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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嘉弊案　掀開新股上市A錢內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掀開面紗

數個權威消息源證實，自1987年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歷任組長一直由時任總書記擔任，時任總理則任副組長。

2014年6月13日18時許，新華社發佈了一則消息，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該小組第六次會議，會議主題為研究能源安全戰略。報導同時透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成員身份參加。

這是自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官方媒體首次對財經小組會議進行實時新聞報導，並且詳細公開財經小組組長、副組長、成員的名單。

當晚19時的《新聞聯播》播放了會議召開的畫面，圓形會議桌內圈就座的，除習近平、李克強和張高麗外，至少還有5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汪洋、馬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此外，兩位國務委員、一位中央軍委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央行行長，以及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的11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均與會。

南方週末記者向數位權威消息源求證後發現，自1987年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歷任組長一直是由時任總書記擔當，時任總理為副組長。

《人民日報》上一次提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還是在1999年1月14日刊發的一篇名為《1998年經濟發展和改革回眸》的述評中，提及1996年8月江澤民總書記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專門聽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匯報。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財經工作的領導機構。不過，改革開放以來，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負責具體的經濟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則「隱居幕後」，少有人知。

一位接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財辦）的人士稱，此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揭開一角面紗、走向前台，「可以理解為黨對經濟工作的加強，並且，或與改革進入深水區直接相關」。

前世今生

追溯中國共產黨黨史，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類似的機構，最早出現於新中國成立前夜。

2013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張金才研究員在《北京黨史》雜誌上撰文：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當年5月，陳云受命來到剛剛解放的北平負責籌建；7月，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陳云任主任。

當時的中財委設六局一處，包括計劃局、人事局、技術局、私營企業事務局、合作事業管理局、外資企業管理局和秘書處；再下轄包括央行、中央工業處、中央財政處等13個部門。

新中國成立後為加強對經濟工作和改進體制工作的統一領導，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陳云（任組長）、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其中中央財經小組由12人組成，依然是陳云為組長。

不過，195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中財委不同——張金才在上述文章中稱，它已經不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79年3月召開會議，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同時決定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李先念兩同志掛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目前的調整工作」。

直到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才正式面世。

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時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半年後其升任總理，小組組長身份未變。

1984年，那場事關改革的莫干山會議在形成「價格雙軌制」為主的會議成果後，就由會議主辦方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直接匯報。張同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經委主任。

1987年時任國務院總理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依然未變。

由此開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職，一直由總書記兼任。

1989年，江澤民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除了數位權威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這一任職之外，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在其《西部大開發決策回顧》一書中也提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而曾培炎本人則是這個小組的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

3年之後，朱鎔基在十四大後出任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開始更具體地介入經濟改革事務，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1997-1999年的國企改革、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擴內需舉措、1998年的住房和社保制度建立、2001年加入WTO等。

隨著國務院常務會議制度的落實，2003年之後，國務院在經濟事務上更為頻繁地發揮作用——根據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

《國務院工作規則》則規定，國務院常務會議「一般每週召開一次」。這一規則是在2003年3月20日，由時任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的。一般經濟、社會事務，往往由國務院部署。例如，2008年11月5日，時任總理溫家寶就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並部署了「4萬億」投資計劃。

而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每年常規出現兩次。一次為七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上半年經濟工作做出總結，對下半年經濟工作做出調整和部署；另一次則是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次年經濟工作做出部署，包括GDP增速、政府工作報告基調等重大命題。

一位接近中財辦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會議的次數大約每季度一次。

「人員精幹」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的交接，一般緊隨中央政府換屆。

曾在中財辦任重要職務的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胡錦濤接替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是在2003年3月——2002年黨的「十六大」閉幕後半年、新一屆政府換屆完成之時。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循慣例，亦兼任了這一職務，實際的交接完成是在2013年3月。

數屆政府以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均由時任總理兼任，小組成員還包括幾位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國資委、財政部、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的主要負責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一個日常辦公機構中財辦，這是一個正部級機構。

從1980年以來，先後擔任中央財辦主任的至少有6人——李智盛1981年至1985年間任中央財辦主任，此後，蔣冠莊、曾培炎、華建敏、王春正、朱之鑫先後擔任此職位。現任中央財辦主任為劉鶴，2013年3月接替朱之鑫。

