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李兆峰再戰缸湖-中國農業生態(8166)

昨晚10點23分,中國農業生態(8166,前藍帆科技)宣佈透過附屬Prima Target Limited向Lion Legend Holdings Limited認購Kingbridge Investment Limited可轉換債券,作價1,800萬元,該批債券可換為兆峰陶瓷(北京)潔具有限公司6.71%股權,中國農業生態以發行等額之可換股票據支付,換股價3.75仙,最多可發行4.8億新股,佔擴大後股本16.53%,接近一般授權可發行16.67%擴大股本的規定。

據公告資料顯示,兆峰陶瓷(北京)潔具有限公司總部位於北京,並為全套陶瓷潔具產品的領先生產商及銷售商之一,產品包括抽水馬桶、便盆、洗滌盆、浴缸及龍頭。該品牌注重於產品設計,結合當代設計與先進技術,所生產的產品不但功能實用,而且造型美觀。

兆峰的客戶群包括廣州富力、恒基兆業地產、喜來登、萬豪及北京大學。此外,兆峰於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杭州、長沙、南昌、海口、南京、溫州及寧波均設有展廳。

至於持有兆峰陶瓷(北京)潔具有限公司的持有人,因缺乏資料,尚未查得,但工商登記資料卻露出了端倪:


相信有20年股齡的朋友應該認識李兆峰先生。

李兆峰在1984年向父親借100萬元成立兆峰陶瓷,其後快速發展,在1993年正式上市,上市編號為395,因屬中國行業龍頭,且藉對外收購快速發展,股價大幅上升,市值一度超過30億。但因為發展過速,且旗下德國公司無法上市,故公司資金短缺,陷入財務危機,其後旭日國際(393)楊釗先生想拯救,但最終失敗,2001年正式除牌,他亦因在公司財困前大量出售股票,內幕交易罪成,賠款2.2億。

但在兄弟的幫助下,他購回今次這業務,並藉這業務東山再起,從公司資產可看出,其資產2010年大幅增加約7億,但盈利只有約3,000萬,可見他借了不少錢,今次換股目的相信都是借此平台集資一些錢解救危亡了。中國農業生態亦藉此交易製造概念集資。

在此岔開一筆。李氏家族在2002年,把旗下製藥資產組成李氏大藥廠業務在創業板上市,編號8221,並在2010年5月轉主板,編號950。

更多資料可參考這兒:

http://realforum.zkiz.com/thread.php?tid=29655

兆峰 再戰 戰缸 缸湖 中國 農業 生態 8166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01

看不見的水荒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15_all.html

  在中國,一個城市正式提出「水資源儲備」這個概念,可謂未雨綢繆。

 

  這個城市,正是首都北京。

  2011年末,《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發佈。在這份規劃中,供水系統作為最重大基礎設施之一,居於重要位置,而「水保障」「水儲備」這兩個概念屢屢被強調。

  北京勾畫了宏偉的供水藍圖——建成10億立方米「南水北調」水、10億立方米再生水兩大穩定水源,以緩減北京水資源緊缺形勢。

  在水資源保障之外,規劃還重申「水資源儲備」——北京正式提出這個詞是在2011年初的《北京「十二五」規劃》中——與糧食儲備、石油儲備等公眾熟悉的詞語不同,水儲備幾乎是北京創造出的一個新概念。

  由這兩份規劃清晰可見,北京並不滿足於「南水北調」進京,還將開展海水淡化進京、岩溶水開發,未來還將實施北引黃河工程。原本缺水的北京,在規劃中卻將成為一個豐水的北京。

  北京缺水由來已久。世界上大國的首都,無不有大江大河作為水源依託,但北京是個例外;中國歷史上其他古都也擁有大江大河,北京又是個例外。

  這種例外,讓北京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49年之後,北京已出現多次用水危機。為北京找水,是每屆北京市政府的頭等大事,甚至也是國務院大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現代北京史,就是一部找水史。

  北京市水務局副局長潘安君認為,北京是全世界水源供給最複雜、最艱難的大城市。自2011年5月以來,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不足國際公認的缺水警戒線人均1000立方米的十分之一,成為中國最「渴」的城市。

  近十年間,北京城以規劃者難以想像的速度「長大」,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1360餘萬人飆升至2000萬人,且增勢不減。一場水源與城市規模的博弈還在繼續。

  多位受訪的資深水利、環境學家認為,這是一場沒有盡頭的競賽。真正的問題是,這種競賽從一開始就不是正常的:一邊是北京利用其首都的政治地位低成本發掘新水源;另一邊是北京脫離水源承載力超常規發展。

  北京的水問題為何成為大國之都的頭等大事?北京找水格局是如何一步步演進至今?北京未來能否走出一邊找水一邊擴城的怪圈?釐清這些問題,關乎北京未來走向。

全新北京水格局

「十二五」期間,北京供水將出現兩大新「主力軍」:「南水北調」工程供水10億立方米、再生水供應10億立方米。這兩大「主力軍」將為北京供應至少一半的水。理論上,北京地下水可以休養生息了

  至遲到2015年,北京的供水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為公眾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北京水格局。

  在水保障方面,規劃提出:到2014年形成「南水北調」、密雲水庫、官廳水庫以及地下水、再生水聯合調度的多元化水資源保障體系,緩解水資源緊缺形勢。

  北京市最近五年的年用水總量約為35億立方米。密雲水庫只能供給不足6億立方米,再生水供4億至6億立方米,其餘25億立方米左右主要來自地下水。

  一位接近北京水務局高層的水務人士向財新《新世紀》形象地解釋說,北京「十二五」(2011年至2015年)期間,供水將出現兩大新「主力 軍」:第一支是外援——「南水北調」工程供水10億立方米;第二支是內援——再生水供應10億立方米。這兩大「主力軍」將為北京供應至少一半的水。

  兩大「主力軍」將極大緩減北京「常規軍」——地表水、地下水的壓力。兩大水庫——官廳水庫和密雲水庫——未來每年可供5億立方米的水,那麼地下水只需供10億立方米,每年可以少采10億至15億立方米。北京地下水可以休養生息了。

  這一新格局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60餘年來,北京城看不見的水戰爭一直在進行。對地表水竭澤而用,對地下水大規模超采,欠下大筆環境債,時刻面臨缺水的尷尬局面。

  再生水是指污水經處理後的達標水,一般可用於廁所中水系統、城市綠化以及河流生態用水等。受缺水現實逼迫,北京於2003年開始建設再生水廠,至2011年再生水利用量已達6.8億立方米。未來四年內,北京計劃將再生水年利用量擴至10億立方米。

  上述水務人士還透露,「十二五」期間除了兩大「主力軍」、兩支「常規軍」,北京還將打造至少三支「預備軍」,即海水淡化、岩溶水開發以及北引黃河工程。

  本次規劃中的水保障,與上述人士的說法大體一致。規劃具體表述為:「結合南水北調通水,比照糧食安全儲備模式,研究建立北京水資源安全儲備制度。完善海水淡化前期工作和岩溶水資源勘查評價,做好工程建設的前期儲備。」

  雖然未提到北引黃河水,但北京水務局高層近年已多次向外界吹風,稱近兩年將上馬北引黃河的相關工程,預計每年引水3億立方米。

  在北京供水將迎來新格局的背後,是城市規模與水資源競賽升級。時間進入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萬大關。儘管北京通過外調水和再生水兩條途徑,新增供水近20億立方米,但新增水量也恐將被新增人口所吞噬。北京仍將是一個極端貧水城市。

  沒有跡象表明北京在未來數年會停止人口大幅增長。近十幾年來,北京一直試圖控制人口規模,但目標屢設屢破。2003年,國務院批覆《北京城市總 體規劃(2004-2020)》,其中明確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萬。北京市政協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2006年起的四年內,北京人口年均 增長54.3萬人,70%是流動人口。調研組預測,按這種態勢增長,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預計將達2500萬人。

北京水真相

北京並不高的水價能維繫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靠其政治地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四處調水的結果

  北京是一個缺水的城市。不過,這只是一個概念。現實生活中的北京居民,很少有缺水的切身感受。

  數十年間,北京市民擰開水龍頭,很少有不出水的事。從水價看,北京每立方米水4.6元已為全國最高,但在長三角二線城市寧波、無錫、常州等豐水城市也突破3元的背景下,北京水價並不算高。幾十年來,北京的多數企業也少有被限制用水的經歷。

  外地人來京,不僅感覺不到北京缺水,還會有北京豐水的錯覺。近兩年,乾涸多年的東郊潮白河以及西郊永定河,也恢復了蕩漾碧波和眾多與水相關的景觀。以前、中、後海為代表的數十個城市湖泊,總是水美景秀。

  然而,「水北京」僅是一個美麗的假象。很少被官方提及的事實是,北京市內的自有河流、湖泊,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基本斷流、乾涸。之所以現在還成為景觀,全系外引水及再生水之功。

  比如,以長安街為界,北部的圓明園、頤和園、前中後海等,用的主要是經京密引水渠調來的密雲水庫的水,而這個水庫的水主要來自河北省;長安街以南的河流、湖泊,則都是再生水注入造景。如果細算這些景觀成本,其造價高得驚人。

  北京的母親河永定河,近幾十年來也被吃光榨盡。

  上世紀50年代,官廳水庫將北京母親河永定河截斷,致使北京石景山區三家店壩址以下河段長年斷流,河道乾涸。如今的永定河盛景,是用170餘億元人民幣堆起的再生水人工大型湖泊景觀。

  北京人對密雲水庫感情深厚,都知道京城飲三杯水,其中有一杯來自密雲水庫。但密雲水庫之下的潮白河段,數十年間已基本乾涸。目前的潮白河水面,是用溫榆河調來的水,在幾道橡膠壩間蓄起的景觀湖泊。

  如今的京城供水,三分之二依賴地下水。一個可悲的事實是,超采地下水數十年後,北京已處於一個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鬥上,地面沉陷等生態問題隨時威脅著安全。

  隨著數十年來的不斷膨脹,如今的北京已成為一隻吸水巨獸。除了依賴官廳水庫、密雲水庫及超采地下水,北京歷年來多次從河北、山西調水;當下正在實施的「南水北調」工程,也讓湖北、河南兩省付出沉重的經濟和生態代價。

  未來,北京還要實施引黃工程。而黃河早已不堪重負,若不是人工調節,早已成為斷流之河。

  此外,北京還打算開展海水淡化項目。這在巨大工程代價之外,還會引發渤海海水咸化等生態問題。

  由此可見,北京並不高的水價能維繫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靠其政治地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四處調水的結果。

水荒初成

在歷史上,北京城自有水源每年水量僅數千萬立方米,對於古代不足百萬的京城人口來說,勉強夠用。1949年之後,隨著人口的膨脹,缺水與新都建立如影隨形

  放眼全球,大城市都依託大型河流而發展。如巴黎有塞納河,倫敦有泰晤士河,首爾有漢江。中國歷史上的其他五大古都,也有自己的大型河流,如西安有渭河;南京有長江;杭州有錢塘江;洛陽、開封也分別有洛水和黃河。

  1949年,新中國將北京確定為首都。當時的北京區域,只有長河、蓮花河、清河、壩河等小型河流,全年地表水總量僅為5000萬立方米左右。1975年左右,隨著北京地下水的開採,北京的地表徑流基本斷流。

  當初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卻要在幾十年之後向它的居民每年供水近40億立方米。

  事實上,北京雖有3000餘年的建城史,但直至最近1000年內的公元1153年,才第一次有了像樣的發展。是年,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在這裡建立金朝,號為中都。水利學者和歷史地理學者研究發現,相比西安、南京等古都,歷史上北京城市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是水源短缺。

  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指出,北京其實也是逐水而建的城市。金中都建於今日北京南城蓮花池以東,依傍永定河支流蓮花河。1260年,元朝在北京建大都,是依託北部的高梁河。明清兩朝,均建於高梁河區域。

