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2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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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特首自喻係南 韓,余若薇係阿根廷,算佢十分有風度,起碼有英美政壇人物之幽默感。可惜嘅係,佢在辯論台上,過份拘謹,唔識講吓流行用語以抵禦余若薇之諷刺,即二流推銷 員推銷次貨、不合規格產品。余大狀背後謀臣度到呢條橋,將曾特首定位為推銷員,政改方案為次貨,實在相當巧妙,比較之下,特首背後之政治班底,相形見絀。 照計何安達、劉細良兩人加上譚志源、黃偉綸,都係計仔多多之人,何故人在特首辦辦公,就會忘記了市井智慧?葉劉淑儀議員在有線電視惡評特首嘅班底,話佢哋 冇鬼用,肥仔K聽到,大嗌一聲話:「唉吔,葉劉議員連佢嘅頭馬都鬧埋一份!」 何出此言?肥仔K話:「陳岳鵬吖嘛,史丹福碩士,讀公共政策, 舊年成班留美學生在怡東酒店飲酒,我在其中,識咗佢,佢咪係幫葉劉搞匯賢智庫嘅囉。兩個幾月前先轉咗去特首辦做助理之嘛,乜葉劉咁快翻面不認人?特首出街 起錨,陳岳鵬陪伴左右o架!」 有時駡人駡得興起,邊會記得連自己嘅前任得力助手都鬧埋吖,政治係咁o架嘞。肥仔K認為余大 狀之推銷員比喻十分恰當,但言辭之間,對「行街」(推銷員俗稱)呢行,似乎帶有貶義,令眾多「行街」朋友,聽得唔舒服,覺得大狀有職業歧視之嫌。肥仔K覺 得特首其實可以即時回應:「我係推銷員出身,服務政府咁多年,大半生用於在本地推銷公共政策,在外地推銷香港,職業無分高低,推銷員勤勤懇懇工作,要買私 樓,多數從買上車盤開始,然後希望逐步搬到市區一千呎樓,然後希望搬上半山區住兩千呎,唔似得早已住在馬己仙峽道嘅成名大律師,一搬就話要上山頂獨立屋。 我現在推銷嘅政治方案係上車盤,上咗車先至有希望由細樓搬大樓,余議員,唔係人人都係資深大狀,唔可以一買樓就買帝景園嘅啫!」唔,守中帶攻,可以係北 韓,只輸一比二俾巴西,唔似南韓輸一比四俾阿根廷喎!頭大咗,學北韓與葡萄牙鬥攻,就會輸足零比七o忝。不過輸多少無關重要,最緊要係出線進入十六強,在 陸羽飲茶碰到議員W,佢好肯定咁話:「民主派分裂,政改方案會通過嘅嘞!」 |
這幾天云南昆明陰雨連綿,而和這天氣相似的則是德宏後谷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後谷咖啡)董事長熊相入的心情。
因為上市而引入的基金公司,在公司的發展和管理上,和公司原有管理層產生嚴重分歧,目前中國最大的速溶咖啡生產企業——後谷咖啡的資金鏈面臨隨時斷裂的可能。
目前,業內傳出熊相入已經抽逃資金跑路的消息,不過後谷咖啡方面否認了這一消息。
同時,入股的基金公司代表人士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採訪時亮明了自己的觀點:「此前我們投資的資金,目前並沒有看見真正用於公司正常的運營和發展上,我們急需要瞭解的是我們投資的錢去了哪裡」?
