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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家國企聯手叫板雲南省物價局 專家評或該各打五十

能源企業聯手反對地方文件，這在能源領域並不多見。

由於遭到華能、水電十四局、華電、中廣核、三峽新能源等15家國企的新能源子公司的集體反對，雲南省計劃將可再生能源標桿電價由火電價格改為水電價格的方案仍處於爭議中。

“雲南省的這事各有各的道理，雲南省政府首先要保證當地經濟的發展;企業得吃飯，得生存。”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太陽能學會秘書長孟憲淦在8月4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說，“那麽這到底誰之過?到底誰對誰錯?地方政府有過，企業有過，各打五十大板。”

若調價企業難獲應得利潤

此前的7月14日，雲南省物價局曾召開會議，就“在國家可再生能源補貼電價標準不變的情況下，參照雲南省水電企業平均撮合成交價作為雲南省風電、光伏標桿上網結算電價”政策征求意見，包括中國華能集團公司雲南省分公司、中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雲南省分公司等在內的8家風電、光伏發電企業參加。

雲南省的方案提出，在國家可再生能源補貼電價標準不變的情況下，參照雲南省水電企業平均撮合成交價作為雲南省風電、光伏標桿上網結算電價。

但這一政策提議迅速遭到華能、水電十四局、華電、中廣核、三峽新能源等15家央企、國企的子公司和分公司的反對。他們在7月15日聯合署名發布了一份名為《關於征求雲南風電、光伏發電價格政策意見的反饋》對此意見的反饋書，並傳遞出”不予認可“、”嚴重錯誤解讀“等關鍵詞。同時表示，保留向國家有關部委申訴的權利。

按照雲南省物價局的看法，《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可再生能源電價的參考依據是常規能源。而對於雲南省來說，水電已經是雲南省的常規能源。據雲南省能源局提供的數據，2014年全省發電裝機容量7257萬千瓦，發電量2550億千瓦時，以水電為主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占7成以上。

但新能源企業卻認為，《可再生能源法》對常規能源的定義是站在全國電力結構的角度上考慮的，因此火電仍然是我國的常規能源，而火電也就是脫硫燃煤上網電價約為0.33元/度，水電僅為0.2元/度，這樣一來，每度風電和光伏發電的價格就會無形中下調0.13元。

有研究人士指出，一般來說，(上網)價格每下調1毛，對該板塊(新能源)的營收收入的影響約為5%-10%。對雲南省這種光伏、風電沒有形成規模效應的地區來說，價格下調1毛對企業收入的影響非常大。而且原來企業上項目時都是按照地方政府核定和許諾的價格體系測算的投資，現在政府說變就變，已經實施的項目必然面臨收入下滑的困境。

華北電力大學能源與電力經濟研究咨詢中心主任曾鳴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雲南省政府出臺這樣的意見，是全方面考慮到相關因素和平衡各方面利益後提出的，地方政府對地方發電企業、能源企業和地方國民經濟發展都有訴求;國企對上網電價有異議，主要考慮到從目前的利用小時數和當時投資的成本來看，這樣的價格難以獲得應有的利潤，也是正當的。在當前產能過剩、用電需求下降的情況下，物價部門和發電企業從不同角度提出訴求各有道理。

昆明石林太陽能光伏並網實驗示範電站

不調價則雲南省無法消納過去新能源過度發展的負擔

曾鳴認為，造成這一現象與過去規劃不當和發電企業投資不理性有關，“風電光伏發電企業明顯過多，過去的規劃性較弱且有失誤，投資不理性造成明顯產能過剩。”

孟憲淦進一步解釋，一是企業盲目擴張;二是地方政府一味的把產值規模做大，忽略了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我參加很多地方政府的光伏計劃(會議)，(都在)拼命做大，做到千億產值的規模。”

數據顯示，從2014年起，雲南省風能資源開發利用增速加快，全省新增103.3萬千瓦裝機容量，增幅達47.2%，截至2014年，已核準建設的雲南省風電裝機容量累計達795.85萬千瓦。2015年雲南省風電產業累計並網裝機容量達到412萬千瓦，風電發電量94億千瓦時，風電累計核準容量939萬千瓦，同比增長143.15萬千瓦，累計在建容量527萬千瓦，同比增長53.45萬千瓦。從累計核準和累計在建容量來看，2013年-2015年雲南省風電產業累計核準容量逐年增長，2014年同比增長118.04%，2015年同比增長17.99%。

這已經引起了國家能源主管部門的註意。國家能源局在今年下達的《國家能源局下達2016年光伏發電建設實施方案》指出，對不具備新建光伏電站市場條件的甘肅、新疆、雲南停止或暫緩下達2016年新增光伏電站建設規模(光伏扶貧除外)。

