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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格瑪被任命為亞投行副行長兼CFO 曾任亞行副行長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19日發布消息稱，來自法國的蒂埃里·德·隆格瑪(Thierry de Longuemar)被任命為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CFO)，將於9月29日正式就職。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對隆格瑪擔任這一重要職位表示歡迎，並稱其豐富的經驗將有利於亞投行日後開展相關業務。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網站截圖

據悉，隆格瑪2011年起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副行長，期間負責財務和風險管理。他在多邊和私人部門工作逾30年，包括2004-2010年在非洲發展銀行擔任財務副總裁，以及在中央銀行、荷蘭超國民投資銀行擔任全球主管等。

法國人隆格瑪被任命為亞投行副行長兼CFO

亞投行是首個由中國發起成立的多邊開發機構，旨在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提供資金支持。該機構於2015年12月成立，2016年1月正式開業，首任行長金立群來自中國，首批副行長分別來自英國、德國、印度、印尼和韓國。法國是率先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之一。

亞投行CFO的主要職責是為該機構的財務管理提供戰略和技術方面的支持，保證財力可持續性。

亞投行挖角：樓繼偉一句話，臺下的亞行高管就動心了

9月1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宣布了對第五位副行長的任命，來自法國的隆格瑪(Thierry de Longuemar)將出任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CFO)，於9月29日正式就職。

隆格瑪自2011年開始擔任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副行長，主管財務和風險管理。隆格瑪是繼哈米德·謝里夫(Hamid Sharif)之後又一位由亞行轉投亞投行陣營的高管。今年4月14日，亞投行宣布，任命亞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哈米德·謝里夫為亞投行合規、高效及廉政部總幹事。

開業運營9個多月來，亞投行從亞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下稱“世行”)等已有多邊開發機構吸引了很多優秀人才。這體現了亞投行作為“新機構”的吸引力和專業影響力，也讓外界對亞投行在已有機構經驗基礎上如何創新更加期待。

更搶眼的是，一場“新”“老”多邊開發機構間人才流動與人才競爭的大幕已經開啟。

“這一場人才大戰，是遲早會到來的，一定會到來，而且已經到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場人才大戰拉開大幕，是必然的一個階段。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李巍認為，亞投行的籌建和開業初期，是“朋友圈”的比拼，此前亞投行工作的重點是吸取更多成員國參加;隨著成員國逐漸穩定下來，亞投行開張運營，接下來重點就是爭奪人才。

亞投行像創業團隊

隆格瑪被委以重任。在亞投行五位副行長順位中居於第二位，同時兼任首席財務官。其實，隆格瑪在今年4月已被任命為首席財務官，此次任命其實是升職。

亞投行公布的信息顯示，隆格瑪“將負責在金融和財務管理上發揮戰略和技術領導力，來確保亞投行可持續的財務實力和金融資源的穩定增長”。同時，他還負責建立並保證亞投行具有出色的評級以支持亞投行整體的使命。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宣布隆格瑪的任命時說，隆格瑪將為亞投行帶來他數十年高度相關的工作經驗，這將幫助隆格瑪在接下來幾年服務好亞投行。隆格瑪工作上將向金立群匯報。

亞投行合規、高效及廉正部門負責人謝里夫本人的經歷，也是亞投行人才之戰的另一個生動案例。今年6月26日下午，亞投行首屆年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

當時，亞投行創立以來的001號項目——巴基斯坦 M4國家高速(紹爾果德與哈內瓦爾段)貸款項目即將在亞投行、聯合融資合作方亞行、項目對象國巴基斯坦三方代表的見證下簽署。

謝里夫擁有巴基斯坦和英國雙重國籍，原本僅是過來簽約現場“圍觀”。但他與三方都有緊密聯系的特殊身份，讓他成為簽約現場的一個焦點。參加簽約見證的各方都邀請謝里夫一同合影留念。

