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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產業鏈如何在副區長手中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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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8日下午,穿著深灰西裝,頭髮花白的陳猛站到了審判席上。

陳是原上海市普陀區區委常委、副區長。他涉嫌受賄1548萬元一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去年8月,陳猛因「違紀」被上海紀委「雙規」,9月被檢察機關批捕。

陳猛被指控的案情,全都發生在他作為松江區副區長工作期間。

在上海,一般說來,普通土地項目所涉各個環節的審批流程,是由企業和區裡相關業務部門對接,但這些部門受制於權限和級別,很多具體的事情,都是由區裡分管城建的領導「說了算」,這個職位的「含金量」是很多市一級政府部門同級職位遠不能比的。

陳猛分管城建,並盤踞這個職位八年之久。此時,適逢這個上海西南遠郊區域的大舉開發建設階段。借他之手,權錢交易滲透到了土地項目從收儲、動遷、規劃、建設到糾紛處理等各個環節。

隨著庭審的展開,可以清楚看到,土地鏈條是如何在陳猛手中環環潰爛的。

你買地,我收儲

2004年以來,馬建平通過波頓實業下屬企業和陳猛妻子梅曉嵐合資成立的兩家合資公司賬戶轉款等方式,陸續給陳猛輸送了千萬巨款。

陳猛被控受賄金額中,有逾1100萬元來自一名餘杭商人──上海波頓實業集團實際控制人馬建平,上海市紀委也是在掌握了馬建平對陳猛的部分行賄行為後,對陳猛實施了「雙規」。

波頓實業的主要業務是房地產開發和建設施工總承包管理。經過陳猛「同意」批覆,2004年波頓實業旗下的上海松江建設工程總承包公司得以在松江成立,以順利在松江承攬房屋、公路和市政工程的建設項目。

除此之外,波頓實業2006年註冊了一家麗都新苑置業公司,從松江一家工廠手中收購的一處廠房及6萬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權,在陳猛「審批」之下,2008年這塊地就被松江土地發展中心以1.58億元收儲。

法庭上,公訴人僅稱陳猛上述舉動是為馬建平「謀利」,但未公佈馬所謀到的利益數額。網上有對這項交易的公開舉報,稱補償評估時涉嫌虛構工程和租戶來獲利。

那時,上海正遭遇金融危機和房地產調控的雙重衝擊,房地產市場頗為蕭條,這樣的收儲對馬建平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

作為回報,2004年以來,通過波頓實業下屬企業和陳猛妻子梅曉嵐合資成立的兩家合資公司賬戶轉款等方式,陸續給陳猛輸送了千萬巨款,其中有兩百萬甚至是裝在兩個旅行袋裡直接交到梅曉嵐手上。據陳猛交代,這些錢主要被用來買房了。

此外,在2005-2007年陳猛每年一次的出國考察前,馬都會精心準備好一萬美元現金奉上,對梅曉嵐,馬建平也有價值三萬多的LV手錶伺候。

公款送別墅,下級送上級

2007年,新橋鎮拿出250萬公款為陳猛付清了聯排別墅剩餘房款、繳了稅,還配了家具。這筆錢是鎮有關領導打虛假報告以土地補償款的名義從鎮裡支出了這筆錢。

陳猛有一筆250萬元的受賄,還是來自下級政府的公款。

根據檢方指控,2004-2007年間,在嘉金高速公路松江區新橋鎮路段改建工程實施中,在陳猛的協調下,原計劃由新橋鎮承擔部分建設任務和費用,被轉交給松江區建交委負責以及出資。

作為感謝,2007年陳猛以他哥哥陳勇的名義購買聯排別墅時,在陳猛繳納了100萬的首付款後(事實上這筆錢也是來自馬建平的行賄),新橋鎮拿出250萬公款為其付清了剩餘房款、繳了稅,還配了家具。

儘管在陳猛案中,原新橋鎮副鎮長沈英是個人行賄,但就記者瞭解,這筆行賄是沈英和原鎮長梁愛軍等幾位領導討論集體決策的,由沈英負責操作。她找了一 家房地產企業,以虛假報告套取土地補償款的名義從鎮裡支出了這筆錢。陳猛稱,他在被紀委「雙規」後,主動交代了這件事情,但其說對新橋鎮方面用公款為其購 買別墅的事情,毫不知情,只知道是他們幫自己「解決」了。

陳猛交代之後,已官至鎮黨委書記的梁愛軍和沈英很快被松江區紀委「雙規」並移送司法處置,松江區紀委稱,兩人濫用職權造成集體財產重大損失,同時沈英還被發現存在受賄行為。

陳猛的受賄財物中,還有一塊價值10萬元的百達翡麗手錶,這是一個世界頂級的手錶品牌。

2003-2007年間,陳猛不僅大力推薦上海熙誠置業公司獲得參與開發松江區中山街道「唐宋文化街」云間路舊城改造項目,還出面為其協調動遷安置房源問題。公開資料顯示,這個項目位於上海松江區云間路,佔地53.58畝,計劃的建築面積是3.5萬平方米。

