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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夏斌:中國經濟可能陷入嚴重蕭條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210

本文作者夏斌,為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本文為作者於9月29日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舉辦的上海發展沙龍上的演講。
 

  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困局?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這一輪經濟周期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的,大的環境與美國經濟周期以及世界經濟周期有關。2002年底,我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到國務院發展中心工作。在2002年之前,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每年的工作目標,就是為放1萬億貸款而奮鬥。彼時朱镕基總理正好嚴抓不良貸款,各級行長都非常謹慎,嚴控貸款。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貸款一下子達到1萬億,全年貸款規模增長23%。此後,中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漲到2007年的14.2%。2008年發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機,波及了全球經濟。2009年中國經濟進一步往下走,這個期間,我們出臺了4萬億政策。4萬億是財政的錢,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資金。

  我在2011年7月向領導同誌匯報時曾說,中國兩位數增速的時代應結束了,中國增速下來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風險的。從今天看,大家已經慢慢接受增速下來這一事實。今年中國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從各種數據分析,今年明年和後年的經濟增速還會逐年下降。首先看出口。盡管美國經濟在慢慢複蘇,但要恢複到2008年之前的那種狀況,很難。歐元區的問題比較嚴重。這幾年出口對GDP的拉動率要恢複到危機前幾年的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其次看消費。政府多年來的戰略取向是要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但從歷史數據看,我們居民消費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們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很正確、很明確,就是想盡辦法擴大消費,改變增長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國家這幾年在擴大消費上是下了大力氣的。農村實施了新農合,看病可以報銷,農民養老也開始慢慢在解決。最為震撼的是,中國農民祖祖輩輩都知道種地要交稅的,前幾年農業稅也廢除了。廢除農業稅很大部分是為了消費。但盡管如此,嚴峻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提高消費率很難。因此,在中國目前情況下,GDP增長在消費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難。從出口角度看,外國沒有錢進口;從消費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資。投資分三塊,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全國各行各業基本上都產能過剩,產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比較生動的例子,生產一噸鋼,低的時候只能賺一毛幾;生產一噸煤,買不了一瓶高級礦泉水。溫家寶當總理的時候,我親耳聽他講過兩次,他說,不要說一般的制造業,連戰略性新興行業中的風能都“瘋了”。因為各個省都想搞戰略性產業,政府幹預、政府計劃,最後又是重複投資。類似無錫尚德這類企業的故事很多。所以從制造業說,我們不能指望投資有很大的提高。

  那麽就看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資。中國資金富足,但是由於金融改革沒有到位,大量基礎設施的資金不是來自於社會,而主要來自地方政府各種形式的舉債。有的專家說,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很大的空間,還可以依靠大量投資拉動GDP。我個人認為,這只是指出了一種可能性。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區和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相比,投資空間確實很大。但是關鍵是錢在哪里?現在地方債務風險高的問題已經很突出了。有人說,堵後門,開前門,發地方債。根據我對中國各級政府的了解,即使發債,也不是每個政府都能發債。如果嚴格按評級發債,我閉著眼拍腦袋推測,也只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些債務情況較好的政府還可以發債,絕對不是全國各級地方政府都能發債的。而且,即使搞發債,也不可能像前幾年那樣大量舉債。因此,政府發債的問題不是融資形式問題,而是規模還能否持續放大的問題。

  現在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已變成全社會關註的問題。有些債權人已經到政府門口靜坐,要求還債,問題很嚴重。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維持原來那種很高的增長速度了。當然,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現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為了解決鐵路債的問題和棚戶區改造資金的問題,讓國開行發債,郵政儲蓄銀行買債,繞了一圈來解決這些資金問題,這是可能的,我認為作為臨時措施也是對的,但是不能放開了規模幹,也不是長久之計。

  綜上可見,從拉動GDP增長的角度看,我們出口的貢獻不能給予太高的希望,消費率的提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平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資中制造業產能過剩,基礎設施建設很難繼續維持高增長。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長7.5%左右的目標,房地產投資是關鍵的一環。

房地產市場“超級繁榮”的時期已經結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內部報告中說,“當前經濟走勢關鍵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勢”。這里說的房市是指房價和交易量。可以說,由1998年住房改革開始,到2008~2009年,由信貸積極擴張所助推的房地產“超級繁榮”已經結束了。我們銀行給企業大量貸款的抵押物都是房地產。我們好多實體經濟,好多工商企業,向銀行貸款是用廠房用土地做抵押的,這部分錢占整個銀行貸款的40%,這是相當高的比例。剛才講的是主要銀行,在非主要銀行,在影子銀行中間,這個比例就更高了。

  如果住房銷量下降,房價下降,系統性風險會不會爆發?這個就很難說了,很難保證不爆發。如果爆發,它是一種什麽樣的爆發方式?我以下用第幾波概念來描述,實際上在時間概念上,不一定是先有第一波然後是第二波,並行也有可能。

  第一波,房市價量齊跌,價格在跌但程度不高,量也在跌,賣不出去了。這種狀況現在已經開始了。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資產質量最早出問題,房地產企業的問題最早出現。抵押物的市值馬上下跌,開發貸款的質量問題緊隨其後。這個時候,面對抵押物價格的下跌和開發貸款可能還不出來的房地產企業,銀行行長的第一反應是馬上收緊貸款,收舊貸款,不給新貸款。這樣做直接效應是部分房地產企業馬上資不抵債,破產。間接效應是GDP下跌,這是第一波。

  第二波,收緊房企銀根的連鎖反應是,涉及上下遊40個行業的投資會進一步深度下行。和房地產業相關的水泥、鋼鐵、玻璃等40個行業現在已經產能過剩,如果房地產投資再進一步下降,產能過剩問題更大。因此導致這批相關的非房地產行業產出減少,或者減少投資,或者倒閉破產,進一步影響全局性的投資和GDP,這是第二波。

  第三波,地方GDP馬上下滑,地方政府破產。去年一年,地方政府和房地產相關的八項稅收加上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一共有6.4萬億。狹義的土地財政對房地產的依賴度達到53%。有些地方更高,100%多的都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房市價量齊跌,首先會出現什麽情況?房地產企業拿地的積極性會減弱。今年5月份,武漢、沈陽、長沙、佛山已經紛紛出現地方政府拍地拍不出去,因為房地產企業房子賣不出去,價格都跌了,老板不願意拿地了。報紙上各種信息披露,有些城市已經出現土地拍賣流標,二次流標。今年10個典型城市,5月份的土地收入已經同比下降了25%。最新的7、8月份的數據沒有放進去。我們假設今年下降5%到10%,地方政府由於資金壓力,沒有錢了,怎麽辦?收縮基礎設施建設,棚戶區改造資金配套不夠,保障房建設以及民生的其他投入都發生困難。直接影響是,地方GDP馬上下滑。

  現在全國每年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80%都是銀行的錢,或者金融系統的錢。地方政府是用20%的土地收入來撬動了這80%的基礎設施資金。地方政府普遍以土地抵押向銀行融資,如果地價進一步下跌,對地方政府無疑是雪上加霜,GDP的增速前景更加暗淡。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如果急了,唯一的出路是加快拍賣土地。但越加快拍賣土地,地價跌得越快,這是必然結果。地價跌得越快,會從房地產企業、地方債等各種渠道,激化銀行資產質量的惡化。這樣的話,使整個社會債務慢慢陷入倒塌的惡性循環,銀行就不敢貸了。

  第四波,群體性事件集中爆發。隨著銀行對房企的信貸緊縮,理財市場上的違約事件頻頻出現,由此群體性事件和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短時間內會集中爆發。現在整個社會都在討論剛性兌付不兌付的問題。對此,我是堅決主張不能剛性兌付,否則老這麽下去,中國的金融市場秩序怎麽建立?但是不剛性兌付,老百姓怎麽辦?我的觀點是要堅決打破剛性兌付,目前可暫時有些變通措施。現在整個中國面臨著全社會道德風險。什麽叫全社會道德風險?地方政府主政者不在乎,借錢幹,還不了,過兩年退休下屆政府還,因此政府誰也不怕借錢。政府不怕借錢,銀行也不怕,通過銀行在櫃臺上向老百姓銷售地方舉債的各種金融產品。地方政府不怕,銀行怕嗎?中國的國情都了解,地方政府債務最後是中央要背的,因此銀行也有積極性,銀行也有道德風險。老百姓覺得政府不怕,國有銀行不怕,我們怕什麽?你只要敢賣,我就敢買。例如12%的債券利率,銀行拿2%的“通道費”,信托也拿2%,到了老百姓手上還剩8%點,比銀行存款還高4.5%,為什麽不買?這就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風險。面對這個情況,所以我堅決主張,買可以,最後還不了應依法辦事,它不是固定收益,是預期收益率,合同早就告訴你了。最後到底怎麽辦?這就看執政者的水平問題了。

  金融天生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和順周期的特點。中國當前經濟運行傳導機制的主要特征是什麽?是“土地財政”,以土地為杠桿,撬動金融。通過撬動金融,推動經濟增長。在土地財政、金融杠桿、經濟增長三者緊密相聯的扭曲局面沒有徹底改變之前,在房市泡沫想戳破又不敢戳破而剛剛開始有點戳破之初,房市的價量齊跌,土地收入的減少,會引起銀行資產質量的惡化,銀行從自保角度出發,會緊縮信貸,由此必然會發生整個社會債務陷入自我緊縮的循環之中。一旦發生以上情況,我預計,今年的GDP即使在微刺激的政策下能夠渡過7.5%左右的難關,但是未來兩年內,仍然有可能下滑到6%以下,中國經濟將陷入嚴重的蕭條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沒有事先的政策幹預,這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大概率事件。我的意思是,現在如果沒有其他準備,不是提前開始一點一點布局幹預,2015年,2016年跌到6%完全可能。中央政府應該要從最壞的打算入手,做好各種準備。

非常時期,需要采取非常政策

  今年中國經濟每個月的表現都在挑戰人們的想象力,誰也說不清,誰也不敢打保票了。面對現在這個情況,一旦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怎麽防止經濟出問題?