事實上，早在2012年，孟憲淦就提出警告：“可再生能源發展要控制盲目擴張”。

孟憲淦向記者分析，盡管中國十三五能源發展規劃還沒有出臺，但屆時水電的發展規模有望增加。他表示，目前可再生能源中的風電和光電還存在棄風棄光、輸送消納以及財政補貼等很多問題，“不能操之過急”。

針對風電和光電的輸送接納問題，他此前向媒體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粗放型的。所謂粗放型就是沒有科學性的調研和計算，所以發展經常會出現不平衡。在不平衡的背後，一個是我們的管理水平比較差，沒有實行科學的計劃管理;另一個是利益集團的糾纏不清。近幾年發展過程中，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非常快，規模成為世界第一。但是電網建設跟不上，根本問題是電力體制問題。

雙方應冷靜面對雲南水電富裕、供需突出的現實

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此次雲南省不選擇調價，光伏、風電項目在雲南省也將直面項目審批已經收緊的現實。

早在今年2月，雲南省能源局便印發了《關於推進太陽能光伏開發利用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指出，雲南省水能資源豐富，從電源結構上看，並不需要大力發展光伏發電。《意見》同時指出，雲南省不再發展地面光伏電站，未來發展重點主要在光伏農(林、牧、漁)業、光伏提水、光伏制冷(脫水、保鮮)、光伏制熱(烘幹、食品加工)、戶用光伏扶貧及城市、工業園區的屋頂分布式光伏領域。

7月21日，雲南省發改委下發通知，為緩解電力供求矛盾突出的問題，按照優化電源建設布局、嚴格控制增量的原則，以擬建項目為重點，對雲南全省已建和擬建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進行第三方評估。通知特別提到，風電擬建項目嚴格限定在2014年經雲南省政府同意的全省恢複風電建設名單中的項目。

在15家企業反對雲南省的調價要求後，雲南省物價局在8月4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應稱，“若不能及時調整風電、光伏發電結算電價，大規模棄風棄光將難以避免。”

這被行業內解讀為，雲南省可能希望這些企業能在價格和電量中做出有效選擇。

雲南省方面進一步解釋到，調整風電、光伏發電結算電價有足夠政策依據，既符合可再生能源法相關規定，也符合電力市場化改革方向，同時也是減輕社會用電負擔的客觀需要。調整新能源上網電價主要是為了利用價格信號引導和鼓勵城鄉居民擴大用電，減少薪柴砍伐和煤炭等一次能源消耗，進一步釋放電力體制改革紅利。

除了地方的限制之外，按照未來爭取兩年內建立電力現貨市場的要求，可再生能源會進一步參與同其他電源的競爭。特別在雲南省，光伏風電要面臨水電的直接競爭，價格關口恐怕是很難守住。

雖然在管理層發布的《關於推進電力市場建設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各地安排年度發電計劃時，充分預留發電空間。其中，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余熱余壓余氣發電按照資源條件全額安排發電，水電兼顧資源條件、歷史均值和綜合利用要求確定發電量，核電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兼顧調峰需要安排發電。但雲南省光伏和風電要面臨的是與同屬可再生能源的雲南省水電的競爭，無論從未來的價格和發電量來說都面臨不小的壓力。

曾鳴表示，風電、光伏即將進入市場進行交易，預計進入市場後的用電成本和電價都會降低，“此前國家發改委的多個文件明確，風電、光伏電價是由當地脫硫燃煤機組標桿上網電價和國家可再生能源補貼兩部分構成。但從整體趨勢來看，補貼會越來越少。電改中，化石能源先參與競價，未來可再生能源也要參與市場。可再生能源真正的市場價值是現有環境下體現不出來的，因此，目前各種發電方式很難共同競價。但電價唯一的出路是各種發電方式都進入市場進行競價，體現其應有的價值，形成各自的價格。”

但曾鳴強調，雲南省政府出臺的文件中的規定還不是電改的模式，只是用行政手段來調節各方利益，雲南省和能源企業應該在堅持市場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協商。

安信信托獲批QDII 今年以來第五家獲批

據上海銀監局消息，近日核準了安信信托受托境外理財業務資格（QDII）。安信信托為2016年以來第五家獲批QDII的信托公司，此前四家分別是中糧信托、英大信托、重慶信托、民生信托。

麥肯錫和清華大學合辦了這個機構，全球僅五家

繼新加坡、德國亞琛、芝加哥以及威尼斯之後，麥肯錫北京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DCC)21日在北京落成，這也是麥肯錫全球五大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之一。該中心由麥肯錫與清華大學合作建立，旨在幫助中國企業在工業4.0時代通過數字化轉型成功實現制造業的升級。