作為感謝,熙誠置業的實際控制人張國奇2006年和陳猛同赴香港時,張在時代廣場給陳買了這塊手錶,按照同行者的筆錄,當時陳猛還「搶著埋單」。

在和陳猛打過交道的房地產企業人士眼裡,陳猛「很會做人」,私下裡口碑頗好。而陳猛「進去」之後,也曾在供述材料裡說自己「哥們義氣」。

容積率新玩法

提高香港一開發商樓盤的容積率和放寬建築高度,這次幫忙讓陳猛收到了15萬美元。

根據檢方指控,2010年11月,陳猛接受了一個名為張延的港商請託,幫助張旗下的上海大得同置業公司在泗涇的住宅項目麗水豪庭,提高容積率和放寬建築高度。

庭審披露的書證顯示,在最關鍵地塊調整意見書上,陳猛簽了「原則同意」,理由是「確保按時完工」。

通過調整規劃提高容積率,來獲得更多建築面積,以實現更多銷售金額,一直是房地產開發領域的一個「潛規則」,過去不少規劃系統的官員,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出事」的。

不過,上海規劃系統一位官員告訴記者,這幾年規劃領域管理趨嚴,很多業務流程都嚴格按程序進行,修改容積率這種敏感事情很難操作。但也有房地產企業 人士告訴記者,此案陳猛的做法,即跳開規劃部門的流程,關鍵一步是搞定區政府分管領導的批示,再轉由規劃部門具體執行,恰好是現今一種業內心照不宣的應對 之道。

法庭上並未公佈容積率的具體變化數字,只透露出這次幫忙讓陳猛收到了15萬美元。

插手土地糾紛得到的好處是50萬元現金,以及女兒13萬港元的「壽險」。

陳猛的另外一樁案情,和五年前在上海鬧得滿城風雨的松江客運中心土地糾紛相聯。

這個規劃面積47萬平方米、計劃投資近20億元的客運中心,坐落在上海「十一五」規劃裡的現代衛星城「松江新城」裡,和松江通往上海市區的地鐵對接,引入幾十條長短途公交線路,並在此修建大型購物中心。

通過招商,松江方面2002年為這個項目引進了從事商業地產的北京莊勝集團,後者之所以願意投資興建客運中心,目的是低價拿到客運中心之外的850畝土地,用於住宅商品房開發的土地。

但這之後幾年,在上海地價飆升、土地批租政策終止、投資商實力不濟等因素的攪動下,上面的如意算盤被打破後,剛完成地下工程的項目停了下來,松江方面承諾的住宅土地亦成泡影,投資方內部陷入無休止的利益紛爭,至2007年事態公開,引來媒體廣泛報導。

項目公司總經理沈偉得找到已相熟多時的陳猛,請他幫忙協調投資商和松江政府方面談判補償問題。

2007年3月,沈偉得把50萬元現金送到陳猛家中,此後四年,沈偉得還在香港為陳的女兒支付了累計13萬港元「壽險」費用。

諷刺的是,五年過去了,這個項目的糾紛至今還未解決,陳猛也在法庭上辯解稱,自己雖然收了沈的賄賂,但還沒機會解決沈偉得請託的事情。

但據記者採訪這樁土地糾紛時瞭解,儘管項目本身紛爭未了,但沈已從松江方面另獲利益。就在這個客運中心旁邊,一塊數百畝的土地,被輾轉操作給了沈偉得的妻子為大股東的一家民營企業,隨後這塊土地被轉讓給上海保利房產進行開發。

陳猛案「發酵」

記者多方確認,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簡稱上海規土局)副局長胡俊,元宵節後被紀檢部門帶走。

庭審時公訴人透露,陳猛被紀檢部門「雙規」後,非常配合,如實交代了自己的受賄情況。法庭上記者亦看到,陳猛連辯護律師也沒聘請,也不接受法庭為其指定辯護人,對所有的指控和證據都「沒有疑義」,他也因此獲得公訴人「從輕處罰」建議。

最後發言時,陳猛坦言,自己只求「將功補過、戴罪立功、重回社會」。在陳猛案發後,已有兩位他的老同事先後被查。

其中,南方週末記者多方確認,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簡稱上海規土局)副局長胡俊,元宵節後被紀檢部門帶走,該局黨委也已小範圍傳達了這個消息。

在這之前,胡俊的分工是「分管總體規劃編制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土地市場監管和執法監察工作,以及信訪、信息公開工作」。接近胡的規土系統人士透露,胡的這塊業務,主要是與「上面」溝通,不太直接對接具體項目。

胡是上海極少有的博士後官員,1990年代初南京大學博士畢業後,到同濟大學攻讀博士後,1997年以同濟大學建築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的身份進入政界,在2008調任上海規土局副局長之前,先後在靜安區和崇明縣任職。

記者致電胡俊辦公室,接聽電話的工作人員表示,「不要找了,你找不到他的」。在上海規土局網站領導名單裡,胡的名字已在2月11日前後被拿掉。

同為江蘇老鄉的胡俊和陳猛,早在1990年代後期就已相識,當時兩人是靜安區房地系統的同事。

陳猛履歷顯示,他1998年到2003年擔任上海靜安區房屋土地管理局副局長、上海靜安置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而胡俊同期擔任靜安區規劃管理局副局長、常務副局長、黨組書記、局長,2003年,兩人分赴松江和崇明任職。

來自司法和規劃系統的多方消息均稱,胡俊事發,恰與此段淵源相關,而紀檢部門早已佈置對胡俊「動手」,只是讓他「再過一個春節」。

此外,2011年9月被紀檢機關「帶走」的原上海國資平台國際集團副董事長祝世寅,1990年代也曾在靜安區長期任職,官至副區長,和在靜安區政壇起步的陳猛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同僚關係。

