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貸款的合法化進程：監管已說OK？

【導讀】P2P貸款的風險在哪裡？相比發達國家所擁有的全國性的個人信用體系，中國的個人信用體系均需P2P公司自身建立，這也造成了信用風險的增加。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經i黑馬編輯）   作者：曹金玲

P2P貸款的風險在哪裡？相比發達國家所擁有的全國性的個人信用體系，中國的個人信用體系均需P2P公司自身建立，這也造成了信用風險的增加。此外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出借人擠兌的可能性，是懸在P2P頭上的兩把利劍。

但根據《第一財經日報》的報導，雖然有著如上的困難，但政府和監管部門的態度正在出現緩和，以下文章經i黑馬編輯：

國內首家「網絡信貸服務業企業聯盟」 (下稱「網貸聯盟」)落戶上海。「只要資金監管問題解決了，網貸公司一定會有質的飛躍。」海市信息服務業行業協會秘書長馬海湧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一直強調。

據瞭解，網貸聯盟將在年內上線P2P同業資信服務平台一期工程，首先解決聯盟內企業逾期用戶信息共享；同時，網貸聯盟還在積極與央行和商業銀行頻繁接觸，希望一能接入央行徵信系統，二能說服銀行成為網貸公司的資金託管方。

抱團取暖

網貸聯盟設立於去年12月底，由陸金所、拍拍貸、融道網、諾諾鎊客、財金金融、維誠致信、資金管理網、融360、你我貸、暢貸網等10家網貸企業組成，指導方是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以平台資金安全為例，《聯盟自律公約》要求成員單位必須通過第三方支付機構提供清算結算和資金轉移服務，以確保客戶資金不會被捲款而逃，目前10家成員單位都已與第三方支付機構合作。

「我們正在與商業銀行溝通過程中，希望能慢慢談下來，是否能由銀行來做網貸公司的資金清結算和託管，使得客戶資金安全更有保障。」黃黎明透露。

網貸聯盟正打造同業資信服務平台，該平台將分為兩期：一是在2013年底前完成P2P同業資信服務平台一期工程，每個成員單位都將有一個獨立賬號，實現聯盟內逾期用戶信息分享；二則是在一期工程完成後，逐步實現不逾期用戶信息登記。

「資信平台將採用封閉式的聯盟內會員單位共享模式，非聯盟企業需要先經過聯盟認證，繼而才能運用這一資信平台，從而幫助業內機構防範借款人過度負債，降低壞賬損失，同時建立行業失信懲戒機制。」拍拍貸創始人及CEO張俊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近期開閘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性擔保公司對接央行徵信系統的工作，擬將符合條件的兩類機構有序接入徵信系統。馬海湧則說，未來將積極爭取把網貸行業接入央行徵信系統，「當然，在實現這一目標之前，網貸聯盟會先使用自行搭建的資信共享平台。」他說。

美國大麻合法化　線上商店搶三兆商機

大麻合法化之後沒人種咋辦？意大利讓軍隊開工

盡管醫用大麻在意大利已於去年合法化，然而藥店里的大麻價格高昂，令人望而卻步。於是該國政府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讓軍隊去種大麻。

據路透社報道，自明年始，佛羅倫薩地區某軍事基地的一個高安全實驗室將為意大利的醫療保健系統試驗性地種植大麻。意大利政府稱，此舉可為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提供安全、合法和經濟實惠的大麻。

當前意大利官方出售的大麻主要從荷蘭進口而來，價格高達街頭毒販出售的10倍之多。來自軍隊的新增供應被寄予促進政府降價的厚望。

屆時地方衛生局將得以以更低廉的價格甚至免費向符合條件的病人提供大麻，從而幫助政府結束意大利黑手黨的“營生”。

在距離威尼斯約60公里的Rovigo ，意大利頂級大麻專家、農業科學家Gianpaolo Grassi正致力於在自己70公頃的研究性農場上栽培最完美的醫用大麻。這也是意大利境內唯一一個獲許在戶外種植四氫大麻酚含量在0.2%以上的大麻的地方。

通過強大的燈光照射，他培育出來的大麻品種可以在室內栽種，預計佛羅倫薩軍事實驗室將會使用這一品種。

大麻的花香彌漫著整個農場。10英寸高的鐵絲網將農場的四周圍上，攝像監控儀也在來回查探。農場幾年前建起了這一成熟的防盜系統，毫無疑問是為了防範翻墻而來的小偷。Grassi咯咯地笑著，“都是些孩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這里簡直就是大麻的天堂，各種各樣的麻類植物漫山遍野，滿足著多個國家的繩索、衣物和造紙之用。這位57歲的老學者沈浸在年輕時的回憶里。後來成了科學家，大麻多種多樣的用途，多麽令他著迷啊！

