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失業率仍然是目前全球經濟的主題。
而在全球範圍內,年輕人失業率都更顯糟糕。
瑞信經濟學家Amlan Roy近日表示,「我們強調,儘管受教育的年輕人數量增加、受教育年限也增加,但是年輕人失業率比總體失業率要高。」
「在一些國家,年輕人失業率是總失業率的2倍多;而在意大利年輕人失業率是總失業率的3倍多。這對一個人的收入週期和儲蓄週期、以及整個社會都有影響。」
商業是一種新的搖滾嗎?如果成功的幾率是相對的,那麼無疑應該是。因為如今搖滾本身是一種糟糕透頂的職業選擇。
加入樂隊是場勝算無幾的賭博。Music Think Tank網站承認,僅僅在英國,去年就有60萬名希望成為流行明星的人士。他們估計,普通樂隊成員從事歌唱工作一年只能掙2340英鎊,從音樂下載中僅掙 120英鎊,而樂隊與唱片公司簽約的幾率只有渺茫的3428分之一。2011年,英國音樂總體銷量連續第七年下滑,倫敦的很多場館實際上要求演出方付費演 出。
即使貌似流行的樂隊日子過得也不一定舒坦。正如最近紐約的一份雜誌所言:「獨立搖滾四人組合Grizzly Bear剛剛發佈了一張熱門唱片,他們在無線電城音樂廳演出的門票也被搶購一空。但別惦記租賃私人飛機這樣的好事吧。他們有些人甚至買不起醫保。這就是新 的搖滾明星經濟現實。」
與此同時,大型企業創始人如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已故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等人比以往更加出名。這一代人理解概率:最近針對1000名美國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幾乎三分之二的被調查者想要成為企業家,或者至少想要獨立。
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最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中辯稱,當前的年輕人文化拒絕以前的披頭士、嬉皮士、朋克和逃避責任等表達形式。他認為,這一代人應該稱為「推銷的一代」。他寫 道:「今天理想的社會形式不是公社、運動甚或獨立創造者,而是小型企業。」
現在到處都有大量學生和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把他們的創造力投入新企業,涉足的行業從時裝到食品,從運輸到軟件,幾乎所有人都充分利用數字科技的優勢。
「千禧一代」(生於1980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人)選擇企業作為叛逆引擎的原因之一,正是科技本身。
在此前的時代,年輕人通過音樂、性和毒品來反叛父母,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與過往決裂。但是,身為嬰兒潮的我這一代已經捕獲了這些追求。它們不再令人震驚。
所以「千禧一代」佔據了Facebook、Twitter、YouTube、iPhone以及其他任何科技創新,將其當作自己的新潮領域。他們的父 母並沒有真正地掌握社交媒體和數字革命——他們被擋在派對門外。這場革命的英雄不是音樂家、另類作家或者激進的政界人士,而是初創企業家。
曾幾何時,搖滾是不滿於俗世生活之人擺脫籍籍無名千篇一律的途徑。現在創業被當作實現變革、在世界上留下印記的更佳方法。建立一家企業並由此創造就業、財富和快樂的顧客所帶來的滿足感、影響力與回報,遠遠超過了幾首很快被人遺忘、三分鐘歌曲所帶來的短暫快感。通過創業過上體面生活並贏得同輩尊敬的可能性,無疑更吸引人。
不管是在音樂還是商業上,如果你想出人頭地,原創會獲得回報,但這種原創的革命性不必達到嚇跑唱片公司或資金後台的地步。相反,嘗試一下漸進式創 新,這樣你能贏得聽眾/客戶。我的搭檔和我開創Strada連鎖餐廳時就是這麼做的:20世紀90年代我在創建企業PizzaExpress時認識到披薩 的利潤有多高,多麼受歡迎。所以,2001年,我與新搭檔開發了更加正宗、木炭烤制的披薩,制訂了更加廣泛的菜單,以迎合更有品位的口味,結果奏效了。我 們推出了足夠多的新菜式,使我們具有特色,但也包含了足夠多人們熟悉的菜式,以克服人們嘗試新概念時的初始抵制心理。
儘管我熱愛音樂,羨慕那些把音樂當成業餘愛好的人,但這個行業正在深陷衰退,並且遵循極端的贏者通吃的規律。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數百萬企業家活得很體面,在工作中發揮想像力,創造就業。2012年,哪條路更好是毋庸比較的。
本文作者管理著私人股本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並擔任StartUp Britain主席
http://www.chuangyejia.com/archives/20832.html
上個月去上海參加《東方直播室》節目的錄製期間,接到一個老朋友的電話,她邀請我到上海一個著名時尚地標「外灘某某號」樓上的法國餐廳共進晚餐。之所以挑選這個地方,倒不是因為這位老朋友特「小資」,而是這幢外灘大樓對她有些特殊意義——十多年前這裡是某國營進出口公司的辦公地點,而她當時就是公司的外銷員,如今這個餐廳的位置就是她的辦公室。
她和我幾乎是同齡人,上世紀90年代初一流大學服裝設計專業畢業,順利地分配到上海這家著名的國營大型進出口公司工作。那時正是外貿的黃金年代,在外貿公司做外銷員是令人羨慕的職業,加上她流利的英語和出色的業務能力,她不僅每年都能拿到一筆豐厚的年終獎,更是經常會在歐洲不同的國家常駐一兩個月。不過,她是一個不願意安於現狀、事業心極強的職業女性,在2001年,她利用多年積累的客戶資源,毅然下海,離開了這幢外灘大樓,做起第一代外貿SOHO,當時也被稱為「外貿個體戶」。
