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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捷神話 高增長不再股價暴挫18%

2008-08-29 AppleDaily


【本 報訊】思捷環球(330)因主席兼行政總裁高漢思一句「集團正面對他加盟逾10年以來最嚴峻的經濟環境」,昨日股價一度急跌近兩成,最後跌幅收窄至 18%,仍跌14.4元,僅收66元,單日市值蒸發近180億元,市值由1000億跌至只有819億元。證券界普遍認為,思捷高速增長期已過,昨日紛紛調 低其評級、目標價及盈利預測。思捷盈利及股價長升神話終於破滅。記者:陳健文

思捷管理層昨日舉行投資者午餐會,再就全年業績解畫。有份 參與的證券界人士表示,會上管理層沒有提供一些令人振奮的資料,只是進一步確認近期業務表現欠佳,例如7及8月同店營業額增幅僅5%;7至9月批發訂單只 有單位數字增長,以及前景仍然不明朗。當提及忽然「劈炮」的前副主席兼財務總裁潘祖明時,管理層仍表現得有點不悅。

由於業績較預期差以及經 營環境轉壞,思捷昨日沽空金額大增至1.5億元,較周三的四千多萬元大增三倍。一般而言,思捷每日沽空額僅千多至二千萬元。市場人士指出,不少投資者周三 已偷步沽空思捷(思捷在當日收市後公佈業績)。昨日急挫的思捷乃港股跌幅榜首,成交額排名第三,高達29億元。

沽空額增3倍至1.5億

有外資分析員指出,市場對思捷業績反應這麼大,很大程度與今次業績不及預期,以及思捷對前景的看法出現「180度」轉變有關。他說:「一個月前,管理層仍然話一切正常,但到咗噚日,忽然表示已經再冇增長,咁反覆,沽貨離場係最合理嘅行動。」

不過,亦有分析員認為,昨日急瀉近20%並不合理。他說:「思捷前景的確係唔明朗,但又唔係執笠!咁樣沽貨太唔理性。」他表示,雖然預期思捷增長將放慢,但目前思捷預測市盈率僅10倍,應該有支持,況且管理層已暗示再回購股份。

美林證券將思捷評級由「中性」下調至「跑輸大市」。該行認為,思捷正「身處於風眼之中」(In the eye of the storm),故將其2009及2010年純利預測下調15%及16%,至69.58及76.89億元,反映增長放慢及零售業務毛利受壓。

同樣調低評級的高盛認為,雖然長遠來說,思捷批發業務增長可回復至雙位數字,但預期是09年以後的事,故剔出買入名單。里昂證券更以「Capitulation」(不問價式沽貨)來形容思捷。

美林高盛紛調低評級

瑞信證券較樂觀,認為思捷目前只是因宏觀環境變壞,而變為「戰鬥狀態」,預期思捷可以從市場整固中,獲得更大市場佔有率,維持「跑贏大市」評級。

德銀預期,思捷未來表現可繼續優於同業,再加上現時估值不昂貴,故維持「購入評級」。雖然形容思捷「正在洶湧的波濤中航行」(Sailing Through Rough Seas),但大摩認為,思捷擁有充足現金,可度過今次風暴,故維持「增持」評級。

思捷環球大事表

1968:Doug 及Susie Tompkins於美國三藩市創立Esprit品牌

1974:邢李『火原』與Tompkins夫婦合作,負責亞洲採購工作

1978:進軍歐洲市場

1981:登陸本港市場

1986:在德國開設首家獨立店舖

1993:邢李『火原』出任主席,負責亞洲業務的思捷(前稱思捷亞洲)在香港上市

1995:收購 澳洲業務

1997:收購歐洲業務

1998:收購化妝品品牌Red Earth

1999:全購加拿大業務

2000:計劃分拆歐洲業務在當地上市,臨掛牌前告吹

2002:購入Esprit品牌美國市場使用權,一統天下,同年 躋身恒指;邢李『火原』卸任行政總裁,只任主席

2003:上市10周年,營業額首破100億,股價屢創新高;邢李『火原』開始減持

2006: 市值首次突破1000億大關;邢李『火原』辭任主席,只擔任非執行董事

2007:於10月創下歷史高133元

2008:邢李『火原』因私人事務1月辭任 非執行董事,正式離開思捷

2008:副主席兼財務總裁潘祖明於7月辭去所有職務

2008:因業務前景不明遭拋售,股價於8月公佈業績翌日急瀉18%,市值 萎縮至約819億
幾許風雨 純利15年勁升80倍

從 40年前一個美國地區品牌,發展到擁有全球市場的思捷環球(330),無論其業績以及股價表現,均是本港以至全球零售界的異數。思捷上市時純利僅7890 萬元,最新08年度純利已增至64.5億元,15年暴增約80倍。思捷93年以1.95元招股,去年10月創出133元的新高,15年同樣暴增68倍。可 惜11個月時間,股價急挫50%。

當提及思捷時,很多人均聯想到前主席邢李『火原』,但其實思捷是68年由Doug及Susie Tompkins創立,邢李『火原』最初只負責亞洲採購工作,81年邢氏將該品牌引入本港,並在93年將亞洲業務分拆上市。

上市後首五年雖然業績亮麗,但由於當時投資界不太喜歡零售股,故思捷股價在4元水平徘徊一段長時間,98年1月創下1.61元的歷史低位。思捷其後陸續收購澳洲及歐洲等地區業務,向一統天下的計劃進發。