從曾培炎開始，此後幾位中央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國家計委）副主任一職。

「我們的人員很精幹，一共五到六個小組，每個組少的三四個人，多的也就五六個人。」前述中財辦前任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這些小組（局），分別是綜合組、秘書組、宏觀組、財貿組、經貿組及農村組。

辦公地點位於中南海之內的中財辦，曾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即中央外辦）同一棟樓。

中財辦也曾與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稱中農辦）的人員「合署辦公」、交叉任職。1993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之初，並無獨立的日常辦事機構，直到2004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開始單獨下設辦公室，即中農辦，由中財辦副主任陳錫文兼任中農辦主任一職。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職能，目前主要體現在參與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年度經濟計劃制訂、經濟形勢調研和分析和宏觀政策研究等方面。

這部分的職能與國家發改委較為接近。不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協調權限，要大大高於國家發改委。

從一些曾在中財辦任職的官員履歷方面，也可看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中財辦的職能所在：

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曾於2005年3月至2011年8月（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掛職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任中央財辦經濟一組（即宏觀組）組長。他亦曾以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的身份，在江西省做專題報告。彼時，江西官方對他的介紹是，韓文秀「一直負責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曾多次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並參與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編制等工作，是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研究的著名專家，也是我國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參與組織者」。

小組在地方

在地方黨委，現如今，省市縣甚至鄉鎮一級，也都設置了各自的財經領導小組。

根據南方週末記者觀察整理，省一級的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均由省委書記擔任，副組長則由省長擔任。如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即兼任四川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四川省省長魏宏為副組長。

地級市則差異較大。有的設置與中央、省級相似，有的還沒有成立市委財經領導小組。

一位中部某省會城市市委的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在他的印象裡，該市從未召開過市委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或以其名義刊發過文件。

海南省則略顯不同。《人民日報》曾報導，2009年2月17日，海南省委常委會會議，明確提出：「（海南所轄）市縣委不設財經領導小組」。

成立了財經領導小組的地方，各級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般由各級黨委書記擔任、政府首長任副組長。

不過也有例外。2012年，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成立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就由時任縣長擔任，相關縣領導為副組長，縣財政、稅務、國土、國資、土地儲備中心等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並下設辦公室於縣財政局。時任縣委書記沒有在電白縣財經工作領導小組中任職。

地方層面，各級黨委的財經領導小組的主要工作內容是研判當前經濟形勢。比如2013年7月22日，四川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的主題就是「研究分析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也有更為細緻的。比如四川省綿陽市財經領導小組，在2009年成立之初公佈的《中共綿陽市委財經領導小組議事規則》中，表示重大項目投資安排方案甚至市級各部門辦公用車輛購置方案採購方案等，一旦超過一定金額，均在綿陽市委財經領導小組的議事範圍內——比如由市財政安排的辦公設備及辦公用品採購金額一次性在20萬元以上的採購方案。

汽車黑金 一汽貪腐窩案掀開一角

因大肆收受經銷商賄賂，中國汽車業營銷傳奇人物、一汽集團副總工程師周勇江二審獲刑15年，其舊部北汽鵬龍行總經理熊偉獲刑12年。透過該案，或可管窺，中國汽車行業生產廠商的高管們與經銷商之間存在多年的“秘密”。

事發於兩年前的一汽貪腐窩案，近日有了兩例判決。

2014年9月，有“捷達神話”締造者之譽的中國汽車業營銷傳奇人物、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下稱“一汽集團”）原副總工程師周勇江，經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受賄罪成立，獲刑15年。

其多年舊部，同案者、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北汽集團”）全資子公司北京鵬龍行汽車服務貿易有限公司（現更名為北京鵬龍行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下統稱為“鵬龍行”）原總經理熊偉，獲刑12年。

司法認定，周勇江與熊偉總計收受的1800多萬元賄賂，絕大部分來自汽車經銷商。

早在2012年6月1日，國家審計署就公布了“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2010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這份審計報告披露了一汽集團存在的四大方面問題，並特別提到，“本次審計發現所屬單位涉嫌經濟違法案件線索兩起，已依法移送有關部門調查處理。”

當月，時任一汽-大眾銷售公司副總經理靜國松，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靜國松在1997年加盟一汽-大眾銷售公司，當時該公司的總經理即為周勇江。