隨著基金公司的代表和後谷咖啡攤牌,准上市民營公司和引入風投之間的資金鏈迷局被推上了高潮。
為上市引入風投
昨 日,昆明翠湖畔,原本和媒體約好採訪的熊相入並沒有如期出現,《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得知熊相入臨時接到電話離開昆明,而代替熊相入和媒體見面的後谷咖啡的 控股公司——德宏州宏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天實業)法定代表人張瑞靖,他滿面愁容,顯然目前公司的情況讓他無法淡然。
「希望該基金公司認真履行協議,回到談判的軌道上來,真誠為後谷公司成長努力,為後谷咖啡早日上市作出積極努力。」在表達完相關的意願之後,張瑞靖開始沉默。隨後,張的助理將後谷咖啡和引入風投之間的糾葛一一道出。
2009年下半年,後谷咖啡開始繼續推進此前一直在規劃的上市方案。並希望在2011年或2012年成功登陸A股市場,同時借上市的契機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國咖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地位。
不過,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的經驗和相關推廣渠道比較匱乏,再加之對於大量資金的渴求,熊相入及其管理團隊都希望有專業的風投公司來協助其完成上市計劃。
沒過多久,北京某基金公司就進入了熊相入的眼中。據後谷咖啡方面稱,該基金早就對後谷咖啡感興趣,隨後熊相入也公開表示將引入風投推動公司順利上市。
2011年初,上述基金公司與後谷咖啡公司達成投資協議,由該基金公司在2011年7月聯合關聯的6家股權投資企業成為後谷咖啡公司的新股東,合計持有後谷咖啡36.25%的股權。
在引入上述股權投資公司之後,宏天實業以及原來的創業團隊還共同持有63.75%的股權,目前後谷咖啡的大股東還是宏天實業,其股權佔到了後谷咖啡的59.74%。
此後,後谷咖啡上市的步伐加快了。隨著雙方合作不斷深入,各種分歧和相互質疑也不斷出現,分歧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發激烈。
股東之間矛盾激化
對於出現的分歧,後谷咖啡方面指出,基金公司的進入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的,卻阻礙了後谷咖啡的上市步伐。公司不僅被拖進 「泥潭」,上市遙遙無期,甚至讓後谷咖啡公司置於嚴峻的生存挑戰。
在後谷咖啡看來,引入的基金公司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時間之內,乘公司目前處於危機中奪取公司的最終控制權。
據後谷咖啡稱,按照該基金公司制定的章程,其對後谷咖啡公司的所有事項均有決定或者否決的權利。此後,該基金公司取得後谷咖啡公司的人事和財務管理權。
「目前公司的正常運營和管理是由公司的原有股東和引入的基金公司共同來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後谷咖啡方面的聲音,基金公司方面卻有截然不同的說法。
「我們沒有也不會對這個公司的控制權感興趣。」上述基金公司代表人士強調,「況且財務總監一職也是由社會招聘產生的,並不會存在我們這邊的委派行為,並且我們所能夠參與的公司日常運營非常有限」。
資金鏈有斷裂風險
不僅僅是在公司的管理運營上出現分歧,對於目前最敏感的資金鏈問題,雙方也有著迥然不同的看法。
後谷咖啡方面稱,銀行多次電告後谷咖啡公司,新的貸款授信審批已經完成,但放款前需要後谷公司的董事會決議,因為沒有收到後谷公司董事會決議,所以無法放貸。基金公司通過不在董事會決議上籤字,以達到脅迫後谷咖啡交出管理權,從而導致後谷咖啡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對於目前後谷咖啡的經營情況,上述後谷咖啡方面的高層人士透露,目前公司的總資產為20億元,而總的負債金額為14億元。
「目前據我們瞭解,此前我們入股的3億多元資金可能並沒有用於公司正常的運營發展過程中。」上述基金公司代表人士反駁道,「在不清楚這些資金的流向之前,你說我們有可能會在相關的協議書上籤字麼?」