此前多家媒體報導稱,祝事發於一個國際集團對一個松江房地產項目的過橋貸款問題,而這個項目恰是陳猛當年分管範疇。

胡俊和祝世寅的涉案細節官方尚未披露。陳猛案是否還會繼續發酵,亦不得而知,其一審宣判日期也還未公示。

伴著房地產行業的持續興旺,上海的建設領域一直是官員「落馬」重災區,而土地問題貫穿始末。

社保案以來,已有原上海市房地局土地利用處處長朱文錦、副局長殷國元,原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長陶校興等「土地爺」因受賄、濫用職權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名被判重刑,如今再有胡俊事發。此外,還有陳猛、原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等主事一方的官員,也案發於該領域。

土地 產業鏈 產業 如何 在副 區長 手中 潰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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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淡出一些,要能夠有所不為”訪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浦東新區區長孫繼偉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771

孫繼偉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借‘49條’,能夠使金融中心的地位、功能得到基本確立,圍繞金融中心的建設,還有一系列的功能得到集聚。”

“你看我們有些清單里的有些權力可能幾年都碰不到一次,政府改革不能自娛自樂。”

“上海比較適合集群創新,體現國家意誌、綜合科技創新企業的發展。”

2015年4月27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完成了新一輪的擴區,把從前的28.78平方公里變為120.72平方公里,納入了陸家嘴、金橋、張江三個片區。這三個地方的GDP占浦東新區的80%。也就是說,這次擴區,實際上等同於將浦東新區整體變為了自貿區的試驗田。

2013年9月,自貿區花落上海。一個月後,曾歷任上海嘉定、徐匯兩個區主要領導的孫繼偉,開始主政浦東新區政府,擔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浦東新區區長,幾乎全程見證了自貿區的發展。今年4月,擴區後,他兼任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

在6月的陸家嘴論壇,他表示自貿區金融改革“呼之欲出”,引起媒體爭相關註。2015年7月7日,在浦東新區政府大樓內,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我們的趕考剛剛開始

南方周末:如果給自貿區的現狀與之前的期待相比打分(百分制),你會打多少分?

孫繼偉:說要打分,我覺得挺難的。整個自貿區建設可以分為兩段,擴區之前和之後。擴區之前我認為可以打90分以上。原來在28.7平方公里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內,以管委會的體制,做了不少制度創新,做了第一版的負面清單,成績還是非常突出的。擴區從4月27日才開始,如果比作要考試的話,我們現在趕考也剛剛開始,答卷還沒答完,所以後一段還打不出分。

南方周末:自貿區擴區,對政府而言,最大的變化在哪里?

孫繼偉:擴區之後上海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動,不是用管委會這樣的臨時機構來做事,而是決定把管委會和浦東新區政府合一,就是合署辦公。

上海自貿區今後如果能夠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按照未來改革的需要,改造一個完整的政府,和其他幾個區相比,特點很明顯。

因為我們是一級政府,如果我們能夠完整地按照“負面清單+責任清單+權力清單”這樣的管理模式運行,對於“可複制可推廣”的意義、對於政府自身改革的意義還是非常之大的。

南方周末:具體來講,合署辦公之後,區政府的工作模式跟原來有哪些不同?

孫繼偉:這個問題我們也非常關註。不能合署以後,政府還是原來怎麽做就怎麽做,像人們所講的“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或者“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這個肯定不行。

自貿區沒有單獨的職能局,浦東新區的職能局同時也是自貿區的職能局。實際上現在自貿區有三個內設局(綜合協調局、政策研究局、對外聯絡局),和五個片區局(世博、張江、金橋、陸家嘴、保稅區管理局),擴區之初,在剛剛進行切換的過程中,這樣設置,會有一批人專門琢磨、研究、張羅自貿區的事,隨著政府職能的不斷轉變和完善,到一定的時候,自貿區的職能將會完全按照一個新區政府的正常運轉來做。

南方周末:在簡政放權方面呢?

孫繼偉:昨天(7月6日)下午市里面開了專題會議,主題就是新區政府職能的轉變。第一步,就是市里面的相關部門又下放了一百六十幾項權力。我看到廣東下放了六十幾項權力,覺得我們這個還是有點力度的。

為什麽?因為浦東新區在這麽多年來,所賦有的權力應該比其它區都大,而且市里面已經下放過200多項權力,在這個基礎上又下放了160多項,後面還有60多項準備再下放。

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下放權力並不是簡單地說我浦東新區把該要的權力都要到了。原來是市里批,現在改成區里批,這個沒有太大意義。

我們想拿到這個權力以後,根據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理清楚我們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接下來我們會提出一個減權清單。

去年擴區的時候,我們提出了一個1.0版本的責任清單和權力清單。隨後會做2.0版,這塊還是要花比較大的功夫來做。

南方周末:有時間表嗎?

孫繼偉:有。今年年內要做出來。

南方周末:你比較關註的改革還有哪些方面?

