的。

  從東壩市場的木材品名可以看出,其中不乏被市場稱為紅木的品種。紅木是今年木材市場的大熱門,它已經成為了奢侈品甚至金融工具。其中雖有炒作的 成分,但全球範圍內紅木資源的枯竭則是事實。「紅木的成材往往要五六百年,相對於一代人來說,它已經是不可再生的資源。」鄭功強說,如今在緬甸、海南、越 南等地,很多木材商都去種植紅木,但這更像是一種儀式,用以表達對那些神奇植物的敬意。

  像其他行業的投資熱一樣,有著30多年經營史的木材幫,其中一些資本雄厚的商家已經實現了從木材經營到投資的跨越。作為北京福建木業商會的會 長,陳雪峰的生意是一個風向標,除了木材貿易,他還是北京中騰時代投資公司的董事長,這是一家經營房地產業和鋼材的企業;另外,他還成了瑞祥安古典家具公 司,進軍紅木家具生產領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起家,在30多年的經營裡,上游資源到下游的銷售網絡,莆田木材幫的行業地位已經根深蒂固,外人已經很難插足。和讓人驚訝的 莆田醫療幫的崛起一樣,木材幫也有著同樣顯著的草根氣質,但在過去三十多年以及更遠的將來,他們在大興土木的中國,大有用武之地。「現在,中西部在大開 發,我們的很多老鄉早已經把生意做過去了。」潘文春說。莆田木材幫的故事就像濾去了水分的鋸木,「那是豐富的祈禱,是一層一層渾厚的敘述,像石磚一樣被堆 砌,進而成為一種建築」。(關於大提琴家卡薩爾斯的樂評)

(來源:《創業家》雜誌 作者:劉鶴翔)

莆田 木材 一個 隱秘 商幫 幫的 生存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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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大商幫的經營之道:北方善義 南方善商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5567.html

中國商幫歷史悠久。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珠三角和潮汕)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是為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潮商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由於地區和歷史原因,各商幫特點不同,北方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

九個頭條網梳理了中國歷史上十大商幫的經商之道,或許對當下的從商者也頗有啟發。

 

 

1、晉商:經營模式最先進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曾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號儼然成為清政府的「財政部」。這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山西票號注重信息的捕捉與反饋,並視之為成功的關鍵。山西人能夠首創票號,他們長遠的戰略眼光和經商天賦無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山西票號堪稱現代金融業的雛形。

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晉商把商業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這是晉商成功的一大關鍵因素。在實際經營中,晉商信奉關公,講究以義制利,義利結合,這是晉商價值觀的核心。而晉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櫃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東家與掌櫃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紅與責任,並利用行會之權威培育從業者的誠信榮譽感,可謂最富中國特色的「委託——代理」制度,其所蘊涵的中國傳統智慧,對當下的民營企業的組織管理,仍有啟示意義。

首先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其次是人身頂股制。這也是山西票號首創的激勵機制,把員工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有利於協調勞資關係、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第三是管理監督機制。晉商一方面發明了聯號制即大號管小號的層級管理方式以加強自我約束,同時還創造了欽差制。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進了晉商的迅速發展。

點評:文化乃商業之脈。

 

 

2、徽商:賈而好儒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賈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使徽商稱雄於明清兩朝。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點評: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樣的商人,真有魅力。

 

 

3、福建商幫:「內外勾結」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點評: 盜亦有道

4、廣東商幫:喜歡「頭啖湯」

粵商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遠離政治中心,不受所謂「正統」、「權威」觀念的束縛。粵商為了賺錢,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邊球、有冒險精神是其最為突出的特性。他們永遠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歡「頭啖湯」。

粵商以快制勝,出擊迅速。粵商從不將自己的生產經營侷限於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靈活變通, 「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正是這種寫照。

粵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資金不多,技術力量也不雄厚,但他們會「借」。一是借錢發揮;二是借才發揮。粵商文化信奉「開放包容不排外」, 「不揾獨食、有錢大家賺」。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點評:開放為經商之先?


