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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SDR里程碑效應堪比入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92819.html

加入SDR里程碑效應堪比入世

第一財經日報 程實 2015-09-29 15:02:00

加入SDR,是中國改革必須要做的一件事,而且這件事,五年才有機會去爭取一次。2015年11月,是中國必須把握的機會,如果失去這個機會,中國將失去五年的金融崛起時光。

[加入SDR,是中國改革必須要做的一件事,而且這件事,五年才有機會去爭取一次。2015年11月,是中國必須把握的機會,如果失去這個機會,中國將失去五年的金融崛起時光]

宏觀的魅力在於,它能從短期的紛亂中理出長期的趨勢,它能從不合理的表象中找到合理的邏輯。當下,中國宏觀經濟正處於“讓人看不懂”的複雜時期,這在和境外投資者的交流中感覺更加真切。很多人會問,為什麽人民幣匯改要在股災之後強勢推進,為什麽不找個更加風平浪靜的時點再做考慮?為什麽註冊制、深港通的推進都可以放緩,而人民幣跨境結算卻加快布局?為什麽在國際資本已然看空中國資產的背景下,還要讓人民幣貶值在傷口上撒把鹽?為什麽中國經濟增長“保7”越發困難的當下,還要不惜把政策精力分散到人民幣維穩上?

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關註點都集中於單一事件本身,而沒有將對焦拉到足夠遠、以看清中國宏觀經濟的全貌。

應該說,中國宏觀經濟的全貌,一言以蔽之,就是處於“以增速換增質”的轉型時期,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關鍵,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在加速中國向消費驅動型經濟體轉變,另一方面在推動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從經濟開放為主轉向金融開放為主。如此宏觀全景之下,長期重點是“騰籠換鳥、鳳凰涅槃”式的改革,短期重點是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

為什麽加入SDR是短期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原因很簡單,加入SDR的里程碑效應,完全可以類比於2001年中國加入WTO。

從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的現實來看,加入WTO,並非只是一個虛名或噱頭,而是實實在在開啟了中國經濟走出去大時代的歷史鑰匙。時代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正在進入另一個“金融+”大時代(詳見本專欄2015年6月30日文章《“金融+”是大勢所趨》),金融創新引領增長潛力釋放,金融轉型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金融開放拓展外部廣闊市場,金融改革催化宏觀優化配置。在這樣一個“金融+”大時代,中國需要另一把打開世界、解放自己的新鑰匙,這把鑰匙,就是加入SDR。

只有加入SDR,只有人民幣能在最基本的意義上和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比肩,中國金融才談得上獲得了和全球經濟規模第二相匹配的“系統重要性”。所以說,加入SDR,是中國改革必須要做的一件事,而且這件事,五年才有機會去爭取一次。2015年11月,是中國必須把握的機會,如果失去這個機會,中國將失去五年的金融崛起時光。

中國金融改革,核心不是要改什麽。要改什麽很明確,要往什麽方向改也很清楚,關鍵是改革的次序如何安排。中國式改革一直是漸進式改革,在每個成熟的時點一步步推進合適的內容,才能達到蹄疾而步穩的目標。有花堪折直須折,如果不在現在加入SDR,不光是人民幣要耽誤五年,中國一系列有次序的改革都要再跟著往後排五年。中國改革等不起這個五年。把握現在,就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所以,該做的事情就必須現在去做。一些人把加入SDR看作周小川行長個人的抱負,而沒有看清中國的命運使然,實在有些失之短視。

加入SDR是有條件的,IMF自然有官方的一套說法,在我看來,條件有三個,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別是:第一,人民幣匯率要是市場浮動的;第二,必須有人願意持有人民幣,即人民幣不具有強烈的貶值預期;第三,人民幣要能方便使用,即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要有效率。

“8·11”匯改後,很多人會問,央行把貶值預期這只老虎放出了籠子,境外看空人民幣那麽厲害,豈不是讓人民幣加入SDR更加希望渺茫?這個問題很好,但結論很簡單,不能有貶值預期是排在第二位的條件,還有更重要的條件需要滿足,即要說服IMF——人民幣是市場化貨幣。