孫繼偉:比如現在在投資領域和建設領域,還是非常複雜。一個項目,從開始立項、拿地,到最後建成,手續極為複雜。他們統計過,從開始拿地到允許建樓,所有手續走完大概要140多個圖章。而且周期非常長,基本上都是一年左右。

這里面還是有很多空間,跟國家有關部委已經溝通了,希望自貿區能夠做一個先行的示範區。

我們總體的思路,就是政府要淡出一些,把社會中介組織能夠引進來,各方的主體責任要明確。現在是政府為整個建築工程的全過程背書,而我們希望引進建築綜合保險、建築師負責制等,通過市場的力量去改變,讓政府管得少一點,同時管得更好一點。

金融改革“很快,很快”

南方周末:在6月底的陸家嘴論壇上,你說新的金融改革政策“呼之欲出”,具體會什麽時間落地?

孫繼偉:很快,很快。就在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會以後,就可以通過。所有的流程都接近尾聲了。

南方周末:為什麽有說是“51條”也有說是“49條”?

孫繼偉:最後應該還是49條。有個別條款,可能因為國家部委還需要斟酌,為提高效率,擱置爭議,一致同意的,就是新的49條。

這對下一步自貿區的金融創新,還有加快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很有好處。金融中心建設是上海的特色,也是上海所承擔的一個光榮使命。中央對上海實際上是寄予厚望,所以在2013年制定了支持金融創新的“51條”,這一次是《關於推進上海自貿區金融創新以及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若幹意見》,也是我們講的49條。

我們希望借這個“49條”,按照我們的預定目標,能夠使金融中心的地位、功能得到基本確立,圍繞金融中心的建設,還有一系列的功能得到集聚,比如說保交所、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

南方周末:這次意見主要突破在哪些方面?

孫繼偉: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應該是沒有問題,將進一步加大力度。還有個人合格的投資者對於境內外投資,也會進一步地開放。

改革不能自娛自樂

南方周末:在5月的一次論壇中,有學者評價對自貿區前一段的感覺是“too small,too slow”(太小,太慢)。現在Too Small的問題解決了,Too Slow依然存在。對此你如何回應?

孫繼偉:太慢,我覺得主要跟人們對自貿區的期待相關。實際上有些舉措、改革,從中央到市里,已經力度蠻大了。但是我覺得跟我們所承擔的使命和要求相比,是還有“Too Slow”的感覺。

現在可能還有一些企業的需求或感受,跟政府的感受還是有一定差異,這是需要盡快填平的鴻溝。我們在自貿區建設過程中,應該更多地按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來,不能改革自娛自樂。

包括在政府行政審批方面,真正要改哪些呢?應該是企業迫切希望的,或者感受特別深切的問題。有些審批、有些權力,可能是企業根本都碰不到的事情,你看我們有些清單里的有些權力可能幾年都碰不到一次,這個對企業來講相對來說意義不大。

南方周末:這些幾年用不到一次的權力比如是哪些?

孫繼偉:比如關於狩獵或者捕殺野生動物的許可,這是目前不大可能在上海做的事,但是作為政府權力它是有的。

南方周末:在3月,美國商會公布了年度調查,他們在上海的370多個成員中幾乎3/4認為自貿區沒有為它們的業務帶來實在的利益;大約一半受訪者表示從自貿區啟動以來還沒發現業務上的任何變化。

孫繼偉:美國商會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後來我們查下來,他們反映的有些情況也是不太準確的,後來我們也跟他們做了一些溝通。我不知道他們當時樣本是怎麽選的,聽取了哪些企業的意見,這些跟我們掌握的情況並不吻合。當然,這可能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自貿區的政策還需要進一步,在更廣的範圍,以更大的力度去推介,境內外企業也一定會在關註自貿區的過程中發掘、抓住發展和壯大自身業務的機遇。

上海比較適合集群創新

南方周末:現在全國的四地自貿區(上海、廣東、天津、福建)管委會之間有溝通嗎?

孫繼偉:有溝通。前段時間,沈曉明書記(上海市委常委、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主任、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和我一起去了天津、深圳自貿區學習。沈書記還應邀到福建去給他們上了堂課,也在那邊學習參觀了一下。

各地都有一些好的做法。他們在創新能力、改革的大膽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南方周末:有參與自貿區規劃的學者說,對於“可複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各地心態不一,地方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只適用於本地,外地的政策倒是能越快複制越好。有沒有這樣的心態?

孫繼偉:我們倒從來沒有這個感覺。因為浦東新區存在和開始的理由、它承擔的使命,就是幹這個的,就是要先行先試,改革創新。

包括今年浦東兩大任務,一個是自貿區的建設,還有是一個科創中心的建設。主戰場是張江。我們提出“雙自聯動”,把自貿區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進行聯動。采取海關特殊監管和電子圍欄的方式,在張江同樣享受原來保稅區的免稅政策。我們還要改變原來孵化器的狀態,原來60%多是國企在做,接下來可能跟一些國際高端的孵化團隊合作,有創業導師,有自己的專業能力,不止是提供廉價的辦公空間。

南方周末:現在深圳的發展勢頭直逼上海,你上次去深圳調研的感覺怎麽樣?

