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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正是首都北京。

　　2011年末，《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發佈。在這份規劃中，供水系統作為最重大基礎設施之一，居於重要位置，而「水保障」「水儲備」這兩個概念屢屢被強調。

　　北京勾畫了宏偉的供水藍圖——建成10億立方米「南水北調」水、10億立方米再生水兩大穩定水源，以緩減北京水資源緊缺形勢。

　　在水資源保障之外，規劃還重申「水資源儲備」——北京正式提出這個詞是在2011年初的《北京「十二五」規劃》中——與糧食儲備、石油儲備等公眾熟悉的詞語不同，水儲備幾乎是北京創造出的一個新概念。

　　由這兩份規劃清晰可見，北京並不滿足於「南水北調」進京，還將開展海水淡化進京、岩溶水開發，未來還將實施北引黃河工程。原本缺水的北京，在規劃中卻將成為一個豐水的北京。

　　北京缺水由來已久。世界上大國的首都，無不有大江大河作為水源依託，但北京是個例外；中國歷史上其他古都也擁有大江大河，北京又是個例外。

　　這種例外，讓北京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49年之後，北京已出現多次用水危機。為北京找水，是每屆北京市政府的頭等大事，甚至也是國務院大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現代北京史，就是一部找水史。

　　北京市水務局副局長潘安君認為，北京是全世界水源供給最複雜、最艱難的大城市。自2011年5月以來，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不足國際公認的缺水警戒線人均1000立方米的十分之一，成為中國最「渴」的城市。

　　近十年間，北京城以規劃者難以想像的速度「長大」，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1360餘萬人飆升至2000萬人，且增勢不減。一場水源與城市規模的博弈還在繼續。

　　多位受訪的資深水利、環境學家認為，這是一場沒有盡頭的競賽。真正的問題是，這種競賽從一開始就不是正常的：一邊是北京利用其首都的政治地位低成本發掘新水源；另一邊是北京脫離水源承載力超常規發展。

　　北京的水問題為何成為大國之都的頭等大事？北京找水格局是如何一步步演進至今？北京未來能否走出一邊找水一邊擴城的怪圈？釐清這些問題，關乎北京未來走向。

全新北京水格局

「十二五」期間，北京供水將出現兩大新「主力軍」：「南水北調」工程供水10億立方米、再生水供應10億立方米。這兩大「主力軍」將為北京供應至少一半的水。理論上，北京地下水可以休養生息了

　　至遲到2015年，北京的供水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為公眾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北京水格局。

　　在水保障方面，規劃提出：到2014年形成「南水北調」、密雲水庫、官廳水庫以及地下水、再生水聯合調度的多元化水資源保障體系，緩解水資源緊缺形勢。

　　北京市最近五年的年用水總量約為35億立方米。密雲水庫只能供給不足6億立方米，再生水供4億至6億立方米，其餘25億立方米左右主要來自地下水。

　　一位接近北京水務局高層的水務人士向財新《新世紀》形象地解釋說，北京「十二五」（2011年至2015年）期間，供水將出現兩大新「主力 軍」：第一支是外援——「南水北調」工程供水10億立方米；第二支是內援——再生水供應10億立方米。這兩大「主力軍」將為北京供應至少一半的水。

　　兩大「主力軍」將極大緩減北京「常規軍」——地表水、地下水的壓力。兩大水庫——官廳水庫和密雲水庫——未來每年可供5億立方米的水，那麼地下水只需供10億立方米，每年可以少采10億至15億立方米。北京地下水可以休養生息了。

　　這一新格局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60餘年來，北京城看不見的水戰爭一直在進行。對地表水竭澤而用，對地下水大規模超采，欠下大筆環境債，時刻面臨缺水的尷尬局面。

　　再生水是指污水經處理後的達標水，一般可用於廁所中水系統、城市綠化以及河流生態用水等。受缺水現實逼迫，北京於2003年開始建設再生水廠，至2011年再生水利用量已達6.8億立方米。未來四年內，北京計劃將再生水年利用量擴至10億立方米。

　　上述水務人士還透露，「十二五」期間除了兩大「主力軍」、兩支「常規軍」，北京還將打造至少三支「預備軍」，即海水淡化、岩溶水開發以及北引黃河工程。

　　本次規劃中的水保障，與上述人士的說法大體一致。規劃具體表述為：「結合南水北調通水，比照糧食安全儲備模式，研究建立北京水資源安全儲備制度。完善海水淡化前期工作和岩溶水資源勘查評價，做好工程建設的前期儲備。」

　　雖然未提到北引黃河水，但北京水務局高層近年已多次向外界吹風，稱近兩年將上馬北引黃河的相關工程，預計每年引水3億立方米。

　　在北京供水將迎來新格局的背後，是城市規模與水資源競賽升級。時間進入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萬大關。儘管北京通過外調水和再生水兩條途徑，新增供水近20億立方米，但新增水量也恐將被新增人口所吞噬。北京仍將是一個極端貧水城市。

　　沒有跡象表明北京在未來數年會停止人口大幅增長。近十幾年來，北京一直試圖控制人口規模，但目標屢設屢破。2003年，國務院批覆《北京城市總 體規劃（2004-2020）》，其中明確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萬。北京市政協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2006年起的四年內，北京人口年均 增長54.3萬人，70%是流動人口。調研組預測，按這種態勢增長，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預計將達2500萬人。

北京水真相

北京並不高的水價能維繫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靠其政治地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四處調水的結果

　　北京是一個缺水的城市。不過，這只是一個概念。現實生活中的北京居民，很少有缺水的切身感受。

　　數十年間，北京市民擰開水龍頭，很少有不出水的事。從水價看，北京每立方米水4.6元已為全國最高，但在長三角二線城市寧波、無錫、常州等豐水城市也突破3元的背景下，北京水價並不算高。幾十年來，北京的多數企業也少有被限制用水的經歷。

　　外地人來京，不僅感覺不到北京缺水，還會有北京豐水的錯覺。近兩年，乾涸多年的東郊潮白河以及西郊永定河，也恢復了蕩漾碧波和眾多與水相關的景觀。以前、中、後海為代表的數十個城市湖泊，總是水美景秀。

　　然而，「水北京」僅是一個美麗的假象。很少被官方提及的事實是，北京市內的自有河流、湖泊，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基本斷流、乾涸。之所以現在還成為景觀，全系外引水及再生水之功。

　　比如，以長安街為界，北部的圓明園、頤和園、前中後海等，用的主要是經京密引水渠調來的密雲水庫的水，而這個水庫的水主要來自河北省；長安街以南的河流、湖泊，則都是再生水注入造景。如果細算這些景觀成本，其造價高得驚人。

　　北京的母親河永定河，近幾十年來也被吃光榨盡。

　　上世紀50年代，官廳水庫將北京母親河永定河截斷，致使北京石景山區三家店壩址以下河段長年斷流，河道乾涸。如今的永定河盛景，是用170餘億元人民幣堆起的再生水人工大型湖泊景觀。

　　北京人對密雲水庫感情深厚，都知道京城飲三杯水，其中有一杯來自密雲水庫。但密雲水庫之下的潮白河段，數十年間已基本乾涸。目前的潮白河水面，是用溫榆河調來的水，在幾道橡膠壩間蓄起的景觀湖泊。

　　如今的京城供水，三分之二依賴地下水。一個可悲的事實是，超采地下水數十年後，北京已處於一個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鬥上，地面沉陷等生態問題隨時威脅著安全。

