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领华尔街”看入世第二个十年的国际环境

http://www.p5w.net/newfortune/zhuanlan/201111/t3957867.htm

　“占领运动”的导火索，是美国等西方各国的收入差距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赤裸裸的暴露，其根源则是过去几十年其教育、医疗、住房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体 制存在缺陷。然而，很多美国人并没有意识自身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却指责全球化导致了自身的困境，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可以预见，美国国内政治将向左转、国 际政治战略将向右转，这会使中国在进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面临严峻的考验。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平常心态，不为西方挑衅所怒，并励精图治加快改革，避免重 蹈西方之覆辙，力求5年内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从而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的竞争力。

　　“占领运动”
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3年后，正当华尔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危机的冲击中复苏过来的时候，全球各发达国家却风起云涌地兴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那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之内，占领运动已经从华尔街扩散到许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
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呈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1、涉及的社会层面非常广，除了金融业之外，几乎所有阶层的民众都已经参与；2、运动所表达的诉求极为广 泛，既有反对华尔街贪婪的呼声，也有增进社会福利的要求；既有防止大公司操纵竞选和政策决策的呼吁，也有绿色环保主义的诉求；3、运动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乃 至整个西方的政治运作体制，参与者们抱怨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足以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占领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 动。既然如此，它一定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毫无疑问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主要是抱怨政府福利支出的缩减，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高涨。那 么，这种抱怨的根源在哪里？最直接的当然是与此情形呈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的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等阶层居高不下的收入；而如果眼光更加长远，可以看到，这一不 满的种子在西方各发达国家早已埋下。
自从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来，西方各国的民众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这种收入差距集中表现 为金融、高科技这些智力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反映为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差距在美 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信用扩张过程中得以掩盖，穷人可以轻易借钱消费，贷款买房，而今泡沫已经破裂，烟幕已经散去，这种收入差距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 下，并成为引发这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印裔美国人、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 Rajan）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表的著作《断层线》（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中有比较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也得奖颇丰，得到美国思想界的广泛认同。

　　问题的根源在于深刻的
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这种收入差距的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收入差距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自身的社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等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不断暴露的过程，美国尤其突出。
在美国的体制下，普遍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当然，尽管在各级教育阶段，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美国都有极为突出的个别教育机构，大学 中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中学中的波士顿拉丁、纽约布鲁克兰科学高中、史蒂文森高中等都表现优异，他们以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科学家 为荣，但这无法掩盖美国绝大部分教育机构停滞不前甚至于绝对水平下降的局面。中小学如此，大学也问题不少，比如，美国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
再比如说，美国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住房和医疗问题，导致医疗费用、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缺少基本的普惠性的特征，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以来整体竞争力相对下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的最深刻的原因。
客观地讲，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尤其是必须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层面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这场改革比之于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改革更加复杂，更为艰巨。
对此，美国的部分学者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最近发表论著《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的美德和繁荣》(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书中用大量的数据论证美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他提出的行动方案中，教育改革跃居第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L. Fried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保穆（Michael Mandelbaum）最近出版了畅销书《我们过去曾经如此》（That Used to be US），其中把中国作为榜样，大力鼓吹美国必须图变，而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体制改革。

　　全球化成为借口
　　不幸的是，很多美国民众和精英人士并没有意识，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全球化之上。在他们看来，是全球化导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的困境，是全球化使他们大量的企业和民众丧失了工作，缺少了竞争力。
的确，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很多企业，如波音、苹果、英特尔公司获得了巨幅利润，也使得这些公司的部分产业转移出境内，但是也必须看到，对美国这样的大国， 可贸易部门所占经济的比重毕竟相对比较低。比如说，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9月，美国的制造业人数仅为1174万人，约占其非农就业 总人数的8.9%，美国的制造业再发展，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因此，其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至多是一个催化剂和加速器，它让西 方整体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10年11月在新加坡亚洲投资论坛上公开表示，他自己已经不需要竞选了，可以讲实话了：“美国的问题是自找的，不能拿中国当借口，相反，必须深刻改革，教育是美国重大短板。”