在隨後的兩年多時間里，陸續有多位一汽集團高層職員被調查，其中包括2013年被刑事拘留的熊偉和周勇江。

到了2014年8月下旬，中央紀委又先後通報有3名一汽的高層職員——李武、周純、安德武，因涉嫌嚴重違法，被立案調查。

上述6名落馬者，均曾負責一汽的汽車銷售工作。

“妻子們的公司”

生於1953年的江蘇南通人周勇江，曾被業界譽為“捷達神話”的締造者。捷達是一汽-大眾的熱銷車型，在華累計銷量超過200萬輛。

從1996年開始，周勇江曾服務於多家汽車公司。他先後在一汽大眾、一汽集團、華晨金杯、北京奔馳-戴姆勒·克萊斯勒汽車有限公司、北汽集團身居要職。

與周勇江同案處理的熊偉，生於1967年，曾是周勇江的多年舊部。他先後在一汽集團、一汽-大眾、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任職。

司法查明，一位叫蔣宗平的湖南商人，是周勇江、熊偉兩人共同的、最主要的行賄人。

生於1955年的蔣宗平，曾在軍隊服役多年，1989年轉業，1994年1月，出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貿易湖南聯合公司的總經理。在2010年一次公開演講中，熊偉自陳“和蔣宗平認識十七八年了”。

2000年，蔣宗平作為控股股東，發起成立了湖南汽車城永通有限公司（下稱“湖南永通”），並任董事長。

2005年12月26日，蔣宗平註冊成立了“湖南華運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湖南華運豐），主營業務為汽車的維修、租賃、銷售等。

在這家註冊資本為1200萬元的公司里，蔣宗平出資540萬元，占股45%，為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為周江勇的妻子黃豁，“出資”360萬，占股30%；第三大股東為熊偉的妻子張桂華，“出資”180萬，占股15%。其余4個自然人總計占股10%。

後來，蔣宗平以“返還購車款”的名義，將360萬及180萬，全部退給了周江勇、熊偉兩家。但在股權結構上，黃豁、張桂華的持股比例，沒有改變。同時，名義上都是湖南華運豐董事的黃、張兩人，及她們各自的丈夫，“並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管理”。

不僅僅是這360萬和180萬的股權，從2007年至2012年，湖南華運豐以“分紅”的方式，總計向周勇江家和熊偉家支付了799萬余元和377萬余元的“紅利”。

2010年，周勇江、熊偉與蔣宗平共同商議後，又成立了“邵陽華運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在這家註冊資本1200萬元的公司里，黃豁“出資”240萬元，張桂華“出資”120萬元。後司法查明，這些錢，其實也都是蔣宗平掏的腰包。

此外，在2008年，周勇江還以報銷北京加州水郡高爾夫俱樂部會員費的名義，單獨收受了蔣宗平12.8萬元的賄賂。2009年、2010年的春節前，蔣宗平也送給了熊偉各10萬元。

熊偉甚至在公開場合，並不避諱“高度贊揚”蔣宗平，在上述提到的2010年的公開演講中，他還說：“別看蔣宗平外表是一個粗獷大漢的形象，但他心很細，每一個決策都體現了他多年的經驗……無論是反應還是決策面，永通擁有的這一套與眾不同的管理體系融合了各個層面的精髓，切合度也非常之高。從廠家去年啟動的經銷商營銷能力調查中看，永通下屬的北京現代華運達4S店在全國所有經銷商中管理水平最好，評分最高。”

蔣宗平的湖南永通公司，發展非常迅猛。該公司官網介紹，“從2003年到2014年，歷經十一年的探索與實踐，永通營銷網絡由最初長沙周邊地市幾家合作經銷商到現在的14個地市40家合作經銷商，總銷量近6萬輛，總銷售額過百億。”

“半公開的秘密”

此外，周勇江和熊偉，各自還有多筆單獨的受賄，行賄者來自河南、廣東、北京、浙江、遼寧、青海、湖南、江蘇、江西9個省份的十多家公司。

為什麽蔣宗平及這些公司，要給周勇江和熊偉行賄呢？

司法認定，周勇江在擔任一汽大眾汽車公司副總經理兼任一汽大眾銷售公司總經理、一汽集團營銷管理部部長、北汽集團總經理助理等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蔣宗平在一汽大眾、一汽奧迪4S店、北京奔馳經銷商審批中多次提供了幫助。