  蓮花河是永定河支流,由於永定河改道北京西郊,至元朝時水流已較弱。高梁河是潮白河支流,後經人工開挖,北京西北海淀台地上的玉泉諸水也匯入該 流。因此,在歷史上,高梁河是北京城最重要的自有水源,但其每年水量僅有數千萬立方米。雖然細小,對於古代不足百萬的京城人口來說,勉強夠用。

  千年歷史過眼煙云,河流湖泊亙古不變。1949年後的都城,就在這樣一個缺水地帶鋪展開來。對於新中國來說,流淌了數千年的這點北京地表水,只夠維持城市景觀和少量飲用水。

  歷史學者研究發現,清朝末年,北京僅有人口72.8萬人左右;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北京人口發展至156萬人左右。建都之後,短短數年之內,北京人口便驟然增至數百萬。至1958年,北京人口已達660萬人。缺水與新都建立如影隨形。

  隨著新中國首都建設展開,至上世紀70年代,北京人口更達八九百萬之眾,比清末人口增了10多倍。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北京多次發生大旱,其中1972年大旱後開始大采地下水作飲用水源。

  1975年前後,北京原先的地表徑流基本斷流,眾多湖泊日漸乾涸。為北京增水迫在眉睫。

  京城東西「二龍」——西郊的永定河、東郊的潮白河,剛一建國就被確定為北京新水源。這是順理成章的選擇。歷史上,多個朝代在解決北京水患(主要指漕運、農業灌溉)時,都會在「二龍」上做文章。

  史料顯示,新中國在1950年至1958年間,曾五次擴界,市域由700多平方公里擴至16000平方公里。一位熟悉北京水務的專家回憶稱,擴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將永定河和潮白河劃入北京市境內。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親河,也是海河五大河中最大的一條河流。這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依然有年徑流量20餘億立方米的季節性河流,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一再改道。其故道曾流經現今北京中心城區多個地方。北京小平原的形成也賴其功。

  潮白河也是海河五河之一,歷史上年徑流量達10多億立方米。

  1951年,永定河上,位於河北懷來境內的官廳水庫開建。這是新中國第一座水庫,設計總庫容達41.6億立方米。1954年前後,官廳水庫建成。

  1960年,密雲水庫在潮白河上建成,庫容高達43.6億立方米。至此,北京用兩座水庫鎖住「二龍」。

  隨後數十年,「二龍」之水通過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汩汩流向北京。當時多數水利界人士都以為,「二龍」進京後,京城再無缺水之憂。

  但事實上,北京水危機遠未結束,甚至才剛剛開始。

竭澤官廳、密雲

隨著北京成為政治、經濟中心,兩庫之水很快跟不上需要,而永定河和潮白河則付出了斷流的代價

  然而,就在兩座水庫興建的同時,北京城開始向工業化的方向發展。上世紀50年代末,在前蘇聯援助下,北京工業快速發展,朝外棉紡區、東南郊機械 化工區、酒仙橋電子工業區等先後興起。之後數十年,北京得首都之利,眾多工業央企和相對優質的工業企業紛紛落戶。北京不僅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 了全國經濟中心。時至今日,北京依然是北方惟一的經濟中心。

  以今日的眼光看,在北京這樣的缺水之地建都,應當預見到北京不能上馬耗水工業,並應該考慮如何應對大量湧入的人口。在後來的發展中,這兩者都被 現實所驗證。不僅如此,上世紀70年代,在「抓革命促生產」風潮之下,北京還在郊區推行農業大發展,甚至一度種植耗水作物水稻。

  如此鋪張之下,「二龍」之水很快就供不上北京城的需要。1980年、1981年,北京連續乾旱,地表水衰減嚴重,官廳、密雲兩水庫來水量也大為下降。

  一位北京水務專家回憶說,1981年,國務院曾召開京津用水緊急會議,相鄰省份和相關部委參加會議。會議決定,密雲水庫此後將不再為天津、河北供水,專供北京。

  而北京自身,在之後的20年中,用水策略被迫改為「保生活、壓工業、棄農業」。上述措施,此後十幾年間起到至關重要作用。兩大水庫蓄水有所增加,1994年密雲水庫一度蓄水至30多億立方米。

  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中國北方各省工業、農業耗水日漸增加,加之北方地下水過度採掘,永定河、潮白河的年入庫水量逐年遞 減。官廳水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有十幾億立方米的年來水量,至世紀之交已不足1億立方米。水少又疊加污染,該水庫於1997年退出北京水源行列。而密雲水 庫至2000年左右,年入庫水量由10多億立方米降為三四億立方米。

  北京用水告急,國務院被再次驚動。2001年2月7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原則同意水利部和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1世紀 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朱鎔基指出:「解決首都水資源問題非常迫切,應將規劃期由原來的十年縮短為五年。」

  在北京水務界,此規劃的核心內容被形象地稱為「保密雲,救官廳」。規劃對兩庫危機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五年內投資221.47億元,在官廳水庫、密雲水庫上游的河北、山西等地推行工業、農業節水措施,增加水源林涵養,降低水污染;在北京市也推行類似措施。

  據知情業內人士稱,上述投資後來基本完成,但收效不彰。

  例如,規劃計劃在2005年,實現官廳水庫正常年份入庫3億立方米水,特枯年份入庫0.6億立方米以上。但是,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數據顯 示,從2006年到2009年,連續四年,官廳水庫入庫水量均在1億立方米以下,分別為0.96億、0.67億、0.80億和0.22億立方米。而密雲水 庫,規劃計劃在2005年實現年來水6億立方米,但近年僅為3億立方米上下。

  時至今日,兩水庫再也無法負擔北京用水大任。兩水庫救京之舉,卻讓「二龍」走向逐漸斷流的命運。

  國際上通常認為,對一條河流水量的利用,不能超過30%,超過則影響其生態功能。但北京對「二龍」幾乎是「吃乾榨盡」。由於潮白河、永定河的斷 流,加上天津引灤工程對灤河水的搾取,今日的海河流域的生態基本陷入絕境。污染異常嚴重,年入海水量比建國以前少100多億立方米,在一定程度上使渤海變 咸,誘發了渤海生態問題。

超采地下水

北京全市十多年來超采的地下水超過56億立方米,相當於抽乾了2800個頤和園昆明湖。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當時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而現在北京建成區面積才1040平方公里

  北京小規模開採地下水始於民國時期。1949年後,官廳、密雲兩水庫一度緩解用水緊張局面,所以直到1972年遭遇大旱,北京才開始大規模開採地下水。

  此後,城區地下水開採與兩庫地表水利用呈此漲彼消態勢。至2000年前後,北京市共打生活井1萬多眼,工業用井近5000眼。知情水務人士回憶說,至上世紀90年代,地下水已超過地表水,成為北京主要水源。

  據2008年北京地勘局《南水北調進京後地下水蓄養戰略研究》報告,至當年,地下水約佔北京市用水量的65%。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北京市每年地下水開採量維持在25億立方米以上,高峰時達到40億立方米。

  《人民日報》2010年12月下旬的一篇報導顯示,至當時北京已經連續12年乾旱,水資源緊缺問題更加突出。北京市水務局局長程靜說,全市十多年來超采的地下水超過56億立方米,相當於抽乾了2800個頤和園昆明湖。

  受多年連續超采影響,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當時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區。而現在北京建成區面積才1040平方公里。

  除常規的地下採水,自2003年以來,北京還先後在郊區建成至少五個地下應急水源地。據稱,應急水源地的初衷,是保證在2010年「南水北調」工程完成之前,避免超采地下水、擠佔農業和環境用水,緩解北京水資源緊缺。

  原本,這些地下應急水源地的水源具有易采難補特性,應遵循「采二停三」原則。但北京水務局副局長張壽全的一篇論文顯示,懷柔應急水源工程於 2003年8月30日建成以來,因為北京持續缺水,在開採兩年後並未停采,而是連續供水五年,累計供水5.4億立方米後才停采。該論文稱:「連續供水五年 後,該應急水源已接近極限,淺層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一些淺層農業井暫時報廢。」

  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事實是,儘管北京市最新規劃稱,在「十二五」期間才進行岩溶地下水開發的前期工作,但事實上,2003年北京已借應急供水名義,開採數處岩溶水。

  北京水務局潮白河管理處周嶸等人發表於2009年的一篇論文透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市(岩溶水)的年均開採量已超過2.5億立方米。」

  如果此數據屬實,則意味著北京在未完成岩溶水資源勘查評價、未做好工程建設前期準備時,就開採了理論上年可開採量5億立方米的一半。

  岩溶水是指賦存於可溶性岩層的溶蝕裂隙和洞穴中的地下水,又稱喀斯特水。其最明顯特點是分佈極不均勻。北京地質勘探部門上世紀末作出結論認為,北京每年有5億立方米的岩溶水可開採量。

  國內不少水利、環境專家對開發岩溶水持有異見,認為岩溶水並非額外的地下水庫。這些水就像地下河流一樣,與地表水、普通地下水是相通的,存在一個自然的水平衡。

  他們認為,普通地下水已超采,地表水日益減少,再采岩溶水,易引發「天坑」等地面塌陷現象。而這些地方均為生態脆弱區,還易導致岩溶水被大面積污染,最終可能得不償失。

調水保京

由於長江水一時不能進京,為保京城水源無虞,北京從2008年以來已至少四次從河北、山西調水。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資源補貼,也沒有生態補償金,卻必須承擔起保護京城水源供應的重任

  種種跡象表明,2000年前後是北京水危機的一道大坎兒。

  那一年,從地表水看,官廳水庫無水可供,密雲水庫也不樂觀;地下水方面,超采已出現環境惡果。而北京常住人口更是達到空前1300餘萬人,且顯示超速增長態勢。

  更加現實的考慮是,北京2008年將舉辦奧運會。而保證奧運會的安全供水,是當時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

  2001年初,國務院批准《21世紀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後,北京水格局轉向對外調水。

  幾個步驟同時展開:在要求永定河、潮白河上游更少用水支持首都,以及開建應急水源地之外,2003年底,「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全面開工。

  與本地挖潛根本不同,「南水北調」中線的開工,意味著北京水源開始進入對外調水的階段。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一度十分激進,計劃2008年奧運會之前即向北京供水。但由於該項工程涉及30多萬水源地居民移民工作,格外複雜和困難,最終決策層不得不將中線水進京時間推後至2014年。

  目前,中線工程30多萬移民的遷移工作基本結束。這是一場數量僅次於三峽工程的大移民。在中國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施國 慶看來,這些移民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都將遭受遷移之痛,社會適應或社會融合均較難完成。淺層次是適應新的氣候、新的鄰里關係,重構社會網絡;深層次則是 適應新的土地耕作方式,新的文化和經濟系統。新中國成立後,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次第展開,共造成1600萬上以人口遷移。而約1000萬以上移民生活水平下 降,甚至陷於貧困。

  中線調水可能造成的生態影響,近十年也一直被環境、水利專家所熱議。學者認為,作為中線源頭的漢江在中線調水後,襄樊段水位下降嚴重,水污染將 加重,水生魚類可能大幅減少。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南水北調」後或可能導致長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從而影響上海的飲用水質,造成水源危機。

  由於「南水北調」水一時不能到達,北京從2008年以來,已至少四次接收了外調水。

  為保京城用水,2008年,「南水北調」京石段率先竣工。當年9月,河北省所轄的崗南、黃壁莊、王快、安格莊四座水庫,開始輸水進京。四年來,已向北京應急調水近10億立方米。

  2010年10月,山西、河北兩省數個水庫,也在上游放水4000萬立方米進入官廳水庫。

  一位水利專家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官廳、密雲兩水庫專供北京,就可視為河北向北京調水。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資源補貼,也沒有生態補償金,卻必須承擔起保護京城水源供應的重任,只能自身承受經濟和生態上的代價。

  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與河北省政府公佈《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使環京津貧困帶曝光於世。研究指出,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的32個貧困縣、3798個貧困村等地區形成了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