自2002年以來，Grassi試驗了約330種醫藥級大麻。這些千百年來一直被用作治療疼痛和疾病的植物卻在二十世紀里不為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所容。

現在，意大利軍方的這一大麻栽培計劃仍然被定義為“試點項目”，究竟哪一個品種會被定義為治病良藥仍然有待角逐。

意大利政府官員明確表示，在大麻合法化上不願步美國後塵。在美國的許多州，醫藥大麻合法化最終演變成了全面的合法化，甚至用於娛樂。

直言不諱的天主教禁毒活動家、參議員Carlo Giovanardi表示，意大利希望確保“治療病人不會成為擴大大麻使用的借口。大麻完全合法化將催生一個充斥著“行屍走肉的”社會。（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假道學 性交易專區合法化 形同具文 娼嫖皆罰 性工作者處境更黑暗

臺灣：同性婚姻合法化？同誌人權VS千年傳統

支持：不管異性戀或者同性戀，都享有基本人權，包括婚姻家庭的權利。

反對：傳統的夫妻、家庭、倫理有可能一個接一個被打破，甚至被顛覆。

反對者提出另立專法，被支持者認為是一種“平等而隔離”的歧視政策。

如果法律中沒有了“夫妻”概念，也許還可以稱呼姓名或者昵稱。但如果“父母”的概念在法律中消失，你該如何稱呼他們呢？

A. 雙親一、雙親二

B. 直呼姓名

如果“祖父母”也沒有了呢？

A. 二等親直系血親尊親屬之一、二等親直系血親尊親屬之二

B. 直呼姓名

2014年底，臺灣歷史上首次在“立法院”公開討論“婚姻平權”問題。婚姻平權，意指平等的婚姻權，可擴及同性戀、跨性別、變性等性別之間的婚姻關系。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中國人使用了上千年的親屬稱謂，有可能從法典中消失。

2015年1月28日，“婚姻平權”法案的發起人之一、“立法委員”尤美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本次“立法院”會期已經結束，法案能否排案審查並進入二讀程序，還要等到2015年2月24日新會期時方能確認。

目前，全球已有17個國家和地區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沒有一例在亞洲。臺灣是否會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地區，依然存在巨大變數。

性別“消失”了

此次進入立法程序的婚姻平權法案，包括兩個民法修正案。

第一個法案是2012年由“立法委員”尤美女提起的“民法”親屬篇修正案，涉及3個法條：將“婚姻要由男女雙方訂定”中的“男”、“女”去掉，將“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改為“未滿十七歲不得訂定婚約”，將“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改為“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僅僅刪了幾個字，異性婚姻的概念即被抹去。

律師出身的尤美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提出這個法案，是為了聲援同性伴侶申訴無法在戶政機關登記結婚的案子。“不管異性戀或者同性戀，只是性取向不一樣，我們都是一個人，我們都享有‘憲法’上所保障的這些基本的人權，包括婚姻家庭的權利。”尤美女說，不是所有的同誌都想結婚，其實是爭取一個認同。

2013年，另一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鄭麗君提出了更為詳盡的第二個法案，總共修改了“民法”的82條法律，具有男女性別區分性質的詞匯幾乎都被修改：如“夫妻”改為“配偶”，“父母”改成“雙親”。這個法案還賦予了同性戀者更多權利，尤其是承認了同性伴侶間的財產繼承權，以及平等領養子女的權利。

在桃園地方法院曾經審理過這樣一個案件：一名女同誌想要收養其姐妹的孩子，但因為她坦承自己是女同誌，法院認為她的性傾向會影響孩子未來的性別認同，擔心孩子遭受歧視，而駁回了收養申請。但現實中，這個孩子已經是這對同性伴侶在撫養，只是希望在法律程序上加以認定。

“其實法院應該允許她們收養才更符合這個孩子的利益。”民間組織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以下簡稱“伴侶盟”）秘書長許秀雯說。

鄭麗君的這個版本，實際上是伴侶盟提交給“立法院”《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中的第一部分，即婚姻平權。尤美女等其他22位“立法委員”也參與了聯署。

而同誌團體希望得到的權利，遠不止此。“多元家庭”法案提出的“伴侶制度”，承認雙方可不以性關系和愛情為基礎組成家庭，解除伴侶關系，無須雙方同意，單方即可解消；而“多元家屬制度”則承認，只要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無血緣關系的友伴家庭、病友團體等，在戶政機關登記後，均可成為彼此的家屬。許秀雯說，這兩個法案還未得到“立法委員”的聯署，僅在倡議階段。

