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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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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 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 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 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 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 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 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 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 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 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 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 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 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业 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 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 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 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 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 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 CEO。
曉波 希望 歷史 不再 如此 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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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錦: 中國經濟成功觸底後會有反複

在拋出了“我國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後一兩年成功觸底”的判斷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又表示,觸底過程可能是有反複的。

8月16日,劉世錦在“2016世紀中國論壇”上表示,觸底很可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多次驗證。“觸底不會出現大的V型或U型反轉,可能將是大L型加上若幹小的W型。”

今年初,關於中國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而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的判斷,成為共識。但是,中國經濟何時觸底,進入到L型的築底階段,還沒有明確的判斷和數據支撐。

三指標判斷中國經濟觸底

在經歷了長期的高速增長之後,我國的經濟增速在2011年進入個位數增長,從2011年的9.5%,逐漸放緩到2015年的6.3%。同時,2016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6.5%-7%,這也是1995年以來中國首次將GDP目標設在一個區間。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速為6.7%。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期,轉向了中速增長期。

劉世錦1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稱,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後一兩年成功觸底。

對於近年來的經濟增速回落,劉世錦解釋稱,從國際經驗上看,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的時候,無一例外出現回落。其中的原因,包括了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但是,對中國而言,不僅要解釋高速增長回落時的拐點,更重要的,是要解釋中速增長的均衡點如何出現。

事實上,劉世錦表示,既有理論主要解釋了後起經濟體的“起飛”,但是對“起飛”後的可持續性,何時並以何種方式“降落”,“降落”後的前景等缺少關註,沒有形成有較好解釋力的理論,這也是近年來宏觀政策分歧較大的重要原因。

劉世錦表示,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評估是否觸底,需要形成兩個底部(需求底、效益底),關註三個指標(投資、PPI、工業企業盈利率)。具體來說,在需求底的層面上,要實現高投資觸底,主要是房地產投資穩下來;而在效益底的層面上,PPI和工業企業盈利率要能夠止跌回升。

“構成高投資的主要是過去的三大需求——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簡稱三只靴子。這三只靴子基本上都快落地了,特別是房地產這只靴子如果落地了以後,高投資基本上也就觸底了,或者從需求側來看,中國經濟基本上已經觸底了。”劉世錦說。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名義增長8.1%,增速比1-6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也下降為61.4%,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所放緩,但民間投資增速回落幅度收窄。1-7月份民間投資增長2.1%,回落了0.7個百分點,比1-6月回落幅度收窄0.4個百分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各地加大民間投資的工作還是有成效的。”

另外,作為一個先行指標,固定資產投資的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1-7月增長24%,這也為以後的投資企穩打了很好的基礎。

與此同時,今年7月的數據中出現了一個比較積極的變化,就是PPI降幅收窄。7月份PPI下降了1.7%,比6月收窄0.9個百分點。PPI的大幅收窄不僅有利於市場環境的改善,也有利於企業加大制造業的投資,企業的利潤在回升。“目前的當務之急就是去產能,只有去產能以後,PPI才能回升,工業企業的利潤才能夠好轉。”劉世錦說。

觸底會有反複

但是,劉世錦表示,接近底部與實現觸底是兩回事。未來一兩年是成功觸底時間,也是不確定性增加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有一些因素需要特別的關註,比如金融風險可能會加大,國際上不確定因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也因此,觸底的過程可能不會那麽順利,可能有一個曲折的甚至有反複的過程。

“今年一季度一線城市房價上升,拉動了房地產投資的回升,進而拉動了重化工業價格和產量的回升,但是我判斷,其實它並沒有改變房地產需求已經達到歷史高位這樣一個基本的格局。並且這樣一個波動對去產能帶來了影響,有些準備去產能的地方不僅不去產能,還在增加產能,所以這個觸底的過程可能是個反複。”他稱。

經過多次驗證和反複後形成的中速增長平臺,劉世錦表示,根據國際經驗,可能持續5~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從而為實現2020年和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定基礎。

所謂的中速增長期,劉世錦說,大體上處於高速增長期結束後與成熟增長期到來之前,也就是人均生產總值在8000美元~50000美元。“目前我國的人均生產總值是8000美元,美國是5萬美元。這期間就是我們的中速增長期。”這個中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只是要從過去更多是數量追趕,轉變為未來更多是質量追趕。

註重基層試驗

在這個期間,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首先要糾正資源錯配,特別突出的問題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開放競爭,城鄉之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的雙向流動、優化配置等。

劉世錦表示,新的增長動力不僅僅要關註新的增長領域,還要關註老的增長領域,通過改革改變很多低效率的地方。包括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還存在增長潛力,這種潛力主要是提升效率的投資。同時要激勵產業升級,穩定預期,減少泡沫經濟的幹擾,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合理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最重要的,是給企業家群體創造條件,讓他們有長遠的眼光。

最後,劉世錦說,還需要營造創新環境,保護並運用知識產權,推動創新要素的流動和聚集,形成更多的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增強社會橫向特別是縱向流動性,鼓勵自由探索導向的基礎研究。