  該研究將貧困帶的出現指向京津二市的用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來自河北。作為水源地的河北為保護水資源,只能對工農業生產進行限制,經濟發展由此受到極大制約。

八方找水

北京三大水源「儲備軍」——海水淡化、岩溶水、北引黃河,如今均已箭在弦上。此外,北京還在規劃第四支未來部隊——雨洪水的利用

  在計劃中,2014年後「南水北調」水會進京擔當供水主力。但北京並不放心。北京三大水源「儲備軍」——海水淡化、岩溶水、北引黃河,如今均已箭在弦上。

  2011年10月10日,位於河北省曹妃甸的海水淡化工程——曹妃甸北控阿科凌5萬噸/日海水淡化項目竣工投產。出席儀式的有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河北省副省長張傑輝,還有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吉林。

  次日《北京日報》報導稱,吉林對項目竣工表示熱烈祝賀。他說,北京市將與河北省密切合作,積極推動淡化海水進京,為北京水資源持續利用提供保障。這是迄今北京對海水進京最為明確的表態。在此之前2010年北京水務局相關文件中,曾提及將海水淡化作為戰略水源。

  前述接近北京市水務局高層的人士分析稱,北京肯定會上馬海水淡化項目,而且未來海水淡化會成為主力水源之一。原因是「南水北調」調水距離太遠,付出的水代價遠高於100多公里外的海水淡化項目。

  據介紹,海水進京之所以遲遲未實施,全因目前條件遠未成熟。一則北京居民對渤海污染狀況有所擔憂;二則海水淡化技術在國際上雖成熟,但引入國內還需檢驗;三則除需要鋪設近200公里海水輸京管道,目前的北京自來水供水管網對淡化海水也可能「水土不服」。

  第二支「儲備軍」岩溶水方面,北京已開發可採水量的一半2.5億立方米,目前開始盯著另一半。據瞭解,該方面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

  第三支「儲備軍」則是北引黃河水。北京市水務局近年多次對外表示,正在籌劃實施引黃工程,即從黃河的山西萬家寨樞紐調水進桑乾河,最終到達官廳水庫。設計調水規模可能達每年3億立方米。

  在三支「儲備軍」之外,北京還在規劃第四支未來部隊——雨洪水。在《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中,特意提到雨洪利用:「把雨 洪綜合利用納入城市建設的各個領域。『十二五』時期要規劃建設地下蓄水池,推廣透水鋪裝,建設低窪草坪綠地,建設下沉式綠地及雨洪蓄滯區,利用砂石坑建設 雨洪滯蓄區,把水留在地下,留在綠地,留在坑塘……大幅提高雨水的集蓄利用水平。」

  當然,北京還對「南水北調」二期工程寄予厚望,其市內配套水庫、水廠等設施,將在2020年前,具備每年接納14億立方米漢江水的能力(即二期新增4億立方米水)。

  多位水務專家用「上天(雨洪)、入地、南調、北引、出海,外加自產」,來打趣北京的未來水戰略。

僵局待解

2011年11月,「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規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進入《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即以包括水、交通在內的環境資源承載力,確定城市規模

  北京之所以不遺餘力、付出巨大代價八方找水,根本原因是自身嚴重缺水。

  「自己沒水,雖然長途調來的水可能夠了,但總覺得不安全,不保險,擔心萬一出現各種事。最終挾著首都政治優勢,上各種各樣的找水項目。」前述接近北京市水務局高層的人士說。

  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環科院生態研究所前所長高吉喜,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認為,北京雖然獨創了地表水、地下水、再生 水、過境水、雨洪水和外調水六水聯調模式,充分挖掘了各種供水潛力,但從長遠角度講,「南水北調」、北引黃河和海水淡化等外源性輸水工程存在不確定因素。 北京供水還是得儘量「自力更生」。

  高吉喜認為,北京自身首先要節水。雖然北京萬元GDP耗水量由2001年的104.9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29.4立方米,用水效率國內領先,但最缺水的北京就應該匹配最嚴格的用水制度。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認為,北京有作為首都的政治地位,為保證其供水而從外地調水,很多地方不願意也得服從。這導致北京雖然 缺水,北京人卻沒嘗到過一些中小城市每天限時供水的苦處,沒有水荒的感受,用起水來大手大腳。北京各種調水工程用的多是公共財政的錢,用水者沒有分攤,就 不會特別珍惜。

  除建議使用經濟手段,如提高水價,程曉陶認為還應通過教育、立法等手段來規範用水者的行為。「在澳大利亞,大旱的時候如果洗車不是在綠地上洗,鄰居看見了就可以去告你,因為這樣是違法的。」

  高吉喜還建議,北京應該建立首都大水源涵養區,通過生態的方法讓永定河、潮白河以及北京地下水恢復水量,增強北京自身供水能力。

  他的理論依據是,北京近年通過對周邊郊區造林綠化,使市轄區內每平方公里的水源涵養量達到了22.49萬立方米,為轄區外的2.1倍。如果北京 對上游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也進行同樣的水源涵養,整個上游流域的水源涵養能力就可增加到143.32億立方米。即使保守一些,這些地區能達到北京效果 的三分之二,也可把水源涵養能力提高到95.55億立方米。果真如此,這些新增水儘管不會完全流至北京,但會在河流水量和地下水補充方面顯示出巨大效果。

  高吉喜認為,北京在過去十幾年間,已為「稻改旱」等項目對河北部分地區進行少量補償。如果真的正式搞大水源涵養區,北京未來就要科學測算,更大力度進行補償。

  而多位人口學家為北京開出的藥方,是「削城」和「調人」。

  時至今日,北京當初利用政治優勢發展而成的經濟中心地位已基本固化。與長三角、珠三角有連片的較發達城市群不同,北京在中國北方一城獨大,而鄰 近的從地緣上更適合作北方經濟中心的天津,經濟總量遠被北京甩下。河北石家莊等城市,經濟則更為落後。此外,北京的央企總部、金融企業總部的地位也仍然穩 固。在北方,少有城市能分擔北京的人口。

  因此,有人口學家呼籲,北京應剝離相當數量經濟職能給周邊城市。這樣,就可以通過「削城」以「調人」,北京也可由此跳出調水怪圈。

  2011年7月14日上午,在北京市水務改革發展工作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劉淇首次提出「以水控人」。 2011年11月,「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規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進入《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十二五」規劃人口問題顧問陸傑華曾向媒體解釋稱,「以水控人」意在讓水資源示警,讓人口數量和水資源、人均用水量「對話」。

  北京市人普辦常務副主任顧兗州在做客「首都之窗」時指出,將來北京要發展科技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降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

  以包括水、交通在內的環境資源承載力確定城市規模,正是不少發達國家城市所奉行的。然而,複雜性也許在於,北京的發展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牽涉眾多複雜的政治考慮。在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路途遙遠。

不見 水荒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08

《藥品管理法》亟需修改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21.html

   藥品安全事故頻發,原因在於市場機制扭曲,監管體系失靈。亟需修改法律,使「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同時發揮作用
周漢華
 

  近年來,國內藥害事件、藥價虛高、假藥等現象不時出現,藥品安全形勢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對藥品必須有一套專門的管理制 度;另一方面,藥品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商品,必須符合市場規律,由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藥品安全管理其實就是處理好藥品的上述雙重特性之間的關係,使 「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同時發揮作用。

  解決現階段中國藥品安全問題,亟需在與市場化改革、監管制度重建、治道變革等整體改革同步推進的前提下,修改完善《藥品管理法》,實現制度創新,不能簡單寄希望於嚴刑峻法。

藥品安全問題成因

  中國藥品安全事故頻發,首要原因在於藥品市場機制扭曲,使市場無法發揮其基礎性作用。首先,中國的藥品生產與經營環節已經高度市場化,但是,由 於醫藥不分和現行的醫療機構管理體制,使藥品使用環節一直壟斷在醫療機構手中,終端用藥者無法做主,公平競爭規律難以發揮作用。壟斷環節成為整個制度的瓶 頸,扭曲整個藥品流通的市場秩序。其次,中國藥品生產企業多達4000多家,數量居世界之冠。這與藥品生產所需要的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要求格格不入, 導致大量低水平重複和惡性競爭,難以形成有序競爭格局。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行政審批過多,每一項審批都會為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提供新的機會。 這在其他受到過度管制的行業已得到反覆證明。由於市場機制在生產與使用環節均被扭曲,藥品安全顯然失去了「看不見的手」所能提供的保護。

  同時,中國藥品監管體系也存在諸多「失靈」問題。首先,地方政府出於對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父愛情結」,使藥品監管部門的公正執法、獨立監管 受到很多影響。其次,《藥品管理法》的立法目的(監管目標)可以基本歸結為「保障藥品安全」,儘管它也規定了類似於藥品價格這樣的問題,但在實踐中,社會 各界詬病最多的藥價虛高問題與藥品監管部門關係不大;至於保障藥品高投入的回收,不但《藥品管理法》沒有做任何規定,也難以受到藥品監管部門充分關注。過 於有限的監管目標,必然造成實踐中的價值衝突以及無法可依的局面,使有限的監管目標也無從實現。此外,由於缺乏對藥品監管機構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導致藥品 領域惡性腐敗大案時有發生,進一步損害了其公信力、權威性和獨立性。

現行法律之弊端

  《藥品管理法》對於什麼是藥品、什麼是新藥、什麼是輔料、什麼是使用、什麼是假藥、什麼是劣藥,這些最為基礎的概念都缺少清晰、明確的定義,對於假藥和「按假藥論處」的關係處理也未能保持一致,由此導致實踐中存在很大的認識差異,無法有效打擊各種違法行為。

  《藥品管理法》過於依賴事前審批和事後的責任追究,對於過程監管的規定非常薄弱,法律依據非常有限。藥品信息披露機制是各國藥品過程監管中最為 重要的環節,但在《藥品管理法》中只有非常簡單的規定,執法實踐中更是充滿各種各樣的阻力。監管部門更願意行使事前審批權和事後處罰權(實質是罰款權), 不善於也缺乏能力進行過程監管。此外,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經常只在有死亡等嚴重不良反應發生後才予以通報,很難做到快發現、快報告、快調查、快處理、快公 佈。

  《藥品管理法》重行政處罰,輕民事責任追究。加之中國民事侵權法在懲罰性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等方面的侷限性和民事訴訟機制的高成本、低收益,使 藥品民事法律責任追究機制設計無法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參與對違法行為的監督。至於國外藥品法律中以犯罪加以制裁的行為,《藥品管理法》或者「以罰代刑」, 行政責任吸收刑事責任;或者只規定行政法律責任,使大量應追究刑責的行為逃避於刑事責任體系之外。

  《藥品管理法》集中規範藥品生產企業和藥品經營企業的行為,對於醫療機構的藥品使用則缺乏實質規定。由於中國醫藥不分,藥品使用環節的80%以 上都集中在醫療機構,但卻長期處於藥品管理部門的監管範圍之外,而衛生部門由於管辦不分,也難以真正監管醫療機構的用藥行為,形成管理真空。

  《藥品管理法》以行政權力為中心,而不是以風險管理為中心,諸如風險預警、監測和評估,不良反應報告、安全標準,安全事故處置等重要的內容既沒有在實體內容中,也沒有在法律責任部分得到體現。

  《藥品管理法》對於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行為沒有作故意與非故意的主觀情節區分,明顯不符合法律責任追究的法理基礎;對於違法主體、危害性、 風險程度和監管方式都大不相同的假劣藥「生產」與「銷售」兩種特性不同的行為,也不做區分,以同樣的責任加以追究,其效果可想而知。法律責任規定過粗,不 但沒有產生執法人員創造性適用法律的局面,反而導致裁量權的濫用以及守法主體的守法成本上升,使法律的可預期性目標無法實現。

