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江山集資案 衢州公安局副局長被查

江衢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蔡建明因涉民間集資案件被調查一事，隱約揭開了一些地方權錢網絡生態鏈的一角。

昨日，《第一財經日報》從衢州市政府一官員處證實，蔡建明已被有關部門帶走，該案件目前還處於調查取證階段。

有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蔡建明被調查，是由於其在擔任江山市公安局局長期間，與從事非法集資的擔保公司有牽連。

司機開擔保公司

衢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員稱，蔡建明是和他的司機一起被紀委帶走的。內部雖有「經濟原因」的傳言，但沒有人能確知蔡建明被調查的原因。一名工作人員稱，他聽說蔡建明的司機參與開辦一家擔保公司，蔡建明可能與這家公司有牽連。

有消息稱，蔡建明所涉集資案件涉案金額達數十億元。但截至發稿時，這一數額未得到證實。

公開資料顯示，蔡建明出生於1963年8月，浙江杭州人，1984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10月參加工作，大學學歷。

他曾任武警浙江總隊杭州市支隊三大隊大隊長、司令部副參謀長，武警浙江總隊衢州市支隊參謀長、支隊長，衢州市公安局黨委委員、紀委書記、督察長等職。

自2006年起，蔡建明擔任江山市公安局局長，而江山市去年以來幾家因非法集資案被制裁的擔保公司大部分均成立於2006年前後。

這似乎也是他人生最為輝煌的一段時光。在蔡建明的帶領下，江山市公安局獲得了「全省模範公安局」、「全國優秀公安局」等榮譽稱號。

據2011年浙江省公安廳舉辦的「十大警界先鋒」評選候選人事蹟材料，蔡建明在江山市公安局局長任上，曾要求每名局領導輪流吃住在辦公室，將原來全市100多個農村警務室撤並為47個，並要求每個派出所重點建設好調解室。

2012年，蔡建明從江山市公安局局長升為地級市衢州市公安局副局長。

公務員參與集資

江山是浙江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縣級市，地處浙江、福建和江西三省交界，常住人口僅46.79萬。這座有3300多家中小企業的小城，民營經濟較為活躍。2011年，該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01.04億元。

去年以來，江山市爆發了多起較為嚴重的民間集資案件。

截至今年6月底，江山市取締、註銷各類非法和不規範擔保機構114家，刑事立案20多起，依法打擊犯罪嫌疑人30餘人。其中較大的「銀通擔保非法集資案」涉及債權人3900戶，案值2.2億元。

民營經濟活躍的浙江同時也是民間借貸危機和民間非法集資案件的高發地。此前，浙江的溫州、麗水等地均爆發過大規模的民間非法集資案件。

有消息人士對本報稱，浙江民間借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有相當數量的政府工作人員捲入其中，不少政府工作人員的家屬參與放貸。而由於消息靈通等便利條件，參與放貸的政府工作人員家庭很多都能在危機爆發之前「脫逃」，收回資金。

2011年7月，江山市紀委、組織部等五部門曾在當地媒體上重申「禁止黨員、國家工作人員參與非法民間融資」。不僅如此，江山市每一位黨員、國家工作人員都被要求籤訂一份自覺抵制非法民間融資的承諾書。

而一些債權人認為，這一做法事實上成為讓公務員資金及時抽逃的一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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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稱公安部將加大打擊澳門賭場洗黑錢 賭場股價重挫

據《南華早報》報道，中央又推出重大措施，以打擊數十億美元非法資金透過澳門賭場流入。《南華早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新措施讓經濟罪行調查官員有權瀏覽銀聯的交易紀錄，措施可由澳門當地銀行收到當地金融部門發出的文件證實，文件稱是配合國家主席習近平打老虎行動。

報道指出，公安部曾於上月與澳門高級官員會面，討論行動的具體情況，亦提及要就澳門賭場成為海外資本流入澳門的主要渠道，有更多的法例要推行。報道引述一名資深的賭業人士指出，公安部稱這將會成澳門的新常態，會由公安部直接管制交易，行動將嚴正執行，預計一些關鍵人物將會震驚。

報道指出，措施主要針對貴賓廳中介人業務，而非中場業務。但是公安部出手，可見是為了打擊重要人物。

澳門經濟嚴重依賴博彩業，這一措施將加大澳門政府調整經濟結構的壓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周五抵達澳門，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

受反腐行動影響，澳門賭場正在經歷2002年以來最大的沖擊，賭場收入下滑。

今日，銀河娛樂股價早盤下跌近7%，金沙中國下跌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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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深改八次會議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據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報道，習近平30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他強調，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

會議指出，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關部門還完成了108個改革任務，共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此外，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盡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要加強境外追贓追逃工作，抓緊健全境外追贓追逃工作體制機制。

會議還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多處提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但未提及“公安改革”。

“2014年中央深化改革”回顧

今年改革任務：

2014年，中央深改組一年召開了8次會議。

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中央有關部門完成108個改革任務，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今年改革成效：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呈現出全面播種、次第開花的生動景象，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重大進展。

經濟體制改革：領先推進

民主法制改革：協調推進

文化體制改革：積極創新

社會事業改革：統籌推進

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標本兼治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穩慎探路

黨的紀檢體制改革：立行立改

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今年改革舉措（部分）：

2014年5月 中央再發文整治會所歪風。

2014年6月 政治局通過《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

2014年7月 國務院發布戶籍制度改革意見。中辦、國辦發布公車改革方案，副部以下取消一般公務用車。

2014年8月 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

2014年9月 《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2014年10月 中央審議通過《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

2014年11月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向社會征求意見。

2014年12月 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方案審議通過。中紀委將首次向中辦、國辦等派紀檢組。《居住證管理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發布，明年3月施行。

明年改革部署：

會議通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1.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

2.要重點提出一些起標誌性、關聯性作用的改革舉措。

3.把需要攻堅克難的硬骨頭找出來，把需要闖的難關、需要蹚的險灘標出來。

4.加強對跨區域跨部門重大改革事項協調，一鼓作氣攻克難點。

5.要把提高改革質量放到重要位置，堅持速度服從質量。

6.對已出臺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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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境外“獵狐”解密

