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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壽縣看守所“9·2脫逃事件”一審宣判 3名責任民警被判刑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215

2014年9月4日,央視公布3名逃犯勒死獄警越獄全過程畫面。圖為兩名犯人合力勒住獄警。 (央視視頻截圖/圖)

新華網哈爾濱11月20日電(記者梁書斌)20日上午,哈爾濱市松北區人民法院對黑龍江省延壽縣看守所“9·2脫逃事件”3名責任民警犯罪案件進行了公開宣判,被告人張閣群犯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範德延、張秀利犯玩忽職守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5年和有期徒刑3年。

2014年9月2日4時40分許,黑龍江省延壽縣看守所3名在押人員殺死一名民警後“越獄”外逃。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張閣群系延壽縣看守所所長,被告人範德延系延壽縣看守所主管獄政工作的副所長,被告人張秀利系延壽縣公安局主管看守所工作的副局長。張閣群擅自將看守所值班巡視和監控“二崗合一”“雙人雙崗”改為“單人單崗”。範德延在值班備勤時睡覺。2名被告人對已發現值班民警段寶仁曾違規提審在押人員,看守所存在的警服、警械隨意擺放等違規現象疏於監管。張秀利未按規定指揮看守所每月不少於兩次的安全大檢查。致使2014年9月2日,被依法關押在看守所的另案被告人高玉倫、王大民、李海偉將段寶仁殺害後,逃出看守所。

法院認為,被告人張閣群身為監管場所的負責人,違反規定,擅自決定無權處理的事項,致使被依法關押的3名人犯殺害1名管教民警後越獄逃跑,其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被告人範德延身為監管場所的值班負責人、被告人張秀利身為監管場所的主管副局長,不履行職責義務,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致使被依法關押的三名人犯殺害一名管教民警後越獄逃跑,其行為均構成玩忽職守罪。據此,根據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及認罪態度,法院作出上述判決。

宣判後,被告人張閣群當庭未表示上訴,被告人範德延、張秀利提出上訴。

延壽縣 延壽 看守所 看守 脫逃 事件 一審 宣判 責任 民警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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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零容忍」 才能遏止酒駕歪風 觀念不對、可拒檢測、判刑從輕 導致遺憾不斷重演

2015-12-14  TCW

台灣酒駕情形嚴重,因酒駕死亡人數竟是日本的三.五倍,雖有嚴刑峻法,卻無法落實,加上青壯族群對酒駕的嚴重性認知不足,使得青壯年成為因酒駕死亡人數的大宗,台灣社會應採取什麼行動來遏止?

尋常的周三上午,滿頭白髮的陳敏香來到台北圓環附近一間十幾坪的套房,走進她女兒生前曾居住多年的地方,輕輕擦拭書桌上的醫學書籍,不禁悲從中來。套房主 人是台大創傷醫學部主治醫師曾御慈,也是台北市長柯文哲愛將,兩年半前一場車禍,她的生命就此停留在三十二歲,而酒後開車撞死她的,是一名三十八歲的男 子。

「這是我花多少心血栽培出來的女兒,從小就善解人意又聰明,還沒來得及對社會多一些貢獻,就走了……。」陳敏香談及那場奪走女兒生命的車禍,淚水不斷奪眶 而出,至今她仍難以接受,「每一天,我都活在很痛、很思念當中,想見,卻見不到。」當時,曾御慈所做的肝病研究剛登上國際期刊,也拿到獎學金,準備出國攻 讀博士,並打算去無國界醫生組織服務,許多夢想卻都來不及實現。

青壯居多

「社交型酒駕」戕害台灣

這場悲劇發生在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點,當時曾御慈下班返回新北市土城的住家,途中過馬路遭撞。她的死亡,引發台灣社會高度關注,立法院緊急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案,加重酒駕致死的刑責。

時隔兩年半,陳敏香對女兒的思念未曾改變,但台灣酒駕肇事仍然高居交通事故死因第一名。曾御慈事件發生後,酒駕傷亡數字曾一度下降,從五月的八六六人,一度在七月下降到六三六人,但沒多久即回升到和往年差不多的數量,一個月約七、八百件,並沒有帶來長久的改變。

亦即,台灣駕駛人缺乏「酒後不開車」的觀念,在曾御慈事件後,酒駕傷亡事件因社會議論、警方大規模加強臨檢而降低,但在新聞熱頭過後,又故態復萌。

與鄰近的日本相較,台灣人口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但近三年酒駕傷亡人數,卻高出日本兩倍,其中,光是一四年,因酒駕致死的人數,台灣更是日本的三.五倍。

依據交通部統計,分析台灣因酒駕事故死亡的年齡層,多以二十至四十歲的青壯年為主,在過去兩年,占酒駕致死案件的五至六成。以一四年為例,A1類(編按: 交通事故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酒駕死亡人數一六九人,其中以「三十一到四十歲」的有三十七人,為數最多。

也就是說,在台灣,不管是酒駕肇事者或被害者,多落在青壯族群。「喝酒肇事多是被朋友害的。」從事酒駕研究十餘年的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系教授蔡中志認為,年 輕人酒駕多發生在聚會飲酒作樂之後,也就是「社交型酒駕」。在逐漸少子化的台灣,酒駕成為戕害台灣青壯族群的殺手。

執法漏洞

可拒酒測 駕駛人僥倖心態仍在為何台灣酒駕會如此嚴重?最主要有三大執法漏洞。首先,台灣未落實有關酒駕的交通安全教育,考駕照又很容易,不像日本,平均要考八、九 次才會拿到汽車駕照。蔡中志指出,沒有正確交通觀念就上路,是很大的問題,加上駕照又是終身制,不須換照,駕駛人更輕忽行車安全。

其次,台灣的駕駛可以拒絕酒測,欲以酒測作為預防酒駕事故的機制,成效因此受限。

今年二月,彰化就曾發生一名保時捷駕駛因拒絕酒測,被警方開罰九萬元並扣車吊照,當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最後法院認為,警方只有在「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的情形才能攔測,因此判決原處分撤銷。

「台灣的問題,在於無法落實酒測臨檢。」蔡中志舉例,在香港、日本、英國、美國,駕駛人都不得拒絕出示駕照和酒測,這些都是考駕照時明定的規則,也寫在相關法律中,但是台灣都未明定,才造成駕駛人即使有酒駕嫌疑,也有拒絕酒測的權利。

「新加坡的警察可以守在餐廳門口,只要你有任何意圖酒駕的行為,就會被罰。」蔡中志說,在新加坡,如果一般人喝完酒離開餐廳,有拿出鑰匙走向車子的動作, 警察就可以依據《道路交通法》開罰。但是台灣不然,警察不能等在店門口,只能在酒測臨檢點開單、依一定程序走,這也造成駕駛人的僥倖心態和輕忽。

再者,酒駕肇事或酒駕致死刑責不低,但判刑普遍從輕。台灣因酒駕肇事或酒駕致死的最高刑責,在曾御慈事件後,已經分別修法提高到七年和十年,雖然比日本 低,卻也不輸給其他歐美先進國家。然而,放眼近年酒駕致死判決,法官的量刑都集中在二至五年,包括曾御慈事件,一審法官判五年半有期徒刑,到了二審減輕為 四年半,陳敏香感嘆:「司法判決若如此,社會不會進步。」

加重量刑

判決過輕引爭議 司法院擬標準對此,司法院刑事廳廳長蔡彩貞表示,一四年起,司法院針對全國兩萬三千多筆酒駕判決,其中「酒精濃度」、「前案紀錄」、「交通工具」三項因素 如何影響法官量刑做統計分析,讓法官遇到酒駕案件可搜尋適當刑度。一五年十二月初,再召開「刑法第一八五條之三不能安全駕駛罪」焦點團體訪談,邀集法官、 檢察官、律師、相關NGO(非政府組織)織,討論對現行酒駕判決量刑的看法。

司法院獲得初步結論,將增加「有無載人」、「是否為專業駕駛」、「被查獲地點」、「帶來的危險或損害」及「犯後態度」等五項因素,作為法官加重量刑的參考。

去年五月一日,一道發生在台中的汽車撞擊聲,劃破清晨七點多的天空。一名三十一歲的年輕人,和友人從凌晨二點喝酒到五點,竟然開車上路,還撞上一輛機車。 媽媽送兒女趕上學,在路口等紅綠燈,結果卻分別受輕重傷,就讀高一的女兒顱內出血,最後不幸死亡。陳姓男子撞人後逃逸被路人制伏,酒測值達○.八四毫克 (規定值須低於○.二五毫克)。