此前的數年，婚姻平權的各種立法動議曾多次闖關，但接連折戟。

2003年10月，“行政院”提出《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允許同性婚姻，由於部分“內閣成員”和“立法委員”的反對，該草案不了了之。

2006年10月，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蕭美琴提出另立“同性婚姻法”草案，獲得38位“立委”的聯署，但又有23名“立委”聯署反對，導致該草案被退回程序委員會，並決定不再排入議事程序。

根據臺灣法律規定，任何法律案必須先經過“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審定，才能提交“立法院”一讀，也才算是正式啟動立法程序。

經過6年的空當期，兩位女性“立法委員”帶著法案，再次叩關。2012年12月和2013年10月，尤美女和鄭麗君各自提交的法案分別通過了“立法院”一讀。

依照程序，只要“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即可交付“立法院”二讀。二讀是最關鍵的立法環節，會對法律案的細節進行深入討論。而三讀一般僅作文字修正，即可交由“立法院”全體表決。

不過，兩個法案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審查，均遭到了擱置，直到2014年底才得以排案處理。“立法院”每年按2月至5月、9月至12月分兩個會期，尤美女恰好是2014年底會期的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集人。

不歡而散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審查，決定著法案能否進入二讀程序，一般分三個步驟：詢答、大題討論和逐條審議。

2014年12月22日上午舉行的是詢答——主要詢問與該法相關的行政機關對立法的態度。“民法”的主管單位“法務部”派出次長陳明堂參加。從上午9時至12時，頭發花白的陳明堂在質詢臺前幾乎站了整整3個小時。

當日，“立法院”門外人頭攢動，一邊是吶喊“我要結婚”、“同誌也是人”的支持者，一邊是高呼“臺灣的希望是下一代”、“一夫一妻，守護臺灣”的抗議者。

與此同時，“立法院”內也是“口沫橫飛”。“法務部”認為，在民眾的意見還沒有獲得與大家溝通之前，如果貿然地把同性婚姻入“民法”或是合法化，會引發臺灣內部更大的爭議。而且，同性伴侶在醫療、財產繼承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可以根據現有法律來解決。

“立法院”和“法務部”都曾多次召開公聽會，邀請社會各界支持或反對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的同運團體、宗教團體、大學教授、藝人等出席。

整體來看，“法務部”和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對婚姻平權法案主要持反對態度。

依陳明堂初步統計，僅僅修改“夫妻、父母、祖父母”等條文內容，就需要修改342條法條、109種法律，其他的法律條文尚難以估計。“這些如果都不能配套的話，將來恐怕會造成一團亂。”

陳明堂認為，同性婚姻跟中華民族傳統的“一夫一妻制”、“男女結婚制”差距較大，應該從長計議。按照他的設想，臺灣同性婚姻合法化最好可以“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也許會減小沖擊度，能夠達成所謂同性戀者的終極目標”。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呂學樟則憂心忡忡，甚至提到“亂倫”字眼。他說，如果倉促修法，將會“變成歷史的罪人”。

“立法院”外的反對力量主要集中在宗教團體。2013年9月，以天主教、基督教為代表的民間宗教團體，自發結成臺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以下簡稱“護家盟”），聯署反對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

宗教界擔心，一旦“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傳統的“夫妻”、“家庭”、“倫理”有可能一個接一個被打破，甚至被顛覆。

護家盟秘書長張守一提出，同性伴侶“鵲巢鳩占”，觸動根本大法，會破壞一夫一妻制度下所產生的人倫綱常結構。但同時他也提出，臺灣可以借鑒德國模式，為同性伴侶設立專門的法律。

而婚姻平權的支持者多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和同誌團體。對於反對者所提出的“另一條路”——另立專法，他們不願意妥協。

尤美女稱，這是一種“平等而隔離”。她想到了美國黑人運動的案例：原本黑人不能與白人同乘公車，也不能和白人進入同一家餐廳。後來通過民權運動，黑人雖然可以和白人進入同一家餐廳，卻要另劃定區域；雖然可以同乘一輛公車，但白人坐前面，黑人只能坐後面。

“事實上這還是一種歧視，因為你把我當作‘非你族類’。”尤美女說，如果采用為同性伴侶另立專法的策略，“還是將同誌看作低人一等”。因此，尤美女和鄭麗君堅持，要在現行“民法”親屬篇、繼承篇中為同誌“打開門”，讓同性伴侶享有同樣的婚姻家庭的權利。