5、寧波幫:創業上海首創金融

1984年,因鄧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豪言壯語,「寧波幫」舉世聞名。

事實上,寧波商幫在十大商幫中屬於後來者。然而寧波幫在工商業、金融業等領域不但影響了江浙、上海的進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影響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的進程。

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點評:後來者居上

 6、陝西商幫:儘可能追逐厚利

在明代的商業界裡,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儘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雖然貴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且民風習俗與山西商幫相近,但在外人看來陝西商幫見識短淺,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晉幫相比。而對於商業資本的使用上,陝西商人採取的是土財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資手工業,這與江南地區商人積極發展手工業的情況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點評:逐利是商家本性?

 

7、山東商幫:重在一個「義」字

山東商幫有山東人的特點,重在一個「義」字上。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總起來講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講求信用的商業道德和規範的商業行為。同時,在山東商幫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魯商大部分可以說是封建性的商人。歷史上的「魯商」雖不如晉商、徽商那般輝煌,但興盛時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華北地區的綢緞布匹、糧食批發零售、餐飲等行業。特別在東北地區,魯商有著地緣、人緣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場」上縱橫馳騁,名重一方。

山東商幫經營總體看有兩種方式:一是獨資經營;二是合夥經營。在獨資經營中,一般情況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資本很雄厚,當然也包括不少資本較少的小商小販。他們規範商業行為主要表現在與生意對象間的信義約束,按約定俗成的規矩辦事;在合夥經營中,山東商幫的規範行為有點像現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夥人之間先立合夥合同,據史料,往往邀同親好友作見證,以示恪守信用。

點評:信為經商之本

 

 

8、龍游商幫:手段最為高明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僱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點評:窮二代的突圍?

 

9、洞庭商幫:聰明的商幫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范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豔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點評: 審時度勢是商人的天性


10、江西商幫: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點評:草根起家,更懂消費者的心

(以上整合自當代金融家、保險生活、東方早報等相關報導)


中國 十大 商幫 幫的 經營 之道 北方 善義 南方 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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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商幫的龐大帝國:四家族控制金融資產超萬億

幾乎是在悄無聲息間,一個個橫掃所有金融業態的龐大帝國完成了構築。這些金融帝國身後的作手——低調、神秘的潮汕商幫,正在浮出水面。

持續超過一年的萬科控制權之爭,令潮汕商幫驚人的金融實力嶄露頭角。然而,潮汕籍商人這一群體背後,已然收入囊中的金融版圖,絕非寶能系一家。在這個名單中,還可以列出富德系的張峻、合生創展的朱孟依家族、星河集團的黃楚龍等一串長長的名單。

以保險為突破口,幾乎是潮汕背景商人、企業進入金融業的必經路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梳理後發現,以保險為突破口,潮汕商幫染指、控制的金融機構,已經達到數十家,橫跨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乃至小貸公司、擔保、保理、互聯網金融等幾乎所有金融領域。

一貫的低調神秘,讓外界無法確知潮汕商幫所控制的金融機構,以及對應的金融資產規模究竟大到何種程度,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一群體所控制、影響的金融資產堪稱天量。根據公開數據測算,僅富德系、寶能系、朱孟依家族、僑鑫集團等四家潮汕籍財團,所控制、影響的金融資產至少可能就已達到1.1萬億元以上。

布局保險

7月19日,皇庭國際披露了一份方案,擬發起成立華僑人壽,擬定註冊資本10億元,註冊地為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其子公司深圳皇庭融發發展有限公司(下稱“皇庭融發”)擬出資2億元,認購其中20%股權,其他7家發起方合計出資8億元,占80%的股份。

皇庭國際具有濃厚的潮汕背景,其董事長、實際控制人為潮商巨頭鄭康豪。根據公開披露,出生於1976年的鄭康豪是廣東潮陽人,雖然今年年僅40歲,但在潮商群體中卻頗具地位。2010年,鄭康豪入主原名深國商的皇庭國際,經過一路增持,截至2015年底,其共計持有皇庭國際49.68%的股份。

這個產生了李嘉誠、馬化騰等超級巨頭的顯赫群體中,對金融的布局已非一日。無論是鄭康豪,還是手握前海人壽、前海財險兩家保險公司的寶能系姚振華,在潮汕商幫中都只能算是後來者。如果不算以香港等境外市場為主要經營地的潮汕企業,從2006年前後介入生命人壽開始算起,潮汕商幫已經在保險業深耕10多個年頭。