事發一年多,《今周刊》前往台中市太平區採訪受害者一家,事故發生當天騎車的母親李復華,因骨盆撕裂傷、大腿粉碎性骨折,前後開了五次刀,人工髖關節使她至今走路仍相當吃力,也只能提前放下她熱愛的教書工作,在家休養。

李復華在一年中暴瘦二十公斤,幾乎天天吃安眠藥才能入睡,車禍中倖存的兒子則陷入重度憂鬱症,先生眉目間盡是藏不住的憔悴。更慘的是,肇事者雖於今年八月入獄,但因名下無財產,民事求償無門,累積的醫藥費、生活費,壓得李復華一家喘不過氣來。

「他們(肇事者)才關個幾年,我們卻要坐一輩子的心牢!」李復華透過網路,結識許多同樣酒駕的受害者與家屬,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經歷,「就是台灣雖有嚴 刑,但是判刑卻很輕。打官司的過程,肇事者有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的免費律師辯護,受害者家屬卻無人提供協助,訴訟成為許多人經濟的負擔。」她憤憤不平地 說。

同樣是飲酒文化盛行的日本,對於酒駕採取高標準的嚴刑峻法。

日本《道路交通法》規定,只要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還未酒醉但是「帶酒氣駕駛」,即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十萬日圓以下的罰金;而若達到「酒醉駕駛」的狀態,則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日圓以下罰金。

他山之石

日本痛定思痛 防酒駕用重典「過去日本的酒駕傷亡事故也很多,真的是透過修法、嚴格執法後才降下來的。」蔡中志說。

○六年,一位福岡市的公務員,酒後駕車撞翻車輛逃逸,造成三名小孩墜海死亡,引起社會群情激憤,促使日本隔年修訂《道路交通法》提高刑度,將酒駕導致受 傷、死亡的最高刑責分別提高到十五年和二十年,同時增訂連坐條款,將道德義務提升到法律層次,不但提供車輛者和酒駕者同罪,甚至賣酒及同車者也要負擔一半 的刑責。

推到極端,在日本公務員與部分企業的管理規定中甚至明定,一旦酒駕被抓,還會視情節輕重予以停職甚至解雇的處分。○二年,日本酒駕死亡事故高達一千件,但在一四年卻降到兩百多件,如此具體的酒駕防制成效,有賴社會大眾及政府「防酒駕用重典」的決心。

防制酒駕無他,唯有加強宣導、強制教育、重懲重罰才得以改善。

台灣社會仍未建立正確觀念,執法層面的嚇阻效果有限,近來民間已展開積極行動,希望「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觀念,能深入人心。

曾御慈事件後,柯文哲募款成立「台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簡稱酒駕防制協會)由曾媽媽陳敏香擔任理事長,希望化悲傷為力量,推動酒駕防制的公益活動。一年多來,透過音樂會、名人代言「愛家人不酒駕」悠遊卡、推動酒後代駕等宣導活動,希望能蔚為風氣。

「這是女兒留給我的使命,酒駕事故仍然天天發生,我想讓更多人知道酒駕的嚴重性。」事發後,幾乎是一夜白髮的陳敏香說,社會是生命共同體,一件酒駕事故,花費的醫療成本,也會動用到納稅人的血汗錢,希望社會能正視問題。

每年年底從聖誕節到隔年的一、二月,適逢尾牙、春酒旺季,是台灣酒駕事故的高峰,《今周刊》與酒駕防制協會十一月起共同發起,邀請企業連署,在公司內部, 以具體行動協助員工落實「酒╱駕分離」觀念,讓「喝酒不開車」在社會中成為常態,讓台灣社會朝「零酒駕」的目標,更靠近一步。你,下決心了嗎?

陳敏香在女兒曾御慈居住多年的套房,整理她留下的醫學專業書籍。

曾御慈(前排右一)曾是柯文哲(前排左二)帶領的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團隊成員之一,但卻因酒駕事件造成台大團隊痛失人才,。

酒駕旺季分布在12月與1月,呼應華人尾牙、新年的飲酒文化。

有超過8成的酒駕者,酒精濃度超過0.56毫克,高酒精濃度駕駛人仍占酒駕肇事案件大宗。

肇事車種以機車占6成,為最大宗,其次為小客車。

肇事時間有4成2發生在晚間時段「18至24時」,其次為凌晨時段「0至6時」。

資料來源:警政署2014年統計資料重懲重罰,

才能杜絕悲劇上演

—— 各國酒駕罰則

國家 每公升酒精標準值

(血液酒精濃度) 罰則

台灣 0.15毫克以上

違反處罰條例 2個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1.5萬到9萬元罰鍰

0.25毫克以上

違反《刑法》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酒駕肇事處1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酒駕致死處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

日本 0.15毫克至

0.25毫克

帶酒氣駕駛 3年以下徒刑,或50萬日圓罰金

0.25毫克以上

為酒駕 5年以下徒刑,或100萬日圓罰金(提供車輛者同罪,同坐者或賣酒者負一半罪刑)酒駕肇事處1年以上、15年以下徒刑;酒駕致死處1年以上、20年以下徒刑

中國 0.2毫克至

0.8毫克

帶酒氣駕駛 罰金200-500元人民幣,吊銷駕照1至3個月

0.8毫克以上

為酒駕 5日以下的拘留,罰金2000元人民幣,吊銷駕照6個月酒駕致人於死,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整理:賴若函

撰文 / 賴若函 、郭淑媛


唯有 容忍 才能 遏止 酒駕 歪風 觀念 不對 、可 可拒 檢測 判刑 從輕 導致 遺憾 不斷 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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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曾健超判刑之前

匿名在吃與盜一文留言, 寫在曾健超被定罪之後:

匿名2016年5月27日 下午8:08

毫無上訴成功機會,不是因為沒有沒有理據(grounds of appeal 其實能挖出幾個的)但原訟庭的老爺們,即使是最寬容的班太,也不會就曾健超如此公然反建制的犯事定罪而撤銷他罪名的。

Ken Tsang is screwed. ...........


先下個注腳, 匿名所指的班太即Judianna Barnes張慧玲法官, 行內人音譯叫她做班太, 大概是坐上高院後才有這稱謂, 以前只叫Judianna。班老先生以前也是高院法官。匿名說班太最寬容, 我的印象是她看誰代表上訴人, 或者是那個裁判官審的案。這一篇不講班太, 只講「建制」這概念, 因為匿名對原訟庭法官保建制的態度似有微言。

甚麼叫「建制」? 不先作介定就可以會有南轅北轍的討論。一聽到「建制」或「建制派」, 很自然就會聯想到「左派」、「保皇」、「親政府」、「親北京」、「親共」, 又或者是「保守」、「反民主」等語帶貶斥的字眼, 而英文會是pro-Bejing/pro-establishment。我相信匿名這則留言提及「建制」這兩個字並非上面坊間具貶斥性那種意思。

「建制」即是建立了的制度, 擁護建立了的制度具負面的意義嗎?

先打個岔。

傳統的民主政黨, 在一小撮激進的港人眼中, 也屬某種程度的「建制」, 因為傳統民主派不激烈、不擲磚、盡量不違法, 違法時起碼會講公民抗命, 而不是罔顧法紀。支聯會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舉行目的和方式, 受到大專學生會的反對, 在這些學生眼中, 支聯會也屬建制, 因為支聯會在保存他們建立多年的悼念六四模式。

言歸正傳。

法律制度是一套經過歷練, 有持續性, 有一定規章及概念貫徹的制度, 法官演譯法律概念, 要參考案例及上級法院的指引, 很自然會恪守建立了的制度。法官這種態度有甚麼不妥當?