不僅如此,原定於20日召開的公司董事會也因為人員不齊,未能召開。後谷咖啡表示,之後還將召開一次股東大會商討相關公司發展的議題。
據上述基金人士透露,這幾天熊相入也通過各種手段試圖和基金公司方面談判,不過沒有形成最終的和解方案。這段時間之內云南省相關部門也曾經試圖出面調停此事,但是其效果並不明顯。
雖然雙方意見有較大的分歧,但是無論是後谷咖啡還是基金公司方面都是希望能夠迅速將公司從泥潭中帶出,畢竟後谷咖啡的存亡關係到50萬咖農和中國目前的咖啡產業的健康發展。
公開沖突半個多月,焦作萬方與大股東之間的纏鬥不斷升級,“雙簧”的味道也越來越重。
焦作萬方11月26日公告稱,12月11日,該公司將舉行臨時股東大會,審議對大股東西藏吉奧高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吉奧高”)采取反訴措施、 授權公司管理層全權處理與大股東股權轉讓糾紛訴訟兩項議案。
“雖然雙方都在起訴,但訴求確實一樣,上市公司似乎在配合大股東解除合同。”有法律界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稱,上市公司選擇的方案,仔細推敲起來,其實並不利於上市公司。
欲拍賣大股東所持股份
雙方的交惡的緣由,始自2014年的一項收購。2014年8月,焦作萬方以17億元現金收購吉奧高名下的萬吉能源100%股權,吉奧高以其所持焦作萬方股份作為業績承諾擔保,並約定,若業績承諾未實現,焦作萬方將以1元的價格,回購吉奧高所持股份。
吉奧高承諾2014年—2017年,萬吉能源實現的凈利潤和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額,分別都不低於3000萬元、3.5億元、5億元及8.2億元。2014年9月19日,萬吉能源完成股權過戶。
《第一財經日報》查閱資料發現,2014年9月,吉奧高以8元/股的價格,受讓大成基金、華夏基金、金元惠理、泰達宏利等公募所持焦作萬方2.06億股股份,成為焦作萬方第二大股東。當月底,吉奧高增持94.8萬股,持股比例上升至17.25%,成為焦作萬方第一大股東。
然而,萬吉能源不但未能如當初承諾,甚至在今年前9個月未能產生任何收入。數據顯示,萬吉能源2015年上半年虧損47.61萬元,且截至2015年9月,萬吉能源尚未收到2015年的任何勘探服務費,已確定無法完成業績承諾。
今年11月初開始,圍繞上述股權轉讓,雙方沖突開始公開化,並迅速升級。11月11日,焦作萬方披露,吉奧高以股權轉讓糾紛為由,對該公司提起訴訟,要求解除上述股權轉讓協議。
11月18日,焦作萬方公告稱公司已經反訴,但卻放棄了“1元回購”的約定方案,而是提請凍結了前者所持公司2.11億股,並計劃強制拍賣。焦作萬方表示,公司請求判令吉奧高全額返還萬吉能源科100%股權轉讓價款,並賠償利息損失9846萬元,同時凍結吉奧高銀行存款4.21億元,或查封、扣押其等額財產。11月17日,上述訴訟請求已經執行。
雙方爆發沖突,引起了深交所關註。對於萬吉能源業績與承諾的巨大差異,深交所要求焦作萬方董事會說明原因,並就股權轉讓是否進行充分盡職調查、考慮相關風險,以及董監高人員是否已盡勤勉義務。
不過,焦作萬方在回複函中將責任推給了吉奧高。公司稱,公司董監高人員在收購萬吉能源股權過程中及收購後,按照規定履行了勤勉盡責義務。雖然國際油氣市場低迷,導致油氣勘探業務萎縮,但吉奧高也沒有為萬吉能源境外勘探業務做任何實質性的安排,在公司一再催促之下,仍無任何實質性行動,導致萬吉能源業務停滯,迄今無任何收入。
同時,焦作萬方還披露,將在股東大會授權之後,將與解吉奧高除此前的合約,並擇機拍賣已經凍結的吉奧高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然而,值得註意的是,對於部分信息,焦作萬方並未及時披露。公開信息顯示,10月17日焦作萬方就已收到民事裁定書,經該公司申請,吉奧高所持焦作萬方2.11億億股,被焦作中級法院凍結。而直到10月23日,焦作萬方才對此進行風險提示。
“從這一點來看,對於收購標的業績不達標的風險、以及與大股東的訴訟,上市公司肯定是知情的,也應該及時披露,但直到法院進行裁定之後才公布。不過,在監管部門沒有認定之前,還不能斷定是信披違規,但這種做法肯定是存在問題的。”上述法律界人士評價稱。
“雙簧”?