孫繼偉:深圳有很多東西非常值得上海學習。比如有些東西他比我們要大膽,一旦看準了,就幹了。這個我覺得這可能是導致實踐中存在一些差距的原因之一,在有些改革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大膽更灑脫一些。

又比如怎麽樣能夠放手搞活,政府怎麽樣能夠有所不為,上海的政府往往有為的意識比較強,就是管的意識比較強。

真正怎麽樣能夠不為,我覺得是下一步在政府職能轉變中重點來做的。要盡可能少批或不批,政府厘清自己的邊界,也就是跟企業的關系,跟市場的關系,把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區分清楚。盡可能放手,給企業有空間,給市場有活力。

深圳這方面做得蠻好的,因為政府的不為,使得一批草根的、創新的企業能夠起來。現在大家所講的,騰訊、華為……確實出現了很多中國知名的企業。

但是上海還是有機會的。因為在下一輪的,比如科創中心的建設過程中,上海有自身的優勢。譬如大飛機、航空發動機、腦科學、生命科學,它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需要考驗一個城市的底子,這時候上海就會顯示出它獨特的優勢。比如說大飛機、航空發動機,對你的基礎工業、制造業、科研能力,材料科學、基礎科學、應用科學,都是一個全面的考量。

南方周末:為什麽改革開放三十年,浦東也有25年歷史,都沒出現馬雲、馬化騰這樣的企業家?

孫繼偉:我相信今後會有。這是一個經常被說到的問題,但我認為也是一個不準確、不完全說明問題的問題。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質和文化,有自己獨特的科技基礎、人文積澱,從企業發展的角度來說,它會結出不同的果實,很難用一個標準來說明和衡量這些果實。

南方周末:那麽,上海的城市特質究竟適合哪類創新或者哪類企業成長呢?

孫繼偉:就像廣州可以長香蕉,到上海就長不了香蕉是一樣,這是城市的特質、文化的差異性,不能簡單類比。從我自己的觀點來說,上海比較適合集群創新,體現國家意誌、綜合科技創新企業的發展。

我講個例子,上次馬化騰到上海市委做講座,他覺得到了“互聯網+”的時代,上海是很有優勢的。因為“互聯網+”是把互聯網作為一個基礎性的東西,跟原來的產業進行疊加,這時候如果做得好的話,有倍數效應,他認為上海這個方面基礎很好,很有優勢。

我曾經講過,現在大家一提創新就說BAT,現在上海不應該多想這個事情了,應該是更多想BAT之後的事情。

政府 淡出 一些 能夠 有所 不為 上海市 上海 秘書長 秘書 浦東 新區 區長 繼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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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區長辭職賣咖啡,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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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辭職的副區長,顧建偉本人成了創業的最大賣點之一,經常接受媒體采訪。他說:這是噱頭,也有利弊。 (受訪者供圖/圖)

無錫,這座650萬人口、以傳統制造業為經濟支柱的城市,正在力爭成為“互聯網+”後面的那個賓語。它和大部分二三線城市一樣,淹沒在全民創業的喧囂里。

在跨入40歲的當口,副區長顧建偉選擇辭職創業,再拼一把。

在他的選擇里,蘊含的並非是對體制內的徹底失望,更多的,是對體制外更好未來的向往。

比起大多數下海的公務員,顧建偉的選擇顯得更酷一點。

他開了家3W咖啡館,裝修成最時髦的LOFT工業風。

每天,三到五個創業團隊排著隊找他咨詢,從70後到90後,問的內容從怎麽用互聯網思維賣蔬菜,到怎麽用互聯網思維開電影院,什麽都有。“公務員下海潮”與“萬眾創新”,在一個中年男人的身上巧妙地交匯著。

直到三個月前,他還是無錫最年輕的處級幹部,無錫核心城區——北塘區的副區長。他花了17年,從街道辦事員奮鬥到這個位置。而今,他以“創業導師”的姿態“混入”創業大軍。

他說,他的咖啡館“帥到沒朋友”。

為什麽辭職

2015年10月27日晚,四個高中同學在聚餐。除了顧建偉還有一個商人、兩個處級幹部,一個組織處長,一個管招商。

話題是一個物流項目。幾個人熱絡地交流,順帶著評點無錫的互聯網物流行情。組織處長悶頭吃菜,直到有人提到了“黨費”。他眼睛一亮,放下筷子,揮舞起手臂說:“你們不交黨費,那是你們覺悟不夠!”接下來,飯局成了一堂黨章黨紀課。

四十歲的顧建偉看上去仍像一個沈悶的中年“幹部”。襯衫,西裝,皮鞋,用舊的Coach公文包,表情不多,語速平穩。他的談吐帶著些“機關氣”,總是夾雜著“人生”“時代”“世界”之類的詞,也愛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掛在嘴邊。他還經常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據說這能給他帶來“正能量”。

“他完全沒變化。”同學之一說。

當年高考,顧建偉是鎮上考得最好,也考得最遠的。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回無錫當了崇安區的一名街道辦事員,同學的驚訝程度不亞於他這次辭職。

1998年,顧建偉從北京大學政治學專業本科畢業。那一年,江蘇省恢複選調生機制,從高校大規模選拔優秀青年充實到基層,中選則可免去公務員考試。江蘇省委組織部來到北大,找了四五十名江蘇籍學生開選拔會,口號是“到基層去,到一線去,到主戰場去”,結果無一人報名。

作為團校負責人,顧建偉成為最後中選的三人之一。

“如果不去到主戰場,你不會更好地理解這個社會。”二十出頭的顧建偉,就這樣做出了他至今都認為“最符合自己人生價值觀”的決定:“我們北大人希望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捆綁在一起,這是一個偉大精神的核心。”