論案情, 曾健超可以講自己在行使示威的自由, 潑液是渲洩這種權利的方法嗎? 他沒有上證人台作供, 法官沒有理由去猜測他的state of mind。羅官連示威權利涉及公眾安寧要考慮rationality, proportionality也無需講, 羅官先考慮曾健超是否潑液的人, 再考慮潑液是否構成襲擊的敵對行為(hostile act), 繼而考慮警察是否在執行職務和採取的武力是否相稱。整個審訊程序都是建立了制度, 在這框架內運作, 自然叫建制了, 法官自然需要跟從建制而行的態度, 這種態度, 一點不妥當也沒有。

原訟庭聽審上訴, 也要遵守一定的法則, 如果裁判官在法律原則上沒有犯錯, 正常講上訴得直的空間少, 有些法官只憑自己的喜好而胡亂干擾原審法官的判決, 你叫那種態度做寬鬆或者liberal minded, 我就不敢苟同了。寬鬆或liberal minded, 只適用於法律釋義方面, 或者刑罰輕重方面, 而並不適用於案情事實的裁斷。當然有人會爭論, 上訴本身是一種「重審」, 原訟庭法官有權重新審視案情事實。可是, 重新審視不等如完全取代原審法官的功能, 這方面上訴案例已確立了原則, 耳熟能詳的講周時彬、Raymond Chen等案, 確立的原則是:

就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純在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但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或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會是不安穩的。

原則歸原則, 要干擾就有很多自圓其說的方法, 始終是人在審案, 不是用機器啤出來, 或者應該講不是用3D打印出來, 演譯空間甚大。我講了一大堆, 就是想講法官那種「建制」是正常的態度, apolitical的態度。

不論羅德泉星期一怎樣判處曾健超, 都會有批評的聲音, 也會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去凑熱鬧, 警察又要出動去維持治安了。如果判監, 曾健超也會獲得保釋等候上訴。如果判監而不獲保釋, 主控官別忘記申請Body Order帶他6月1日上區域法院做七警案的證人。嘿! 這也是建立了的制度。這種擁護建制, 有甚麼問題? 人總是對不合己意的事隨便扣帽子, 而不能客觀理性地看待社會正常運作必然需要有一套制度。
寫在 在曾 曾健 健超 判刑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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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市委原常委金程受賄2221萬元 被判刑13年

27日據新華社消息,遼寧省大連市委原常委、大連長興島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原書記、管委會原主任金程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此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2221萬元。記者27日從本溪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此案已結案,金程犯受賄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200萬元。

金程今年55歲,碩士學歷。案發前除擔任上述職務,還兼任大連西中島石化產業園區黨工委書記。2016年1月25日,其因涉嫌受賄罪被遼寧省人民檢察院決定逮捕,本溪市檢察院受指定審查起訴。

法院經審理查明,金程受賄一共有37筆,時間跨度從1998年至2015年。其中最大的一筆受賄高達500萬元。2003年,金程擔任大連市西崗區區長期間,接受了謝某某請托,利用其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大連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姜某某的職務行為,幫助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一房地產公司貸款2億元。後收受謝某某給予的好處費500萬元。

多年間,金程收受他人現金人民幣1689.5萬元,美元55萬元,字畫、購物卡等財物價值人民幣145.5萬元。款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221萬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金程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已構成受賄罪。為此,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0萬元,對扣押的其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大連 市委 常委 金程 受賄 2221 萬元 判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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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院判定IMF主席拉加德瀆職罪成立,但不會判刑

據法新社報道,法國共和國法院判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拉加德瀆職罪成立,但她不會面臨監禁或罰款的處罰。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法院作出判決時,拉加德本人並沒有在法庭出席,而是已經離開法國前往華盛頓。

IMF執委會將就此事召開緊急會議。

現年60歲的拉加德自2011年起擔任IMF主席,是領導這一機構的首位女性。

據新華社此前報道,12日,拉加德在法國共和國法院出庭受審,她被指在擔任法國財長期間,在一筆支付給法國商人伯納德•塔皮約4億歐元的款項上,有失職之嫌。法國司法部門對拉加德的調查已持續多年。

塔皮1993年將其名下的阿迪達斯公司出售給當時尚屬國有的里昂信貸銀行,但這家銀行幾個月後以雙倍價格將公司賣出獲利,因此塔皮以里昂信貸銀行低估品牌價值、涉嫌詐騙將其告上法院。2008年,法國財政部牽頭對此案進行仲裁,並最終使雙方庭外和解,塔皮獲得約4億歐元的政府賠償。

輿論普遍認為這個結果比較罕見。而當時,拉加德正擔任法國財長。

法國檢方懷疑,塔皮受到“優待”是其支持薩科齊競選總統而獲得的回報。當時不少媒體都報道,塔皮是薩科齊的“金主”,拉加德可能得到了薩科齊的授意。此案也被稱為“塔皮利益輸送案”。

伯納德•塔皮曾被要求償還4億歐元

然而,經歷多年調查,拉加德一直強調自己是清白的。在法國電視2臺11日播出的節目中,拉加德表示,她對自己沒犯任何錯誤這點“有自信”。她稱自己有信心、也有決心面對指控,她還再次否認自己刻意偏袒塔皮,以及自己得到薩科齊的授意。

此前,拉加德被多次問及是否會因此案辭職,她都堅決予以否認。但媒體分析,拉加德是否還會繼續出任主席一職,還要由IMF執行委員會說了算。

法國 高院 判定 IMF 主席 拉加德 拉加 瀆職罪 瀆職 成立 不會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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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網絡詐騙3000元以上可判刑,50萬以上最高判無期

20日據中新社報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今日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關於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

《意見》明確,利用電信網絡技術手段實施詐騙,詐騙公私財物價值3000元以上的,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詐騙3萬元以上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詐騙公私財物價值50萬元以上的,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此外,該《意見》還指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達到相應數額標準,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從重處罰:

——造成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後果的;

——冒充司法機關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的;

——組織、指揮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夥的;

——在境外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

——曾因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二年內曾因電信網絡詐騙受過行政處罰的;

——詐騙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或者詐騙重病患者及其親屬財物的;

——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等款物的;

——以賑災、募捐等社會公益、慈善名義實施詐騙的;

——利用電話追呼系統等技術手段嚴重幹擾公安機關等部門工作的;

——利用“釣魚網站”鏈接、“木馬”程序鏈接、網絡滲透等隱蔽技術手段實施詐騙的。

電信 網絡 詐騙 3000 以上 判刑 50 最高 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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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七警判刑之前的早上

以前有不少人罵我撐警, 事實上因以往工作關係, 我比一般人了解警察, 我更同情他們近年因香港政治環境而變成政治角力的磨心, 所以我寫過這一篇:警察、公安、共狗, 有媒體要求轉載, 我不是為了揚名, 答應讓人轉載是希望更多人可以用公正持平的心看待警察。七警打人事件一出, 我罵他們, 一句辯護的說話也沒講過, 作為公正持平的評論人, 我不會做羊群裏的其中一隻羊, 也不會站在煽情一方煽風點火。

七警今天判刑, 他們被定罪之後已出現不少言論, 最甚的是辱罵主審法官David Dufton, 這種喪智的言論根本不值得討論, 也不關乎甚麼顏色絲帶的立場, 就算撐黃絲的也同樣喪智, 以胸襲警案判決之後陳碧橋受辱罵就是一例, 香港是充斥着辱罵而不講理據的社會, 所以不論怎樣長期排頭位成為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瘋癲地沉淪而沾沾自喜的氣氛仍然甚囂塵上。

大眾對社會事件表達看法, rightly or wrongly, 是在享受言論自由。因受到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 有人激有人柔, 有人為此爭論到面紅耳熱, 跟那些人用理智分析是浪費時間的。特首候選人出來評論七警案(或者為了爭取非建制支持而噤若寒蟬), 我可以了解政治目的, 所以我省了批評他們的那口氣。可是, 見到梁美芬教授及何君堯律師等對七警案判罪後的言論, 我不禁搖頭歎息, 他們的法律思維是怎樣訓練出來的?

梁美芬在電台講七警不是故意打人, 因這定罪已失去工作和長俸。如果抬去暗角打一鑊不是叫故意, 唔通叫無意的意外? 唉! 教授去讀多兩年書喇。七警失去工作是事實, 失長俸就未必, 長俸不是每個都一定失去的, 要視乎公務員事務局對此事的定性來決定, 黃冠豪警司服刑後就沒有失去所有長俸, 就有此一例可援。據《線報》報導, 何君堯說: 「……而被打的曾健超不是癱瘓, 變成植物人, 反而事後可以參選立法會。」何君堯恨不得曾健超被打到癱了成為植物人? 若如此, 七警就會上高院審面對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刑期了。

我今天整日都忙, 起床未吃早餐就先花一小時寫這一篇來預測刑罰。七警面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並沒有量刑指引, 判一年半載的刑期是正路的判罰, 視乎法官對辯方求情的講法接納到甚麼程度。抬去暗角打是aggravating factor, 如果當場打兩拳還比較好, 可以是因為犯人掙扎而使警察用了過份武力,  抬去暗角卻是刻意的教訓, 是提高判刑起點的因素。就算判15個月監也不屬於manifestly excessive, 而陳少丹在警署內打了曾健超兩巴, 就會另外加一個月分期執行。

我撐警, 但我更撐法治。在情感上有些人被打一鑊會感到痛快, 在理智上就不能贊成這種做法, 否則很多人行行吓街就會躺在橫巷呻吟了。我希望香港是個真正講法治又有憐憫之情的城巿, 而不是發展成lynching的城市。


#《線報》早兩天要求轉載本blog, 我答應了。除此之外, 對社會、對政治的立埸, 各不相干。
寫在 在七 七警 判刑 之前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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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曾蔭權判刑之前

這是摘自明報的控罪書, 曾蔭權這項罪應該怎樣判?