說是個體戶,嚴格意義上只能說是外貿自由人,因為他們並沒有申領外貿經營執照,大多掛靠在某家大公司下,以按時間或成交單額向掛靠公司交管理費。即便是2005年7月《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正式實施之後,外貿經營正式向個人開放,以自然人身份申領備案登記表的仍可謂鳳毛麟角。
我在2004年創辦敦煌網這個在線外貿網站的時候,她的外貿生意正做得風生水起。當年我雖然算是互聯網行業的老兵,但很多外貿方面的專業知識還得向她請教。她也常常跟說起和她一樣下海自己做生意的外貿個體戶如何悶聲大發財的故事。這些人平時大多生活低調,有些與朋友合租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另一些則乾脆在家裡辦公,完全不像之前在外貿公司那般每天西裝革履,而是常常穿著睡衣便服,喝著咖啡敲著鍵盤談著幾十萬美金的大單。然而,每到一年兩次的廣交會,他們便盛裝出行,背著頂級奢侈品的最新款皮包,靠體面的裝扮撐門面。有人形象地稱他們為外貿行業的「高級黃牛」。
當然,廣交會對他們來說更多的只是見見老客戶,瞭解一下行情,並不期待獲得更多的新客戶,因為一方面多年來積累的客戶資源已經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找到新客戶、建立信任度對他們這些個體戶來說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此次見面聊起現狀時,這位在我印象中一直喜歡挑戰自己、有超常賺錢能力的女強人告訴我,她其實在兩年前也就是40歲的時候已經歇業不干了。也許對很多女性朋友來說40歲退休是一種理想,但她這麼說還是讓我暗暗吃驚,因為多年前,作為好朋友,我們倆有著同樣的信條:工作到80歲!當年她下海時,也曾經有夢想希望做起一個有規模的外貿公司。
閒聊中,我知道這些年她確實賺了不少錢,但並沒有把錢投入公司的發展,而是買了數套房子,這兩年她的主要收入就是來自房租,然後再將部分收入購買黃金、或者炒匯。總之,徹底地離開了她的外貿老本行。她說,其實跟她同一批下海的外貿人除了極少數開始發展自己的品牌,轉型做內貿甚至進入電商行業,絕大多數已經退隱了。雖然他們都很有錢,生活無憂,但這種退出是無奈的選擇。
從餐廳的大玻璃窗向外望去,黃浦江兩岸的輝煌燈火和陸家嘴金融中心的全景,彷彿在提醒我正身處一個發生著劇變的繁華都市,就像眼前這家昂貴的餐廳,我很難想像它的前世竟是一家國營單位的辦公室。我不禁想到,這第一批外貿SOHO在國營進出口公司一段歷練之後,靠單打獨鬥賺得第一桶金,其實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憑著出色的能力和財力,他們完全有條件從個體戶發展成有一定規模和比較穩定的小企業:擁有十數名員工,年銷售額上千萬美元甚至更多。而如今,這些一度的弄潮兒卻不著痕跡地隱沒在上海的茫茫夜色中。他們或許在享受人生,或許也常回想起曾經的輝煌。他們原本可以成為對社會貢獻更大的企業家,而不只是滿足於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富足。第一代外貿人屬於精英型的外貿人才,幾乎清一色畢業於全國重點一流名校的外語或者外貿專業,流利的外語,寬闊的眼界,是非常優秀的社會資源。他們的退出,我覺得很是可惜。
作為好朋友,她勸我工作不要再那麼拚命三郎,也應該像她那樣好好享受人生,但無意中也流露出過早退出江湖的無奈和落寞。她說,她嘗試過走出個體戶的格局,正式註冊了公司,但做小企業困難重重,一是招人難,特別是開始的時候,很少有人願意給只有一兩個人的小公司幹活,二是用人難,即使招到人,也頂多讓他們打打下手,曾經手把手地教會一個年輕人,卻發現他離職時把她的客戶也搶走了。因此這些年來,只能做一單算一單,不求長遠發展。然而,幾年前傳統外貿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她想過轉型,既嘗試過淘寶,也做過外貿電商。但說實話,對於做慣了大單、賺慣了大錢的她來說,短期來看做個網商總覺得不夠刺激。
第一批外貿個體戶大量退出江湖,我分析有幾方面的原因:這些人往往依靠僅有的幾個老客戶來維持生意,由於利潤高、賺錢容易,一直沒有考慮對業務進行企業化系統化的運作,一旦遇到形勢不好,很可能就突然斷糧。他們之所以賺了大錢,是因為身處外貿的黃金時代,成功地打了時間差,而如今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越來越透明對稱,市場留給他們的機會就少了。匯率問題、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只能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外貿的進入門檻越來越低。如果說當年第一代的外貿人屬於高學歷的精英人士,那麼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給更多人帶來機會。一些半路出家的轉行白領、大量跟單員出身、學歷不高、英語並不流利的新人加入外貿SOHO大軍。那麼,對於日漸壯大的第二代外貿SOHO們,他們如何另闢蹊徑,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存發展空間呢?我將在下一篇文章裡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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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陳冠中辭去一身職務,一支公大隱於北京城下。「從此不想再弄潮,不如寫小說。」 這十年,陳冠中一支筆寫了《盛世》、寫了《裸命》,在內地,兩本都是禁書,卻都是話題。 中年轉身,陳冠中例不虛發。 他辦的《號外》早登我城文化殿堂,錢也賺得足夠退休,今年書展加一把勁,奉他為年度作家。笑傲江湖不須再賣時代的賬,但時代的債,他還記得:「我們這一代人受香港福蔭,絕大多數衣食無憂,現在正是回報香港的時候。」戰後一代,乘經濟起飛立業,於大時代趁勢 賺錢,在崛起大國,還憑時差佔了先機,回報香港,還看普選。 