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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賓·梅塔:音樂為政治做的事還遠遠不夠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061

對祖賓·梅塔來說,最重要的一場音樂會是他在2013年9月促成的,地點在克什米爾。他“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坐在一起,聽一場音樂會”。而印巴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就是克什米爾。2015年1月30日,祖賓·梅塔(左)在北京舉行音樂會,和郎朗(右)合作。 (王小京/圖)

男主角拉達梅斯深情歌唱自己對阿依達的愛戀,敏感的觀眾卻隱約覺察到舞臺後的動靜。這是國家大劇院制作歌劇《阿依達》的最後一次彩排。

幕布拉開,一艘黃色的龐然大物從舞臺右側緩緩駛入,象牙般翹起的船頭上,華裝美服的法老也被映襯得極渺小。觀眾席上有人忍不住驚嘆,但沒忘了壓低聲音。

更為震撼的場景出現在第四幕。裊裊的奶白色煙霧中,《凱旋進行曲》音調漸強,金光燦燦的阿蒙神大船緩緩上升,直至完全顯露它巨大的羊角船頭——在79歲的印度籍猶太指揮家祖賓·梅塔看來,這是《阿依達》中最接近夢幻的時刻。

2015年1月24日至2月1日,《阿依達》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五場。為了促成這次合作,國家大劇院提前三年就同祖賓·梅塔敲定了檔期。

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坐在一起,聽一場音樂會

或許因為“印度籍”和“猶太人”的雙重身份,祖賓·梅塔遠比與他同時代的指揮家們更樂於關懷政治。這次在北京,他還津津樂道一年多前自己促成的一場音樂會。那場音樂會在2013年9月進行,地點是克什米爾地區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

那是一場容納了2000人的音樂會,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被邀請穿上他們考究的服裝,坐進古老的皇家園林夏立馬爾花園。祖賓·梅塔和他的樂隊從慕尼黑飛來,進行90分鐘的演奏。

“我想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夠坐在一起,聽一場音樂會。而這個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就是克什米爾。”祖賓·梅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為此找了許多印度朋友幫他解決錢的問題,又請德國大使館做了許多組織協調工作,才終於成行。

並非所有人都能領情。《紐約時報》報道了當地一位文化學者的觀點:“公眾根本不會認同這樣一個只有VIP進進出出、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演奏會。”就在演奏會開始前,支持克什米爾分裂的人們還在罷工抗議,他們懷疑音樂會有著某種政治目的。印度警察則在這次治安的維護中開了槍。

至少對祖賓·梅塔來說,那次演奏會是“非常成功”的:“70%的克什米爾居民通過電視看了我們的音樂會。只有巴基斯坦軍方不喜歡我們的舉動。他們在我們演出的當天早上舉行了另一場音樂會,與我們相抗衡。”祖賓·梅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好吧,他們做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

這樣的事情他並非第一次做。1994年,他曾在被波黑戰爭破壞的薩拉熱窩國家圖書館廢墟上,指揮紐約愛樂演出莫紮特的《安魂曲》,為聯合國難民基金會籌款;1999年,在德國魏瑪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舊址,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指揮著以色列愛樂和德國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共同演奏;2008年,他又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為坐在一起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同年,指揮大師洛林·馬澤爾帶領紐約愛樂在平壤演出,這次美朝文化的“破冰之旅”廣為人知,而一手安排了這次行程的,正是祖賓·梅塔的弟弟、時任紐約愛樂樂團執行總監的紮林·梅塔。

對政治的關心,從祖賓·梅塔18歲第一次出門遠行就開始了。那是1954年,他從家鄉孟買輾轉來到維也納學習鋼琴。那時的維也納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二戰雖然已經結束了近十年,滿城的殘垣斷壁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這座藝術之都的戰爭印記。一次散步時,祖賓·梅塔偶遇了一隊蘇聯士兵,從那時起,他好像突然明白了“被占領意味著什麽”。

1956年11月,因為一場政治動亂,大批匈牙利難民湧入奧地利。有人想用音樂安撫這些寄居在臨時帳篷里的絕望的人。雖然對這種音樂療法的效果感到懷疑,祖賓·梅塔還是同音樂學院的其他學生一起,在匈牙利邊境舉辦了一場音樂會。

演出結束後,一位住在臨時帳篷里的匈牙利牧師真誠地為所有人祈禱。這讓祖賓·梅塔十分感動。更令他感動的是,幾十年後,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遇到一位匈牙利夫婦。這對夫婦告訴他,他們當年就坐在難民營里聽完了整場音樂會,那場音樂會他們一直都記得。祖賓·梅塔從此篤信這種“神奇的音樂力量”。