  第一,要堅決穩住整個金融系統的放貸意願和能力,讓金融系統樹立信心。為此,中央銀行近期內應采取措施,發出明確的毫不含糊的穩健貨幣政策的信號,確保整個金融體系有穩定的流動性支持。中央銀行政策的信號一定要很明確,而不是如前一陣子,讓市場去猜中央銀行采取回購的意圖。市場看不懂,金融機構看不懂,這種狀況很危險。就要告訴大家,你們不要慌,金融機構不要慌。為什麽金融體系要穩住?因為金融體系一旦出事,和某個大企業出事不是一個概念,金融體系的風險傳導快,影響大。從金融監管角度說,銀行對每個企業的貸款,不準超過它資本金的10%。輸掉了這筆貸款,資本金也就輸掉了10%,整個金融系統是不會出事的。對企業是如此,但銀行不是這麽回事。去年6月份,在上海的銀行拆借市場上,隔夜拆借利率達到30%,比高利貸還高利貸,天下奇觀。銀行之間有貸有存,到了晚上,一看頭寸,到底貸大還是存大?差一點點,不夠,到拆借市場借錢,要彌補平衡。在形勢比較平穩的情況下市場利率波動不大。去年大家都在傳,可能央行想采取動作,要按市場規律辦事,該不貸的就是不貸。大家一聽這個信息,市場緊張了。這時候如果某個銀行資金緊了,而市場利率已經達到25%,又拆不著,晚上平不了資金,為了清算,再高的利率也必須去拆,一下子發生借一天錢30%的高利率。後來整個市場轟動了,央行馬上不敢了。這說明央行想按市場規律辦事,方向是對的,但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的。

  第二,一旦市場上出現抵押物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可以宣布采取緊急會計原則,或者說,央行馬上動手,直接到市場上去購買將貶值的資產。你賣我就買,把價格穩住。緊急會計原則,就是不準隨便按照抵押物的原值來要求追加抵押物,越逼企業,企業越陷入危機。維持原來抵押物價,原來評估多少錢就是多少錢。聽說美國在危機時,在會計原則上也采取了緊急措施。我們能不能采取?當然能。一旦出事,就要防止市場恐慌。

  第三,當房價出現斷崖式爆跌時,國務院應該馬上明確,允許各級地方政府用棚戶區改造資金去買房。現在的棚戶區改造資金總的使用方向是對的。房價如果大跌,不如拿這筆錢買房。買了房以後,改造一下再借給或者賣給弱勢群體,當作棚戶區改造用。在這方面政府應該靈活些。報紙上登過,有的城市已經這麽做了。這個方向是對的。

  第四,當銀行不良資產增幅加快,按照銀行審慎監管原則,就不準貸款了,因為資本金不足,這時候應該采取緊急措施,提高銀行自主核銷不良貸款的最高限額。工農中建交,有不良貸款,就用資本金利潤沖掉。現在能沖多少國家是有規定的。能不能在出現緊急狀況時,提高這個比例,讓他們自主核銷。資本充足率健全就可以穩健地貸款;如果資本金不足的,趕緊增資,或者說,由政策性銀行金融機構來進行重組。

  那麽,亟需資金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或者小微企業往往得不到銀行貸款,導致民間高利貸,理財、利率提高。要解決這個問題,怎麽辦?

  第一,必須讓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一些,不能讓這些企業占用資金。我們現在有些企業,包括有些地方政府,都在制造龐氏騙局。我們都知道,借錢是要還本的,現在有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借錢只是用於還銀行利息,根本不是用來搞新的投資和建設。因為這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如果不還銀行利息,說明已是不良貸款了,銀行馬上要催收舊貸款。它還不了,就從第三方或通過理財借錢,把銀行的貸款利息先還掉。所以,那些該破產的企業就要讓它破產,讓它出局,只有這樣這部分資金配置才合理。簡單地講,市場必須出清,哪怕是慢慢出清。對於產能過剩,嚴重資不抵債的工商企業,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要堅決實施有節奏、有控制的市場出清,要麽破產,要麽重組,防止這些僵屍企業繼續占用社會有限資源的現象再延續下去,降低整個社會的成本。我聽說,李克強總理也很著急,現在社會融資成本高,為此采取各式各樣的措施想把融資成本壓下來。但是,社會融資成本高不僅僅是銀行的問題,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該破產的企業破不掉,混在一起搞錢,民營企業的資金成本自然就高,這是體制改革不到位、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的整個市場經濟制度改革不到位的問題。這既涉及國企改革的問題,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關系問題,光指望銀行改,沒有用。

  第二,加快實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中不良資產的剝離政策。通過債務重組、債轉股、資產置換和出售地方國有資產的方式,向市場明確披露地方政府債務存量的分類處置原則,以換取市場和投資者對它的信心,來恢複地方政府在市場上繼續融資的能力。我們原來不知道地方債務到底是多少。這屆政府組建後對此又作了全面審計,公布出來的地方債務是18萬億多。為什麽現在地方政府借錢不容易?有些人為什麽不敢借給地方政府?因為不知道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情況。銀行也不敢,幫助地方政府理財、賣產品是可以的,但是自己是不貸了。這種情況下,怎麽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應該向市場公布這些存量資產中的不良資產有多少。對於這部分不良資產,有的重組,有的核銷,有的用其他資產來置換等等。這樣的話,投資者和市場就明白了,這個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幹凈的,清楚的,就敢借給它了。所以我建議,要防止經濟僵死,有些企業該破產就破產,要動地方政府的存量債務,清清楚楚,嚴格要求。

  第三,一些結構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股權基金問題、所有制改造問題、股市問題,還有民間借貸人條例問題,都要加快改革。我個人認為,在結構性政策里面,除了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以外,國務院應該下令,各省政府在年內必須啟動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質是財政問題。什麽叫城鎮化?城鎮化的實質是財政拿錢和深化改革,不是搞房地產,不是搞簡單的城市規劃。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不是我們刻意想出來的。戶籍制度的改革,一個農民工變成城市居民,孩子從生下來到上幼兒園、小學、中學,都要給予同等待遇,包括大學都要給予同等待遇。退休以後,要像城市居民一樣有養老保險,看病一樣報銷。這意味著財政要拿錢,如果一個人要拿8萬~10萬,兩億農民要拿多少?因此,城鎮化意味著財政要拿錢,要改革現有制度。從這個角度認識,應該要求各省政府必須在年內啟動戶籍制度改革,首先解決農民工的城市居民身份,然後提前按照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財稅改革的方案實施,不能觀望。提前圍繞戶籍改革引發的中央轉移支出問題,抓緊改革,重點解決戶籍改革中地方財政的收支缺口問題。其他的改革動不了,可以先把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地方政府缺錢了,中央財政先動,先補貼。這樣的話,可以增加消費。同時,戶籍改了,居民身份改了,市場就著急了,因為一下子學校不夠,幼兒園不夠,醫院不夠,這樣,可倒逼加快學校和醫院的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民工住房的民間投資,加快商品房的出售,這樣可以部分對沖掉我們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整個投資水平的下降問題,把這塊投資提前搞起來,有利於宏觀上取得平衡。

  第四,房地產政策要確定大政方針。總結這十年左右的房地產政策,就是政策碎片化,一會出這個政策,一會出那個政策。政府如果建立房地產市場的長效制度,房價慢慢就會穩住。我一直認為,房地產市場不整頓,中國早晚出大事,近兩年我又補充說,整狠了,馬上就出事。現在確實是燙手山芋。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的方向是什麽,就是以消費品為主導。一定要讓市場明確,買房是為了住,買房不是為了像股票那樣為了賣股票。不鼓勵房地產作為資產市場交易,中國在房地產市場上,絕對不能學英國、學美國,應該學德國,學新加坡,以消費品為主導。

  最後一點,采取以上一系列政策,最後可能都要涉及財稅問題。因此,非常時期必須采取大膽積極的財政政策。說穿了,當前經濟的困境,單靠央行政策來解決,危險很大。財政政策必須積極。中國經濟仍在相對高速增長,積累的財富也相當可觀,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是必須要付出點代價,當前也是有能力付的時候。各項改革深入到後面,都涉及到錢的問題。怎麽辦?我個人分析,不認真正視國退民進是不行的,這是中國經濟內在發展邏輯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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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 國務 參事 夏斌 中國 經濟 可能 陷入 嚴重 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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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夏斌:不必過度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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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夏斌系國務院參事。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我們既不必過度悲觀,同樣也不能盲目樂觀。正確的態度應是謹慎樂觀:從趨勢看是樂觀的,但這是建立在對當前形勢的正確判斷及政府采取恰當的調控技術基礎上。

  ■政府要有作為且會作為,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系。這里,關鍵不取決於調控方向、口號、用詞的辯證思維和描述,也不取決於經濟學上泛泛的理論討論,而是取決於能不能對轉折時期的經濟形勢有個冷靜、客觀的判斷,取決於對“三期疊加”中三個“現象特征”之間是如何影響,以及某種調控技術的選擇又是如何加重或者減弱某一“現象特征”做到心知肚明。面對這些複雜的細節,要實施正確的調控技術,涉及方方面面內容,確實形勢錯綜複雜,充滿不確定性。細節決定成敗。對此,政府已做了大量的政策安排。

  ■近幾年經濟增速適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貨幣政策調控的邊界不應是“逆調周期”,而應首先穩住整個金融體系。其次,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重要的是調控中的技術細節。當前貨幣調控除要關註結構、定向微調外,在總量指標上,功夫要下在社會融資總量上,而不是下在貨幣供應M2上。

  如何判斷當前的經濟形勢?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困難、微妙的調整轉折時期。

  GDP從2010年一季度以來,已連續18個季度增長率減速,長達4年多時間,而且此趨勢目前尚未穩住;大規模的改革重新啟動,經濟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好的發展勢頭,但遠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過去增長的動能,改革紅利的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經濟中過去多年積累的問題與風險正在逐步暴露,也在開始著手解決,但是進程與最終效果如何,現在還難以過早下結論;作為當前經濟中關鍵變量的房市(價格與銷售量)下跌與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啟動已同時開始,情況錯綜複雜,穩增長和穩經濟的壓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形勢?

  筆者認為,“三期疊加”的表述是對當前經濟現象最為形象的概括與描述,即“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但是,“三期疊加”的表述僅僅是對中國當前經濟“現象特征”的表象描述。至於“換擋”換到哪個擋位?會意味著什麽?“調整陣痛”表現在哪些方面?會陣痛到何種程度?前期的問題要消化,消化多少?又會意味著什麽?以及更重要的,這三者不同的動態變化相互之間又是如何互相制約與影響的?最後會對經濟大勢起什麽樣決定性作用?以上“現象特征”的表象描述並不能清楚回答全部問題,需要進一步分析。

  因此,自然仁者見仁,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會容易作出截然相反的兩種判斷:一是過度的悲觀論,動輒斷言中國經濟“要衰退”、“硬著陸”和“崩潰”等;另一種是盲目樂觀論,看不到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真實困境,只是簡單地根據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歷史平均增速的數據進行外推,斷言增速“築底”之後還會年複一年持續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

  不必過度悲觀

  當前中國經濟確實正處於較為困難、微妙的轉折時期,但是筆者認為對此不必過度悲觀的理由是:

  1.經濟增速下行是經濟內在邏輯發展調整的結果,適度調整有利於中國經濟能持續健康地增長。盡管經調整經濟增速在下行,但是,第一,產業、需求、區域、收入分配等結構指標出現較好的轉折勢頭,資源環境成本消耗在減少。第二,即使經濟增速在適當下行,但中國在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中若能保持6.5%-7%的速度,相對而言,仍是絕對的高速增長。這樣一種中高速增長意味著對自身存在問題的逐步解決提供了進一步的財力支撐。第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東西部和城鄉間的差距、逐步崛起的大國消費市場以及充裕的勞動力市場等要素,配之於目前的適度調整,可以相信,中國經濟仍存在持續較長時期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