  《藥品管理法》雖然授予了藥品管理部門大量的實體性權力(實質應該是職責或義務),但對於這些部門怠於行使權力的不作為或者濫用職權的行為,卻缺乏責任追究的規定,導致有義務可以不履行,或者法律規定的責任難以落實,使法律責任制度失去應有功效。

  《藥品管理法》簡單照搬《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在處罰種類方面,對於那些實踐證明能夠派上用場的處罰手段(如責令暫停銷售、信息強制披露等)沒有明確規定,難於把握;在處罰適用方面,缺少藥品管理的特點,導致藥品執法與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

  《藥品管理法》自1984年制定,2001年修訂以來,出現了異地設庫、網購、郵寄藥品、連鎖經營、出口、輔料管理等新情況、新問題,對此現行法律都缺乏規定,有必要盡快修改。

修改建議

  根據前述分析,《藥品管理法》修改應在如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加大刑事責任的處罰力度和有效性。更有效地發揮民事責任機制的作用,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優化行政責任設計,提高行政執法的有效性,包括確立累犯加重處罰制度;確立對法人和自然人的「雙罰」制度;建立有效的行業禁入制度;優化罰款處罰設定方式;完善沒收制度。

  ——加強行政問責力度,從事後的行政責任追究入手,倒逼管理部門履行法定職責,實現從權力中心到責任中心的轉變。

  ——加強對過程監管的要求,從事後責任追究向事前風險預防,從管理型向服務型,從直接權力行政向信息披露行政轉變,從事後處罰型模式向事前、事中、事後全程信息披露型模式轉變。

  ——對於現行《藥品管理法》中有義務性規範而缺乏法律責任的,應在法律責任中直接銜接上相應的責任;有法律責任規定而缺乏實體義務性規定的,建議其他部分在修改時補充相應的義務性規定。同時,也應加強《藥品管理法》與《實施條例》《流通辦法》等的銜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藥品 管理法 管理 亟需 修改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09

慢增長時代 謝國忠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10.html

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因為政府不允許銀行中斷對失敗企業的信貸。穩定的代價就是滯脹

謝國忠
 

 

  由於出口疲軟以及房地產泡沫破裂,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放緩。除非能夠推進痛苦的結構性改革,否則增長將長期放緩。

  在可預見的未來,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中國很可能將會通過迫使銀行進行不盈利的業務,避免對於資產負債表清理和供應方整合十分必要的企業破產。這一舉措將抑制經濟發展。

  財政或貨幣激勵無法恢復增長。用於刺激經濟的資金將會進入過剩的低效率高通脹的政府固定投資項目。

  2011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為5000美元。這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是OECD國家收入水平的十分之一。在人均收入達到15000美元之前,中國有潛力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率。然而,似乎很少有人願意接受痛苦的改革以完全實現中國的潛力。

債務過多與需求不平衡

  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企業和地方政府手中。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的槓桿率並沒有過高。據2011年10月的報告,國內信貸65萬億元,佔GDP的 145%。這一數字本身並不是很高。但是,銀行系統的表外資產以及正式金融機構外的借貸活動會大大增加中國的負債程度。金融機構總資產約為GDP的2倍。 中國官方確認的金融資產約為GDP的2.6倍。這兩個數字表明金融系統外的借貸規模相當大。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總額很可能超過GDP的200%。

  中國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集中是個大問題。地方政府債務通常是收入的3倍,有些地方超過了10倍。很多沿海鄉鎮企業的債務是當地GDP的2倍還要多。如此高的槓桿率是很難持續的。這兩個部門很可能都無法還清債務。

  企業債務通常會變成房地產投資,最終又會變成地方政府收入。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收入將面臨很大壓力。這將增加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的難度。

  然而,無力還債並不會導致破產。近來的趨勢表明,儘管地方政府和企業無法償還債務,銀行還是會繼續貸款。

  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所主導的過度投資已經成為中國支持其需求的主導力量。由於債務積累,用新債務開展更多的投資已經成為保持正流動性的惟一選擇。這種騎虎難下的態勢導致中國經濟與投資的關聯性越來越強。

  2001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25%。2006年這一數字猛增到了43%,2010年達到60%,預計2011年為65%。過去十年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超過GDP增長四分之三。這一趨勢是瘋狂的。

  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是供應驅動的,亦即始於政府項目。相關政府隨後就會用其掌握的各種途徑增加收入。由於對政府權力不加限制,家庭部門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壓榨盤剝。高房價、通脹、稅收和各種收費都是為了給政府項目融資。

  中國的灰色收入佔GDP總量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來自固定資產投資。這種從民眾到少數精英的收入再分配非常不利於社會穩定。何況,不少大規模投資僅僅是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中國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實在經受不起如此大規模的浪費。

必須推動結構性改革

  從2011年夏天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顯著放緩。歐債危機是導火索,國內房地產泡沫破裂加劇了放緩。房地產泡沫曾經是流動性機器,將房地產開發商 和購房者從銀行獲取的貸款轉換成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再利用這部分收入和銀行貸款開展固定資產投資。流動性機器的故障使很多地方政府停止了固定資產投 資項目。

  隨著放緩的持續,要求貨幣和財政刺激的呼聲必然甚囂塵上。這種刺激最終又會流入固定資產投資,之後就會是通脹。這相當於對貨幣持有人徵稅,為低效的固定資產投資融資。儘管以刺激政策支持固定資產投資並不合理,但是2012年這種事情還是會發生。

  中國目前的放緩不僅僅是一個週期性現象,投資和出口增長模式正在走上絕路。全球貿易不可能重回高增長。沒有出口繁榮,就沒有收入可以負擔得起這種低效的固定資產投資。純週期性的政策解決方案不可能讓經濟走出低迷。

  如果中國想要恢復增長,就必須允許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失敗的企業必須關閉或出售。由於勞動力和資源的短缺,以及環境保護成本的上升,中國的成本結構將持續上升。分散的產業結構是不可行的。將資源整合到合適的地方,可以提高效率,抵消成本上升的影響。

  此外,中國必須提升價值鏈以應對成本上升。雖然中國的出口居全球之冠,但是美國和德國也沒有落後太多,其勞動力成本是中國的10倍,它們通過做 中國做不到的事情支持了本國的出口。如果中國能夠產業升級,進入德國、日本和美國現在所佔領的市場,中國將會開拓一個很大的市場。當前的工業結構使中國無 法進入高附加值市場,因為企業規模太小,利潤太低,不足以負擔研發費用。如果中國想要提升其產業基地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就必須整合當前分散的產業結構。

  資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已經嚴重拖累了經濟。政治是中國大多數問題的根源。如果想要提升經濟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就要扭轉這種趨勢。中國應當考慮減少政府在國有企業中的股份,對私有企業開放現在由國有企業所壟斷的行業。

  如果對需求的支持與結構性改革相吻合,那麼這種支持就是值得的,否則就只是在支持一個低效的、不可持續的經濟結構。任何刺激政策都應該支持消費,而不是支持投資,以此消除結構性失衡。

  減稅是支持需求的最佳途徑。貨幣刺激或增加財政支出只會支持低效的固定資產投資,讓情況每況愈下。

穩定的代價是滯脹

  微觀證據表明,中國正在試圖維繫現存經濟結構,而非調整。地方政府對銀行施壓,要求其支持失敗的企業。地方政府債務很可能會續期。企業、銀行和地方政府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會變成殭屍。為了維護穩定而付出的代價就是滯脹。

  中國面對當前經濟挑戰的態度,非常類似於20年前的日本,強調穩定大於一切。日本已經緩慢地消化了金融泡沫的後果,企業、銀行和地方政府都變成了殭屍。當然,中國以更低的人均收入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滯脹將使數以億計的民眾淪為低收入人群。

  中國很可能將會自力更生地從低增長階段崛起,因為企業將最終學會用中國的勞動力創造更高的附加值,進口替代和出口擴大可能會接踵而來,貿易也隨 之再度興起。但是,這可能還要等待很多年。除非能很快出台一份條理清晰、前後一致的全面結構性調整方案,否則中國將面臨長期低增長。

  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美元。由於過度投資,家庭消費只佔收入的三分之一。中國的生活水平仍然相對較低。如果陷入這一低水平陷阱無法脫身,將是一場悲劇。

  20年前,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經和其他發達國家不相上下,滯脹並不是一個很壞的前景。而且,由於成本較高,日本難以恢復高增長。有人可能會認為,日本在很長的時間裡消化泡沫的後果,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今天中國要做的權衡和當年的日本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國的成本仍然比較低,通過產業升級,高增長是可以恢復的。另一方面,當前的人均收入對大多數民眾而言都太低了。

  避免破產對股市來說是非常糟糕的。得到銀行支持的失敗企業將會壓低健康企業的利潤,銀行也會遭受可怕的惡果。股市由於利潤率過低將會長期保持低 迷。2012年的某些時候,政府可能會嘗試對股市提供流動性支持,但是其效果將會非常短暫。沒有企業盈利的良好環境,股市無法正常運轉。

  軟著陸不一定是好事,硬著陸也不一定是壞事。事實上,如果中國現在發生硬著陸,很可能將推動中國進行痛苦的改革,此後經濟將會保持長期繁榮。但 是,現在看來這似乎不可能發生。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因為政府不允許銀行中斷對失敗企業的信貸。在慶祝經濟軟著陸之時,也應當記住所付出的代價。

  作者為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經濟學家


增長 時代 謝國 國忠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0

湖南高速:在邊緣舞蹈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40_all.html

 銀行間資金市場在春節前的一個交易日推遲關閉了大額支付系統,這是三年來的第一次,目的是使一家大型商業銀行彌補頭寸缺口以免違約。

  一位資深業內人士稱,這個資金緊張的典型事件,坐實了一個普遍預期,就是2012年中國債市最大考驗將是超預期違約事件的增多。他的同行都在尋找,誰會是今年引爆的地雷?

  「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快速增長,當前『十二五』規劃的主題是結構調整,這意味著經濟增長必須下行。在這個下行的斜坡上,最容易出現違 約事件。」一位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商協會人士向財新《新世紀》坦承,中國的債市還沒有經歷過經濟週期的考驗,要有準備迎接可能會出現的違約事件。

  2011年底,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下稱中誠信)把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下稱湖南高速)發行的企業債評級展望降低為「負 面」,原因是三季度現金流大幅下滑,債務規模和被佔用資金均大幅上升。「高速公路債從2011年八九月爆出流動性風險之後,開始令人避而遠之。」一位債市 交易員稱。

  2012年1月13日,湖南高速的子公司現代投資對兩條高速公路的重大資產重組方案被否,票決結果顯示,贊成票僅佔比51.25%,未達規定的 三分之二以上。這意味著公司重組失敗——現代投資重大資產重組方案中,其擬從控股股東湖南高速收購的兩條估價34億元的在建高速公路不被看好為主要原因。

  「當前環境下,對於一些超常規建設的高速公路平台公司,有可能非常難受,是否會出現超預期違約事件,要看形勢逼迫得有多緊。」一位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表示。

  業內普遍預測2012年信貸新增規模在8萬億元到8.5萬億元間,加之幾千億元表外信貸進表因素,2012年信貸投放計劃並未顯著放鬆。在銀根 持續緊縮的背景之下,2011年末陝西高速、安徽高速等多家中西部高速公路平台資產負債率已飆升到85%以上左右,湖南高速資產負債率卻從約80%下降到 70%。但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獲悉,在建項目居於全國第一、後續債務負擔超過千億元的湖南高速,正通過多個組合拳降低負債壓力、美化財務報表,渡過融 資難關。

  在政策層面,財新《新世紀》記者獲悉,銀監會正會同財政部商議融資平台公司延期支付貸款本息的政策。

「怎麼還啊?」

  經銀監會批准,湖南高速集團財務公司2011年12月22日正式運營。這是中國交通行業首個財務公司,目的是發揮資金歸集、融通等功能,打造湖南高速集團的資金管理平台和金融服務平台。公司註冊資金10億元。