當年與他一起回江蘇的兩個北大畢業生,只有他堅持得最久。

饒有意味的是,那一年也是後來被視為“中國商業互聯網真正興起”的一年,張朝陽推出搜狐,王誌東創建新浪網,馬化騰創辦騰訊。劉強東也在這一年到中關村賣電腦,開始創業。

顧建偉奔向了他的“主戰場”,一個三五十人的街道辦事處,除了他,全是四五十歲的原國企員工。

“我們認為政府管理是非常落後、傳統的;年輕人很自信,覺得我們應該而且可以推進政府治理體系的改變。”顧建偉曾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精心制作了一份關於社區建設的調查問卷,領導說不錯,可他很快意識到,這其實用不著。“現實的社會是,領導怎麽說,我就怎麽幹”。

17年宦海浮沈,顧建偉幹過旅遊,搞過拆遷,2012年到北塘區後分管招商引資、企業服務和投融資,其間還經歷了幾次官場地震。他只是淡淡地說,“官場就是這樣”。

他的這一路,飯局上的另一位處長是全程見證者。他說,那也是一部血淚史。“我們這個年紀,要做到這個職位真不容易。直白一點,可以說是光宗耀祖了。”

在聽說顧建偉辭職時,他很驚訝,甚至有些羨慕。盡管他自己也知道前路迢迢,“領導崗位有限”;公務員的形象時常被社會妖魔化也讓他有些委屈。“可真的要放棄,還是舍不得,要下很大很大的決心”。

但公務員下海早已不是新鮮事了。2014年,全國公務員報考人數比前一年下降了36萬,2015年又下降了10萬。智聯招聘《2015年春季人才流動分析報告》顯示,2015年春節後,公務員跳槽率同比增長了34%,最熱門的轉型方向是房地產、金融和互聯網。

猶豫了幾年,顧建偉說服了家人,於2015年初遞交了辭呈。

辭職信里,他寫道:“作為一個已經不再年輕的公務員,我希望與年輕人站在一起。”

名為孵化實為地產

“他幹得比我出色”,“如果我來做這個產品,肯定會歪掉的”。

那天晚上——10月29日的創業沙龍,每一個年輕創業者分享完自己的項目,顧建偉走上臺,都會開口先捧場,說這兩句話。

當晚到場的所有創業者、企業家,加起來不到30個,擺好的椅子都沒坐滿。但顧建偉仍然全情投入,講得自己都激動起來。

他說:“我太老了,比不了年輕人。在年輕人面前,我們投降就可以了。所以我沒有重新選擇一個項目來創業,我想算了吧,索性服務於創業吧。”

辭職事件為他帶來了關註。自從3W咖啡開張,他就開始頻繁接受媒體采訪。他還特意觀察了各個媒體如何轉載有關他的報道,如何起標題的規律。盡管一些媒體報道令家人感到不滿,提出抗議。他會告訴前來求教的創業者:“如果你自己有賣點,就把你自己打出去。”

“這是個噱頭,但有利弊。”他很清楚,和大多數下海官員一樣,自己也會招來許多猜想。有人猜測,他是被八項規定“逼”走的,或是為了把黑錢洗白。近年來一個又一個無錫官員的落馬,也很容易被找出來聯系在一起。

他迫切需要一場勝利,這比澄清急迫多了。

顧建偉創辦並擔任總經理的無錫創客空間孵化器有限公司,已經開創了兩個“眾創空間”,還有2個正在籌劃。與北京3W咖啡達成合作,又助力了他的品牌之路。公司共有十個股東,每人占股10%。他為自己選擇了一個創業方向:創業服務。

“不用考慮,(入股)要的。”在接到顧建偉詢問後,顏健鷗連忙點頭。

他是無錫本土互聯網領頭企業——泛亞中國的CEO,顧曾是他的直管官員。兩人的辦公室只有500米距離,顧經常一個電話,兩人就碰頭聊上一陣。而與企業家做行業交流,並不是一個副區長的職責,對仕途也沒有什麽幫助。

“我並不覺得他像領導。”顏健鷗說,他2011年主動認識了身為官員的顧建偉,而顧找他卻從不聊政治,只聊行業。在他看來,顧的創業方向,最大化了多年官場生涯積累的東西——人脈、資源、見識。“他適合做這個”。

“眾創空間”是2015年1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的新概念。無錫市政府緊隨潮流,今年10月印發了《無錫市建設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行動計劃(2015-2020年)》的通知,明確了“加快工商註冊流程、貸款、資金支持、稅收優惠等扶持措施”。顧建偉嗅到的就是這股商機。

江南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副總經理尹雪巖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無錫已有超過40家作為創業平臺的孵化器,其中大部分有政府背景,水平也參差不齊,這類政府背景的孵化器通常是對外招商引資的渠道,以引入稅源和解決就業為目標導向。“名曰孵化器,本質是‘科技地產’”。

一位創業者對南方周末記者抱怨:“他們最經常的服務就是過來收租金。”在無錫新區,他租用了其中一個孵化器的辦公場地,租金甚至高於市場價,只有每平方米每年的營業額達到一定指標,才能拿到補貼,“這和‘孵化’完全背道而馳”。

“就無錫的體量來講,並不需要這麽多孵化器。”尹雪巖說,冗余容易造成資源分散,甚至不必要的惡性競爭;而真正能為創業者創造價值的,可能沒有幾家。

從官場走入商海,顧建偉仍未徹底完成角色轉換的任務。打過多年交道的企業家,現在仍喜歡稱他為“顧區”;如今來向他請教創業資訊的創業者,則喊他“顧總”,而一些更年輕的則喊他“顧老師”。

