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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水源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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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丹江口水庫入庫徑流穩定,是南水北調中線穩定運行的關鍵因素。目前來水量減少可能性猶存,取水口調度難題未解
財新《新世紀》 記者 鄧海

 

  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被譽為「水都」。但是,如果丹江口未來水量減少,南水北調工程該怎麼辦?

隨著漢江流域雨季的來臨,7月4日,丹江口水庫終於結束了持續92天的死水位運行。CFP


  這也許並非天方夜譚。7月19日,參與過南水北調中線環評或可行性方案制定的多位長江委退休官員和專家告訴財新《新世紀》,目前丹江口水庫的來水情況確實不容樂觀,水量在總體上可能有逐步遞減趨勢。

  目前,他們正在起草一份非官方報告,希望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重新論證南水北調中線的調水方案細則。

  此時,長江委多個部門的專家和官員也正忙於準備匯報材料。他們需要回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6月4日在丹江口考察提出的水質、移民、環境容量、水資源利用和水生態保護等問題。

  退休者們的報告由鄧聯木執筆,他曾在長江委下屬的長江科學院、長江水資源保護所任職。「我們講的可能會跟長江委的匯報完全相反。」他說。

徑流突變

  隨著雨季來臨,7月4日,丹江口水庫結束了持續92天的死水位運行。

  動工於2003年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主要供水目標是華北,特別是京津冀地區。項目近期從漢江的丹江口水庫引水,簡稱引漢;遠期視發展需要,再從長江幹流三峽水庫引水,簡稱引江。

  長江委水文局退休的教授級高工金棟樑表示,能否確保丹江口水庫入庫徑流穩定,是南水北調中線能否穩定運行的關鍵因素,「但目前看來可能會很成問題,徑流已出現大幅減少」。

  通常而言,河流的調出水量,不能超過該條河流徑流的40%,否則水源地可能出現生態災難。上世紀90年代制定南水北調中線可行性研究報告時,丹江口水庫天然徑流量取值為408.5億立方米。報告將多年平均調水量定為147.3億立方米,約佔入庫徑流量的36%。

  然而,長江委多位退休專家表示 ,自1973年建成以來,丹江口水庫入庫徑流呈顯著減少趨勢。自1990年至今,只有2003年和2005年來水量高於多年平均值。1997年到2001 年的年均徑流量,更是比建庫前減少37.4%。「減少原因待查,但需引起重視。」鄧聯木說。

  漢江水利水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漢江集團)董事長賀平則表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丹江口水庫確有徑流突變情況,但沒有徑流減少的趨勢。他指著牆上的徑流柱狀圖說,「你看看每年來水高低起伏,有什麼趨勢?」

  他邊指邊讀,「1930年到1978年年均入庫徑流量379億立方米,1979年到1990年年均433億立方米,1991年到2002年年均262億立方米,2003年到2010年年均371億立方米」。

  但沒有人否認,丹江口水庫徑流在這些年中確實減少過。鄧聯木認為,如果這種減少連續多年出現,極有可能危及南水北調。

  他指出,1991年到2002年,丹江口水庫年均徑流量262億立方米,若按147.3億立方米調水,約佔徑流量的56%,遠遠超過40%的調 水極值;2003年到2010年,年均徑流量回到371億立方米。若調水量維持不變,也將佔到徑流量的39.7%,逼近調水極值。

  「現在出現連續20多年可調水量難以達到預期的情況,南水北調正式運行以後是否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鄧聯木認為,「說不清」,為此需要就此種情況的根源開展深入調查和研究。

管理難題

  同樣讓他們擔心的,還有水庫上下游用水急增的問題。長江委和漢江集團對此也有顧慮。

  1973年,丹江口水庫初期建成時,同期建設了向湖北供水的渠首清泉溝,以及南水北調中線引漢總干渠的渠首陶岔閘。清泉溝和陶岔引水工程設計引水量15億立方米,為湖北河南兩省360萬畝耕地提供灌溉用水。

  漢江集團水庫調度中心主任徐波表示,當初這兩項工程設計,將每畝年用水量定為417.6立方米,已經很高了。而且因為漫灌用水,實際用水可能遠 遠高於這個量。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王新友證實,兩項引水工程曾經配有相應的用水量,例如清泉溝分配的年用水量為6.3億立方米,但實際 用水量往往超過配額。