通常，政府會給出一個“相對版本”。詢答會議上，陳明堂承諾2014年12月底前會提出針對該草案的相對版本，但至今仍沒有動靜。

按照尤美女的說法，這次詢答會議最終“不歡而散”，無法再繼續審查下去。

選票的考量

此次詢答會議，32位有發言權的“立法委員”只到場了8位，而具有表決該議題是否能夠通過的“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委員”，只有尤美女一人現身。

尤美女解釋，因為即將到來的選舉年，“大家能避開就盡量避開。”婚姻平權法案對於兩黨競爭來說，也是一個重要變數。

“那就要看2016年的臺灣‘總統’大選跟‘立委’改選了，改選的結果幾乎也就決定這個法案是否會通過的命運了。”伴侶盟秘書長許秀雯對此大失所望。她認為民進黨作為最大“在野黨”，並沒有盡全力捍衛法案。

從民調結果和選票考量的角度來看，政黨似乎更應當站在同誌團體這一邊。2013年“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發布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數據顯示，認為同性戀者應該享有結婚權利者為52.5%，反對者為30.1%。

臺灣社會對同性戀的包容走在亞洲的最前列。2014年，臺灣同誌遊行人數超過六萬五千人，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爭取同誌權益活動。而早在2004年，臺灣公布了《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確消除性別歧視。

不過，當同性戀運動擴展到對法律制度的沖擊，反對的力量也開始集結。

護家盟秘書長張守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多次召開記者會，參加各類公聽會，僅僅幾個月時間，輿論已經開始有所變化。“護家盟站出來以後，網上很多人開始反駁婚姻平權了。”

張守一還認為已經施行十年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讓孩子從幼兒園就開始接受同誌教育，可能影響他們對性別的認知。“現在已經有讓男生換女生衣服，甚至裝扮成女生樣子的教案出現了。”

2014年，護家盟還曾赴“立法院”拜會國民黨團，希望他們能攔下這份草案。

對此，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林靜儀說，“我想他們的合作關系會比較強烈，這大概會影響到國民黨對於我們在這個法案推動的立場。”

但林靜儀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民進黨內支持傳統的一方確實比較擔憂，該法案會影響民進黨在臺灣“大選”中的選票。她強調，沒有剝奪同誌基本人權——婚姻權的道理，但又提出，“考慮到宗教團體的阻力，以及選票的考量，民進黨希望能充分地聽到，支持同誌人權對選票是有幫助的聲音。”

林靜儀說，民進黨中央支持婚姻平權，法案一定會通過。“至於什麽時候過，這可能就要看臺灣的社會到什麽樣的程度。”

“法務部”次長陳明堂直言，臺灣同性婚姻合法化恐怕無法在兩三年內甚至短期內完成。積極推動的“立法委員”尤美女也認為，法案在這一屆通過大概很困難，除非發生重大事件。

30年前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誌祁家威也不看好這次立法行動。他覺得，若想通過在“立法院”實現婚姻平權難如登天，只能靠司法作業的系統。“就是不斷打官司，直到有法官敢判同性戀結婚勝訴，那就成功了。”

不過，祁家威堅信未來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還是能實現的，“自古以來就是同性戀也有，異性戀也有，五千年以來都有，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贏不了誰。我覺得臺灣應該可以做到亞洲第一啦”。

AMC業務擴容：“非金壞賬”生意合法化

AMC業務擴容：“非金壞賬”生意合法化

一財網 徐燕燕 2015-08-05 23:32:00

8月5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了解到，目前這三家公司均已經收到來自財政部的文件，允許其收購、處置非金融不良資產。這標誌著一直處於“試點”階段的“非金壞賬”生意正式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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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電信“串門”合法化

隨著最新一張基礎電信業務牌照的發放，中國又多了一大基礎電信運營商。

出生就擔負著“三網融合”使命的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中國廣電”)昨日獲得《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獲批在全國範圍內經營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國內通信設施服務業務。

盡管此次“發牌”從長遠看有助於打破三大電信運營商對寬帶接入等業務的壟斷局面，進一步改善國內電信市場格局，但一些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專家並不認同“第四大運營商”這個概念，並表示暫不看好競爭前景。

不少業內人士稱，此次中國廣電獲基礎電信業務經營牌照，主要意義在於中國的“三網融合”(即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三網互聯互通)戰略獲得實質性進展。

成第四大運營商?