控罪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成,最高可囚7年)

曾蔭權於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擔任公職即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涉嫌於履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或理由下故意作出失當行為,即參與決定雄濤提交的上述申請時,沒有向行會申報或披露,或向行會隱瞞他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就上述物業所進行的事務往來及商議。


很多名人為曾蔭權撰寫求情信, 求情理由真不少, 品格良好(初犯), 貢獻良多(服務了45年), 還有很多不勝枚舉的因素。兩位特首參選人又怎樣求情呢? 據明報報導,

曾俊華: 他與曾蔭權在政府共事30年,見證了曾蔭權對服務香港的熱誠。他指曾蔭權在政府工作45年,鞠躬盡瘁,希望法官從輕發落,免曾蔭權受牢獄之苦。

林鄭月娥: 曾蔭權盡心盡力服務大眾,即使面對困難決策時仍堅持不懈,處理金融風暴時幾乎押上自己的政治生涯,若其他財政司長沒他般進取,只會採取較保守的處理方法。

我看到林鄭最後那兩句就笑了出來, 這是求情抑或是選情的交鋒呢? 我不期然把「其他」財政司長代了入去。

論求情因素及工作表現, 我想七警也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教訓曾健超也份外落力, 他們不是曾健超潑液的對象(有人說是尿, 但not proven), 換了別的警察, 譬如制服曾健超的警員, 他們就採取了較保守的處理方法了。七警因此惹了一身蟻。當然, 七警案和曾蔭權案性質不同, 橙和蘋果, 兩者不能比較。杜官說七警行為使香港聲譽蒙污, 是嚴懲的其中一個因素。論到影響香港聲譽, 我想當許仕仁被定罪時, 香港聲譽已很污, 曾蔭權被定罪就烏黑得發亮了。七警打人起碼是教訓式的洩憤, 高官貪墨還有甚麼情有可愿的因素? 權位越高, 謀私越容易。我借用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在聽審許仕仁一干人等上訴時的一段話, 套用於曾蔭權這定罪:

22. Corrupted conduct of a public officer as senior as Chief Secretary would no doubt be committed secretly and insidiously. It is naïve to think that such an officer would necessarily leave a trail for his corrupted conduct to be detected. Further the corrupted conduct could simply take the form of an approving nod or a knowing wink and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in such cases to identify any specific or generic act of misconduct. However, it did not mean that the failure to allege or prove such approving nod or knowing wink would mean that a charge of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hen the officer in the position of Rafael Hui, having received very large sums of money, agreed to be or to remain favourably disposed towards his “paymaster” in his official capacity.

身處高位, 尤其是極位, 咳兩聲, 打個乞嚏, 下屬都揣摩到上意, 有很多事情不用說得白, 所以不留痕跡。對所有具利益衝突的事情, 豈有不知的道理, 你估初入政府呀。別忘記, 曾案是由傳媒捅出來的, 不是廉署主動調查揭發。曾生佈局也很高招, 安排自己馬房的湯顯明做廉署替他守後門, 萬無一失。何況湯顯明也是那種飲酒唱K, 北上同對口單位夜夜笙歌的人。記得嗎? 湯顯明跟涉及本案的黃楚標一起飲茅台, 一起打高球, 這些千絲萬縷關係, 就可以抵消所有求情因素。雖然是橙同蘋果比, 七警坐得兩年, 曾生就應坐3年了, 講緩刑的人是儍的。
寫在 曾蔭權 判刑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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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特首曾蔭權罪名成立周三判刑 即時還押不準保釋

2月20日據香港電臺報道,香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裁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罪名成立,案件押後至星期三候判,法官表明,不太可能判曾蔭權緩刑,同時不準曾蔭權保釋,須即時還押。

曾蔭權下午由太太陪同步入法庭

香港 特首 曾蔭權 罪名 成立 周三 判刑 即時 還押 不準 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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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曾蔭權判刑之前之更正篇

在上一篇我引用了《明報》報導有關林鄭月娥為曾蔭權寫的求情信撮要, 原來《明報》誤把馮京作馬涼, 把范鴻齡的信誤當是林鄭的, 我看了錯誤報導還「給」了林鄭一隻黑豬。改正上一篇的寫法不易, 唯有寫這更正篇。《明報》為更正錯誤而登了林鄭的求情信出來, 那隻黑豬轉送給《明報》好了。
以下為林鄭月娥求情信全文:
(原文英文,內容為本報翻譯)

本人是曾蔭權案件的其中一名證人,特致函法官希望法官對他寬大為懷。

我認識曾蔭權逾30年,正如我在審訊時所指,他是我從事公僕的榜樣。由1993至2000年的7年間,他是我在財政局工作時的上司,我看到的是一位勤奮、致力服務、聰明、對下屬有要求但同時關心下屬的上司。

曾蔭權是首位華人財政司,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後曾蔭權也順利過渡。他帶領我們完成1997至1998年財政預算案,真正實踐「一國兩制」,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他熱誠地為有需要者提出了解決方案。

他堅毅及耐心地推廣政府的政策,且努力不懈與不同政治光譜的立法會議員共事。他在公共財政上的純熟技巧,以及展開公共部門改革方面的洞悉力,成為回歸後本港公共財政架構的重要基礎。

我非常感謝曾蔭權多年的信任,在我出任發展局的5年間,支持我推出政策改革,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

曾蔭權完成特首任期後,仍繼續關心社會及支持一眾前同事。我記得處理政制發展議題時曾遇到困難,我們吃過一次晚飯。他不時鼓勵我,並在餐牌上寫上「要相信香港人」。這些都是有智慧的話,我至今仍保存那個有他親筆字迹的餐牌。

曾蔭權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多年來,他不時與我分享相信主的重要,如遇到困難要保持冷靜及祈禱。無論他犯上什麼過失,我相信整體而言,曾蔭權是正直及有承擔的人。

我懇求法官能寬容對待曾蔭權,並希望他對香港的貢獻會繼續獲得認同。

林鄭月娥 敬上

(摘自明報)

「要相信香港人」, 所以要相信由香港人選出來的陪審團的裁決, 也要相信那位銀行家現兜兜攞35萬和曾太存那35萬和何周禮收35萬無關係? 虔誠的教徒就像甚麼黃絲藍絲那樣的一種標籤, 只要把標籤別在胸前就有淨化去污漂白作用? 我卻相信漂白水, 飲一樽包保透澈的漂白。飲杯! 為漂白香港人飲杯!
寫在 曾蔭權 判刑 之前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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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警案的判刑, 看法官的判案步驟

香港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下, 近年司法機構也變成磨心。十幾年來, 搞社會運動涉及示威遊行、非法集結、行為不檢、阻街等的控罪, 審訊經歷三級法院(裁判法院、高院及終審法院)的審訊及上訴, 逐步釐清了這些控罪在法律上的元素, 以及牽涉《人權法》、《基本法》及一些國際公約賦予平民權利義務方面的解說。經終院闡釋後, 下級法院在審案時比以前更易處理法律爭拗。以前建制人士不會批評法官, 只有泛民及激進社會運動人士罵法官。可是到了近年, 建制人士也開始罵官了, 不止罵官, 還會罵娘。一下子甚麼監察法官判案, 甚麼警拉官放等一干言論, 甚囂塵上。七警被定罪和判監兩年之後, 這股罵官氣氛被推上高潮, 連警察也罵官了, 又說會按章工作。不少人提出近期個別判決, 譬如襲警脫罪、暴徒輕判感化, 衝擊政府機構判社會服務令等例子, 來證明「黃官」的偏頗。我寫這一篇是預了給人罵的。我一直以來都被人罵撐警, 現在連撐警的人都罵起我來。罵就無需講道理, 罵我無妨, 有沒有道理都可以罵人, 這是言論自由賦予我們的權利。我罵得人多, 被別人罵也可能活該, 但道理我還是想講的。

我寫這一篇有兩個目的, 其一, 粗略分析一下法官判刑的準則, 其二, 上一篇有讀者在留言留下一篇文章的連結, 是香島中學鄧飛校長在《文匯報》發表一篇叫《用法治的方式解決法治中可能存在的問題》的文章, 我從鄧校長的文章學習之餘, 也寫一下香港法院在判刑一致性方面的法律原則。我不是為了反駁鄧校長的觀點而寫, 而是見到他在文章末兩段講英國的情況, 我借香港上訴庭一宗案例來講香港、英國及澳洲三地對判刑一致性(parity)的思維。