“對中國企業來說，顛覆已成為新常態，但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也給企業領導者帶來了難得機遇，”麥肯錫大中華區總裁倪以理表示，“為了抓住顛覆性變革的紅利，即使是最成功的組織也必須不斷改造自己，而麥肯錫在清華大學設立的數字化能力中心正是對這一挑戰的回應。”

工業4.0包含了四個廣義上的顛覆——數據可用性和內在聯系的增加;分析和商業智能能力，包括人工智能;先進的人機互動，如合作機器人(在工作場所與人協作的合作型機器人);以及先進的生產方式，如3D打印和4D打印。從客戶訂單到售後服務，這些技術將改變商業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

為 全 面 了 解 中 國 企 業 數 字 化 運 營 現 狀 ，麥 肯 錫 調 查 了 1 3 0 位 來 自 各 行 業 的 企 業 代 表 ， 收 集 他 們 對 工 業 4 . 0 的 看 法 ，了 解 其 所 在 企 業 數 字 化 轉 型 的 進 展 和 計 劃。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兼中國先進行業咨詢業務負責人王平介紹稱，有趣的是，調查顯示中國制造商，尤其是私營企業，對工業4.0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期望。76%的中國企業相信技術革命將增強自身競爭力，比例遠高於美、德、日三國(美 5 7 % ，德 5 0 % ，日 5 4 % )。

中 國 的 私 營 企 業 最 為 樂 觀 ，8 6 % 的 私 企 認 為 技 術 革 命 有 利 於 提升競爭力，而國企和跨國企業相對保守，分別為68%和73%。中國企業相信此次革命 將新增至少15%的收入或削減15%的成本，所預期的經濟回報遠高於其他國家。

然而，中國制造企業也認為自己還沒有為工業4.0做好充分準備。只有57%的中國企業相信自己已經準備就緒，低於美國企業(71%)和德國企業(68%)。

“值得註意的是，只有44%的中國國有企業聲稱已為工業4.0做好了準備。相比於發達市場的企業，中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方案缺乏明確的責任分配和清晰的路線圖。”王平稱。

麥肯錫調查顯示，僅有9%的中國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對工業4.0有明確的責任分配;更是僅6%已有清晰的路線圖。盡管中國有一些領先企業達到了發達市場水平，但是很多企業仍然只是“追隨者”和“滯後者”，需要的不是“萬金油”式的工業4.0方案，而是量身定制的路線圖，抓住工業4.0的機遇。

王平表示，據估計，這些機遇可能在未來15年將中國的制造業勞動生產力增速提高到6.5%。隨著發展的加速，中國將可在未來20年內能抹去與發達市場將近50年的差距。

北京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由模範工廠和數字化技術展廳組成，是麥肯錫和清華大學合作成立的。該中心展示端到端全價值鏈轉型的前沿數字化工具，旨在為企業試水數字化技術提供現學現用的場所，中心也提供能力構建的體驗式培訓。

該中心位於清華大學校園。一樓為100平方米展廳，展示顛覆性技術和價值鏈上的各數字化模塊，如產品開發、供應鏈管理和采購，企業和學生可以親身體驗一家變速箱制造商的數字化轉型歷程。

另一層設有650平方米的模範工廠，配備了數字化精益生產線，模擬實際的生產環境提供了獨特的學習與試驗方式。

北京的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以提供開發突破性解決方案的集中地點、支持客戶轉型歷程的各個階段以及定制培訓模塊，幫助中國企業實現制造升級的願景。

北京的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是麥肯錫全球五大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之一，其余四家分別位於在新加坡、德國亞琛、芝加哥以及威尼斯。在充分了解各地區行業的需求和準備度的前提之下，中心可以幫助企業達到工業4.0的要求。五家中心皆與領先行業協會、政府機構或研究機構合作建立。

清華大學基礎工業訓練中心李雙壽教授指出，智能制造的核心是人才。在新技術新產業的大背景下，企業必須主動布局和深化改革，探索工程人才培養新模式。DCC北京正是清華大學產學深度融合，讓學生真正走進產業的新著力點。

王平稱，為中國企業量身定制的北京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獨具特色，集技術展示、培訓和創新解決方案制定於一身。企業能夠快速學會如何應用數字化運營以及智能制造，並且親眼見證創新與效率的顯著提高。

麥肯錫全球資深董事合夥人兼亞洲運營咨詢業務負責人艾家瑞(Karel Eloot)表示，企業可以直接運用麥肯錫資深技術與運營專家團隊的豐富經驗。在完成數字化能力發展中心的培訓後，就可以將其所學應用到企業的運營網絡。