00年,邢李『火原』慨嘆:「香港無人識睇好似思捷咁嘅時裝股」,故將歐洲業務分拆在德國上市。不過,最後因未能訂出招股價而擱置上市。當時由於負債高,市場擔心思捷因周轉不靈而可能出事。

分拆業務德國上市受挫

塞 翁失馬,焉之非福。思捷之後便是靠這個不獲投資者看好的歐洲業務,連續多年取得超過30%的盈利增長。思捷發展史上另一個重點,便是在02年購入 Esprit品牌的美國市場使用權,真正成為環球零售集團,同年更成為本港藍籌股。當時市場普遍認為思捷的發展已見頂。不過,思捷股價及業績卻屢創新高, 成為基金「超級愛股」,曾有一段時期全港分析員均給予思捷「購入」評級。不過,邢氏02年起開始減持,並「越沽越多」,思捷到頂之說又開始出現。事情發展 再一次令傳統智慧失效。雖然邢李『火原』及管理層陸續大手沽貨,思捷股價卻屢創新高。有管理層更揚言,思捷股價不會因為股東沽貨而下跌,只會「越沽越 高」,成為一時佳話。不過,今次沒有管理層沽貨,甚至思捷早前破天荒回購股份,但偏偏完全不能阻止思捷股價「笨豬跳」式墮崖。
全面淡出 九度減持邢李『火原』套176億



一 提思捷環球(330)便令人想起全身而退的創辦人邢李『火原』;一提邢李『火原』則令人想起他連番賣股套現176億元,以及他的妻子大美人林青霞。雖然邢 李『火原』今年初辭去思捷非執行董事,算是全面淡出,但仍持有思捷8.7%股權(約1.06億股),這批股份昨日市值70億元,思捷股價插水,邢李『火 原』身家亦要縮水。

今年59歲的邢李『火原』,在本港完成中學課程後,便投身社會,第一份工是在國泰航空(293)訂位部任職,兩年後加入製衣業。72年認識美國Esprit的創辦人夫婦,並成為Esprit香港原料採購代理,他兩年後成立Esprit香港分公司,處理亞洲地區業務。

81年,他在銅鑼灣開設Esprit首家零售店,當時他只是32歲,期後陸續在新加坡、台灣設立零售店。思捷93年上市。

02年晉身藍籌行列

成 功上市集資,思捷96至02年期間,逐步收購美國Esprit股權,統一全球Esprit品牌。邢李『火原』統一大業後,從02年初至06年9月,九度減 持思捷股份。奇怪的是,他越減持,股價越升,最後一次減持的套現金額達到60億元,累計九次減持套現176億元。邢李『火原』是近二十年唯一一個港人白手 興家,最終成為藍籌股的真人事迹。
主席看法 經濟見底始再併購



隨着環球經濟增長放緩,思捷環球(330)宣佈暫緩收購,主席兼行政總裁高漢思更表明,待經濟見底才會進行收購,但未來仍會加強香港及新加坡等亞洲區投資,他預計旗下三個品牌全球分店數目,明年中擴至逾800間。

高漢思接受彭博電視訪問時說,環球經濟增長放緩,加上歐元區次季經濟收縮,故09年前不會進行併購,以免集團面對進一步風險。

78億元收購計劃擱置

他 指出,歐洲經濟放緩,消費者已「勒緊褲頭」,故待經濟見底,他才會計劃下一步收購,早前計劃動用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的收購行動則暫時擱置。高漢思 曾表示,有興趣收購的對象是Donna Karen International,該公司01年已被全球最大奢侈品公司路易威登(LV)以2.4億美元收歸旗下。對於思捷以港為基地,但亞太區營業額僅佔 6%,高漢思解釋,由於中國業務以合資形式經營,因此當中收益未計算在內,但未來將加強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區的投資。思捷計劃至明年6月,全球 Esprit、edc及Red Earth等分店將擴至超過800間。

證券界對思捷最新評級

.美林投資評級:下調至跑輸大市 目標價:下調28%至75.8元.高盛投資評級:下調至中性目標價:下調17%至87.8元.瑞銀投資評級:下調至中性目標價:下調30%至83元.摩通 投資評級:下調至中性目標價:下調30%至90元.瑞信投資評級:維持跑贏大市目標價:下調30%至105元.德銀投資評級:維持購入評級目標價:下調 29%至98元.大摩投資評級:維持增持評級目標價:下調10.5%至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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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户黄木顺不再孤独 神秘资金尾随泛海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zldx/20080908/080952815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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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荒不再 地方炼厂面临整合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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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17/110122952.html