據工信部官網消息，工信部5日批準中國廣電開展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和國內通信設施服務業務，並允許其控股子公司中國有線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上述業務。

中國廣電註冊成立於2014年4月17日，註冊資本45億元，為國務院出資的國有獨資企業，經營範圍包括有線電視網絡規劃、建設、運營和維護等。2014年5月28日，中國廣電正式在京掛牌運行。

事實上，早在2010年國務院下發《推進三網融合的總體方案》時，就提出組建中國廣電的計劃。中國廣電由此承擔起打破區域隔閡、打造全國統一的一張有線電視網絡的使命。

而在此次拿到基礎電信業務牌照後，不少觀點認為中國廣電成為了中國第四個基礎電信運營商(另三個是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但不少電信業專家並不認同這一看法。

“嚴格意義上，很難說中國廣電是基礎電信運營商，它只是獲準開展部分基礎電信服務，而在它之前，中國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也獲得了基礎電信業務牌照，基礎電信業務並不只有三大運營商可以開展。”電信專家付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不僅開展固定網業務，更重要的是開展無線業務。

根據電信管理條例，電信業務分為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前者是指提供公共網絡基礎設施、公共數據傳送和基本話音通信服務的業務，包括中國廣電獲批開展的“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曾劍秋表示，“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實質上就是固網寬帶業務。在固定網方面，中國廣電省公司一級在獲得牌照以前已經在開展寬帶接入等電信業務，此次相當於正式“合法化”。

而中國廣電獲批開展的另一項“國內通信設施服務業務”，主要指的是建設、出租、出售通信設施，並不包括語音業務，所以並不意味著中國廣電能馬上開展移動通信業務。

盡管中國廣電事實上控制著讓電信運營商眼紅的700兆赫頻率(擁有該頻率的運營商，能以更低數量的基站實現覆蓋，意味著建網投入成本減少和速度增加)，但中國廣電並未獲得移動基礎通信業務牌照。

“廣電暫時也不會申請這些(移動通信業務)牌照，但會不會在5G發牌時進入?有一定可能性。”付亮表示。

所以，中國廣電的此次“轉正”對行業格局暫不構成較大沖擊，而且不少業內人士也不看好它進入電信行業的前景。

“我們知道，今天的技術已經進入全光網時代(即網絡傳輸和交換過程全部通過光纖實現)，電信行業早已在全國進行全光網的改造，這種技術遠遠超出同軸電纜的能力。”電信專家項立剛稱，“廣電行業要進行光改，還是需要大錢，沒有足夠的錢，這個技術已經落後了。”

“三網融合”提速

“現在要進入三大運營商激烈競爭的電信市場，它(中國廣電)可能既沒有興趣，也沒有這個能力。”付亮對記者說。

既然中國廣電當下可能並不會立即與三大運營商正面競爭，那它拿到基礎電信業務牌照的意義在哪里?

事實上，中國廣電的首要訴求是盡快實現“全國一張網”。中國廣電於兩年前正式掛牌，但整合旗下一盤散沙、資本背景複雜的電視臺、網並非易事，目前，全國至少有300家市級有線電視網絡公司和3000多個縣級公司，互相獨立發展。而在這些獨立的公司中，部分已經上市，資本背景的複雜性增添了整合難度。

“這些(電視臺、網)如何整合到廣電，在內容傳輸上做到‘全程全網’，需要做很多工作。”付亮說。

而更大的意義，或許需要跳出電信行業這一隅來看。中國廣電是一家在“三網融合”背景下誕生的國家級有線電視網絡公司，此次獲得基礎電信業務牌照，意味著國家“三網融合”戰略獲得了重要進展。

“三網融合”是指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為用戶提供語音、數據和廣播電視等多種服務，實現類似“手機看電視、上網”、“電視打電話、上網”、“電腦打電話、看電視”的跨屏聯動。

盡管國家早在2010年左右即啟動“三網融合”相關工作，但打破部門和行業的隔閡並非一蹴而就。去年8月，國務院再次發布《三網融合推廣方案》(下稱“方案”)，今年又發布了《關於在全國範圍全面推進三網融合工作深入開展的通知》。

在“三網融合”中，廣電、電信“雙向進入”至關重要。方案顯示，國務院要求按照“成熟一個、許可一個”原則開展“雙向進入”許可申報和審批工作，其中，既包括廣電企業進入電信領域，也包括電信企業進入廣電領域。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工信部對中國廣電批準經營許可的同時，廣電部門也會加快將內容向電信基礎運營商開放。國內電信及廣電運營商的全面競爭將開始，百姓也將從中受益。“比如以前看電視、上網要分別交錢，以後可能只交一份錢，就能享用兩項業務。”曾劍秋說，未來，資費將呈現下降趨勢，服務更多樣化。

此外，今年在“雙向進入”工作上，除中國廣電進入固定網基礎電信業務這個標誌性動作外，三大電信運營商還將申請在全國開展交互式網絡電視(IPTV)服務，由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受理和審批。