“到東南亞國家追逃，最主要的就是發現線索；而到美加澳新等國追逃，則要提供更完整的證據鏈。”有時光一個引渡，需要的材料堆起來有一米高。

追逃行動組團隊中有經濟學博士、法律碩士，還有英國留學的海歸。

“在異國他鄉沒有執法權，一旦冒失行動，不但會遇到阻礙，還可能觸犯外事紀律，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糾紛。”

2015年1月8日，公安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孟慶豐向媒體披露，歷時近半年的“獵狐2014”行動，共抓獲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680名，其中，緝捕歸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此外，隨著一大批在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的歸案，若幹多年未結案的“斷頭案”將出現轉機，“狐貍”的背後是否還有“老虎”，也將水落石出。

這是中國第一次集中的海外追逃行動。2014年7月至12月底，公安部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了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代號“獵狐2014”。公安部共向九十余個國家和地區執法機關發出協查請求，派出七十余個境外緝捕組，抓獲的逃犯涉及69個國家和地區。

和在國內執法不同，中國警察在國外沒有執法權，不能攜帶武器，語言不通、法律有別。在完全有別於國內的陌生環境中，他們如何將290名藏匿國外的犯罪嫌疑人緝捕歸案，又是如何將390名在逃者勸回投案的呢？

沒有執法權的境外追逃

“進賭場了？賭了沒有？”

“進去了，也賭了。”

“贏了沒有？”

“贏了，大獲全勝。”

這段對話，發生在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劉冬與他手下警員武文之間。劉冬的另一個身份是公安部“獵狐2014”行動辦公室（以下簡稱“獵狐辦”）負責人，武文則是“獵狐”行動小組成員。按公安機關有關規定，警察嚴禁參與賭博，違者予以辭退，情節嚴重的予以開除。不過，劉冬不但沒有處分坦言“進了賭場也賭了”的武文，反而表揚了他。

為了抓捕一名潛逃到烏幹達的犯罪嫌疑人，獲得線索的武文，化裝成賭客潛入當地賭場，並最終在烏幹達警察的協助下，成功將其抓獲。

“境外追逃，是以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的國家法律為規則的遊戲，我們遵循人家的法律開展追逃工作。中國警察不能在國外執法，不能攜帶武器，不能穿中國警服。”公安部經偵局一名追逃警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

武文進賭場追逃，正是遵循上述遊戲規則。根據獲得的線索，在逃者經常在烏幹達一家賭場出沒，但該賭場有持槍保鏢。手無寸鐵的武文和同事到達烏幹達後，通過中國大使館聯系了當地警察。但因為無法確定在逃者何時在賭場，兩名當地警察陪著武文蹲守數日後回家休息了。

烏幹達警察一走，武文就在賭場發現了在逃者，可兩名當地警察的手機無法接通。賭場內，持槍保鏢來回巡視，沒有執法權的武文和同事一旦動手，現場極可能遭受武裝保鏢的攻擊。

“在異國他鄉沒有執法權，一旦冒失行動，不但會遇到阻礙，還可能觸犯外事紀律，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糾紛。”公安部“獵狐辦”一名工作人員總結說。

武文勸阻了幾度試圖出手的同事，兩人眼睜睜看著在逃者離去。

經使館協調，當地警察持槍陪同前往賭場。武文再次化裝成賭客進入賭場，確認在逃者正在賭場內後，烏幹達警察沖入將其抓獲。為防止武裝保鏢追擊，警察們事先偷偷將賭場門口保鏢們的車胎放了氣。

廣東省公安廳經偵總隊參與境外追逃的警員陳毅，多次到泰國緝捕在逃人員。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可能有危險的地方，外國警察不會讓沒有執法權的中國警察沖在前面。

在最近破獲的一起網絡賭博和地下錢莊非法洗錢案中，陳毅和幾名同事進入泰國境內追逃。7名追逃對象，在一個上百畝的農莊內居住和作案。

“抓捕現場，泰國警察擔心會有槍戰，要求我們滯後，在他們控制住現場後才能進去。”陳毅說。

“出境追逃，具體執行是各國的執法部門。我們會通過使館或中國駐當地警務聯絡官聯系當地的執法部門。1984年，中國加入國際刑警組織後，國際刑警成為中國警察聯系各國執法部門的重要渠道。”劉冬介紹。

目前，中國與68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106項各類司法協助條約、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系、與93個國家簽署了檢務合作協議或諒解備忘錄。公安部部長助理孟慶豐介紹，獵狐行動得到了境外執法機構、中國駐外使領館及警務聯絡官的支持。

一只貓的思鄉之情

“在境外追逃，一個重要工作方式就是‘以我為主’，就是在境外雖然我們中國警察沒有偵查權，但要主動引導所在國警察執行偵查、抓捕工作。”公安部“獵狐辦”一名警員介紹。

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劉冬介紹，境外追逃的基礎在國內，“如果沒有辦法掌握逃到哪去，就沒有頭緒。我們追逃的案子，立案單位在基層公安，比如一個地方的經偵支隊，甚至是縣區級的經偵大隊，他們總有辦法發現一些蹤跡，比如嫌疑人會跟哪些人聯系。我們基本確定方位之後，根據這些信息確定抓捕策略。”

廣東追逃警員陳毅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有些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舉家都在國外，與國內毫無往來，對這種人，就很難確認他們的具體方位，外國警察也無法協助抓捕。有些在逃者十分謹慎，即便與國內親屬往來，也很少透露自己方位。

不過，“獵狐”警員還是能通過蛛絲馬跡發現對手。一個在逃人員偶爾跟國內親友聯系，陳毅和同事們只知道其所在國家，但不知道具體方位，追逃一度無從下手。

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喜愛養狗，有一天給家人傳了一張自己養的寵物狗的照片。得到這張照片的警員通過照片里的背景，最後確認了大概方位。

陳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確認大概位置後，他和其他警員飛赴該國，找到了在逃對象的居住地，並在當地警察的配合下將其抓獲。

公安部“獵狐辦”呂錚也記錄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名在逃者藏匿在國外多年，無法確定其具體位置。他偶爾給國內親屬發一些照片，但照片里很難判斷出其所在位置。有一天，他拍了一張自己養的貓的照片發給某親屬，並給照片取了一個標題叫《一只貓的思鄉之情》。

藏匿國外的在逃人員，普遍會有思鄉之情。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劉冬介紹，很多逃到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國外境遇並不好，“很多在國內指點江山的人物，比如有個銀行的行長，跑出去後只能靠簡單勞動掙錢，給工地拉拉線之類的。而且因為是被通緝的逃犯，生活在恐懼中，想回國又怕回國。”