就供給側改革,劉世錦表示,中速增長期的速度怎麽樣,效率怎麽樣,可持續性怎麽樣,和供給側改革能不能深入有很大關系。具體而言,供給側改革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兩件事,一是行政性壟斷行業比如電訊行業的放開,二是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和交易改革需要加快推進。“要防止泛化,聚焦於要素市場的改革,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優化、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產率。”他稱。

從推動改革的角度來說,劉世錦表示,應該繼續堅持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相結合。頂層設計用於指方向、劃底線,其余的就讓地方基層、企業、個人去充分地試驗、試錯。

世錦 中國 經濟 成功 觸底 底後 後會 會有 有反 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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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創業十年來,我一直在反複思考這10大關系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029/159503.shtml

王峰:創業十年來,我一直在反複思考這10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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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創業十年來,我一直在反複思考這10大關系

創業是今天和平年代里一項最好的自我修煉,是一次人格上的洗禮和重塑。

本文由微信公號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很多人都覺得創業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那到底難在什麽地方?團隊、產品、市場、運營.....這些說起來都有道理,而今天投投要與你分享一篇王峰的文章,對於這個問題他有著不同的看法。本文來自王峰在2016新浪創業訓練營上長達4小時的分享內容。

王峰的經歷可謂豐富,大學畢業後他做了6年的人民教師;1997年加入金山,一路從一線員工做到副總裁,與求伯君、雷軍合稱「金山三傑」;2007年離職創業,8年後,經歷種種艱辛與挫折把公司做上市;轉身又投入到了第二次創業。這些特殊的經歷,也讓王峰對於創業有著獨到的認識:在他看來,創業最難的是洞察到世界的變化,還有就是要處理好創業過程中的「十大關系」。

1、十大關系之一:與投資人的關系

大家好,我是王峰,現在主要有三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是港股上市公司藍港互動集團的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公司成立於2007年,歷經近8年艱苦創業,2014年12月30日終於在香港上市,可謂「念念不忘,終有回響」;

第二個身份,是創業公司斧子科技的創始人兼CEO,公司致力於打造家庭互聯網平臺的娛樂終端,目前已獲得來自IDG資本、北極光、複星資本、樂視、暴風影音等投資;

第三個身份,是極客幫創投基金創始合夥人,極客幫在軟件、互聯網、遊戲、智能硬件等領域廣泛布局,代表項目有:《我叫MT》、《全民英雄》、《七雄爭霸》等手遊,快牙軟件以及淩雲電動汽車等。

這麽多年下來,我發現創業太難了,難在什麽地方?有人說:難在我搞不定產品,錯;難在我沒有牛的技術,錯;難在我不會忽悠錢,錯。

我苦思冥想,創業最難的,是你能否洞察世界的變化,是否具備洞察趨勢的能力。創業是九死一生的過程,其中有十大關系不可回避,都需要處理得當。

關系之一:與投資人的關系

那怎麽找到錢?首先要從自己信任的身邊人里找到第一筆錢。如果你的資源好,你可以找到王峰,找到李開複,找到蔣濤,找到徐小平,這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沒有這種能力,你還是要想想,能不能從自己信任的人找起,要想辦法挖掘自己身邊的資源

不要去那些所謂的互聯網大會、成功者的心靈雞湯分享大會、VC洞察未來方向大會……這純屬不靠譜,就算是我講,大家也別聽;也不要成天去跑會、曬名片說“我叫某某某,我們有一個業務,您有時間談一談嗎?”人家立馬說:“我沒時間,馬上要回去了。”投資人都是這麽想的,根本沒可能談成。

我個人也不支持創業者去參加創業秀,把創業變成演講比賽,演講完了還唱歌,臺下有鼓掌的,還有粉絲團,這不是鬧劇嘛?如果這樣去做,你未必是那個幸運兒,就算你被包裝成一個幸運兒,也不靠譜,因為你沒時間耗在節目里面。

我的看法是找熟人,找身邊的人,通過各種關系介紹私下談,而不是在公共場合找錢。你家親戚給錢,可以;你的朋友、同學,甚至老師給錢,都行。我覺得找準自己身份,找到錢就OK了,不要貪圖虛名。

我離開金山軟件時,當時還在IDG的張震第一個請我吃飯,問我“你想做什麽?我能不能投資你?”我當時太幸運了,一出來創業就拿了IDG200萬美金的A輪,他連我團隊都沒看見,公司名也沒有,也沒聽我談計劃,就給了我錢。

因為他覺得我過去的背景足夠作為他們投資的依據,IDG每年都會挑這麽幾個人,只要出來創業就給錢,不思考,成了是應該的,不成無所謂,反正是博機會。

願意給錢的投資人是最好的投資人,但如果投資人給錢的時候,提出要加一票否決權,我都會直接拒絕。天使投資階段有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因為投資人覺得你不靠譜,帶著他跟你一起創業的心態去投資,可你必須得想清楚,他究竟是投資人,還是做你的聯合創始人?