　　隨著數十年來的不斷膨脹，如今的北京已成為一隻吸水巨獸。除了依賴官廳水庫、密雲水庫及超采地下水，北京歷年來多次從河北、山西調水；當下正在實施的「南水北調」工程，也讓湖北、河南兩省付出沉重的經濟和生態代價。

　　未來，北京還要實施引黃工程。而黃河早已不堪重負，若不是人工調節，早已成為斷流之河。

　　此外，北京還打算開展海水淡化項目。這在巨大工程代價之外，還會引發渤海海水咸化等生態問題。

　　由此可見，北京並不高的水價能維繫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靠其政治地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四處調水的結果。

水荒初成

在歷史上，北京城自有水源每年水量僅數千萬立方米，對於古代不足百萬的京城人口來說，勉強夠用。1949年之後，隨著人口的膨脹，缺水與新都建立如影隨形

　　放眼全球，大城市都依託大型河流而發展。如巴黎有塞納河，倫敦有泰晤士河，首爾有漢江。中國歷史上的其他五大古都，也有自己的大型河流，如西安有渭河；南京有長江；杭州有錢塘江；洛陽、開封也分別有洛水和黃河。

　　1949年，新中國將北京確定為首都。當時的北京區域，只有長河、蓮花河、清河、壩河等小型河流，全年地表水總量僅為5000萬立方米左右。1975年左右，隨著北京地下水的開採，北京的地表徑流基本斷流。

　　當初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卻要在幾十年之後向它的居民每年供水近40億立方米。

　　事實上，北京雖有3000餘年的建城史，但直至最近1000年內的公元1153年，才第一次有了像樣的發展。是年，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在這裡建立金朝，號為中都。水利學者和歷史地理學者研究發現，相比西安、南京等古都，歷史上北京城市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是水源短缺。

　　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指出，北京其實也是逐水而建的城市。金中都建於今日北京南城蓮花池以東，依傍永定河支流蓮花河。1260年，元朝在北京建大都，是依託北部的高梁河。明清兩朝，均建於高梁河區域。

　　蓮花河是永定河支流，由於永定河改道北京西郊，至元朝時水流已較弱。高梁河是潮白河支流，後經人工開挖，北京西北海淀台地上的玉泉諸水也匯入該 流。因此，在歷史上，高梁河是北京城最重要的自有水源，但其每年水量僅有數千萬立方米。雖然細小，對於古代不足百萬的京城人口來說，勉強夠用。

　　千年歷史過眼煙云，河流湖泊亙古不變。1949年後的都城，就在這樣一個缺水地帶鋪展開來。對於新中國來說，流淌了數千年的這點北京地表水，只夠維持城市景觀和少量飲用水。

　　歷史學者研究發現，清朝末年，北京僅有人口72.8萬人左右；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北京人口發展至156萬人左右。建都之後，短短數年之內，北京人口便驟然增至數百萬。至1958年，北京人口已達660萬人。缺水與新都建立如影隨形。

　　隨著新中國首都建設展開，至上世紀70年代，北京人口更達八九百萬之眾，比清末人口增了10多倍。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北京多次發生大旱，其中1972年大旱後開始大采地下水作飲用水源。

　　1975年前後，北京原先的地表徑流基本斷流，眾多湖泊日漸乾涸。為北京增水迫在眉睫。

　　京城東西「二龍」——西郊的永定河、東郊的潮白河，剛一建國就被確定為北京新水源。這是順理成章的選擇。歷史上，多個朝代在解決北京水患（主要指漕運、農業灌溉）時，都會在「二龍」上做文章。

　　史料顯示，新中國在1950年至1958年間，曾五次擴界，市域由700多平方公里擴至16000平方公里。一位熟悉北京水務的專家回憶稱，擴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將永定河和潮白河劃入北京市境內。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親河，也是海河五大河中最大的一條河流。這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依然有年徑流量20餘億立方米的季節性河流，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一再改道。其故道曾流經現今北京中心城區多個地方。北京小平原的形成也賴其功。

　　潮白河也是海河五河之一，歷史上年徑流量達10多億立方米。

　　1951年，永定河上，位於河北懷來境內的官廳水庫開建。這是新中國第一座水庫，設計總庫容達41.6億立方米。1954年前後，官廳水庫建成。

　　1960年，密雲水庫在潮白河上建成，庫容高達43.6億立方米。至此，北京用兩座水庫鎖住「二龍」。

　　隨後數十年，「二龍」之水通過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汩汩流向北京。當時多數水利界人士都以為，「二龍」進京後，京城再無缺水之憂。

　　但事實上，北京水危機遠未結束，甚至才剛剛開始。

竭澤官廳、密雲

隨著北京成為政治、經濟中心，兩庫之水很快跟不上需要，而永定河和潮白河則付出了斷流的代價

　　然而，就在兩座水庫興建的同時，北京城開始向工業化的方向發展。上世紀50年代末，在前蘇聯援助下，北京工業快速發展，朝外棉紡區、東南郊機械 化工區、酒仙橋電子工業區等先後興起。之後數十年，北京得首都之利，眾多工業央企和相對優質的工業企業紛紛落戶。北京不僅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 了全國經濟中心。時至今日，北京依然是北方惟一的經濟中心。

　　以今日的眼光看，在北京這樣的缺水之地建都，應當預見到北京不能上馬耗水工業，並應該考慮如何應對大量湧入的人口。在後來的發展中，這兩者都被 現實所驗證。不僅如此，上世紀70年代，在「抓革命促生產」風潮之下，北京還在郊區推行農業大發展，甚至一度種植耗水作物水稻。

　　如此鋪張之下，「二龍」之水很快就供不上北京城的需要。1980年、1981年，北京連續乾旱，地表水衰減嚴重，官廳、密雲兩水庫來水量也大為下降。

　　一位北京水務專家回憶說，1981年，國務院曾召開京津用水緊急會議，相鄰省份和相關部委參加會議。會議決定，密雲水庫此後將不再為天津、河北供水，專供北京。

　　而北京自身，在之後的20年中，用水策略被迫改為「保生活、壓工業、棄農業」。上述措施，此後十幾年間起到至關重要作用。兩大水庫蓄水有所增加，1994年密雲水庫一度蓄水至30多億立方米。

　　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中國北方各省工業、農業耗水日漸增加，加之北方地下水過度採掘，永定河、潮白河的年入庫水量逐年遞 減。官廳水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有十幾億立方米的年來水量，至世紀之交已不足1億立方米。水少又疊加污染，該水庫於1997年退出北京水源行列。而密雲水 庫至2000年左右，年入庫水量由10多億立方米降為三四億立方米。

　　北京用水告急，國務院被再次驚動。2001年2月7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原則同意水利部和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1世紀 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朱鎔基指出：「解決首都水資源問題非常迫切，應將規劃期由原來的十年縮短為五年。」

　　在北京水務界，此規劃的核心內容被形象地稱為「保密雲，救官廳」。規劃對兩庫危機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五年內投資221.47億元，在官廳水庫、密雲水庫上游的河北、山西等地推行工業、農業節水措施，增加水源林涵養，降低水污染；在北京市也推行類似措施。

　　據知情業內人士稱，上述投資後來基本完成，但收效不彰。

　　例如，規劃計劃在2005年，實現官廳水庫正常年份入庫3億立方米水，特枯年份入庫0.6億立方米以上。但是，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數據顯 示，從2006年到2009年，連續四年，官廳水庫入庫水量均在1億立方米以下，分別為0.96億、0.67億、0.80億和0.22億立方米。而密雲水 庫，規劃計劃在2005年實現年來水6億立方米，但近年僅為3億立方米上下。