在這張照片上，貓正蹲在窗臺上俯視地面，而順著它目光所呈現的路燈、井蓋、斑馬線，追逃警員突然聯想起剛剛經過的某條街道的角落，最終成功定位了其居住所在並將其緝捕歸案。

除了要確定在逃者的方位，中國警察大多數時候還要向國外警察提供用該國語言撰寫的相關法律文書，以說服外國警察協助抓捕。

公安部“獵狐辦”警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追逃時與東南亞國家合作主要采用非法移民遣返的方式，“就是這個逃犯違反了該國的移民法，抓到之後遣返。”

“到東南亞國家追逃，最主要的就是發現線索；而到美加澳新等國追逃，則要提供更為完整的證據鏈。”劉冬介紹，有時候，光一個引渡，需要的材料堆起來有一米高。為此，追逃行動組團隊中有經濟學博士、法律碩士，還有英國留學的海歸。很多英語材料，是追逃警員自己完成的。

劉冬介紹，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華人多，逃犯容易隱藏，且一些國家對中國免簽，較容易入境，因此逃犯較為集中，是境外追逃的重點地區。

公安部部長助理孟慶豐介紹，“獵狐辦”先後向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老撾、緬甸、印尼等國派出三十余批次工作組，抓獲逃犯占緝捕總人數的34%。

“尊重各國的風俗和法律”

武漢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副支隊長向家述，最近的一次出國追逃，是帶著武漢特色的紀念品走的。他帶的是黃鶴樓形狀的名片夾，專門送給幫助抓捕逃犯的國外執法人員的，“很受歡迎，國外警察很喜歡”。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武漢市公安局經偵處一名處長曾出境追逃，“當時那個國家的警察完全不配合，最後處長空手回了”。

向家述親身感受到了一種變化，過去國外警察經常不配合，如今對方一般都會很配合。

“外國警察要我們幫忙的地方，越來越多了。我們去找他們，自然也就容易得到他們的幫助。”廣東追逃警員陳毅也認為，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讓境外追逃變得比過去容易了。

“尊重各國風俗和了解各國法律”，對追逃也很重要。“有些國家，賭博是重罪，如果在逃人員在該國賭博，很可能要被留在該國接受法律制裁，這樣就會影響我們把人帶回中國。”一名追逃警員介紹。

廣東追逃警員陳毅曾在泰國抓過一次逃犯，“抓捕時，現場是個化肥廠，化學味道很濃，我擔心有毒品。在這個國家，販毒是重罪，一旦發現毒品，在逃人員要玩命抵抗，當地警察也不會輕易把人交給我們。”

所幸完成抓捕後，陳毅在現場沒有發現毒品，當地警察順利把在逃人員移交給了他。

與充滿變數的境外緝捕相比，勸返自首風險小很多，且效果明顯。2014年10月，公安部聯合最高檢、最高法、外交部發布的一則通告，引得潛逃國外者排隊自首。通告表示，限期回國自首者，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

劉冬介紹，到了通告截止期的最後幾天，很多人打電話，幾乎是“排隊自首”，生怕趕不上時間。

湖北省雲夢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大隊長關念軍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該局沒有向國外派出一個警察，但從泰國勸回4名在逃人員，正是得益於上述通告。

“他們先派了一個人回來自首，試探通告里的承諾是否屬實。第一個人回來投案時，沒有到約定的武漢機場，而是飛到老家機場。後來她告訴我，是擔心回來被抓後見不到親屬，所以做好心理準備見丈夫女兒最後一面。”關念軍介紹。

最後，雲夢縣追逃辦按法律規定允許其取保候審，其他觀望的三名境外逃犯在最後期限前一周陸續回國投案。

山西有兩名犯罪嫌疑人逃到南非，在當地買了別墅，結果遭到當地黑社會威脅勒索，司機被殺。兩個人賣了別墅，又跑到東南亞，錢差不多花光了，國外待不下去。這次經過左思右想，最終回國自首。

“狐貍”背後是否有“老虎”

中國究竟有多少在逃人員逃往國外，一直是個謎。680人中有多少外逃貪官，也是輿論關註的一個重點。劉冬解釋，此次境外追逃的主要對象是公安機關立案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如傳銷、合同詐騙、非法集資等。

公安部部長助理孟慶豐公布的另一個數據，也引起了關註：半年抓獲的680名外逃者，是2013年全年抓獲數的4.5倍。

“過去，犯罪嫌疑人逃出國後，我們就沒辦法了，案子就停在那里了。”中部省份一名負責追逃的警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獵狐”可能讓諸多斷頭案出現轉機。

“這是第一次集中的境外追逃行動，過去一般是上報公安部協調國際刑警組織發紅色通報。”勸返4名境外逃犯的湖北省雲夢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大隊長關念軍說。

中國警察的“獵狐術”何以突然高明起來？一名負責境外追逃的警員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中央和各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是關鍵，可整合利用的資源變多，人財物的投入也增多；國外官員也相應重視，溝通更順暢。”

2014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上提出，“不能讓國外成為一些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腐敗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追回來繩之以法。”此外，習近平也多次在外事活動中談及國際反腐敗合作、海外追逃追贓等話題。

“境外追逃的一個重要作用是震懾犯罪分子，不要以為逃到國外就沒事了。雖然投入了一些人財物，但把境外在逃人員抓回來，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將未結的案子劃個句號，也給受害者一個交代，社會意義重大。”上述警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些經濟犯罪嫌疑人逃到國外後，相關的官員會把責任全部推給外逃者。

公安部“獵狐辦”警員呂錚記錄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名15年前因涉嫌貸款詐騙逃到加拿大的在逃人員，因該案另有2名涉案者分別是一家銀行副行長和一家國企的總經理，自覺替人背了黑鍋的他想回國自首又怕遭到報複，猶豫不決。

“你看國內新聞吧，現在國內正在全力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獵狐’行動也是配合中央反腐。現在是你回國澄清事實，讓相關人員承擔責任的最佳時刻。”在辦案警員的勸說下，該外逃者最終回國投案。

在武漢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副支隊長向家述看來，境外追逃被重視與反腐的大環境有關，“只有把這些逃到國外的人抓回來，才能搞清楚後面是不是有官員涉嫌貪腐。”