有業內人士稱，因此不能僅僅把中國廣電進軍電信業理解為對三大運營商的壓力，反過來看三大運營商也有計劃“分一杯電視羹”，與中國廣電爭奪市場。

專家：賣淫嫖娼合法化有利解決性需求，但有違民意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但將賣淫嫖娼合法化有違民意。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

藍皮書中《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思考》報告介紹，以北京為代表的部分城市對於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方式為在治安處罰、行政拘留之後，再進行收容教育。

“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報告認為，在現階段社會現實下，應當將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司法化，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不受隨意侵犯。

2014年5月15日，出演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受不少民眾喜愛的著名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抓獲，在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後，北京警方決定對其進行收容教育6個月。該案中的女主角劉馨予也同樣在行政拘留結束後，轉為收容教育6個月。

報告作者、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王爍介紹了目前我國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現狀。除特殊情形外，單純的賣淫嫖娼行為在我國並非作為犯罪處理，只是行政違法行為。

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行政性處置措施包括兩種形式：一是行政拘留，二是收容教育。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該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罰款。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收容教育的依據則為國務院《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根據該辦法，公安機關可以在行政拘留以外，對除年齡不滿14周歲的、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傳染病的、懷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1周歲以內嬰兒的、被拐騙、強迫賣淫的以外的賣淫嫖娼人員處以6個月至2年的收容教育。

王爍介紹，在實踐中，對賣淫嫖娼人員的上述兩種行政性處置措施的適用存在三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適用行政拘留，而一律不適用收容教育。第二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並視情況對部分賣淫嫖娼人員適用收容教育。第三種適用方式是既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又在行政拘留適用完畢後對其適用收容教育，北京市公安機關即采用此種方式。

公安機關認為，北京作為首都、首善之區，對於有損社會風尚管理的賣淫嫖娼現象應當進行更為嚴厲的處置，以教育、挽救賣淫嫖娼人員，維護北京良好的社會秩序，所以對賣淫嫖娼人員幾乎一律適用收容教育。

“不可否認，收容教育制度曾對賣淫嫖娼現象的禁止、賣淫嫖娼人員的教育改造起到過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收容教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存在不少的問題。”王爍說，一是收容教育制度的性質不明確。二是收容教育制度操作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導致嚴重的執法不一的現象。此外，執行方式和安置措施等亦不合理。

收容教育結束之後，並無專門的針對性的安置措施，這些生活困難的賣淫人員回歸社會後，仍然無法找到能夠讓其獲得足夠生活收入的工作。收容教育不僅使其經濟上遭到損失，而且無法使其在收容教育結束後獲得足夠的收入，這可能導致賣淫人員在收容教育結束後迫於生計又重新實施賣淫活動，導致其再次接受收容教育，從而出現越收容教育越導致賣淫的惡性循環。

對於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未來選擇問題，藍皮書認為，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賣淫嫖娼行為與普通的治安違法行為同等對待，僅適用行政拘留即可。

藍皮書說，雖然不少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都表示賣淫嫖娼應當合法化，沒有必要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合法化也確實能夠產生不少有利的效果，如對北京而言，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常年離家，性需求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合法化後能夠有效解決該需求，緩解社會矛盾。”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必須考慮除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以外的其他民眾的態度，在大多數民眾還受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影響的情形下，斷然合法化有違民意，難以實現。既然不能合法化，就仍然需要將其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藍皮書認為，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更為妥當，更符合法治國家的發展方向。只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對賣淫嫖娼人員是否進行收容教育的決定權交至居中裁判的法院，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才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的侵犯。

網約車合法化後利好專車平臺 競爭回歸常態

今天下午，正式發布的《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讓各家專車平臺迎來集體利好。

這一次新規明確了網約車的合法地位，將網約車車輛登記為“預約出租客運”，還明確私家車符合條件可轉化為網約車運營。而此前由於破壞性創新而一直身處輿論風口浪尖的滴滴、Uber等專車平臺們得到了合法身份。

於是，今天下午三點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等情況發布會剛開始，各家平臺紛紛主動出面表態支持新政。

滴滴出行方面表示，相較去年10月公布的征求意見稿，《暫行辦法》采納了包括社會各界、專家學者和出行企業的意見建議，做了許多修改和優化。在對網約車平臺、駕駛員和車輛實行許可管理的基礎上，取消了8年報廢的規定，改以行駛里程達到60萬千米時報廢，更符合兼職為主的網約車分享經濟新業態。《暫行辦法》還刪除了原先的數量限制條款，規定原則上實行市場調節價，給了市場、平臺及司機更大的自主權，並肯定了順風車、拼車等新的出行方式。