  根據湖南高速於2011年12月發佈的2011年第二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其中約1181億元債務將於2013年底到期。目前,湖南高速有 35個在建高速公路項目,投資概算約為2254億元,至2011年9月底已完成投資1041億元左右,三年內仍需投資約1212億元。債務壓力可想而知。 湖南高速2011年三季報顯示,其總債務已達1334億元左右,負債率達75%,其中,短期負債約360多億元,長期負債約970多億元,收費收入約80 多億元,經營淨現金流-71.94億元。

  「瘋了!怎麼還啊?不算政府補貼,只能勉強支付利息和運營成本,不重組債務的話,誰還敢借錢給它!」前述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如是感慨。

  華泰聯合證券分析師鄭如熙認為,目前來看,高速公路債務規模的快速擴張主要緣於兩方面因素,一是為配合「4萬億」的刺激政策,部分地方政府通過 信貸支持大舉進行基建投資,其中高速公路項目是主要的落腳點之一;二是由於之前銀行對高速公路項目的相對認可,獲取貸款相對容易,地方政府可能以高速公路 企業為融資主體為其他市政項目進行融資,導致高速公路企業城投化。

  安信證券近期一份研報稱,目前中國高速公路基本網絡已基本建成,公路投資的回報率持續下降,繼續加大投資並不明智。

  為了渡過在建項目過於集中的難關,2011年12月底,湖南高速開始實施重組計劃。子公司現代投資公佈的「重大資產購買暨關聯交易報告書」顯 示,現代投資將收購湘投資持有的「長湘高速」和「醴茶高速」100%股權。現代投資還在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報告書中指出,作為湖南高速公路業務板塊的資 本運作平台、湖南省交通系統惟一的上市公司,將不斷整合吸收控股股東的資產。

  由於此舉將使現代投資的資產負債率大幅度提高到70%,這一重組方案一俟推出,即被投資者認為是替大股東湖南高速甩包袱而備受爭議。因為一旦重 組完成,現代投資將投資140億元用於建設前述兩條公路,而且每年將產生利息費用約9億元。而現代投資2010年年報顯示,其2010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不到8億元。

  而且,「長湘高速」和「醴茶高速」預計分別於2013年1月和2014年1月正式通車,屆時經營情況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2012年1月13日,湖南高速的子公司現代投資對前述兩條高速公路的重大資產重組方案被否。分析人士指出,雖然此次重組方案被否決,但並不見 得股東放棄重組。由於公司高管增持了公司股票,構成相關利益人,按照相關規定,預計公司會在六個月之後再次推出重大資產重組方案。

詭異的補貼

  湖南高速一方面急於甩出在建項目,「另一方面也在通過虛增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粉飾利潤」。前述資深業內人士稱。

  湖南高速2011年三季報顯示,1月-9 月,公司實現利潤總額114.02 億元,利潤總額大幅增長,較2010年的50億元利潤總額增長一倍多。2010年,在財政支持下,當年公司實現利潤總額50.09億元,其中財政補貼為45.20億元,經營性業務利潤為1.75億元,投資收益為3.18 億元。

  不過,儘管其利潤顯著增長、資產負債率大幅下降,2011年12月16日,中誠信在對湖南高速的跟蹤評級報告中稱,2011年以來,湖南高速債務規模持續增加,現金流狀況急劇惡化,償債能力明顯下降,故維持湖南高速主體信用等級為AA,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

  這份報告稱,2011年1月-9月經營活動淨現金流為-71.94億元;其他應收款大幅增長,由2010年底的34.07億元增長為2011年 9月底的156.81億元;貨幣資金由2010年底的138.77億元大幅降至2011年9月底的53.94億元,使得公司流動性緊張,償債能力明顯下 降。

  此外,湖南高速債務規模持續增大,截至2011年9月底,公司總債務高達 1334.30億元;大量在建項目的後續投資超過千億元,公司的負債水平將進一步升高。

  湖南高速利潤的增長主要源於大額的政府財政補貼,2011年前三季度高達100億元,並轉入未分配利潤。

  然而,公司2011年前三季度僅收到政府補助款22.28億元,使得公司其他應收款大幅增長,高達156.81億元,比 2010年增長122.74億元,其中應收上級主管部門款項為88.57億元。

  「也就是說,有近百億元政府財政補貼並未到賬,湖南高速通過這種方式虛增賬面利潤。」前述資深人士認為。他稱,湖南高速公司2010年底其他應收款為34.07億元,但2011年9月底劇增至 156.81億元,其中應收上級主管部門款項高達88.57億元,這與公司2011年前三季度確認的高達100億元的政府補助密切相關。

  「除了實現真實銷售收入的應收賬款,政府的應收賬款的確也可計入,但是從上一年的幾十億元應收款一下子跳增到150多億元,比較詭異。」前述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表示。

期待「監管容忍」

   對於因何出現詭異的應收款「跳增」, 前述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進一步解釋說,以前高速公路公司即便不做出賬面利潤,也有銀行資金支持,現在,要用這種虛增利潤的手段來維持賬面不虧損的假象,才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

  「只要有相關文件承諾財政補貼,銀行是認可的,只是實際到賬的時間和財務報表的時間不一定匹配,但是差額這麼大,這個報表還是有問題的,因為一般每年的公路財政補貼數額差別並不大,增長不會超過上一年基數的10%。」一位國開行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

  《湖南日報》報導稱,國家開發很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等15家國有和商業銀行,給湖南高速總授信額度近2500億元。

  不過,一位大行信貸部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信貸額度是虛的。比如原來寬鬆政策時,承諾給20億元額度貸款,現在能給兩億元貸款就不錯了。」

  在此種情況下,因無法借新還舊,前述資深人士表示,已有數家高速公路公司要求延期支付貸款利息。

  高速公路公司還息壓力的加大來自其貸款結構,一位大行人士解釋,高速公路集團公司負債率急劇膨脹、資金鏈緊張的主要原因,是在2009年到 2010年間,增加了大量的銀行短期流動資金貸款,大多為一年到三年期限。湖南高速2010年、2011年的短期融資券資金募集書均顯示,近幾年短期借款 急速增加,2006年-2008年分別為15億元、57億元和114.28 億元。

  國開行人士分析指出,原來如果發放10億元中長期貸款,前兩年還息只有幾千萬元,但是發放10億元短期貸款,現在到期本息要還10億多元,銀企壓力都陡增。

  標準普爾在近期發佈《中國對地方政府貸款監管的放鬆將削弱中國銀行業》的報告,稱「監管容忍」可能將對中資銀行業提供短期支持,但長期內則產生負面影響。

  標準普爾信用分析師曾怡景表示,監管層可能將實施「監管容忍」。短期內,為幫助還本付息而延長債務期限將令銀行業受益,這將降低投資波動性並避免不良貸款出現飆升。但此舉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打擊投資者信心、顯示監管框架的不成熟特性,凸顯銀監會與政府之間缺乏獨立性。

  曾怡景表示,假設這一數字可能高達3萬億元(約合4724億美元,接近2011年末貸款總額的5%);「監管容忍」將在未來三年內每年將信貸損 失人為降低多達800億至1000億元。如果地方政府不提供任何支持,則地方融資平台貸款中約30%將在未來三年成為不良貸款。

  在過去兩年間,銀監會已經出台多項措施限制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2009年-2010年間借款相關的高風險。「監管容忍」的可能性反映了地方政 府與銀行對銀監會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銀監會尚未確認其意向。2011年10月,銀監會副主席周慕冰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銀監會可能允許銀行對滿足擔保抵押 落實、合同補正到位等條件的貸款調整還款安排,從而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預期經營現金流與還本付息安排相匹配。不過,對原有期限安排不合理的貸款,在其 後,根據現金流與還本付息的實際匹配情況,經批準可適當延長還款期限或展期一次。

  曾怡景還指出,標普已經根據對中國銀行業監管差距的評估以及疲弱的公司治理將中國的制度框架評估為「高風險」,並指出中資銀行業體系內較高的信用風險,並且標普對中資銀行的評級反映了信貸損失大幅上升的影響。

  安信證券分析師景曉達也認為,與超預期的違約事件相關聯的資產包括:一是債券市場的信用債資產;二是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違約導致的不良率上升會加劇惜貸的惡性循環。

  財新《新世紀》記者趙靜婷對此文亦有貢獻

湖南 高速 邊緣 舞蹈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2

港股ETF套利機會受限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23.html

 中國證券市場與境外市場的跨境ETF交易構想已數年,港股ETF終於誕生在即。

  2012年1月1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兩地ETF互掛目前尚有技術上的問題沒有解決,估計將於春節後解決後,首先實現港股ETF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

  其實在2011年12月中旬左右,由深圳交易所牽頭,所有擬參與跨境ETF交易的機構已作過一次聯網測試。深圳交易所有關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表示,所有的技術準備已經完畢,只等中國證監會擇時推出。

  雖然自籌備開始已歷三年有餘,但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2011年8月在港宣佈將盡快推出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港股ETF之後,有關籌備工作才加速。如無意外,港股跨境ETF將於春節後面世。

現金方案替代一籃子股票

  近年來,ETF因其在產品設計上的種種創新,在國際市場中迅速崛起,被認為是百年金融史上的三大創新之一。

  ETF產品,即Exchange Traded Fund(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種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產品。ETF產品綜合了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的優點,投資者既可以在二級市場 買賣ETF份額,又可以向基金管理公司申購或贖回ETF份額,不過申購贖回必須以一籃子股票(或有少量現金)換取基金份額或者以基金份額換回一籃子股票 (或有少量現金)。

  ETF的優勢在於提供套利可能性。由於同時存在二級市場交易和申購贖回機制,投資者可以在ETF二級市場交易價格與基金單位淨值之間存在差價時,進行套利交易。

  ETF均會跟蹤某個標的指數,且與標的指數偏離度小,投資ETF能獲得與標的指數相近的收益;同時,由於ETF可以上市交易,費用低廉,較之一 般的指數基金更有工具化的作用,投資者可以通過投資ETF來進行股票再投資、資產配置、長期投資、套利交易、時機選擇和短線投資等。

  中國早在2008年左右就有基金公司作出過跨境ETF的方案,但是真正啟動是在2009年夏季。

  「當時華夏基金和易方達基金最先研究和報了方案。」一家「老十家」基金公司營銷總監說。隨後兩年,作為跨境ETF的前置性探索,跨市場的ETF先開始實質性的初步探索。

  但由於國內交易所和登記公司之間的不兼容,目前國內還沒有真正出現過跨市場的ETF交易,更遑論跨境的ETF交易。

  在基本模式上,跨市場ETF方案和單市場的ETF方案有所不同,將採取資金代收代付方案——即基金管理人負責現金替代、現金差額以及現金,替代 多退少補的資金清算,並在清算日將清算數據通過D-COM系統發送結算公司,由其轉發結算參與人,清算的具體日期由基金管理人根據產品特點決定。

  到了交收日,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在完成所有擔保和非擔保交收後,根據基金管理人發送的清算數據進行資金代收代付劃撥。

  中證登深圳分公司的代付代撥交易流程為,資金清算由基金管理人負責,並在T+N日(T日為申購贖回日,N由基金管理人決定)15時前發中國結算 深圳分公司,由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轉發清算數據給結算參與人,並於T+N+1日16時代為進行資金劃付(結算參與人無需申報劃付指令)。若相關結算參與人 資金不足額,則資金劃付會失敗。

  對於資金劃付失敗的指令,基金管理人可重新向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發送資金清算數據,結算公司再次轉發結算參與人,並於次一工作日再次代為進行資金劃付。

  「如果是中證登公司採取代收代付的形式,基本上沒有什麼風險,因為全部的證券登記都在中證登,而且,單市場ETF也採用的就是這種模式,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一位大型基金公司ETF產品研發負責人表示。

  友邦華泰、嘉實基金或分別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掛牌跨市場的ETF,但兩家思路不同。友邦華泰的產品在上交所掛牌,所涉及的深交所的證券,將用現金 替代方案實現;而嘉實基金的ETF在深交所掛牌,涉及的上交所的股票並非用現金替代方案,而是要求投資者在兩個交易所都有股票賬戶,即採用一籃子股票方 式。

  未來的跨境ETF其所用於申購贖回的股票全部在境外,因此提交方案的大多數基金公司的思路基本趨於採用現金替代方案。

要安全還是效率?