  2.前期經濟的“超級繁榮”確實在銀行體系內積累了一些問題與風險,但目前的銀行體系同時已有所準備。2014年三季度末,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93%,近250%左右的撥備覆蓋率,2.9%的貸款撥備率,意味著銀行體系已準備了不良貸款翻番增長的消化能力。

  3.中國政府持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30萬億人民幣的優質國有凈資產,這是中國經濟防範經濟大震蕩的本線和巨大的財力保障,也是美國危機後美、日等國政府羨慕不已的政府調控資源。

  4.同時,改革速度在加快,在逐步釋放改革紅利、推動當期增長中,又在邊際或增量上抑制和減弱了產生過去泡沫和不良資產的制度因素(如規範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等)。

  5.更為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中國政府對當前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是心中有數的,是居安思危的,並且已悄悄開始了逐步化解風險的行動。其實縱觀歷史,釀成一國經濟發生危機或“崩盤”的最大風險往往不是其他,而是首先來自於政府對風險喪失警惕、持有“這次不一樣”、“我國不一樣”的僥幸判斷和認識。如2007年次貸危機前的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錯誤認為當時的世界經濟不平衡是可以持續下去的,美國經濟問題不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才產生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機。可以說,中國政府自危機以來對系統性風險並無麻痹大意和樂觀,“三期疊加”的判斷、主動積極的調整與深化改革,這是對中國經濟不必過度悲觀的最基礎因素。

  也不能盲目樂觀

  1.現在有些人分析宏觀形勢往往只是糾結於GDP增速多半個百分點或少半個百分點及其對就業、物價等的影響,以為這就是宏觀經濟分析的全部內容。看不到經濟增速在連續的上升和持續的下行時期,同樣變動半個百分點增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義,看不到今天的經濟是基於昨天經濟運行的持續性影響籠罩之下。具體說,中國2009年以來巨額的貨幣投放還在對當下經濟的運行帶來深刻的影響。若以貨幣供應量M2衡量,2008年 底47.5萬億元,2013年末110.6萬億元。2009年-2013年5年內貨幣供應高達63萬億元,竟超過1949年以來前59年47萬億元的貨幣供應。如此之多的貨幣已經在各個行業、領域中鋪開了數以萬計、幾十萬計的項目投資,形成了金融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債權債務長鏈條。其中,絕大多數項目仍在建設之中,遠未達到投資回報期。

  現在,當國際需求萎縮、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市場規模縮減,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減少,有些企業還不了貸款本金與利息,其結果,必然會產生一些瀕臨破產倒閉企業,這是自然的,若不破產倒閉才是不合乎市場經濟的情理。同時,只要有部分企業破產倒閉,就會開始引起銀行對同類項目的謹慎放貸,或同類企業本身也會減少新的投資欲望,結果,全社會貸款規模收縮。其效應再經企業間上下遊的連續發酵與傳染,就有可能帶來債務緊縮螺旋形沖擊,形成整個經濟的內生收縮,產生新一輪企業的生存危機。2014年8月的統計數據已表明,當期的貨幣供應和社會融資余額增速幾乎沒變,但工業增加值降幅嚇人,已降到2009年初來的單月最低點,僅6.9%的增長,微觀企業感到日子越來越難過。這些周期現象正如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理論和哈耶克的信用周期理論所指出的,曾經的由過度貨幣供應所引起的經濟“超級繁榮”最終必然會以經濟的大震蕩或危機來收場,從而才可能開始一個新的經濟循環。

  今天,當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時,如果看不到曾經的“超級繁榮”和貨幣超量發行對以後的影響,看不到當經濟增速過快下行時曾經高杠桿下形成的企業債務鏈的斷裂和系統性風險蔓延的必然性,以及未做好“防患於未然”的一系列政策準備,仍是如同往常,分析經濟的軌跡僅僅關註當期GDP增速與就業、物價的簡單彈性比例關系計算,那是非常危險的。在當前,從中國經濟、社會穩定出發,若要聚焦討論經濟增速問題,關註的重點除了由就業所引起的社會穩定問題外,不是其他,恰恰應是如何防止一系列債權債務鏈斷裂現象的蔓延,這是當務之急,這是大局。

  2.不能不看到當今實體經濟表面還未出現嚴重的震蕩或大批企業破產倒閉的危機現象,恰恰是與現象背後隱藏的一系列非正常的經濟行為相關,在掩蓋著或拖延著問題的解決,如高利貸、龐氏融資、貸款交稅、商品交換與償債中的“以物易物”、僵屍企業的無效率存續、對互聯互保問題的幹涉與救助以及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等等。

  3.更重要的也是必須要看到的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在增速下行過程中之所以還能保持經濟較為穩定的態勢,恰恰不是政府在盲目樂觀、在任其市場發展,而是居安思危,考慮到“三期疊加”因素,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思維下,瞻前顧後,統籌考慮,已經主動出擊,一邊全面深化改革,一邊在貨幣調控、投資、房地產等領域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幹預政策。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定的政策幹預,也許更大的問題早已出現了。

  因此,作為簡短結論,我們既不必過度悲觀,同樣也不能盲目樂觀。正確的態度應是謹慎樂觀:從趨勢看是樂觀的,但這是建立在對當前形勢的正確判斷及政府采取恰當的調控技術基礎上。

  什麽是底線思維?如何底線思維?

  謹慎樂觀是有條件的。當前的中國經濟,如果任其市場自然發展,政府不去作為,經濟硬著陸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總量刺激政策,忽視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不準備忍痛付出代價,那只是拖延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時間而已,其結果同樣是危險的。怎麽辦?不能走極端,要走中間道路。而兩者之間的“度”又怎麽把握?換句話說,政府要有作為,又不過度作為,如何基於底線思維有作為且會作為?

  何謂底線思維?美國政府盡管不用“底線思維”這個詞,但是在危機中其貨幣政策的底線意圖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圍繞影響社會穩定的就業率目標。至於圍繞實現底線目標的貨幣政策手段,在學術理論上是對還是錯,其溢出效應對他國是利還是弊,美國政府與美聯儲從來是不管不問,不在乎的。

  於中國國情而言,底線思維可以在回答“三期疊加”現象描述背後的疑問中展現:

  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增速要下來。我們能容忍下到什麽地步?底線在哪?筆者認為:一在穩就業,穩住社會能容忍的較低的失業率;二是穩風險,在經濟增速下降中允許一些企業破產出清,但不能引致傳染以致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兩者說到底,均為確保社會的穩定。

  結構調整陣痛期,調整意味著什麽?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風險暴露並帶來陣痛。那麽,改革速度怎麽掌握?底線在哪?底線在“部分陣痛”可以,但不能因陣痛加劇而引致“生命危險”,也就是不能引發國家的全局性、系統性風險。譬如資本賬戶開放改革,當國內諸條件不成熟,且資產泡沫風險猶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開資本流動大門會引起中國經濟的混亂,那麽該項改革只能是“部分陣痛”,漸進推進。又譬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財稅改革和條件還未充分準備前提下,土地使用權轉讓收益短期內若全歸農民,會引起中國經濟甚至是社會極大的混亂,則易徐圖進之,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要付出代價。面對由前期貨幣政策刺激起來的畸形的超級繁榮,遺留下了長期過剩的產能和僵屍企業,就要淘汰破產,要市場出清,相應地銀行要減記資產,全社會的資產負債表要縮水。此底線是什麽?全國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縮水,金融可以去杠桿,企業可以破產,但是不能對當前的經濟增長從而對就業有劇烈的沖擊,也不能因部分企業債務問題連鎖引發全國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和經濟危機。換句話說,對業已存在的風險,只能用時間換空間,力爭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機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歸納以上所說,說到底,底線思維是什麽?是政府在實施各種調控技術中,必須牢牢確保就業穩定和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大局。這既是出於對經濟的考慮,同樣也是出於對社會和政治大局穩定的考慮。若確實能做到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點,改革步伐再快一點,並不可怕。從這個角度考慮,底線思維其實又並不是一種新思維,而是30多年改革開放積累的寶貴經驗的另一種表述:“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

  因此,在今天國民經濟遇到重大困難與轉折時期,政府應是毫不隱晦,直面坦承,處理好改革(結構調整)、發展(經濟增速)、穩定(經濟與社會風險)三者間的平衡關系,這是關鍵。理論家也不應簡單地拿書本理論分析當今中國經濟,市場人士也不宜簡單地用外國分析數據套用當今的中國經濟。

  基於底線思維的宏觀調控技術討論

  基於上述底線思維的思考,如何把握宏觀調控技術?筆者在2014年6月間撰文:“當前的經濟困局與應急對策”,談及四部分內容:一、當前經濟走勢關鍵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勢;三、系統性風險的引發、傳遞及後果;四、非常時期的非常對策,提出了政策建議16條。今天,筆者依然堅持文中的基本觀點,即面對當前經濟處於困難、微妙的轉折時期,政府要有作為且會作為,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系。這里,關鍵不取決於調控方向、口號、用詞的辯證思維和描述,也不取決於經濟學上泛泛的理論討論,而是取決於能不能對轉折時期的經濟形勢有個冷靜、客觀的判斷,取決於對“三期疊加”中三個“現象特征”之間是如何影響以及某種調控技術的選擇又是如何加重或者減弱某一“現象特征”做到心知肚明。面對這些複雜的細節,要實施正確的調控技術,涉及方方面面內容,確實形勢錯綜複雜,充滿不確實性。細節決定成敗。對此,政府已做了大量的政策安排。在此,筆者僅從個人認識出發,選擇若幹重要領域中的某些關鍵和重點細節作進一步的探討。

  1.關於經濟增速與就業問題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問題,學術界尚存諸多探討爭議,仍需進一步根據實踐加以研究。但筆者認為,一個簡明的道理是:預測短期增長(如2015年),絕不能用過去超貨幣供應刺激下“超級繁榮”時期的歷史平均增速數據作簡單外推,也不能在基於歷史數據簡單外推基礎上對中國未來10年、20年的系列預測數據中去尋找2015年的預測值,因為那是中國歷史上難以再出現的“超級繁榮”特殊時期的歷史數據。據此預測未來僅僅是一種可能性,不能無視預測期內外環境已發生的巨大變化。如前文所述,經濟運行具有歷史延續性。“路徑依賴”意味著今天的預測能否變成明天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今天的現實問題、矛盾以及系統性風險隱患因素是如何解決的。解決速度的快與慢、不同的解決方法與軌跡,將決定明天不同的命運。

  筆者認為,2015年經濟增速必須穩定在一定的水平範圍,堅持穩定就業和防範系統風險的底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刺激拉高經濟增速,並不意味著不能容忍2015年的增速相對於2014年仍會有少許的下行,並不意味著穩就業的壓力只能在提高經濟增速上釋放。