地方炼厂在“油荒”时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供需情况逆转,政府重新“梳理”地方炼厂的基调已定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杨悦】供需失衡之下,中国的地方炼厂正迎来新一轮的淘汰整合。
3月初,山东省经贸委在一份名为《山东省炼化工业调整振兴指导
意见》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将申请1000万吨原油/年原油非国有贸易进口资质,并在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基础上,成立山东省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称山东石化)。
山东省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是在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的基础上,由地方炼油、石油化工企业自愿参股组建,共有22个股东单位。此番组建集团公司,其整合地方炼厂、集中资源的意图愈发清晰。
    山东是中国地方炼厂较为集中的省份,其炼油能力约4500万吨/年,是除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大炼油板块,成品油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山东率先开启整合地方炼厂的大幕,或许意味着整个中国的地方炼厂正迎来新一轮的淘汰整合。
    2008年下半年起,成品油市场供不应求局面出现逆转,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去年年底的成品油库存增至历史高位,炼油能力吃紧的局面顿然消失。
    易贸资讯分析师刘传军告诉《财经》记者,地方炼厂在“油荒”时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供需情况逆转,政府重新“梳理”地方炼厂的基调已定。“技术落后的地方炼厂会倒闭,而硬件条件好、实力较强的企业,会是被收编的对象。”他说。
    今年2月出台的石化行业调整振兴规划中则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加强大型炼化基地的建设,控制产能总量、淘汰落后产能。“这对地方炼厂是不利的”,刘传军告诉《财经》记者。
    工商东亚调研部分析师花开玲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系统的落后产能,通过扩容升级方式,基本已改造完毕。目前,国内再要淘汰落后产能,只能向地方炼厂“开刀”。
    花开玲称,由于地方炼厂没有加工、进口原油的资格,多以燃料油加工为主,今年开征的燃油税,进一步增加了地方炼厂的成本。“燃料油作为加工成品油的原料,比用原油加工增加了约800元/吨的成本。”她说。
    刘传军告诉《财经》记者,截至3月中旬,广东、山东两省地方炼厂开工率不足15%,创历史新低,地方炼厂普遍出现亏损,山东地方炼厂平均每吨油大约亏损1000多元。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油源,山东的炼油能力就不能完全释放,肯定要关停一部分炼厂,这是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这也是成立山东石化来整合地方炼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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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两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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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09-6-11/HTML_K7LUI5P0SI81.html


除了此前紧随可口可乐之后的统一与康师傅,从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饮料企业开始希望在低浓度果汁市场分一杯羹:农夫山泉、娃哈哈相继推出VC类果汁饮料,而刚刚分手的汇源也摇身一变,成为果粒橙的竞争者,于今年大规模推出柠檬me的果汁饮料产品。

此外,牵手果汁以及中粮,均在今年推出了针对低浓度果汁饮料的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可口可乐的“美汁源”以“果肉口感”细分市场则开始显得过于单一。

而茶饮料的状况更让“两乐”感到压力。

尽管可口可乐的“原叶”已经占据一定份额,但仍旧无法撼动康师傅与统一这两个先进入者的龙头地位。以康师傅为例,今年一季度,康师傅业绩实现开门红,净利上升43%,创下单季度新高。在饮品方面,营业额同比上升36.74%至5.25亿美元。

陈晨认为,在饮品业务中,康师傅是以茶饮料为主轴,由于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全国性“再来一瓶”抽奖促销活动,带领整体茶饮料市场的成长。数据显示,2009年3月,康师傅的即饮茶、瓶装水及果汁分别取得47.7%、19.3%及16.5%的销售量市占率。

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茶饮料将成为康师傅今年夏天发力的重点。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了解,今年夏季,康师傅将推出无糖绿茶、低糖铁观音茶、乌龙茗茶3种新品,而此前,康师傅已有冰红茶、绿茶、茉莉茶。同时,康师傅将延续“再来一瓶”的促销招数。

康师傅财务长林清棠表示,希望康师傅在中国市场,最终发展成像“可口可乐在美国”一样占据半数市场份额。

除了众多企业的贴身紧逼,此前可口可乐在茶饮料方面的表现也让业内一些人士为“原叶”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忧。可口可乐曾相继推出过“岚风”女性蜂蜜茶饮、“阳光”果茶、“茶研工坊”一系列茶饮料,均告败北。

而对于谨慎的百事来说,“草本乐”尚处于试水阶段,何时大规模铺开还无定论。事实上,2007年百事曾推出新益代豆奶,在东北市场试销,但时至今日,豆奶产品仍没有全面上市。

对于“两乐”来说,强大的资金和渠道仍是其核心竞争力。可口可乐对本报表示,尽管国内的不含气饮料市场竞争激烈并已拥有许多成熟的品牌,但其在中国拥有三大装瓶伙伴和35个装瓶厂,以及规模巨大的分销系统,“这是保证我们不含气产品在销售和铺货上能取得优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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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不再投資衍生工具


2009-06-11  AppleDaily





 

【本 報訊】九龍建業(034)炒燶累計認購期權導致去年業績見紅,主席柯為湘昨日出席股東會後表明,金融投資及地產開發是集團兩大傳統業務,不幸的是金融海嘯 突然來襲,實屬意料之外,而管理層已吸取教訓,日後投資以中長線為主,不再考慮衍生及槓桿產品等短線投資。截至去年底,金融投資組合縮減至2.36億元, 遠期協議的最高未履行承擔額亦減至2億元;柯為湘表示,目前有關投資佔總資產及營業額比重微不足道,即使金融市場再度惡化,也不受影響,他更樂觀預計,今 年九建業績可扭虧為盈。

今年資本開支9億

業務方面,他說,在內地、香港及澳門三地投資比重平均,按項目開發進度而言,今年來 自港澳地區盈利貢獻較大,明年則是內地。九建與中信地產各佔一半權益的佛山南海區商住項目,可建樓面共160萬方米,執行董事黎家輝說,年初至今售出約6 萬方米,套現8億至9億元人民幣,預料首期最快於今年底交付;至於香港羅便臣道31號豪宅項目,則套現4億至5億元,餘下兩伙待售。目前九建負債比率約 25%,手持現金10億元,可應付發展所需。今年資本開支約9億元,主要用於支付天津商住項目地價、旺角麥花臣場館的市建局項目,以及澳門東方明珠地段P 的建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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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脑白金”暴利不再 四通控股亏损1.42亿