  當跨市場ETF交易模式被逐步確立以後,跨境ETF變得簡單起來。

  目前擬將首先推出的跨境ETF是兩家公司的港股ETF產品。一隻是華夏基金的香港恆生指數ETF,將在深交所掛牌交易。另一隻是易方達基金的香港恆生國企指數ETF,將在上交所掛牌。

  「無論是哪一種產品,現金替代和T+2交易是基本模式。」一位交易所的人士表示。兩家產品並無大的差異。這種模式已經被確認為證監會的指導方針,明確為跨境ETF產品「非擔保交收,T+2交易」方案準備。

  T+2交易實際上就是一種實收實付的交易模式,各後台參與機構免去了沒有收到划來的資金或者證券就確認交易行為的風險,但代價是犧牲了資金的時間價值。

  以申購為例,T日開始前,基金管理人提交申贖清單。T日,交易時間,投資者提出申購,券商實時檢查現金替代款、預估現金是否充足。如果不足額,申購將被確認失敗。到T+2日,基金管理人按照T日的淨申購數量,按照T日公佈的申贖清單,向境外券商下達購買組合證券指令。

  而ETF的贖回,則是申購的反向交易,基本原則相差無幾。

  在這種流程中,申購贖回的起點都比較高,易方達明確申購贖回的ETF份額起步是200萬元。華夏基金的相關人士曾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華夏跨境ETF份額申購贖回的門檻也是數百萬起步,「最起碼要配齊一籃子股票」。

  華夏和易方達的跨境ETF交易模式差異不大,但是易方達強調對於ETF現金差額、現金替代的退補款,易方達則可以提供代收代付的服務。

   縱觀全部交易模式,各個參與機構實質均是實收實付,券、份額、資金等全部逐筆清算,逐筆確認,更加安全傳統,但是犧牲了效率,確認的流程拖長,可能導致交易量過低,喪失流動性,從而使得ETF喪失生命力。

  「比如說,與其等ETF的T+2結算,還不如當天或次日從深圳坐地鐵去香港把相應的一籃子股票買回來,到底哪種更高效?」該基金經理表示。

   目前這種模式,只有個別產品能夠成功,起不到擴大市場增量的作用。「T+2交易也會導致資金的使用率較低,因為現在市場流動性較緊,投資者願意做一些利潤率較低、滾動次數較多的操作,但是按照『T+2』模式就會佔用資金3天,回報空間就小了很多。」

  其實這種問題在方案設計當初就已經被考慮過,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是設計T+0模式,即後台參與機構在沒有得到相關份額之時就確認投資者的申贖結 果,後台由各種機構擔保交收。但是由於這種擔保交收的風險,後台機構拒絕承擔,因此選擇了目前這種犧牲效率但相對更安全的方案。

  境內的ETF其實存在同樣的問題,即只有兩三隻是活躍的,絕大多數交易都不活躍。

  一位基金經理指出,如果ETF缺乏流動性,那還不如一隻指數基金。

內在機制缺失

   一位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表示,中國的ETF和國外的最大不同,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做市商制度。國外的做市商有責任提供流動性。

  從建設伊始,中國證券市場的交易結算模式就與美國證券市場不同。中國是一級結算,由中國證券結算登記有限公司直接結算,不經由券商結算;而美國交易結算模式是二級結算,由券商直接結算,再到中央結算登記機構結算。

  「美國的個人交易者只跟券商交易結算。而中國券商的經紀業務,只是賺業務牌照錢。」上述基金經理表示,國內券商手裡不能夠押券,不能持有客戶的證券,因為只要口子一開,「估計中國的券商就可能胡搞」。

  相反,國外ETF的投資者都是和承擔做市商的券商進行交易,由做市商提供流動性,如果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存在價差,做市商是能夠套利的。

  為了彌補做市商制度缺失而帶來的缺陷,中國的ETF是用快速的申購贖回機制來抹平價差。

  「這是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但是在這種模式下,就注定中國的ETF很難有大的發展。有利可套的時候,大家去套,可是套完之後,並沒有一個人去提 供流動性。」該基金經理表示,中國的ETF完全是靠投資者的興趣去提供流動性,而不是由一個內在的機制來保證它。在這個背景下,推跨境ETF是有難度的。

  「如果只做完全的現金替代的申購贖回,意義不是特別大。」該基金經理分析稱,目前的跨境ETF是完全的現金替代的申購贖回。如果是跟蹤美國指數,國內結算不能保證實時的結算,包括恆生指數ETF都是一樣的。

  在受訪的一位私募基金經理看來,現有跨境ETF的模式,即投資者把現金給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幫助投資者在境外市場買和賣。申購和贖回,基金公司要收一部分補償資金,而且因為不能實時買賣,要等買賣以後,再進行多退少補。

  他認為這個模式的問題在於,投資者做申購贖回時,並不知道價格,因此根本起不到ETF的套利效果。

  進一步分析來說,如果投資者看到價差特別大,存在套利空間,馬上去買賣,那也要加上套利的成本,再加上隔夜的成本風險,也要把所有的額外成本考慮到,有利可圖才能去買賣。

  港股ETF首批試點基金公司提出了套利的方案。如易方達基金提供的跨境ETF方案是通過港股期貨來套利。

  「根據現有交易結算模式,由於兩個交易日後才能確認收入,因此這個跨境ETF的確是有風險的。我們希望跨境ETF推出之後,各個券商能夠提供港股融券業務,將港股ETF列為融資融券的標的,這樣可以鎖定套利空間。」深圳交易所的一位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

港股 ETF 套利 機會 受限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3

在飛行中上網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47.html

  高鐵搶走了很多民航乘客。儘管乘飛機更快些,但必須關閉手機,有幾個小時是與外界隔絕的。但高鐵沒有這個不便,不會耽誤事。

 

  不過,高鐵這個優勢將很快不再。中國的航空公司即將推出互聯網服務,與外界溝通將不再有障礙。

  據「中國民航地空寬帶通信系統」項目負責人、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副院長吳旭勇介紹,他們目前已與多家航空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飛機客艙的改裝工作也已經啟動,預計2012年第二季度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該系統由中國民航飛行學院、為邦遠航無線技術有限公司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聯合研製。中國民航局副局長夏興華表示,該系統每年可以為三億人次以上的旅客提供個性化通信服務和航空旅行增值服務,「飛機將不再成為信息孤島」 。

技術模式和商業模式

  從二十多年前開始,為飛機乘客提供與地面溝通的方式,成為當時的航空公司提高上座率的一大賣點。上世紀80年代末,在各大航空公司要求下,美國 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推出了一項空對地無線電話標準,並在1990年發放了六個運營牌照。但是只有Verizon旗下一家公司推出了產品,按照通話時 長收費。由於使用模擬信號,每次只能支持十個通話。在實際運行中,每次飛行只有二到三個通話,這項服務成為名符其實的擺設。

  上世紀末,波音技術部門開始嘗試利用自己所擅長的衛星技術和飛機製造技術,為飛機研發一種可以高速接受地球靜止衛星信號的接收器,這就是波音聯接系統(Connexion by Boeing)項目。

  2001年「9·11」事件前幾個月,波音與三家航空公司簽訂了協議。但是恐怖襲擊和美國經濟後來的衰退,使得美國航空工業嚴重萎縮,三家合作 夥伴紛紛撤出。受成本制約,波音在2006年終止了始於2004年的試驗。這說明通過衛星上網技術模式是可行的,但商業模式不可行。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綜合業務網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易克初告訴財新《新世紀》,飛機要實現通信覆蓋,可以採用衛星鏈路與地面通信網絡連接, 也可以採用地面專用基站向空中覆蓋,直接實現基站與飛機之間的移動通信。目前,衛星通信方式是比較成熟的,但是存在通信容量嚴重受限和通信費用較高的問 題。

  他說,如果採用基站對空覆蓋方式,則需要建立覆蓋各個航線的基站網絡,可以獲得較理想的通信容量保障,且通信成本較低。另外還可以解決多制式(如GSM、CDMA、TD-SCDMA、WCDMA等)同時在飛機上使用問題。

  2008年11月,Aircell公司在維珍美國公司的一個航班上第一次推出了基於地面專用基站Gogo空中上網服務,此後AirTran、阿拉斯加航空、達美航空、美國航空都在飛機上引入了這一服務,費用從4.95美元到12.95美元不等。

  到2011年底,Aircell總共給全美大約1500架飛機安裝了上網設備。預計到2012年底可以達到2000架。不過波音的 Connexion也並沒有完全失敗。經過一系列改進,這一系統開始獲得航空公司的青睞。在亞洲,新加坡航空、國泰航空和日本航空都採用了波音的這一系 統。

  目前,美國的Aircell和Row44,以及在歐洲和中東運營的瑞士OnAir都可以提供空中上網服務。為了實現全國的覆蓋,Aircell 在美國全國建立了大量天線指向天空的基站。在飛行途中,飛機上用戶的WiFi流量經高通公司的機載調制解調器,傳輸至中興通訊的CDMA EV-DO基站。

  由於幫助Aircell實現了高空EV-DO網絡的成功運營,中興通訊獲得由CDG(CDMA發展聯盟)頒發的年度CDMA網絡技術創新大獎。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傳輸部總工程師董曉魯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天線指向天空的基站,和普通的基站差別不大,而且空中接口的技術是現成的,但是功率要調 整。好處是沒有阻擋,不像地面基站有高樓大廈的阻擋。

  2011年3月,Aircell推出第二代機艙內上網業務計劃,在無線設備升級後的飛機上,上網速度將是以前的四倍。即便如此,由於這套系統需要依賴地面基站的通信,對於需要跨洋飛行遠程航線來說,就無法提供網絡服務。

  而用Ku波段地球靜止衛星的Row44系統則沒有這種限制。這些衛星一直是用來發送衛星電視信號的。但由於這些衛星是在赤道上運行,如果飛機路線靠近極地,通信質量難以保證。

  OnAir是空中客車公司與SITA公司合資成立的通信公司,其目的是為跨洋航班提供上網服務。雖然之前波音Connexion項目一度擱淺,但OnAir通過與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合作,解決了前者當時遇到的許多問題。

  這是因為跨洋飛行的所有飛機都已經安裝了國際海事衛星接收器,只需要再增加很少的設備就夠了。目前OnAir使用的是國際海事衛星的第四代全球寬帶網絡(BGAN),每架飛行的下行速率可以達到432Kbps。

  雖然海面上沒有信號是空地對話上網模式最大的缺陷,但Aircell公司也在設法彌補。該公司CEO傑克·布魯曼斯坦(Jack Blumenstein)說,他們已經可以保證在飛機距離海岸300公里-400公里的時候,網絡仍然可以不中斷。

  國航相關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總體上衛星方式的通信不受地域限制,但其成本比較高,包括機載設備和後繼的通信運營成本;而基於地面基站的空地通信方式受地域限制,其成本總體上較衛星方式低。「目前這兩種方案,國內運營商均在推進過程中。」

安全第一

  實際上,早在2007年,深圳航空就曾與瑞士OnAir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宣佈將在2008年奧運會前推出客艙通信服務;海航宣稱將在飛機上安 裝OnAir公司提供的GSM機載移動通信設備、衛星通信組件和天線等設備,每架飛機的改裝費用約為450萬元人民幣。但這個項目最後無疾而終。

  業內人士透露,民航總局擔心威脅航班飛行安全是該項業務被叫停的主要原因。2011年3月,海航又宣佈與中國電信簽訂合作協議,嘗試客艙通話、上網等信息服務。其中飛行上網業務計劃首先開通國內部分航線,然後逐步擴展至海航全部航班。

