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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超百萬億:資產泡沫下更應關注財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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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超百萬億無需過多擔憂,但支撐M2巨大存量的背後是資產泡沫。

這不僅是中國經濟潛在的最大風險,更導致了社會不公和財富及收入差距的擴大。

應加快改革,從多個渠道為M2消腫。

2013年2月末的M2余額達到99.86萬億元,同比增長15.2%,那麼,3月份M2超百萬億應該沒有懸念。這便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對於未來通脹水平是否會惡化的關注。但如果仔細分析中國M2的成因和構成,則不必過多擔憂通脹,而是應該關注資產泡沫與貧富差距問題。

M2超百萬億不必太擔憂

M2
廣義貨幣供應量,即狹義貨幣供應量+企事業單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反映社會總需求的變化和未來通貨膨脹的壓力狀況。

在評價M2之前,首先要瞭解巨大的貨幣規模究竟是如何創造出來的。貨幣理論告訴我們,貨幣是銀行創造出來的,首先是中央銀行創造基礎貨幣;基礎貨幣可以來自商業銀行上繳的準備金、流通中的現金,也可以來自央行購買政府債券、外匯等。央行通過再貸款、再貼現和調整法定準備金率等貨幣工具,對基礎貨幣進行調控。其次是商業銀行創造存款貨幣;比如,當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為20%(R)時,當企業A把10萬元(D)錢存入銀行,銀行必須把2萬元存入央行,8萬元可以貸款給企業B,企業B向企業C支付貨款8萬,企業C又把這8萬存入銀行,銀行到央行存入1.6萬元,又可以將6.4萬元放貸……如此循環往復,理論上,銀行共創造D/R即50萬元貨幣,因此,貨幣創造乘數就是存款準備金率的倒數,存款準備金率越高,貨幣創造乘數就越小。

因此,貨幣供給實際上是兩個環節構成,一是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二是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創造。這是銀行的經營模式和機制所決定的。但是,用這套模式來解釋中國貨幣供應量如此之大,顯然很難令人信服。實際上,中國的貨幣創造更多是政府、企業、個人和銀行之間相互支持的結果。

中國的M2增速的確非常快,2011年3月才75萬億,兩年之後,就要超過100萬億了。大家都把中國的M2與美國做比較,但美國的金融市場以直接融資為主,與間接融資之比大約是8︰2,以前更高。而M2的構成是現金加定活期存款,故M2顯然不適用於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美國。而中國的M2水平與同以銀行為金融業主體的日本和德國比,則更有意義些。如日本2013年2月份的M2余額為8.58萬億美元,與美國差不多,但經濟規模則遠小於美國。

此外,我們發現,中國央行通過法定準備金率和央票鎖定部分外匯佔款。2012年底,商業銀行存放央行的準備金達19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法定準備金,如果剔除法定準備金,調整後的貨幣存量(M2)下降17%,與GDP比值約為155%,明顯低於日本和德國。2011年,日德兩國M2/GDP比值分別為240%和181%。從上述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央行把存准率維持在20%的高位,是有其苦衷的。

但M2規模的膨脹,與CPI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M2的餘額已經是過去釀成的結果了,即便是M2的增速較快,也不一定直接體現為CPI的快速上升。如過去十多年中,M2增速年均在18%左右,但CPI則不高。M2增速較快,可以是外匯佔款快速增長的結果,又可以是土地資本化帶來的結果。從過去十多年來房價的年均增速看,基本與M2的增速是差不多快。而且,從最近三年看,M2已經從高處回落,央行也把2013年的M2增速目標下調至13%,故對M2超百萬億的過度擔憂似乎無必要。

M2持續高增長背後的體制因素與代價

支持中國貨幣供給大幅增加有多個因素,這些因素大多是由獨特的體制決定的,大致可以列舉如下。

第一,中國長期維持的高儲蓄率,使M2規模擴大得以保障。首先,出於對養老保障缺失的擔憂,居民儲蓄率長期維持較高水平;其次,由於央行長期實行負利率政策,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導致的薪酬低廉等「要素紅利」,使得企業盈利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在高盈利的支撐下,企業儲蓄率也呈現上升態勢。再者,高稅收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遠高於GDP的增速,導致近年來我國政府儲蓄率不斷提升,但政府財政支出又偏重於投資,消費性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不斷下降,由2002年的85%下降至2008年的65%,從而也對M2增長作出了貢獻。