罵警拉官放的人其實也希望警拉官放吧, 他們不是很希望Dufton判七警無罪嗎? 如果Dufton判七警無罪, 到其時就輪到非建制的人罵警拉官放了。即是說, 只要法官釘你想釘的人, 而放你的同路人就可以了。那麼法官變成磨心, 兩面不討好, 該怎辦? 咿, 來個網上投票, 順應民情來判案好嗎? Majority wins. 一於搞判案雷動計劃, 發動網民來決定是釘是放, 符合民主精神, 豈不美哉? 真正維護法治, 不是那種一方面講維護法治, 另一方面收受利益, 也不是講贏了法治輸了公義、七警不是故意打人那類廢話。Dufton判這件案, 仔細考慮了影片呈堂的法律爭拗, 涉案人身份的爭論, 也衡量證據事實, 詳盡解釋了理據, 寫了817段判辭。不滿這裁決, 請從這判案書找空間去上訴, 沒有入會阻你, 而不是發動種族歧視去罵這洋法官, 罵就找判詞的錯處來罵。判刑可以批評嗎? 當然可以, 不過要用法律去批評, 說他判得輕和判得重, 都要提出實質理據。

法官判刑是隨心所欲的嗎? 基本上法官可以有兩種途徑去決定怎樣量刑。其一, 司法機構有判案的Manual, 提供給不同工種的各級法官作為參考, 這種Manual是時常更新的, 民事、刑事、家事、各種審裁處、死因庭諸如此類, 都各有判刑及程序指引, 這些Manual只有法官才看到, 因為要從司法機構的內聯網登入, 公眾接觸不到。其二, 參考Sentencing In Hong Kong這本書, 這書是由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及他的下屬前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維新共同撰寫的, 現已出到第七版。法官判案的量刑基本上參考這些東西, 參考了也難免同一個官, 判同一件案(超過一名被告)會出現不一致的刑罰, 因為裏面涉及很多不同因素, 年齡、背景、案底、犯法的角色等, 都足以使判刑時出現各被告刑罰不一樣的情況。同一個官, 判不同的案就更加千變萬化了。不同的法官, 處理同類形和不同類形的案就更加不會一致。再加上有些法官仁慈, 有些法官嚴厲, 根本無可能會一樣。七警遇到另一位法官可能脫了罪, 定罪也未必判多過15個月, 根本沒有對錯可言, 有人會把量刑起點降低, 再把求情因素增大, 就會出現很不一樣的結果了。如果案情特別, 沒有可作參考的案例, 就靠法官個人看法去判刑了。七警案可算是這種情況。

這種不一致, 就帶入鄧飛校長的宏文提出的論據。我講了不是要反駁, 而是用香港案例來展示香港法院的思維。在吳敏兒案 (HKSAR v Ng Man Yee CACC 278/2013), 上訴庭副庭長 Stock及上訴庭法官McWalters (不好意思, 那些不喜歡老外法官的, 這兩位是老外, 而且以前都是在律政司工作的), 在判辭中講了判刑是否一致的原則:
40.  When disparity of sentence is the ground of appeal we note that in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decision of Lowe v The Queen (1984) 154 CLR 606 Mason J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the fact that the sentence is not a just sentence is a ground for appellate interventi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injustice is generated by error arising in proceedings other than those of the appellant.  At page 613 he said:
“The sentence under appeal may be free from error except in so far as discrepancy itself constitutes or causes error. And the justification which the courts assign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case of disparity is that disparity engenders a justifiable sense of grievance in the applicant and an appearance of injustice to that impassiv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unity, the objective bystander.” [5]
41.  These views were subsequently follow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High Court in Green v The Queen (2011) 244 CLR 462 where French CJ, Crennan and Kiefel JJ said at page 475, paragraph 32:
“32 A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 deciding an appeal against the severity of a sentence on the ground of unjustified disparity will have regard to the qualitative and discretionary judgments required of the primary judge in drawing distinctions between co-offenders. Where there is a marked disparity between sentences giving rise to the appearance of injustice, it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a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 discretion to intervene that the sentence under appeal is otherwise excessive. Disparity can be an indicator of appealable error (88). It is also correct, as Mason J said in Lowe, that logic and reality combine to favour the proposition that discrepancy is a ground for intervention in itself (89). Unjustifiable disparity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equal justice norm. It is appealable error, although it may not always lead to an appeal being allowed.”
42.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whether a disparity between sentences is an unjustifiable one, thereby resulting in an unjust sentence, does not fall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the offender whose sentence is under appeal.  As the majority said in Green at page 474, paragraph 31:
“31. … The sense of grievance necessary to attract appellate intervention with respect to disparate sentences is to be assessed by objective criteri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ity principle does not involve a judgment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 person complaining of disparity …”
43.  In Hong Kong the objective test that has been applied is that expounded by Lawton LJ in Fawcett (1983) 5 Cr App R (S) 158 which he described at page 161 as:
“… would right-think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h full knowledge of all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learning of this sentence consider that something had gone wrong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6]
44.  The argument in the present case seeks to extend disparity of sentence as a ground of appeal beyond co-offenders to a disparity in sentence between wholly unrelated offenders; here the applicant and other persons sentenced for the same type of criminal activity but in respect of completely unrelated crimes. In considering whether such an extension should be permitted it is helpful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the parity principle.  This was explained by the majority in Green.  They said at page 473, paragraphs 28-29:
“28. … Consistency in the punishment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criminal law is “a reflection of the notion of equal justice” and “i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any rational and fair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75). It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parity principle” which requires that like offenders should be treated in a like manner (76). As with the norm of “equal justice”, which is its foundation, the parity principle allows for different sentences to be imposed upon like offenders to reflect different degrees of culpability and/o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77). [7]
29. … The consistency required by the parity principle is focused on the particular case. It applies to the punishment of “co-offenders”, albeit the limits of that term have not been defined with precision.” [8]
45.  As can be seen from this passage the parity principle is confined in its application to co-offenders.  Likewise, in Hong Kong where there is long line of authority that limits disparity of sentence as a ground of appeal to co-offenders sentenced differently by the same judge.[9] It has never been extended to offenders charged with the same offence arising out of completely unrelated criminal conduct.
46.  Nor, has it been so extended in England. In the English case of Large (1981) 3 Cr. App. R (S) 80 the Court of Appeal refused to entertain a submission that there was disparity of sentencing between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ppellant and sentences imposed by the same judge on other offenders for the same offence but who were participants in completely unrelated crimes.  At page 82 the Court said:
“This Court declines to entertain such a submission. By reason of the appeals which consistently come before it the Court is aware of the general level of sentencing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f, when individual sentences are being considered, it was permissible for counsel to analyse sentences passed by other judges on other occasions for other offences the work of this Court would come to a standstill. It would occupy the time of the Court to an inordinate extent and would do no more than draw its attention to the sentencing practice of a particular judge on a particular occasion in circumstanc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with which the Court is immediately concerned. We will consider the matter of disparity when it arises in respect of participants in the same offence who have received different sentences for the parts that they played in the offence. Where it appears that for similar involvement in the offence the offenders have received very different sentences it is a warning sign that something may possibly have gone wrong with one or more of the sentences.”
47.  The New South Wales Supreme Court adopted a similar view in Kardoulias v The Queen (2005) 159 A Crim R 252.  After accepting that what in Australia is referred to as the parity principle applies to co‑offenders, the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 said at page 274, paragraph 106:
“However, the parity principle is not to be applied when a ground of appeal invites comparison between sentences imposed upon two offenders who are not co-offenders simply because the two offenders may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nd may have committed similar crimes.”
48.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judgment of the High Court in Green to suggest that the parity principle can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persons other than co-offenders; nor is there in English or in Hong Kong case law.  All three jurisdictions speak with one voice.  The only occasion that relativity to other offenders’ sentences will create a justified sense of grievance is when the relativity concerns sentences imposed on person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ame offence as the offender.  That is not, of course, the position here.
49.  Outside of this situation it is for each applicant to demonstrate error or excessiveness in his own case.  A sentence otherwis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at offender’s culpability does not become unjust simply by reference to an erroneous or unduly lenient sentence imposed on another offender in an unrelated crime.
50.  That being so, it cannot be said that other erroneous or unduly lenient sentences imposed in unconnected cases involving the same offence, provide an offender receiving a heavier sentence than those imposed in these other unconnected cases, with a justified sense of injustice.  It does not seem to us that it matters what the reason is for the alleged disparity between the cases; whether it be one judge being more lenient than another or the prosecutor selecting the wrong venue for trial.  Whatever the reason, the principle remains the same – the parity principle only applies to co-offenders.
51.  We do not doubt that this applicant and his family may not understand why others involved in more serious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y have been sentenced apparently more leniently but, for the reasons we have given, this does not entitle this applicant to harbour a justified sense of injustice.