  經各種數據推測,明年的經濟增速保持在7%左右較妥,這也是多方機構能接受的預測值。7%的速度可能仍會存在來自於高校畢業生的結構性就業壓力。但是,追求更高的速度,一是不現實,二是會積累新的風險。在穩就業問題上,應直接著眼於“穩增長就是穩就業”這一目標,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首先,從總體趨勢看,2015年後全國新增勞動力總量步入拐點,新增就業壓力明顯減弱。與此同時,近年來數據顯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同為一個百分點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完全不一樣。因此進一步加快簡政放權、減稅優惠、支持新經濟業態、鼓勵自我創業,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就業。

  第二,在嚴厲打擊一些高校謊報假就業統計數據的同時,針對前幾年拼命擴招,學科設置趕時髦,專業設置供需不合理的教訓,財政可撥付一筆臨時經費,鼓勵已畢業或將畢業大學生“返校”回爐,改變求職方向,一則為國家培養緊缺的操作性技術人才,二則可以暫時延緩大學生就業壓力。與此同時,要認真檢查落實國務院對大學生自主創新各項優惠政策的落實,要讓每個大學畢業生對此有全面的了解,鼓勵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新。在財政上全面落實對全社會包括對大學生的職業培訓、失業救助等政策。

  第三,結合社會救助政策,再通過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勵企事業單位在困難時期,對職工可停薪、減薪但不停職,齊心協力共度難關,穩定社會,服從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

  2.關於投資問題

  自美國危機後2009年以來的5年間,中國GDP中三駕馬車各自的貢獻率和拉動作用呈明顯分化。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除2010年情況稍好外,其余年份均為負值。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是先升後降,未能持續獨當一面。因此投資自然成為穩增長的關鍵。但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變動波幅較大。2009年和2010年投資貢獻率分別為87.6%和52.9%,分別拉動增長8.1個和5.5個百分點;2011和2012年投資貢獻率和拉動有所緩和,消費未能拉動GDP增速保持上升,更使得2013年經濟增速必須靠投資重新發力。這說明,消費主導型經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長期的努力轉型方向。但是,眼前要堅持底線思維,維持一定的穩定增長速度,則投資仍是穩增長的關鍵,必須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

  問題是如何穩住投資?今後房地產投資的刺激只能是要求房地產需求回歸消費屬性而不是重燃投機屬性,在逐步建立長效制度框架下,通過“去行政化”、扶持改善性民生需求等政策調整挖掘新的增長動力,這是邊界,“刺激”絕不能重燃房市投機之火。在制造業投資,其增長動力最終只能通過市場來解決。政府要有所作為,也只是通過政策法規去實施企業重組,削減過剩產能的繼續增長。由此,投資中剩下可作為的只能在基礎設施投資上動腦筋。

  基礎設施投資從總體說,政府要有所作為,也能有所作為,但需會有所作為。中國目前一方面還存在相當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另一方面又是一個資金相對富裕的國家。從現象看,需求與供給是完全能平衡的。但實際存在的問題是:①加快簡政放權,歡迎社會資本加入,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然而迄今進展仍然緩慢。②規範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後,盡管允許發地方債,但要有思想準備,今後幾年,地方融資規模從總量上肯定不是放大而是在縮小。③可以通過發政策性金融債擴大基建,但國開行是準財政信用,不能沒有制約,不能不講投資回報和效益,預計明年不可能一味擴大籌資規模。

  因此,進一步思考如何加快投資中基礎設施投資這一重點,關鍵不是有沒有投資空間和項目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資金、如何籌集資金的問題。為此,2015年的政策發力應重點著眼於:第一,鑒於政策性銀行發債或由中央銀行再貸款給政策性銀行實質均為國家信用,是在實施放水貨幣政策,其政策力度是有限的。為此,首先,應用好現有的國家財力,加強預算管理,學會盤活用好臨時閑置的巨額財政存款。如果全年財政預算中由此產生某些月份暫時的支大於收狀況,應該向改革要資金,鼓勵財政向央行發行改革開放以來幾乎討論已30年仍尚未解決的真正意義上的“短期國庫券”,以解決財政臨時收支缺口。第二,在加快國有企業有進有退戰略布局下,從推進混合所有制中的國有股減持中找資金,同時通過國企改革助推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第三,把從上述財政預算和國有資本預算中騰挪出來的資金,不只是以國有名義進行簡單的全額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而是部分選擇有投資回報、微利的項目,以貼息、補貼、PPP、基金等各種方式,充分發揮杠桿作用,引導、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進入基礎設施建設。第四,各級政府要以過去30多年來吸引外資的那種創新精神與積極性,從政策等各個方面大力支持組織國內的PE資金,加快松綁自己手腳的各種思想束縛和制度限制。

  3.關於房地產市場問題

  當前,首先要明確當前房地產政策調整的目的和意圖。

  目前房市政策的某些調整確實有配合刺激投資、穩定增長的短期目的,但是,同時目前出臺的任何一項房市調整政策,應是和過去“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碎片化的逆周期政策又不完全一樣,它既有上述穩增長的短期意義,又是銜接中國房市長效機制建設的方向,是針對長期以來長效制度體系不完善的逐步補充與糾正,是長期意義上的制度建設。

  那麽,長效機制制度的方向是什麽?對此,迄今社會上可能仍有不同意見。筆者一貫堅持若幹年來始終不變的觀點,即中國房市要健康發展,必須要把中國房地產市場引向以消費品為主導的發展方向,而不是朝金融資產的方向引導。政府調控房市的目標是要“管制度”,而不是“管房價”(制度建好了,房價自然不用擔心)。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要學德國、新加坡,不能學經濟運行以金融市場為主導背景下的美國、英國。要鼓勵居民買房是為了“住”,而不是像買股票目的是為了“賣”,不是投機囤積待價而沽。而且要讓市場明白,當前政府對房市政策的某些改變,客觀上存在穩房價和逆周期的效果,但又不能僅僅理解為是簡單的調控房價和逆周期調控,而是在擇機尋找出臺銜接未來房市長效機制下的制度(如取消行政限購),也是未來長效制度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當房市下跌、市場認為從調控房價需要調某項制度但與長效機制目標發生沖突時,從改革與轉型大局出發,政府不應也不會再葉公好龍,選擇有違於長效機制目標的臨時性碎片化政策。因此,市場應明了,盡管房地產市場投資在目前整個投資中“四兩撥千斤”,但我們不能指望在房市長效機制所指向的制度之外,把穩經濟增長的寶全押在房市政策的調整上。

  為此,在取消行政性限購政策的同時,當前如何長短利益結合,進行房市政策的進一步調整?

  ①國家應按照“住有所居”的要求,起碼以國務院條例的形式而不是以央行部門規章的形式,根據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和居民未來收入增長前景,對首套自住型購房明確首付比例、優惠利率(財政可貼息)的法律性硬約束標準。例如,可測算未來中國經濟20年增長中一對大學畢業中產階層夫婦20年的收入增長狀況,倒算確定20年按揭貸款時可承擔的首付比例。如此測算,首付比例肯定大大下降,勢必進一步提前釋放和滿足一大批剛性需求。此舉短期內明顯利好房市,長期看也不會累積新的泡沫。同時,廢除首付比例作為央行的調控工具,以可以隨意修改的部門規章軟約束“文件”進行臨時性調控的做法。

  ②對暫時無能力購買第一套住房的居民應大力鼓勵租房。但國家應出臺鼓勵房屋租賃的優惠政策,更應出臺重點傾向房客的租房管理規定,在租金、稅收、合同約束內容等重要問題上予以明確的指導。這項工作恰恰是近幾年來房市長效機制建設中最為薄弱和被忽視的內容。

  ③對當前巨額的棚戶區改造資金的使用,應根據各地住房庫存狀況,實事求是,靈活掌握,不搞一刀切,絕不為今後留下新隱患。允許棚改資金在市場上購房或經適當改裝後作為棚改安置房或保障房提供,也可采取貨幣化安置和租金補貼等形式。同時對各種形式的“經適房”、“軍改房”等既市場化又非市場化的住房給以規範。

  ④短期內為防止取消限購政策後可能重燃投機炒房熱(事實上此預期在減弱),可策略性地根據時機,依據未來房產稅制度的基本內容,對第一、第二套和第三套(抑或第四套?可仔細測算),提前公布未來對不同的基本住房消費、改善性住房消費、投資與投機等房屋功能將采取輕重不同的稅收政策原則。例如,結合人均居住面積,對基本住房消費基本免稅,改善性住房消費征輕稅,投資性住房征較高的稅,純投機炒房高征嚴厲重稅。並同時提前公布,房產稅的詳細細則內容待具體研究後公布。

  4.關於貨幣政策問題

  面對經濟增速下行,貨幣政策調控的邊界在哪里?是否一定要完全體現逆周期調控的目的,將經濟“下行”硬調控為“上行”?筆者認為,近幾年經濟增速適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貨幣政策調控的邊界不應是“逆調周期”,而應是:

  首先,一定要穩住整個金融體系。只要金融體系是基本穩定的,就能確保整個經濟運行基本穩定,不會硬著陸,這是底線,也是任何一國政治、經濟、社會運行的必需。當美國爆發了百年一遇大危機後,無奈的選擇、首先的出路也是給金融體系盡快註入流動性,穩定整個金融體系。但是,他們是“馬後炮”,我們要當“馬前卒”。

  確保金融體系的充足流動性,客觀上會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調控目的,但是要註意,目前宏觀經濟的調控不能完全指望貨幣政策。基於歷史發展而來的當今中國經濟既然已是“三期疊加”,則調低經濟增速,加快結構調整與改革,消化前期歷史遺留下來的房市泡沫、僵屍企業、產能過剩和地方債務風險等問題三者中,哪一個都指向、都要求關閉破產一些企業,都需要通過穩健貨幣政策來營造中性適度的金融貨幣環境,都需要有其他宏觀政策的配合,因此在發揮貨幣政策作用時絕不能一味片面追求寬松的貨幣政策。

  其次,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重要的不是貨幣政策口號、用詞的描述與解釋,而是調控中的技術細節。在技術細節上,當前貨幣調控除要關註結構、定向微調外,在總量指標上,功夫要下在社會融資總量上,而不是下在貨幣供應M2上。調控中不要太在乎M2多增長半個百分點還是少增長半點百分點的目標。為什麽?M2是表示銀行系統的負債,而與實體經濟直接相關的是金融、銀行系統的資產方,是由貸款、股票、債券、票據等所構成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但是這一指標近幾年增幅波動太大,很不穩定、不穩健。社會融資量的季度增量,2011年四季度環比增長48%,2012年四季度環節只增長2.4%,2013年四季度又增長12%。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該指標背後的各項融資活動是被央行、發改委、證監會政策所左右,各自步調不一,缺乏有效的部際協調。建議明年應由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央行統一加以協調,提高整個宏觀的調控水平與效率。