　　時至今日，兩水庫再也無法負擔北京用水大任。兩水庫救京之舉，卻讓「二龍」走向逐漸斷流的命運。

　　國際上通常認為，對一條河流水量的利用，不能超過30%，超過則影響其生態功能。但北京對「二龍」幾乎是「吃乾榨盡」。由於潮白河、永定河的斷 流，加上天津引灤工程對灤河水的搾取，今日的海河流域的生態基本陷入絕境。污染異常嚴重，年入海水量比建國以前少100多億立方米，在一定程度上使渤海變 咸，誘發了渤海生態問題。

超采地下水

北京全市十多年來超采的地下水超過56億立方米，相當於抽乾了2800個頤和園昆明湖。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當時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而現在北京建成區面積才1040平方公里

　　北京小規模開採地下水始於民國時期。1949年後，官廳、密雲兩水庫一度緩解用水緊張局面，所以直到1972年遭遇大旱，北京才開始大規模開採地下水。

　　此後，城區地下水開採與兩庫地表水利用呈此漲彼消態勢。至2000年前後，北京市共打生活井1萬多眼，工業用井近5000眼。知情水務人士回憶說，至上世紀90年代，地下水已超過地表水，成為北京主要水源。

　　據2008年北京地勘局《南水北調進京後地下水蓄養戰略研究》報告，至當年，地下水約佔北京市用水量的65%。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北京市每年地下水開採量維持在25億立方米以上，高峰時達到40億立方米。

　　《人民日報》2010年12月下旬的一篇報導顯示，至當時北京已經連續12年乾旱，水資源緊缺問題更加突出。北京市水務局局長程靜說，全市十多年來超采的地下水超過56億立方米，相當於抽乾了2800個頤和園昆明湖。

　　受多年連續超采影響，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當時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而現在北京建成區面積才1040平方公里。

　　除常規的地下採水，自2003年以來，北京還先後在郊區建成至少五個地下應急水源地。據稱，應急水源地的初衷，是保證在2010年「南水北調」工程完成之前，避免超采地下水、擠佔農業和環境用水，緩解北京水資源緊缺。

　　原本，這些地下應急水源地的水源具有易采難補特性，應遵循「采二停三」原則。但北京水務局副局長張壽全的一篇論文顯示，懷柔應急水源工程於 2003年8月30日建成以來，因為北京持續缺水，在開採兩年後並未停采，而是連續供水五年，累計供水5.4億立方米後才停采。該論文稱：「連續供水五年 後，該應急水源已接近極限，淺層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一些淺層農業井暫時報廢。」

　　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事實是，儘管北京市最新規劃稱，在「十二五」期間才進行岩溶地下水開發的前期工作，但事實上，2003年北京已借應急供水名義，開採數處岩溶水。

　　北京水務局潮白河管理處周嶸等人發表於2009年的一篇論文透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市（岩溶水）的年均開採量已超過2.5億立方米。」

　　如果此數據屬實，則意味著北京在未完成岩溶水資源勘查評價、未做好工程建設前期準備時，就開採了理論上年可開採量5億立方米的一半。

　　岩溶水是指賦存於可溶性岩層的溶蝕裂隙和洞穴中的地下水，又稱喀斯特水。其最明顯特點是分佈極不均勻。北京地質勘探部門上世紀末作出結論認為，北京每年有5億立方米的岩溶水可開採量。

　　國內不少水利、環境專家對開發岩溶水持有異見，認為岩溶水並非額外的地下水庫。這些水就像地下河流一樣，與地表水、普通地下水是相通的，存在一個自然的水平衡。

　　他們認為，普通地下水已超采，地表水日益減少，再采岩溶水，易引發「天坑」等地面塌陷現象。而這些地方均為生態脆弱區，還易導致岩溶水被大面積污染，最終可能得不償失。

調水保京

由於長江水一時不能進京，為保京城水源無虞，北京從2008年以來已至少四次從河北、山西調水。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資源補貼，也沒有生態補償金，卻必須承擔起保護京城水源供應的重任

　　種種跡象表明，2000年前後是北京水危機的一道大坎兒。

　　那一年，從地表水看，官廳水庫無水可供，密雲水庫也不樂觀；地下水方面，超采已出現環境惡果。而北京常住人口更是達到空前1300餘萬人，且顯示超速增長態勢。

　　更加現實的考慮是，北京2008年將舉辦奧運會。而保證奧運會的安全供水，是當時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2001年初，國務院批准《21世紀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後，北京水格局轉向對外調水。

　　幾個步驟同時展開：在要求永定河、潮白河上游更少用水支持首都，以及開建應急水源地之外，2003年底，「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全面開工。

　　與本地挖潛根本不同，「南水北調」中線的開工，意味著北京水源開始進入對外調水的階段。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一度十分激進，計劃2008年奧運會之前即向北京供水。但由於該項工程涉及30多萬水源地居民移民工作，格外複雜和困難，最終決策層不得不將中線水進京時間推後至2014年。

　　目前，中線工程30多萬移民的遷移工作基本結束。這是一場數量僅次於三峽工程的大移民。在中國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施國 慶看來，這些移民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都將遭受遷移之痛，社會適應或社會融合均較難完成。淺層次是適應新的氣候、新的鄰里關係，重構社會網絡；深層次則是 適應新的土地耕作方式，新的文化和經濟系統。新中國成立後，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次第展開，共造成1600萬上以人口遷移。而約1000萬以上移民生活水平下 降，甚至陷於貧困。

　　中線調水可能造成的生態影響，近十年也一直被環境、水利專家所熱議。學者認為，作為中線源頭的漢江在中線調水後，襄樊段水位下降嚴重，水污染將 加重，水生魚類可能大幅減少。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南水北調」後或可能導致長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從而影響上海的飲用水質，造成水源危機。

　　由於「南水北調」水一時不能到達，北京從2008年以來，已至少四次接收了外調水。

　　為保京城用水，2008年，「南水北調」京石段率先竣工。當年9月，河北省所轄的崗南、黃壁莊、王快、安格莊四座水庫，開始輸水進京。四年來，已向北京應急調水近10億立方米。

　　2010年10月，山西、河北兩省數個水庫，也在上游放水4000萬立方米進入官廳水庫。

　　一位水利專家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官廳、密雲兩水庫專供北京，就可視為河北向北京調水。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資源補貼，也沒有生態補償金，卻必須承擔起保護京城水源供應的重任，只能自身承受經濟和生態上的代價。

　　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與河北省政府公佈《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使環京津貧困帶曝光於世。研究指出，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的32個貧困縣、3798個貧困村等地區形成了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

　　該研究將貧困帶的出現指向京津二市的用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來自河北。作為水源地的河北為保護水資源，只能對工農業生產進行限制，經濟發展由此受到極大制約。

八方找水

北京三大水源「儲備軍」——海水淡化、岩溶水、北引黃河，如今均已箭在弦上。此外，北京還在規劃第四支未來部隊——雨洪水的利用

　　在計劃中，2014年後「南水北調」水會進京擔當供水主力。但北京並不放心。北京三大水源「儲備軍」——海水淡化、岩溶水、北引黃河，如今均已箭在弦上。

　　2011年10月10日，位於河北省曹妃甸的海水淡化工程——曹妃甸北控阿科凌5萬噸/日海水淡化項目竣工投產。出席儀式的有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河北省副省長張傑輝，還有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吉林。