我沒有本事去翻譯, 一言以蔽之, 判刑的一致性只適用於同案的被告(the parity principle only applies to co-offenders)。時下聽到批評法官判刑, 甚麼黃絲藍絲的, 有沒有人認真去硏究孰輕孰重的因由, 連那些所謂法律學者也在胡謅, 又怎能怪一般市民。以我自己觀察, 事實上確有些不太稱職的法官, 也有些遇到棘手案件就以案情事實來判被告無罪的法官。世界不是完美的, 制度也不能說不存缺陷的, 在社會撕裂分化之下, 才會因感性充昏了理性, 七警案的審判結果使這種情緒完全發酵。我尚算有幸, 沒有置身於瘋癲之中, 還可以提出理性討論, 盡量撇開個人情感去思考。我不是睡不著輾轉反側才去思考, 我住在悉尼十多年, 有機會把兩地發生的事情作比較, 像曾蔭權那類案, 在澳洲, 官商利益輸送無日無之, 在澳洲那些官員, 給捅出來就只有撤職, 像影片落畫, 從來都不會被檢控。香港在法治方面的成績, 真的很不錯了, 把香港的法治精神輸到這裏來, 恐怕不少官員已鋃鐺入獄了。香港警察來澳洲做, 就會更舒適, 很少機會被辱罵, 動了粗也很多人撐你, 分別在於社會的氣氛很不相同。今時今日在香港當差不是一份筍工, 但尚算是一份好工。
從七 七警 警案 案的 判刑 法官 判案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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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縱火判刑

今天暴動及縱火案判刑, 郭官以5年為判刑起點, 扣減了3個月, 總刑期監禁4年9個月, 這刑期不算特別重, 我上星期預測是5年。雖然有人在庭上吵鬧罵粗, 對刑期渲洩不滿, 我相信這反應除了憤怒, 還有恐懼。近年挑戰法治上街的人, 可能衝擊慣了, 把這些行為視作理所當然的權利來行使, 寵慣了、寵壞了, 就以為舉起了權利的幡旗, 就無往而不利。到了結帳時, 就接受不來, 到了埋單才去埋怨菜餚太貴, 點甚麼菜是不是應該看自己錢包有多少錢, 是不是要衡量自己是否負擔得起? 現實是殘酷的, 不能一味任意妄為, 置法規不顧, 玩遊戲都有規則。激進的人詬病「和理非非」, 認為和平理性不管用, 非行使武力不可, 這一連串的判刑及駁回的上訴, 正好說明「以武抗暴」的思維是何其荒謬。最荒謬的竟然有人以為違法的行為是不用付出代價, 不用找數的。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

今早起來就答了4宗有關盜竊的電郵, 主要都是店鋪盜竊的, 其中一位涉及盜竊了衣服, 總值$500幾, 他捐了$3000給一間社福機構, 附上收條給我看。雖然這兩年我已取消了先捐錢後解答的條件, 今年以來還是有幾位先捐了錢才寫來的。不論捐不捐, 這些一時動了貪念的人, 都飽受煎熬。除了吃不下、睡不到, 有人會終日眼淚洗面, 鬱鬱不歡。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這些人我倒願意幫下的, 他們充滿悔疚, 沒有抵賴, 只想尋求一個不留案底的機會。我肯花這時間。

暴動縱火案這被告上訴有機會成功嗎? 郭官沒有上載定罪及判刑理據, 我不能評論定罪有沒有上訴空間, 但以判刑而言, 總刑期並無超越一般上訴案例的罰則, 就算刑期上訴成功, 也只會是計算方法的技術問題, 最終也難以低過4年半監禁。我相信「以武抗暴」這種思維會隨着一連串的判刑而消失, 激進式的社會運動會收斂起來。這不是政治打壓的問題, 而是選擇了吃鹹魚就不可埋怨魚是鹹的。
暴動 縱火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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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高管因排放門在美被判刑7年 罰款40萬美元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12-08/1169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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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體12月6日午間報道稱,大眾高管奧利弗•施密特由於參與了 “尾氣門”事件於當地時間本周三在美被判刑7年,並處以40萬美元的罰款。

奧利弗•施密特的律師表示,考慮到當事人在大眾柴油排放醜聞案所處的角色,施密特在美刑罰不應超過40個月,而美國政府則請求法官對其判刑7年。

大眾借用先進的軟件為近60萬輛在美銷售的大眾汽車排放量造假。2012年到2015年初,施密特擔任大眾在密歇根州的工程和環境辦公室負責人。檢察官說,施密特借用軟件欺瞞加利福尼亞監管機構,且提供排放量差異的“虛假”解釋。 但是他的律師指出,多年前,大眾公司制定計劃時,施密特並未參與。

 
大眾 高管 排放 門在 在美 美被 判刑 罰款 4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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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從“中國證券教父”到被判刑17年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8/0224/167362.shtml

管金生:從“中國證券教父”到被判刑17年
中國企業家雜誌 中國企業家雜誌

管金生:從“中國證券教父”到被判刑17年

他人生的或起或伏,與他的倔強、膽識,又缺少進退的智慧都不無關系。

來源 | 中國企業家雜誌(ID: iceo-com-cn)

作者 | 李原

中國證券教父

2016年6月,管金生宣布開啟再創業——成立九頌山河基金,在中國境內發行10億元人民幣基金,同時在境外某一國家(如日本、美國、德國、以色列)發行等量價值的基金,基金管理人同為九頌山河基金公司。

管金生到底是個開資本市場先河的英雄,還是個玩弄資本的賭徒?多年來人們對他的評價莫衷一是。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管金生是個不容被忽視的人物。

他被稱為“中國證券教父”,創立了上海第一家證券公司——萬國證券;又深度參與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一手設計了交易規則、設備到交易員培訓的全體系建設。那個年代的中國,管金生對金融、證券市場的敏銳嗅覺無人能比,然而震驚中外的“327”國債事件給管金生快速升騰的人生畫上了休止符。

所謂盈虧同源,管金生曾把“自尊、不服輸、要強、固執、較真、在人前一定要得到第一”概括為自己性格中的深深烙印。他人生的或起或伏,與他的倔強、膽識,又缺少進退的智慧都不無關系。

1947年5月19日,管金生生於江西省清江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家境貧寒。

管金生後來對人說,算命的人講,這孩子命硬,要送出去寄養。3歲後,他才被接回家。小學四年級,能幹的母親去世,管金生因此早早就領悟到了世態炎涼。“要好自為之,自立自強,沒有人來救你。我很小便懂得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我保護的道理。”

算命的說管金生是出門人,要往東方走。報考大學時,他得到了第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上海外國語學院法語系。

1982年,管金生在上海外國語學院獲得了法國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因工作不對口,他從公安機關的翻譯崗位改行,進入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工作。先後任經理助理、副經理。1984年,管金生由上國投被選送到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深造,成為法學、工商管理雙料碩士。

 

1987年回國期間,管金生上下班路過蘇州河時發現,橋口有人交換國庫券,這讓他想起,這跟西方當年在梧桐樹下交換東印度公司股票類似。他向領導建議,根據自發性國庫券民間交易的情況,可以放開國庫券的二級市場交易,把私下交易引入有組織的公開市場操作的機制。

在提議建立證券公司時,管金生設想了三條基本準則:

一、要建立公開市場操作機制,由室外交易到室內交易,強調時間、價格優先,要公開透明,核心是競爭機制。

二、交易機構唯一最好的企業組織制度就是股份制。

三、證券業和銀行業必須分離。只有和銀行分離,證券業才能有發展生存的空間。

堅持股份制,以及堅持與銀行脫離,這兩個設計成為中國證券業的重大創舉。此前中國的兩家證券公司——南方證券和海通證券分別脫胎於中國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

1988年兩會之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將管金生提議建立證券公司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並在6月6日批複同意。當年7月18日,上海第一家證券公司——萬國證券開業。萬國證券由上海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10家股東籌資3500萬元成立,管金生擔任總經理。

成立不久,萬國證券就靠倒賣國庫券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積累。

1981年開始,中國對外發行國債。由於缺乏流動性,“國庫券”在很長時間內都不受歡迎。許多人通過地下交易,以五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來推銷積壓產品。

1988年後,為了應對國庫券缺乏流動性的問題,財政部發布新規,允許國庫券上市交易。但當時全國銀行沒有聯網,各地國庫券價格差別很大。

當時的萬國證券只有十幾號員工,管金生帶領員工跑遍了中國的250多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農村,到處收購國庫券。特別是管金生在1989年初得知,1988年國庫券即將在一個星期以後上市交易,如果從黑市中以75元買進,上市就能賣到100元。於是,上海市面上1988年的國庫券有一半都被管金生快速率眾買走了。通過多次類似的原始積累,1989年,萬國證券的營業額做到了3億元。

