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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在於完善基礎設施，發展人力資本，優化研發、稅法和監管環境，以及分擔風險；私人部門才是推進創新活動的主力”◎ 財新記者 王力為 文wangliwei.blog.caixin.com 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找尋新增長點的過程中，創新是關鍵角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全面創新，更多靠產業化的創新來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點。此後僅一個月的時間，國務院常務會議即宣佈，設立總規模400億元的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重點支持處於“ 蹣 跚”起步階段的創新型企業。

願望固然良好，但長久以來中國政府的創新政策頗受爭議，實際效果也難言滿意。政府在創新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如何發揮創投引導基金中政府資金的杠杆作用，以色列的經驗或可借鑒。

1992年，以色列政府出資1億美元設立Yozma 風險投資基金，由國有獨資 的風險投資公司管理，引入國際知名的風險投資公司，採用有限合伙的形式設立多個子基金。以色列政府承諾不干預基金運作，並與投資方共擔風險。

通過有效的引導，最初設立的10只風險投資基金全部獲益。以色列政府也在1998年通過拍賣和轉讓股份的方式撤出全部國有資本。在政府資金的帶動下，目前以色列人均風投資本額居全球首位，總額則高于多個歐洲國家之和。

財新記者近日採訪了以色列經濟部首席科學家艾維· 哈桑（Avi Hasson），試圖窺得其中秘笈，以供中國借鑒。哈桑領導的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是以色列政府負責創新政策的首要部門。

2011年出任該職前，哈桑曾是以色列多家電信企業的高管，並任以色列頂級風險投資公司Gemini 以色列基金（Israel Fund）普通合伙人（GP）長達十年。

政府的角色

財新記者： 以色列的科技創新領域一直吸引著世界各國的投資者，香港首富李嘉誠就投資過不少以色列公司。能否介紹一下以色列的創新現狀？

哈桑： 過去數月中，有近十家以色列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很多故事在發生。

李嘉誠在投資之外，還試圖把以色列著名的理工類大學Technion 帶到中國大陸開辦分校。我想說，高科技並不只是以色列的愛好，而是經濟主體。目前以色列50% 的出口都與高科技有關，它對整個經濟體的增長、就業都很重要。

財新記者： 以色列的創新生態系統是逐步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導向的，政府如何完成這一理念和實踐轉變？

哈桑： 以色列創新生態系統成功的一大秘訣是，瞄準公共與私人部門的合作。

我所在的OCS，是促進科技研發的主要部門，創立于40年前，當時以色列只有25年曆史，以橙子等農業產品著稱，而不是因高科技聞名。即便如此，政府還是決定發展知識經濟。盡管OCS 在營造

以色列式創新

“政府的角色在於完善基礎設施，發展人力資本，優化研發、稅法和監管環境，以及分擔風險；私人部門才是推進創新活動的主力”◎ 財新記者 王力為 文wangliwei.blog.caixin.com 良好的創新環境和基礎設施、啓動創新活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一開始以色列就明確，私人部門才是推進創 新活動的主力。

目前，以色列民用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4.5%，全球最高。

政府在投資項目中的股份比例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最低的，這意味著大多數投資是由私人部門完成的，這樣的創新資本結構是獨一無二的。

財新記者： 你曾在夏季達沃斯上提到，在創新活動上，政府不能取代私人部門，那政府如何抵制在創新方面的“事必躬親”和“父愛主義”誘惑？

哈桑： 我當時也說過，在給其他政府建議時，需要非常謹慎。中國由於文化、經濟規模等原因，面臨的挑戰和機遇與以色列截然不同。

單從以色列的視角，我們一直認為，政府不應該代替企業來預測下一個增長點，決定應該著力發展哪些產業，政府的角色在於完善基礎設施，發展人力資本，優化研發、稅法和監管環境。政府另一角色是分擔風險。OCS 的任務是分擔私人部門的風險，使其樂於從事更具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發活動。我承認，挑選“ 勝者”、成為控制者對政府有很大的誘惑，但以色列的經歷證明更好的方式是讓市場做它分內之事。

可複制的元素

財新記者： 以色列的Yozma 體系極為成功，其核心要素包括政府支持的風險投資基金與私人部門風投企業合作，同時吸引外國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投資（PE）參與。這一模式已經被愛爾蘭成功借鑒，是否可以複制到中國？

哈桑： 在我看來，Yozma 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政府投資項目，其中一些元素確實可以被複制。 首先是海外“ 聰明資本”（smart money） 的參與， 即外國VC、PE 的專業知識，這是當時以色列所缺少的；二是政府分擔風險；三是政府的退出機制，這讓私人部門投資者買下政府的股份、將項目私有化變得可操作。