“永遠不要輕視音樂的力量。我親眼見到,在以色列的音樂會,猶太人、阿拉伯人坐在一起,完全和睦。音樂不能改變國境線,但是音樂能讓人們走到一起。音樂為政治所做的事情還遠遠不夠。”祖賓·梅塔認真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5年1月24日至2月1日,《阿依達》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五場。為了促成這次合作,國家大劇院提前三年就同祖賓·梅塔敲定了檔期。 (王小京/圖)

“北京有十個交響樂團,紐約也只有一個”

中國人第一次大面積了解祖賓·梅塔,還是在1998年。張藝謀在太廟執導歌劇《圖蘭朵》,祖賓·梅塔是當時的指揮,也是這件事的促成者。那時正值洪水肆虐,祖賓·梅塔和《人民日報》前社長邵華澤聊天,說起這件事,當即決定要在空閑時加演一場音樂會,為洪災籌款。邵華澤為這場音樂會找到的場地是人民大會堂,能坐4000人。那場演出最終籌得的票錢,被用於了兩個大村莊的重建。

那是祖賓·梅塔第一次來到中國。比起演出,讓他印象更深刻的,是在上海街頭看到的自行車洪流。有個下雨的早上,騎車上班的人們披著五顏六色的雨披。“我看不清那些人的面孔,只看到一塊一塊的顏色,那感覺太奇妙了。”祖賓·梅塔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道。那年他在上海市政府禮堂做了一場演出,並通過電視轉播。當有人告訴他,電視機前可能看到這場音樂會的人數是3000萬時,他驚呆了。

事實上,祖賓·梅塔對中國最初的記憶要更早。新中國成立前,他的伯父曾在上海一家棉紡廠擔任經理。1930年代,他的祖母曾經兩次探訪中國,帶回去大量中國風的物件:絲綢睡衣、各式古玩……他在中國出生的侄子,甚至從小就說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後來到上中學時,侄子還曾經和同學們一起,舉著旗子走上街頭歡迎到訪印度的周恩來總理。

這兩年,祖賓·梅塔越來越頻繁地來到中國。他不再能看到那樣壯觀的雨衣和自行車,卻見到了一個又一個交響樂團:“在北京有十個交響樂團。要知道紐約也只有一個。”他的另一個發現,是小米手機:“我的朋友Pino就有一個。我也打算來一個。”Pino是國劇大劇院的歌劇總監,意大利人。

如今他和中國的交道,甚至多過了和自己的祖國印度——因為印度並沒有如此火熱的交響樂市場,而印度政府也並不熱衷於扶持這類音樂。

“但是他們對傳統音樂扶持很多。”祖賓·梅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印度的傳統音樂在國內非常流行。那些民族音樂家在各處演奏。這跟日本、跟中國不一樣。你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在印度,每一個村落都在演奏他們自己的音樂。”

“我在孟買辦音樂會,也會有幾千人來,但影響力僅止於此。”祖賓·梅塔繼續說道,“但我不覺得印度人需要西方古典音樂。他們有自己的音樂,並因為那些音樂感到愉快,也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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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爆買開支大減四成!但更糟的事還等著法國

11月的巴黎街頭略顯清冷,驟雨把梧桐樹葉打落了一地。華燈初上,香榭麗舍大街已經亮起了聖誕花燈,街上的聖誕集市也開門迎客。

為了迎接1300萬的客流量,今年的聖誕集市安保空前嚴密,新增了近千個圍欄以及近百個阻止汽車通行的立柱。聖誕集市的組織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安保措施和裝備都需要由他們來承擔,這增加了15萬歐元的支出。

而商店為了招攬顧客,更是不惜血本。巴黎春天國際業務部門總監申根(Laurent Schente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一年來,很多奢侈品的價格都下調了,巴黎春天還推出支付寶等新手段來吸引中國遊客;在老佛爺百貨里,記者發現一些奢侈品也比原先大幅降價20%至35%。

但結果可能未必如他們所願。據法新社統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赴法旅遊人數同比減少8.5%,其中亞洲遊客人數減少最多:中國赴法旅遊人數同比減少23%,日本赴法旅遊人數同比減少39%。

與淒清寂寥的巴黎同步,法國人對自身處境更是十分失望。

民調機構YouGov與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聯合做出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多達21%的法國人認為,法國比大多數其他國家更糟糕——這個數字在發達國家中十分少見,幾乎趕上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還有4%的法國人更不客氣,認為法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國家,這幾乎是這次涵蓋了19個國家(或地區)的民調中的最高比率了。