每经记者  李凌霞

        脑白金毛利率高达70%以上,四通控股(00409,HK)每年大笔的往广告里砸钱,广告投放效果在逐步下降。直销方式“分红”的比例高,导致成本也很高,最终的“净利润”可能不到10%。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销售是增加了不少,但还是未能达到原投入广告费的目标产出比,因此健康产品业务的经营溢利只有3188万港元,较去年 同期的1.44亿港元下降了77.8%。截至今年3月31日为止的会计年度里,四通控股的整体业绩为亏损1.42亿港元,公司表示不派发末期股息。

        四通控股的保健品业务属于典型的“赔钱赚吆喝”。四通控股表示,在未来数年该业务未必可以为股东带来合理的回报。四通控股先公布私有化方案,再发亏损年报,四通控股或许希望中小股东投票赞成实际控制人段永基提出的5.53亿私有化四通控股的方案。

        私有化建议能否获得股东大会的一致同意?目前尚未知晓。本报将持续关注。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在无数次重复的电视广告的轰炸下,脑白金这个保健品品牌已经深入人心,昨天,香港上市公司四通控股(00409,HK)发布年报。

脑白金、黄金搭档毛利超70%

        作为一家H股上市公司,四通控股主要业务有三大部分,分别为基于内地的IT电子及网络服务业务、健康保健品业务以及投资业务。值得关注的是,四通控股的保健品业务,大部分产品就是大家熟知的脑白金、黄金搭档、黄金血康及黄金酒等。

        四通控股的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3月31日为止的会计年度里,因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四通控股来自电子网络业务方面的营业收益显 著下滑,该部分业务全年营业额同比下降了15.4%。但是,来自健康产品业务的营业额则仍旧表现强劲,全年营业额大幅增长43%达21.44亿港元,成为 集团总营业额贡献的中坚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外界一直感到颇为神秘的保健品利润,在四通控股的年报中也有披露。其中,脑白金的毛利率约为71.6%,黄金搭档的毛利率约为70.2%,黄金血康的毛利率为66.8%,就连去年才推出的新产品黄金酒的毛利率也达到了48.1%。

        营销人士认为,保健品产品能够获得近70%的毛利率,它的利润空间已经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已经足以称之为“暴利”了。

巨额广告砸出销量冠军

        据四通控股年报显示,2008年已经是脑白金的第11个销售年头,但其销售仍然旺盛,截至今年3月底的年度里,脑白金的销售额达到9.49亿港元,并为集团贡献了6.79亿港元的毛利润。此外,脑白金去年还第八次获得中国保健品市场销售冠军称号。

        对于脑白金的畅销,四通公司在其年报中坦言,这都是“由于大量的广告投入”所致。

        四通控股年报显示,该年度集团的分销成本大幅增加,由上年的1.78亿港元增加至13.67亿港元。虽然四通控股年报中并没有透露其保健 品系列产品的广告支出的具体数字,但我们从脑白金、黄金搭档等产品铺天盖地的广告中,就可以预想得到,这是一笔不菲的金额。

        据了解,业绩期内脑白金的毛利率有12.5个百分点的增长,这主要也来自加大广告投入的份量。2007年底,公司管理层与供应商达成协 议,由2008年1月开始四通集团将承担更多的广告费用,而供应商则相应地降低脑白金的出厂价,减低集团的直接成本,增加毛利以补偿多付的广告费。由于该 措施是由去年1月才开始,所以去年度只有三个月的脑白金的直接成本受到影响,而业绩年度全年的脑白金的直接成本都是按已减价的出厂价计算,所以毛利率才会 有所增加。

广告效果下降拖累净利润

        据悉,2003年12月15日,四通控股以11.7亿港元,从史玉柱手中收购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75%的股权及全体管理团队, 正式涉足保健品业务。虽然该部分业务在头两年的保证利润期间,确实给集团每年带来了1.7亿港元的净利润,但踏入第三及第四年后,息税前利润便分别下跌至 1.18亿港元及1.43亿港元。

        业内人士认为,保健品业务虽然可以取得很高的毛利率,但其广告投入大、直销方式“分红”的比例高,导致成本也很高,所以最终的“净利润” 可能不到10%。而四通控股在其年报中也表示出其广告投放效果在逐步下降。“虽然销售是增加了不少,但还是未能达到原投入广告费的目标产出比,因此健康产 品业务的经营溢利只有3188万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44亿港元下降了77.8%。”

        四通控股表示,“管理层恐怕健康产品业务为了争取市场份额而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广告,这样在未来数年该业务便未必可以为股东带来合理的回报,但管理层会就广告投入与产出比这方面在未来多做工作,务求可以争取更理想的平衡点。”

新闻链接

段永基拟5.53亿私有化四通控股

        在业绩亏损的情况下,四通控股主要控制人——人称“中关村村长”的段永基提出了将公司私有化的建议。四通控股(00409,HK)上个月 公告宣布,由主要股东北京四通投资发起,公司有意提出建议,根据《公司条例》第166条以协议安排的方式将本公司私有化。

        大股东北京四通投资建议,以每股0.48港元,作价较股份停牌前0.345港元溢价39.13%,将四通控股私有化,估计此次私有化完成 所需最高金额约为5.53亿港元。另外,公司将提出要约收购未获行使购股权,每份未获行使购股权可换取现金0.001港元,协议安排一经生效,四通控股在 联交所上市地位将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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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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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f2lj.html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 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 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 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 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 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 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 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 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 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 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 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 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业 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 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 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 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 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 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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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富起來 不再讓子女做工