  2011年11月15日,國航開始在北京-成都航班的波音737-800飛機上試驗機上無線寬帶系統。但這只限於訪問飛機上局域網的娛樂節目和旅行信息服務,而不能訪問互聯網。

  國航宣傳部長朱梅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技術上各大航空公司都具備提供上網業務的能力,但現在只能提供機內無線局域網服務,對於地空通話是否放行,不是航空公司和運營商能夠決定的。

  對於海航與電信的合作,民航局適航司司長張紅鷹曾經表示,電信運營商首先需要提交足夠的證據,證明其機上通信設備安全可靠。

  國航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機載設備安裝至飛機之前首先要通過民航專業的設備認證,只有通過認證的設備才被允許安裝在飛機上。同時,在安裝之前還要進行嚴格的地面電磁干擾測試,確保不會干擾到飛機上其他設備。

  易克初透露,目前國內正在嘗試使用CDMA EV-DO進行航線覆蓋。業界也正在研究使用第四代移動通訊系統(LTE)做航線覆蓋,可提供更高的下載速度。目前,中國電信已經在成都至北京的航線建成四個地對空基站,到2012年初總共將建成17個基站。屆時絕大部分乘坐這條航線的乘客都能實現在飛機上打手機、上網。

  根據計劃,未來幾年中國將陸續架設近千個地對空基站,「中國民航地空寬帶通信系統」將覆蓋國內各大航空公司國內航班的所有航線。

飛行 上網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4

練江之殤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45_all.html

 華能電廠在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擬建新機組的消息傳出後,歷時近20年的練江污染問題終於集中爆發。2011年12月20日,海門鎮近千人到鎮政府聚集,阻塞深汕高速公路海門入口,造成深汕高速公路海門段堵塞四小時。

  停建機組以及治理練江污染是海門人最直接的訴求。當天下午,汕頭市政府即表態,暫停上馬華能電廠的兩台新機組。

  污染問題遠非暫緩新建電廠機組可以解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條地處東南沿海潮汕平原的河流流域內,著力發展各類高污染產業,造就了好幾個 全國服裝和電子垃圾拆解的名城、名鎮。幾乎毫無監管,練江成為當地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污河。2001年,練江歷經近十年污染,水質成為劣Ⅴ類,並持續 至今。

  現在,這條潮汕平原三大河之一的河流,已成為地圖上一條扎眼的黑帶。從家庭式作坊獲得巨大經濟收益之後,沿岸百姓也成為長期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多年來,雖然一系列治理文件相繼出台,但汕頭市環保局指出,練江治污面臨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沿岸產業轉型不易以及無害化處理工程推進緩慢。

  練江,在經歷近20年只追求經濟利益的粗放式發展後,已水濁難清。

工業名鎮的代價

  練江發源普寧,流經汕頭市潮南、潮陽兩區,全長72公里,流域面積1353平方公里。財新《新世紀》記者從練江水源地普寧白水坑沿河而下,看到整條河流主幹道和多條支流,都呈深不見底的黑色。

  與烏黑河水相伴,練江兩岸各類工廠鱗次櫛比。從上游普寧開始,到下游潮南、潮陽,沿岸幾乎每個市鎮都有自己的特色產業,有些甚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工業名城名鎮。

  最著名者包括:「中國襯衣第一市」普寧,市內服裝企業近1500家,年產服裝13億件,襯衣3.5億件;「中國內衣名鎮」潮陽區谷饒鎮,全鎮從 事針織內衣生產經營的各類市場主體共3000多家,其中企業1080家,上規模企業139家,家庭作坊2800多戶,從業人員約7.5萬人;「電子垃圾之 都」貴嶼鎮,共有3000多家家庭作坊式的電子拆解作坊。

  三個地區的相關產業均在上世紀90年代起步於手工作坊,經過近20年發展,迄今仍是工廠與作坊混雜。其環保問題一直以來缺少監管。

  在貴嶼經營電子垃圾拆解12年的吳老闆告訴財新《新世紀》,剛開始進入這一行業時就是看上拆解電子垃圾的高額利潤。2006年前後,銅、金、鉑金價格高企,他一年拆解電子垃圾的收入,相當於從事農業活動收入的一百倍以上。

  貴嶼鎮村民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最早的垃圾拆解只是簡單的手工作業,最大的污染來自作坊沖洗電子垃圾的水,直接排入河湧。到後來,部分工廠開始採用劇毒氰化物溶液提取貴金屬,廢液也直接傾倒在地裡或者排入河湧。

  貴嶼的污染在上世紀90年代末已引起國外媒體關注,但很多村民對此並不理解。「之前怕記者來,覺得曝光了就不給做了。」吳老闆說。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各鎮走訪時發現,大多數從事工業生產的村民,在被問到是否向練江排污時避而不答。谷饒鎮一間內衣印染廠的老闆說:「下來的水已經是黑的,我們排不排有什麼區別?」他在谷饒開廠11年,如今已經擁有兩輛汽車和多處房產。

  汕頭市環保局相關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印染、電鍍、電子垃圾拆解,這些用水量大、污染嚴重的企業成為潮陽、潮南支柱產業,無疑對環境破壞極大。然而在強大的經濟利益和環境之間,政府和村民一開始都選擇了前者。

  即使近年來練江污染已成為揭陽和汕頭心頭之痛,有環境風險的工程項目仍在上馬。在練江的出海口海門鎮,2009年6月底和9月底,華能海門電廠 1、2號機組工程投產發電。該項目屬六台100萬千瓦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項目的一期工程。而直接引發海門群體事件的3、4號機組項目,在2011年11月 的環評中已被國家環保部暫緩修建。

  多位海門漁民反映,電廠運營後,他們夜間出海捕魚時常常看到從電廠流出大量深色污水,有刺鼻臭味。

逃離練江

  20年裡,練江成為沿岸各地換取經濟利益的犧牲品。從源頭到出海口,這條河流已體無完膚。

  綠色和平組織2011年《時尚污染》報告指出,在谷饒附近十個取樣點的地表水監測結果顯示,谷饒鎮周邊地表水PH值、重金屬等含量均超標,部分取樣點超過國家IV類標準幾十倍。土壤底泥樣本的重金屬含量也全部超標。

  巴塞爾組織2000年一份報告顯示,在貴嶼北林地區,地表水中鉛含量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可飲用水標準的2400倍。河岸沉積物鉛含量是萊茵河荷蘭段底泥的212倍,而萊茵河底泥已經被判定為有害廢物。鉻含量是美國環保署認定的土壤臨界含量的1338倍。

  汕頭大學醫學院對貴嶼污染情況跟蹤多年,其研究結果顯示,練江環境激素(PBDEs)含量超過香港地區河流的10倍至1000倍。而練江的羅非魚環境激素含量達115ng/g, 相同激素在香港河流魚類中的含量僅4.1ng/g。該報告同時指出,貴嶼地區兒童血鉛超標率高達81.8%,而全國平均水平為30%。

  貴嶼癌症患者數量多,也早已不是新聞。當地耀輝醫院的一位主任醫師告訴記者,近十年來,貴嶼患癌症的人數明顯增加。但由於很多人員都是外來打工者,得病後也往往回原籍治療,迄今無法統計患病人數。

  如今的貴嶼,早年很多經營電子垃圾拆解的本地人,在賺到錢後已經將工廠轉手給外地人。在此經營電子拆解生意的陳姓四川老闆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因為污染嚴重,前兩年貴嶼需要到外地買水,很多本地人都搬出了貴嶼。「能走的都走了,我也做兩年夠本回家。」

  出海口更是集污染「大成」。廣東省海洋漁業局2011年4月發佈的《2010廣東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顯示,海門灣練江出海口附近海域為中度污 染,每年從練江排入海洋的污染物9.4萬噸。同期內,潮汕地區另一條主要河流榕江排污14.1萬噸,但其長度和流域面積均為練江的近3倍。

  由此,近海的養殖業受到致命打擊。近一兩年來,海門漁港的養殖業幾乎全部停止。在海門打漁的廣東江門人郭水襟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在他家鄉很多人依靠養殖為生,但兩年前他來海門時,卻發現這裡沒有養殖業:「整個海門不養魚,可見污染到什麼程度了。」

  有漁民笑稱,海門漁港現在就是「老人與海」,最年輕的當地漁民也已經超過40歲。因為污染,捕魚生活越發艱辛而收入微薄,年輕一代紛紛選擇離開海門。

治理困局

  事實上,政府對治理練江一直不缺乏目標和決心。2008年、2009年兩年,廣東省環保廳將谷饒鎮和兩英鎮印染企業環境污染問題,列為十大重點環境問題掛牌督辦事項之一。

  早在2004年,汕頭市練江流域綜合整治工程即全面啟動。當年的報導稱,整個整治工程將有望於2010年完成。根據早前的廣東省整治目標,練江水在2005年應該達到可飲用的Ⅲ類標準。

  然而,各項計劃一直未能落實。汕頭市環保局提出,一方面,由於缺乏資金支持,包括清污一類的工程都無法開展;另一方面,練江流域治污工程也成為政府和當地居民間曠日持久的戰役。

  練江流經的潮汕平原,人口密度極高。僅以練江普寧段為例,該地區人口175萬,常住人口135萬,流動人口40萬,是廣東省平均水平的6倍。隨 著工業快速發展,外來人口逐漸增多,配套的生活垃圾和污水處理設施建設遠遠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練江沿岸居民早已習慣直接將生活垃圾扔進河,多年無人過 問。部分村鎮近年來明令禁止傾倒垃圾,村民便在沿岸堤壩附近就地焚燒垃圾。

  沿岸華僑村村民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十多年來,村裡多次向上級反映生活垃圾污染問題,一直沒有處理。直到2007年,因村裡有大祭祀活動,才向村民籌錢請人清理了內河湧的垃圾。

  早在1999年,練江流域就計劃籌建垃圾填埋廠,因徵地困難一直無法推進。普寧地區第一個污水處理廠直到2008年才開建,2011年投入試運行。汕頭練江流域三個污水處理廠於2009年開始動工,到2010年和2011年間開始試運行。

  對污染企業的監管也面臨現實問題。汕頭市環保局指出,練江流域各鎮工業從業人員過百萬,工廠多以家庭作坊為主,只能盯住少數排污重點企業。「幾十萬人的生活,要是都關了,他們吃什麼?」該局污染控制科人員說。

  根據廣東省環保廳2011年11月發佈的《重點流域水污染綜合整治(環境工程建設)前三季度進展情況》,汕頭市共淘汰練江流域落後產能造紙企業 九家、印染企業四家。揭陽市關閉練江流域四家小漂染廠、兩家小火電廠,取締土法煉油、煉鋁等「十五小」企業20家。但關停工廠的數目和區域內數以千計的企 業相比,可謂九牛一毛。

  練江上游水源減少以及各市鎮截留河段,進一步影響了河流的治理。公開資料顯示,練江主水源白湖坑原為一級天然湖泊,但上世紀開始圍湖造田數千畝。1949年以來,練江各段紛紛建立水閘蓄水,練江實際上已經被圍成一段段死水。

  汕頭市海事局污染控制科相關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由於練江實施分段截留清撈計劃,通海航道已經停航兩年。在停航前,練江水量逐年減少,而河底淤泥沉積,已經幾乎失去航運功能。

  他還說,河流上早期的水利工程多以防洪為目的,然而分段截留後的練江幾乎失去了自淨能力。時至今日,一旦發生暴雨,練江內澇依然嚴重,不同的是水從清的變成了黑的。

  另一方面,練江流經兩市,現在的汕頭市潮陽區曾獨立為市,各地市之間的治污協調一直是個難題。

  在經歷多年等待後,廣東省環保廳終於在2010年出台了針對普寧和汕頭兩市的《練江污染整治工作方案》(下稱《工作方案》)。此後,兩市也相繼根據方案制定了更為細化的工作。汕頭市2011年一號文就提出將實施練江流域建設項目的環保限批。