　　次日《北京日報》報導稱，吉林對項目竣工表示熱烈祝賀。他說，北京市將與河北省密切合作，積極推動淡化海水進京，為北京水資源持續利用提供保障。這是迄今北京對海水進京最為明確的表態。在此之前2010年北京水務局相關文件中，曾提及將海水淡化作為戰略水源。

　　前述接近北京市水務局高層的人士分析稱，北京肯定會上馬海水淡化項目，而且未來海水淡化會成為主力水源之一。原因是「南水北調」調水距離太遠，付出的水代價遠高於100多公里外的海水淡化項目。

　　據介紹，海水進京之所以遲遲未實施，全因目前條件遠未成熟。一則北京居民對渤海污染狀況有所擔憂；二則海水淡化技術在國際上雖成熟，但引入國內還需檢驗；三則除需要鋪設近200公里海水輸京管道，目前的北京自來水供水管網對淡化海水也可能「水土不服」。

　　第二支「儲備軍」岩溶水方面，北京已開發可採水量的一半2.5億立方米，目前開始盯著另一半。據瞭解，該方面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

　　第三支「儲備軍」則是北引黃河水。北京市水務局近年多次對外表示，正在籌劃實施引黃工程，即從黃河的山西萬家寨樞紐調水進桑乾河，最終到達官廳水庫。設計調水規模可能達每年3億立方米。

　　在三支「儲備軍」之外，北京還在規劃第四支未來部隊——雨洪水。在《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中，特意提到雨洪利用：「把雨 洪綜合利用納入城市建設的各個領域。『十二五』時期要規劃建設地下蓄水池，推廣透水鋪裝，建設低窪草坪綠地，建設下沉式綠地及雨洪蓄滯區，利用砂石坑建設 雨洪滯蓄區，把水留在地下，留在綠地，留在坑塘……大幅提高雨水的集蓄利用水平。」

　　當然，北京還對「南水北調」二期工程寄予厚望，其市內配套水庫、水廠等設施，將在2020年前，具備每年接納14億立方米漢江水的能力（即二期新增4億立方米水）。

　　多位水務專家用「上天（雨洪）、入地、南調、北引、出海，外加自產」，來打趣北京的未來水戰略。

僵局待解

2011年11月，「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規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進入《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即以包括水、交通在內的環境資源承載力，確定城市規模

　　北京之所以不遺餘力、付出巨大代價八方找水，根本原因是自身嚴重缺水。

　　「自己沒水，雖然長途調來的水可能夠了，但總覺得不安全，不保險，擔心萬一出現各種事。最終挾著首都政治優勢，上各種各樣的找水項目。」前述接近北京市水務局高層的人士說。

　　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環科院生態研究所前所長高吉喜，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認為，北京雖然獨創了地表水、地下水、再生 水、過境水、雨洪水和外調水六水聯調模式，充分挖掘了各種供水潛力，但從長遠角度講，「南水北調」、北引黃河和海水淡化等外源性輸水工程存在不確定因素。 北京供水還是得儘量「自力更生」。

　　高吉喜認為，北京自身首先要節水。雖然北京萬元GDP耗水量由2001年的104.9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29.4立方米，用水效率國內領先，但最缺水的北京就應該匹配最嚴格的用水制度。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認為，北京有作為首都的政治地位，為保證其供水而從外地調水，很多地方不願意也得服從。這導致北京雖然 缺水，北京人卻沒嘗到過一些中小城市每天限時供水的苦處，沒有水荒的感受，用起水來大手大腳。北京各種調水工程用的多是公共財政的錢，用水者沒有分攤，就 不會特別珍惜。

　　除建議使用經濟手段，如提高水價，程曉陶認為還應通過教育、立法等手段來規範用水者的行為。「在澳大利亞，大旱的時候如果洗車不是在綠地上洗，鄰居看見了就可以去告你，因為這樣是違法的。」

　　高吉喜還建議，北京應該建立首都大水源涵養區，通過生態的方法讓永定河、潮白河以及北京地下水恢復水量，增強北京自身供水能力。

　　他的理論依據是，北京近年通過對周邊郊區造林綠化，使市轄區內每平方公里的水源涵養量達到了22.49萬立方米，為轄區外的2.1倍。如果北京 對上游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也進行同樣的水源涵養，整個上游流域的水源涵養能力就可增加到143.32億立方米。即使保守一些，這些地區能達到北京效果 的三分之二，也可把水源涵養能力提高到95.55億立方米。果真如此，這些新增水儘管不會完全流至北京，但會在河流水量和地下水補充方面顯示出巨大效果。

　　高吉喜認為，北京在過去十幾年間，已為「稻改旱」等項目對河北部分地區進行少量補償。如果真的正式搞大水源涵養區，北京未來就要科學測算，更大力度進行補償。

　　而多位人口學家為北京開出的藥方，是「削城」和「調人」。

　　時至今日，北京當初利用政治優勢發展而成的經濟中心地位已基本固化。與長三角、珠三角有連片的較發達城市群不同，北京在中國北方一城獨大，而鄰 近的從地緣上更適合作北方經濟中心的天津，經濟總量遠被北京甩下。河北石家莊等城市，經濟則更為落後。此外，北京的央企總部、金融企業總部的地位也仍然穩 固。在北方，少有城市能分擔北京的人口。

　　因此，有人口學家呼籲，北京應剝離相當數量經濟職能給周邊城市。這樣，就可以通過「削城」以「調人」，北京也可由此跳出調水怪圈。

　　2011年7月14日上午，在北京市水務改革發展工作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劉淇首次提出「以水控人」。 2011年11月，「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規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進入《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十二五」規劃人口問題顧問陸傑華曾向媒體解釋稱，「以水控人」意在讓水資源示警，讓人口數量和水資源、人均用水量「對話」。

　　北京市人普辦常務副主任顧兗州在做客「首都之窗」時指出，將來北京要發展科技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降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

　　以包括水、交通在內的環境資源承載力確定城市規模，正是不少發達國家城市所奉行的。然而，複雜性也許在於，北京的發展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牽涉眾多複雜的政治考慮。在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路途遙遠。

　　近年來，國內藥害事件、藥價虛高、假藥等現象不時出現，藥品安全形勢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對藥品必須有一套專門的管理制 度；另一方面，藥品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商品，必須符合市場規律，由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藥品安全管理其實就是處理好藥品的上述雙重特性之間的關係，使 「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同時發揮作用。

　　解決現階段中國藥品安全問題，亟需在與市場化改革、監管制度重建、治道變革等整體改革同步推進的前提下，修改完善《藥品管理法》，實現制度創新，不能簡單寄希望於嚴刑峻法。

藥品安全問題成因

　　中國藥品安全事故頻發，首要原因在於藥品市場機制扭曲，使市場無法發揮其基礎性作用。首先，中國的藥品生產與經營環節已經高度市場化，但是，由 於醫藥不分和現行的醫療機構管理體制，使藥品使用環節一直壟斷在醫療機構手中，終端用藥者無法做主，公平競爭規律難以發揮作用。壟斷環節成為整個制度的瓶 頸，扭曲整個藥品流通的市場秩序。其次，中國藥品生產企業多達4000多家，數量居世界之冠。這與藥品生產所需要的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要求格格不入， 導致大量低水平重複和惡性競爭，難以形成有序競爭格局。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行政審批過多，每一項審批都會為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提供新的機會。 這在其他受到過度管制的行業已得到反覆證明。由於市場機制在生產與使用環節均被扭曲，藥品安全顯然失去了「看不見的手」所能提供的保護。