  下游地區也有苦衷。在丹江口水庫下游,因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推進,農業、工業和生活用水均增長迅猛。但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調水之後,丹江口水庫下洩水量平均將減少30%以上,下游的湖北襄陽等地水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工作難度加大。

  7月上旬,財新《新世紀》記者在襄陽沿漢江而行,看到漢江多處呈現出溝狀。襄陽市一名副廳級官員表示,國家同意啟動包括興隆水庫、引江濟漢、部 分閘站改造與局部航道整治在內的四項補償工程,以緩解調水對丹江口水庫下游的不良影響,但「基本都是針對襄陽以下的下游,我們的用水問題沒有解決」。

  武漢大學設計研究總院水利規劃技術顧問易賢命,曾經是引江濟漢的可行性研究團隊成員。他也認為,引江濟漢沒有給受南水北調影響最重的襄陽市和荊門市沙洋縣的漢江河段補水,「他們是有意留下湖北這個問題,以便套取中央更多的補償資金。」

  這位老專家對引江濟漢的具體路線和方案也有異議:「政府斥巨資,毀地開挖號稱『我國現代最大的人工運河』的面子工程,使生態補償錯位。」

  前述副廳級官員說,如今襄陽已經提出,將清泉溝水閘溝渠擴展,增加從丹江口水庫取水的量。「清泉溝水閘以前主要是保障農業灌溉,現在生產生活缺水,就不能從中調?」

  盯住漢江水量的不只是丹江口下游的湖北。在丹江口上游,陝西省正大力推進引漢濟渭,且前期工程已經開展。王新友說,在豐水年份多用些水沒問題,但如果枯水年也如此,勢必影響到南水北調(參見本刊2010年第28期封面報導「割據漢江」)。

  管理上的掣肘,亦使水量問題複雜化。早在2000年,原國家計委就核定丹江口水庫供水價格為每立方米工業及生活用水0.024元,農業用水0.012元,批准漢江集團按此收費。

  但漢江集團至今沒有收到錢。該集團和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有限責任公司也都不清楚,兩項工程究竟從丹江口放走了多少水。「我們不談收費,僅僅想安 個水表,兩省的地方政府都不同意。儘管丹江口水庫是個大水缸,但是有兩個水龍頭一直在放水。作為南水北調水源地,你連放水量都不清楚,管理再大的缸,都會 擔心影響向北方調水。」接近此事的人士說。

  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樞紐管理局成立於1978年,1995年改製為漢江集團。儘管保留了「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樞紐管理局」的牌子,但已基本無執法 權。漢江集團的管理範圍,限於水工建築物及大壩警戒區內,對消落區、農業提灌、旅遊開發、引漢渠首等都沒有管理權。管住了水缸,卻管不住龍頭,目前的情況 確實很尷尬。

  有長江委官員指出,「在南水北調工程運行後,能否管理好水源地,將影響到這個調水工程的成敗。」

  目前,長江委正研究對庫區取水口統一管理、統一調度的方案,希望在漢江搞流域管理試點。王新友說,這在枯水年份特別重要,因為需要兼顧南北方、上下游各方的利益。

循環調水

  在1973年丹江口水庫建成時,大壩高度為162米,蓄水水位157米。為了增加水庫向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供水能力,2011年7月8日,大壩已加高至176.6米,蓄水水位增至170米。

  賀平說,大壩加高完成後,丹江口水庫的總庫容將達到339.1億立方米,而論證時採用的年均徑流量為408.5億立方米,這意味著水庫可「吃」下漢江一年來水的83%。此後的丹江口水庫,可將豐水年份的多餘水量存在水庫中,以便枯水年份使用,以豐補歉。

  按照規劃設想,遇到多雨年份,在丹江口水庫蓄滿後,還可將水通過幹線運輸到兩旁的多個配套水庫儲存。如果持續遇到豐水年,丹江口水庫和幹線兩旁的配套水庫都無法再蓄時,則可給沿途城市補充大量的地下水,因此也就有了很多抗旱的「水缸」。

  易賢命則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漢江可調水量畢竟有限,南水北調中線必須依託長江幹流,借助引江濟漢工程,「先引漢、後引江」是確保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可持續調水不可或缺的一環。