（應受訪者要求，武文、陳毅為化名）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意見獲通過 取消暫住證制度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已經中央審議通過，即將印發實施。

公安改革共有七個方面的主要任務、100多項改革措施。一是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機制，二是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三是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四是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五是完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六是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七是規範警務輔助人員管理。

在深化行政管理改革方面，有六大要點：①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②方便異地辦戶口和身份證；③改革內地往來港澳邊檢模式，提高通關效率；④向縣級公安機關下放出入境證件受理審批權限；⑤推行駕駛人自主預約考試、異地考試等。

意見還提到，要貫徹落實人民警察生活待遇“高於地方、略低於軍隊”的原則，建立符合人民警察職業特點的工資待遇保障體系。

下為新華社報道全文：

近日，《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已經中央審議通過，即將印發實施。

黨中央、國務院對公安工作高度重視，對公安隊伍建設十分關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誌多次聽取公安工作匯報，並就深入推進公安改革、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指導下，公安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加強研究謀劃、深入調研論證，在形成《意見》和方案稿後，又廣泛征求了各地、各有關部門和基層單位的意見，並根據各方意見反複修改完善。《意見》和方案先後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完善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適應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和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建立符合公安機關性質任務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建立體現人民警察職業特點、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到2020年，基本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管理制度體系，實現基礎信息化、警務實戰化、執法規範化、隊伍正規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滿意度和公安機關的執法公信力。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共有七個方面的主要任務、100多項改革措施。一是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機制，二是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三是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四是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五是完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六是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七是規範警務輔助人員管理。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將改革的指向聚焦在三個方面：一是著力完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提高社會治安防控水平和治安治理能力，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二是著力推進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務水平，從政策上、制度上推出更多惠民利民便民新舉措，提高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三是著力建設法治公安，確保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提高公安機關執法水平和執法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執法活動、每一起案件辦理中都能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

在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方面，這次改革從完善治安管理防控機制、創新懲防犯罪工作機制、完善國際警務合作機制、健全情報信息主導警務機制等方面，提出了創新治安治理方式、提高治安治理水平的若幹措施。圍繞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立健全更加註重源頭預防、綜合治理的社會治安治理模式。加快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基礎的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推動建立違法犯罪記錄與信用、相關職業準入等掛鉤制度。健全社會治安組織動員機制，推動社會治安社會化治理。健全涉眾型經濟犯罪、涉電信詐騙犯罪偵查工作機制。健全同有關部門密切協作、高效順暢的海外追逃追贓、遣返引渡工作機制，等等。

在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方面，這次改革從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紮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創新人口服務管理、健全完善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制度和改革邊防出入境、交通、消防監督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服務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和便民利民的政策性措施、制度性安排。建立行政審批事項定期清理和行政審批權力清單制度。紮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建立健全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落實無戶口人員落戶政策。建立戶口遷移網上流轉核驗制度和居民身份證異地受理制度，方便異地辦理戶口和身份證。改革內地往來港澳邊檢查驗模式，提高通關效率。向縣級公安機關下放出入境證件受理審批權限。健全完善統一規範、靈活務實的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制度。改革駕駛人培訓考試，推行駕駛人自主預約考試、異地考試等制度。深化機動車檢驗改革，全面實施省內異地驗車，逐步推行跨省異地驗車。加快建立跨省異地處理交通違法和繳納罰款制度。縮小建設工程消防審批範圍。全面落實報警求助首接責任制、群眾辦事一次告知制、窗口單位彈性工作制，大力推行“預約服務”、“綠色通道”和“一站式”等服務模式。積極搭建綜合性網絡服務平臺和新媒體移動終端，推行行政審批事項全程網上流轉，方便群眾咨詢、辦事和查詢、監督，等等。

在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方面，這次改革從完善執法辦案制度、執法司法銜接機制、執法責任制、人權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規範執法權力運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一系列改革舉措。探索實行受案立案分離和立案歸口管理制度。健全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細化量化裁量標準。深化執法公開，落實執法告知制度。圍繞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完善適應證據裁判規則要求的證據收集工作機制，完善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制度和對違法犯罪嫌疑人辯解、申訴、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機制，完善偵查階段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工作制度。規範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程序，實行涉案財物集中管理。完善執法責任制，健全執法過錯糾正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冤假錯案責任終身追究制。探索建立主辦偵查員制度，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等等。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還明確提出，根據人民警察的性質特點，建立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按照職位類別和職務序列，對人民警察實行分類管理。適應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要求，建立健全人民警察招錄培養機制。貫徹落實人民警察生活待遇“高於地方、略低於軍隊”的原則，建立符合人民警察職業特點的工資待遇保障體系。完善人民警察撫恤優待制度，建立健全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職業風險保障制度。依法維護人民警察執法權威。規範警務輔助人員管理，等等。

下為公安部負責人答記者問：

問：為什麽要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有什麽重要意義？

　　答：改革因時代要求而推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一戰略布局的展開，對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推動公安事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創新局面、取得新發展，必須抓住機遇、深化改革。

　　改革也由問題倒逼而產生。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隨著社會動態化、信息化帶來的巨大變化，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出現一些不適應的問題。這些不適應，既有思想理念上的滯後，也有能力素質上的差距，既有體制機制上的制約，也有警務保障上的不足。要破解這些長期困擾和影響公安工作發展進步的難題，必須迎難而上、改革創新。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更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關心的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誌多次聽取公安工作匯報、研究公安工作，並就深入推進公安改革、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指導下，公安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經深入調研論證、廣泛征求意見，研究起草了《意見》和方案稿。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審議公安改革《意見》和方案，明確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原則、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可以說，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是適應時代新發展和人民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是激發公安隊伍生機活力、提升公安機關戰鬥力的必然要求，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於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問：我們註意到這是中央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這次改革與以往改革相比有什麽不同？