  第三,在當前經濟轉折的微妙時期,既然央行已經發出明確的穩健貨幣政策的信號,因此在操作上,一是市場信號一定要明確,預期要清晰,不能發生讓市場、機構去猜央行意圖的混亂現象,影響銀行中長期貸款的發放和經濟增長大局。二是既然講穩健貨幣政策,就要講政策細節的實施結果,最終是應看實體經濟層面可得的資金量狀況。而社會融資余額月均增速,2009年約30.2%,“四萬億”之後的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到了2013年月均已降到20.3%。進入2014年前10個月月均增長又降到15.8%,這降速是否有過快過大之憂?在市場出清機制未落實,存在地方政府和房企較高融資能力的擠壓,難怪出現在穩健貨幣政策的口號下,民營小企業融資仍不穩健,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始終得不到很好解決的現象。

  最後,貨幣政策的調控同時要有準備,要與其他政府部門緊密配合,做好房市和經濟增速如果出現“斷崖式”下跌的政策儲備。只有做好了防意外準備,才能從容有備,真正去實現經濟軟著陸。

  5.關於市場出清問題

  筆者之所以在今年3月北大一論壇發言時強調,經濟結構調整要堅持市場出清原則,是因為市場出清問題是我們今天在講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中講得最少、做得最差、政策最不配套的一項工作,直接影響了深化改革的效果,影響了經濟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進程。應該認識到,我們既然已容忍經濟增速的下行,又承認當今的時期特征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那麽理應必須承認,市場出清是該市場邏輯的必然和後續。而且,在經濟增速與周期下行時期,要真心降低全社會融資成本,關鍵就是要打破“八個瓶子七個蓋”的局面,要關閉破產一些企業,才能優化配置社會資金,才能真正降低融資成本。目前面臨著一部分民企、中小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人們試圖從多成立一些民營銀行中找出路,方向是對的,但民營銀行的經營動力也是利潤第一。在“現存的市場”運行下,銀行已難以尋找到大批既安全又有高回報的可貸項目。因此政府如果沒有其他的特殊制度安排,新增設的民營銀行並不能成為解決當前民營、中小及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主要制度安排。特別需要指出並予以關註的,曾經在經濟增速上升時期發生的、一度被人贊譽並大力推廣的企業間“互聯互保”經驗,當時確實發揮了擴大信貸杠桿力的作用,部分解決了小企業的資金問題。今天,當經濟增速進入下行時期,曾經的企業“互聯互保”又恰恰成了收縮企業信貸的杠桿,已引起連續、成片的債務鏈糾紛。

  為此,為了在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期,不至於出現因部分企業資不抵債、債務鏈中斷而波及更多的企業特別是互聯互保中小企業,必須采取以下對策:

  ①要對一些確已資不抵債的企業(包括房地產企業),堅決實施關閉破產,沖銷股東權益和銀行債權。

  ②對地方債存量風險問題,財政部已提出初步方案(財政部43號文),表明了中央財政“不兜底”的態度,這同時意味著2015年相關地方政府要做好變賣地方國有資產還債的一系列準備,相關銀行、債權人要做好沖銷壞賬的準備。

  ③對覆蓋面較廣的互聯互保中小企業,債權債務鏈複雜(類似過去的“三角債”),但牽連的企業並非都是壞企業。對此,應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盡快出面協調與指導,各地方政府、銀行及相關債權人加快磋商,籌建臨時資金池,梳理錯綜複雜的債務鏈,隔離好企業、較好企業與差企業,以最大幅度降低被牽連的企業數量。

  ④當前的輿論不應片面突出“一片救”、“政府救”的聲音(包括理財中的“剛性兌付”問題),而應宣傳市場紀律,宣傳市場解決債務鏈的經驗,宣傳一些企業在關閉破產或“關停並轉”過程中如何安排好職工利益、穩定社會的經驗,宣傳依法處理理財產品糾紛的經驗。

  6.關於城鎮化問題

  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同時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改革和發展的結果,是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的伴隨物,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任務。同時,近期內如果能快馬加鞭,盡可能加快推進這項工作,對擴大短期內的投資與消費,釋放“三期疊加”時期經濟工作中的矛盾與壓力,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因此,在落實關於城鎮化規劃的進程中,國務院可以一定的行政指令約束各級地方政府,在2015年全面推行戶籍制度改革,關鍵是要求公布承諾農民工市民化諸要求的進程時間。由此,去主動暴露一些地方在教育、醫療、養老公共產品不足的問題,暴露一些地方的財力不足問題,倒逼加快簡政放權、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服務領域的投資,倒逼加快財稅與轉移支付的改革。財稅制度是國家經濟運行中最基礎性的制度,積累的問題錯綜複雜,我們不可能指望在某一天對其有個徹底梳理之後即刻全面調整,因為經濟的日常運行不能中斷。而財稅制度中的土地財政問題恰恰又是當前被扭曲的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影響既廣且複雜,如果抓住其在短期內欲徹底改革,難度高、震蕩大,將引起投資增速直速下降。恰恰此時如果抓住戶籍制度這一看似局部性的改革,短期內能釋放強制性儲蓄,提升消費,中期內能提升投資。而暴露的問題主要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是公共品建設中國家財力如何挖潛與分布的問題,以及市場與政府職權邊界中簡政放權的改革問題,這一切正是目前改革規劃在急需推動的。

  7.關於“走出去”問題

  如何在全球範圍內消化始於美國危機後全球救助策略大背景下中國過多的貨幣存量和過多的產能,已成為宏觀政策選擇中不可或缺的思考。這一思維如果在美國危機後的2008年底提出還不易為國人理解的話,閉幕不久的北京APEC會議傳遞了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明確信號,亞投行、互聯互通、絲路基金……等一系列決策,其信號已非常清晰。追求進一步的亞太經濟一體化,不僅有利於消化國內產能和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而且可以促進亞太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促進世界經濟平衡發展中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內外共贏的正確抉擇。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同時具有中國大國外交和國際地緣政治上的長遠意義。

  在鼓勵“走出去”問題上,政府已有諸多的政策與制度安排,作為補充,筆者認為,要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應進一步關註:

  ①面對巨額外匯儲備已成為負擔與壓力之時,可以動用國家資金(央行和財政資金),更重要的是應動員民間資金。在此方面,除需配合資本賬戶有關規定之外,應徹底放開企業、加快放開自然人的本幣與外幣自由跨境直接投資、PE投資中的各種行政限制。這有利於培育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和提高國民福利,同時有利於減輕國內的貨幣供應壓力。

  ②除20國基礎設施銀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外,應“兩條腿走路”,盡可能繞開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因素對我戰略實施的負面影響,充分發揮市場力量,鼓勵民間及國內金融機構與境外機構合資成立各類中外合資銀行、基金等銀行、非銀行機構,去實施“一路一帶”和亞太經濟一體化戰略。

  ③鼓勵企業“走出去”,更應鼓勵人民幣走出去,這是中國“走出去”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相結合的另一層面的長期思考。鼓勵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所持人民幣到境外貸款與投資,除同樣能起到消化國內過多產能外,還有助於逐步追求和形成擴大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空間,逐步提高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財富再分配能力這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目的。在短期內,擴大人民幣國際結算中的在途資金規模、在全球形成多個離岸市場中的人民幣滯留,本身均有助於部分沖減國內貨幣供應的壓力。因此,在今後資本賬戶逐步開放過程中,主管部門應更多選擇以人民幣國際化為主要載體的通道,加快通道建設(包括上海自貿區和滬港通等),逐步放大通道“額度”,減輕外幣大進大出的不可控壓力,增加中國央行在利用人民幣實施資本賬戶開放中的調控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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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 國務 參事 夏斌 不必 過度 悲觀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21189

​國務院參事室專家:7%是2015年GDP增長下限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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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向大智慧阿思達克通訊社表示,在單位GDP所帶動就業崗位增加的背景下,為保就業,2015中國GDP增長的下限為7%。

姚景源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仍然堅持區間調控。他說:“宏觀經濟的區間調控有上下限之分:上限是防止經濟過熱,通貨膨脹;下限是保就業,穩增長。我認為,下限是2015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尤其是就業問題,必須放在一切問題之首。”

姚景源介紹稱,中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每年需要新增就業崗位至少達到一千萬個,其中還未包括農民工進城務工需求。

姚景源預計,現在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帶動170萬左右的就業,而此前這一數據只有120萬。單位GDP所帶動的就業崗位有所增加。他表示,這樣來看,中國經濟要滿足基本的就業需求,2015年的GDP必須保持在7%,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下限。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稱,中國計劃將2015年GDP增速目標降至7%左右,為十一年來最低目標,因政策制定者們試圖應對經濟成長放緩、創造就業,推進改革以使經濟更多地由市場力量來驅動。

數位知曉該會議結果的人士對路透表示,中國GDP增長目標將於3月份的人大會議上由李克強宣布,黨內高層已在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贊成該目標。

 “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將在7%左右,但7%應該是底限。”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此人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有資格向政府建議。

像去年一樣,這次再度使用了“左右”一詞,表明並未定為硬性目標。

盡管該目標去年12月得到支持,但在人大會議之前仍可能調整。上一次中國將經濟成長目標設在7%是在2004年,最後的實際增長率達到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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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 國務 參事室 參事 專家 7% 2015 GDP 增長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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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仇保興:小城市要借鑒英法二戰後新城建設經驗

日前,在“2016崇禮(夏季)中國城市發展論壇”上,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表示,後城市化給許多小城市帶來巨大機會,借鑒英法兩國在二戰後的新城建設經驗,小城市必須產生足夠的反磁力。

他說,任何一個後城市化的城市發展,跟前城市化是不一樣的,要在由環境的可持續、市民的幸福指數和經濟繁榮共同組成的等邊三角上做文章。從這個等邊三角來看人類歷史上現代城市走過了三個階段。

具體來說,一是一百多年前後的發展時期,現在的中國相當於那個時期的英國的後城市化。英國、歐盟有很多的經驗是現代中國城市化值得借鑒的。二是二戰以後,發達國家興起“新城運動”;三是上個世紀末氣候變化帶來的反思,70%溫室氣體是城市產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城市必須要建設成為生態城市。

仇保興說,英國和法國在二戰之後都不約而同地興起了新城建設,但是目的是有差異的。英國為了控制倫敦的城市規模,城市之外規劃了三四個衛星城市,把住宅進行疏散。法國很簡單,就是解決巴黎中心城區第三產業無限膨脹的問題,緊靠巴黎規劃了幾個衛星城,要求必須在某一個方面產生與主城同等或者更強的、可以把人口和資源拉出去的能力。

比如,在布局差異方面,英國在幾何圖案上做文章,不同的新城有自己的功能。法國是手指狀的格局,沿著巴黎,只要有高鐵,高速公路延伸出去,建立交通非常便利的新城。實際上是將原有的一組村鎮組合起來,於是在城市里面也可以看到村莊、田野的美景,變成最像鄉村的城市,人人都可以接觸自然。

崇禮頒獎廣場前的2022年冬奧會標識

借鑒英法兩國的衛星城規劃經驗,他認為,小城市必須產生足夠的反磁力,對河北崇禮來說,因為有天然的滑雪場所,良好的氣候,PM2.5非常低,空氣中間的負氧離子非常高,再加上冬奧會,就會形成強大的反磁力。還有,新城不在於大,而在富有特色。