2010-03-15  商業周刊





楊勇,是中國農民工「富起來」的 故事。

即使心理早有準備,當進到楊勇位於深圳市錦繡江南社區的家中時,我們還是有些震驚,因為,這實在和我們想像中的房子相差太多。

楊 勇,當然已經不是個農民工了,他現在是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經理,也就是一般常說的陸幹。陸幹,收入要比農民工好上許多,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將他和這間 房子聯想在一塊。

二十四小時警衛駐崗、上百坪的假山花園,還有游泳池、健身房。楊勇告訴我們,像他這般,能住在這裡的富士康陸幹少說也有二 十位。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或四川,或湖南,最遠的是內蒙;唯一的共通點是:都是從農民工做起,十多年前離鄉背井時,老家都很窮,「那是你想像不出來的 窮,」楊勇不愛描述家鄉,就這麼一句話帶過。

而這間房,還只是楊勇在深圳三間房的其中一戶,他光靠租金,可能已經高過在工廠的收入;湖北老 家原來的瓦片屋,也蓋成了樓房,當地人租不起,楊勇免費供住;他還擁有兩部車,剛滿十二歲的唯一女兒,念的也是深圳最好的學校。

這一切,全 是楊勇十八年前一心想著要「跳農門」(離開農村)換來的。

十八年前,楊勇從湖北省環潭村來到深圳,環潭村,這是個從深圳必須轉車三次,花上 三十多個鐘頭才能到達的地方。

「剛來時很辛苦,但想到有錢賺,咬著牙也就忍過來了。」楊勇還記得,一九九二年六月,是他生平第一次離開湖北 的日子,「那時是夏天,就穿著一件紅色工作服,工廠沒有空調,一天下來衣服至少濕上幾十次。」「當時哪有什麼自動化,每天就手搖模具,幾千次有吧,手都破 皮了,血還沒乾,新的傷口又出來了。」還好他懂得自娛娛人,當時他最愛和其他農民工比賽「白圈」,這指的是,在濕了又乾數十次的工作服上,看誰因流汗而附 著的鹽分較多。

不過,換來的是,楊勇一家迅速富起來,「我到深圳第四年,就買了房;第八年,就將爸媽接來這;再兩年,哥哥姊姊也全來了;四 年前,我再買了第三間房……。」說到這裡,楊勇忍不住雙手高舉,開懷大笑起來。到中國這麼多次,這是我第一次,在農民工臉上見到這樣的表情。

儘 管如此,楊勇對於下一代,卻有著不同的想法,「他們現在有的機會比我多太多了,工廠,應該不是唯一的路吧!」他口中雖然說著,「經歷些苦總是好事,」卻還 是忍不住:「我就這麼一個女兒,總是會捨不得的。」

而且,「我懂事的時候,別說沒想見過車,就連吃油的農機都沒看過。」楊勇說,現在的孩子 (他指著剛滿十二歲的女兒),「懂事時就已有車坐,你說她還會想進工廠嗎?」

問楊勇的女兒,未來想做什麼?她開心回說:「服裝設計師。」邊 說著,已迫不及待跑進房間拿出比賽得獎的美術作品出來獻寶。

「我們以前是全家八口擠一間,現在她自己就有兩個房間,一間放電腦,一間放 床。」楊勇說著。而對於要當個設計師,楊勇的女兒是停不下來的說,但聽起楊勇向我們聊起以前的苦,卻只是瞪大眼睛,似乎無法理解,爸媽為何要過那樣的生 活。

農民工富有了,他們的社會階級已向上移動,第二代不會再去做工。未來的中國,也難再繼續供應廉價的勞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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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大西部>NB不再從深圳組裝 出差不再是東莞

2010-6-21  今周刊





台廠下一個火車頭 正在重慶成形這是一場你我都無法置身事外的遷移潮,是台廠在中國的第三次移動。未來你的NB不再從深圳組裝,而是來自重慶;台幹出差的地點不再是東莞、昆 山,而是重慶西永。中國世界工廠的舊面貌已經開始崩解,一場世界工廠的再進化已開始發生。

撰文‧賴筱凡

富士康跳樓事件,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著手危機處理的一周後,大幅加薪的消息不是帶來大利多,而是全面衝擊世界工廠核心之一的深圳。罷工、組工會、加薪,這些 聲音在深圳、佛州、南海陸續傳出,所有的老闆都繃緊了神經,就怕勞工的情緒一沒處理好,瞬間就會失控成為罷工潮。

當所有人還在思考富士康加薪衝擊之際,在大陸遍地開花的台廠老闆已經開始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走。「工資調漲、勞動成本墊高是預料中的事,只是沒想到來得這 麼急又這麼快。」同樣是蘋果iPhone關鍵供應商的宸鴻董事長江朝瑞感慨地說。

就在富士康宣布加薪的隔天,同樣在中國設有多個組裝廠的液晶顯示器大廠冠捷,在董事會上立刻將加薪列入議案,連董事會前的早餐話題,都是圍繞富士康打轉。 一月因應缺工,已經讓冠捷決定加薪一五%,但這次調薪潮的效應來得又急又猛,他們不能猶豫,就在那場董事會裡,冠捷董事長宣建生立刻拍板敲定,再加薪一 五%!