我的看法是,創業者還是要hold得住自己的公司,每一輪都要hold住,不管ABCD輪。投資人固然是扶你上馬的貴人,但公司最終是你的。投資人的理想是賺大錢、高回報,而你的理想是你自己的事業。你不能允許承載自己理想的舞臺,被別人的階段性利益所影響。

我經常見到很多創業者跟投資人搶東西,雙方劍拔弩張,甚至對簿公堂,被媒體曝光。我很詫異,因為我與我所有的投資人以及被我投資的創業者之間都沒有出現這種現象。我反思了一下,問題的產生在於你是否坦誠。

很多創業者對投資人不坦誠,被問到業績怎麽樣?答還行;被問到最近有多少現金?答沒多少了。這樣回答問題,一點都不坦誠。

投資人給你找錢,生怕你撐不下去,尤其是A輪投資人,A輪投資人一定程度上就是你的Co-founder。所以我覺得一定要珍惜和早期天使、A輪投資人的關系,關系處理好了,他們日後會幫你處理B輪、C輪的融資

無論何時,我的投資人找我開會,或者只是找我聊天,我都會非常地坦誠,對於業務進展、產品研發進度、產品計劃等等,全部如實回答。

坦誠固然重要,但也要註意,千萬不能讓投資人感覺你失去了信心。大部分投資人聽你講數據,聽你講產品,甚至親自幫你測試產品體驗,但這些都只是他實踐當中的部分感受,他最終評估的是你的狀態。

此外,你的三觀要正,這與投資人之間的坦誠信任是相得益彰的。有人對我說,“王峰你知道為什麽你每一輪融資都這麽順利嗎?因為投資人看你非常坦誠,他覺得你三觀正,不會坑他”;我同事也跟我說,“老大,你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你太容易相信別人,太善良了”。三觀正有助於你和企業往前成長,持續快速發展到下一階段

2、十大關系之二:與合夥人的關系

你千萬別小看這個問題,不管到哪個階段,合夥人關系對於創業者像性命一樣重要。也許我們從天使到A輪的過程當中還可以解決問題,A輪到B輪也可以解決,但越往後越難解決,以至於你無數次想推翻重來。

我在投資時見過非常多的團隊,創業者帶著三個人一起來,交談中經常出現大家搶話的情況。如果你遇到一個特別牛的團隊,他們平時都搶話講,彼此都已經融合了,搶話講並不壞,可最糟糕的是,如果你從他們搶話講的眼神中,感受到團隊中沒有老大,那這個團隊的合夥人關系一定是很糟糕的

創業者在最早階段組建團隊的成員,從今天的行業趨勢來看,都得給予合夥人的頭銜,不然大家沒有創業感。

近親關系在創業早期作用非常強大。我原來不理解夫妻店和兄弟店,我投的公司從來沒有夫妻店,我也不太喜歡投資夫妻店。我也見過一些創業者,來融資的時候,他說一句話,老婆就補充一句,跟他說這個不對、那個不行,我聽著壓力也很大。

但確實有很多成功的夫妻創業者,尤其在高科技領域創業成功的夫妻,要麽是老婆學歷比老公高,要麽是老婆的專業水平在行業領域里擁有很重的話語權。有人強於早期融資,那他老婆一定擅長融資;有人強於做商業,他老婆可能哈佛MBA畢業。員工看見的不是創始人的老婆,而是一個專業能力非常強的合夥人。

其次,擁有相同背景的人,如大學同學、同事,或者有共同愛好的人,也是我喜歡的合夥人關系。藍港能從創業到最後上市,隊伍建設功不可沒。

我們在創業的第一年就招聘了來自金山、網易、完美、騰訊的人才,後來因為轉型裁員,一度從900人裁到了300人。8年後上市時,我盤點了公司的合夥人和高管,發現一起敲鐘的人里,90%曾經是金山的;早期在中關村一個三室兩廳辦公室一同打拼的26個人,有一半的人還在,他們都是我過去的老同事,這麽多年一起經歷了風風雨雨。

因此,合夥人的關系里不僅要有老大,更要找到信你、認你、服你,還願意幫助並且有能力幫助你的人。如果沒有想好就貿然行動,股份已經分了,權利已經分解了,後來發現都是不靠譜的人,再重組一次難度很大。所以如果能在創業初期就找到價值觀、文化、履歷彼此融合的人,是一件好事

投資人經常幫創業者「指腹為婚」,這是我在做投資時發現的一個可怕現象。兩個創業者原來都不認識,八竿子打不著的,因為一個懂技術,另一個懂銷售,被投資人建議應該一起聯合創業。對於這種事情來說,不管他們有多牛,我也不願意投,因為他們之間沒有磨合過,將來一定會打架的。

我更願意見到開始就完美無缺的好團隊,比如一幫清一色清華畢業的人一起出來創業,成功;一幫全是老同事一起出來創業,成功;或者一幫有興趣、背景非常一致的人一起出來創業,也成功

創始人與合夥人的關系難在哪?第一,彼此能不能真心明白做老大的難度;第二,團隊的價值觀是不是一致。

當老大真的不容易,不能將就,如果你將就合夥人的關系,到了大家都不好意思開口、各管一攤的局面,那就是創業的悲劇。千萬別相信大公司跟你講的專業分工,什麽“放手幹,我相信你,沒關系,失敗以後我再給你機會。”真失敗了以後,你自己連機會都沒了!