在經濟效益、生態效應和社會效益三者實現平衡的典範是德國的弗萊堡,它被稱為國際公認的綠色城市。仇保興說,弗萊堡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高效率的,充滿著創新。從它的建設歷史經驗來看,實施生態規劃尤為重要。

比如,樹立建設綠色城市的理念,圍繞著太陽能成立了大批私立或者公立的科研中心,形成綠色產業的經濟形態,在弗萊堡,有一萬人從事太陽能和環保研發,在這兩個領域有1500多家企業。他們還註意垃圾分類、交通規劃等,弗萊堡也是歐洲大陸所有的國家中唯一一個私人小汽車的使用持續下降,而自行車的使用持續上升的小城市。

他說,這種中小城市的發展模式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小城市的規劃要求領導與規劃人員超越傳統模式,應該把可持續發展的含義進行擴展,要變成小城市居住者幸福感的可持續、社會進步可持續、景觀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獨特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歷史文脈傳承的可持續、低碳的可持續,以及對主城產生單一的或者雙重的反磁力的可持續。

在談到崇禮的產業孵化方面,仇保興認為,應該引入一流專業的機構,比如滑雪的培訓機構,冰雪活動的研究中心,成為全國冰雪活動的一個超級場所,從而派生出很多依附的產業,形成一個有生命力的小鎮。

他說,希望崇禮成為一座山水交融的城市,一座形成冰雪產業集群,然後形成一座人文意境非常深遠的城市,一座形成綠色內涵,值得大家仿效的典範城市。同時也希望這樣的城市活力放射到整個街區。街區才是真正的“城市客廳”,應該充滿著活力。

國務院 國務 參事 仇保興 城市 借鑒 英法 二戰 新城 建設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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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建議中國與東盟建立勞動力自由流動示範區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東盟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人口,中國應與東盟建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示範區,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短缺。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26日在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上作出上述建議。

對於沒有合法身份的一些外籍家政人員,他建議可以通過人力資源的互動,放寬中國的簽證。

關於引進外籍家政人員的試點此前已在上海有所放開。去年,為了更好地引進海外人才,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上海公安在原公安部發布的出入境新政基礎上進行了細化規範,推出的10項細。其中規定,外籍人才無論在上海進行創新創業、長期居留或是申請“綠卡”,都將獲得更多便利支持;除此之外,新規也明確,外籍高層次人才家庭可以聘雇1名外籍家政服務人員,這意味著“菲傭”來上海從事家政服務將成為可能。

目前中國正處於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2000年進入人口老齡化,60歲老人1.29億,占總人口10.46%,2015年2.22億,占總人口16.1%,15年當中增長了近1億人。

而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中國的老人存在突出的健康問題。2.2億老年人中,有1.5億患有各種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萬,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萬人,預計2050年失能老人將達到9750萬。此外,三分之一以上的老人患有不同的心理疾病。老年人的健康服務需求巨大,家庭照料負擔嚴重。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中國家庭日益小型化,使得家庭的養老照料等功能弱化,這意味著,越來多的老人照護需求將會面臨照護人員不足的問題。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自2012年開始,已經連續四年出現勞動力總量減少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盡管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到59歲)總量依然高達9.15億人,但已經出現明顯的勞動力年齡老化,青壯年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現象突出,勞動力價格持續上升。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2015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總額已經達到4700多億元,到2020年,雙方貿易額將突破1萬億元。王輝耀認為,在商貿合作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口合作將是中國一帶一路和東盟合作最大的增長點。

他介紹說,目前廣西有上萬越南的技術勞工,東南沿海也有一些菲傭,在深圳也經常發現來自不同國家的勞務人員。這些勞務人員當中很多沒有合法身份,王輝耀建議,中國可以放寬簽證,通過合法的途徑引進勞動力,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的短缺。

在文化教育交流上,目前中國在東盟留學的人是12萬,東盟在中國留學生為7萬。王輝耀表示,在留學教育上,中國對東盟有很大的人才流動赤字。他建議,中國應該推動中國和東盟的大學建設,更多吸引東盟國家的年輕人來中國留學,這也是“一帶一路”的具體工作之一。

國務院 國務 參事 建議 中國 東盟 建立 勞動力 勞動 自由 流動 示範區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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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夏斌:2017年中國經濟需要重點關註什麽

“2017年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於7日在上海開幕,國務院參事、論壇主席夏斌發表了題為《全球經濟的迷途與變局》的主題演講,他認為,2017年調整與轉型的邏輯沒有變,但2017年需要密切重點關註一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國際上的黑天鵝,接下來的德國大選等各種涉及歐盟解體、歐元風險的因素,以及特朗普明顯的不確定性,其結果會是什麽,如何影響到中國經濟?夏斌認為這是2017年明顯的比以往任何年份更需要突出的不確定性,更需要未雨綢繆。

國務院參事、論壇主席夏斌致歡迎辭

其次,市場密切關註的人民幣匯率預期,以及中國主管部門近期進一步加強資本賬戶管理的措施,他認為,這實質反映的是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穩定的預期,反映的是人們對國內國際改革與市場促進的預期。具體說,在這方面2017年會出臺什麽措施,這些措施又在多大程度上,多長時間上引導預期。

另外,中央對國人長期困惑的房地產市場建立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內容的第一次做出了明確的表態和定位,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夏斌提出,現在主導方向明確了,需要關註具體內容和措施是什麽。

夏斌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穩中求進是當前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也就是說既要確保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又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什麽關鍵領域?如何統籌謀略?又如何確保執行力,誰去落實,誰去檢查,采取什麽樣的措施才能防止一個好的想法僅僅變成口號,變成空話。

國務院 國務 參事 夏斌 2017 年中 經濟 需要 重點 關註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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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房產第一屬性是居住,不應成投資投機工具

如何評判當前樓市?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後,國內房地產未來應如何發展?

1月22日,由中國城鎮建設發展中心、中國城鄉統籌科學發展工程辦公室、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經營管理委員會聯合主辦,深圳東方寶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萊陽中房聯合置業有限公司承辦的“中國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高層論壇”在山東省煙臺市萊陽(縣)市舉行。

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王治國、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等房地產專家,萊陽市政府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企業和投資商參加了此次論壇。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論壇上表示,“房地產的第一屬性是居住屬性,而不應該像股票一樣作為投資和投機的工具。”

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論壇上講話

任玉嶺在演講中提出,“中央要解決房地產問題不解決腐敗問題,不從打老虎、拍蒼蠅入手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下去的。”

在房地產要回歸居住屬性,拒絕投機、投資的基礎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進一步提出,“房地產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也是不能閑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在論壇上講話

受實體經濟不振、投資渠道匱乏,以及中國人傳統的為下一代以及下下代準備房產心理的影響,中國人熱衷於買房。然而很多房買了之後卻不去住,造成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4年曾發布一份報告稱,2013年中國城鎮地區整體住房空置率為22.4%。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間為合理區;空置率在10%~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

在此背景下,侯雲春提出房子是不能空的,“房地產市場要理性、健康、可持續發展首先需要住房制度的設計,設計是你在哪兒工作、生活,你就在哪兒買房,不要人都不住在北京,買那麽多房子放在那兒閑著,讓在北京工作的人口沒地方住。”

不可否認,由投資、投機性的“炒”房行為引發的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快速上漲,使得真正有剛需的人群買不起房,成為“社會折疊”的重要因素。任玉嶺指出,“土地從農民手里買過來很便宜,一旦拿到城市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但這些錢卻沒有回到農民手里。根據統計,每年新畢業的750萬大學生中80%是農民的孩子,新入城的務工人員和大學畢業生他們需要住房但又買不到房,剛性需求被誤讀。”

一方面是在一二線城市實際上需要房的人買不起房,一方面是不需要房的投機者手握數套房,致使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房屋實際利用率低,是對資源的極度浪費。侯雲春更指出“炒房”不僅造成資源的浪費,也是對經濟發展的誤導,“鋼筋水泥不是就根據這個來的嗎?這麽大的產能(浪費)。”

侯雲春認為,要想防治房地產經濟泡沫,做到房子不是用來炒的,“政策和制度設計的關鍵是房地產稅。”

一面是火焰,一面是冰山

相比與一二線城市的“火”,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業面臨的卻是“冰”的狀況。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在演講中提到:“我們現在的樓市是‘冰火兩重天’,應該說區域發展兩極分化、過熱和過冷。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北、上、廣絕對是價格過熱的,同時三、四線狀況是很不好的,應該是過冷的,所以‘冰火兩重天’,區域發展不平衡。”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在論壇上講話

在國家調整經濟結構、著力進行供給側改革、房地產業去庫存的大背景,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業頗為動蕩。一邊是由於盲目開發帶來的大量積壓庫存,一邊是新開工項目資金不足,銀行等正規融資渠道困難,大量從民間舉債,以至於出現房地產企業破產和跑路的現象,最終不得不由政府埋單。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堅決打擊“炒房”行為外,還提出了“要繼續紮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侯雲春指出,中國處在城市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階段,我們包括常住人口在內的城市化率現在是56.1%,戶籍人口去年是36.5%。按照國家定的“十三五”的目標,城市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達到45%。這樣,每年進城的農民就是2000多萬人,這對城市的住房建設需求巨大。

萊陽市副市長李少偉在論壇上致歡迎辭

萊陽市副市長李少偉在介紹萊陽房地產市場時提到:萊陽房地產市場供需基本平衡,結構基本合理,價格基本穩定,堅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據悉,萊陽房地產市場目前並沒有出現庫存積壓的問題,而如何激發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活力真正為新型城鎮化服務才是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

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王治國在論壇上講話

對於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發展要一城一策,因地制宜。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王治國認為,“方針政策是就整體而言,把它放到微觀來看,每個城市並不一樣。有些地方庫存在加大,有些地方可能還不夠。特別是城鎮化建設、城鄉統籌、房地產市場三者如何結合?要結合中央指出的房地產發展的總的趨勢,要平穩、健康,適合中國的國情,又適合市場的變化。貫徹中央精神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區應該有所差異。”

中國社會經濟調查中心主任趙仲海在論壇上講話

中國社會經濟調查中心主任趙仲海認為,對於三四線城市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政府要起到引領作用,增強服務意識,提升服務,擴大市場的開放程度。同時,房地產企業要找準項目、長遠規劃、穩步發展,做到誠信、創新、人才培訓、市場開拓,加強內部管理,這些都是需要我們一個個解決的實際問題。

針對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兩極分化的現狀,彭建國認為要實現房地產健康發展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第一個是平穩發展,一定要避免大起大落;第二就是均衡發展,不能說在一二線城市是“洪災”,三四線城市是“旱災”;第三就是理性發展,不要搞投資性的房地產,要把改善性的作為重點發展,因為有利於實現全面小康。

此外,要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彭建國認為一定要處理好政府、市場和企業三者的關系。彭建國說:“總體來說市場對資源配置要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要轉變職能、政企分開、簡政放權。特別是在當前實體經濟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政府一定要持續減稅降費,要提供優質服務,要改善投資環境,要提高綠色通道。”