場景一

加速建廠迎接工廠西移潮

只是,加薪不是萬靈丹,因為治標不治本。就在深圳的罷工潮潰堤前,《今周刊》選擇來到距離深圳兩千公里外的四川山城——重慶,在這裡你聽不到調漲工資的聲 音,也見不著罷工的端倪,卻有加緊趕工的建廠工程,還有源源不絕到這勘察投資環境的廠商,因為五年後,重慶將成為全球最大的NB(筆記型電腦)組裝地,也 將成為深圳薪資調漲、勞工意識抬頭後的下一塊台廠聚集地。

這是鴻海股東會後的第四天,重慶下了點雨,卻不影響西永微電子園區(以下簡稱西永微電園)裡的趕工計畫。這天英業達負責建廠的主管為了一場會議,來到西永 微電園的管理委員會,他們得緊盯這裡的建廠進度,一刻也不能耽擱,因為在鴻海開了深圳調漲工資的第一槍之後,調薪潮這把火開始蔓延燒向各家廠商,所以他們 不能等了,今年十月,建廠工程就要完工,他們才能順利投產。

跟英業達同樣坐落在重慶西永綜合保稅B區的廣達,建廠壓力也是非常大,「惠普要求他們(指廣達),今年九月底第一批筆記型電腦就要出貨。」西永微電園的員 工透露,在這天剛好在進行上樑工程的廣達,廠房完工的壓力同樣很大,尤其在深圳調薪潮後,這些代工廠宛如壓力鍋一般,他們得思索的不只是否跟進加薪,更重 要的是,西移的腳步要加快,因為這一場調薪潮遠遠比他們預期的還要來得早。

場景二

西永微電園不分白天黑夜

走在三十平方公里大的西永微電園裡,大大小小的工程不斷地在進行,自從惠普確定進駐後,帶來的鴻海、廣達、英業達等代工廠跟進,後面還會有數以百計的相關 供應鏈廠商要連帶進駐,他們不只要興建廠房,員工宿舍、生活圈也都得有配套建設。

在這裡,他們有一套最高指導原則:「五加二,白加黑。」也就是工作五天加兩天,白天還要加黑夜,幾乎不停休地在趕工,這就是重慶,一個五年後要取代深圳成 為全球最大NB組裝廠的城市,是未來一年要出產八千萬台NB的地方,更是中國世界工廠的新面貌。

短短不到一個月,富士康從加薪三三%到調漲薪資達一二○%,大家都在想,郭台銘下這步險棋的戰略意義是什麼?我們也企圖在鴻海的策略裡頭尋找蛛絲馬跡。

就在郭台銘帶著國內外媒體參訪龍華廠區,揭開富士康神祕面紗的前一周,他的私人飛機飛抵了重慶機場,因為五月十九日這一天,對富士康來說是重要的日子,是 富士康西移的第一步,更是郭台銘日後敢大膽加薪一二○%的最重要原因。

場景三

富士康直接進駐惠普廠房

他親自飛到重慶來,為的就是富士康重慶廠區的投產典禮,即使富士康自有廠區都還在大興土木,但郭台銘已經等不及了,就在自有廠區的隔壁,租下了其他廠商已 經蓋好的廠房,招來三千名員工,他得趁廣達、英業達等對手還沒作戰能力前,綁下惠普這個大客戶。富士康的動作有多快,租廠房只是策略之一,為了力鞏與惠普 這個大客戶的合作關係,郭台銘甚至替惠普招工,讓富士康的員工就直接在惠普廠房裡工作。

端午前夕的西永微電園,絲毫沒有要休長假的氣息,夏季的重慶總是天黑得晚,連帶地富士康的員工們也下班得晚,直到過了晚上七點,我們才見到一批批的富士康 員工排隊從惠普廠房走出來,這些員工大多年紀不大,看起來都是所謂的「八○後」(一九八○年後出生),由幾位穿著富士康工作服的領班帶著,他們要走回距離 惠普廠房一個路口遠的宿舍區。

在郭台銘高調宣布加薪後,市場質疑毛利恐怕下滑的聲浪不斷,但這位「成吉思汗」卻胸有成竹地告訴投資人,「從明年全年度獲利來看,我們有信心不會受影 響。」他之所以這麼有信心,透過西移降低營運成本,正是富士康大舉調薪的最大後盾。

因為就在鴻海、富士康兩地召開股東會的隔天,外移動作已經開始,富士康龍華廠區的員工透露,「已經通知了,要搬到天津去。」就如同富士康董事長陳偉良在股 東會上暗示的,可能將工廠轉移至華北與印度,更考慮回台設置無人工廠。而華北只是選項之一,因為重慶一期廠區距離落成還要好幾個月,但是富士康已經沒有多 餘的時間可以等,外移已經刻不容緩。

場景四

市政府修建專用高速公路

許多人質疑,將廠房西移就能降低營運成本嗎?我們嘗試在西永微電園裡找答案,「在重慶,每月最低工資是六八○塊錢(人民幣),今年就算調漲,程度也不 大。」西永微電園裡的員工透露,今年到六月為止,都還沒調過薪水,連一塊錢都沒加,對比深圳最低薪資已從九六○元調漲到一一○○元,顯然地,調薪潮這把火 還沒燒到重慶;甚至,我們問了幾個重慶的當地人,對於深圳調漲薪資、罷工事件,更是一無所知,彷彿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情。

在中國政府揭示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裡,電子廠將廠房西移不只能獲得租稅優惠,更便宜的勞動成本,可望使營運成本一同往下降,「從重慶走鐵路到深圳鹽田 港,比上海走海運,還要少一天。」在時間與成本的交互考量下,西移造成的運輸成本增加,絕對遠不及深圳薪資調漲的幅度。

指著西永微電園的全模型圖,西永微電園負責媒體溝通的官員介紹著,「以後從我們這保稅港區到重慶最大的寸灘港,會修建一條全封閉的高速公路,只供物流運 送。」為了讓進駐西永微電園的廠商在最快時間內輸出貨物,重慶市政府表現了最大的誠意,要讓台廠西移後,進一步降低營運成本。