事實上，私人部門投資者也都這麼做了。這意味著這些項目對以色列納稅 人來說成本是零，所有政府的投入都得到償付，還撬動了每年數十億美元的以色列風險投資產業。雖然Yozma 可能不能“ 複制粘貼”到其他國家，但這些元素是其他國家可以借鑒的。

財新記者： 以色列政府是否從其參與投資的項目中獲得經濟上的回報？

哈桑： 政府只是拿回了自己的投入，項目盈利通過加杠杆，即吸引私人部門資金參與實現，主要由私人部門獲得。從Yozma 創立起，以色列政府就不是風投市場的玩家，只是通過資本投入擦出火花，由私人部門跟進、點燃，之後的事就不再需要政府了，政府只是確保有吸引力的環境，讓私人部門發揮能動性。

以色列的政策是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我不認為政府在選擇、培育、甚至建設創新企業上有比較優勢，它的優勢在於完善基礎設施和分擔風險上，所以我們聚焦自己擅長的，讓私人部門發揮他們的強項，來形成高效的協作。

財新記者： 你曾經是以色列政府支持的第一家風投企業Gemini 以色列基金的GP。在全球範圍內，政府支持的投資基金績效通常都不好。你們如何讓Gemini 變成一個極具競爭力的基金？

哈桑： Gemini 以色列基金是Yozma 的一部分，一開始是以色列政府支持的，五年之後，就完全變成私人性質的基金了。

Gemini 目前處於第六個或第七個投資周期（cycle），它只在第一個投資周期中，獲得了政府的支持。從第二個周期開始，就完全獨立于政府運作了。即使是在政府介入的第一個投資周期中，政府也只是有限合伙人，所以Gemini 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政府的基因。

財新記者： 風險投資在以色列的創新中很重要。歐洲大陸或是中國這種由銀行主導的融資體系是否利於創新？

哈桑： 風險投資的重要性不會降低，因為為高風險活動融資的需求從沒有消失。銀行永遠無法滿足它們的需要，因為投資這些企業需要專業知識，同時還 存在過高的風險。

事實上，以色列的銀行正越來越多地涉足高科技行業的融資，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並不會替代風險投資。

合作最重要

財新記者： 你曾經在私人部門工作過，這對你在OCS 的工作有何幫助？

哈桑： 我曾經是OCS 的服務對象，知道企業希望從政府獲得何種服務，也瞭解政府哪些地方做得不錯，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這對我現在的工作無疑是有用的。

我認為，政府和私人部門不一定非要有人員流動，但要有有效的對話。以色列在政府、業界緊密對話上十分高效。

我最好的創意就來自與業界的交流。

當然，對以色列來說，國家規模及其文化也是有利因素，以色列人比較開 放、容易接近。

財新記者： 暢銷書《創業的國度》（Start-up Nation）中提到，以色列是全球惟一一個看起來像硅穀的地方。以色列的創業文化是如何產生的？

哈桑： 我從很多大公司負責人口中也聽到過這種說法。以色列的創新文化是瀰漫在空氣中的，這不是我作為首席科學家需要操心的，而是文化和教育的結果，也是以色列所面臨獨特挑戰的結果。

《創業的國度》傳遞的很重要、也很準確的觀點是，以色列這個國家本身就是start-up，像一個創業企業：人口少、自然資源匱乏、國土面積小、地緣政治環境複雜，但最終還是建國了。這個過程培育出極富創業精神的國民文化。在以色列，創業家是“ 搖滾明星”，而在不少國家，創業者有時被認為是“無業游民”的標簽。

財新記者： 在當前的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創業者正變成“搖滾明星”，但是總體上，創業文化還不普遍，中國是否應該鼓勵更多地方的年輕人去創業？

哈桑： 我當然支持這樣的努力，但動機應該是完全基於經濟的，是基於新企業對於經濟體可能產生的巨大經濟影響。

事實上，在美國、中國這樣的大國中，很難大範圍推廣創業活動，美國的創業也只是主要集中在硅穀，也只有幾塊區域成為創業中心。

財新記者： 你怎麼看中國人的創業文化？有人認為中國創新能力不強，但創業精神遠遠強于日本、韓國甚至歐洲。

哈桑： 中國的創新不需要和硅穀或是以色列一樣。中國有很多有利因素，比如教育、文化，做出一番事業的意願和慾望。我最重要的建議就是合作，這也是創新世界最重要的一個詞。要發展不同國家間、公共和私人部門間、產業和研究機構間、不同公司間的合作，合作越多，建立起成功的創新生態體系的幾率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