而中國優步表示非常榮幸地與社會各界一起見證了中國網約車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暫行辦法》的出臺體現了政府對網約車新業態的認可和支持，使我國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首個頒布此類全國性法規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暫行辦法》依然保留了對外資企業從事互聯網業務的限制。優步方面表示作為一家由中國資本參與、本地團隊經營管理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優步符合暫行辦法中《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申請所需的企業法人、ICP許可證、數據庫和服務器設置在中國大陸、網絡安全管理和安全保護技術措施等方面的所有資質要求。

而主打B2C專車模式的神州專車表示在此次政策制定過程中，交通運輸部等部門充分聽取了包括神州專車在內的各方意見建議和發展訴求，神州專車將嚴格按照網約車監管政策要求，繼續堅持“專業車輛、專業司機”的B2C模式。

此外，PP租車方面還表示，其長租業務將為網約車業務提供豐富的車輛資源，為符合駕駛條件的用戶提供網約車服務的車輛資源，積極促進網約車的快速發展。

但對於專車平臺，特別是當下以“廉價”專車為主導的Uber、滴滴而言，價格戰在未來的競爭優勢可能並不明顯。

今天下午出臺的《暫行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不得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不得侵害乘客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網約車平臺公司不得有為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占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運營擾亂正常市場秩序，損害國家利益或者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等不正當價格行為，不得有價格違法行為。

而這一規定被業界普遍解讀為讓網約車平臺之間的競爭、網約車與出租車之間的競爭回歸到正常市場環境，不能僅靠“砸錢”來掠奪市場。

但對於已經開始抱怨專車漲價的消費者而言，不低於成本價格的專車也將考量著乘客的接受能力。

“合法化”後的網約車意味著什麽

位於北京北六環附近的居民，當2012年還感覺到出租車少、“黑車貴”的出行難問題時，現在他們已經適應了拇指下的出行快樂。他們不僅可以用手機隨時將服務態度總體不錯的私家車呼喚到樓下，還可以在自駕車出行之際，順帶上幾個與自己方向接近的“乘客”，以換取出行成本的降低。

機動車被分享，餃子也可以被分享。位於北京望京地區的一個媒體從業者，祖傳的餃子手藝被周圍很多原本陌生的居民贊美，也是因為被一種叫做“家庭廚房”的手機互聯網技術所推廣。

2010年，在美國舊金山出現了網絡約租車。2011年，在法國巴黎也出現了這一行業。2012年，這種依托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分享經濟形式來到中國，隨後其基因被複制，不斷“變種”並蔓延至今。除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這種形式甚至進入了經濟相對封閉的中國農村。內容也不僅僅再是交通，住宿、醫療、教育、旅遊以及餐飲等生活服務領域，無所不包，甚至可以無窮想象。

但自從出現了上述的新生事物，爭議就不斷，“合法還是非法、監管的底線在哪里”等問題成為核心問題。

從監管灰域搏擊而出的網約車為什麽能夠合法化?這種“合法化”又意味著什麽呢?

解決了打車難也促進了就業

有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分享經濟的市場規模達到150億美金。到2025年，這一數字將達到3350億美金，年複合增長率達到36%。

這一輪分享經濟浪潮中，出行市場堪稱目前改革最為徹底。

以Uber、滴滴為代表的移動出行應用的誕生，成功讓個人移動出行市場的創業者們仍然享受著在極短時間內將整個產業向前推進3年、5年甚至是10年的勝利。

北大國發院教授、北大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薛兆豐感嘆說，回過頭來看過去這兩年，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現象是，過去一直抱怨打車難的問題突然間被解決了。而打車難的問題不僅是中國大城市的問題，也是全球不少大城市的問題。“我覺得不管出臺什麽樣的政策，什麽樣的辦法，都要珍惜這個成果，要看到我們應該更好地滿足公眾多元出行的要求，不應該再回到過去打車難的那個時代。”

除了專車業務，在過去的兩三年時間內，個人出行市場還出現了拼車、代駕、分享巴士等多種出行方式。

在資本的推動下，高昂補貼下迅速壯大的專車市場已經完成了多輪整合。2015年2月14日，從出租車市場一路打到專車市場的滴滴、快的最終選擇合並。一年半後的2016年8月1日，全球移動出行市場最大的兩個競爭對手Uber和滴滴也終於以“周一見”的方式坐實了傳言四起又反複辟謠的合並案。

於是，在目前中國的移動出行市場，有足夠分量的參與者已經只剩下完成了兩次合並的滴滴、易到以及主打B2C模式的神州專車。

在資本的助力下，網約車的規模化解決了民生問題之一的打車難和出行難，同時這一行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就業。

一個公共政策或者法律的制訂究竟應該根據什麽來制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要從推動制度的創新，推動制度不斷地改進這個角度分析，“網約車就像一條鰱魚，扔到這個池子之後，這種分享經濟的模式把傳統的格局打破了，大家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突然一下子解決了。”