這也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台灣科技業大老前仆後繼地到訪重慶,不僅下游代工廠嗅到了西移的利多,就連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友達董事長 李焜耀,都在近兩年內來到西永微電園,就為了了解西移能夠為台廠帶來多少助益。

這就像重慶市長黃奇帆身邊人士流傳的一則小故事,去年黃奇帆到鴻海土城總部參訪時,與郭台銘見面的第一句話不是要鴻海投資,「我是給你送訂單來的。」讓郭 台銘一愣。的確,惠普落腳西永後,連帶拉動代工廠的西進腳步,黃奇帆的動作,只是更凸顯了重慶的投資價值。

不論是加薪或西移,其實都直指一個不爭的事實,台廠在中國的第三次遷移潮已經來臨!

場景五

西部製造、沿海內需成形

如果○八年︽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是台廠遷移潮的第一次鐘響,那麼今年初的缺工潮,則是台廠遷移的警鐘,它們都一再提醒著同樣的事實,就是中國世界工廠的 舊面貌已開始崩解。然而,三個月過後,富士康員工的跳樓事件、本田罷工,就像點燃深圳調薪潮的導火線,讓中國世界工廠的舊招牌搖搖欲墜。

香港工業總會近期就做了一項相當有趣的調查,高達六成落腳在珠江三角洲的港商,都考慮把廠房遷移出廣東,沿海城市的薪資成本已經逼近製造廠的忍受極限,在 「西部大開發」的政策配合下,製造廠轉移出深圳,已成為在所難免的趨勢。

但這不代表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不再,因為能夠有中國政府這等魄力,有中國龐大勞動力,更有中國偌大內需市場的地區,放眼全球版圖,實在難找,這也是為什麼 台廠多次嘗試南移越南、菲律賓、泰國,都鮮少有成功案例。

在缺工、薪資調漲潮後,急欲楬櫫的是中國世界工廠的新藍圖:「西部製造,沿海內需。」富士康事件只是一個起頭,它讓這整個世界工廠的拼圖開始出現變化,更 是帶動世界工廠進化的最大推手,它擘畫出進化後世界工廠的新面貌,過去世界工廠坐落中國沿海的局面將要改變,未來的世界工廠將會從重慶這顆西部心臟出發, 把中國西部進化成新一代的世界工廠,鞏固中國在全球的世界工廠地位。

重慶是西部大開發的第一炮,是台廠西移的一個典範,未來將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重慶在中國大西部浮上台面。在台廠第三次的遷移潮裡,即使它是發生在距離台灣 一千九百公里外的事,卻與每個台灣人都息息相關,它不只是一個產業供應鏈的移動,也是成千上萬台幹職場的移動,更是關係到台灣龐大投資人獲利的移動。

別以為這只是中國趨勢的變動,只要你生活在台灣的一天,都難在這場遷移潮中置身事外。在富士康奠定沿海製造高勞動成本的趨勢後,這波浪潮襲向所有台廠,未 來幾年你將會看到更多廠商西移的動作,這也是鴻海在西永微電園廠房投產的同一天,郭台銘帶來了數十家的廠商與西永微電園管委會簽約,因為這是一個牽一髮而 動全身的遷移潮,也將是未來台灣科技業最受矚目的中國布局策略。

︽直擊大西部︾

沿海工資全面調漲後,加速台廠向中國大西部移動,以重慶為核心,打造全球最大NB組裝地。

揚州˙璨圓、佰鴻、真明麗

常熟˙廣達

上海˙廣達、英業達、台積電、台達電

昆山˙仁寶、新世紀

吳江˙台達電、群光

蘇州˙可成、閎暉、和艦

深圳˙富士康、美律、閎暉、台達電、群光、亞光

廣州˙建興電

北移

天津˙富士康

常州˙光寶科、晶電

◎光寶宋恭源

投資金額︰1.2億美元

員工人數︰4500人

西進

湖南梆州˙台達電

◎台達電鄭崇華

梆州新廠已簽約,預計將東莞部分產線遷出,周邊廠商也將一同遷移。

重慶˙富士康、廣達、英業達、茂德

◎鴻海郭台銘

投資金額︰10億美元

員工人數︰10萬人

◎廣達林百里

投資金額︰10億美元

員工人數︰10萬人

◎英業達葉國一

投資金額︰8億美元

員工人數︰4.5萬人

廣西˙建興電

投資金額︰9600萬美元

員工人數︰1000多人

雲南˙亞光

沿海城市工資調漲潮來勢洶洶!

地區 2008年最低工資 2010年最低工資

上海 960 1120

深圳 960 1100

浙江 960 1100

廣東 860 1030

北京 800 960

福建 750 900

湖北 700 900

山西 720 850

重慶 680 680

四川 650 650

整理:葉揚甲 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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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七十九萬名股東最想知道的答案 鄒若齊能讓中鋼不再當選舉祭品?