　　答：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公安機關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主動順應人民群眾期待，不斷推進公安工作改革創新。比如，在警務運行方面健全完善了110警務指揮機制、治安巡邏防控機制、打擊犯罪工作機制和警務合作機制；又如，在治安、戶籍、邊防、消防、出入境、交通等行政管理方面進行改革探索，出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與以往改革相比，這次改革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這是一次全面系統的改革。根據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經深入調研論證出臺了“一攬子”改革舉措，包括7個方面的主要任務、100多項具體措施，幾乎涵蓋了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的各個層面、各個領域，既有公安管理體制的改革、又有警務運行機制的完善，既回應了人民群眾的期待、又回答了基層關註的問題，既務實解決當前突出問題、又註重推動公安事業長遠發展。第二，這是一次綜合配套的改革。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更加註重從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全局高度進行宏觀思考、頂層設計，更加註重與相關部門、相關領域的改革統籌配套、協同推進，確保各項改革舉措良性互動、相互促進。其中不少重大舉措，需要有關部門共同發力、綜合施策，配套出臺相關政策措施。第三，這是一次觸及根本的改革。這次改革聚焦問題、觸及根本，對一些多年積累下來的制約公安工作發展進步的深層次、老大難問題進行了破題，不僅是對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警務保障的改進和完善，也是對各級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責任、權利、義務的規範和調整。要確保改革沿著既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推進，需要全國公安機關上下一心，以“啃硬骨頭”和“釘釘子”的精神紮實推進，努力形成改革合力、發揮整體效應。同時，公安機關許多社會管理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全社會廣泛參與、大力支持。

　　問：請問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總的考慮是什麽？改革的重點有哪些？

　　答：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總體考慮是，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緊密結合公安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重要工具、人民警察是武裝性質國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性質特點，緊緊圍繞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職責任務，著眼能力建設，創新體制機制。為此，明確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總體目標：完善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適應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和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建立符合公安機關性質任務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建立體現人民警察職業特點、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到2020年，基本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管理制度體系，實現基礎信息化、警務實戰化、執法規範化、隊伍正規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滿意度和公安機關的執法公信力。上述目標，既與黨和國家“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相符合，又與公安部黨委關於大力推進“四項建設”的思路相銜接。同時，提出了改革的七項主要任務，即：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機制，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規範警務輔助人員管理。

　　我們考慮，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關鍵是要緊緊抓住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的突出問題，緊緊抓住影響公安機關執法公信力和戰鬥力的關鍵環節，把改革的指向聚焦到著力完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提高治安防控水平和治安治理能力上，聚焦到著力推進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務水平上，聚焦到著力建設法治公安、提高公安機關執法水平和執法公信力上。

　　問：保民平安是公安機關的根本職責，這次改革就進一步提升群眾安全感有哪些舉措？

　　答：平安是極重要的民生。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圍繞建立更加註重源頭預防、綜合治理的社會治安治理模式的要求，就進一步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建立健全治安管理防控、懲防犯罪工作、國際警務合作、情報信息主導警務等機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建立現代警務運行機制，提升有效打擊犯罪的能力。要通過改革，建立以情報信息為主導、動態勤務為依托、警務合作為支撐、專業規範為特征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使警務部署更具科學性、巡邏防控更具針對性、偵查破案更具精確性、警務合作更具實效性。二是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提升有效控制犯罪的能力。要通過改革，健全點線面結合、網上網下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打防管控結合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現防控全時空、全天候、全覆蓋。要進一步增強防控體系的系統性、整體性，著力形成防控體系的合力；進一步增強防控體系的協同性、實效性，著力提升防控體系的效率；進一步增強防控體系的基礎性、源頭性，激發防控體系每個單元的活力。三是推進社會征信體系建設，提升有效預防犯罪的能力。要通過改革，加快推進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建設，積極搭建部門共享、高效運轉的信息平臺，有效預警預防違法犯罪；加快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基礎的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推動建立違法犯罪記錄與信用掛鉤等制度，發揮信用監督、威懾和懲戒作用，積極促使公民自覺守法遵法；健全重點物品、重點行業安全監管機制，實現快遞、物流、網購等行業實名登記等安全監管制度，完善犯罪信息通報機制，努力做到讓失信者、違法者依法受到有效監管和制約。

　　問：人民群眾對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特別關註。這方面的改革有什麽新舉措？

　　答：公安行政管理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同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公安部在系統梳理近年來廣大群眾反映的問題特別是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征集到的意見建議，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提案的基礎上，緊緊圍繞建設服務型政府要求，堅持管理與服務並重、維護秩序與保障權利統一，從政策上、制度上研究推出了30多項具體的改革措施，內容很豐富，涉及行政審批、戶籍制度、人口服務管理和邊防出入境、消防監督、交通管理等多個方面，每一項措施的出臺，都將給群眾帶來方便、實惠。而對於公安機關來說，工作量是很大的，許多改革措施是要跟自己較勁的，有的措施甚至是對自己開刀的，但是，我們的態度是堅決的，就是要盡最大努力方便群眾，讓群眾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務和實惠。

　　這些改革措施集中體現了三個關鍵詞：一是開放。就是要能放開的堅決放開，能下放的堅決下放。比如，縮小建設工程消防審批範圍，向縣級公安機關下放出入境證件受理審批權限，向有條件的縣級公安機關下放駕駛人考試權限等，方便廣大群眾就近辦證、考證。二是提效。就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讓數據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腿，提高辦事效率和服務水平。比如，建立戶口身份證網上流轉、核驗制度，方便群眾異地辦理，實行這項制度後，群眾就不需要跑回戶籍地辦理戶口、身份證了。改革駕駛人培訓考試制度，實行駕駛人自主預約考試、異地考試，減少群眾排隊等待，讓群眾有更多的自主選擇的余地。繼續深化車檢改革，全面實施省內異地驗車，逐步推行跨省異地驗車等。三是脫鉤。就是要主動去除部門利益，與利益脫鉤，還利於社會、還利於民。比如，明確公安機關與機動車檢驗機構、駕校等經濟實體脫鉤，堅決斬斷利益鏈、打破潛規則，從源頭上防止滋生腐敗。

　　問：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如何進一步規範公安執法行為，保證嚴格公正執法？

　　答：經過多年不懈努力，公安執法規範化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執法質量和執法水平不斷提升。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公安執法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突出問題，執法不嚴格、不規範、不公正、不文明甚至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問題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公安機關執法公信力。這次改革緊緊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執法問題和可能影響執法權力運行的關鍵環節，從完善執法辦案制度、執法司法銜接機制、執法責任制和人權保障制度四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努力在執法辦案各個環節都設置“隔離墻”、通上“高壓線”，確保權力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朝著建設法治公安的目標前進。