　　国内政策向左，国家战略向右:
占领运动的长期影响
　　占领运动毫无疑问正在被美国的左派政治家所利用，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其他国家的工党人士。那么，占领运动的后果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向左转，而国际政治战略向右转。
国内政治向左转，指的是国家对政治、经济各领域加大干预，比如对华尔街，将会实施一些讨论已久的管制政策；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也一定会出台一些 更为直接的管制。这种管制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公共开支的上升，相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完全靠政府购买的消费性公共开支。伴随国内政策向左转、向政府干 预的方向转，“管制”将会成为未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在国际领域，西方的政客们一定会将注意点指向全球化，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毫无疑问将会成为这场占领运动的受害者、牺牲品。他们一定会将群众的怨气引向中国，一定会说，是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崛起抢占了大部分人的饭碗，他们正在反思全球化。

　　加入WTO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会更加复杂
　　过去十年，加入WTO不仅没有消灭和削弱中国的许多产业，反而促进了汽车等制造业的蓬勃前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加入WTO的第一个十年是令国人骄傲的，但是下一个十年，对中国将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占领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左派人士会将矛头指向中国，右派也会把怨气引向中国，从而导致社会各个层面都会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中国。比如说，在汇率问题上， 他们很有可能对中国继续施压，还会把各种各样的国际金融政策改革问题与汇率政策挂钩；在知识产权方面，他们会进一步地向中国施压，会指责中国企业的自主创 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发展，他们会把大企业的经营不利归咎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产品质量和准入方面，他们也会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的产品 质量不符合标准、中国的贸易不符合国际准则；在投资方面，他们也会针对中国，以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守法等借口限制中国的对外投资。

　　不急不怒，励精图治，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必须要清醒地认识这一形势，并在此前提下认真备战，起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1、保持平常心态，不被西方政客的运作和挑衅所激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环境的恶化是西方社会自身矛盾所带来的，而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因此， 我们必须要客观冷静地对待这些问题，最应该防范的是中国自身心态的变化。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挑衅行为所误导，只有保持平常的心情、冷静的心态，才能够最好、 最有利地化解这些矛盾。如果我们自身的心态出现了波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行为上出现了偏激，一定会在政策层面出现重要的失误，这是万万要避免的。
2、励精图治，进一步搞好中国自身的基础性体制改革。在认识到占领运动的根源是几十年以来西方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矛盾凸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 避免类似的矛盾累积。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如德国、新加坡、英国的重要经 验，励精图治，加快改革，力求5年内在这些方面有重大突破，这才能让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同时也保持社会自身的稳定。
3、想方设法，帮 助中国企业在战术层面做好各种具体的应对措施。要对我们的企业，包括对出口企业和出国投资者，做好相关的培训，让他们了解西方社会变化的环境和法律、政 治、社会体制，在坚持“走出去”的大原则下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冷静客观地应对迅速变化着的国际环境，积极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的矛盾，按照西方国家自身发展 的客观规律去化解这些矛盾，包括跟西方当地的社会各界保持关系，尽量完成社会责任，极大地减少西方民众和社会对中国产品和投资的抵触情绪，这样才能保持中 国开放的态势不变，不为西方政客的各种挑衅所误导。
总之，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平常心态，冷静观察，不为西方的挑衅所怒，才能让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稳健前行，继续取得长足的进步，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入世十年 家電業"皮實"成長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12/2NNDE5XzM4NzQ2Ng.html