任職亞投行前，謝里夫從2012年7月開始擔任亞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他1993年加入亞行，歷任亞行法律總顧問、中央業務服務辦公室首席主任等職位。

在他擔任亞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期間，正逢亞投行經歷籌建成立的兩年。2015年3月，是亞投行籌建中輿論最焦灼的時刻。當時亞投行已經有了1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英國等歐洲國家躍躍欲試，但迫於美國壓力又多有顧慮。美國和日本方面對中國成立亞投行的揣測和攻擊，屢屢見諸報端。

當時擔任亞投行籌建秘書處秘書長的金立群，受邀到中國高層發展論壇答疑解惑，爭取更多學界政策界人士支持亞投行。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與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就是否存在“最佳實踐”展開激辯，樓繼偉以“沒有所謂最佳實踐，只有更好的實踐”做出回應時，坐在臺下的謝里夫點了點頭，笑了。活動結束後，謝里夫就找到金立群，溝通了解情況，並給予鼓勵。

在亞投行首屆年會上，走廊里、新聞發布會後的現場，謝里夫都會遇到熟人，有的是亞行的老同事，有的是此前在亞行任職時長期合作的其他多邊開發機構的同行，還有此前擔任亞行中國代表結識的媒體。

這些老朋友在祝賀謝里夫的同時，都會問問，在亞投行如何?謝里夫說，“這里沒有50多年的歷史，感覺更像是一個創業團隊，一切都需要開創。”

李巍表示：“亞投行成功與否，取決於能否吸引到全球最優秀的金融人才，特別是優秀的有開發銀行工作經驗的人才能否加入亞投行。”

實現全球招聘，機構間合作大於競爭

亞投行資深聯絡官(Principal Communication Officer)孫元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亞投行的副行長以及人才都通過公開的全球招聘程序來進行。即通過亞投行官網和各個途徑發布招聘的信息，由競聘者申請職位，通過亞投行的嚴格錄用程序，遴選出來。

亞投行目前招聘了一些來自世行、亞行等“老”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高管和人才。亞投行另一位副行長、負責政策與戰略的德國人馮·阿姆斯貝格(Joachim von Amsberg)此前在世行擔任負責開發性金融的副行長，也曾在世行擔任負責運營政策和國家事務的副行長。

孫元江介紹，亞投行是新成立的國際金融機構，建立初期特別希望借鑒一些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經驗，包括人才。所以在招聘人員上，特別是高管，特別註重其經驗，希望這些人才把他們以前的豐富經驗帶到亞投行來，為亞投行做出新的貢獻。

孫元江還強調，亞投行是全球招聘，擇優錄取。如果申請者有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會比其他申請者條件更具優勢，總體上是在公平透明競爭的基礎上擇優錄取。

的確，“全球招聘，擇優錄取”本身就是亞投行這一新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獨特之處。

即便是世行，至今都沒有實現全球招聘，世行和亞行的職位招聘仍然要依據人才來源國是不是成員國，以及通過成員國在銀行中所占的股份大小來決定招聘人數。目前其他多邊開發銀行行長和副行長的任命，仍不完全基於專業技能，有些基於政治安排。

李巍非常看好亞投行全球招聘、任人唯賢唯能的人才理念，他認為這對於亞投行這樣一個新興銀行非常必要，“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只強調能力的錄用人才的標準，體現了亞投行正在向更加成熟和國際化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方向邁進。”

孫元江表示，不存在亞投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在人才方面的競爭，大家都可以自由招聘，國際人才也是自由流動的。

同時，孫元江也承認，亞投行作為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在借鑒其他機構經驗的同時，在創立初期，如何形成自己的機構文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亞投行一直強調“精幹、廉潔、綠色”的核心價值觀。孫元江介紹，所有招聘來的人和工作方向都朝著這個核心價值努力，亞投行也會利用人才的特長，創造屬於亞投行的特色文化。“目前經營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還是取得了很多的進展和成就。”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解到，在多邊開發機構之間的人才競爭與流動很正常，世行的工作人員可能去非洲開發銀行任職，而非洲組織里也有亞洲人才。在人才流動背後，也不乏人才自身職業發展機會與路徑的選擇，期待到新機構能獲得更高的職位、更廣闊的空間。