  引江工程備選方案眾多,其水源基本都來自三峽水庫。令人憂慮的是,目前三峽水庫的徑流也在減少。根據《三峽壩址徑流特性分析報告》數 據,1991年至2006年9月、10月的長江流域平均徑流量,與1951年至1990年同期系列均值相比分別減少18.4%和14.9%。

  曾經主導南水北調中線環評的長江委水資源保護局前局長翁立達說,長江上游還在修建溪洛渡、向家壩等水電站,建成蓄水後將產生疊加效應,到時候三峽水庫來水量減少趨勢可能更加明顯,而這些水庫本身也可能徑流減少。

  根據鄧聯木、金棟樑的研究,絕大多數處在季風性氣候的水庫,在修好蓄水後都會出現上游來水減少的情況。

  他們的研究受到了新安江水庫的啟發。財新《新世紀》記者幾經周折找到了《新安江水庫對環境的影響初步調查報告》,這本由水利部和電力部責成編寫的小冊子於1981年印刷,已經泛黃和被蟲蛀,它首次承認1960年完工的新安江水庫蓄水後出現上游來水持續減少的情況。

  鄧聯木和金棟樑20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引用了上述調查報告中的數據,即新安江建庫後20多年來,庫區平均徑流量減少17.5%;並指出同期該地區諸河流的年均徑流量減小幅度,遠遠低於新安江水庫。

  兩人還整理了全國多個水庫的徑流和降雨數據,發現長江、黃河、贛江、岷江、清江等河流上的諸多水利工程,都有類似情況。當然,他們無法對這一情況的原因做出解釋,其觀點在學界也存有較大爭議。

  他們認為,按照之前的統計規律推導,丹江口水庫接下來的來水可能總體依舊呈減少態勢,三峽水庫等可能也會出現類似情況。

  「修了這麼多水缸,沒有水裝怎麼辦?」鄧聯木說。

南水 北調 水源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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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沉歷史】南水北調,眾口難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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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開工的六年後,國務院才批准了可行性研究總報告,類似這種先建後批的「特例」在大型水利工程中比較罕見。

東線、中線建設亦有歷史分歧。「長江委認為東線水污染嚴重,中線水量多、水質好,主張搞中線,而水利部更傾向於東線,因為東線距離短,投資少。」

建設資金是比工程「選擇題」更關乎地方切身利益的博弈。「中央和地方數次博弈,爭吵厲害」。

西線還在論證。在張基堯看來「只是時間問題」,而汪恕誠認為「大西線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學」。

這是一項歷時六十餘年的國家工程,跨越大半個中國國土,一期投入近三千億元,已遠超三峽工程。

如今,南水北調中線、東線一期工程畫上句號。

2002年12月27日開工,十年後的2013年9月10日,中線源頭丹江口大壩加高工地上,已看不見工人身影,聽不到塔吊轟鳴。這項南水北調標誌性工程中,丹江口大壩提高至176.6米,丹江口水庫也成為亞洲最大的人工湖。這也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大壩加高工程。

在2013年汛期之後,這項跨世紀的國家工程將要實現最初的設想:一泓清水北送。

從「人定勝天」的革命浪漫主義時代,到科學論證日趨嚴謹的今日,南水北調工程走過的坎坷並不比三峽工程少,爭議從未停止,項目優化、調整從未中斷,利益博弈和妥協也從未停歇。

先建後批的「特例」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國水利建設史上的「特例」。

在工程開工的六年後,2008年10月21日,國務院第32次常委會議才審議批准了《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總報告》。類似這種先建後批的「特例」在大型水利工程中比較罕見。

通常來說,只有完成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初步設計、技術實施設計等規定動作,工程方可開工,比如三峽工程、小浪底工程等。

「整個南水北調工程就像一串聯珠,由一連串的子項目單項工程串聯起來。」2013年9月25日,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調水辦)原主任張基堯說,「其中一些符合規定的單項工程在可研總報告獲批前就開工了,這是允許的。」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工程,就是在2005年9月26日動工的。

穿越眾多河流、山川的南水北調工程整體上分為東、中、西三條調水線路,橫穿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域,涉及十餘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西線因地質複雜、環境脆弱、工程量巨大、技術難度高等多方面原因尚未動工。

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調水距離最長的水利工程。全部完成後,規劃年調水量為448億立方米,幾乎可以淹沒整個北京近3米。

這一水利「巨無霸」最早設想源於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時說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也是可以的」。