  根據《工作方案》,到2012年底,練江流域經濟和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流域內縣(市、區)及幹流兩岸城鎮污水處理率達到 60%以上,生活垃圾基本得到收集和處理,城鎮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80%以上。至2015年,流域水體水質持續改善。至2020年,流域水體水質恢復農 用水和景觀用水功能,交接斷面水質基本達到V類。

  相對於污染的嚴重,要完成這樣的治污目標誰也不敢拍胸脯。對於整個練江流域生態系統的恢復,汕頭市環保局相關人員搖頭道:「歷史欠賬太多,這是一兩代人的工程了。」

練江 江之 之殤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5

科技能否拯救中國農業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43.html

  2012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主題鎖定「農業科技」已無懸念。

 

  一號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發的第一份文件。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曾連續五年發佈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極大推動了農村改革。自2004年至今,決策層又連續發佈「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以示對農村改革的重視,已成為慣例。

  農業部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對財新《新世紀》說,每年一號文件都會提及農業科技,但聚焦科技尚屬首次。

  2012年1月8日,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在「第二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中央一號文件共包括六個部分,其中有三個部分涉及農業科技。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今年一號文件的主題是「強科技、保發展,強生產、保供給,強民生、保穩定」,前兩條是重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根本落腳點是「保證農產品供給」,而科技是重要手段。

發展瓶頸何在

  農業部一直推崇以「科技進步」建立現代農業,轉變生產方式。中央著力強調「科技促發展」,很大程度源於對原有生產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的擔憂。

  從糧食以及棉花、蔬菜等主要作物的生產情況和農民收入情況看,近幾年農業發展仍呈上升態勢。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顯示,至2011年全國糧食總產 量已是連續第八年增產,達到57121萬噸,比上年增長4.5%;單產水平創歷史新高,連續五年保持在1萬億斤以上;棉花、蔬菜種植保持穩定,農產品全面 增產;農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實際增長11.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年的3.23比1縮小為3.13比1。

  然而,有專家分析,中國糧食產量雖然八連增,主要是通過擴大耕種面積實現。2011年中國糧食種植面積達16.6億畝,比2010年增加1000萬畝左右。宋洪遠說,中國人多地少,靠擴大面積提高產量越來越難。

  此外,水資源、勞動力資源短缺加劇,各種生產資料價格亦面臨上漲,農業不但遭遇產量瓶頸,更面臨增產不增收的困境。

  農作物產量仍是現階段中國官方衡量農業發展水平最重要指標。農業部2011年制定了未來五年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規劃,提出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主 線,確定「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首要目標和「農民持續較快增收」的中心目標。宋洪遠認為,保障糧食安全需要增產增效,增產增效則會帶動農民增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認為,中央從加大投入、強化物流、取消稅負等方面做了多方努力,落腳點仍是保障農產品的供給。這也是發展農業科技的根本目的。

  宋洪遠表示,由於資源、物質的約束越來越大,只能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實現上述目標;而提高單產主要依靠品種和技術,因此主要靠科技「培育種子、化肥、農藥、農機」等新產品,這也意味著科技投入必須要加強。

如何彌補投入不足

  雖然決策層始終強調科技對於農業發展的重要性,但農業科技在中國長期以來並未得到充分應用。

  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徐慶國在2010年發表的《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應用的現狀及對策》一文中指出,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有30%-40%,遠 低於發達國家65%-85%的水平;政府財政對農業科技與推廣應用的投資不足農業總產值0.17%-0.27%,遠低於發達國家0.6%-1.0%、發展 中國家0.5%左右的水平。

  與此有關,今年一號文件承諾要「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政策支持」。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具體方式主要是加大農業財政投入和金融支持,「農業科 技投入確保增量和比例都有提高」,科技投入著重於提高農業物質裝備條件,如農田水利建設、耕地質量、機械化耕作、農業生態環境等方面。

  不過,對於將增加多少財政資金投入,金融將給予哪些方面的支持,文件並未詳述。

  針對農業科技與生產和農民實際需求脫節,一號文件強調,科技創新應面向產業需求,把保障農產品供給作為主要任務。具體應「圍繞資源利用率,實現增產與增效並重,良種與良法配套、農藝與農機結合」。

  文件還提出要加強農業基礎性、前沿性科學研究,抓好生物技術特別是優良品種培育,搶佔農業高技術領域的制高點;同時加快科研體制改革,要把公益性服務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結合起來,打破部門、區域界限,整合產、學、研資源。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科技部和農業部主導下的農業科技創新,主要包括農業生物基因調控、有害生物控制、農業安全等方面,強調「良種培育、 節水灌溉、農機裝備、新型肥料、疫病防控、新型農藥、加工儲備、循環利用」等具體技術項目。宋洪遠分析,「科技興農」的戰略將較多惠及 「良種培育、節水灌溉、農機裝備、新型肥料」等產業,尤其是現代種業和農機裝備業。

  誰是農業科技應用的主體?從一號文件的思路看,仍強調「家庭經營任何時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文件提出要加強以往農業部門設在基層的農經站所的 公益性農技推廣;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令其為農戶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產經營服務。同時文件也表示不排斥市場化力量,「鼓勵工 商企業為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後服務」。

  至於科技推廣,一號文件專門著墨,規定農業科技包括「科技創新、技術推廣、教育培訓」三部分。「只有通過培訓,技術得以推廣,才能發揮科技在農業中的作用。」宋洪遠說。

難以治本

  不過,科技大規模應用於農業,尚受到現有制度重重約束。最大的約束是目前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的生產方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李國祥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雖然科技是解決農業發展落後的根本,但在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方式下,農戶對新技術應用的積極性不高。

  李國祥說,規模經營更能體現科技的效果。比如一畝地用新品種能增產50斤,100畝就增產5000斤,如果只是種十幾畝,增產效果就不明顯。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黨國英分析說,作為既定政策,一家一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應該堅持的,但現在農村主要由婦女和老人在家務農,出現了務農兼業化。

  一號文件對此亦有提及。文件指出,為適應農村「農忙缺人手、老齡化、兼業化」,鼓勵和引導農戶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不過,文件也強調,並不提倡「工商企業大面積、長時間直接租種農戶的土地」。

  經濟學者茅於軾認為,一號文件確定發展農村科技思路是好的,但科技要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前提是有市場將科技商品化。他認為農村科技市場化需要 有籌資機制,發展金融市場;要有企業組織生產,特別是要放開土地要素,實現資源暢通無阻的流通,給予農民土地產權,按照用途管制原則,使每一塊土地都能發 揮最大用途。但他也表示,目前受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制約,農村土地還很難自由流動。

  在此前提下,不少學者擔心農民並無動力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尤其是應用現代科技。李國祥認為,投資農業科技會帶來產量增加,但投資成本隨之加大。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產量增加帶來的收益並不明顯。

  「再加上現有政策對土地流動的制約,難以形成規模經營,農民對科技投入和應用並無太大積極性。」李國祥說。

科技 能否 拯救 中國 農業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6

房產稅裡的學問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24.html

陳劍
 

  從建設部部長姜偉新最近的講話,以及北京市最近推出的住房批量評估政策,可看出,房產稅已是如箭在弦。房產稅的推出之時,或是備受詬病的限購令退台之日。用稅收政策代替行政手段,是市場經濟應有之義。

  但是,具體到房產稅的估值、徵收對象或最終用途,我們還需具體分析。目前國內施行房產稅的兩個城市——上海和重慶,其徵稅體制都存在不少問題,在業界學界也引起很多批評。要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房產徵稅系統,需要一些技術上的考量。

  所謂公平,核心是房產稅的徵稅對象。上海和重慶的徵稅對象是新購房屋,對已有房產既往不咎。重慶是對單價超過一定標準的奢侈房徵稅,而上海是對 超過一定平均住房指標的多餘部分徵稅。這兩地的辦法,都有些簡單、粗暴、原始。房產稅,作為財產稅的一種,當然應根據財產的價值進行稅值評估,而且應以家 庭為單位。建立批量房產評估系統,是對房產公平徵稅的第一步,目前在北京、杭州、深圳都已建立了比較先進的評估系統,推廣到其他大中城市應該沒有技術障 礙。

  所謂公正,是指稅率的確定。從國外(尤其是美國)經驗來看,對房產徵稅,或從廣義上來說是對財富徵稅,是政府提供各項公共服務,進行財富轉移的 重要手段。稅率過高,會抑制經濟發展,且容易在政府部門滋生腐敗;稅率過低,則沒有足夠的資金提供教育、交通、福利設施,對解決長期貧窮的問題相對不利。 美國房產稅最高的新澤西州(稅率為2%左右),州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率都是有名的;而稅率最低的路易斯安那州,房產稅率僅有0.18%,其教育水準非常低 下,也是全美有名的窮州。目前全美的平均房產稅率為房價的1%左右,從實施效果來看,這個稅率基本上能滿足公共支出和經濟發展的平衡。為了抑制投機,可以 考慮累進稅率,即對擁有超過實際需求房產的樓宇收取更高稅額。

  所謂公開,不僅指評估結果的公開,更是稅務收入、稅務去向的公開。在美國大部分的州縣,房產評估結果和應繳稅額,都可以在公開網站上查到,所以 基本不用擔心官員們為了給自己少報稅而壓低估價。如果一個官員住著超過自己收入能承擔的豪宅,那不用記者調查,左鄰右舍就可以披露了。收稅,是由公民投票 通過並賦予政府的權力,但並不應成為官員斂財的工具。房產稅的去向公開,和更大程度上的地方財政公開,都是對政府有效監督的手段。在美國,房產稅基本上投 入到教育中,所以好學區的房子房價貴、稅額高,房主也沒有太多怨言。

  當然,在具體實施上還要考慮一定的靈活性。房產稅率對初次買房者有較大的影響,可能與其經濟能力相對薄弱有關,但是對已購房者的退出意願則沒有太大關係,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們已內生化這一持有成本。

  出於這一影響,對於初次買房者,可以考慮對他們進行稅率下調或一定期間的稅務減免,以此來減少年輕家庭的財務負擔。而對於缺乏其他收入的退休人群、中老年房主,可以考慮以反向貸款(Reverse Mortgage)的形式以房養稅,在其有生之年避免增加其支出,但在其不再擁有房產時則需要將房屋變現,償還貸款。

  房產稅只是房產政策中的一項,雖然非常重要,但並不能獨立成為解決中國房地產痼疾的靈丹妙藥,還需要和其他的房產政策,如鼓勵建立完善的商業出 租房行業,對低收入人群提供貨幣形式的住房補貼,以及其他的宏觀經濟政策,如利率、貸款、收入稅制度等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走向健康、長 期、穩定發展的軌道。

  作者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金融學及房地產學兼職教授


房產 稅裡 裡的 學問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917

股票掌故 | 香港股票資訊 | 神州股票資訊 | 台股資訊 | 博客好文 | 文庫舊文 | 香港股票資訊 | 第一財經 | 微信公眾號 | Webb哥點將錄 | 港股專區 | 股海挪亞方舟 | 動漫遊戲音樂 | 好歌 | 動漫綜合 | RealBlog | 測試 | 強國 | 潮流潮物 [Fashion board] | 龍鳳大茶樓 | 文章保管庫 | 財經人物 | 智慧 |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 創業 | 股壇維基研發區 | 英文 | 財經書籍 | 期權期指輪天地 | 郊遊遠足 | 站務 | 飲食 | 國際經濟 | 上市公司新聞 | 美股專區 | 書藉及文章分享區 | 娛樂廣場 | 波馬風雲 | 政治民生區 | 財經專業機構 | 識飲色食 | 即市討論區 | 股票專業討論區 |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區 | 建築 | I.T. | 馬後砲膠區之圖表 | 打工仔 | 蘋果專欄 | 雨傘革命 | Louis 先生投資時事分享區 | 地產 |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