在某多邊開發機構工作的項目官員對記者表示，亞投行和亞行，以及亞投行和世行作為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遠大於競爭。亞投行首批項目中就有與亞行和世行聯合融資的項目;在亞投行的籌建過程中，世行和亞行都給予了巨大支持和協助。

亞行預測：中國2017年GDP增長率為6.5% 2018年為6.2%

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4月6日上午發布的《2017年亞洲發展展望》預測，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將從2016年的6.7%放緩至2017年的6.5%，2018年則為6.2%。

《亞洲發展展望》是亞行年度旗艦經濟報告。報告稱，中國需要加快結構改革，促進生產率提高，並保持經濟增長勢頭。

亞行首席經濟學家澤田康幸(Yasuyuki Sawada)表示，“中國正在努力向消費和服務業驅動型經濟轉型。雖然與近幾年相比，其增長速度將適當放緩，但強勁的消費支出、對基礎設施的財政支持和結構改革仍將提高工業生產率，為中國經濟奠定堅實基礎。”

報告介紹，服務業7.8%的增長和房地產的火爆支撐著2016年中國經濟運行。2016年，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已增至52%。同時，2016年工業增長率穩定在6.1%，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0%。2016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從2015年1.4%上升到2016年的2.0%，仍低於政府設定的3%的通脹上限。中國的境外投資首次超過了外商在華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對境外直接投資額從2012年的650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110億美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3倍多。

報告稱，中國在工資持續增長且政府用於健康、教育和養老的支出增多的背景下，消費將繼續拉動2017年的經濟增長。雖然消費導向型制造業的發展前景依舊樂觀，但受產能過剩、房地產投資不斷放緩和債務高企的影響，2017年的工業增長速度將減速。受消費需求強勁、工資上漲、價格管制持續放松、人民幣貶值以及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預計通脹率在2017年達到2.4%，2018年達到2.8%。

“影響預測的風險因素包括國際貿易關系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報告說，如果貿易關系整體上保持穩定，中國貿易順差就不可能出現太大變化，而全球貿易環境惡化必然會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產生重大影響。持續快速的信貸擴張已經影響了銀行資產的質量，這將成為最主要的國內經濟風險。因此，2017年中國的監管部門仍需要重點應對低效企業的信貸擴張，並管理金融風險。

報告同時表示，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工資上漲、與發達經濟體的收入和技術差距縮小等因素的影響下，中國需要采取相關政策來優先發展人力資本投資、加強專利保護、規範競爭政策以求實現以創新為主導的增長。在這方面，專利和其他創新活動的增加正是讓人感到前景光明的跡象。

亞行報告：2018年中國經濟將持續穩定增長

亞洲開發銀行（亞行）11日表示，得益於經濟改革、強勁的國內外需求及服務業發展，中國經濟將持續穩定增長，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6%，2019年為6.4%。

亞行當天在其最新發布的《2018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中指出，中國目前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化解債務風險等經濟改革措施將為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奠定基礎。

亞行同時表示，2017年中國服務業增長率達8%，未來服務業發展和強勁的國內外需求將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亞行成立於1966年，總部設在馬尼拉，現有67個成員，其中48個來自亞太地區。

經濟可行性尚缺，亞行專家認為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並不高

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崛起，會導致大規模的勞動力被替代，造成大規模失業。但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有充足的理由對亞洲創造就業的前景保持樂觀。

5月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安泰•問政——技術革命將如何影響就業的論壇上，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與區域合作局副局長莊巨忠指出，不同方法估算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結果會有很大不同，如果用更加充分的數據資料去研究，其實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並不是很高。