26年後,南水北調工程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50年後,國務院審議通過《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時任總理朱鎔基在人民大會堂宣佈工程開工。

儘管多屆黨和國家領導人躬身關心,但這項浩大工程依然一波三折。在張基堯看來,國務院遲遲不批工程可研報告,原因在於工程投資大幅增加、規劃方案遭遇專家質疑、方案修改和變動等。

中線、東線一期原計劃投入一千多億元,但可研報告上報的是2546億元,幾乎翻倍。新增投資中央和地方都難以解決。

張基堯任南水北調辦主任期間,協調工作進行了兩年多。「最後把三峽建設基金轉換成水利建設資金,用於南水北調前期建設,這才解決了新增的一千多億資金來源問題。」

專家質疑也從未停止。如在丹江口水庫大壩是否加高的爭論上,當時一名國家發改委顧問曾遞交報告給國務院領導,認為無需加高。國務院領導要求認真調查並回覆。這種耗費時間的反覆論證並不少見。

「記得2008年可研報告批覆後,我說要想在2010年實現通水是不可能了,通水只能等到2013或2014年。最終,延遲通水方案獲得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委會的同意和認可。」張基堯說,「現在看來,實事求是的調整工期比匆匆忙忙建起來之後出現一大堆問題要好。」

中線、東線的選擇

南水北調從項目剛一開始就面臨選擇。

開建於2005年9月的中線穿黃(穿越黃河)工程,早先就有多方異議。其中以從河底開挖隧洞還是河面架設渡槽的爭論為代表。長江委、黃委會分別領銜制定兩套方案,但直到揭曉前夕,連中央領導的意見都還不一致。

張基堯記得有一次在鄭州聽取方案匯報,長江委、黃委會各拿來一大堆材料,雙方爭論激烈。雙方都幾乎同時已做到初步設計階段,一方考慮公路和防洪安全,一方試圖增加地方旅遊景觀。最終,前者佔了上風,採取隧洞方案。

而實際上,不僅具體項目在做「選擇題」,連是否需要中線調水這樣的「是非題」,也曾爭議不斷。

曾主導過南水北調中線環評工作的翁立達是長江委水資源保護局前局長。據翁回憶,當時水利系統內部就中線有過爭議,焦點是北方地區到底缺不缺水,是否需要調水工程。確定調水工程後,是先上東線還是中線,長江委和水利部也意見不一。

「長江委認為東線水污染嚴重,中線水量多、水質好,主張搞中線,而水利部更傾向於東線,因為東線距離短,投資少。」翁立達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最後,國務院批覆的總體規劃確定整體工程分三線並分期推進。

其中一處細節是,翁立達記得,當時天津一位副市長到丹江口水庫考察後,說我們要中線水,不要東線水。正是這種對東線水源污染的直白抗議,讓以自流引水為主的中線建設提速。

如何讓東線沿途省份有動力治污,這也使了「巧勁」:東線一期受水方從江蘇擴大到山東。「因為(山東)自己要喝這個水,就必須自己治,只要治好了,到那時再調到天津去。」張基堯說,「這也是方案很大的調整,目的給山東壓力,也是一種倒逼機制。」

中央、地方的博弈

在建設資金的投入上,各地似乎並不買賬。

張基堯清楚記得中線途經的河南、河北官員說的話,「我們對北京的支援本來就很大了,結果現在還要讓我們出錢建工程,想不通。」更多的地方領導甚至覺得,「這麼大的工程又不是我們一個省的,應該是中央出錢。」

這是比工程「選擇題」更關乎地方切身利益的博弈。「中央和地方數次博弈,爭吵厲害」。

時任總理朱鎔基的市場經濟思路為各地打開心結。簡單地說,採用資本金制度,就南水北調工程,中央與各地方組成股份公司,誰要水多,就多出錢,多出資本金。

「這樣就使當任領導處在兩難境地,多要水就要多出錢。水要少了,後人有意見,於是形成約束控制水量的機制。」張基堯說,一期工程通水後,城市間水權轉換交易會習以為常,比如北京的水不夠了,可向河北或天津購買。

項目也多有向地方妥協之處。

河南焦作人口過百萬,中線工程線路方案最初是繞過城區。如果穿城而過,需要開挖運河,拆遷量大,水資源保護難度也大。張基堯記得,焦作希望穿城,這對城市發展、景觀綠化有很大促進作用。張去做焦作主要領導工作,但最終在河南省的協調之下,線路還是選擇穿越市區。