2010-07-5今周刊





到中鋼不到五個月的鄒若齊,升官的速度猶如坐電梯般的快速,從總經理一下子晉升成為董事長。他究竟有何能耐,讓前董事長張家祝力排眾議,破格錄用他擔任總 經理外,又立即在四個多月後交棒?在在引人好奇。

撰文‧吳美慧

在六月二十三日舉行股東會的中鋼,當日最令人錯愕的爆點,是董事長張家祝在股東會後立即宣布辭職,職位改由總經理鄒若齊接任,總經理遺缺則由現任中龍鋼鐵 董事長歐朝華擔任,並將在近期內宣布中龍鋼鐵董事長由總經理邢坤貴晉升。

這項令人錯愕的人事安排,早在今年二月鄒若齊回任中鋼總經理前就開始布局,積極運作則是最近兩個月的事。為了讓鄒若齊能順利接班,從公文的撰寫,到與主管 機關經濟部、行政院的溝通,張家祝都親自操作,不假外人之手,可說保密到家,就是要確定董事長這個棒子,能親自交到鄒若齊手上。中鋼七十九萬名股東都想知 道,為何中鋼非鄒若齊當家不可?

打破董事長空降慣例

過去,中鋼的總經理或董事長都由內部晉升,十年前政黨輪替後打破傳統,董事長一職改為空降,林文淵、郭炎土、江耀宗等都在這種情況下,出任中鋼董事長。政 黨再度輪替後,國民黨循例把曾在交通部擔任次長的張家祝,空降到中鋼。

董事長由「空降」部隊擔任,外行人領導內行,中鋼內部已經習以為常。

張家祝到中鋼後再度打破總經理由內部晉升的傳統,在前總經理陳源成退休後,力排眾議破格找回曾在中鋼服務二十年的鄒若齊當總經理。

這麼一來,原本排隊等著要當總經理的人失望透了,如副總級的杜金陵、陳玉松、高東昇等人,這些列名在「準」總經理名單中的人,或許曾經積極表態或是運作的 心血白費了。而工會的積極抗議出乎張家祝的預期,也種下他提前交棒的遠因。歷經這場震撼教育,張家祝清楚未來接班人選的運作要更謹慎,稍有閃失將會為自己 引來無謂的麻煩。

根據張家祝的規畫,他希望鄒若齊熟悉總經理的工作後,在明年的股東會時正式交棒給他。

而觸動張家祝提前交接,除了他希望挪出位置讓資深的員工,在退休前還有晉升的空間外。側面了解,五都選舉地方與中央積極角力,甚至傳出,有人以中鋼董事長 職位作為交換條件。所以四、五月分間曾出現張家祝位子不保的說法,並傳言他可能會出任華航等國營事業單位董事長。這些訊息讓張家祝陷入長考,認為既然當了 中鋼的董事長,就要為公司未來的發展著想。

一路從公部門走來及學者出身的張家祝,這段時間他觀察到,過去中鋼董事長更換速度過於頻繁,延緩公司發展,在全球鋼鐵業快速變化中,若沒有熟悉鋼鐵產業的 人來當操盤手,中鋼營運上如競爭力、上下游關係等問題,很快就會浮現。他決定從自己做起,趁自己還有能力時,讓中鋼找回自己,回到過去中鋼人經營中鋼的模 式,不再成為選舉下的犧牲品。

他看到過去擁有良好企業文化的中鋼,因為政黨輪替和主管更替過於頻繁,造成人心浮動,一些同事把晉升當作第一要務,忽略了工作的本質。暌違八年重回中鋼的 鄒若齊,會有更深切的感受。所以,找回失去的中鋼精神,成了張家祝和鄒若齊兩人間的默契。

最明顯的例子,過去中鋼主管為避嫌,堅守不讓子女進入集團內工作的不成文默契,自從林文淵引薦朋友的子女到關係企業中貿國際任職後,中鋼高階主管有樣學 樣,陸續把子女送到集團企業內工作。表面上,這些子女都經過考試,不論這些高官的子女是否優秀,對注重輩分的中鋼來說,這種行為已經在管理上形成障礙。需 要強而有力的人把關,公司才不致淪為「家族企業」。

建構鐵三角經營團隊

此外,員工收受客戶好處或是回扣的傳言不斷,對公司形象造成負面印象,這是張家祝或鄒若齊難以接受的事。基本上,張和鄒兩人在道德與自我要求上的頻率接 近,所以從邀請鄒若齊回任的四個多月以來,張家祝直說慶幸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為中鋼找到好的接班人。他私下曾說「中鋼絕對需要鄒若齊」,他是可以導正中 鋼企業文化,開拓中鋼發展方向與視野的唯一人選。

一般預料,鄒在中鋼、台灣應用材料以及華新集團任職的資歷、一介不取的良好操守,以及肯承擔與付出,應是他勝出的三大關鍵因素。

除了董事長快速接班外,總經理也不循由執行副總升任模式,改徵調中龍董事長歐朝華擔任。希望在鄒若齊擅長業務,歐朝華專長於生產,搭配執行副總鍾樂民長於 財務,在三足鼎立局面下,建構出中鋼新的鐵三角經營團隊。

從中鋼董監事改選及選擇的獨立董事名單中,看出張家祝交棒給鄒的理由。獨立董事中的李伸一曾任監察委員,對道德要求很高;張祖恩曾任環保署署長,希望借重 他的經驗來發展節能環保事業;中山大學教授梁定澎在決策支援與管理上有獨到的見解,他們都將是「重整」中鋼的最佳顧問團。

思考敏捷的鄒若齊,接受採訪時曾表示,已為中鋼訂下「立足台灣、放眼亞洲」目標,及「三年走出去、五年有收成」的規畫藍圖。接下來,中鋼將往特殊鋼、合金 鋼或是鈦鋼等領域邁進,並將全力衝刺節能環保區塊,鎖定讓集團奮起的契機產業。

鄒若齊

出生: 1952年

現職: 中鋼董事長

學歷: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材料科學博士經歷: 華新特殊鋼總經理

中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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