中國家電行業的快速發展發生在入世之後，國內家電企業與海外市場的聯動開始強化，中國由此成為家電製造大國。

十年前，中國家電行業銷售收入1700億元，2010年，這一數據為10400億元。

十年前，中國家電行業出口貿易69．29億美元，2010年，該數據為1500億美元。

十年前，美的剛剛實現年營收百億元，2010年，美的實現營收1150億元。

十年前，張近東稱蘇寧將在接下來三年開設1500家門店，被業界哂笑為天方夜譚；截至2010年年底，蘇寧擁有超過1500家門店，網絡覆蓋中國內地300多個城市及香港、日本，銷售規模超過1500億元。

「中國家電行業的快速發展發生在入世之後，國內企業與海外市場的聯動開始強化。」中國家電協會秘書長徐東生對中國經濟時報說。

「皮實的孩子」

「入世之初，中國家電市場不到2000億元的規模曾經引發了不少專家和業內人士的擔憂，相對落後的技術、過於粗放的管理、較為滯後的營銷是否會讓中國家電行業在敞開國門後遭到海外知名企業的巨大衝擊呢？這樣的問題彼時一度成為了業內討論的焦點。」徐東生回憶。

「家電行業是中國製造業的領軍行業，我當時就覺得家電行業是一個很皮實的孩子，挺『經打』的，所以就採取了基本不保護的談判方針。」龍永圖撫今追昔：「沒料到中國家電業從一個很皮實的孩子變成了一個很爭氣的孩子，產值從5000多億一下搞到了1萬億。」

十年的變化，家電企業更是感受深切。美的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總裁方洪波接受中國經濟時報採訪時稱，10年前時任美的空調事業部總經理的他整天想 的是何時能上200萬台銷量；5年前，他跟部下及媒體常聊的是「今年空調品牌又要死掉一批」；如今，他考慮的是如何開拓海外市場，調整美的空調千萬台的產 銷結構。

中怡康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家電國內市場規模首破萬億元大關，全年國內家電銷售增速超18％，創下過去10年之最。不僅如此，中國家電行業內部也 形成了海爾、美的、格力、創維、格蘭仕等一批在全球範圍內都具有高度品牌影響力的企業巨頭。其中，海爾在2004年就實現了銷售收入破千億元，美的也在 2010年成功躋身「千億俱樂部」，國美、蘇寧兩大家電連鎖企業亦發展壯大為擁有1500多家線下店面、銷售收入過千億元巨頭。在這些企業的示範下，目前 我國家電企業掀起一股進軍「千億」的熱潮，格蘭仕、志高明確提出了千億元發展目標。

「入世以來，中國與海外市場的聯動開始逐漸強化，在這十年間，中國家電產業通過規模化轉型、產品的技術升級，以及對全球消費者需求的快速瞭解和深度把控， 實現了從製造向創新的逐步升級，這是從原生態的兇猛成長向可持續的文明成長的進化。」中國家電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如是描述。

「硬傷」

「目前中國家電產品還存在結構性的硬傷，在全球市場更多承擔的是製造商的角色，在品牌輸出方面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家電業內諸多人士有此共識。

江蘇無錫小天鵝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柴新建向中國經濟時報表示，家電業國際化的關鍵是品牌建設，為有技術創新支撐的品牌輸出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中國家電產業的做強之夢才算真正實現。

蘇寧電器副董事長孫為民則認為「中國家電行業的商業模式有待改變」。「家電業一直延續的產業鏈模式需向供應鏈模式轉變，家電製造業及流通業內的規模性企業 亟待建立真正的戰略聯盟。」孫為民強調，所謂世界級企業即是對產業中核心資源擁有配置權。中國家電行業中企業離此尚有距離。

入世十年來，中國家電行業呈現「白（白色家電）強黑（黑色家電）弱」的狀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白電企業因掌握了相對的核心技術及對全產業鏈的掌控權，業績良好，過得相對「滋潤」。而彩電企業因核心面板技術的缺失，一直疲於奔命，在產業鏈的製造端掙點辛苦錢。