　　同時，中國藥品監管體系也存在諸多「失靈」問題。首先，地方政府出於對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父愛情結」，使藥品監管部門的公正執法、獨立監管 受到很多影響。其次，《藥品管理法》的立法目的（監管目標）可以基本歸結為「保障藥品安全」，儘管它也規定了類似於藥品價格這樣的問題，但在實踐中，社會 各界詬病最多的藥價虛高問題與藥品監管部門關係不大；至於保障藥品高投入的回收，不但《藥品管理法》沒有做任何規定，也難以受到藥品監管部門充分關注。過 於有限的監管目標，必然造成實踐中的價值衝突以及無法可依的局面，使有限的監管目標也無從實現。此外，由於缺乏對藥品監管機構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導致藥品 領域惡性腐敗大案時有發生，進一步損害了其公信力、權威性和獨立性。

現行法律之弊端

　　《藥品管理法》對於什麼是藥品、什麼是新藥、什麼是輔料、什麼是使用、什麼是假藥、什麼是劣藥，這些最為基礎的概念都缺少清晰、明確的定義，對於假藥和「按假藥論處」的關係處理也未能保持一致，由此導致實踐中存在很大的認識差異，無法有效打擊各種違法行為。

　　《藥品管理法》過於依賴事前審批和事後的責任追究，對於過程監管的規定非常薄弱，法律依據非常有限。藥品信息披露機制是各國藥品過程監管中最為 重要的環節，但在《藥品管理法》中只有非常簡單的規定，執法實踐中更是充滿各種各樣的阻力。監管部門更願意行使事前審批權和事後處罰權（實質是罰款權）， 不善於也缺乏能力進行過程監管。此外，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經常只在有死亡等嚴重不良反應發生後才予以通報，很難做到快發現、快報告、快調查、快處理、快公 佈。

　　《藥品管理法》重行政處罰，輕民事責任追究。加之中國民事侵權法在懲罰性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等方面的侷限性和民事訴訟機制的高成本、低收益，使 藥品民事法律責任追究機制設計無法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參與對違法行為的監督。至於國外藥品法律中以犯罪加以制裁的行為，《藥品管理法》或者「以罰代刑」， 行政責任吸收刑事責任；或者只規定行政法律責任，使大量應追究刑責的行為逃避於刑事責任體系之外。

　　《藥品管理法》集中規範藥品生產企業和藥品經營企業的行為，對於醫療機構的藥品使用則缺乏實質規定。由於中國醫藥不分，藥品使用環節的80%以 上都集中在醫療機構，但卻長期處於藥品管理部門的監管範圍之外，而衛生部門由於管辦不分，也難以真正監管醫療機構的用藥行為，形成管理真空。

　　《藥品管理法》以行政權力為中心，而不是以風險管理為中心，諸如風險預警、監測和評估，不良反應報告、安全標準，安全事故處置等重要的內容既沒有在實體內容中，也沒有在法律責任部分得到體現。

　　《藥品管理法》對於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行為沒有作故意與非故意的主觀情節區分，明顯不符合法律責任追究的法理基礎；對於違法主體、危害性、 風險程度和監管方式都大不相同的假劣藥「生產」與「銷售」兩種特性不同的行為，也不做區分，以同樣的責任加以追究，其效果可想而知。法律責任規定過粗，不 但沒有產生執法人員創造性適用法律的局面，反而導致裁量權的濫用以及守法主體的守法成本上升，使法律的可預期性目標無法實現。

　　《藥品管理法》雖然授予了藥品管理部門大量的實體性權力（實質應該是職責或義務），但對於這些部門怠於行使權力的不作為或者濫用職權的行為，卻缺乏責任追究的規定，導致有義務可以不履行，或者法律規定的責任難以落實，使法律責任制度失去應有功效。

　　《藥品管理法》簡單照搬《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在處罰種類方面，對於那些實踐證明能夠派上用場的處罰手段（如責令暫停銷售、信息強制披露等）沒有明確規定，難於把握；在處罰適用方面，缺少藥品管理的特點，導致藥品執法與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

　　《藥品管理法》自1984年制定，2001年修訂以來，出現了異地設庫、網購、郵寄藥品、連鎖經營、出口、輔料管理等新情況、新問題，對此現行法律都缺乏規定，有必要盡快修改。

修改建議

　　根據前述分析，《藥品管理法》修改應在如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加大刑事責任的處罰力度和有效性。更有效地發揮民事責任機制的作用，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優化行政責任設計，提高行政執法的有效性，包括確立累犯加重處罰制度；確立對法人和自然人的「雙罰」制度；建立有效的行業禁入制度；優化罰款處罰設定方式；完善沒收制度。

　　——加強行政問責力度，從事後的行政責任追究入手，倒逼管理部門履行法定職責，實現從權力中心到責任中心的轉變。

　　——加強對過程監管的要求，從事後責任追究向事前風險預防，從管理型向服務型，從直接權力行政向信息披露行政轉變，從事後處罰型模式向事前、事中、事後全程信息披露型模式轉變。

　　——對於現行《藥品管理法》中有義務性規範而缺乏法律責任的，應在法律責任中直接銜接上相應的責任；有法律責任規定而缺乏實體義務性規定的，建議其他部分在修改時補充相應的義務性規定。同時，也應加強《藥品管理法》與《實施條例》《流通辦法》等的銜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由於出口疲軟以及房地產泡沫破裂，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放緩。除非能夠推進痛苦的結構性改革，否則增長將長期放緩。

　　在可預見的未來，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中國很可能將會通過迫使銀行進行不盈利的業務，避免對於資產負債表清理和供應方整合十分必要的企業破產。這一舉措將抑制經濟發展。

　　財政或貨幣激勵無法恢復增長。用於刺激經濟的資金將會進入過剩的低效率高通脹的政府固定投資項目。

　　2011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為5000美元。這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是OECD國家收入水平的十分之一。在人均收入達到15000美元之前，中國有潛力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率。然而，似乎很少有人願意接受痛苦的改革以完全實現中國的潛力。

債務過多與需求不平衡

　　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企業和地方政府手中。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的槓桿率並沒有過高。據2011年10月的報告，國內信貸65萬億元，佔GDP的 145%。這一數字本身並不是很高。但是，銀行系統的表外資產以及正式金融機構外的借貸活動會大大增加中國的負債程度。金融機構總資產約為GDP的2倍。 中國官方確認的金融資產約為GDP的2.6倍。這兩個數字表明金融系統外的借貸規模相當大。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總額很可能超過GDP的200%。

　　中國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集中是個大問題。地方政府債務通常是收入的3倍，有些地方超過了10倍。很多沿海鄉鎮企業的債務是當地GDP的2倍還要多。如此高的槓桿率是很難持續的。這兩個部門很可能都無法還清債務。

　　企業債務通常會變成房地產投資，最終又會變成地方政府收入。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收入將面臨很大壓力。這將增加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難度。

　　然而，無力還債並不會導致破產。近來的趨勢表明，儘管地方政府和企業無法償還債務，銀行還是會繼續貸款。

　　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所主導的過度投資已經成為中國支持其需求的主導力量。由於債務積累，用新債務開展更多的投資已經成為保持正流動性的惟一選擇。這種騎虎難下的態勢導致中國經濟與投資的關聯性越來越強。

　　2001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25%。2006年這一數字猛增到了43%，2010年達到60%，預計2011年為65%。過去十年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超過GDP增長四分之三。這一趨勢是瘋狂的。

　　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是供應驅動的，亦即始於政府項目。相關政府隨後就會用其掌握的各種途徑增加收入。由於對政府權力不加限制，家庭部門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壓榨盤剝。高房價、通脹、稅收和各種收費都是為了給政府項目融資。