　　這些改革措施，更加註重證據意識，適應證據裁判規則要求，完善證據收集工作機制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更加註重人權保障，強調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更加註重責任落實，探索建立主辦偵查員制度，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更加註重監督制約，在加強內部監督的同時，拓寬外部監督渠道。特別是針對社會高度關註的防範冤假錯案問題，立足偵查階段，作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制度設計：在受立案環節，完善立案審查制，探索實行受案立案分離和立案歸口管理制度；在訊問環節，嚴重刑事案件都要全程錄音錄像，逐步實現所有刑事案件訊問過程全程錄音錄像，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在證據環節，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既要收集有罪、罪重證據，又要收集無罪、罪輕證據；在責任環節，建立執法責任清單制度，將執法職責細化分解到每個執法單位、崗位，明確辦案、審核、審批責任，強化責任追究，打造覆蓋執法辦案全過程、全環節的責任鏈條。

　　問：這次改革為什麽提出建立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有哪些具體改革舉措？

　　答：這是由公安機關的性質任務和人民警察的職業特點決定的。一是任務重。當前，社會穩定進入風險期，公安機關任務繁重艱巨，公安民警“5＋2”、“白＋黑”已成為工作常態。二是風險高。近些年全國平均每年四百多人犧牲、三四千人負傷，是和平時期犧牲奉獻最大的一支隊伍。三是壓力大。長期超負荷工作，經常加班加點回不了家，不僅工作壓力大、生活壓力大，而且經常遇到不配合甚至暴力抗法，精神上的壓力也較大。尤其是基層民警受機構規格和職數比例限制，人數多、職業少，職業發展空間受限。一些地方民警流失現象比較嚴重。

　　這次改革，明確提出建立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一是建立人民警察分類管理制度，按照職位類別和職務序列實行分類管理，合理確定警官、警員、警務技術職務層次，科學設置職務職數比例，同步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二是健全人民警察招錄培養機制，以適應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的要求。三是完善人民警察職業保障制度，貫徹落實人民警察生活待遇“高於地方、略低於軍隊”的原則，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工資待遇保障體系，完善津補貼等相關政策，向基層一線、艱苦危險等重點崗位傾斜，建立健全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職業風險保障制度等。此外，這次改革還提出規範警務輔助人員管理，推動出臺相關管理辦法。中央作出的這一重大改革決定，將極大地鼓舞隊伍士氣，充分調動廣大人民警察的積極性，激勵全體民警更好地履行職責、服務人民。

　　問：黨中央對公安隊伍建設十分關心，這次改革在從嚴治警、從優待警方面有哪些具體舉措？

　　答：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既是一次惠民的改革，也是一次惠警的改革，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公安隊伍建設的關心重視和對全國200多萬人民警察的親切關懷。比如，在政治上，加強黨對公安工作的絕對領導，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理順管理體制。在工作上，加快修訂人民警察法，依法維護人民警察執法權威；優化機構編制管理、健全警務保障體制，推動解決基層警力、經費保障問題；在生活上，建立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保障機制，著力解決基層一線民警職數少職級低、職業風險保障不到位等突出問題，等等。

　　依法從嚴治警，是公安隊伍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對公安民警最大的關心愛護。這次改革，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部署，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政治過硬、業務過硬、責任過硬、紀律過硬、作風過硬”的要求，緊密結合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實際，就進一步落實依法從嚴治警提出了明確要求。一是堅持政治建警，明確把堅持黨的領導作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把理想信念擺在公安隊伍建設第一位，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著力打造忠誠可靠的公安隊伍。二是規範權力運行，建立實行權力清單制度，完善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切實把權力關在嚴密的制度籠子里，為公安機關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奠定堅實基礎。三是強化監督制約，深化執法公開，自覺接受監督，落實執法辦案責任制，完善執法過錯糾正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幹預執法辦案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等。

　　問：如何推動各項改革任務落地、取得實效？

     答：人民群眾對安全、公正的期待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總體思路和任務目標已經明確，關鍵就是要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實，確保各項改革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取得實效。公安部將與有關部門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部署，按照確定的改革任務和目標要求，加強組織領導，抓好落實和推進工作。一是全面動員部署，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以黨中央對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的重視關懷為強大動力，凝聚全警共識、匯聚改革力量。二是依法有序推進，由於許多改革舉措還需要具體細化實施方案，有的需要同步修改法律法規，有的需要先行試點、積累經驗，對改革任務將逐項進行分解，明確具體責任，細化分工實施方案，依法有序、積極穩妥地推進。三是突出工作重點，抓住人民群眾最期盼解決的突出問題和制約公安工作發展的難點問題，排出一批需要下功夫解決的硬骨頭，集中力量、攻堅克難。四是強化督導檢查，把督促、指導和檢查貫穿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全過程，做到抓一項成一項，完成一項銷號一項，確保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見到實效，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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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父母賣掉的孩子一起公安部督辦販嬰大案偵破之後的故事

他們被“解救”出來了，卻失去了家。

他們的照片和個人信息，早就通過媒體公布到互聯網。幾年過去，沒有任何親人現身，要與他們團聚。

賣掉他們的，是他們的親生父母。

在各地社會福利機構，都存在許多這樣的孩子。卻少有人問津，他們被“解救”後的人生。

雲敏（化名）喜歡反鎖上門，將自己關在房間里。

對她而言，雖然門外是一群沒有任何殺傷力的孩子，其中還有一名智障兒童，但她還是不喜歡聽到保育員每天扯著脖子催促她學習的聲音。

在福利院工作人員眼里，這個女孩顯得過分安靜。

從不多話，也不會像另外一些孩子一樣經常惹人生氣。當然，有時候難免“挨板子”。這種時候，她從不哭鬧，一句話也不說，頂多是眼里噙著淚水。

她寧願一個人在門內。

在這里，她和他們不一樣。她有過家庭，有過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哥哥。

開了門，她又和他們一樣，都是無父無母的孩子，甚或是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在三年前公安部督辦的一起打擊拐賣兒童大案中，被從人販子、買家手中解救出來，又找不到親生父母的孩子。

公安部督辦的大案

她是被從一個叫梁正芬的中年婦女手中解救出來的。

那年，雲南省文山州人梁正芬46歲。當然這只是個估計，因為她從來沒有辦過身份證。自小沒讀書，19歲時由家里人包辦婚姻嫁了，生了兩男一女，也沒辦過結婚證。

大概30歲時，她被老鄉帶到千里之外的福建華安打工，就在當地又結了一次婚，同樣沒辦結婚證，生了個男孩。2011年初，她在幹活的山上遇到一個雲南口音的男人，稱他有兩個女兒，想把小女兒賣了；她剛好想收養一個女孩回家，就花了5000塊買了。回家後才發現：女孩說話不流利，眼睛有些斜視。