莊巨忠對第一財經記者進一步分析道，新技術的發展，開始的時候成本比較高，盡管在技術上可行的機器可以替代勞動力，但是經濟上不一定可行。

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發布的《未來就業報告》預測，未來5年，由於全球勞動力市場出現顛覆性變革，如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崛起，全球15個主要國家將有超過710萬個就業崗位因為裁員、自動化發展和中介環節減少而消失，受新增200萬個就業機會的抵消，實際上將有510萬個就業崗位凈減少。

莊巨忠則對亞洲創造就業的前景保持樂觀，並分析了幾個方面的原因。

“新技術通常只替代一個職業的部分工作, 而非全部。”莊巨忠指出，每一個職業可以區分為重複勞動和不重複勞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根據現在的研究，重複的體力勞動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最高達到70%~80%，重複的腦力勞動被替代的可能性也達到60%~70%。但非重複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都比較低，其中，非重複的體力勞動為20%~30%，而非重複的腦力動力則在20%以下。

“同時，技術可行性並不能保證經濟可行性。”莊巨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談道，技術可行性不考慮成本和收益，但經濟可行性就是如何保證在經濟上是最有效的。“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工資水平低，盡管技術上可行，但實際上不一定會去替代。比如他們用機器人成本非常高，而他們的勞動力成本很便宜，如果兩者的產出是一樣的，那麽他們還是會選擇用勞動力。發達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當然發達國家的技術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差距相對小一些，因為他們工資高。”

“再則，收入和需求的增長會創造就業，新技術也會創造新職業和新行業。”莊巨忠舉例道，2005年到2015年期間，亞洲12個國家因收入和需求增長所創造的就業總量超過了技術進步所替代的勞動力總量。技術進步使得總的就業減少了66%，這10年時間，相當於每年1億的勞動力被減少了，但由於收入和需求的增長，每年增加的就業相當於1.30億的人口，抵消之後，亞洲這12個國家每年增加3000萬的就業。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少卿也認為，沒必要過多考慮技術進步一定會對就業帶來持續的影響，技術進步並不是脫離人類的需求而獨立發展的。“比如，自動化導致某個產業的數量急劇上升，結果是價格降的很厲害，但需求並沒有大的增加。這樣的話，行業的自動化水平進一步上升的經濟可行性就變得不高，它一定會在某一個時間點或水平線上停下來。”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陳憲則提出，技術進步會增加人的閑暇時間和消費需求，這就會催生很多新的行業和就業。“比如，現在在健身、美容、旅遊、學習、培訓等領域，上海不斷地開出很多新店。”

同時，莊巨忠也表示，新技術會給部分勞動力帶來不利影響, 特別是那些從事重複性體力勞動的職業，這需要政府在教育和技術培訓、勞動力市場制度、社會保險制度以及稅收制度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前三個方面都需要錢，需要政府去支付，所以稅收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就顯得非常重要。”

“技術進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大，過去這樣，將來也會這樣。工資大家都增加了，但高技術工人的收入增長會快於低技術工人。因此一方面需要通過稅收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也能縮小收入差距。”莊巨忠對記者表示，目前，亞洲國家平均來說，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例不高，這一比例在中國為1.5%不到，印尼是1%，孟加拉是1%不到，越南是0.5%，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的發達國家，在一占比在8.5%到9%之間，日本也有6%。

莊巨忠還提出，政府在支持新技術發展方面，要加強對電信、通信基礎設施的投資，要反對新技術企業的壟斷，還有有消費者隱私的保護和數據的保護。

黃少卿也表示，技術的發展需要有制度基礎，比如在大數據時代，如果沒有產權的保護，沒有對隱私權的保護，對個人尊嚴的保護，沒有市場機制在起作用，要想在這個社會當中拿到準確數據並且來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和運用，恐怕很難實現。

中國缺席亞行行長競選是「系統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