　　中國的灰色收入佔GDP總量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來自固定資產投資。這種從民眾到少數精英的收入再分配非常不利於社會穩定。何況，不少大規模投資僅僅是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中國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實在經受不起如此大規模的浪費。

必須推動結構性改革

　　從2011年夏天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顯著放緩。歐債危機是導火索，國內房地產泡沫破裂加劇了放緩。房地產泡沫曾經是流動性機器，將房地產開發商 和購房者從銀行獲取的貸款轉換成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再利用這部分收入和銀行貸款開展固定資產投資。流動性機器的故障使很多地方政府停止了固定資產投 資項目。

　　隨著放緩的持續，要求貨幣和財政刺激的呼聲必然甚囂塵上。這種刺激最終又會流入固定資產投資，之後就會是通脹。這相當於對貨幣持有人徵稅，為低效的固定資產投資融資。儘管以刺激政策支持固定資產投資並不合理，但是2012年這種事情還是會發生。

　　中國目前的放緩不僅僅是一個週期性現象，投資和出口增長模式正在走上絕路。全球貿易不可能重回高增長。沒有出口繁榮，就沒有收入可以負擔得起這種低效的固定資產投資。純週期性的政策解決方案不可能讓經濟走出低迷。

　　如果中國想要恢復增長，就必須允許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失敗的企業必須關閉或出售。由於勞動力和資源的短缺，以及環境保護成本的上升，中國的成本結構將持續上升。分散的產業結構是不可行的。將資源整合到合適的地方，可以提高效率，抵消成本上升的影響。

　　此外，中國必須提升價值鏈以應對成本上升。雖然中國的出口居全球之冠，但是美國和德國也沒有落後太多，其勞動力成本是中國的10倍，它們通過做 中國做不到的事情支持了本國的出口。如果中國能夠產業升級，進入德國、日本和美國現在所佔領的市場，中國將會開拓一個很大的市場。當前的工業結構使中國無 法進入高附加值市場，因為企業規模太小，利潤太低，不足以負擔研發費用。如果中國想要提升其產業基地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就必須整合當前分散的產業結構。

　　資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已經嚴重拖累了經濟。政治是中國大多數問題的根源。如果想要提升經濟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就要扭轉這種趨勢。中國應當考慮減少政府在國有企業中的股份，對私有企業開放現在由國有企業所壟斷的行業。

　　如果對需求的支持與結構性改革相吻合，那麼這種支持就是值得的，否則就只是在支持一個低效的、不可持續的經濟結構。任何刺激政策都應該支持消費，而不是支持投資，以此消除結構性失衡。

　　減稅是支持需求的最佳途徑。貨幣刺激或增加財政支出只會支持低效的固定資產投資，讓情況每況愈下。

穩定的代價是滯脹

　　微觀證據表明，中國正在試圖維繫現存經濟結構，而非調整。地方政府對銀行施壓，要求其支持失敗的企業。地方政府債務很可能會續期。企業、銀行和地方政府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會變成殭屍。為了維護穩定而付出的代價就是滯脹。

　　中國面對當前經濟挑戰的態度，非常類似於20年前的日本，強調穩定大於一切。日本已經緩慢地消化了金融泡沫的後果，企業、銀行和地方政府都變成了殭屍。當然，中國以更低的人均收入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滯脹將使數以億計的民眾淪為低收入人群。

　　中國很可能將會自力更生地從低增長階段崛起，因為企業將最終學會用中國的勞動力創造更高的附加值，進口替代和出口擴大可能會接踵而來，貿易也隨 之再度興起。但是，這可能還要等待很多年。除非能很快出台一份條理清晰、前後一致的全面結構性調整方案，否則中國將面臨長期低增長。

　　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美元。由於過度投資，家庭消費只佔收入的三分之一。中國的生活水平仍然相對較低。如果陷入這一低水平陷阱無法脫身，將是一場悲劇。

　　20年前，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經和其他發達國家不相上下，滯脹並不是一個很壞的前景。而且，由於成本較高，日本難以恢復高增長。有人可能會認為，日本在很長的時間裡消化泡沫的後果，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今天中國要做的權衡和當年的日本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國的成本仍然比較低，通過產業升級，高增長是可以恢復的。另一方面，當前的人均收入對大多數民眾而言都太低了。

　　避免破產對股市來說是非常糟糕的。得到銀行支持的失敗企業將會壓低健康企業的利潤，銀行也會遭受可怕的惡果。股市由於利潤率過低將會長期保持低 迷。2012年的某些時候，政府可能會嘗試對股市提供流動性支持，但是其效果將會非常短暫。沒有企業盈利的良好環境，股市無法正常運轉。

　　軟著陸不一定是好事，硬著陸也不一定是壞事。事實上，如果中國現在發生硬著陸，很可能將推動中國進行痛苦的改革，此後經濟將會保持長期繁榮。但 是，現在看來這似乎不可能發生。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因為政府不允許銀行中斷對失敗企業的信貸。在慶祝經濟軟著陸之時，也應當記住所付出的代價。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不過，高鐵這個優勢將很快不再。中國的航空公司即將推出互聯網服務，與外界溝通將不再有障礙。

　　據「中國民航地空寬帶通信系統」項目負責人、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副院長吳旭勇介紹，他們目前已與多家航空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飛機客艙的改裝工作也已經啟動，預計2012年第二季度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該系統由中國民航飛行學院、為邦遠航無線技術有限公司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聯合研製。中國民航局副局長夏興華表示，該系統每年可以為三億人次以上的旅客提供個性化通信服務和航空旅行增值服務，「飛機將不再成為信息孤島」 。

技術模式和商業模式

　　從二十多年前開始，為飛機乘客提供與地面溝通的方式，成為當時的航空公司提高上座率的一大賣點。上世紀80年代末，在各大航空公司要求下，美國 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推出了一項空對地無線電話標準，並在1990年發放了六個運營牌照。但是只有Verizon旗下一家公司推出了產品，按照通話時 長收費。由於使用模擬信號，每次只能支持十個通話。在實際運行中，每次飛行只有二到三個通話，這項服務成為名符其實的擺設。

　　上世紀末，波音技術部門開始嘗試利用自己所擅長的衛星技術和飛機製造技術，為飛機研發一種可以高速接受地球靜止衛星信號的接收器，這就是波音聯接系統（Connexion by Boeing）項目。

　　2001年「9·11」事件前幾個月，波音與三家航空公司簽訂了協議。但是恐怖襲擊和美國經濟後來的衰退，使得美國航空工業嚴重萎縮，三家合作 夥伴紛紛撤出。受成本制約，波音在2006年終止了始於2004年的試驗。這說明通過衛星上網技術模式是可行的，但商業模式不可行。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綜合業務網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易克初告訴財新《新世紀》，飛機要實現通信覆蓋，可以採用衛星鏈路與地面通信網絡連接， 也可以採用地面專用基站向空中覆蓋，直接實現基站與飛機之間的移動通信。目前，衛星通信方式是比較成熟的，但是存在通信容量嚴重受限和通信費用較高的問 題。

　　他說，如果採用基站對空覆蓋方式，則需要建立覆蓋各個航線的基站網絡，可以獲得較理想的通信容量保障，且通信成本較低。另外還可以解決多制式（如GSM、CDMA、TD-SCDMA、WCDMA等）同時在飛機上使用問題。