他自己很清楚:政府背景,帶來的並不全是優勢。

在推介一個教育產品時,他解釋:假設他作為官員到學校推廣,說兩句“校長,你要用我的產品啊”,必定暢通無阻,反而不會關心產品本身的競爭力了。“一定會歪掉的”。

“互聯網+”,希望與困難

“孵化器必須掙錢,咖啡館必須掙錢,不掙錢我們就不做”。

在10月31日召開的最近一次董事會上,顧建偉向股東們宣講:目前收支基本平衡。未來,用服務掙錢有多種方式,能否成功仍需時間檢驗。

他野心很大:打算將“孵化器的運營服務”打包成產品,賣給全國的孵化器;也打算做股權眾籌平臺,還要做私募基金……

這些在北京的創業咖啡館里每天都能讓人耳朵聽出繭子的創意,在無錫卻顯得有些水土不服。甚至,難以理解。

多位互聯網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無錫的互聯網創業項目不僅基數小,體量、層次也遠落後於北京等一線城市。

單從來顧建偉的咖啡館喝咖啡的人身上,都能發現這一點:這里幾乎看不到草根創業者的電腦包,反而是清一色的西裝革履。造訪者的平均年齡不小。

顧建偉雖然期待著更多年輕人的造訪,但現實是:無錫有大量的傳統企業希望完成自己的“互聯網+”轉型,他們有錢,卻找不到方向。

“無錫有深厚的產業縱深,工業4.0是無錫互聯網突圍的機會。”顧建偉在多個場合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在給創業項目做指導時,他也會有意將項目往與本地傳統產業相結合的方向引導。

無錫市人社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主任徐斌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2014年享受開業補貼、小額擔保貸款等各類創業扶持政策的達1.19萬人。其中,無錫特色體現在,“互聯網+傳統行業”模式的電子商務創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這座城市有11所職業技術學院,卻僅擁有唯一一所重點高校——江南大學,依仗這唯一高校資源的江南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孵化項目70%來自江南大學學生。

2015年,科技園前三季度新增了50家師生創業企業。這已經比以往一年半的數目還要多。但對於無錫全市而言,還遠遠不夠。入選江蘇省級孵化器的,無錫只有4個,而蘇州有14個,南京11個。

“這兩年,蘇州、杭州的(政府)支持力度也起來了。如果讓我再選的話,不一定是無錫。”劉飛正是在顧建偉的指引下,放棄了原有的一個“智慧旅遊”創意,轉而專註於“智能設備雲服務”,即為無錫的大批傳統企業提供遠程設備監控,以降低維護成本。

無錫當地一家雜誌的女主編黃倩(化名)1990年代從蘇州來到無錫。“當時的無錫”,到處都在拆房子,一幅熱火朝天的景象。“遠遠把蘇州甩在後面”。在她看來,這些年來的政壇動蕩,對無錫經濟的挫傷很深刻。

剛從江南大學工業設計學院畢業的姚浩已經是第二次創業,現在的項目是一個名叫“十八創”的創業社群與培訓平臺。但他已經不想在無錫待了。

幾個月前,相差18歲的兩人相識。顧建偉十分看好姚浩,姚浩卻有自己的打算。“顧老師在無錫肯定沒話說,什麽都搞得定。”但他的項目是要走向全國的,論資金、資訊、人才這些硬指標,無錫都不是一個互聯網創業者會傾心的地方。他並不認為顧建偉能幫上太大的忙。

他也很不習慣顧建偉團隊里什麽都要匯報的風格。“行政作風有點濃”。

“無錫沒有創業的氛圍,沒有人才,沒有目標用戶。”姚浩幹脆直接將公司註冊在了上海,不久後就打算從無錫撤退。談到無錫的創業環境,他沒有信心,“頂多一些小的技術外包公司能活下來”。

但在顧建偉看來,無錫的互聯網轉型,和他自己的事業一樣,才算剛剛起步。這正是希望所在。“大家相信我,是因為這個時代來了。”

創辦一家半公益性質的孵化器,如何活下去的壓力,直接落在作為操盤手的他的肩上。何況為了籌集入股資金,他自己還背上了不低的債務。

股東之一提出了這樣的需求:他們急需一個成功的案例,一個由自己親手孵化並大獲成功的項目。“哪怕挖一個過來,包裝包裝。”另一位股東附和說。

區長 辭職 咖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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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副區長貪腐“夫妻檔”:其妻擔任“收銀員”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076.html

日前,經中共天津市委批準,天津市紀委就天津市東麗區人民政府原副區長張洪寶嚴重違紀案發出通報。

通報指出,張洪寶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與他人串供,轉移違紀財物;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多次在私人會所等場所接受宴請,借操辦喪事、生日宴之機斂財;違反組織紀律,不如實向組織報告和說明找他人代持房產和企業股份、用他人名義買賣股票等個人事項;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品、禮金等,利用職務影響長期縱容並幫助配偶經商辦企業;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利用職務便利為民營企業主謀取利益,索要、收受巨額財物,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