就在書展那為他加冕的講壇上,他為自己、為香港討債:「若真的見到佔中那一天,我會參加。」 年初陳冠中發表小說《裸命》,記者約他做訪問,他沒答應。兩個月前,記者收到他電郵,約書展期間見面。可見他有備而來。 陳冠中○九年開微博,直到去年二月,當內地遊客在港被圍剿,他才正式發了第一條帖。「要抗議就去抗議香港政府,要政府拿出辦法解決問題,要糟質就糟質特首、特首候選人、港區人大政協代表,要他們表態、提案。寃有頭債有主!不要欺負遊客,不要羞辱外來人,以多欺少太低庄。」 這則帖文,邏輯與他在書展演說的〈香港未完成的實驗〉相似。你有情緒,要勇武,請導向施政者,少對人民發洩。同樣邏輯,相對圍剿遊客的平民,他更針對寫文挑起民粹的人。「平時傾偈,你可以講大陸人點香港人點,但一到你用公共資源寫出來,你還這麼說,在道德上是可恥的。 「香港大陸唔係得一種人,有好人也有壞人,我咁話佢(寫文的人),佢又話:你估我唔知咩?咁明知你仲講,簡單化兩班人,即係特登挑撥。「將兩地民眾激怒,邊個有好處?就是趁亂取利的人。比如有人主張要對香港強硬的,俾人多了藉口,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雙非、水貨、自由行添亂,是政治失靈,與其他問題同源。「唯一出路是普選,就算不是萬能,也是萬萬不能沒有。」陳冠中明言,佔中是迫不得已之法,但普選若一再蹉跎,他會參加。「佔中是預先張揚,政府明知也還要拖延,我會將其解讀成他們想引發佔中。」陳冠中做過生意,對公民抗命打擊經濟之說不以為然。「我一點也不信,如果解決到真普選,可能更好。搞唔掂,香港動盪一路繼續。」 關於群眾運動,陳冠中記得一幕。讀大學時,他是社會派,反毛,屬校園少數,某次社會派頭目以一比九之弱勢,舌戰挺毛的國粹派,那位平日侃侃而談的社會派領袖,開火即跪低。「一去就改變立場,變咗人哋。大學生驚乜?又唔係拉你,又唔係打你,都會驚到轉軚。原來搞政治的人,大家都驚大家。」還以為這是政治污穢的寓言,他卻開了一扇窗。「反而真正主持公道,點都不讓步的,不是搞政治或理論那班,而係比如醫科那些非政治化那班,他們可能只想着真理,政治那班就整天講策略路線。」公民抗命,他信群眾。記者悲觀,數六四到七一,有多少人轉軚。陳冠中樂觀,尚記得八九前後的分別。「我見得更多的,是本來沒什麼想法的人,突然很積極,好似八九,八九前邊有人傾政治?」那年,演藝圈幾位導演與他發起簽名運動,他當時萬料不到,後來岑建勳等人加入,民主歌聲獻中華橫空降世。「我想現在又到了這個階段,從來對政治沒興趣的人,跳出來說話。」他的預言,其實也是一種呼籲。 can do 陳冠中的故事,如他的敘事,幅度大,前段是從理想到搵食,後段是弄潮復歸隱。他是寧波人,上海出生,四歲那年,舉家逃共而來。「父親帶着一百蚊美金,放在煙盒裡。」經過四九年的人,遇上六七暴動,神經大動,陳爸爸認定此地不宜久留,申請移民。七二年陳家移民加拿大,陳冠中在北美落地便折返,續回港大唸社會學。「我想做與文化有關的事,溫哥華得十幾萬唐人,沒文化事情可做。」他七四年畢業,較早一年,美國銀行請了三十多個社會學系的畢業生,經濟起飛珠玉在前,他無動於衷。「我是左翼學生,一點興趣也沒有。」當年社會學系畢業生,或考政府或從商,陳冠中卻放浪到波士頓大學讀新聞。「七四年的波士頓,是美國最激進校園之一,學生燒美國旗,有教授宣布自己不是美國人(反越戰)。那時已看見,有人為某種更高正義,反對自己國家。」 彼邦為義抗命,我城的毛派學生也自以為在革命,直到一九七六年。「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毛派學生差不多在一夜之間消失,全部轉到美資銀行或政府工作。我們社會派反對得啱,所以繼續做文化事業,或者入大學教書,唔使好耐,他們的收入便高過我們很多。」同年,陳冠中創辦《號外》雜誌,開始長達五年仙都唔仙的生活。《號外》做波希米亞人口味,那杯茶旺丁不旺財,雖招攬到如岑建勳、劉天蘭、丘世文等人加入,廣告算盤始終沒打響。「那幾年基本上靠屋企,我是大仔,家裡基本上錫住大仔。」他三個家姐一個弟弟,相繼到加拿大團聚,陳爸爸一直希望冠中做公務員,安穩度亂世,看他連年白做,着急了。「他問我,(雜誌)幾多年要換一次花款,我話每週換,他說這個行業做唔過。他做女人衣料,一年先換一次花款,我每週換,點做?」陳冠中無言以對。硬的不行,老爸用軟的,有次問他:「不如(在加國)開間文具鋪俾你?你鍾意讀書嘛。」此一文化事業太山寨,陳冠中心領。 陳冠中七八年結婚,八○年大仔出世,對於父親接濟,越發過意不去。到底家庭比文化、理想都實在,會忠實地告訴你時辰已到。「前妻本來讀緊考古學博士,突然放棄,去美林證券找工作做,因為要養屋企。那是八一年,咁我都要搵錢。」他辭去《號外》總編一職,保留部分股份,加入電影圈,寫劇本,從頭做起,說到底,前妻付出更多。「她做的事本來很實在,讀博士,卻由唔知股票係乜,開始受訓。我做的事很虛,搞雜誌仔,她還禮讓我繼續搞。」前妻九一年帶着兩子移民加拿大,兩夫妻九九年分開。「她想在加拿大,我想在亞洲,就算退休了,我也不想到加拿大。她說,不如早分。」陳冠中是好員工,他為譚家明寫的《烈火青春》,最後被電影公司請五個編劇五花大改,他坦然。在《不是寃家不聚頭》開拍三日前,電影公司叫他把本來的偵探片改成喜劇,他三日起貨。後來蕭芳芳還憑這電影得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陳冠中有文化理想,其實更有can do 精神。「我無藝術家脾氣,這是香港人特徵,香港文化人很flexible。」其實他還很有生意頭腦。九四年,台灣有線網絡覆蓋七成家庭,陳冠中發現有利可圖。「電視播緊中央四套同雲貴台,大陸節目都播得,即是不夠節目,也沒審查。」他聯絡張國忠、岑建勳,押下老本,集得五百萬,九五年在台灣成立超級電視台。「一年內收支扯平,收視僅次TVB,見有少少成功,快找新錢進來。」九七年電視台賣給美國Sony,不等產業變老,他已撤出。 閒人 幾十年間文化圈的熱鬧,陳冠中從沒缺席。七十年代本土意識萌芽,他辦《號外》;八十年代電影黃金十年,他編劇;九十年代台灣電視戰國時代,他搞電視台。二千年大國崛起,陳冠中順理成章到了皇城北京,卻大隱於市,當上作家。「我當年為搵錢,做了很多事情,雖然都好似幾有興趣,但寫作這一塊,還未滿足。