公開信息表明,如果不算馬化騰等頭面人物,迄今為止,僅僅是保險公司,加上剛剛發起設立的華僑人壽,潮汕商人這一群體參股、控制的保險公司,至少已經達到6家,實際成立、開業也至少已達5家,而其背後的掌舵者,無一不是潮汕商人中的佼佼者。

眾所周知的是,潮汕商幫介入保險業的鼻祖是業已遭到調查的生命人壽掌舵者張峻。2006年,張峻控制的深圳國利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深圳國利”)受讓了國資背景的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所持生命人壽9.94%的股權。而深圳國利就是生命人壽第一大股東富德金融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富德金控”)前身,其實際控制人張峻則是廣東普寧人。

此後,生命人壽進行了多次增資,富德金控借此成為第一大股東。2009年,生命人壽註冊資本由13.58億元增加到16.9億元,富德金控參與增資後,出資額增加到3.38億元,首次成為持股20%的第一大股東。2009年之後的四年間,經過多次增資,到2013年7月,生命人壽註冊資本增加到117.5億元,富德金控的持股比例一直維持在20%。

張峻控制的企業實際持有的生命人壽股份,一直飽受外界質疑。除了富德金控,生命人壽其他部分股東可能亦與張峻存在關聯。有媒體曾報道稱,通過或明或暗、交叉式股權安排,張峻麾下企業在生命人壽的持股比例可能已經超過80%,而其參與歷次增資所耗資金更是達到百億元之巨。

控制生命人壽之後,張峻進一步向產險進軍。2012年5月,由生命人壽、富德金控發起的富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德產險”),正式在深圳開業,該公司初始註冊資本5億元,生命人壽持股81%,富德金控持股19%。2015年,該公司增資至35億元,但兩家股東持股比例未變。

或許是受張峻啟發,不少潮汕商人緊隨其後,進入保險業,與前海人壽獲批時間相近的珠江人壽,同樣具有潮汕基因。2011年5月,珠江人壽獲準籌建,2012年12月正式開業,初始註冊資本6億元。發起股東包括廣東珠江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珠江控股”)、廣州國際控股集團、廣東韓建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韓建投資”)、廣東新南方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廣東新南方”)、粵財信托,持股比例均為20%。

2016年6月,珠江人壽進行第七輪增資,註冊資本增至67億元。據其披露,目前珠江控股持股30.15%,廣東珠光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珠光集團”)持股20%,衡陽合創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衡陽合創”)持股18.96%,韓建投資、廣東新南方均持股10.3%,廣州金融控股集團、粵財信托分別持股8.51%、1.79%。除了廣州金融控股集團、粵財信托,珠江人壽的其他5名股東,均來自合生創展的朱孟依家族。出身於廣東豐順朱氏家族,朱孟依是H股上市公司合生創展董事會主席。根據工商登記資料,廣東新南方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總經理為朱拉伊,珠光集團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為謝炳釗;珠江控股、韓建投資法定代表人則分別為朱一航、朱偉航。

上述諸位人士均為朱孟依家族成員。根據合生創展2015年年報披露,朱拉伊為朱孟依胞兄,朱一航、朱偉航為朱孟依之子,謝炳釗為朱孟依妹夫,為關系密切的關聯方。加上衡陽合創,朱孟依家族共計持有珠江人壽89.7%的股權。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潮汕背景,較早進入保險業,卻又少為人知的企業,還有總部位於深圳的星河集團。公開信息顯示,星河集團是陽光保險集團的第六大股東。

和張峻一樣,星河集團董事長黃楚龍也是潮汕人,而且同樣來自普寧。網站信息顯示,星河集團成立於1989年,經過27年發展,已形成了房地產開發、商業地產運營、金融投資“三駕馬車”的業務組合。

橫掃全部金融業態

無論是後起之秀的寶能系,還是早已成名的朱孟依家族,上述潮汕巨商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早年依靠房地產發家,且幾乎全部以保險為突破口,最近幾年迅速切入金融業所有業態。

浸淫商界多年,潮商商人這一龐大的群體,對金融領域的布局已經不滿足於保險一隅。其勢力範圍,已從保險業囊括至銀行、證券、基金、投資等金融業全部業態。

在銀行方面,《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除了生命人壽舉牌的浦發銀行,潮汕商幫入股、相對控股的商業銀行已有6家,其中廣為人知的是2011年開業的華興銀行,以及2010年成立的深圳福田銀座村鎮銀行。