來自家電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冰箱壓縮機淨進口量為450萬台，2010年淨出口1100萬台；空調壓縮機2001年淨進口475萬 台，2010年淨出口1240萬台。「關鍵部件從淨進口轉變為淨出口，充分說明了中國白電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競爭力的提升，這些都為產業規模的提升起到促進 作用。」家電協會秘書長徐東生說。

即便是境況較好的白電企業，也依然面臨「成本的壓力越來越大，土地、原材料、勞動力、電力等要素成本進一步上升，國內房地產政策調控，全球經濟環境不佳，出口下滑」等不利因素的挑戰，下一個十年如何發展，是中國家電業關注的話題。

「走下去」，「走出去」

針對中國家電業未來發展，國家專門出台了《輕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和《關於加快我國家用電器工業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等宏觀指導政策，中國家電協會也出台 了促進我國家電產業發展的「十二五」規劃。在眾多的規劃和意見中，如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搭建多元化抗震性的產業結構以及適應產能過剩時代的組織管理變革 等，被視為中國家電業未來發展最需要迫切解決的三大挑戰。

至於解決途徑，中國家電行業的普遍共識是，除了要在技術升級的前提下提升產品含金量，推動產業高端化轉型之外，還應當以更加多元化的產業佈局和市場開拓來 實現從「做大」向「做強」的轉變。這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深挖內需，在鞏固和提升城市市場的含金量的同時，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拓展農村市場；二是更加堅定不移 地推進「走出去」戰略，以高技術附加值的創新產品在海外市場推進「農村包圍城市」戰略，不僅不能錯過新興市場的高增長機會，還要加快對成熟的歐美市場的滲 透。

格蘭仕微波爐銷售公司總經理梁紅生算了一筆賬：目前我國農村每百戶家庭的微波爐擁有率是16％，而在城市市場則高達98％，如果「十二五」期間提高到 50％，就是8000萬台，而當前我國微波爐的總產能才6000萬台。因此梁紅生表示，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格蘭仕將更加注重國內消費市場，特別是農村 市場。會打這個算盤的顯然不只有格蘭仕一家，事實上，在眾多中國家電巨頭的未來長期發展規劃中，農村市場都已經被放到了戰略核心的位置，未來十年，農村家 電市場的爭奪注定將會成為推動行業發展的焦點。

相對於農村市場，國際化擴張對於實現家電強國的目標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方洪波直言，「對中國家電製造企業來說，國際化已經是一個必須面對、必須接受的挑戰，也是著眼於全球市場的企業未來持續、穩健增長的必經途徑。」

對此，龍永圖提醒，「只有中國家電企業之間實現理性競爭，我們才能夠走向世界，而且以一個好的企業形象走向世界。」

加入SDR里程碑效應堪比入世

加入SDR里程碑效應堪比入世

第一財經日報 程實 2015-09-29 15:02:00

加入SDR，是中國改革必須要做的一件事，而且這件事，五年才有機會去爭取一次。2015年11月，是中國必須把握的機會，如果失去這個機會，中國將失去五年的金融崛起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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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對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歐盟必須全面徹底履行

11月9日，歐盟委員會向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正式提交修改其反傾銷法律制度的提案，以履行其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所承擔的義務。對此，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方在履行第15條義務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15年過渡期結束後必須取消反傾銷“替代國”做法，這是世貿組織成員必須遵守的國際條約義務。

據央視新聞報道，在今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陸慷表示，中方認為，提案取消“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體現了歐盟履行第15條義務的意願，中方對此表示肯定。

“但中方感到遺憾的是，歐委會提出的新方法以“市場扭曲”的概念和標準替代“非市場經濟”的概念和標準，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替代國”做法，只是在變相延續原有做法而已。這一方法既沒有全面徹底地履行第15條義務，也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

陸慷表示，中方強調三點原則立場：一是必須徹底履行義務，即第15條日落條款全面生效，“替代國”方法應全面終止;

二是要科學公正，新的標準和方法應該公正、合理、透明，不能形成新的歧視;