同時,管金生也是最早希望將中國證券公司與國際大券商對標的金融家。當時許多證券公司雇傭的員工還是中專畢業生,管金生則認為要能與國際投行看齊,需要雇傭最聰明的學生。他在大學里面為萬國做大量的宣講,邀請美林、高盛的人給學生上課。在萬國的團隊中,來自複旦、上海交大和財經大學的學生占到90%以上。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布成立,管金生全盤設計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交易規則、設備到交易員培訓的全體系建設,深滬兩地的異地交易首先由萬國證券開通;無紙化交易也由萬國證券率先推動。

一位萬國前員工說,在他剛加入公司時,十分驚訝於萬國提出的建議,就被監管部門簡單地寫入條例。管金生的時任秘書衛哲曾說:“B股是怎麽推出來的?都是我們在房間里想出來的。”

彼時的萬國證券,一度持有中國七成的A股和幾乎所有的B股。承銷業務占中國總份額的六成。此時的管金生忙碌於在銀行、財政、計委、經委各個部門做巡回演講;最繁忙時,他每天要出席4個一級市場的發行儀式。所有公司都想跟萬國簽約,要由政府出面,才能將業務協調給其他券商。

1994年,萬國已經在新加坡、倫敦開設了分公司,並開始籌備美國分公司。後來管金生說,“當其他證券公司連國內的事都沒弄明白時,我們已經明確提出,要把萬國打造成中國的美林。”

此時的管金生處於人生的風口浪尖,他被輿論推高到“中國證券教父”的地位,一時風頭無兩。

然而,一切在1995年戛然而止。

1993年底,國債期貨市場建立,並正式向公眾開放。1994年10月,人民銀行提高3年期以上儲蓄存款利率,並恢複存款保值貼補。保值貼補率的不確定性為炒作國債期貨提供了空間。多空雙方對峙的焦點則是1992年發行、1995年6月到期的“327國債”期貨價格。

1995年2月,市場傳聞財政部可能會以高達148元兌付“327國債”,而不是132元。但管金生判斷,財政部不會為此額外掏出16億元,決定率領萬國證券做空。

1995年2月23日上午,財政部發布公告,將按148.50元兌付“327國債”,這實際上也宣布了空方的失敗。然而,管金生卻不肯束手就擒。

當時市場上存在兩大陣營:以萬國證券為首的做空陣營,以及以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公司(有財政部背景,以下簡稱中經開)為首的做多陣營。

1995年2月23日一開盤,中經開公司開始逼空萬國證券,用80萬口將148.21元的收盤價攻到148.50元,再接連以120萬口、100萬口將價格擡高到149.10元、150元;下午更是攻到151.98元。國債每漲1元,萬國就要賠進十幾億元。

隨後萬國的同盟軍遼國發突然倒戈,這進一步激發了管金生的反攻勢頭。下午16時22分,休市前的8分鐘內,管金生做出了瘋狂舉動:大舉拋售債券期貨,做空國債。先以50萬口把價格轟到150元,再進而打壓到148元,最後打出一個730萬口的巨大賣單,把價位打到147.40元。這筆天價賣單面值高達1.46萬億元,接近中國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萬國按這個收盤價來算,凈賺42億元。

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主管部門的神經,上交所當晚緊急宣布:8分鐘內的所有交易無效,收盤價被認定為151.30元,萬國賠了60億元。

第二天,萬國發生擠兌。4月,管金生辭職;5月19日,管金生以貪汙和挪用公款罪,在海南被捕。同月,國債期貨市場被關閉。萬國證券經此一役,元氣大傷。1996年7月16日,申銀與萬國合並為申銀萬國證券公司。

1997年2月3日,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管金生17年徒刑,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國證券教父”華麗的人生宣告落幕。

2003年,管金生獲準保外就醫,此後十余年間淡出了公眾視野。

吊詭的是,在“327國債”事件中名噪一時的“四大贏家”最後的人生都不堪人意。當時28歲的魏東後來在2008年因涉嫌“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受賄案”在家中墜樓自殺;當時30歲的劉漢於2015年以黑社會組織頭目身份被執行死刑;當時34歲的周正毅後來被判刑16年;當年29歲的袁寶璟在2006年因雇兇殺人罪被執行死刑。

當年的敵人,已經隨世事沈浮,風流雲散。劉漢入獄後,管金生開始逐漸發聲、出席活動、主持演講。直到2016年6月,管金生宣布開啟再創業——成立九頌山河基金,在中國境內發行10億元人民幣基金,同時在境外某一國家(如日本、美國、德國、以色列)發行等量價值的基金,基金管理人同為九頌山河基金公司。

金融界人士分析,管金生選擇創立平行基金,與當年的中概股回歸A股熱潮有關。國外上市的中國公司回歸A股,首要問題是尋求人民幣基金接盤。而平行基金的方式,可以用人民幣基金倒手美元基金,更為便利。

管金生期望,九頌山河可以成為上海“黃浦區的民營金融機構第一納稅大戶”。雖然這個預期,與他當年創立的萬國證券鯨吞山河的氣魄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管金生 中國證券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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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 金生 中國 證券 教父 到被 判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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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技工串謀行賄以獲聘於機場工程被判刑

1 : GS(14)@2010-06-27 13:50:47

http://www.icac.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025.html


五名冷氣技工串謀行賄以獲受聘於一項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翔天廊」建築工程,被廉政公署起訴,今日(星期五)在區域法院被判緩刑。

孫志強,五十四歲;梁偉青,五十六歲;朱臻祥,四十五歲,及夏華傑,四十七歲;各被判入獄九個月,緩刑一年。他們早前被裁定一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成立,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2)(a)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

同案另一被告,危偉忠,三十五歲,早前承認一項相類控罪,今日被判入獄六個月,緩刑一年。

控罪指被告分別與周少明串謀向周提供利益,以獲受聘於一間為「翔天廊」進行建築工程的合營公司的冷氣技工。

區域法院法官游德康宣判時指出,貪污罪行嚴重,故須判處被告監禁刑期,但考慮到五名被告在案件中的角色較為被動及其他求情理由,遂判處緩刑。

周少明,五十九歲,於本月十一日被裁定十九項串謀使代理人接受利益控罪成立,被判入獄三年。法官今日令周向前僱主賠償七萬六千三百五十元。

案情指,在二○○四年十二月,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俊和」)與藤田株式會社合作成立一間聯營公司,以進行「翔天廊」的建築工程。

聯營公司在二○○六年中開始以日薪七百元招聘工人,負責安裝及維修「翔天廊」的冷氣系統。

但由於機場較為偏遠,聯營公司在招聘時遇上困難,遂要求當時已受聘的周少明協助招聘技工。在周的介紹下,五名被告以日薪七百元受聘。

案情透露,在二○○六年六月至二○○七年三月期間,周少明分別與各被告串謀向周少明提供每個工作日一百至二百元的賄款,作為工作介紹費。有關的賄款共七萬六千三百五十元。

控方今日由大律師Liza Yip代表出庭,並由廉署人員王曉強協助。
冷氣 技工 串謀 行賄 以獲 獲聘 聘於 機場 工程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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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技工串謀行賄以獲聘於機場工程被判刑

1 : GS(14)@2010-07-03 14:03:03

http://www.icac.org.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025.html


五名冷氣技工串謀行賄以獲受聘於一項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翔天廊」建築工程,被廉政公署起訴,今日(星期五)在區域法院被判緩刑。



孫志強,五十四歲;梁偉青,五十六歲;朱臻祥,四十五歲,及夏華傑,四十七歲;各被判入獄九個月,緩刑一年。他們早前被裁定一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成立,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2)(a)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



同案另一被告,危偉忠,三十五歲,早前承認一項相類控罪,今日被判入獄六個月,緩刑一年。



控罪指被告分別與周少明串謀向周提供利益,以獲受聘於一間為「翔天廊」進行建築工程的合營公司的冷氣技工。



區域法院法官游德康宣判時指出,貪污罪行嚴重,故須判處被告監禁刑期,但考慮到五名被告在案件中的角色較為被動及其他求情理由,遂判處緩刑。



周少明,五十九歲,於本月十一日被裁定十九項串謀使代理人接受利益控罪成立,被判入獄三年。法官今日令周向前僱主賠償七萬六千三百五十元。



案情指,在二○○四年十二月,俊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俊和」)與藤田株式會社合作成立一間聯營公司,以進行「翔天廊」的建築工程。