站在華興銀行背後的,是總部設在廣州的僑鑫集團。華興銀行前身為汕頭商業銀行(下稱“汕商行”)。成立於1997年的汕商行,2001年因嚴重資不抵債而停業。2011年,利用汕商行的牌照,組建新的華興銀行,註冊資本50億元,僑鑫集團出資10億元,持股比例20%,為該行第一大股東。

公開信息顯示,僑鑫集團成立於1995年,其實際控制人周澤榮,亦為潮汕人氏,早年曾闖蕩海外,並加入澳大利亞籍。網站信息顯示,除了金融業,僑鑫集團目前的業務已橫跨地產、服務、教育等多個行業。

潮汕商幫入股的另一家銀行,是深圳福田銀座村鎮銀行。工商資料顯示,深圳福田銀座村鎮銀行成立於2010年,由臺州銀行發起成立,註冊資本4億元,其中星河地產出資4000萬元,持股比例10%,為該行第二大股東。

而朱孟依家族對銀行業的布局,則幾乎與保險同步。珠江人壽雖然2011年才獲準籌建,但朱孟依家族早在2009年就已開始籌劃。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廣東新南方已經入股廣州農商行,廣東新南方、廣東珠江公路橋梁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珠江投資”)、珠江廣場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珠江房產”)等,合計持有該行接近6.1%的股份。

而在廣州農商行2015年年報中,廣東新南方、珠江房產已在十大股東中消失,但珠江投資仍位居該行第八大股東,持股比例1.96%,持股數量1.6億股。

工商登記資料顯示,珠江投資註冊資金40億元,廣東珠江投資管理集團、珠江人壽分別出資30億元、10億元,而廣東珠江投資管理集團股東為韓建控股有限公司,其股東為朱一航、劉惠英,法定代表人亦為朱一航。

除了銀行、保險,潮汕商幫還將觸角伸向了證券、公募基金、期貨等領域。同樣來自潮汕普寧的佳兆業郭英成兄弟,早在1999年前後,就已在香港設立了富昌金融集團,其成員企業包括富昌證券、富昌期貨等機構,其中富昌證券曾名列香港前五十大券商。從2011年起,富昌集團開始在深圳、廣州、重慶等地設立新公司,業務包括小貸、融資擔保、投資咨詢。此外,郭英成還在2014年以近30億元的對價,受讓國民信托部分股權。

在公募基金方面,潮汕商幫亦有染指。2015年7月,證監會核準設立前海聯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億元,第一大股東為寶能系旗下的鉅盛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盛華”),出資額為6000萬元;深圳粵商物流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深粵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均出資5000萬元,各占25%股權;深圳市凱誠恒信倉庫有限公司出資4000萬元,占20%股權。

龐大的金融帝國

對金融領域的介入程度不斷加深,涉及機構門類越來越豐富,一些潮汕背景的企業已經不滿足於入股金融機構,開始在近年大踏步走上金控集團之路。

在潮汕商幫中,鄭康豪及其皇庭國際等企業,雖然只是入局金融的後來者,但發起華僑人壽,卻非其第一次出手。公開信息顯示,皇庭國際已在2015年成立了皇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皇庭基金”)。今年1月,皇庭基金還出資2.83億元,受讓深圳同心基金約17%股份,成為後者大股東。

皇庭集團網站信息顯示,金融業務已成為其三大核心業務之一,擁有私募牌照,管理醫藥投資、定增、股權等三類基金,而其控股的深圳同心基金擁有深圳唯一的小貸再貸款牌照。目前,皇庭集團正在布局互聯網金融,並進軍保險、不良資產處置等多個領域。為此,皇庭集團還成立了皇庭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相較於鄭康豪,黃楚龍的星河集團走得更遠。今年4月,星河集團成立了二級集團星河金控,除了保險、銀行,其還是國內最大的股權投資機構深創投第二大股東,並投資國家中小企業基金、前海母基金、紅土創業基金,形成囊括保險、銀行、股權投資、小貸、小企業孵化、融資租賃的全產業鏈布局,現有金融資產規模超過80億元。