除了對交通現狀的改善，專車平臺還成功培養了一大批專車司機。2014年下半年至今一直處於聚光燈下的專車司機在最早期更多以這樣的形象見諸報端：不管是當時開特斯拉的易到用車司機，還是帶著凱美瑞、帕薩特加盟的專車師傅，月收入過萬的唾手可得。

按照趕集網發布的《2014年O2O自由職業者分析報告》統計，專車司機平均稅後收入8509元，已經超過白領收入最高的城市上海。

北大教授周其仁的觀點是在整體宏觀經濟並不太利好的情況下，很多專車司機其實是在利用專車在經濟下行中給自己找出路，“這個事情我相信在國家層面會考慮到。”

事實上，這些通過補貼和獎勵在移動出行市場迅速積累起來的眾多用戶和司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滴滴談判的“籌碼”。

滴滴出行總裁柳青日前給出的數據是，滴滴平臺上目前有超過1500萬司機和3億註冊用戶。更何況，從正規出租車叫車切入市場的滴滴目前的業務除了出租車、專車，還擁有順風車、拼車、巴士等主打綠色出行的業務。

在諸多因素的考量下，中央政府部門的政策態度也在近期有了“160度”的扭轉。

7月28日下午，《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下簡稱《暫行辦法》)正式發布之後，此前由於破壞性創新而一直身處輿論風口浪尖的滴滴、Uber終於看到了“合法身份”。

“《暫行辦法》的出臺對中國以網約車為代表的分享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作用。現在交通領域有一些突破，我認為會在金融、醫療、教育公共服務市場上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借鑒。”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副總工程師何霞對第一財經1℃記者說。

離分享經濟的實質似乎越來越遠了

雖然，網約車距離“合法化”越來越近，但這種形態與分享經濟的實質，是在越走遠嗎?網約車政策的變化，實際上也為其他領域提供了極大借鑒。

“《暫行辦法》出臺了，新的版本發生了實質的變化，它體現了創新、開放、靈活、分享等非常好的理念，同時，它對全球怎麽樣擁抱，怎麽樣去好好的發展這種新興的技術，新型的服務有非常好的示範作用，所以我認為這個《暫行辦法》的頒布無論下一步怎麽樣，它必定會在科技和商業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頁。”北大教授薛兆豐分析說。

不過，《暫行辦法》最後到底如何執行，政策落實到地方之後的執法力度到底如何也是專車企業和專車學者們如今關心的重點。

在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副總工程師何霞看來，《暫行辦法》實際上相當於指南，而這種具體的管理辦法是應該在各個地方交通主管部門不斷的出臺，交通部要求他們在三個月之內出臺相關的辦法，如果這樣的話，未來可能在明年市場真正的過渡到一個監管的市場中去。

來自薛兆豐的擔憂是，每一個地方政府都要定一個細則，他們權力其實挺大，每一個埋下的伏筆怎麽用，這里面有很大的空間。

滴滴方面也對此表示，《暫行辦法》要求網約車平臺根據經營區域向相應的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地方政府對網約車的具體管理標準和營運要求有一定的裁量權。“我們誠懇希望，各級地方政府在落實中央政策的過程中，能夠以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方便人民群眾生活為根本目標，鼓勵創新，簡政放權，為新業態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此前的征求意見稿，最終出臺的《暫行辦法》似乎是專車平臺的集體勝利。但歡呼的熱情散去之後，從專車司機角度來看，政策真正做出得讓步並不多。

多位滴滴專車司機向第一財經1℃記者反映，雖然《暫行辦法》在專車司機最為關心的車輛報廢年限上開了綠燈，但相比此前征求意見稿要求必須遵循8年報廢，這一次《暫行辦法》要求行駛里程達到60萬千米時強制報廢並不一定劃算。

“一個全職專車司機一年跑個10萬公里很容易，跑得狠點一年超過12萬得也不少。如果按照60萬強制報廢政策，還不到8年，最多6年一輛車就肯定強制報廢了。”上述專車司機解釋道。

此外，雖然滴滴對外宣布平臺目前註冊的司機人數超過1000萬，但司機端補貼不斷減少的背後是因為收入下降而大批退出的加盟車主。

相比2015年前後那個全民開專車的時代，在網絡拼車盛行之後，大批曾經兼職專車司機已經放棄了補貼過低的專車行當。曾經作為分享經濟標桿的專車市場被運營平臺的“自營車輛+聘用司機”和帶車加盟的全職司機填滿之後，如今似乎已經離分享經濟的實質越來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