三是到期後應完全按照WTO規則采用一般反傾銷方法，不應變相延續“替代國”方法。中方也將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權利，堅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歐盟是世貿組織核心成員，歷來主張維護多邊貿易體系，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我們希望歐方能夠信守承諾，按期、全面、徹底地履行義務，維護國際貿易秩序，維護中歐經貿關系的大局。”

【延伸閱讀】

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a款規定，WTO成員對中國企業進行反傾銷調查確定相關產品價格和成本時可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采用中國的成本和價格，一種是可以不使用中國成本和價格。

如被調查中國企業能證明其所處行業符合市場經濟條件，WTO進口成員就應用中國的成本和價格;如果中國企業不能證明所處行業具備市場經濟條件，WTO進口成員就可以不用中國的成本和價格。

同時，第15條d款規定，如果某WTO成員認定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則整個a款終止。在任何情況下，a款下第二種情況在中國入世15年後終止。這即為“日落條款”。

對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法國支持歐盟遵守相關義務

財政部15日發布了《第四次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聯合情況說明》，聲明中稱，法國支持歐盟遵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的義務。

國務院副總理馬凱與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米歇爾.薩班於14日在巴黎共同主持第四次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

《說明》指出，法方支持歐盟遵守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15條在內的世界貿易組織法律下的國際義務。法方原則上支持歐盟當前為建立一個對各國中立的、透明的和高效的貿易救濟框架所做的工作。

《說明》稱，中法雙方遵守《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歡迎歐盟和中國正在進行的投資協定談判所取得的成果，該談判致力於達成一個雄心勃勃且全面的投資協定，涵蓋投資保護、市場準入和其他便於促進投資的要素。就全面的中歐投資協定進行磋商並最終達成一致，有利於傳達雙方加強合作的共同承諾和實現更高雄心水平的願景。包括在更長時間內，一旦條件成熟，將朝向更深水平和更全面的自由貿易區協定方向努力。

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15條的規定，在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傾銷幅度的確定可以不以中國實際成本數據為依據，而選擇一個市場經濟第三國或進口國的同類相似商品價格，即“替代國”做法。該條款的適用期限是15年，將在2016年12月11日失效。

歐委會11月9日向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正式提交修改其反傾銷法律制度的提案，以履行其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所承擔的義務。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對此回應稱，歐委會提出的新方法以“市場扭曲”的概念和標準替代“非市場經濟”的概念和標準，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替代國”做法，只是在變相延續原有做法而已。這一方法既沒有全面徹底地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 第15條的義務，也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

中國入世15年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 仍處環境意識覺醒期

中國歷經長達15年的“複關”與“入世”談判，於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轉眼之間，入世已有十五年之久。

入世15年，中國收獲了什麽?12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等機構發布的研究成果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以來，中國發生了不曾預見的巨大變化，在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制度改革、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與15年以前相比，中國目前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全新發展環境，面臨的是更加複雜的問題。

當代中國最重大的改革開放

“從‘新全球化’開啟和全球治理規則重構的視角回顧過去，反思當下，展望未來，有助於我們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更積極地把握歷史機遇，更主動地應對時代挑戰，從而更富有成效地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制定國際規則，乃至影響全球化的進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說。

在當日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入世十五周年專題討論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球在論壇上表示，自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以來，中國始終堅持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相結合、實現自身發展和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相結合，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為世界各國發展經濟貿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入世是當代中國最重大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真正融入全球。”吳曉球說，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貿易格局也正發生著重大的變革，WTO談判機制正逐步讓位於區域及雙邊自貿協定，中國如何應對國際貿易體系的重塑和變化，仍需深入研究。

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相關課題組發布了《新開放戰略與全球貿易規則重構過程——中國入世十五周年的反思與展望》報告。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雷達介紹，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以來，中國發生了不曾預見的巨大變化，深度融入了全球經濟。我們積極抓住戰略機遇，主動調適，全面參與，拓展全方位的開放格局，並且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浪潮中，肩負起世界賦予中國的責任與使命。