不過,具有潮汕背景的財團中,金融版圖最為龐大的無疑是張峻的富德系,以及後來居上的寶能系。

以生命人壽為起點,經過十年的擴張,富德系已經構築了涵蓋保險、銀行、信托的龐大金融帝國。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7月,註冊資本28億元的福德保險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成為國內第11家保險集團,其中富德金控持股20%。目前,富德系的保險版圖,已經囊括生命人壽、富德產險、生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大主要平臺。

除了保險,富德系也在不斷向信托、銀行滲透。2015年8月,保監會批準生命人壽受讓國民信托93.44%股權,成為後者第一大股東。2015年,經過二級市場搶籌,生命人壽躍居浦發銀行第二大股東。截至今年3月底,持股比例高達20.68%。

後來居上的寶能系亦不遑多讓。據鉅盛華7月7日披露,除了前海人壽、新疆前海聯合產險、聯合基金等主要牌照,該公司還成立了保險經紀、保險公估、小貸等多個金融業務平臺。

但這也並非全部。2016年4月,寶能系絕對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國金洋(01282.HK)公告稱,以2.55億港元的代價,收購中國銀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銀盛證券有限公司、中國銀盛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宏基金業有限公司、宏基信貸有限公司、宏基金融投資有限公司等六家金融公司。至此,寶能系金融版圖已擴張到除銀行外的所有金融業態。

勢力範圍的極大擴張,帶來的是資產規模的膨脹。雖然具體規模難以確知,但即便不算馬化騰等頂級巨頭,僅富德系、寶能系及珠江人壽三家,其控制的資產就可堪稱天量。

年報信息顯示,截至2015年底,富德系控制的生命人壽、富德產險總資產分別達到4091億元、43億元,同期,國民信托管理的信托資產亦達1244億元,三者合計規模超過5300億元。

根據保監會數據,今年上半年,生命人壽實現保費收入1214億元,富德產險實現保費收入7億余元。即便不計國民信托,截至今年上半年,富德系上述三家平臺掌控的資產規模就已近6600億元。

前海人壽一季報披露,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該公司保費收入合計453億元,總資產為2096億元,保費收入同比增加123.1%。而保監會近期披露,今年上半年,前海人壽保費收入合計593億元。由此可見,前海人壽目前資產規模至少已在2200億元以上。此外,根據前海聯合基金披露,截至今年上半年,雖然成立不足一年,但其管理的僅貨幣基金規模就已達121億元。

珠江人壽的規模相對較小。據其2015年年報,截至去年底,其總資產為614億元。保監會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其保費收入共計156億元,並且完成了25億元增資。據此計算,截至今年6月底,珠江人壽的資產規模也在900億元以上。此外,僑鑫集團為第一大股東的華興銀行,也有一定規模。一季報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該行總資產達到1291億元。

雖然缺乏完整、精準的數據,潮汕商幫介入的金融機構難為外界所知,但其金融帝國已然成為龐然大物,控制、影響的金融資產也已極為驚人。按照上述數據計算,僅富德系、寶能系、朱孟依家族、僑鑫集團四家,控制、影響的金融資產,保守測算也已超過1.1萬億元。

潮汕 商幫 幫的 龐大 帝國 家族 控制 金融 資產 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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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叱咤風雲的十大商幫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1130/166245.shtml

中國叱咤風雲的十大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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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叱咤風雲的十大商幫

中國商幫歷史悠久。

中國商幫歷史悠久。

山西商幫、徽州商幫、陜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珠三角和潮汕)商幫、江右商幫、龍遊商幫、寧波商幫是為十大商幫。

其中晉商、徽商、潮商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由於地區和歷史原因,各商幫特點不同,北方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

晉商:經營模式最先進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曾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號儼然成為清政府的“財政部”。這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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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號註重信息的捕捉與反饋,並視之為成功的關鍵。山西人能夠首創票號,他們長遠的戰略眼光和經商天賦無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山西票號堪稱現代金融業的雛形。

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晉商把商業作為一項崇高的事業,這是晉商成功的一大關鍵因素。

在實際經營中,晉商信奉關公,講究以義制利,義利結合,這是晉商價值觀的核心。而晉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櫃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東家與掌櫃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分紅與責任,並利用行會之權威培育從業者的誠信榮譽感,可謂最富中國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其所蘊涵的中國傳統智慧,對當下的民營企業的組織管理,仍有啟示意義。