國務院 國務 參事 房產 第一 屬性 居住 不應 應成 投資 投機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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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肥料行業必須進行供給側改革 不改革就死路一條

化肥行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

3月26日,在肥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研啟動儀式上,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劉誌仁稱,當前化肥需求量在下降,價格也在下降,企業虧損已經成為常態,必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於一些特別小、能力特別弱、產品特別差的企業,他認為,顯然不能像鋼鐵和水泥那樣采取行政辦法將其淘汰掉,必須要采用市場的辦法。優勝劣汰將是未來的大趨勢。只有不斷創新、擔當起國家責任的企業才會往前走。企業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沒有改革就沒有出路,不改革就死路一條。

在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由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工信部原材料工業司、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指導,金正大集團跟7個行業協會聯合發起的肥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研也於是日正式啟動。

據了解,本次調研以“中國肥料產業升級之路——大聯合大協作”為主題。活動將歷時一年,通過走訪和調查,一方面把脈肥料行業發展痛點、發掘改革典型和總結轉型經驗;一方面搭建產業協作橋梁,加速推進肥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調研深度聚焦氮肥、磷複肥、鉀肥、新型肥料等領域,采取蹲點采訪、專題座談、問卷調查、閉門研討、舉辦肥料企業家沙龍或領袖峰會、技術培訓等多種形式,通過走訪和調研全國百家企業和種植大戶,推動形成聯合協作的轉型氛圍,並形成第一份《肥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調研報告》。該報告將作為行業智庫的重要成果,於2017年底前面向社會發布,交流典型經驗,推廣前沿技術,記錄改革進程,為企業、行業和政府提供決策依據和重要參考。

化肥行業形勢不容樂觀

化肥工業為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業生產做出的重大貢獻自不必多說,但也面臨著產能嚴重過剩、養分利用率較低、不合理施肥導致生態環境承壓和資源能源浪費等一系列問題,面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和有機肥替代化肥試點的推進,化肥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增大。

作為全球最大的化肥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的傳統肥料產能過剩矛盾日益突出,化解過剩產能任務艱巨。據行業協會統計,2016年中國尿素產能約8000萬噸,產能利用率78%;磷肥產能約2370萬噸(折純),產能利用率69%;複混肥料產能利用率30%,新型肥料占比仍然過低。

近年來,化肥行業受產能過剩、產品同質化嚴重和各項優惠政策陸續取消等因素影響,化肥生產成本逐年上升,經濟效益持續下滑,已經威脅到行業健康發展。“十二五”期間,氮肥、磷複肥行業的平均銷售利潤率分別為1.66%、3.10%,均低於6.30%的石化行業平均值。

進入“十三五”,化肥行業低迷的局面進一步加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氮肥全行業虧損222.8億元,較2015年增虧193.9億元,行業虧損面50.7%。磷肥全行業利潤6.4億元,大幅下降71.7%,行業虧損面26.9%。鉀肥全行業利潤24.3億元,大幅下降40.7%,行業虧損面34.2%。

化肥產業大而不強,在出口方面,局限於低水平出口,面臨著國際競爭力整體不高的局面。據中國海關統計,2016年,中國出口肥料同比下降21.5%,出口額同比下降39.5%。以尿素為例,出口量同比下降35.5%,出口額同比下降49.8%。這主要是由於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相對較高,加之美國頁巖氣革命為其帶來充裕的廉價能源,使得中國尿素出口面臨巨大的成本壓力。

當前,國家大力推動節能減排、環境保護及農業可持續發展,相繼頒布了“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關於推進化肥行業轉型發展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等相關政策,這些舉措對行業綠色發展和轉型升級提出了日益緊迫的要求。

如何在資源環境硬約束下,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提升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是全行業必須應對的一個重大課題。湖北宜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張新亞稱,在過去,化肥是個寶,現在是棵草。如果再不進行改革,就要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對於改革,他說,現在大家正在改,百花齊放,但是亂改的情況也比較多。需要制定標準,不能亂改。類比保健品,他提到,化肥已經跟保健品一樣,企業讓莊稼吃保健品。那麽,這個保健品是否應該吃,以及吃過量或者吃錯了,是否要花錢吃,都需要打一個問號。

肥料行業率先著手調研

當前,已經到了我國肥料行業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只有通過轉型升級才能推動行業化解過剩產能、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核心競爭力。在啟動儀式上,金正大集團董事長萬連步表示,面對當前緊迫的形勢,化肥行業必須改變過去企業單打獨鬥的局面,全面樹立大聯合、大協作、大發展的理念,通過集聚行業優勢資源和開展上下遊聯合協作,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化肥產業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推動實現化肥行業綠色可持續發展。

他提到,亟需對全行業、上下遊進行一次全面的調研考察,摸清產業家底,發現行業發展的難點痛點,總結改革經驗,探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決方案,為決策提供參考。這也是發起此次調研活動的初衷。

近年來,金正大通過整合全球資源,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起草制定和收購國際領先的肥料制造商,在全球範圍內提供化肥增效解決方案,不斷引領著我國肥料產業的技術升級和轉型發展,並致力於從肥料制造商轉型成為“制造+服務”的作物營養解決方案的提供商。

劉誌仁也提到,這次調研結果對肥料行業來說非常重要,調研要抓焦點、抓重點、抓實情、抓典型、抓制度。從全國來看,肥料行業可能是第一家先動手搞結構性改革調研。他表示,國務院參事室正在撰寫化肥方面的建議,一是如何把化肥企業走出去納入到國家的走出去戰略中,二是希望國家盡快出臺支持化肥企業走出去的政策。

現代農業的發展離不開肥料產業的支撐,推進農業的結構性改革,肥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由單純的提供產品向提供產品、技術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轉變。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司長曾衍德認為,通過深入調研,理清發展思路,明確目標任務,為肥料產業適應新的農業要求,加快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支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工信部原材料司石化化工處副處長張凡對此表示,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產品結構與農化服務不能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節能環保和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不高,這些問題既是化肥行業發展遭遇的痛點,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力點。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傅向升認為,要通過這次調研,既為化肥行業和廣大化肥企業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可供借鑒和可操作性強的典型案例和方案,也為不同地域、不同作物的科學合理準確高效地使用化肥提供可靠的依據和重要的參考。

國務院 國務 參事 肥料 行業 必須 進行 供給 改革 死路一條 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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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室召開研討會 就樓市長效機制聽取意見和建議

近日,國務院參事室召開國是咨詢專題研討會,就“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聽取意見和建議。會上,多位國務院參事、特約研究員表示,解決普通人居住的問題,讓百姓住有所居,是建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最主要的目標。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明確定位。2017年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那麽,如何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房地產不是資產,它就是消費品,這是一個方向性問題。我們不僅要遵守市場規律,還要遵守社會規律。

建立平穩健康的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要對癥下藥,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發展需要的房地產政策。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李慶雲說,“應盡快把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制度,用棚戶區改造同等政策解決符合真正落戶條件農民工家庭住房問題。”

住宅用地供需關系的不平衡也是影響房地產市場穩定的重要原因。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車書劍提出,住宅用地總需求量每個城市要有計劃、有保障措施,特別是一二線城市,要合理增加住房用地,控制商業用地。對於保障房、公租房、棚戶區的用地要切實保證。

加強金融、銀行業的監管,對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同樣重要。假如房地產市場過度投資,房地產泡沫將難以控制,房價也會很難下降,穩定健康的房地產市場更是無從談起。車書劍建議,要強化對房地產信貸總量的有效控制,規範房地產的融資行為,抑制房地產市場過度投資和房價保障,從根本上控制信貸資金的過度流向房地產。

當然,一個平穩健康的房地產市場也離不開法律的保障。“要盡快出臺到期房地產土地使用政策和實施辦法,穩定市場,穩定民心。”原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參事劉桓表示,“總理已經明確70年後是增續期而且免費的,但目前還沒有政策出來,一定要有法律法規出臺。”此外,多位參事還提到建立完善的租房市場,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從立法層面上規範租賃關系。權責明確了,租房市場才會更加規範有序,不論是租房者或是租賃者,權益也會得到更好地保護。

國務院 國務 參事室 參事 召開 研討會 研討 樓市 長效 機制 聽取 意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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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參事盛松成:縮表不等於緊縮 擴表不意味著寬松

據國際金融報5月17日報道,央行參事、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發表“央行縮表與貨幣供給”的主旨演講,他表示央行縮表不意味著緊縮,當前中國依舊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盛松成從貨幣理論角度對當前央行的貨幣政策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貨幣理論主要有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兩種理論。“貨幣需求理論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供給理論形成才幾十年,最有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施瓦茨和卡甘等人提出的理論,用公式表示就是‘M=mB’,其中,M是貨幣供應量,B是基礎貨幣,m是貨幣乘數。”

“首先,基礎貨幣B,又叫做高能貨幣、貨幣基數,它有四個特征:(1)它是貨幣當局的主動負債,(2)它能為貨幣當局所直接控制,(3)它的運用能創造出多倍於其自身量的存款貨幣,(4)它是商業銀行及其他存款機構的負債產生的基礎和貨幣供給的制約力量。”盛松成講到。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盛松成表示,通貨和存款準備金,這兩項加起來就是基礎貨幣,中央銀行的負債並不都是基礎貨幣,央行縮表不等於基礎貨幣減少,央行擴表也不等於基礎貨幣增加,而對整個社會流動性有影響的是基礎貨幣。

對於基礎貨幣的影響因素,盛松成講到,中央銀行傳統的三大政策中,只有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影響基礎貨幣,存款準備金政策不影響基礎貨幣,而只影響貨幣乘數,但貨幣乘數還受其他因素影響,不完全由央行控制。“比如說降準就是寬松政策,降準以後,如果是影響基礎貨幣,那一定是基礎貨幣減少,如果降準減少了基礎貨幣,那就說明是緊縮政策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事實也不是這樣。”盛松成表示,降準並不影響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的變化是由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里面資產端和負債端的有關項目變化引起的,降準只是影響貨幣乘數,因為降準使一部分法定準備金變成了超額準備金,就有可能促進商業銀行的貸款,從而提高貨幣乘數,進而增加貨幣供應量。此外,盛松成指出,貨幣乘數不僅僅是中央銀行決定的,還與公眾和銀行行為有關。

盛松成提到,2014年以來,外匯占款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為保持貨幣供應的平穩增加,人民銀行一方面通過降低準備金比率提高貨幣乘數,另一方面通過公開市場操作、PSL、MLF、SLF、SLO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基礎貨幣。其中,2015年人民銀行資產規模縮減最為明顯,全年縮減2.04萬億元,同期基礎貨幣縮減1.77萬億元。期間,由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四次降低,貨幣乘數提高,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3.3%。