研究顯示，入世15年來，中國在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制度改革、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雷達介紹，全球價值鏈作為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征和高級形態，標誌著經濟全球化進入資源深度整合時代，對各國的擴大開放提出了新要求。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主要體現為貿易和國際投資高速發展、貿易方式和產業結構發生轉變。

報告稱，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調整，既是實現從經貿大國向經貿強國轉變的內在要求，也是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的必由之路，使我國經濟發展迎來新的重要機遇。

數據顯示，2001至2015年，中國出口從2661億美元上升至22765.7億美元，增長756%，年均增長16.6%。中國商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從4.3%提升至13.8%，中國商口進口占世界的比重從3.8%上升至10.1%。中國對外資的開放涉及到幾乎所有的制造業和大部分服務業，其中服務業所占比重超過50%。

吳曉球也舉例說，從2001年到2015年，中國的GDP從11萬億增長到68萬億，年均增長9%以上，進出口貿易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長，外部需求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入世後，中國與世界實現了多贏，推動了全球經濟增長和資源優化配置，也使全球消費者獲得了價廉物美的消費品。同時，中國的法治觀念得到地明顯提升，開始尊重知識產權。

雷達介紹，入世15年來，中國打破了外貿經營權的壟斷，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改為登記制，取消門檻限制使所有履行了法定程序的市場主體都可以成為外貿經營的主體，這標誌著我國外貿經營權的改革已走完最後一步。

此外，中國認真履行加入WTO的關稅減讓承諾，開放型經濟從“多邊開放”和“雙邊開放”轉向“單邊開放”，三者良性互動，協調發展;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推進了改革開放，促進了各個地區以點帶面的發展;我國在金融服務業領域陸續修改和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在制度上為金融市場的充分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雷達介紹，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公認的全球性的經濟大國，為世界經濟的複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綜合國力、全球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

報告稱，崛起的中國被推到全球治理的前臺，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焦點，一直以來，中國以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為先導和中心的總體戰略參與全球治理，作為一個責任大國，積極承擔應盡的責任，在倡導和創新全球治理理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區域經貿安排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雷達說，全球價值鏈的展開和深化是促成過去30年全球貿易和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中國正是抓住了經濟全球化這一發展趨勢的機遇，迅速崛起為全球最主要的貿易大國和經濟體之一。

仍然處於環境意識覺醒時期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在中國入世15年之際，全球價值鏈這一階段的大規模展開和深化過程已告一段落。與15年以前相比，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全新發展環境，將面臨的是更加複雜的問題。”雷達說。

研究發現，目前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亟待提升。雷達說，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為0.276，其中通過間接增加值出口導致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前向GVC)為0.112，通過進口國外中間品導致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後向GVC)為0.164。

“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制造業主要通過進口國外中間品參與國際分工，即中國制造業仍然以後向GVC為主要價值鏈參與模式，價值鏈的參與程度並不高。”雷達說，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指數為-0.046，該指數為負值，說明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仍然較為低下。

此外，中國企業面臨強烈的外部沖擊。報告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仍舊處於落後的發展狀態。如經濟實力總體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貿易結構單一化等問題還很突出。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需要大幅度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這會使更多的外國產品和服務進入我國，致使國內市場競爭加劇，每行每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貿易摩擦也不斷加劇。

報告稱，中國仍然處於環境意識的覺醒時期，環保意識相對薄弱，有關環保法規尚有待健全，環保技術和環保產業才剛剛起步，與發達國家相比，實力薄弱，處於競爭的不利地位。

研究還發現，加入WTO後出口的快速擴張和外資流入推動了中國的產業結構變遷，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非農就業崗位的增加為青年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改變了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和預期教育回報，影響到了個體教育投資決策，大量中青年人口的教育投資停滯在中等教育水平上，阻礙了人力資本的積累。