根據此前約定,作為收購的風險保障措施,如果萬吉能源未能實現承諾業績,焦作萬方將以1元的價格,回購吉奧高所持該公司全部股票及派生股份,吉奧高所獲現金分紅亦應全額返還,吉奧高以其所持公司股份為萬吉能源的業績承諾提供擔保。
而在焦作萬方的最新披露中,似乎已經放棄追償。根據其公布的方案,是請求法院判令吉奧高全額返還股權轉價款和相應利息損失,並未提及1元收購其所持股份之事。
焦作萬方的說法是,之所以計劃拍賣大股東所持股份,是因為稅務機關已經凍結吉奧高所持股份中的9261萬股,存在被拍賣的風險,且不排除吉奧高其他權利人對剩余股份凍結措施的可能。在此情況下,1元回購吉奧高所持該公司全部股份難以保障。
根據公告,吉奧高此前起訴時,就明確要求解除上述股權轉讓協議。而焦作萬方的上述方案也意味著,拍賣大股東所持公司股份,就意味著不再繼續履行合同。但在此前的11月18日,拉薩國稅局已經解除了吉奧高所持股份的凍結。
“大股東不想讓合同生效,上市公司也不想繼續下去,那雙方的想法就是一樣的,這場訴訟大戰的真正目的令人生疑。”深圳某PE人士認為,從這一點來看,雙方的訴求是一致的。
而回溯雙方的上述交易,自始至終都充滿了蹊蹺。按照萬吉利能源轉讓時雙方的約定,吉奧高受讓的股份,自其將股權轉讓價款全部用於購買焦作萬方股票,或持股比例達到20%之日起,到其業績承諾履行完畢,或履行完畢股份補償義務之日鎖定期,期限最短不少於12個月。
“按照合同,兩個條件中任意滿足一個,大股東受讓股份就會產生鎖定期。如果不滿足,就不存在鎖定的問題。”上述法律界人士認為,從目前來看,上述兩個鎖定期的條件根本就無法形成約束,大股東可以隨時轉讓、減持。
而吉奧高就是這麽做的。今年4月14日,焦作萬方開始長達兩個月的停牌。6月19日,焦作萬方在複牌公告中披露,停牌期間,吉奧高與上海隆倉投資管理中心就股權轉讓進行了探討,但雙方存在較大分歧而未能達成一致最終終止。
“從後面的情況來看,當初的鎖定期條款,就是在為大股東鋪路,目的就是不想形成鎖定期,以便隨時轉讓、減持,存在利益輸送的痕跡。“上述法律界人士認為。
如果拍賣吉奧高所持股份變成事實,就意味著雙方合同解除,萬吉能源100%股權是否也需退回?對此,焦作萬方在公告中並未提及。26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多次致電公司董秘,但截至發稿,電話仍未接通。
“如果1元回購,大股東持有的股份等於被沒收了,合同還是會繼續履行,收購標的繼續留在上市公司,選擇終止合同,收購標的的股權,可能就要退回去。”上述法律界人士表示,1元回購大股東所持股份並變現,等於是獲得業績補償,而焦作萬方目前采取的措施,僅僅是收回轉讓價款,“對公司利益構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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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離開體制的人都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成功
對於地方廣電而言,改革者和受益者正在成為新一批的逃離者。
6月28日,微博ID:衛視大混戰 曝出消息:“湖南衛視知名總導演@廖珂或者廖爹 廖珂確認離職,衛視代表作《湖南衛視跨年晚會》《花兒與少年》《中國最強音》,這是繼《爸爸去哪兒》總導演謝滌葵後,芒果臺又一大佬走出體制。”