熊偉，也是利用擔任一汽大眾銷售公司銷售部部長、北京現代公司銷售部部長、銷售本部副本部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蔣宗平在一汽大眾經銷商的經營、北京現代經銷商的審批及經營方面提供幫助。

多家汽車銷售的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無論是汽車市場供不應求的年代，還是這幾年供大於求、總體產能過剩的時期，如奧迪、奔馳等系列的“豪車”，以及一汽大眾、北京現代旗下的多款車型，整體銷售情況都很好，如能成為這些車企的經銷商，基本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一家在業界領先的全國性汽車銷售集團公司行政總監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保時捷、奔馳、寶馬、奧迪這些‘豪車’，一直很好賣。尤其是奧迪車，因為它也是高端公務用車里采購最多的，而且毛利率高，可以達到10%-20%。我們有1家奧迪4S店，一年就收回了成本。”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通過廠家的經銷商資質審批，拿到銷售權，就成為了商家們首要的“關卡”。於是，掌握審批大權的周勇江、熊偉們，炙手可熱。“拿下他們，包括其他汽車企業類似職務的人，就基本等於賺到了錢，這是業內幾乎‘半公開的秘密’。”

除蔣宗平與周勇江、熊偉等人的“長年股權合作”外，司法還認定，周勇江曾為廣東省珠海市珠光汽車有限公司先後加入大眾品牌和奧迪品牌的銷售網絡提供幫助。為此，他在2007年春節前，在北京昆侖飯店收受該公司董事長勞建榮委托其子勞俊傑送來的人民幣20萬元。

周勇江也為河南大行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先後獲取大眾品牌和奧迪品牌的銷售權提供幫助，於2005年收受該公司董事長李書博5萬元；2010年元旦前後，又收受李書博2萬元。

2005年末，周勇江虛假投資入股湖南華運豐公司時，提出向李書博借款140萬元，李書博表示這筆錢送給周勇江了，周勇江也表示同意。2012年5月，一汽大眾銷售公司副總經理靜國松案發後，周勇江擔心此事暴露被追究責任，在當年9月，將140萬元退給了李書博。

熊偉，則曾為北京京漢新港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與鵬龍行公司合作成立奔馳4S店事宜提供幫助，收受了前者贈送的一塊“真力時”牌手表，價值人民幣18.4萬元。

北京現代的銷售權也“價值不菲”。2012年5月，熊偉為青海金島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在西寧成立的第二家現代4S店（青海金麒寶汽車銷售有限公司）提供幫助，就收受了該公司董事長10萬元的賄賂。

上述行政總監還介紹，除經銷商的審批權之外，車企還會定期不定期地對經銷商進行現場檢查，檢查內容包括店面的布置、銷售情況及售後服務等等。檢查結果可能會涉及是否繼續給予經銷商銷售權，也涉及評比和年終的評獎。

“檢查的頻率，基本上是越好的車，廠家來檢查得越多，比如保時捷，可以達到每月一次。年終評獎，則關系到車企對經銷商的‘利潤返點’，有些車，直接銷售，經銷商可能不掙錢，主要靠售後服務，以及廠家的‘利潤返點’。”

在這種情況下，汽車經銷商們除了對來現場檢查的車企工作人員“好吃、好喝、好拿、好生伺候”外，打點有“拍板權”的銷售部門負責人，也成為“必有之義”。

司法查明，在北京現代任職期間的熊偉，就因為“設立現代4S店、日常銷售計劃管理、評選先進店”等事項，分別收取江西華美汽車服務有限公司10萬元、湖南瑞特汽車銷售有限公司6萬元、遼寧路鑫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20萬元、洛陽市德眾北現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6萬元，以及廣東惠州一陳姓商人9萬元的賄賂。

數位汽車業人士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某些緊俏車源的調配權，也是車企銷售負責人“尋租”的渠道。

“再緊俏的車源，出廠價都是一樣的，給哪個經銷商都可以。但經銷商會有不同的加價幅度，再對外銷售。這就是我們常見的‘加價提車’。少則幾千元，多的一輛車可以加到5萬元。加的價錢，基本就是經銷商的‘純利潤’，當然，他們會從中拿出一部分來‘打點’車企銷售部門的負責人。這基本上也算是‘潛規則’。”

司法查明，在2009年，熊偉在擔任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銷售本部副本部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寧波天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在“增加車源供給方面提供幫助”，收受該公司總經理王安平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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