2012年，在公安部督辦“2011.12.29”特大拐賣兒童專案全國統一行動中，華安縣公安局逮捕了一批買賣兒童團夥，並從中解救出12名被拐兒童。雲敏就屬於其中之一。

警方迅速查清了她的來歷，把她從“新家”帶走，送到漳州社會福利院。一年後，福利院把她送到一戶城里人家寄養，但是因為無法融入新的家庭，一個學期結束後，她又被送回到福利院。

目前，雲敏所居住的這套房子，是漳州社會福利院院長謝俊波為他們特別組建的“模擬家庭”，一共有8個孩子，兩個保育員。年齡最大的雲敏得以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

在謝俊波看來，早前那戶寄養家庭各方面都很適合雲敏。領養人本身也是孤兒，被養母撫養長大。成家後，夫妻二人都算白領階層，養母家又緊鄰雲敏就讀的小學，方便照看孩子。

家里有一個智障的弟弟，因此那對夫婦希望能領養一個健康聰明的小孩。但也許，雲敏在這一點上有些讓他們失望。

因為沒上過學前班就讀一年級，雲敏的學習成績總是跟不上。除此之外，雲敏在前一個“養母”梁正芬家養成的一些習氣——如看到什麽零食就一口氣全部吃光，也讓他們看不慣，又難以糾正。雙方僵持到雲敏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她就被接回福利院撫養了。如今，這對夫妻再也沒有來過福利院。

自那以後，雲敏變得愈發沈默了。謝俊波正打算送她去省會福州的另一戶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寄養。還不知會如何。

福利院的“臥底”

對雲敏更有感情的，反而是先前買下她的梁正芬夫婦。

不知哪兒泄露出去的消息，他們得知雲敏已回到福利院，今年又從一百多公里外的山里來看她。他們摟著她的肩膀，帶些吃的穿的給她，詢問她的學習狀況。

不過，畢竟隔了這麽久，孩子的記憶也淡了。她從不在別人面前提起他們。問起以前的事，以前的名字，以前的住所，都被她一句簡單的“不知道”所掩蓋了。

這也是在“2011.12.29”專案中，絕大部分被解救的孩子所面臨的困境。

一下子增加了12個孩子，本來以養老為主業的福利院立即面臨人手不夠的窘境，不得不面向社會招聘了幾位護工。孰料，其中一個被解救的孩子，與護工見面時，竟然抱著其中一個護工喊“媽媽”，福利院這才發現不對。一查，發現這個護工竟然是此前買下這個孩子的買主。她是特地來“臥底”的，只為了看孩子一眼。

一位辦案民警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當時在公安局審訊，“真的像骨肉分離”。這些買下孩子的養父母舍不得，大哭大鬧，有人當場昏倒。

孩子到達福利院後，買家們也多次找來，希望能把孩子帶回去。其中一個孩子，甚至已經托關系上了當地的戶口，成為收養家庭的合法成員。

“很多事就是合情不合法，合法不一定合理啊。”謝俊波很無奈。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選擇收養家庭時，他們刻意避開了原先的買主們。“不能讓警察把孩子從買家那里帶走，交到福利院手上，我們又把孩子還回去吧。”

閩南人傳宗接代的觀念重。華安縣毗鄰安溪縣，同為鐵觀音產地，也都是全國重點產茶縣，在這里，由於氣候原因，茶葉生長周期相對較短，一年可產五季。

不乏雲南人來華安縣打工，也不乏安溪茶商來此采購茶葉。徐秋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只有一個女兒，一直想買個男孩，來華安縣購茶時碰上了一個雲南籍的中間人，便順理成章地買下了一個嬰兒。他連名字都已經替孩子取好，名叫“徐世穎”，視若掌上明珠；甚至找當地關系，為這個繈褓中的孩子上了戶口。

看到徐秋明高興地抱上了兒子，鄰居楊金鐵也想買個嬰兒，長大後給他有點癡呆的二兒子養老。後來通過互相介紹，買下了一個男嬰；還有更多的買主，或是無法生育，或是失獨家庭……他們都成了罪犯。

但對於這些買主，司法機關並沒有過度追究責任。他們並未阻撓辦案，也沒有虐待孩子。在辦案過程中也主動投案，所以均以從輕情節，判為緩刑。徐秋明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緩刑18個月，並罰款5000元。

當然，人財兩空是最終的結局。“徐世穎”被註銷戶口，送到福利院。

在孩子被送到福利院一段時間後，徐秋明還找過辦案民警。他說，去福利院看到孩子孤零零的，想接回來。警察們雖然動容，卻也沒有辦法。否則，豈不等於默許了買賣人口的事實？

“說是解救了這些孩子，可又好像不是。”一名參與辦案的民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賣掉孩子的父母

其實，在2011年7月之前，當地政策上是允許被拐兒童在未找到親生父母的情況下，交由買方繼續撫養的。但為了打擊“買方市場”，在此之後，公安部規定，打拐解救又沒有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不得再送回買方家庭撫養，而應放在福利院中撫養。

按照規定，被拐賣的孩子在公安部門錄入DNA後，與丟失孩子的父母DNA進行比對後，就能相互配對，確定親子關系。但實際上，通過DNA數據庫被找回的孩子並不多。

此前，公安部和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到2011年全國開展的打拐專項行動中，共解救被拐兒童13284名。通過全國打拐DNA數據比對後，其中未找到親生父母的孩子約12100名。也就是說，只有不到10%找到了父母。

根據華安縣公安局刑偵大隊民警林炎福的經驗，一般丟失孩子的父母都會來報案，如果是正常被拐賣的，那很快就能在DNA數據庫中找到。反之，“如果是父母親手賣掉孩子的，怎麽會來報案呢？那不是自投羅網？”

一種不忍面對的現實是：大多數被拐兒童，實際上是經父母同意被賣出的。

當年的媒體報道也已有統計：漳州市福利院累計接收的17名被拐兒童，有14個是被父母親手賣掉的。

在“2011.12.29”專案中，“貨源地”主要來自雲南廣南縣。這個縣位於滇、桂、黔三省交界地帶，是國家級貧困縣。林炎福記得，自己審訊過兩名親手賣掉孩子的父母：原因都源於一個字——窮。