最重要的調查結論是,與歐洲其他地區人群相比,法國人最反對國際貿易和全球化,且僅有很少的人認為,移民對於他們的國家有益。

這已然不是那個能擔得起“歐洲中堅”的法國了。

巴塔克蘭傷痛未愈

從民族廣場出發,沿著伏爾泰大街向西行走不到3公里,外墻粉刷一新的巴塔克蘭音樂廳在陽光下顯得分外絢麗奪目。當地時間12日晚,這里迎來了一年來的首場演出,英國搖滾巨星Sting用音樂揭開這棟建築新的序幕,並以此悼念一年前在這里因恐怖襲擊喪生的人們。

自去年11月13日恐怖襲擊發生以來,巴塔克蘭音樂廳就一直在裝修。盡管外墻以全新的面貌展示給公眾,但劇院老板弗呂托(Jules Frutos)表示,他不會改變音樂廳的布局,將延續溫暖友好的氛圍以及它所擁有的流行精神。

巴塔克蘭音樂廳外景。攝影/錢童心

根據法國制作人、發行商和劇院所有人所組成的工會組織Prodiss的統計數據,由於保險預算高企和上座率低的雙重影響,法國的文化產業正在受到嚴重的沖擊。

過去一年,巴黎的現場演出收入減少幅度在1.9億歐元至2.2億歐元。在恐襲發生後的三個月內,全巴黎有三分之一的劇目被迫取消或推遲,音樂劇票務收入減少了20%;一年之後,整個行業的反彈不到2%。私人劇院上座率在驟降35%之後,從今年1月到8月,僅反彈1%。劇院的低迷也讓資本猶豫,這令本來就籌資困難的藝術劇更難拿到資金。

Prodiss總書記馬利卡·聖吉諾(Malika Seguineau)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由年輕藝術家創作的小規模和小場次的演出受到的沖擊最大,沒有人能確定公眾是否會再重新回來。”

為此,法國文化部緊急撥款1440萬歐元來支持小制作藝術演出的發展。

消失的亞洲遊客

距離巴塔克蘭音樂廳西北方向不到5公里,就是著名的巴黎旅遊景點紅磨坊(Moulin Rouge)。截至今年9月底,紅磨坊和瘋馬(Crazy Horse)的表演上座率下降了20%至25%,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遊客減少。紅磨坊近一半的收入來自於全球各地以及法國其它省的遊客。

在蒙馬特高地附近的小餐館,也沒有了原本熙熙攘攘的人流,只有服務員焦急等待的眼神。

近期在巴黎舉辦的一個名為Worldwide Hospitality Awards的活動上,組織者帕納約蒂斯(George Panayotis)表示,2016年法國所出現的旅遊業蕭條是史上空前的。據他預計,過去一年,巴黎酒店住宿和餐飲行業的損失達6億歐元。巴黎的酒店入住率跌至72.6%,高端酒店的均價跌至160歐元/晚,每間房的收益減少了16%。

今年一季度,法國退稅總額同比仍然下滑了20%,中國遊客減少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全球退稅系統Premier Tax Free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遊客今年一季度的開支減少了40%,俄羅斯遊客開支減少25%,美國遊客開支減少10%。

而在英國和西班牙,同期的退稅額度分別增加了20%和13%,這部分受益於英鎊的貶值。

法國旅遊局總監鄧佳琳(Catherine Ode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歐洲整體的安全局勢堪憂,以及中國經濟放緩導致了中國赴歐洲遊客數量明顯減少。”

截至今年9月,法國航空-荷蘭皇家航空集團(下稱“法荷航”)赴歐洲其他國家航班的預訂量減少了6%,赴法國的預訂量減少19%。

法荷航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讓-馬克·雅納亞克(Jean-Marc Janaillac)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期待隨著恐怖事件影響的平息,明年中國赴法遊客數量能開始逐漸回暖。”

然而事實上,航空公司為恐怖襲擊要買的單還遠遠沒有到頭,法國依然籠罩在“緊急狀態”的陰影下。

在繁忙的戴高樂機場,記者剛走下法航的飛機,就被堵在了出關的通道中。向四周打聽,才得知在恐襲後機場加強了管控,分時段實施限流。焦急等待的人們有些手中拿著轉機機票和火車票,然而沒有放行指令,誰都不能過。機場警察表示,一切誤機產生的費用,都由法航來承擔。

遊客的減少也影響了法國旅遊行業的就業。“很多工作都消失了。”巴黎旅行社Paris Trip總監巴雷(Arnaud Barre)告訴記者,“我們的業務從今年1月份開始就縮水了20%到25%。”

法國正在失去吸引力

很多法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正在失去吸引力。恐襲只是一方面,還有很多制度性問題導致的社會陰暗,讓法國的形象蒙上汙點——比如無休止的罷工和對中國旅遊大巴的搶劫,以及酒店內施暴等等……由旅遊業反映出的法國社會危機正在加深。

一位在巴黎居住多年的華人醫生肯尼亦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在上一次的巴黎大區級別改選中,他知道周圍很多法國中年人投給了國民陣線候選人,這些人在薩科齊時代還是“溫和一些”的中右翼。

國民陣線是什麽來頭?