　　2008年11月，Aircell公司在維珍美國公司的一個航班上第一次推出了基於地面專用基站Gogo空中上網服務，此後AirTran、阿拉斯加航空、達美航空、美國航空都在飛機上引入了這一服務，費用從4.95美元到12.95美元不等。

　　到2011年底，Aircell總共給全美大約1500架飛機安裝了上網設備。預計到2012年底可以達到2000架。不過波音的 Connexion也並沒有完全失敗。經過一系列改進，這一系統開始獲得航空公司的青睞。在亞洲，新加坡航空、國泰航空和日本航空都採用了波音的這一系 統。

　　目前，美國的Aircell和Row44，以及在歐洲和中東運營的瑞士OnAir都可以提供空中上網服務。為了實現全國的覆蓋，Aircell 在美國全國建立了大量天線指向天空的基站。在飛行途中，飛機上用戶的WiFi流量經高通公司的機載調制解調器，傳輸至中興通訊的CDMA EV-DO基站。

　　由於幫助Aircell實現了高空EV-DO網絡的成功運營，中興通訊獲得由CDG（CDMA發展聯盟）頒發的年度CDMA網絡技術創新大獎。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傳輸部總工程師董曉魯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天線指向天空的基站，和普通的基站差別不大，而且空中接口的技術是現成的，但是功率要調 整。好處是沒有阻擋，不像地面基站有高樓大廈的阻擋。

　　2011年3月，Aircell推出第二代機艙內上網業務計劃，在無線設備升級後的飛機上，上網速度將是以前的四倍。即便如此，由於這套系統需要依賴地面基站的通信，對於需要跨洋飛行遠程航線來說，就無法提供網絡服務。

　　而用Ku波段地球靜止衛星的Row44系統則沒有這種限制。這些衛星一直是用來發送衛星電視信號的。但由於這些衛星是在赤道上運行，如果飛機路線靠近極地，通信質量難以保證。

　　OnAir是空中客車公司與SITA公司合資成立的通信公司，其目的是為跨洋航班提供上網服務。雖然之前波音Connexion項目一度擱淺，但OnAir通過與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合作，解決了前者當時遇到的許多問題。

　　這是因為跨洋飛行的所有飛機都已經安裝了國際海事衛星接收器，只需要再增加很少的設備就夠了。目前OnAir使用的是國際海事衛星的第四代全球寬帶網絡（BGAN），每架飛行的下行速率可以達到432Kbps。

　　雖然海面上沒有信號是空地對話上網模式最大的缺陷，但Aircell公司也在設法彌補。該公司CEO傑克·布魯曼斯坦（Jack Blumenstein）說，他們已經可以保證在飛機距離海岸300公里-400公里的時候，網絡仍然可以不中斷。

　　國航相關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總體上衛星方式的通信不受地域限制，但其成本比較高，包括機載設備和後繼的通信運營成本；而基於地面基站的空地通信方式受地域限制，其成本總體上較衛星方式低。「目前這兩種方案，國內運營商均在推進過程中。」

安全第一

　　實際上，早在2007年，深圳航空就曾與瑞士OnAir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宣佈將在2008年奧運會前推出客艙通信服務；海航宣稱將在飛機上安 裝OnAir公司提供的GSM機載移動通信設備、衛星通信組件和天線等設備，每架飛機的改裝費用約為450萬元人民幣。但這個項目最後無疾而終。

　　業內人士透露，民航總局擔心威脅航班飛行安全是該項業務被叫停的主要原因。2011年3月，海航又宣佈與中國電信簽訂合作協議，嘗試客艙通話、上網等信息服務。其中飛行上網業務計劃首先開通國內部分航線，然後逐步擴展至海航全部航班。

　　2011年11月15日，國航開始在北京-成都航班的波音737-800飛機上試驗機上無線寬帶系統。但這只限於訪問飛機上局域網的娛樂節目和旅行信息服務，而不能訪問互聯網。

　　國航宣傳部長朱梅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技術上各大航空公司都具備提供上網業務的能力，但現在只能提供機內無線局域網服務，對於地空通話是否放行，不是航空公司和運營商能夠決定的。

　　對於海航與電信的合作，民航局適航司司長張紅鷹曾經表示，電信運營商首先需要提交足夠的證據，證明其機上通信設備安全可靠。

　　國航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機載設備安裝至飛機之前首先要通過民航專業的設備認證，只有通過認證的設備才被允許安裝在飛機上。同時，在安裝之前還要進行嚴格的地面電磁干擾測試，確保不會干擾到飛機上其他設備。

　　易克初透露，目前國內正在嘗試使用CDMA EV-DO進行航線覆蓋。業界也正在研究使用第四代移動通訊系統（LTE）做航線覆蓋，可提供更高的下載速度。目前，中國電信已經在成都至北京的航線建成四個地對空基站，到2012年初總共將建成17個基站。屆時絕大部分乘坐這條航線的乘客都能實現在飛機上打手機、上網。

　　根據計劃，未來幾年中國將陸續架設近千個地對空基站，「中國民航地空寬帶通信系統」將覆蓋國內各大航空公司國內航班的所有航線。

　　一號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發的第一份文件。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曾連續五年發佈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極大推動了農村改革。自2004年至今，決策層又連續發佈「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以示對農村改革的重視，已成為慣例。

　　農業部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對財新《新世紀》說，每年一號文件都會提及農業科技，但聚焦科技尚屬首次。

　　2012年1月8日，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在「第二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中央一號文件共包括六個部分，其中有三個部分涉及農業科技。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今年一號文件的主題是「強科技、保發展，強生產、保供給，強民生、保穩定」，前兩條是重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根本落腳點是「保證農產品供給」，而科技是重要手段。

發展瓶頸何在

　　農業部一直推崇以「科技進步」建立現代農業，轉變生產方式。中央著力強調「科技促發展」，很大程度源於對原有生產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的擔憂。

　　從糧食以及棉花、蔬菜等主要作物的生產情況和農民收入情況看，近幾年農業發展仍呈上升態勢。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顯示，至2011年全國糧食總產 量已是連續第八年增產，達到57121萬噸，比上年增長4.5%；單產水平創歷史新高，連續五年保持在1萬億斤以上；棉花、蔬菜種植保持穩定，農產品全面 增產；農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實際增長11.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年的3.23比1縮小為3.13比1。

　　然而，有專家分析，中國糧食產量雖然八連增，主要是通過擴大耕種面積實現。2011年中國糧食種植面積達16.6億畝，比2010年增加1000萬畝左右。宋洪遠說，中國人多地少，靠擴大面積提高產量越來越難。

　　此外，水資源、勞動力資源短缺加劇，各種生產資料價格亦面臨上漲，農業不但遭遇產量瓶頸，更面臨增產不增收的困境。

　　農作物產量仍是現階段中國官方衡量農業發展水平最重要指標。農業部2011年制定了未來五年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規劃，提出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主 線，確定「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首要目標和「農民持續較快增收」的中心目標。宋洪遠認為，保障糧食安全需要增產增效，增產增效則會帶動農民增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認為，中央從加大投入、強化物流、取消稅負等方面做了多方努力，落腳點仍是保障農產品的供給。這也是發展農業科技的根本目的。

　　宋洪遠表示，由於資源、物質的約束越來越大，只能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實現上述目標；而提高單產主要依靠品種和技術，因此主要靠科技「培育種子、化肥、農藥、農機」等新產品，這也意味著科技投入必須要加強。