然而,河南後來又變卦。「河南省政府領導找到我說,老張,拆遷量太大,咱能不能不從焦作城裡穿了?但是,這個事已經無法改變。」憶及此,張有點遺憾。

類似的遺憾在汪恕誠心頭也曾有過。2011年6月17日,這名水利部原部長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專訪時說,「有些想辦的事情因體制原因,很難辦。」

「南水北調工程本是中國水資源佈局配置的一個組成部分,本該由一個單獨的機構來幹,但實際上沒有,在體制上變成了兩個部門,最後工作落到基層就很難處理了。」汪恕誠說。

「南水北調工程目的就是要讓人民群眾受益,那麼,地方政府代表人民群眾利益,我們有時不能不考慮地方政府的意見。」張基堯說。

水通之痛

2013年10月24日,國務院調水辦大樓入口處的倒計時牌上,距離東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之日只剩最後68天。

實際上,「本月底,東線一期將全線試通水。」2013年10月17日,國務院調水辦副主任蔣旭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東線一期工程全長1467公里,經泵站逐級提水,通過京杭運河輸水並利用沿線南四湖等湖泊調蓄。沿線河流、湖泊污染已成調水之憂。是否遠離污染,另修渠道,這也是規劃時的爭論。

張基堯說,像南水北調這樣的國字號工程,有沒有決心治理好污水也是一種考驗。「水利部長汪恕誠也表示過,如果擔心治理困難而繞開污染源的話,那麼中國治理水污染還有信心嗎?只有通過東線水污染治理,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特色的水污染治理的路子,才能給人民以信心和希望。」

最終,規劃設計部門放棄了東線另修渠道的簡單做法,而選擇線路直接走南四湖。這如同倒逼機制:截至目前,東線水質持續改善,36個考核斷面中全部達標。而在東線開工之初,達標斷面僅有1個。

污染之外,憂患仍在。南水北調工程專家委員會生態環境專家組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擔心:「蘇魯省界的南四湖是我國水事糾紛較突出的地區,省界工程由誰管、採取什麼運行管理模式目前還沒有定論;南四湖地區北調水與當地混合後,如何分配,現在也沒有方案。」

在中線,北京段輸水乾渠除團城湖明渠外均為封閉式,水質污染風險主要來自京外輸水明渠及水源水庫。如果遭遇突發性水污染事件,處理將很棘手。北京市南水北調調水運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員靖立玲於2011年公開撰文稱:「受污染的水一旦進入輸水管道,清除難度很大,還會造成大量的水體浪費;一旦進入自來水廠甚至會引發大面積停水的危險。」

也就是說,輸水水質的安全問題存在不確定性。

原定於2010年開建的西線工程,目前並無動工跡象。這在張基堯看來「只是時間問題」,而汪恕誠有著不同看法,他曾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認為「大西線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學」(詳見南方週末2011年7月1日《汪恕誠:「不能總用災難性後果教育人們」》)。

不過,2013年10月17日,國務院調水辦副主任蔣旭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西線工程相關研究並未停止,而規劃惠及的青海、甘肅、內蒙古、陝西、山西、寧夏等省份,要求西線上馬的呼聲強烈,近年兩會上也有相關提案建議。「我們希望在國家財力允許、複雜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已有系列安排和妥善解決後,還是能夠盡快上馬。」

鉤沈 歷史 南水 北調 眾口 難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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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南水北調改變的小城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1030/267978.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慶寧 “淅川為南水北調做出那麽大的犧牲,不該被忽略。”

自今年7月在北京、石家莊、天津等地巡回舉行淅川移民精神報告會之後,淅川縣成為了移民縣中的“明星”,但淅川當地人卻在如此感嘆。

淅川是河南省南陽市下轄縣,位於豫西南邊陲,豫、鄂、陜三省交界地帶,因淅水縱貫境內形成百里沖積平川而得名。不過,百里平川正被不斷上漲的丹江口水庫——南水北調中線水源淹沒。進入10月中旬,水庫水位逼近歷史最高紀錄160.07米,南水北調中線通水條件愈加成熟。

名不見經傳的淅川,事實上已為這項僅次於三峽的新中國大型水利工程準備了半個世紀。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為修建丹江口水庫,淅川歷時20年移民20.2萬人;進入新世紀,隨著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以及渠首水利樞紐工程修建,淅川再次移民16.5萬人。