我在2003年決定完全不做事,這個決定幾反潮流,當時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事。」 ○九年《盛世》出版,陳冠中卻在那年一月才動筆,此前閒了六年。「自我懷疑了好耐,究竟這決定對不對?一年一年咁過,話寫小說又寫唔出,會焦慮。」陳冠中當過總編、出版人、電視台COO、董事,半生弄潮,日理萬機,轉身當作家,作品一日未成,一日還是閒人。「多數作家,好似我自己,大部分時間游手好閒,行來行去,坐在電腦前周圍望,有時覺得自己浪費時間。不過我中間也有小發洩,寫文章,做吓文集,返來香港,見那些書好似幾受歡迎,都可以稍為安慰吓自己。」你都會焦慮?「雖然表面好似好平衡係嘛。」 時間其實沒有白晃,陳冠中○三年認識現在的太太于奇。于奇是北京人,資深編輯,介紹陳冠中認識了許多北京公共知識分子,而後來的《盛世》,或多或少,就是寫這個圈子。《盛世》中,人民生活有着落,幸福感飽脹,卻主動繳械,忘掉歷史,任求真慾望,給只有九成自由的盛世圈養起來,此書在內地,當然被禁。至於幾個月前出版的《裸命》,寫天地不仁,藏民命如芻狗,在盛世逃遁,在城市自焚,此書在內地,當然更敏感。天子腳下寫禁書,陳冠中得自保。「我不做任何事,減少給別人口實的機會。寫了《盛世》,更不可做任何事。乜生意都唔做好重要,這樣最獨立,就只做個閒人。」當下他除了作家,再沒任何頭銜。「你做生意,開間公司,大部分都走灰色地帶,因為內地法律矛盾,無可能完全合法。間間外貿公司都有事給抽秤,不是說你逃稅,就是法規不對。」《盛世》出版後不久,他連綠色和平董事一職,也辭退了。「裡面有個不明文的默契,國際董事不可以在他的國家發表言論,以免影響綠色和平在那國家運作。」孑然一身,裸命一條,最保護他的,不是錢有多少,生意有多大,小說寫得有多神,他說,是香港人的身份。 幾年前,陳冠中和于奇結婚,這也是盛世之下的生存之道。「要保障她的安全,因為逢年過節或有大事,就有人上門查外國人,問有沒有派出所登記,同邊個住,如果無結婚證書,他們可能覺得奇怪,呢個女人係邊位?我們需要合法,免得有乜事,俾人口實。本來唔需要,就因為喺大陸。」大喜細節陳冠中收埋唔講,幸有于奇補白。當天是年三十,他們在拉斯維加斯,晚飯後有人建議,到城市大小婚姻註冊所看看。一晚下來,本來旁觀的,後來領了祝福。陳冠中對太太,心細得很。他把《盛世》獻給于奇,卻留下《裸命》。「唔好意思(獻給太太),因為裡面太多色情。」記者轉告于奇,她說:「他還真老實。」 |
馬云:「在這個時代,改變世界只需要想法、技術與信念。」
我們可以從很多案例發現,很多成功、賺錢公司,一開始的目的都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想解決某個問題。因為他們提供的服務滿足使用者需求,才是其成功、獲利關鍵。
接著就讓我們看看,阿里巴巴、淘寶的創辦人馬云,在美國史丹佛商學院分享自身經驗,鼓勵更多人擁抱這個變動的時代,並指出企業在未來成功的關鍵方向。
變動就是機會
馬云說:「世界在發生變化,如果你不採取行動,這個變化跟你沒關係,如果你參與行動,自己就是這個變化的參與者。」他分享,很感謝自己生長在這個變動的時代,接觸到矽谷、很多朋友帶給他很多靈感。
成功 3 要素: 沒錢、不懂技術、沒有規劃
沒錢
阿里巴巴起步時,只有 5 萬人民幣的資本,跟其他競爭者相比根本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任何一筆開銷如果花錯地方,對公司來說都是死路一條。馬云認為,很多創業者到後來失敗,原因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太多。因為當你只知道用錢解決問題,代表之後會有更多問題出現。能用錢解決的或許都是小事,但馬云說,錢只是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而非問題解答。
馬云說:「公司的錢就像是國家的軍隊,不能輕易出動,但要出動一定就要贏。」
不懂技術
即便身為網路公司創辦人,馬云至今還是不知道 coding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對他來說這一點也不是問題。馬云說,不懂技術沒關係,但他尊重技術。
馬云談到,自今還沒跟技術人員吵架,他非常尊重技術人員、工程師,認為他們是把理想變成現實的重要人物,更是改變世界的重要角色。「理想沒有變成現實,就賺不了錢。」
曾經有人問馬云,你不懂技術,要如何經營網路公司。馬云回答,你做房地產的,但你會蓋房子嗎?馬云說,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但重點是要尊重內行。因為不懂技術,馬云曾經是公司唯一測試者,體驗產品是否好用,因為眾多客戶也是如此,他們不知道背後技術如何運作,只管產品可不可以用。
在商務領域,產品要成功,就一定要讓使用者能輕鬆使用,太複雜的商品很容易遭淘汰。馬云表示,雖然不懂技術,但他尊重技術、欣賞技術、敬畏技術。技術很重要,但技術背後的人更重要,因為技術將有著影響社會的力量。他認為,目前中國、世界步缺技術,缺乏的是對於技術的欣賞與敬畏。
「我」沒有規劃
變化是最好的計畫,但不可忘記方向感」當初成立阿里巴巴時,我並沒有寫一個明確的商業企劃書,因為你永遠不可能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連我自己都不知到。我們要懂得擁抱變化,人生就是一個計畫,而計畫要用行動寫出來才會有用。
或許看到這篇你會想,怎麼可能沒有計畫,但馬云說,是「我」不作計畫,但公司、阿里巴巴員工當然還是要有一些計畫。
馬云說,從來沒想過自己、阿里巴巴、淘寶、中國網路會有今天的發展。讓他不禁思考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馬云的結論是,這個時代很有意思,是個抱怨非常多的時代,可以說是個個最好的時代,但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但任何時代變化、社會矛盾,都是年輕人的機會,如果社會不變化,年輕人不會有機會。