第二,中國大中型銀行的政府背景和壟斷地位,使得銀行得以做強做大。如1999年在政府支持下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使得銀行實現了不良資產的剝離,走出瀕臨破產的困境;同時,銀行上市籌資和不斷再融資,使其資本金能夠支撐不斷擴大的信貸規模,如過去10年中,國內銀行在境內外市場上通過IPO和再融資籌資累計超過1.2萬億元,使得銀行資本擴張能力進一步提升。此外,由於銀行的壟斷性,使得存款利率偏低且有限上浮,而存貸款利差偏大且貸款利率可以上浮,銀行穩賺不賠。

第三,金融體制改革緩慢。中國曾長期實行外匯的結售匯制度,貨幣與資本管制較緊,使得民間海外投資渠道狹窄,外彙總是進來的多,出去的少,外匯儲備至2011年一季度末已超過3萬億美元,導致被動創造貨幣。

然而,貨幣膨脹的代價也非常巨大,比如,M2規模的不斷擴張,不僅是導致過去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的主要推力,也是目前通脹的一大因素。長期負利率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貧富差距拉大,龐大的中低收入儲戶群體成為現行貨幣體系下的利益損失者,從而使得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下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趨嚴峻。

同樣,外匯儲備的增加,使得央行不得不被動且巨量去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不僅得承擔別國貨幣貶值的損失,而且相當於向美國等發達國家提供低息長期貸款。最後,由於外匯儲備過高,使得我們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躊躇再三,給熱錢流入以可乘之機;而熱錢的不斷流入,又使得央行不得不繼續擴大外匯佔款規模,釋放基礎貨幣。若這一現狀長期持續,會導致貨幣過量創造的惡性循環。2月份外匯佔款再度大幅攀升,導致M2又回升15%以上。

應對M2膨脹:大力推進金融與財稅改革

目前,通過超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來回收流動性,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不應長期執行下去。M2余額在未來7年即便按照每年10%的增速,則到2020年就會超過200萬億。經過多年的投資高速增長,中國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已經變得不再短缺,在一些地方甚至面臨過剩。在這兩個領域密集投資,顯然缺乏效率,加上影子融資成本更高,經濟一有風吹草動,它就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的源頭。為此,應該通過多個渠道為M2「消腫」。

在金融領域的改革方面,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改革措施:一是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進一步放鬆資本賬戶的管制,如放鬆民間資本投資海外的額度和項目限制等。這就可以減少外匯儲備和外匯佔款餘額過高的壓力。二是加強對銀行表外業務的監管,使其規範運作;近年來,因影子銀行融資規模的擴大,其在新增M2中的比重也出現了上升。三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放鬆直接融資的管制,增加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規模,相應會減少儲蓄規模。

在財稅領域的改革方面,主要應圍繞房地產的去泡沫與收入分配來展開。這些年來,由於土地和房產大幅增值,使得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負債能力大幅增加,對新增M2的貢獻超過70%,房地產泡沫不僅帶來金融風險,還導致社會財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如中國的人均GDP水平還在全球100名之後,但富豪數量已經超過美國。

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已經實施了10年,但收效甚微的原因,除了中國處在城市化的快速增長階段,需求強勁的內在因素外,在抑制需求方面力度仍不夠大,如房產稅遲遲沒有推出,這就意味著,隨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多套房持有者的財富增長非常驚人,但持有成本卻很低。因此,財稅政策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如何對富人有效徵稅方面,從原先注重於增量徵稅,轉變為存量徵稅上去。

綜上所述,M2超百萬億無需過多擔憂,但支撐M2巨大存量的背後是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這不僅是中國經濟潛在的最大風險,而且也導致了社會不公和財富及收入差距的擴大,這又導致了社會穩定的風險。因此,金融改革和財稅改革必須快速跟進,改革宜早不宜遲,必須要出台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存量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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