所以,核心問題是我們在初始階段能不能形成一個非常強的團隊,一個中心人物能夠做決定、拍板,同時廣泛聽取合夥人的意見,這太重要了

團隊在價值觀上是不是一致,一幫人能不能真正在一起幹事情,這非常重要。

創業就是長征,創業就是生死存亡。我非常喜歡張穎(經緯中國創始管理合夥人)的觀點:很多創業者不成功,是心胸狹窄。如果你自己真能幹,你就給他們下命令;如果你自己不能幹,千萬別說融資是你最擅長的,你要有勇氣釋放股權給大家

3、十大關系之三:與技術團隊的關系

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創始團隊沒有技術,或者技術不強真的很可怕。很多創業者不一定有很好的技術底子,那如何招募一批能幹的技術大牛?我覺得依然是文化問題。

管技術和管銷售、管市場都不一樣:管銷售強調執行,一般講求KPI;管市場強調務實,看花了錢能不能做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可是技術應該怎麽管?要樹立相對寬松和信任的文化。因為大部分做技術的人專心解決問題,成天鉆研在編碼、產品架構體系的設計里,是不關心外部世界的。

我們常提互聯網改變世界,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不能找到一大批熱愛技術的人跟你一起幹。我們就是要找到這樣的技術,而且把他們長期留下來,給他們土壤,讓他們覺得公司就是家。我發現很多公司的辦公環境對技術不友好,把公司搞得和網吧一樣,負責技術的幾個人在屋子里吹風扇,這樣的公司很可怕。

這麽多年,藍港的研發團隊每一天都在加班,活兒永遠幹不完。我們有一個60、70人的項目組,項目負責人也是公司合夥人之一,帶著他們去年大年初三上班,我知道以後非常感動。藍港具備這樣的文化和激勵模式,技術人員自然會專心做好自己工作。

大部分寫代碼的人熱愛寫代碼,熱愛產品架構,願意討論願意分享。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沒給他們創造釋放能量的環境,就很難做。

所以創業者早期對技術團隊的構建可能和傳統領域不一樣。很多傳統行業公司讓團隊做正步走訓練,這對於大部分做技術的人來講一定非常痛恨。

他們天生有交流恐懼癥,不善於跟大家打交道,但是如果你真正懂他,你會發現他太可愛了。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模型,他樂於你和他談他頭腦中的模型,你也可以和他談商業,談對社會和人際關系的理解,如果有共鳴,他是真心願意跟你做朋友的。

創始人要和做開發的技術人員做朋友。和我走得近的大部分人都是做技術的人。為什麽?因為他願意跟你聊他的想法,你也要跟他溝通你自己最近的發現。

作為公司的領導者,你掌握外界資源的能力強,你知道很多新變化,你為什麽不找個時間跟技術人員吃吃飯,描繪一下你興奮的感受?很可能他因為喜歡你身上的人格魅力,就跟隨你幹了十年,專心幫你解決你不擅長或者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你能建立這樣一個團隊,我認為,它一定能夠經受市場變化和公司轉型的考驗。

所以,你一定要在初創階段就形成一套技術文化,要重視對技術人才的培養。藍港成立第一年起,我就跑到全國各地的大學招人,因為你要看到未來誰會幫你解決問題,而且技術人才的更新換代是非常快的。

4、十大關系之四:與員工的關系

管100個人跟你管20個人不一樣。管20人時,你一個人說了算,特牛,什麽事都可以左右;管100人時,你的問題就來了。

在處理與員工關系方面,很多企業做得很好,擅長和員工交流,有的是寫內部郵件、公開信,還有的將公司的價值觀通過媒體PR出去、讓員工看到,我覺得這些方式都很聰明。

一個創始人,如果能在早期就把公司的價值觀、使命以及機會分享給你的員工,恭喜你,非常了不起,可能你真正具備了企業家的氣質。如果沒做到這一點,你只是具有商人的氣質,有賺錢的本事。

如果員工都能了解你的想法,經常在背後討論你的夢想和格局,能夠對你有欽佩之心,他們會把你寫的文章拿回去給他的父母看,說“我在跟這樣的一個老大幹”。雖然你的公司不是華為、小米、BAT,稱不上一線的互聯網公司,他的父母甚至都沒有聽說過,但員工仍然會覺得你很了不起。

員工喜歡什麽樣的老板?有理想,三觀正,而且對大家坦誠。但是很多人只把這個關系做到了合夥人層面,只把你的兄弟感情留給合夥人,年底痛喝一場,說自己去年多不容易。可員工知道你不容易嗎?