馬云表示,我們必須去適應變化的時代,變化不會有麻煩,不變化一定死,變化還有機會。所以,他非常感謝自己生在這個充滿變化與機會的年代。不用當官也可以改變世界、影響成千上萬人,只要真心認同這個想法,世界就會發生變化。
阿里巴巴理念:幫助他人成功
馬云說,自己很有幸生在這個時代,遇到很多好朋友,運氣也很好。但他提到,或許有人認為運氣這種東西是有限度的,認為好運過了頭就會開始走衰運,所以,馬云主張要懂得分享運氣,除了自己成功以外,大家也都要成功,如此帶動整個社會的正能量。
阿里巴巴第一天開始的目標就是,幫助天下創業者,因為創業真的是太累了。希望幫助小企業跟大公司抗衡,讓每個年輕人只要願意努力,都有機會成功,並提供他們可以成功的工具。
企業成功,放眼未來,不要跟上一代競爭
馬云認為,企業要成功,重點要放眼未來,而不是跟上一代競爭。希望阿里巴巴能幫助想要改變世界的人,讓他們有能力作想要做的事情。不管夢想如何,自己能做好是最關鍵的。
工業世代靠規模取勝,資訊時代靠創新取勝、個性化取勝。大數據將促使大企業改組、變小,把小企業變成靈活。這是個性化時代,我覺得很高興活在這個時代。
以前改變世界要用槍、砲,現在改變世界要用技術加想法,技術可以改變很多人生活。馬云說,自己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可以幫助別人成功,而這也是阿里巴巴存在的價值、意義, 與成功的動力。
高失業率仍然是目前全球經濟的主題。
而在全球範圍內,年輕人失業率都更顯糟糕。
瑞信經濟學家Amlan Roy近日表示,「我們強調,儘管受教育的年輕人數量增加、受教育年限也增加,但是年輕人失業率比總體失業率要高。」
「在一些國家,年輕人失業率是總失業率的2倍多;而在意大利年輕人失業率是總失業率的3倍多。這對一個人的收入週期和儲蓄週期、以及整個社會都有影響。」
教皇弗朗西斯一世本週首次接受家鄉阿根廷媒體採訪,他警告年輕人失業問題,稱今天的「一次性文化」已經使一代歐洲年輕人被遺棄。
弗朗西斯一世在TN TV頻道的採訪中指出,歐洲的年輕人失業問題與失去賺錢能力的老年人被忽視是共生的問題: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公正的國際體系中,它的核心就是「金錢國王」。
這是一種遺棄年輕人和老年人的一次性文化。
不具名舉例,比如在一些歐洲國家,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40%以上。
整整一代年輕人都失去了工作帶來的尊嚴。
與前任本篤十六世一樣,弗朗西斯一世也質疑自由市場,擔憂金融界缺少道德規範。
但路透評論認為,這位1300年來首位非歐洲裔教皇講話沒有拿腔拿調,不打官腔,所以顯得格外擲地有聲:
既不關心年輕人又不關懷老年人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
年輕人帶領這個社會邁向未來,年長的一代給社會留下他們的回憶和智慧。
目前歐盟25歲以下的年輕失業者人數將近600萬人,西班牙與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已接近或超過60%。
歐洲領導人本月初承諾會將解決年輕人失業問題作為當務之急,可他們還沒拿出什麼新的方法。
以下可見根據截至今年10月歐洲統計局數據製作的歐洲年輕人失業形勢圖表。
印象
在日本,金融資本集團和封建家族關系聯系在一起,稱為財閥。
李健熙與其父都曾留學日本,創業時也以日本為師。
如今三星風格越來越不像日本,早已超越“老師”。李健熙家族卻仍打下深刻的“財閥”烙印。
“財閥”式經營為三星和李健熙家族掙下億萬財富、與三代韓國政府的深厚關系。
“財閥”對權力財富的追逐,卻導致兄弟反目,李健熙痛失愛女。
李健熙執掌三星27載的殘酷邏輯:只有第一才能生存。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期,李健熙之父李秉喆以3萬韓元投資成立“三星商會”,最初商會主要從事幹魚、蔬菜、水果等農副產品的出口生意,不久李秉喆開設了面粉廠和制糖廠,後來又參與到了石化、造船、航空、電子、通訊等領域,而且還成為了當時索尼、松下等日本著名企業的配套加工商,曾一年大賺60億韓元,被稱為“創業鬼才”。
由於父母忙於事業無暇照料,加之戰爭期間的社會不安定,作為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李健熙在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奶奶家撫養。在這里,孩提時代的的李健熙聽到最多的是奶奶不厭其煩地講述父親李秉喆艱苦創業的故事。
倍感孤獨的留學生活
雖然不在父母身邊,但在奶奶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料下,李健熙也感受到了童年的幸福。不過,等到李健熙上完小學五年級,父親強行將其送到日本就讀。由於到日本後頻繁轉學,李健熙交朋友十分困難,倍感孤獨,看電影來消磨課余時間。
在上初一之前李健熙就向父親提出了回國讀書的強烈要求,父親作出了讓步,李健熙得以回國。
然而,在李健熙高中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延世大學後,父親再次下“逐客令”——強行將其送到了名流輩出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商學院學習。之後,李健熙又被送到美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管理學院主修經濟管理,同時輔修大眾傳播工具。
幼年時期的孤獨經歷,磨煉了李健熙少年老成的性格,鑄就了他獨特的思考問題方式和看待問題視角。這些經歷對李健熙之後性格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星前身是成立於1938年的三星貿易公司,從事貨運業務。創始人李秉喆帶領公司走過了日本侵略和朝鮮戰爭,成為一個成功的家族財團,並於上世紀60年代挺進電子產業。