同時,因身處南水北調中線核心水源區和首渠所在地,淅川無疑是整個中線工程最重要的水質守護者。當這項“天字號工程的重要任務”與一個正處級小縣城遭遇,後者的政治經濟運行模式逐漸被顛覆和重建。對此,淅川的幹部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移民往事

“什麽是‘移’?‘移’就是連根拔起或斬根拔起,挪到另外一個地方。”對於一輩子都在移民的淅川人,長期關註這一群體的河南作協委員張家本如是形容。“聽說,有家王姓移民,什麽都舍下了,就舍不下老宅子上那棵柿子樹。於是,全家動員挖了個很大的樹坨,繩捆索綁裝上車,運到新家種下,天天盼著它生根發芽。誰知道老樹死了。這家人看著老樹沒有不流淚的。還聽說,張家有條狗被牽到新村後不知所蹤,後來發現它跑回了老家,賴在老窩里不走。老樹死了,是它太難‘移’;老狗不走,也是太難‘移’。動植物尚且如此,何況有情有義的人了。”張家本感慨。

按照“近期引丹灌溉,遠期南水北調”的規劃設想,丹江水庫樞紐工程1958年破土動工,初期正常蓄水水位157米。同期,淅川2396個自然村被淹,2.2342萬淅川人支邊青海。“這是淅川第一次移民。因為水位不斷上升,1961年、1966年、1971年,又有多次移民潮,每次都移民數萬人。這些移民或是遷往外省,或在本地投親,或是依靠安置。但大多不成功。”著有《移民村往事》的南陽移民村張義崗村小學校長張書強回憶,“遷往湖北的淅川移民與當地人關系不和,後來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回鄉。”

即便後來不再外遷他省,這些移民一樣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上世紀70年代的搬遷以後靠安置為主。當時安置房的建房原則是人均半間房,不足部分國家給予補貼,人均補貼標準210-250元。(那些安置房)地基以上的墻壁用上5-7層磚,其余的墻壁全用土坯。由於水位不斷上漲,房子被泡倒了,往後挪。再蓋,再泡倒,再往後挪……挪來挪去,房子質量越來越差,有相當一部分人幹脆搭個草庵住,只有那些要娶媳婦的戶,才住個毛坯房,那已是上等戶了。”張書強在《移民村往事》中寫道。

2002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大壩加高工程及移民遷安任務下達,淅川需移民16.5萬人,涉及10個鄉鎮、64個村的9067戶,動遷人口占庫區搬遷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現在移民是以人為本,既要嚴格執行搬遷政策,又要滿足移民的訴求,搬遷難度仍然很大。”淅川移民局相關負責人介紹。

複雜的移民工作讓淅川以及其他地方政府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以移民試點村張義崗村為例,自2009年8月22日起,鄧州市組織了300多名副科級幹部進駐張義崗村,每人包一戶,協調解決移民的問題。

淅川移民工作自2008年12月啟動,至2011年8月25日結束,歷時兩年零九個月,比原計劃的四年時間大大提前,但也有12位工作人員為此殉職移民前線。

工業與水質之間的衡量

淅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主要水源區、淹沒區和渠首所在地,境內水源區面積為2616平方公里,水庫水域面積506平方公里,占丹江口水庫水面的48.3%,更是南水北調水質保護的核心區域,也是水源地安全保障區。

南水北調,水質決定成敗。淅川主政者的壓力可想而知。“進入‘後移民時代’,我們把‘保水質迎通水’作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確保一池清水入庫。”淅川縣委書記馬良泉在接受《河南日報》采訪時表示。

不過,這也改變了淅川的經濟發展模式。

官方資料顯示,自2003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啟動以來,原本以工業為主導的淅川對南陽泰龍紙業等338家造紙、冶煉等企業實施了關停並轉。另外,對於新上項目,淅川執行著幾近嚴苛的審查,對於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不符合水質要求的,一律不批,先後否決了40多個存在汙染的重大項目。為此,淅川縣財政收入一度下滑40%。

“原來淅川在南陽各個縣區的經濟排名是很靠前,不過,現在淅川已經被其他縣超過了。”淅川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感慨,“領導總強調,淅川是在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補償的情況下,關停了這些企業。其實他很清楚,這相當於砍掉了淅川的主要經濟增長點。但他是一把手,得頂著。”