所以創業者要經常表達自己,很多人都認為我要對員工隱瞞情緒,其實有時候創始人在員工面前充分釋放情緒,大哭一場之後,你會發現效果也不錯。我不是鼓勵大家借著開年會,每個人都來這麽一場,但是實話實說,當你進入那種狀態時,員工能感覺到你是真心的。

最重要的是要讓員工聽懂公司的使命,員工不一定聽懂目前公司已經擁有的核心技術,不一定知道你私下搞定了一個大神,但他們要知道你的價值觀,從而願意接受你分享的東西,甚至願意分享給他的朋友、父母。當你的公司員工開始主動把他的大學同學挖來你的公司時,恭喜你,你的公司進入了一個澎湃創業的狀態

如果你只相信你的合夥人,幾年下來跟員工沒有任何交流,所謂的「各管一攤」在創業初期是做不到的。雖然你做不到面面俱到,但你要想辦法讓員工感覺到你面面俱到。你不一定要洞察得那麽深入,但是你要讓員工看到這件事情的框架。

員工是公司非常寶貴的資產,他們之中會湧現出一些明日之星,甚至某個員工有一天會成為你最重要的合夥人、骨幹,所以,你要給他機會,給他更好的激勵和福利,這是你應該多思考的。

有時候我常常想,能有錢創業,我很幸運,雖然有時候也會很痛苦,覺得最近我們業績起不來,一籌莫展。但當我在辦公區走一圈,看看每個人做什麽,跟他們打打交道,看到員工還在努力工作的時候,我心里面的感覺會不一樣。我就會覺得我確實擁有這個世界,即使這個世界目前看起來還很簡陋,很慶幸我還有本錢打仗。

總之,向員工充分傳遞你的文化價值觀,是創始人責無旁貸的使命,而且永遠都不能覺得厭煩。如果這一點你不在乎,處理不好員工關系,那你根本沒有企業家精神,頂多是一個小商小販,做點買賣而已。

5、十大關系之五:與媒體的關系

處理與媒體關系的底線和本線是做好公司,別幹壞事。但即便如此,怎樣做才能讓更多的人誇贊你?如今的時代,註意力變成了一種稀缺資源。我入行時一度鄙視這種觀點,不喜歡成天做噱頭。可是到了今天,獲取外界關註可能比設計產品還難。

有人說,我的產品一出來就一定有關註度。其實不一定,還有競品存在,你如何先聲奪人?其實很多時候正是媒體關系決定的。所以在早期創業者團隊中,需要有人能處理媒體關系,或者盡早聘用擅長做媒體關系的公關。

今天很多投資人告誡創業者要低調研發,千萬別讓人知道你。有沒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但是這不代表你的公司也要完全默默無聞。

我認為,早一點對外透明,可能對你的團隊以及你在未來市場中獲得更多資源是有幫助的。希望創始團隊能夠早一點意識到,恰當地處理媒體關系,講自己的故事是值得的。就我自己而言,出去演講、接受記者采訪,根本沒有半點榮耀感,但我知道我有責任做這件事。

如今有人寫藍港,寫斧子,寫王峰的成長史,我都不敢看,不少文章吹捧上了天,我尋思我有那麽好嗎?看到負面的信息,我又尋思我有那麽差嗎?

既不要把媒體報道當成榮耀,又要積極參與到媒體的報道過程中。這是一種健康的心態,因為它是你的使命之一,讓你的企業被眾多人所知道,至少讓行業了解到你,有人會慕名而來,看有沒有機會合作。我在多年創業過程中,的確很多人投奔我,我後來想了一下,可能因為創業伊始我們就被媒體包圍了,當然過度曝光也不好。

如果不斷地對公眾發出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聲音,對你吸引人才大有幫助。應聘者會覺得我看過你的故事,知道你們怎麽走過來的,甚至會說我搜索過你們,我覺得你們挺有意思,我記得你的哪句話,我有一個觀點想跟你分享,或者我有一個疑惑想向你求解……那麽你和應聘者就進入到一個特別良性的溝通軌道中,而不需要費力地去向他解釋。

再小的公司,都要盡可能學會講故事。要珍惜媒體資源,不用早期就找一個部門天天幫你輪發所有稿件,不用請幾十家媒體天天轟炸式地報道你們的業績,也不用CEO成天泡在媒體關系里,好像沒人報道就覺得很不安,而是要真正想好你要做什麽,找一個能聽懂你故事的人去幫你寫,這是有價值的。

我最近發現有很多創業者,先自己申請一個公共賬號,寫一篇我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我為什麽要改變現狀,其實大家對這樣的人還是很好奇的。如果你寫不明白,就找一個好的媒體來幫你表達。

此外,我自己總結下來,媒體關系做得好的初創公司確實更容易融資,凡是公眾影響力很強的人物,拿A輪融資非常的輕松,因為他有自己表達的方法,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影響力,自然會受到資本市場的青睞

6、十大關系之六:與政府的關系

今天我們做企業,離不開和政府打交道。但我認為,創業者在早期依托和某地方政府關系就可以創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大學畢業以後,父親最希望我當政府官員,但我沒有,老人心里很失落,因為在他那個時代,從政才是牛的,而不是經商。但是他沒想到,今天我們還能上市,這就是時代不一樣了。