如何彌補投入不足

　　雖然決策層始終強調科技對於農業發展的重要性，但農業科技在中國長期以來並未得到充分應用。

　　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徐慶國在2010年發表的《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應用的現狀及對策》一文中指出，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有30%-40%，遠 低於發達國家65%-85%的水平；政府財政對農業科技與推廣應用的投資不足農業總產值0.17%-0.27％，遠低於發達國家0.6％-1.0％、發展 中國家0.5％左右的水平。

　　與此有關，今年一號文件承諾要「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政策支持」。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具體方式主要是加大農業財政投入和金融支持，「農業科 技投入確保增量和比例都有提高」，科技投入著重於提高農業物質裝備條件，如農田水利建設、耕地質量、機械化耕作、農業生態環境等方面。

　　不過，對於將增加多少財政資金投入，金融將給予哪些方面的支持，文件並未詳述。

　　針對農業科技與生產和農民實際需求脫節，一號文件強調，科技創新應面向產業需求，把保障農產品供給作為主要任務。具體應「圍繞資源利用率，實現增產與增效並重，良種與良法配套、農藝與農機結合」。

　　文件還提出要加強農業基礎性、前沿性科學研究，抓好生物技術特別是優良品種培育，搶佔農業高技術領域的制高點；同時加快科研體制改革，要把公益性服務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結合起來，打破部門、區域界限，整合產、學、研資源。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科技部和農業部主導下的農業科技創新，主要包括農業生物基因調控、有害生物控制、農業安全等方面，強調「良種培育、 節水灌溉、農機裝備、新型肥料、疫病防控、新型農藥、加工儲備、循環利用」等具體技術項目。宋洪遠分析，「科技興農」的戰略將較多惠及 「良種培育、節水灌溉、農機裝備、新型肥料」等產業，尤其是現代種業和農機裝備業。

　　誰是農業科技應用的主體？從一號文件的思路看，仍強調「家庭經營任何時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文件提出要加強以往農業部門設在基層的農經站所的 公益性農技推廣；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令其為農戶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產經營服務。同時文件也表示不排斥市場化力量，「鼓勵工 商企業為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後服務」。

　　至於科技推廣，一號文件專門著墨，規定農業科技包括「科技創新、技術推廣、教育培訓」三部分。「只有通過培訓，技術得以推廣，才能發揮科技在農業中的作用。」宋洪遠說。

難以治本

　　不過，科技大規模應用於農業，尚受到現有制度重重約束。最大的約束是目前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的生產方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李國祥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雖然科技是解決農業發展落後的根本，但在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方式下，農戶對新技術應用的積極性不高。

　　李國祥說，規模經營更能體現科技的效果。比如一畝地用新品種能增產50斤，100畝就增產5000斤，如果只是種十幾畝，增產效果就不明顯。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黨國英分析說，作為既定政策，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應該堅持的，但現在農村主要由婦女和老人在家務農，出現了務農兼業化。

　　一號文件對此亦有提及。文件指出，為適應農村「農忙缺人手、老齡化、兼業化」，鼓勵和引導農戶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不過，文件也強調，並不提倡「工商企業大面積、長時間直接租種農戶的土地」。

　　經濟學者茅於軾認為，一號文件確定發展農村科技思路是好的，但科技要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前提是有市場將科技商品化。他認為農村科技市場化需要 有籌資機制，發展金融市場；要有企業組織生產，特別是要放開土地要素，實現資源暢通無阻的流通，給予農民土地產權，按照用途管制原則，使每一塊土地都能發 揮最大用途。但他也表示，目前受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制約，農村土地還很難自由流動。

　　在此前提下，不少學者擔心農民並無動力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尤其是應用現代科技。李國祥認為，投資農業科技會帶來產量增加，但投資成本隨之加大。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產量增加帶來的收益並不明顯。

　　「再加上現有政策對土地流動的制約，難以形成規模經營，農民對科技投入和應用並無太大積極性。」李國祥說。

　　從建設部部長姜偉新最近的講話，以及北京市最近推出的住房批量評估政策，可看出，房產稅已是如箭在弦。房產稅的推出之時，或是備受詬病的限購令退台之日。用稅收政策代替行政手段，是市場經濟應有之義。

　　但是，具體到房產稅的估值、徵收對象或最終用途，我們還需具體分析。目前國內施行房產稅的兩個城市——上海和重慶，其徵稅體制都存在不少問題，在業界學界也引起很多批評。要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房產徵稅系統，需要一些技術上的考量。

　　所謂公平，核心是房產稅的徵稅對象。上海和重慶的徵稅對象是新購房屋，對已有房產既往不咎。重慶是對單價超過一定標準的奢侈房徵稅，而上海是對 超過一定平均住房指標的多餘部分徵稅。這兩地的辦法，都有些簡單、粗暴、原始。房產稅，作為財產稅的一種，當然應根據財產的價值進行稅值評估，而且應以家 庭為單位。建立批量房產評估系統，是對房產公平徵稅的第一步，目前在北京、杭州、深圳都已建立了比較先進的評估系統，推廣到其他大中城市應該沒有技術障 礙。

　　所謂公正，是指稅率的確定。從國外（尤其是美國）經驗來看，對房產徵稅，或從廣義上來說是對財富徵稅，是政府提供各項公共服務，進行財富轉移的 重要手段。稅率過高，會抑制經濟發展，且容易在政府部門滋生腐敗；稅率過低，則沒有足夠的資金提供教育、交通、福利設施，對解決長期貧窮的問題相對不利。 美國房產稅最高的新澤西州（稅率為2%左右），州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率都是有名的；而稅率最低的路易斯安那州，房產稅率僅有0.18%，其教育水準非常低 下，也是全美有名的窮州。目前全美的平均房產稅率為房價的1%左右，從實施效果來看，這個稅率基本上能滿足公共支出和經濟發展的平衡。為了抑制投機，可以 考慮累進稅率，即對擁有超過實際需求房產的樓宇收取更高稅額。

　　所謂公開，不僅指評估結果的公開，更是稅務收入、稅務去向的公開。在美國大部分的州縣，房產評估結果和應繳稅額，都可以在公開網站上查到，所以 基本不用擔心官員們為了給自己少報稅而壓低估價。如果一個官員住著超過自己收入能承擔的豪宅，那不用記者調查，左鄰右舍就可以披露了。收稅，是由公民投票 通過並賦予政府的權力，但並不應成為官員斂財的工具。房產稅的去向公開，和更大程度上的地方財政公開，都是對政府有效監督的手段。在美國，房產稅基本上投 入到教育中，所以好學區的房子房價貴、稅額高，房主也沒有太多怨言。

　　當然，在具體實施上還要考慮一定的靈活性。房產稅率對初次買房者有較大的影響，可能與其經濟能力相對薄弱有關，但是對已購房者的退出意願則沒有太大關係，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們已內生化這一持有成本。

　　出於這一影響，對於初次買房者，可以考慮對他們進行稅率下調或一定期間的稅務減免，以此來減少年輕家庭的財務負擔。而對於缺乏其他收入的退休人群、中老年房主，可以考慮以反向貸款（Reverse Mortgage）的形式以房養稅，在其有生之年避免增加其支出，但在其不再擁有房產時則需要將房屋變現，償還貸款。

　　房產稅只是房產政策中的一項，雖然非常重要，但並不能獨立成為解決中國房地產痼疾的靈丹妙藥，還需要和其他的房產政策，如鼓勵建立完善的商業出 租房行業，對低收入人群提供貨幣形式的住房補貼，以及其他的宏觀經濟政策，如利率、貸款、收入稅制度等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走向健康、長 期、穩定發展的軌道。

　　作者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金融學及房地產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