當時的韓國政府期望發展成為制造業大國,對抗正在崛起的朝鮮和正在複興的日本。為此,政府精選了一些能朝這個目標邁進的公司。在此背景下,三星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扶持和新式工業機器。
不受重視的播音員
李秉喆育有三男五女,李孟熙與李淑熙分別是長男與次女,排行第三的是次子李昌熙,李健熙是三子,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七。
李健熙實際上並不是其父李秉喆眼中最初的接班人選。在求學歸國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電視臺做播音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廣播里介紹三星的產品,直到34歲才出任三星物產副會長,而且在這個位子上一幹就是10年。
韓國權利延續和財富繼承還堅持著“傳長不傳嫡” 的傳統。李秉喆在李健熙接班前20年就已傳位長子李孟熙。
1966年發生“糖精走私門”,迫使李秉喆辭去三星會長職務,次子李昌熙因走私被捕入獄。李孟熙在上位後,開始排擠其父親信,而李昌熙在出獄後還向李秉喆發起了奪權戰。
李秉喆大怒,監禁李昌熙,又以李孟熙患妄想癥為名欲將其關到精神病院。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健熙才最終被李秉喆確立為家族企業繼承人。
25分鐘後的“登基”
李健熙升任三星集團副總裁後,被安排在父親總裁辦公室旁的房間里,隨時接受父親嚴酷的培訓。每當父親出門,李健熙總會緊跟其後。不僅如此,他還堅持每天前往父親的住所陪伴、照料父親,聆聽父親關於商戰和管理的諸多教誨,直到父親就寢後再回家,這也成了一段有名的佳話。
而在1987年李秉哲去世當日的25分鐘之後,董事會成員全票通過了李健熙出任三星會長的決定,三星也由此進入李健熙時代。
“Samsung”是從漢字“三星”得來的韓語名字,意思是“三顆星星”,三顆星分別代表大、長、久。“三”對韓國人而言,象征著完整。三星公司曾長達幾十年的使用三顆星星圖案的商標。李健熙一上臺很快放棄了原來的商標,取而代之的是沿用至今的中性藍色橢圓圖案。李健熙曾透露:“三星以藍色作為商標底色,意圖傳遞是消費者可以信賴的品牌。”
亮出“新經營”大旗
從父親手中接過帥旗的李健熙其實非常清楚三星的基本狀況。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三星不過是一家以進出口貿易和仿制日本同類產品的二流企業而已,而且由於過度的擴張,三星當時已經產生了高達300%的負債率。
要麽守舊勉強而活,要麽創新尋找出路——擺在李健熙面前的似乎只有這兩條路。因此,主政三星的第二年,在紀念公司成立50周年的慶典大會上,李健熙登上會壇,擎起了以強化產品質量為內容的“新經營”大旗。然而,在一個家族創業元老雲集和慣性思維主控的三星中,李健熙的吶喊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呼應。
除了老婆孩子,其他都要變
1993年年初,李健熙出差到美國洛杉磯,當他帶領著三星眾多高級經理們到當地大百貨商店考察時驚訝地發現,當時的三星產品雖然廉價,但無人問津;李健熙特意發給每位經理1000美元,用於購買最受歡迎的索尼產品,並逐個與三星產品比較。
李健熙曾口若懸河地講了7個小時,正式發布了自己的“新經營”宣言。在會上,李健熙痛斥三星內部盛行的“重數量輕質量”的風氣,他要求三星1800多名管理人員“除了老婆孩子,其他都要變”。
從法蘭克福回來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李健熙到三星的各個部門瘋狂地做了48次共計350多個小時的演講。並編制成書分發,改革氣氛就此擴散至整個三星。
質量苛求
其實,李健熙接下來的一系列質量控制動作讓人們見證了他壯士斷腕的改革豪情。
三星電子當時生產的電話存在質量問題,李健熙便下令用推土機將1.5萬部劣質無線電話碾得粉碎,並命令有關負責人到場觀看。當三星一款手機遭到了客戶投訴後,李健熙又下令將價值5000萬美元的庫存手機集合到工廠大院里,之後李健熙帶領公司高級經理和2000名員工用大錘把這些手機砸成碎片,然後用大火焚燒。
直到現在,三星的經理們還不時把手機扔出窗外,用卡車軋或是冬天埋進雪里,以此來檢驗質量。
從法蘭克福會議當年起,三星每年都將銷售額的7%用於技術研發和產品設計,註重技術創新和啟用人才由此一直貫穿於整個“新經營”計劃的全過程。
在《三星新經營》一書中,李健熙這樣寫道:“一個天才能夠養活數百萬人,而創造力是企業成功的最重要助推器,因此我們需要雇用最好的人才。”為了吸引高素質的人才,李健熙率先在韓國實行了年薪制和績效制。
“技術主導型”的三星
李健熙曾說:“三星能有今天,我想是因為有技術作為後盾。雖然今天我們和世界一流企業之間都共同開發技術也共同行銷,但是在早期別說是技術指導,就連花錢買技術都很不容易。再加上當時的韓國經營者總認為技術工作者只是工匠,並不怎麽放在眼里,我只好站出來,就像對待客戶一樣,誠懇地向日本或美國的技術工作者一點一點地請教。幸好,我從小就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喜歡追根究底,所以一直很期待聽到新的技術、好的技術。只要一有空,就會到先進的國家學習,向技術人員請教,再傳授給我們的技術人員。”
偏執狂式的危機意識
1993年6月,秘書室室長李洙彬建議:“我們現在還不能放棄量的經營。”李健熙很生氣,丟下茶匙,拂袖而去,這就是三星人流傳的“茶匙事件”。不久,李健熙以玄明官替換李洙彬擔任秘書室室長。
2002年3月,美國《時代》周刊根據品牌的認知度預測三星電子將在三年之內超越當時還是世界最大的家電企業——索尼公司,三星全體員工都歡呼雀躍。
4月19日,三星精英們被召集開會。本以為是慶功會,但出乎意料——會議首先以產品比較品評會開始,把三星產品與世界最好的產品相比較。李健熙發言四個小時,核心內容是對這些公司靈魂人物工作提出忠告和嚴厲質詢。會議持續到淩晨2點,次日上午8點開始第二輪——整個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斷斷續續開了50個小時。確立了三星到2010年進入世界三強的中長期戰略——要與世界第一位的美國通用電氣和日本的索尼並駕齊驅。