聯營公司在二○○六年中開始以日薪七百元招聘工人,負責安裝及維修「翔天廊」的冷氣系統。



但由於機場較為偏遠,聯營公司在招聘時遇上困難,遂要求當時已受聘的周少明協助招聘技工。在周的介紹下,五名被告以日薪七百元受聘。



案情透露,在二○○六年六月至二○○七年三月期間,周少明分別與各被告串謀向周少明提供每個工作日一百至二百元的賄款,作為工作介紹費。有關的賄款共七萬六千三百五十元。



控方今日由大律師Liza Yip代表出庭,並由廉署人員王曉強協助。
冷氣 技工 串謀 行賄 以獲 獲聘 聘於 機場 工程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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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詐騙政府進修貸款七百五十萬元被判刑

1 : GS(14)@2010-12-03 13:09:17

http://www.icac.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108.html

六名人士,串謀向學生資助辦事處詐騙免入息審查貸款,款額共逾七百五十萬元,被廉政公署拘控。該六名是案中主腦的被告,今日(星期五)在區域法院各被判刑。
周炎強,五十歲,ACCOM Corporation Limited(ACCOM)股東兼董事;及潘浩輝,四十八歲,ACCOM 業務發展經理,各被判入獄四年半。
周炎強早前涉及另一宗相類案件,並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入獄十八個月。暫委法官嚴舜儀命令其中六個月與今日案件的刑期分期執行,周炎強須入獄共五年。
在區域法院的案件,另外四名被告亦被判刑。蘇佩珊,四十三歲,ACCOM 營業女經理,被判入獄三十三個月,並須向被政府賠償十五萬元。
李潤平,四十四歲,中間人,被判入獄十五個月;而劉瑞強,五十五歲,中間人,被判入獄六個月,緩刑十二個月。
餘下一名中間人李協驄,三十四歲,被判入獄六個月。李協驄早前涉及第三宗相類案件,並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入獄四個月。法官命令其中兩個月與今日案件的刑期分期執行,李協驄須入獄共八個月。
法官在判刑時表示,被告有計劃及有組織地進行詐騙免入息審查貸款,故須判處各人監禁。
李協驄早前承認一項串謀詐騙罪名,其餘被告於審訊後同被裁定同一罪名成立。
廉署較早前接獲貪污舉報,調查其後揭發上述串謀詐騙罪行。
案情透露,德健教育發展中心(「德健」)是 ACCOM 的子公司。二○○八年三月至五月期間,周炎強安排「德健」開辦一項專業管理證書課程,有關課程其後根據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註冊。
在上述期間,學生資助辦事處收到有關課程的學生呈交共四百五十九宗有關該貸款的申請,各人申請的貸款額為最高限額的七萬五千元。
周炎強指使其他被告招攬假學生參與有關課程。其中兩名假學生由廉署臥底人員假扮,被告向臥底人員表示他們無需上課,並獲得三萬元至四萬元作為佣金。
被告透過上述手法,串謀向學生資助辦事處詐騙免入息審查貸款共逾七百五十萬元。
除上述六名被告外,廉署亦起訴另外四十一名與案件有關的人士。其中一名擔任假學生的被告陳芷茵棄保潛逃,法庭已發出手令通緝她歸案。餘下四十名被告承認或被裁定有關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最高為四個月、感化令及社會服務令。
學生資助辦事處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協助。
控方今日由大律師葉瑞紅代表出庭,並由廉署人員鄭礎明協助。
            
六人 詐騙 政府 進修 貸款 七百 百五 五十 十萬 萬元 元被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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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涉沙田區議會補選賄選被判刑

1 : GS(14)@2011-04-25 16:21:30

http://www.icac.org.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159.html
一名在二○○九年沙田區議會補選(大圍選區)中落敗的候選人及另外四名人士,就該次補選串謀行賄登記選民,及作出其他舞弊和非法行為,被廉政公署拘控。各被告今日(星期一)在區域法院被判刑。
李躍輝,四十四歲,醫生及上述補選的落敗候選人,及蔣世昌,五十五歲,美林街坊商戶及職工福利會(「福利會」)秘書,分別被判入獄二十一個月及十二個月。
同案被告梁駿業,四十二歲,「福利會」主席,及張勝佳,四十四歲,公司董事,各被判囚二十一個月;而余惠慈,三十七歲,「福利會」司庫,則被判入獄十二個月。
法官游德康判刑時表示,被告精心計劃和部署犯案,故須判處各人監禁以示阻嚇,不准緩刑,以維護選舉公平廉潔。
五名被告早前被裁定共十項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罪名成立,包括五項舞弊行為及五項非法行為。
案情指,李躍輝於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向選舉事務處遞交一份提名表格,登記成為上述補選的候選人。有關補選於同年三月二十九日舉行。
二○○九年一月初至三月二十八日期間,「福利會」舉行十二場晚宴,招待一千五百七十八名會員,當中九百八十一名為登記選民,費用支出逾一百萬,而每名會員只需支付二十元入場費。五名被告在該晚宴上提供或支付用於提供食物、飲料及娛樂的全部費用,以誘使有關選民投票予李躍輝。
李、蔣、梁及余於二月五日至三月二十九日投票日期間,分別多次以同一理由向有關選民提供早餐食物及飲料、抗流感針免費注射服務、三十八團一天本地遊或適用於李躍輝診所的一百元醫療贈券。
案情透露,李、蔣、梁及余發布不符合規定的選舉廣告印刷品,包括一分宣傳免費抗流感注射服務的單張、兩本列出健康指引的書籍及兩份宣傳一本新書的單張。
蔣、梁和余又作出非法行為,即製造環保袋而招致選舉開支。
案情指,李招致的選舉開支共逾二百萬元,超出四萬八千元的選舉開支上限。但李只向選舉事務處申報約三萬四千元的選舉開支。
廉署發言人提醒候選人、選舉代理人、助選人員及選民在公共選舉中須遵守《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發言人稱:「賄選乃嚴重罪行,違法者須負刑事責任而被起訴。」
發言人續稱,廉署已就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推出一系列維護廉潔選舉的教育及宣傳計劃。廉署並會就其他公共選舉,推出相應的教育及宣傳計劃。
控方今日由高級檢控官曾藹琪代表出庭,並由廉署人員梁國棟協助。
五人 沙田區 沙田 議會 補選 賄選 判刑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74122

坪洲鄉委會副主席誤導廉署人員罪成被判刑

1 : GS(14)@2011-06-18 14:19:43

http://www.icac.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173.html
坪洲鄉事委員會(「坪洲鄉委會」)的一名副主席,就「坪洲鄉委會」一個物業的租金收據提供虛假資料,藉以誤導廉政公署人員,被廉署起訴。被告今日(星期四)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入獄三個月,緩刑十二個月。
黃開榆,八十三歲,今日被裁定一項明知而誤導廉署人員罪名成立,違反《廉政公署條例》第13(B)(b)條。
裁判官溫紹明判刑時稱,所有控方證人在審訊時作出的證供誠實可信,故裁定被告罪成。
裁判官續稱,考慮到多項因素,包括被告年紀老邁及其背景,因此判處緩刑。
案情透露,廉署於二○○九年就一宗案件展開調查,案件涉及一名區議員涉嫌使用「坪洲鄉委會」位於坪洲永安街一個物業的虛假租金收據,向離島區議會詐騙津貼。
廉署調查顯示,該名區議員於二○○三年三月至二○○七年三月期間,向離島區議會遞交四十九份發還物業租金申請表,而每份申請表均附有由被告以「坪洲鄉委會」執行委員身份簽署的收據。有關物業是該名區議員租用作為其區議員辦事處。
案情透露,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廉署人員接觸被告,並向他出示四十七張涉案收據的印影本,要求被告進行確認。被告其後在證人供詞上簽名,表示他從來沒有在有關租金收據上簽名。
廉署其後的調查則發現三名證人曾多次目睹被告在有關租金收據上簽名。證人包括當時「坪洲鄉委會」一名秘書,以及兩名議員助理。
政府化驗所的鑑證確定,涉案收據上的四十九個簽名中,四十八個屬被告的簽名。
控方今日由高級檢控官馬游龍代表出庭,並由廉署人員鄧培思協助。
坪洲 洲鄉 委會 主席 誤導 廉署 人員 罪成 成被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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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名當舖持牌人或經營者行賄警員罪成被判刑

1 : GS(14)@2011-07-08 23:04:22

http://www.icac.hk/tc/news_and_events/pr2/index_uid_1185.html
一名 當舖 舖持 持牌 牌人 人或 經營者 經營 行賄 警員 罪成 成被 判刑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7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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