在中國的大環境下,保持好的政府關系的確很重要。怎麽解決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要盡早建立溝通機制。

創業初期我把公司註冊地選在北京的石景山區,因為有人說石景山創業方便。我辦理公司註冊時就見到了石景山區副區長,到今天我都記得,那位副區長大姐對我有多好,她說盡量減少註冊流程,盡快讓我們拿到執照。當時我特別感動,因為最初覺得註冊企業哪有這麽容易,在當時辦個執照都很難。

現如今,整個政府服務體系已經建立起來,現在的創業者們處在一個極好的政府關系的溫床中。如果你有一個合夥人善於進行政府關系溝通,對於公司來說是有好處的,但絕不意味著他要成天去跑會、混資源、要政策,這些想都不要想。

當公司開始起步並遇到一些敏感問題的時候,我們要有能力去跟政府協調,這比自己在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被處罰要好得多

今天做互聯網的公司在早期可能都打過擦邊球,誰敢保證說自己完全沒有打擦邊球呢?很可能更為嚴重。但問題是,如果大方向你抓得不錯,只是小細節犯了錯誤,那政府不會把你「打死」。如果企業在早期就被政府「打死」,真的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你要把政府當成遇到麻煩時幫你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遇到麻煩時要把你折騰死的人。要想辦法維護政府關系,讓你接觸的領導、公務員們,能夠在你遇到麻煩的時候幫你解決問題。

我在過去創業過程中沒少遇到麻煩,我都讓同事厚著臉皮去找他們,其實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但我後來發現主管部門的領導,聽了我們的事情後都非常著急,因為公司發展好壞與所在區域的稅收收入相關,與他一心想培養的明星創業者相關。如果你已經做得很成功,他們都把你當寶貝。

要找到一個好的機制,盡早溝通,可以避免很多問題發生。一旦遇到問題先與政府部門溝通,而不是自己關在屋里跟幾個合夥人商量怎麽逃避,這一逃避問題就更嚴重了。

在中國做企業,千萬不要因為沒有處理好政府關系而死於非命,那真是悲劇,我不希望將來在互聯網領域還看到這樣的悲劇上演

7、十大關系之七:與對外合作夥伴的關系

我做硬件時就發現,搞不定供應商怎麽辦?他可以威脅你,給了錢他也可能勒索你,因為你沒這個東西就搞不定。創業者如果不在乎與對外合作夥伴的關系,將來會是一場災難。

在創業起步到發展過程當中,如何能真正尋求到合作夥伴的支持,是一件工程性的問題。合作夥伴的共贏關系是一種契約,甚至是未來長遠業務上的一種緊密關系,大家彼此互不可缺。

老一代的企業家有非常多深刻的教訓。對於當年 PC 行業的奠基者來講,喬布斯和比爾·蓋茨都是同樣優秀。但早期的蘋果沒有開放,完全憑自己,所有的核心技術,甚至連軟件也想自己做;而彼時的微軟將軟件裝到 IBM 機器上的同時,把自己的 MS-DOS 開放給了所有的 PC 廠商。

蘋果和微軟曾經有一段蜜月的合作,但是很快就掐架了,直到喬布斯可憐巴巴地重新回到蘋果,痛苦萬分而又不得已跟比爾·蓋茨打電話說“咱們再合作吧”。微軟當時形成的霸業就是用合作換來的,所以說,與外界合作夥伴的關系很可能決定你的命運。

通常創業初期找到的合作方可能比自己更強大,所以要理順彼此的關系結構並不容易,需要自己對產業有洞察能力,而不僅僅是拉關系。我之前告訴我的同事,不要為了能夠在手遊渠道里換流量,就讓我陪吃飯陪喝酒,其實這些都沒用,真正好的合作關系是你怎麽幫對方賺錢。

英特爾前CEO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面對公司業務轉型,面對日本企業的競爭壓力,選擇與PC廠商合作,彼此肝膽相照,堅持20年賺得盆滿缽滿,依靠的就是他與合作夥伴構建起來的聯盟。安迪·格魯夫的著作《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就非常值得一讀。

再回過頭來看蘋果公司的後期發展,當喬布斯返回蘋果時,他遠不是大家看到的那個偏激的文藝青年,他已經在對產業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他放下自尊,主動找到美國唱片業巨頭一起分錢。在iPhone熱賣後,蘋果公司率先考慮的是與開發者的關系,在其內容平臺與開發者保持收益的三七分成,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開發者都吸引過去。

你有沒有辦法讓一群人給你賺錢,這群人就是所謂的合作夥伴。廣義來講,連你的員工拿你的股票期權,都叫做合夥賺錢。我覺得現在合作夥伴、商業夥伴太重要了,如果我們能在初期就建立這種合作模型,會有機會改變更大的事情。