木雞般的決策者
李健熙從小就性格內向,沈默寡言,不茍言笑,人稱木雞。一旦陷入思考,有時候甚至可以連續四十八小時不睡覺。但是李健熙一旦開口發言,便直指問題核心。
1995年,在韓國飛往西雅圖的飛機上,一位坐在頭等艙的中年人正在將手中一款滑蓋手機打開又合上,合上又打開,他將要做一個重要的決定。
到了地面,他拿出手機,撥號,給市場部經理,說出了一句讓身邊工作人員都驚異的話,“15萬部手機全部召回,所有代價我們承擔,從今以後不再生產這種產品”。
20世紀90年代末,在韓國汽車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李健熙宣布進軍汽車行業,很多人都質疑這個決定。眾所周知,李健熙是狂熱的汽車愛好者。
李健熙還是在釜山花了30億美元建成了年產量24萬輛以上的汽車廠,最後結果是,三星汽車只賣了不到5萬輛,大部分還是賣給了職工, 2000年,三星汽車被迫賤賣給雷諾汽車。
為此,李健熙宣布自己為該事件買單。他捐獻出20億韓元個人財產,承擔了投資汽車領域失敗的幾乎全部責任。
《財富》雜誌撰文稱贊李健熙是“為錯誤的投資決策承擔責任的CEO”。
第三次創業:比常人目光更長遠
代表李健熙“第三次創業”的最大手筆是三星集團宣布至2020年在新產業投資23 .3兆韓元的決定。按照李健熙的布局,這塊大蛋糕將被切成5份:太陽能電池,電動車可充電電池, LED,生物制藥,醫療設備。他的雄心是,到2020年,這5個未來增長引擎將帶來約440億美元的收入。
李健熙似乎總比一般人看的更遠,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他便成功說服父親涉足半導體業,並在20年後將這個業務做到全球第一。
三星不僅擁有著傳統財閥的紐帶,它與1938年李秉喆創辦的以賣水果與幹魚的三星商會仍有著血緣上的聯系,它見證了日本的潰敗,朝鮮戰爭,與李承挽、樸正熙、全鬥煥、盧泰愚這些專制政權。
同現代、大宇等韓國家族企業一樣,三星早期發展壯大與韓國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當時軍政統治者接管國家政權長達15年,政府通過扶持財閥來體現政策意圖和穩定經濟秩序,包括三星在內的財閥由此從政府那里獲得了各種優惠條件和壟斷特權。也正是如此,財閥與政客保持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所不同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大宇等許多家族財團不是破產斃命,就是無奈被肢解賣身,而唯獨三星等少數巨人僥幸存活了下來,而且與政府的關系似乎越來越微妙。也正是這種特殊的背景,演繹出了李健熙人生的第一場灰色大戲。
瞠目結舌的政治賄金案
2006年2月,出國5個月歸來的李健熙在首爾機場意外地遭遇了記者的“圍攻”。當時坐在輪椅之中而且右膝打著石膏的李健熙以清晰、低沈的聲音告訴在場記者:“我對去年自己引起的混亂感到抱歉,我會為此負全責。”
李健熙所言“混亂”指三星集團在2005年9月遭曝光的兩樁經濟醜聞。其中之一,李健熙涉嫌牽連於1997年韓國總統競選時發生的政治獻金案。
道歉完畢之後,李健熙在保鏢簇擁之下進入高級轎車,駛離公眾視線。三天後,三星集團宣布,捐款10億美元“給社會”,其中主要捐款來自李健熙家族財產。
不過接下來故事所演繹出的最終結果也讓不少韓國人瞠目結舌:金泳三上臺之後,李健熙得到了總統的特殊赦免。
2007年11月份,三星集團前法律事務負責人金勇哲在電視直播中爆料稱,三星所有的子公司均在高管名下開設賄金賬戶並稱這樣的賬戶約有1000多個,總金額近2億美元。
官方的反應出乎李健熙的意料。第二天,韓國國會通過投票表決,同意設立獨立調查組對事件展開獨立調查。韓國警方迅速出動警力對三星集團及李健熙的住所展開了歷史罕見的大搜查。
李健熙之子李在镕甚至接受了長達14小時以上的高強度調查。據悉,一些不利於李健熙本人的證據在其家中被找到。
再獲赦免
2008年4月17日,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轉讓經營權和逃稅而被起訴。消息還未正式公布的前五天,李健熙宣布辭去三星集團董事長一職,像往常一樣,他彎腰90多度在電視上向韓國國民鞠躬道歉。次年8月,首爾高等法院宣布判處李健熙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另處罰金1100億韓元。
然而,2009年的最後一天,韓國總統李明博在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赦免李健熙。對於特赦李健熙,李明博的解釋很簡單:“從國家立場上決定對其進行赦免”。所指的“國家立場”就是試圖通過赦免李健熙以幫助韓國申辦2018年冬奧會。
在政府庇佑以及財閥集權下成長起來的三星儼然已是韓國的標桿,其所擁有的巨大能量讓人嘆服。目前三星集團是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旗下雲集著地產、航運、保險和電子產品等80多個分支產業,全部市值超3000億美元;集團每年產值相當於韓國GDP的20%,為韓國所繳納的稅款占該國稅收總額的10%。
目前三星有近20種產品的世界市場占有率居全球企業之首,三星還有三間子公司被《財富》雜誌評選為世界500強企業。
韓國“李氏”
如同三星在韓國經濟中的份量一樣,李健熙家族對三星的影響能量也不可謂不強大。目前,李健熙一家人擁有的上市企業股票總值為10.8萬億韓元,雖然占比不到三星集團10%的股份,但李健熙家族通過交叉持股方式控制了三星旗下80家子公司。
據韓國工商界信息門戶網站“財閥網”發布的韓國400大富豪名單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萬億韓元的韓國富豪達25人,其中李健熙和子女等三星家族出身的就占8人。論個人財富,李健熙的身價已達8.5913萬億韓元,為名副其實的韓國首富。