“人力資本積累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這種情況長期持續，中國將面臨陷人‘中等教育陷阱’的危險，不利於實現中長期經濟增長。”報告稱，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和城鄉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開始自發的湧向沿海去從事貿易相關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相關行業的工作，這使得農村留守兒童不斷增多。

報告說，面對全球貿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貿易治理規則的演變，中國堅持認真、積極回應。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開始對全球貿易治理制度構建提供公共產品，謀求全球治理中主導者的角色定位。

雷達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突破了現有規則制定的方法，不強調形式上的多邊主義或區域主義，而是依靠現有機制，可以是雙邊的，也可以是區域的，或者是其他的務實推進。這一特點是符合“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狀況的，是從發展立場出發的制度構建。

聚焦中國新開放戰略的前景展望，報告認為，無論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區域貿易協定，在當前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中國推進全球貿易治理的首要目標仍然是推動WTO多哈回合。

上述課題組認為，當前，中國已經具備實力和條件去主動承擔多哈回合主要出價方的責任，力促多哈回合盡早結束。其次，中國對“新全球化”的新形態應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支持采取諸邊的方式進行談判。這樣可以避免協議完全由美國等發達國家操縱，同時又可以展現中國積極開放的決心，以及獲得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權利。

報告認為，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在實施中仍應有針對性的安排和策略。所有關於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探索都是不斷試錯的過程，“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的建立、自貿區戰略的實施，也都具有試錯的意味，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可以不斷地接近最優策略，實現內外和諧、富國強民的中國夢。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球。攝影/章軻

2001至2015年，中國出口從2661億美元上升至22765.7億美元，增長756%，年均增長16.6%。圖為大連港世界一流的15萬噸級集裝箱碼頭。攝影/章軻

【第一領導力專欄】入世15年 中國企業該重視開創“邊緣市場”了

全球化面臨巨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數字露出端倪。TPP和TTIP(環太平洋和環大西洋貿易組織)的暫時失敗不會改變歐美各國要重組全球貿易框架的長期企圖。何必等到最後一秒鐘?

從2017年開始，中國企業必須調整綁定歐美主流貿易市場的思路，必須研習世界經濟的邊緣機遇。全球化巨變的地緣政治因素超過企業能夠控制的能力。對依賴主流市場的企業，不確定性會很要命。在邊緣市場的準備則有救命的價值。

成立20年後，WTO正淪為一個沒有執行權威的象征機構。

2015年，繼哈薩克斯坦入會後，WTO成員數上升到162個，願意申請，基本上都能成為成員之一。可是，前10個貿易國占總貿易的51%，形成主流市場。2015年是WTO成立以來全球貿易額最高的一年(約19萬億美元)，也是貿易沖突申訴最高的一年——500起貿易沖突仲裁案。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字儀式

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活動占成員貿易總量的41%。其中，中國在2004~2014年間對外貿易額增長了約3倍，超過美國和德國，成為最大的出口國。至此，在過去的那些莊家眼里，經濟與政治影響的對應關系失衡了。於是，他們將千方百計地尋求再均衡，TPP和TTIP只是開場戲。

現在我們討論的全球化以1948年成立的GATT(WTO前身)為標識。世界貿易組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政治秩序的經濟體現，當時，相對於亞非拉國家，歐美各國有經濟體系、技術、產品和跨國公司模式的勢能優勢。同時，歐美政府有能力和意願在全球各地區為這一系列勢能優勢提供軍事保障。經過一甲子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勢力崛起，上述勢能優勢早已消退，原來那些歐美政府軍事與政治保障的意願也在發生轉折變化。攻擊全球化已經成為歐美各國政治人物采集政治資本的捷徑。

放在這個背景下分析英國脫歐，TPP和TTIP，歐盟離析，日本、印度和中國在非洲的競爭，美洲聯盟複蘇等等，我們看到各國都有離異的動機，盡管起因各不相同。當莊家和主客都東張西望找出口的時候，舊遊戲體系還怎麽維系?中國企業可以懷舊地討論兩位數增長的好時光，但絕不能做滿手攢著失效籌碼的呆客。