2010年7月，廣南縣女子李仕芳在華安縣仙都鎮招山村的出租房誕下一名男嬰。而她的丈夫因為搶劫，早已鋃鐺入獄。在雲南老家已有兩個孩子的李仕芳，沒有能力一邊打工，一邊再撫養一個孩子。因此孩子一出生，她就委托弟弟聯系買家。

通過中間人介紹，最後這名剛出生二十多天的男嬰，被徐秋明以三萬五千元的價格買走，成了“徐世穎”。

幾個月後，李仕芳的老鄉、1988年出生的李富春有了一個身體不太健康的孩子。由於實在沒有能力為其繼續治療，李富春輾轉聯系上徐秋明，請求其幫忙將這個出生十多天的男嬰賣出。賣主就是徐秋明的老鄉楊金鐵。

被警方逮捕後，親手賣掉子女的李仕芳和李富春沒有一點悔過意識。審訊過程中，他們一直在強調，在雲南老家，誰家不要孩子就“送”出去、收點錢，是很常見的事。

“他們都蒙蒙的，不知道怎麽回事。”林炎福回憶，“在他們心里，完全沒有買賣孩子是違法的這種意識。”

當年，檢方共起訴了11名參與拐賣兒童的人員，包括李仕芳姐弟以及李富春。華安縣人民法院判決，認為李仕芳屬主犯，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但因當時她又有了身孕，而不得不緩刑處理。李富春也被判緩刑。而他們之後是否還會重蹈覆轍，無人能夠肯定。

被判得最重的，是那些應他們請求，也想賺點兒中間好處費的老鄉。這些沒有什麽文化的農民，自以為沒拐沒騙，結果成了“拐賣兒童團夥主犯”。其中一人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而賣掉雲敏的父母並未被警方認定為“以買賣為目的”，未被列入起訴的範圍。

而“買賣同罪”“人販子一律死刑”一類的呼聲，在這起現實的販嬰大案中，都顯得無所適從。

無論是警方還是民政部門，都完全不認可這兩個近日在網上走紅一時的概念。“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只會增大我們的工作難度。”一位民警說，只要有買孩子的需求，有賣孩子的需求，這種情況就無法杜絕。

按照過去慣常的做法，同雲敏情況類似的孩子們都可以返回到收買家庭繼續生活。但因為當時全國統一專案的打拐力度加大，他們只能被送往福利院。

而此一別，他們再也回不去了。他們是被“解救”出來了，也從此失去了家庭。

華安縣距離漳州市福利院大約1個多小時的車程。接他們的工作人員回憶，一路上氣氛很壓抑。雲敏沒有說話，偶爾有年紀小的孩子低聲抽泣。

他們的照片和個人信息，早就通過媒體公布到互聯網。如今3年過去，沒有任何親人現身，要與他們團聚。

世界的複雜性

目前，雲敏和正常孩子一樣在當地最好的小學讀書。

沒有人會知道，每天她聽到同學們談起父母時的感受。但也許，她已經從“閑言碎語”中明白，自己是被親生父母賣掉的。她曾堅定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想找他們。”

她對“保育員阿姨”笑，對福利院的“弟弟妹妹”笑，對“院長伯伯”笑，卻也會低著頭沈下聲音說：“不喜歡這里，不想留下來了。”

就連院長謝俊波也覺得，“原先的買主肯定是孩子們最合適的收養家庭”。一是原先已經生活了好多年彼此已經熟悉，二是對方本來也願意撫養，有條件撫養這個孩子。

但讓很多福利院更頭痛的是，不僅原先買方家庭不得收養被拐兒童，其他正常家庭也無法收養他們。依據收養法，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且喪失父母的孤兒、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或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才可以被收養。

而打拐解救回來的兒童並未在其中。因為他們既不屬於孤兒，也不屬於棄兒，因此陷入不能被領養的困境。甚至嚴格地講，那些被父母賣掉的孩子們，並非被“拐”兒童。

而在福利院生活的缺陷，顯而易見。這里，很難配置專業心理教師，而這又是他們最為需要的。

廣東省惠州市旅遊局長、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修訂收養法。在第四條前三項收養規定的後面，增加第（四）項：“被拐賣兒童被解救一年後仍找不到親生父母的，經公示後可通過合法手續，在國內辦理收養。收養後找到親生父母，親生父母要求解除收養關系的，應當解除收養關系”的規定。

為此，她在惠州做出的嘗試是，讓民政局、計生委、公安局、福利院一起參與進來，為孩子甄選收養家庭。

起初，幾個部門也互相推諉。“民政部門說公安沒結案，不是棄嬰；公安說已經到民政部了，應該由民政來負責。後來由幾個部門一起解決，就不會出現誰主要擔責的情況了。”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深圳市社會福利中心，一些同樣被解救出來的孩子已經待了十幾年，有些已經超過了14歲這一收養法規定的最低被收養年齡。目前，社會福利中心也開始了對這些孩子的寄養、收養工作。

為何這一政策遲遲不能出臺？或許，也在於世界的複雜性。

“如果家長找到了孩子，他們可能更希望孩子是在社會機構中代養，而不願意被領養，因為孩子與收養家庭更容易產生感情，與親生父母會存在一定隔閡。”深圳市民政局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處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民政部對此沒有認可但也沒有否定。收養對孩子的成長有好處，但也會有一定風險。”

畢竟，還是有一些孩子，是從幸福的家庭中被拐走、騙掉的。

現在，雲敏每天放學後回到的是福利院那間房間，沒有特別的裝飾，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櫃，書櫃里淩亂地丟著一些書，還有一張小寫字臺，和一把坐久了會覺得硌的塑料椅子。

坐累了，她有時會像小孩子一樣認真地趴在地上寫作業。

自動鉛筆沒芯了，只能暫時借別人的木質鉛筆，寫一會兒用卷筆刀削一下鉛筆，動作稍顯笨拙。“筆頭尖點比較好寫”，偶爾，她也會這樣突然轉過頭，沖著你呵呵地笑。

塵爆後必看！22縣市公安理賠差很大

中信證券、《財經》雜誌社、中國證監會有關人員被公安機關要求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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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鄒偉 2015-08-25 2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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