當然,李健熙對韓國的影響並不僅僅反映在其個人財富能量之上。比如李健熙曾在三星實行每天7點上班4點下班的新工作制,此舉一度改變了整個韓國的日常作息時間安排,不僅如此,三星在韓國率先推行的5天工作制也成為今日韓國企業的作息習慣。
集權:不可被俯視的李健熙
在三星董事長李健熙某次視察工廠時,該公司曾要求員工不得在其進入大樓時透過窗戶向外觀看,原因是這樣會俯視李健熙。
除此之外,廠方還要求員工將車都停到大樓後面,避免被李健熙看到——很顯然,他們的車不配進入李健熙的視線。另外,洗手間也會放上一些薄荷,以便改善氣味。
當李健熙進入大樓時,地上甚至會鋪好紅毯迎接他的到來。三星內部日本工程師稱:“三星就像是一個宗教,而主席李健熙就是上帝。”
“財閥”集權制帶來了根深蒂固的企業文化:三星員工要如同“臣民”一般向“國王”李健熙效忠。
2004年,三星生命在接受金融監督員的調查時,有員工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擅自刪除了6萬多份電子文件。
2005年,在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石油化工行業價格勾結案件時,三星道達爾的一個員工突然搶走材料逃跑,並在同事們的掩護下銷毀了證據。
三星前途未蔔
在互聯網大潮的侵襲下,盡管三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企業巨人,卻不免行動遲緩。
由於三星過度依賴消費類業務,加上上遊投資巨大,其整體利潤率遠遜於惠普、西門子等巨頭。資料顯示,三星電子目前的年利潤率維持11%左右,但美國的蘋果、谷歌等以軟件為主的企業利潤率均在30%以上。
目前三星產品從半導體、液晶電視、手機到家用電器均已達到增長潛力的極限,而且曾為三星重頭業務的LCD在2011年出現了近9億美元的經營虧損,其5年之後被OLED電視所取代已成趨勢。
李健熙毫不隱晦的指出:“在全球經濟動蕩不安的情況下,即使是全球最優秀的企業也在走向崩潰,三星也是前途未蔔。”
從三星的“上帝”到最大威脅?
大廈剛剛出現裂痕之時,便有敏銳者嗅到了它的味道。
“諷刺的是,三星企業管理面臨的最大威脅竟是李健熙自己。”韓國一名研究員說。
李健熙的哥哥李孟熙和姐姐李淑熙在2012年起訴他,索要8.5億美元的股份。李孟熙稱:“李健熙的貪婪導致了我們的起訴。”李健熙反常地公開否認指控並表示:“不會給李孟熙一個子兒。”
這種指名道姓的論爭令人側目。李健熙家族的矛盾已經水火不容。
由於擔心這家韓國最大的企業對國家的影響力過大,韓國政界人士已呼籲對三星和其他財閥的實力進行制約,這也成為韓國總統選舉之前的競選活動的一個主題。
近年來,三星、現代汽車等財閥卻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大放異彩,並屢次創下歷史經營業績的新高。尤其是三星,其一家的年銷售額,就相當於韓國GDP總量的20%。不少韓國人驚呼,韓國已經不再僅僅是“財閥共和國”,而是已經成了“三星共和國”。
與此相反,韓國經濟卻停滯不前,陷入低增長的泥潭,更有許多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經營困難,甚至陷入破產危機的邊緣。此外,隨著樸瑾惠新政府的上臺執政,推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民主化”,限制財閥無限制的擴張,打擊財閥的非法經營行為,幾乎使得韓國各大“財閥”人人自危,不得不“低調”行事。
“財閥“政治的犧牲品
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有一個兒子和3個女兒,其中2005年女兒李尹馨自殺事件最受關註。李尹馨是他家里最小的女兒,在20歲時就擁有三星集團1.91億美元股份,是韓國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李尹馨自殺原因是豪門中常見的感情受挫。豪門千金愛上一貧窮小子,家族的強烈反對讓李尹馨感到絕望,這位忠貞的韓國第一富豪女,用一根兩米長的電線結束了自己年僅26歲的生命。
李健熙曾經十分疼愛這個最小的女兒,不顧家人反對,為愛好跑車的她購買各種名貴跑車。最終在婚姻問題上,仍然遵循了“財閥”的政治聯姻規律。
而這位豪門千金殉情留下的遺言令人唏噓:“你們相信現代社會還有'蝴蝶夫人'的存在嗎?有的,的確有,因為我就是。愛情雖然讓人絕望,但我無怨無悔。而致我於死命的恰恰就是這人世間最美好、最迷人的事物 ……”
46歲的李在镕是李健熙的獨子,可謂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李在镕的受教育經歷與李健熙是很相似的,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往日本和美國學習。
2000年李在镕回到韓國,在三個月里他創立了14家互聯網企業。不幸的是,僅僅一年以後,互聯網企業迅速走向衰落。最後不得已由三星出面購買其股份,才挽回了他在經濟和聲譽的雙重損失。
盡管李健熙為獨子接班已“排兵布陣”兩年多,如今依然有批評人士表示:“我們並不清楚他的能力,所有人都已經知道他會是下一任國王。”亦有資深三星員工擔憂他不了解三星的顧客,因為不了解“普通人”。
能否真正“歸隱”?
盡管李健熙在韓國擁有著足夠大的影響力,這位明星人物卻極少在公眾場合露面。為此,李健熙得到了“隱士會長”稱謂。
然而,年過七旬、幾度病危的他能否真正“歸隱”仍是未知數。
三星正面臨財閥式集權帶來的組織架構森嚴、創新能力與盈利能力下降等嚴峻局面,在老舵手未厘清航向之前,交班變得十分危險。
而崛起的中國國產手機正在火上澆油,據三星二季度財報顯示,當季利潤銳減24.6%,是2012年第二季以來最差業績。第二季度小米成為中國大陸最大智能手機廠商,三星淪為第二。(方雅 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