接下去的10年，各國政客的心思主要在改變規則以利己。不遵守(現在的)規則將成為國際競爭的常態。與其夢想回到由大莊家主持的盛典遊戲，不如努力理解變化格局帶來的新現實。

對於中國企業，這個新現實有以下特征需要關註：

1)憑產品質量和價格競爭贏市場的天真時代過去了。匯率、關稅、行政法規、技術封鎖，任何一招都能秒殺質量與價格的優勢。

2)競爭對手默契組織半政治性質的聯盟，制造對中國企業的排他壁壘。

3)地緣政治的風險不能用貿易合同去化解。

4)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經驗不能簡單複制，當地人脈和情報更重要。

5)每一年要更新市場進入策略，也要事先備好撤退策略。

6)為對付變天，企業應該開拓過去忽視的邊緣市場機會。

中東、拉美、非洲和欠發達歐洲國家都是值得重視的邊緣市場。與歐美發達市場相比，它們從制度法規到技術人才均屬於相對落後之列。但從市場類型和發展路徑看，它們的差異性恰好可以對沖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我們對歐美市場從制度、技術、人才和供應鏈關系的強依賴已經構成潛在危機。邊緣市場不會提供短期高利潤回報，但可以用來防範單一模式和高依賴度背後的“滅絕成本”。

從當地政治環境友善和穩定程度以及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地位這兩個維度衡量，中國企業有四個開拓邊緣市場的策略選擇：1.屯墾;2.歸化;3.雜交;4.遊牧。

以中東為例，“遊牧”策略重點是短期承諾和簡單交易。如果美國的伊朗政策穩定，以敘利亞為熱點的戰爭將走向談判前的微沖突。戰爭之後是建設。中東地區的基建和日常生活用品將成為新市場。但是，宗教沖突的熱點只會降低，不會消失。在低烈度沖突的區域，中國企業就需要學會像遊牧部落一樣，居無定所，隨環境變化而改變供貨策略。快速進出，現金交易，找代理人，它們是“遊牧”策略的特征。選擇“遊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地緣環境友善度低。在對中國國家戰略意義不顯著時，企業不會受到國家勢力的重點保護。

“雜交”策略是指用合資合作形式，制造“當地企業”的門面效果，降低當地社會排斥心理。例如，它可以是由中國企業投資的當地註冊登記的公司。以非洲為例，從地緣政治友善程度和對中國國家戰略重要性兩個角度考慮，加納、肯尼亞、南非、納米比亞、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都是可以開發的市場。相對而言，這些國家政治制度有基本規則，經濟發展需求和對周邊國家市場的輻射度比較高。它們也是在中國“一帶一路”國家策略的覆蓋範圍內。同理，中亞地區的五個斯坦國也比較適用“雜交”策略。

在拉美地區，“歸化”策略更加適用，即全心全意變成當地企業。例如巴西、秘魯、阿根廷的政治環境動蕩，外來經濟勢力容易成為政治攻擊的靶子。這些地區商業文化自主和獨特性較強。因此，中國企業可以從法律形式和經營文化上本土化和當地化，讓投資在那兒的企業具有文化親緣關系，卻不互相隸屬。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供應鏈中關鍵資源的來源。

中歐和東歐的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則可以嘗試長期耕耘的“屯墾”策略。一方面，這些地區正處於“歐盟化”階段，但經濟發展有落差，所以有潛力。另一方面，它們處於“一帶一路”的關鍵交會區域，是中國戰略關註點。企業可以依賴國家勢力。“屯墾”策略不求短期的快速回報，但卻重視在當地經濟結構中經營影響力，並形成向西歐和南歐發展的地區總部。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值加入WTO十五周年之際，中國企業需要想象不可能，準備對付不該發生的事。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