世界的秩序,包括未來的工業被互聯網連接以後的各種利潤模型,未來都將重新分配。國人在這個問題的理解上,普遍有些急功近利,譬如國內的很多應用商店,與開發者的關系就很不好。

如果我們在發展初期能讓合作夥伴賺很多錢,自己賺較少的錢,而是堆積更多用戶在自己手里,這是完美的業務,合作夥伴才能實現共贏。淘寶網就是一個成功範例。

「生態體系」是今天特別流行的詞,從本質來講,其實是合作夥伴利益的重新演繹。我們日後做所有新業務,思考創業的時候,都應該把合作夥伴的結構,放入公司整個戰略結構的生態中考慮。與合作夥伴的關系,可能會影響到整個企業戰略

8、十大關系之八:與競爭對手的關系

完美地處理與競爭對手的關系是創業時非常重要的狀態。我在創業之前做過應用軟件,應用軟件面臨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工具,具備一個單一的功能和一個明確的業務方向,一定會直面競爭對手,你做的一切事他都惦記。如果你遇到這樣的競爭對手,恭喜你,你的人生也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因為他時刻提醒你,不要出現紕漏。

有的時候,你做一個市場,沒有敵人是一種不幸。很多創業者沒有大成,是因為沒有找到強悍的敵人。沒有強悍敵人,可能是因為你這個市場太小了,別人懶得幹。好市場永遠是強敵如林,當你進入這個市場,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對手盯著你的時候,是個非常好的現象。

很早以前我讀過一本書《歡喜冤家: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爭霸實錄》,正如書名所述,兩家可樂是歡喜冤家,在彼此打仗的這麽多年里,其他的對手全死光了,而他們兩家吵吵打打,最後卻成了市場上的霸主。

今天一線的互聯網公司都是與敵人殺出來的,即使委屈做了老二,投資人也說你們得合並,然後實現財務自由,其實這是雙贏的。

當年我在做金山殺毒軟件的時候,與競爭對手打得鋪天蓋地。你更新一個版本,我更新一個版本,你罵我殺毒不管用,我罵你毒里帶毒……最後在軟件零售市場,甚至到了「約戰」的程度,這些經歷堪為我人生中的一段小說。

我們早期打了多年的競爭戰,後來做遊戲再沒直面相爭了,因為你玩遊戲,他拍電影,還不至於跑到院線火拼一把。我後來再沒出去打仗,很多大佬還挺替我惋惜的:不打仗,活得開心嗎?這也說明一個強敵給我們帶來的幫助太大了。

如何看待競爭對手?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能夠在一個領域里很快找到一個競爭對手,很重要,它能讓你整個公司的員工明確自己的方向

如果一個公司老大明確指出競爭對手,還擅長上下動員,員工都具備強烈的對手意識,把某家公司作為競爭對手,你的公司上上下下一定都處在興奮的打仗狀態。

華為手機是華為進入電子銷售品的第一戰,也是任正非非常不想打的一個仗,但為什麽打這一仗?為了死卡競爭對手。但不得不說,華為反擊移動市場的這場仗,打得真是漂亮。

華為早期學小米的所有東西:怎麽辦發布會,怎麽寫新聞稿,他們早期不懂消費市場,更不懂互聯網。我曾問劉江峰(時任華為榮耀總裁),他對我講,“我們進來就是死盯,放下一切自尊。”後來我在小米早期創始人黎萬強那得到了印證,黎萬強說,“華為這幫人學習能力太強了。我們幹什麽,華為就幹什麽,壓著我們幹,逐漸就到了第二的位置,後來甚至反超。”

所以,如果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還處在一個早期市場,市場窗口有相應空間,你可以一搏,這太值得幹了競爭對手是創業者揮之不去的一個關鍵詞,但千萬不能找太Low的競爭對手。既然決定以生死相搏,得盯個大的概念,盯一個值得你去打、去學習的競爭對手

我最後的結論是,一定要把對手當成老師。

9、十大關系之九:與家庭的關系

家庭關系很要命,但你很難在自己創業初期讓老婆成為合夥人,除非你老婆才高八鬥。大部分人的家庭和工作是分開的,同時大部分創業者都不容易處理好這個關系。

我見到過很多創業者接受采訪,說我愛我的孩子,愛我的太太,我陪他們周末去度假,我們有幸福的生活。但後來我發現,講這些故事的都是職業經理人,創業者怎麽可能做到呢?只有大企業高管,才能在上海最高的樓上喝咖啡,然後帶著孩子周遊世界。其實大部分創業者心里都蠻痛苦的,因為回家之後還要工作。

我經常在家里的狀態是,老婆跟我說一句話,我卻在思考一件事情。我常常因為電視上的某一句話,一下子映射到自己。你總在世間各種成敗之間找得到自己影子,這是創業者揮之不去的心路歷程

藍港雖然已經上市了,我卻覺得痛苦比沒上市還大。只要你創業不停歇,你很難說你徹底平衡了家庭關系。如果家庭能夠理解你,認同你,給你很多幫助,就算不添亂。處理好家庭關系,就跟處理好政府關系是一樣的,不要讓家庭出現糾紛,不要讓家庭裂變導致股權分離。一定程度上講,家庭比政府重要太多了。