失去這些利稅大戶的同時,淅川還有一些不得不支出的費用。

1997年,為了解決庫區群眾生活問題,淅川提出“開發水面,水興淅川”戰略,制定了“百里萬箱下丹江”的網箱養魚發展目標。截至去年6月,丹江口庫區淅川境內共有網箱41729個,涉及養殖漁民1.2萬人。

雖然網箱養魚產生的殘餌、糞便會被庫區野雜魚和各種水生生物再次利用,但仍會增加庫區水中的氮、磷含量,對水質造成一定危害。於是,淅川縣政府不再允許漁民網箱養魚。為保證漁民的生活,淅川縣貸款一個多億,專門用於網箱養殖戶的補償。這相當於淅川縣2012年全縣財政收入的近兩成。

“多虧有庫區耕地占用稅等十多億元的國家補貼,淅川縣政府才得以運轉正常。隨著最後一筆庫區耕地占用稅去年入庫,現在縣領導班子坐在一塊談起錢的事,各個不停抓頭。”淅川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透露,雖然國家在水質保護方面有資金支持,但仍避免不了一些計劃外支出,“比如國家出錢,在各個鄉鎮建了汙水處理廠,但廠子建成後的運行費用誰來出呢?”

轉型尋找出路

轉型,成為淅川的必然。

諸如新型工業,目前被允許進入淅川的,更多是一些排放達標的。目前,作為亞洲最大汽車減震器生產廠家,淅減公司斥資15億元建成淅減產業園,旨在打造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如今,已經有60家配套企業入駐園區。

這些新型工業項目大多上馬不久,尚需時日方可產生效益。跟它們相比,那些被關停並轉的汙染企業的轉型更引人註目。

淅川一家年產值將近億元的乳業公司,因為排汙成為當地政府“不歡迎”的企業。後來,這家公司響應淅川“保護水質,生態興農”的要求,成立一家主打丹江口純天然農產品的綠色食品有限公司。這樣,原本默默無聞的企業很快成為南陽市重點培養的上市後備企業。“我們正在籌備新三板上市,還涉及到一些土地證和工商登記手續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縣領導很上心,他不光幫著我們解決,還經常就我們的發展規劃提出一些寶貴看法。”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說,在淅川,像他們這樣順勢轉型的企業不在少數,方向大多是生態農業和生態旅遊。

轉型的不光是淅川的企業主,當地的官員們亦不例外。

“為確保水質安全,前段時間淅川30多個局長全都住在陶岔村派出所(渠首大壩所在地),每個人都是從早忙到晚。這幾乎是整個淅川八成左右的行政力量。”淅川縣委常委陳太良說這話時正在兼具旅遊開發和水質保護功能的陶岔村風情小鎮項目現場視察。

陳太良最擔心的便是所負責工程能否按時完成,“工程總包方不著急,不能按時完工就是罰點錢,但上級對我們的要求是剛性的,完不成就要面臨行政處分。”因為馬上要接受當地電視臺采訪,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的陳太良才在記者的提醒下才刮了刮滿臉的胡茬。

今年以來,淅川縣政府先後出臺了《淅川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印發淅川縣碧水工程實施方案(2014—2017年)的通知》和《淅川縣丹江口庫區及上遊水汙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二五”規劃實施考核辦法(試行)》等文件,前者以臺賬的形式將任務下發給各個局領導,後者則細化了考核規則。

與此同時,由監察局牽頭組成的督查組定期對碧水工程各項工作進展情況進行跟蹤督查並及時通報,通報中不乏一票否決、對主要負責人進行問責、嚴格追究行政責任等嚴厲措辭。

這不是紙上談兵。10月22日,在南陽市和淅川縣合並辦公的保水質迎通水指揮部一樓大廳內,既印有起止時間為9月9日至10月31日的《保水質迎通水渠首重點工作臺賬》,也有用粉筆寫的第51期渠首區域工作督察情況。

“南陽市一位領導來視察時說得很清楚,現在通水在即,誰的工作出了問題,就處理誰。因為你拖的不是淅川的後腿,更不是南陽乃至河南的後腿,而是拖了南水北調這項天字號工程的後腿。”一位國慶期間仍在工作的副處級幹部雙眼布滿血絲,已經有段時間沒睡過好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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