通報指出,張洪寶把政治理論學習視為“裝潢門面”,雨過地皮濕,根本沒有入腦入心,對黨的十八大後全面從嚴治黨的各項要求更是置若罔聞;目無組織,以“能人”自居,排斥異己;把奢靡生活、貪圖享樂等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廉潔自律方面對自己和下屬執行“雙重標準”,心中沒有戒懼、不知行止。

通報指出,張洪寶眼看著幾年前還不知名的個體老板搖身一變成為大企業家,心里既艷羨又發酸,滋生了“我為他們贏得了好的發展機遇,收些款物就權當是對我這些年辛勤工作的一種補償”的念頭。於是他開始熱衷於與身邊的企業老板拉拉扯扯、勾肩搭背,剛開始只是幾頓飯、幾張卡,日積月累,越陷越深,不給錢不辦事,給了錢才辦事,在東麗人稱“寶爺”。他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把政商關系變成權錢交易的利益同盟,逾越了公與私的界線、紀與法的紅線,墮落為企業老板的私利“代言人”。張洪寶被審查後,東麗區有幹部評價說,“多行不義必自斃”、“自釀苦果自己嘗”。

通報指出,張洪寶夫婦“前門當官、後門開店”,上演了一出貪腐“夫妻檔”。對妻子的戀權貪財,張洪寶不教育、不管理,是非不分,放任縱容,利用職務便利為妻子攬生意,指示或“介紹”企業在其妻開設的公司采購物資。其妻吃慣“甜頭”後,胃口越來越大,在張洪寶管轄區域內成立由自己實際控制的公司。張洪寶親自出馬打通關系,幫助承攬高速公路工程材料供應生意。通過供應大批“冒牌”鋼材,其妻大發橫財,卻造成了極大安全隱患。不僅如此,其妻還擔任“收銀員”,幫助丈夫收錢、收房、轉贓,甚至直接向企業老板索要錢財,成為一個十足的“貪內助”。不少黨員幹部認為,張洪寶是因為“寵媳婦兒把自己害了”。張洪寶自己在審查期間也哀嘆:“縱容無度生禍端,是非不分糊塗官”。

通報指出,張洪寶的違紀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間,沒有人對其及時咬耳扯袖,讓其紅臉出汗。如果能早提醒、常警示,不至於由小過變大錯、由“破紀”到“破法”。

通報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一定要引以為戒,警鐘長鳴。必須始終把理想信念宗旨牢記心中,加強黨性修養,嚴以律己,常修官德、常節私欲,時刻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必須擺正自身位置,正確對待權力,幹凈做事、謹慎擇友,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必須重視家風建設,明辨是非、以身作則,管好家里事、管住家里人,培養清正廉潔家風;必須落細落實“兩個責任”,把握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把功夫下在平時,嚴以監管,知責履責,以嚴明的紀律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天津 一副 區長 貪腐 夫妻 其妻 擔任 收銀員 收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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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區區長換人:張力兵任副區長,代理區長職務

據北京青年報官方微博消息,13日,通州區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三十七次會議,決定任命張力兵為通州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代理區長職務。

據悉,張力兵此前任北京市對口支援和經濟合作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在9月曾被公示擬任區長,當時並未公布是哪個區。

原區長嶽鵬不再擔任,張力兵已經到通州任職多日,並出席了多個政務活動。

張力兵簡歷

張力兵,男,1963年8月生,漢族,北京人,1993年9月入黨,1985年8月參加工作,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大學畢業,高級工程師。

曾任北京市建委工程處副處長,大興縣副縣長,大興區副區長,石景山區委常委、副區長,市對口支援地震災區指揮部前線分指揮部臨時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指揮,市對口支援和經濟合作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副局級)。

2014年12月任北京市對口支援和經濟合作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正局級)。

2016年10月任北京市通州區區委副書記。

北京 通州區 通州 區長 換人 張力 兵任 任副 代理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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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任上海市統計局局長 曾任浦東新區副區長

20日從上海市統計局網站獲悉,網站的“局領導”欄目顯示,周亞任上海市統計局局長、黨組書記。

據東方網9月14日消息,原上海市統計局局長王建平已任上海市審計局局長。

上海市統計局網站截圖

周亞簡歷:

周亞,男,1965年1月生,漢族,江蘇雎寧人,在職研究生,經濟學博士,198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3年8月參加工作。

歷任江蘇省雎寧化肥廠技術科副科長兼廠團委副書記,上海柴油機廠企業管理處綜合管理員,上海市計委長遠計劃綜合處副主任科員、經濟調節處主任科員兼市綜合經濟團委副書記、政策法規處副處長、處長,上海市發展計劃委副總經濟師兼政策法規處處長,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副總經濟師兼政策法規處處長,上海市發展改革委總經濟師,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黨組成員,上海市張江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

2013年08月,任浦東新區區委常委,區政府副區長。

2016年10月,任上海市統計局局長、黨組書記。

周亞 亞任 上海市 上海 統計局 統計 局長 曾任 浦東 新區 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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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靜海區區委常委、副區長顧春瑞被查

據中紀委監察網站1日消息,經天津市委批準,天津市靜海區區委常委、副區長顧春瑞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顧春瑞簡歷:

顧春瑞,男,1963年12月生,漢族,河北人。1982年8月參加工作,大學文化。

歷任子牙鎮鎮長,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管委會主任,區政協副主席,區政府副區長。現任區政府常務副區長。

天津市 天津 海區 區委 常委 、副 區長 春瑞 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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