比如我認為,創業者應該在自己公司員工年會時,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叫過去,一起喝酒,一起聊聊。藍港上市前我就對合夥人說,把你們的老婆孩子都帶去敲鐘。上市的時候,我們幾乎帶著一個藍港高管家屬團去的,轟轟烈烈地下了飛機,拍了照片,覺得很溫暖。

後來我聽合夥人說,他們也有老婆天天罵他,責難他天天跟王峰這個忽略家庭的人在一起工作,但上市那天她們都閉嘴了。還有一個合夥人說,他在香港陪老婆逛了好幾天街,老婆非常開心,也非常驕傲,因為我們做成了。

大部分的創業者都是先結婚再創業,如果沒有結婚就創業,恭喜你,這也挺好的,有可能你在創業的時候,遇到一個誌同道合的人結婚,她會更懂你。

人的一生有太多抉擇不能錯,天道人悟,誰成為你老師,誰成為你老板,誰成為你合作夥伴,誰成你下屬,你都可以努力權衡;誰成你敵人你自己看著辦;但是很重要的問題是,誰成為你老婆,不能大意。千萬別小看睡在你身旁的人,她的能量是很大的。

創業者不管你怎麽忙自己的事,都要想明白,跟你共度一生的,只有一個人,就是你的老婆。你去清華、北大校園里看,有時會發現,一位六七旬的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挽著手,他們一個學物理的,一個學化學的;一個教中文的,一個教英文的。再看錢鐘書和楊絳,你會發現他們各寫各的書,楊絳說不好,那錢鐘書就再改改。這是太了不起的中國人生了。

如果你有這樣一個家庭,我覺得這是比創業更幸福的一件事情。因為人生最終的大成,其實是來自於你有一個非常快樂的家庭

找一個好老公、好老婆,可能是比創業更為嚴肅的一件事情,可能會影響你整個人生的幸福感。如果找得對,會給你創業帶來好的正能量;如果選得不對,是負能量影響,你業務做得不好,回家還會被老婆罵。

10、十大關系之十:與自己的關系

我是一個反反複複思考自己為什麽要創業的人。我發現很多創業者都挺分裂的,因為你一方面要鼓動別人,一方面還得拷問自己,咱們幹的事兒對嗎?

大部分創業者都是痛苦的。這個痛苦固然可以跟老婆商量,可以跟投資者商量,也可以跟朋友、同學商量,但是到最後會發現,自己跟自己商量才有價值。

外面的意見常常給你帶來啟發和安慰,可是最後決定你往前晉級而不僅僅是駐足瞭望的,大部分都與你自己的深夜拷問有關系。“起來獨自繞皆醒”、“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正是創業者多少個夜里最真實的自我寫照。

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還趕上了一次空前的變化——互聯網,所以機會非常多。可是你看看自己,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其實有著前所未有的孤獨感。

創業者都有孤獨感,孤獨感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斷跟自己內心對話,能讓你第二天變得更加清醒。有時候我也遇到很多困難,我的整個成長史可能比你們想象的困難很多,常常會困惑、絕望、掙紮,總是在問自己為什麽要堅持?所以我開始嘗試跟自己處理好關系,在深夜對話自己,剖析自己,把自己的問題寫在本上

創業過程中,個人和個人的對話,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妙的過程。當你得意的時候,跟自己對話一次;我見過太多的人去融資,你三句話就把他問倒了。其實投資人挺難問倒我的,因為大部分投資人問的問題我早就琢磨過了。我自己要創業,要面對潛在競爭者的威脅,要面對直接競爭者的威脅,還要面對即將進入的競爭者的威脅,要面對上遊對我的打擊,面對銷售能力不足的短板,我全是清楚的。

我認為自己和自己的關系,是最重要的關系。你不用擔心別人覺得你這不懂,那不懂,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的好和不好。因為那就是你內心的東西,最終決定一切的就是你的內心有多麽強大,你怎麽面對不利的環境往前走。

可是內心怎麽強大?是別人罵你,你就厚臉皮嗎?其實是內心不斷拷問自己,把同自己的對話記在本上,反複自省,再去驗證,這才是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過去我總覺得,如果做產品,我能找到最好的技術,自己擅長市場營銷,就可以了。最後才發現,能不能帶一個隊伍直到上市,能不能讓一批人始終願意跟你一起幹,很多時候在於,你能否不斷地在自我盤問中修身

所有失敗的創業者,都是執行力不好,這是劉強東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很贊同。如果整體方向上沒有大問題,創業其實就是在學習、修煉中不斷完善自我的過程。

朋友問我:“王峰,你自己從打工到創業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獲是什麽?”我說:“如果你在這個位置上真正經歷過,你會發現,創業是今天和平年代里一項最好的自我修煉,是一次人格上的洗禮和重塑。”

不管未來的創業之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如何處理好以上的十大關系,是值得所有創業者反反複複去思考的。

投資人說

王峰 投資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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