遺憾的是,這一點並不具有說服力。想象一下,在討論人民幣是否適合加入SDR的談判桌上,很容易有人拿出一個數據,就可以說明人民幣不夠格。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也就是“8·11”匯改前一年半時間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6貶到6.2,而與此同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權威數據,人民幣對60種主要貨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了10%。對美元貶值,對一籃子貨幣大升值,這本身就是種異化,一個異化的貨幣加入SDR顯然難以讓人接受。

更重要的是,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美元升值,同期美元有效匯率指數升值了14%,升值幅度排在61種主要貨幣的第一位,中國排在第六位,港幣則排在第九位,升值幅度為9%。眾所周知,港幣是實行聯系匯率制的,港幣對美元常年固定在了7.75~7.85間。也就是說,人民幣和美元的相關性,甚至高於實行固定匯率制的港幣!這個鐵一般的事實往談判桌上一放,人民幣有什麽證據可以自稱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呢?

要想加入SDR,人民幣必須痛下決心,割斷和美元之間的那根臍帶,這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才會有“8·11”匯改這個驚人之舉。“8·11”匯改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決定這個“黑箱”變得透明,自覺斬斷了人民幣實際盯住美元、有效匯率被動升值的內在聯系,讓“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真正有“浮動”之實。

由此可見,“8·11”匯改是為了滿足加入SDR的第一個條件。雖然它不可避免地導致第二條件被破壞了,但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個“進兩步、退一步”的舉措。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麽非要是8月11日?為什麽不提前一點,或者推後一點?

一方面,提前一點不具備條件,如筆者強調的,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個次序問題,在7月之前,還有其他事項(例如存款保險制度、利率市場化)在執行之中,人民幣匯改還沒有排上日程;而在7月之後,A股市場暴跌又給人民幣匯改帶來了拖累。另一方面,之所以在系統性風險還未解除警報時就毅然實行改革,主要原因是不能再拖。如果不是人民幣“8·11”匯改,美聯儲本來有50%以上的幾率在9月18日宣布加息,而一旦在美聯儲加息之後再搞人民幣匯改,那麽,打個比方,就像中國股市漲到1萬點而非5000點再清理配資一樣,人民幣貶值預期會更強烈,維穩人民幣匯率的成本會更大。所以,“8·11”匯改是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情。

一件事,如果要做,且不能再拖,那就必須壯士斷腕、當機立斷。

當然,壯士斷腕並不意味著一味蠻幹。在“8·11”匯改之後,中國人民銀行將很大精力放在了管理人民幣預期上,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用疏堵結合的方法泄洪貶值預期堰塞湖(詳見本專欄9月15日的文章《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泄洪》),盡力讓加入SDR的第二個條件更能得到滿足。

與此同時,在第三個條件上,中國也沒有任何放松,高調承諾在年底前會進一步促進人民幣的跨境結算和跨境使用。應該說,截至目前,貶值預期管理取得了較好效果,人民幣並未像國際投行說的那樣迅速暴跌至7或8的水平,而是穩定在了接近均衡水平的位置上。

加入SDR,是短期工作的重心。中國有序推進國企改革,央行8月25日降息降準,包括財政穩增長政策強勢出臺,從這個角度上看,都是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了政策支撐。

甚至,連美國的行動也可以從這個角度讀出不一樣的內容。很多人認為美聯儲9月未加息是個利好,筆者在9月18日的研究報告中就明確指出是個利空,對美國、全球和中國都是如此。關鍵在於,美國加息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未落下,美元升值預期就始終存在,並隨時準備沖頂,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就難以緩解。美聯儲將加息預期後移到12月,實際上給人民幣在11月加入SDR帶來了潛在壓力。在歐洲已然明確表態支持人民幣加入SDR的背景下,美國的態度和手段更值得重視。

此次中美領導人會晤期間,美國重申在人民幣符合IMF現有標準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審查中納入SDR籃子。雙方承諾尊重IMF在SDR審查中的程序和流程,並將在人民幣加入SDR事宜上加強溝通。

無論如何,全球宏觀和中國宏觀的運行自有其內在聯系,加入SDR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看宏觀還是需要抓住重點、貼近實際。放大炮、理想化、陰謀論、走極端,都沒有意義。(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

編輯:黃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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