獨家丨五家金控集團監管試點已近半年，監管辦法在報批

5月24日，第一財經記者從接近監管人士處獨家獲悉，金控集團監管試點的首批試點機構已經確定為包括招商局、螞蟻金服、蘇寧集團等在內的五家，“另外考慮地域上，北京、上海還各有一家”，上述人士表示，去年年底試點名單已經確認，2018年年初開始試點。

據了解，之所以選擇以上五家金控機構作為試點，主要考慮是試點要覆蓋央企、國企、民企、地方企業、互聯網金融企業等不同類型，地域方面也有考慮。

上述接近監管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試點方案的核心主要聚焦在：公司治理結構、資本來源、資本的真實性、資本整體充足率、杠桿、關聯交易、股東責任、防火墻、並表監管等方面。“金控的資本是加權平均的概念，主要是指集團整體杠桿水平，單個機構資本達標，集團也要達標。”該人士進一步解釋稱。

“目前試點已經將近半年的時間。因為還不太成熟，所以一直沒有對外披露。”該人士稱，目前主要思路是先試點、規範，達標後再審核發牌。監管辦法正在報批，按程序還要經過討論審議。

2017年10月，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年會期間發表演講時，首次公開提及金融穩定四大重點關註領域，包括影子銀行、資產管理行業、互聯網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201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在金融監管方面，將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事實上，過去一年多，針對以上四方面，監管機構相繼重拳出擊。隨著資管新規的正式落地，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辦法成為當下金融穩定領域首當其沖的任務。

巨無霸中國人保過會 募資百億將成第五家A+H上市險企

中國人保的回A之路終於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點。

證監會網站公示，6月5日召開發行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核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保”）等3家公司的首發（IPO）申請。

此次成功過會，使中國人保成為繼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和新華保險之後的第五家“A+H”上市險企。這也是自2011年新華保險上市後以來，A股6年多時間里首家上市保險公司。

6月4日，受即將上會消息影響，中國人保H股中國人民保險集團（01339.HK）大漲接近9%，旗下獨立上市的中國財險（2328.HK）當日漲幅也超過3%。

根據招股說明書披露，中國人保擬在上交所發行不超過45.99億股，不超過本次發行上市後總股本的9.78%，募集資金將用於充實公司資本金。中國人保發行股數在A股歷史上排名第8，創8年新高。

對中國人保來說，回歸A股意義重大。按照3.23元的每股凈資產和1.05倍的港股市凈率估算，其A股IPO的潛在募資額或將在150億元以上，市場將迎來又一百億新股。而通常A股估值要高於港股，中國人保的潛在募資額很可能高於此數。

中國人保是國內歷史悠久的保險集團，前身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於1949年成立。經過多年發展，已成為國內資產萬億級的5家巨無霸保險集團之一。目前，業務領域從原有的保險和資產管理，拓展至信托、基金等非保險金融領域，成功搭建起保險金融集團架構。

針對備受市場關註的回A進度，此前，中國人民保險集團（01339.HK）副總裁盛和泰在2017年業績發布會上對媒體表示，在人保集團2017年提出回歸A股並報送材料至證監會後，證監會已經反饋並回複意見。具體上市時間，需要取決於證監會審查進度，以及市場窗口期。

“2017年9月26日，證監會受理中國人保A股發行申請材料，12月13日反饋回了意見；2018年1月13日，人保對反饋意見回複相應材料，3月9日，證監會將反饋意見公開掛網。”盛和泰表示。

早在2009年人保集團完成整體改制前後，就有消息稱人保集團將啟動上市工作；此後，又經歷了人保財險回歸A股、集團A+H同步、集團H股先行等一系列變化。最終，人保集團於2012年12月登陸港交所，成為當年港股市場最大IPO，以及中國第一家整體上市的大型國有保險金融集團。

“對於行業而言，以集團的形式回歸A股更有利於在保險大集團下綜合性業務的發展。”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朱銘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險種結構正在進行大的調整，社會環境、人口老齡化、科技創新化發展等都會給保險的保障模式、業務結構等帶來重大調整，險企原來的盈利模式也會隨之改變。

有市場分析認為，超百億的募資額對於人保集團自身而言並不會有多大影響，但以中國人保的巨大體量，在市場環境並不是非常好的情況下，A股市場的承接力將遭遇考驗。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中國人保集團總資產9879.73億元，凈資產1859.59億元，有1.74億名個人保險客戶和396.71萬個團體保險客戶。

近年來，中國人保主營業務收入呈現增長狀態，2015年至2017年，中國人保保險業務收入額分別為3882.10億元、4398.13億元和4764.44億元；歸母凈利潤則有起伏，分別為191.76億元、143.34億元和166.46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