在2015年的一場法國國內大區選舉中,一張來自極右翼黨派——國民陣線的海報令人難忘:圖上兩張女性面孔,一個留著長發,臉頰上畫著法國三色旗;另外一個則身穿蒙面的布卡罩袍(Burka) ,圖上寫著“選擇你的鄰居:為國民陣線投票”。

肯尼的家住在傳統的富人郊區,長久以來是巴黎最安全和富裕的區域之一。然而在近10年中,由於法國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外來無業遊民所帶來的治安問題,社區幸福指數急速下降。肯尼解釋道,近5年中“左翼政府過於寬容,右翼群龍無主,讓不少中右翼選民賭氣把選票投給國民陣線”。

如同法國著名智庫蒙坦尼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 學者穆伊斯(Moisi)所說,法國正在陷入防禦型民族主義思潮:“我”需要抵抗來自其他人的威脅。

“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競爭力正在衰退。”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化和比較政治系主任洛朗·普法阿德(Laurent Pfaadt)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恐怖襲擊後的法國社會已經變得很脆弱了,而現在的一些政治上的聲音將令社會更加分化。”

在中右翼方面,原本可以阻擊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的是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不過民眾已經不買賬了,薩科齊在剛剛結束的右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第一輪投票中出局。

民調機構YouGov不無憂慮地提出,權威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正在歐洲泛全球化浪潮的選民中崛起。

這種回歸令人擔憂,對歐盟更是災難性的:在法國,民調專家們再也無法像往常那樣忽略勒龐,而按照法國政治結構的推算,無論左派右派何人參選,勒龐定能殺入法國2017年大選第二輪。

權威民粹主義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其核心概念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並不只為財富或中產階級服務,也為普通民眾效力,並通過爭取平民的贊同而重建霸權。

YouGov指出,如果這些持有權威民粹主義觀點的選民在第一輪就全部偏向勒龐,而中右翼法國共和黨無法得到足以進入第二輪的選票,勒龐將輕易贏得法國總統的寶座。

“雖然勒龐不太可能贏得大選,但是卻依舊存在可能性,這是因為人們已經對政策喪失了興趣,只關註在個人性格上了。” 法國哲學家列維(Bernard-Henri Lévy)表示,人民對於政策興趣索然,對於候選者撒不撒謊也不怎麽關心。

在右派的首輪競選投票中,法國前總理菲永意外勝出,或許是菲永在電視辯論中的一句話觸動了每個法國人的心。他說:“法國人是驕傲的,我們不喜歡別人告訴自己該怎麽做。”天性驕傲的法國人,卻有這麽多人認為本國現狀“糟糕”,可見法國病得不輕。

年輕人是法國的希望嗎?

對“勒龐是否會在2017年成為法國總統”這一疑問,《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隨機對在法政府和商界工作的人士進行了采訪,而令人感到異常的是,即便是在此前堅決認為“法國人民不會接受極右翼政黨上臺”的人士,現在也變得猶豫。而且,勒龐所講的“廢除歐元,回歸法郎”對不少老派法國人而言,並不是沒有吸引力。

民調數據揭示了法國人對全球化的失望程度有多深。在調查中的11個問題中,法國人在6個問題中都對全球化表現出了最不滿的情緒。

YouGov總結道,“這種危險體現得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法國。”法國同英國一樣,具有37%左右的自由左派,然而與英國不同的是,在民調中剩余63%的法國選民全是持有權威民粹主義觀點的選民。

人們獻花悼念去年11月13日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攝影/錢童心

自二戰以來,歐洲的精英認定各國的身份認同最終會如同海納百川一般匯入歐陸的洪流,然而實際上,法國、匈牙利、波蘭和奧地利以及德國的極右翼黨派卻正在以權威民粹主義者的面孔,在歐陸上全面反撲,與國際秩序相比,這些極右翼正在利用一股懷舊之情為昔日招魂。

對全球化的認知,已經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分野。

在YouGov的此次調查中,仍然對於全球化充滿熱情的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平均有超過70%的該區域人民認為,全球化是個好東西;其中最高的當數越南(91%)。

盡管民調中只有37%的法國人認為全球化是個好東西,不過在18~24歲的這一人群,支持全球化的比例高達77%:比起年長者,年輕人對於全球化有著更積極的看法。

不過正如YouGov所提出的問題那樣,這些年輕人會隨著年齡增長仍然維持這樣的看法嗎?

如若不然,歐盟的前景將更加暗淡。

中國 遊客 爆買 開支 大減 四成 但更 更糟 糟的 的事 事還 還等 等著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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