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放松。“比如說二、三月份我們資產規模分別縮減了2798億和811億元,但是貨幣乘數上升到5.29倍,M2增長10.5%。”盛松成表示,這其中還有春節因素的影響,存在季節性的變化。“一月份由於春節影響,所以春節前往往是大量的貨幣投放,而二、三月份會貨幣回籠。”盛松成表示,央行資產負債表里還有政府存款,這並非全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行為,而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負債,所以縮表不等於緊縮。

盛松成講到,2017年4月份是擴表,但是擴表不等於貨幣擴張。“因為我們央行總資產增加了3943億,其中,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增加了3850億,這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實現的,從負債端看,政府存款增加了,因為四月份是交稅的高峰期,但是儲備貨幣是減少的,基礎貨幣減少了近三千億。”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也不意味著貨幣放松。

對比美聯儲縮表問題,盛松成指出,在美國情況不同,美國是主動縮表,中國不存在主動縮表的問題,中國以前也有過縮表,但都不是主動的。盛松成表示,從2008年至今,中國央行9年當中擴表1.7倍,實際上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還沒有經濟擴張快。而同期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大了5倍,美國的GDP平均2%,所以要縮表,“不能美國一縮表就覺得我們也要縮表,完全兩回事。”盛松成指出,目前美國經濟已恢複,所以要縮表,同時美聯儲主席還提出兩個縮表理由,一方面是想減少美聯儲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美聯儲現在縮表,也能在未來經濟下行的過程當中有機會擴表。

盛松成最後總結稱,中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和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有很大的區別,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寬松。我國央行如果縮表也不是主動的,而且不存在大量縮表的問題,當前我國還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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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參事盛松成:若只應用在虛擬貨幣,區塊鏈就沒有前途

區塊鏈的話題熱度隨著比特幣價格這兩年火箭般的走勢居高不下,在博鰲亞洲論壇現場,分論壇“再談區塊鏈”現場座無虛席。

央行參事盛松成在分論壇上直言:“如果區塊鏈主要放在虛擬貨幣方面,我覺得區塊鏈是不會有前途的。”

盛松成分析,區塊鏈是一門技術,比特幣是虛擬貨幣,只是區塊鏈的一種應用, 因為虛擬貨幣本身不是貨幣。經濟調控主要靠財政貨幣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靠國家控制貨幣的發行權,這就是法定貨幣。如果虛擬貨幣泛濫是法定貨幣,貨幣政策是無法執行的。所以區塊鏈不要用到貨幣方面,這是沒有前途的。

除此之外,盛松成還建議,區塊鏈不要用在金融方面,因為現在實際上傳統的金融的支付系統,已經基本上能滿足日常支付的需要,區塊鏈技術用到金融支付上效率反而低;而反洗錢、反偷稅漏稅的功能銀行卡之類都已經實現了。

對於區塊鏈的發展,盛松成認為,要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要把區塊鏈應用到實際場景中,而不是從貨幣去談區塊鏈。如果在這一方面可以做成,法律、制度、技術都將不是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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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劉堅:發展縣域經濟要一二三產業融合

“我國縣域經濟面臨巨大發展機遇。”國務院參事劉堅21日在第二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我國消費結構處於變革升級階段,無論是工業、農業,必須敏銳地註意這個問題。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關鍵的是把產品質量搞好、品牌建設好。只要有核心技術、核心產品,農業、工業和縣域經濟就會蓬勃發展。”對於如何建設有競爭力的產品,劉堅提出,第一要誠心,第二要匠心,第三要耐心,第四要有信心。“創造一個好的產品,沒有誠心是不行的;要有匠心,才能沈下心來;縣域經濟的結構調整中,要有做事業的耐心;把產品做到極致,同樣可以掙錢,這就是信心。”

他認為,就農業抓農業是不行的,必須一二三產業融合,農業才有競爭力,才能成為吸引人的產業。

“我們需要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思路要從過去的消耗能源、消耗資源轉變為綠色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縣域經濟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劉堅說。

對於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院長顧強表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廣大縣域的成功轉型。他認為,產業新城正成為縣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

顧強表示,中國縣域經濟必須轉向高質量發展。他認為,在轉型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好兩大痛點問題:第一,產業因缺乏城市而孤島化;第二,城市因缺乏產業而空心化。

他建議,每個縣域應該具有符合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的一套產業與城市發展相適應的綜合解決方案,用產業新城的建設運營模式,實現產城融合、城鄉統籌、宜居宜業、民生幸福的新發展理念。

目前,在圍繞產業新城這一發展模式,已經形成了河北固安、浙江嘉善、安徽來安、河南武陟等一批依托產業新城模式實現縣域經濟轉型的典型案例,並由此形成了以華夏幸福等企業為代表的社會化產業新城運營商這一新生產業生態角色。

此次論壇還發布了2018中國縣域經濟創新驅動指數,北京市海澱區、廣東省南山區、北京市朝陽區、上海市浦東新區、廣東省天河區等20個縣(區)入選。

泓谷(北京)技術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徐菁蔚表示,研究2018中國縣域經濟創新驅動指數發布,有助於降低驅動區域新發展過程中的攀比性;有助於探索總結示範性、推廣性,創新驅動發展模式,找出“創新驅動”基準線,指導我國其它區域繼續深化改革發展;有助於提升創新驅動綜合實力。

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提升創新驅動,徐菁蔚建議,要在強化國家空間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建設進程中,構建軍民融合、軍地一體的創新驅動發展格局。

同時,對有待提升的縣市區,徐菁蔚建議,要深入研究資源稟賦,立足自身發展基礎,結合變革與創新方式方法,擴大政府引導力量,激活民間創新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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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參事﹕有需要可加息 避明年初集中購匯「該出手時就出手」

1 : GS(14)@2016-12-04 12:32:49

【明報專訊】人民幣匯價近日回穩,但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表示,現在是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最佳時機,以免明年初內地居民可以動用新一年購匯額度時,會出現集中購匯的情况。他更提出加息的建議,強調「該出手時就出手」。分析普遍對其加息建議持負面態度,認為會損害經濟,且認為政府仍有更多不同的方法調控匯率預期。

明報記者 武君

人民幣匯價在經歷連續三周的跌勢後,在上周回升,周五在岸及離岸人民幣分別收報6.88及6.87,全周累升0.56%及1.1%。

人民幣匯價4周以來首回升

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昨日表示,目前人民幣貶值預期尚可控,可以用較低成本穩定匯率,降低恐慌情緒,避免外匯儲備不保及匯率失守的雙輸局面,因此現在是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最佳時機。

至於如何調控,他認為應加強輿論引導,令市場預期更為理性,更多地回歸經濟基本面。而且由於市場利率一直上行,若形勢需要,「個人覺得加息也是可以考慮的」。

他又特別提到,明年1月起,內地居民可以動用新一年的購匯額度。他認為,要避免讓公眾處於恐慌,以致集中於年初購匯,導致人民幣的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強。因此,要提前調控市場預期,故現時「該出手時就出手」。

盛松成原為人行調查統計司長,曾在今年7月指出中國已陷入「流動性陷阱」。其後他調任參事。參事為人行的司局級單位,主要就政策提出建議。

復旦學者﹕經濟剛企穩 非加息時機

對於盛松成的加息論,學者及分析員紛紛持相反意見。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學彬表示,中國經濟剛剛企穩,並非加息的好時機,雖然10月後貶值速度較快,但全年跌幅仍不算大,沒有到了為防止貶值而加息的地步。况且,人民幣貶值主要因為美元強勢,中國利率本身就高於美國,現時資金是因憧憬美國強勁復蘇而再次向美國流動,加息也遏制不了。

廖群﹕穩增長任務艱巨 加息不可能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經理廖群亦表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中國出口的前景不明朗,房地產市場又冷卻,明年「穩增長」的任務較艱巨,不大可能加息。况且,若人行要捍衛人民幣,可動用外匯儲備,或像此前規管地下錢莊、境外購買保險等,未至於要加息。

近期先後傳出內地加大資本管制的消息,包括限制企業海外收購及減少黃金進口等。而內地媒體引述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指,美國加息或將加劇中國資本外流,政府會密切觀測市場變化和資本流動情况,但強調會繼續推進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在內的改革方針。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2718&issue=20161204
人行 參事 需要 加息 明年初 明年 集中 購匯 出手 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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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M2增速明年重上10% 人行參事:去槓桿奏效

1 : GS(14)@2017-10-29 22:26:05

【明報專訊】在金融去槓桿影響下,今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M2)增速明顯減慢,增速由今年初的11.3%,下滑至9月份的9.2%。不過,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昨出席論壇時表示,因為今年去槓桿取得成效,明年有關因素的影響將會減少,預期明年M2增速將回到10%以上,收窄與社會融資規模增幅的差距。市場人士認為,上述言論不代表內地在去槓桿方面鳴金收兵,估計未來兩三年貨幣政策仍會溫和收緊。

明報記者 歐陽偉昉

盛松成表示,目前導致M2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金融去槓桿,減慢存款類金融機構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的增速。2017年9月底,存款類金融機構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同比增長10.5%,增速按年回落41.6個百分點,對M2變動的拉動率僅為1.1個百分點,相對去年同期的6.9個百分點,這個因素令M2增速按年回落5.8個百分點。

縮窄與社會融資增速差距

盛又表示,最近貨幣信貸收支表中的人民幣貸款,小於社會融資規模中的人民幣貸款,因為社會融資規模是不包括金融機構之間相互貸款,因此說明存款類金融機構對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貸款呈負增長,金融去槓桿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

因此,盛松成預計,因為今年金融去槓桿取得明顯成效,M2增速將上升,明年有可能回到10%以上,同時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差距將逐步縮小。他又預計,人民幣匯率會比較平穩,介乎在6.5至6.6之間,流動性也會緊中趨緩。最近中國10年國債利率上升,他指難以預測短期走勢,惟長期利率再繼續上升的概率不大。

銀行家﹕將着重投放實體經濟

資深銀行家陳鳳翔認為,明年M2有機會回升10%,不過他認為資金投放將會着重於實體經濟,而非平均投放,如同早前定向降準,支持小微企業和農戶生產經營等。

廖群﹕去槓桿未完成 不會重返10%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則表示,去槓桿尚未完成,現時約9%的M2增長比較健康,不認為明年會升回10%水平。他表示,雖然已理財產品已經開始清理,不過槓桿依然比較高,還需要繼續去槓桿。另外,從貨幣政策角度看,今年經濟增長應可超過6.5%的目標,預計明年增長與今年相若,因此毋須進一步寬鬆。

他又指M2不應高於名義GDP增長,因此現時9%水平已經足夠高。他預期未來2至3年還可能溫和收緊,有助進一步減少槓桿和債務。不過,社會融資規模和M2的距離有可能收窄。

中國M2今年增速由年初的11.3%不斷下降,8月份曾低見8.9%,不過9月份回升至9.2%,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社會融資規模均高於市場的預期。同時,反映影子銀行活動的委託貸款餘額和未貼現銀行兌匯票,9月份創出半年新高。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0109&issue=20171029
中國 M2 增速 明年 重上 10% 人行 參事 槓桿 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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