首先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其次是人身頂股制。這也是山西票號首創的激勵機制,把員工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有利於協調勞資關系、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第三是管理監督機制。晉商一方面發明了聯號制即大號管小號的層級管理方式以加強自我約束,同時還創造了欽差制。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進了晉商的迅速發展。

點評:文化乃商業之脈

徽商:賈而好儒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

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賈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使徽商稱雄於明清兩朝。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點評: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樣的商人,真有魅力。

福建商幫:“內外勾結”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

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臺灣等地開辟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臺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點評: 盜亦有道

廣東商幫:喜歡“頭啖湯”

粵商深受嶺南文化的影響,遠離政治中心,不受所謂“正統”、“權威”觀念的束縛。粵商為了賺錢,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邊球、有冒險精神是其最為突出的特性。他們永遠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歡“頭啖湯”。

粵商以快制勝,出擊迅速。粵商從不將自己的生產經營局限於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註重靈活變通, “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正是這種寫照。

粵商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資金不多,技術力量也不雄厚,但他們會“借”。一是借錢發揮;二是借才發揮。粵商文化信奉“開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獨食、有錢大家賺”。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

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點評:開放為經商之先

寧波幫:創業上海首創金融

1984年,因鄧小平一句“要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豪言壯語,“寧波幫”舉世聞名。

事實上,寧波商幫在十大商幫中屬於後來者。然而寧波幫在工商業、金融業等領域不但影響了江浙、上海的進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影響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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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出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

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托,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點評:後來者居上

陜西商幫:合夥經營

在陜西商幫的經營模式中,也遇到了與今天十分相似的歷史環境。古老的陜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錢掙了回來”,他們主要采取了財東出資,掌櫃經營的合夥經營模式,然後利潤分成,這種合夥制經營體制,與我們現在的國企改革有些相似。

陜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陜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盡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在清代,陜西商幫無論是經營範圍,還是經濟實力都取得了長足發展,他們在鹽、茶、布、煙、木、藥、皮、雜、金融等諸多行業較之明代有了蓬勃發展,經營地域北到烏魯木齊、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並且擺脫了明代從屬政府需求的被動局面,真正把自身發展安放在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上,基本達到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這句話在陜西農村普遍流傳,經久適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懶惰百事廢;用度要節儉,切勿奢華,奢華則錢財竭”。老陜商將艱苦創業、艱苦奮鬥、勤儉節約、艱苦樸素,反對鋪張浪費提高到興衰成敗的高度,這種精神和傳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一,也是陜西人的突出特點之一。

點評:“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可見陜西商幫的影響之大。

山東商幫:重在一個“義”字

山東商幫有山東人的特點,重在一個“義”字上。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總起來講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講求信用的商業道德和規範的商業行為。

同時,在山東商幫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魯商大部分可以說是封建性的商人。歷史上的“魯商”雖不如晉商、徽商那般輝煌,但興盛時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華北地區的綢緞布匹、糧食批發零售、餐飲等行業。特別在東北地區,魯商有著地緣、人緣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場”上縱橫馳騁,名重一方。

山東商幫經營總體看有兩種方式:一是獨資經營;二是合夥經營。在獨資經營中,一般情況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資本很雄厚,當然也包括不少資本較少的小商小販。

他們規範商業行為主要表現在與生意對象間的信義約束,按約定俗成的規矩辦事;在合夥經營中,山東商幫的規範行為有點像現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夥人之間先立合夥合同,據史料,往往邀同親好友作見證,以示恪守信用。

點評:信為經商之本

龍遊商幫:手段最為高明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遊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遊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遊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遊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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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遊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

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遊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

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註入了帶有雇傭關系的新生產關系。

龍遊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遊商幫的發展。

龍遊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點評:窮二代的突圍?

洞庭商幫:聰明的商幫

幾乎就在龍遊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範彜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歷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

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鉆天之術,開辟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點評: 審時度勢是商人的天性!

江西商幫: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

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

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

所以,盡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註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點評:草根起家,更懂消費者

商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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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風雲 十大 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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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富有商幫 不敗養金術

1 : GS(14)@2010-11-24 00:56:28

http://realblog.zkiz.com/greatsoup38/19427
臺灣 灣最 富有 商幫 不敗 養金 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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