早前,更重磅的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流傳:包括浙江衛視總監王俊在內的幾位衛視頻道總監也被傳將離開體制,更有報道指出山東臺副臺長閆愛華將加盟樂視。截至目前,除閆愛華公開否認之外,這輪消息所涉及的當事人和衛視平臺尚未做出正式反饋。
無論廖珂是否真的離開芒果臺,一個明顯的趨勢卻正在發生。僅從2015年年底開始,衛視範圍內已經開始出現新一波的離職動向。先後有原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總導演謝滌葵、原浙江衛視《奔跑吧兄弟》總導演岑俊義、原深圳衛視《極速前進》總導演易驊、原東方衛視經營中心副總監、廣告總監袁春傑、原江蘇衛視頻道副總監、節目部主任趙軍、原湖南廣電副臺長王平等,不同衛視的內容創作者和高層管理者開始選擇離開體制進入市場。
同時,這些離職者的下一站也較為集中:選擇自主創業成立內容公司,或者加盟視頻網站擔任高管,從而形成新的一股市場主體和力量。
利益和空間是吸引人才流動的磁鐵,廣電離職潮本質是人才的流動,也是市場的選擇。雖然核心團隊的離職對衛視的內容生產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於有著求變基因的強勢衛視平臺而言,在理論上,每一次大規模離職都可能會引發體制內新一輪、被迫式的持續改革。
但是,廣電體制改革必須服從和妥協於整體改革環境,並且擁有時機和條件,如果持續如今高層意識形態控制繼續從緊和國有企業改革寬容度依舊較低的狀態,廣電體制改革將遭遇“玻璃門”,即文件紙面和政策表態上擁有可能性和空間,而實際中卻是步履維艱、無法動彈。
地方廣電改革正在進入某種悖論:從2015年開始,廣電體制內改革的外部環境和邊界正在收緊,之前改革所釋放的人才和團隊,由於體制無法繼續滿足自身對於物質、地位和內容方面的訴求,因而構成了新一批離開體制的主力人群。
1 “這些人遲早都是要走的”
“如果體制內的問題不能解決,這些人遲早都是要走的。”
中國廣電格局中的強勢衛視,特別是湖南衛視,有著成體系的內容生產能力和人才培養基礎。以至於有人曾說,在不計其數的節目制作公司中,每一支團隊里面都有曾經在湖南廣電工作過或者實習過的人。
一線衛視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內容引爆和廣告爆發的時期。湖南衛視單頻道在2015年的廣告收入已經超過100億元,位列第一,緊隨其後的浙江衛視在2015年的單頻道廣告收入也處於80億元左右的水平。
作為處於政府職能和市場行為之間的主體,地方廣電依然在快速發展和發財的過程中保留著單位編制等制約。在經濟條件較好的衛視,實際待遇與行政級別雖然實現了部分脫鉤,但是年輕人才沿著體制的固定路徑向上進步的道路卻是相對阻塞的。
根據《三聲》記者的了解,僅僅湖南衛視,目前超編的處級幹部就超過百位,這意味著晉升到下一級行政崗位需要漫長等待。為了消化多余幹部,湖南廣電內部細分出諸多部門,設置一系列虛職。所幸湖南衛視有著較強的經濟能力和空間,為在級別方面無法滿足的內容人才提供較好的住房、薪酬等物質方面的解決方案。
這些年爬升速度最快的浙江衛視,一定程度上正是將自己的崛起建立在綜藝節目的制播分離基礎之上,而更為徹底的制播分離本身正是上一輪廣電改革的能量和重點。2012年的第一季《中國好聲音》正是由浙江衛視和燦星制作(現為“燦星文化”)聯合制作,並且在合作過程中率先使用了收視率-廣告分成的對賭模式。
《中國好聲音》一位導演在回憶2012年節目誕生過程中,曾經如此描述,“沒有人敢相信,一個出生於東方衛視的節目公司,能夠去給浙江衛視制作一檔節目。”
浙江衛視以制播分離為支點的改革有著被動性和主動性的考慮。“我剛到衛視的時候,整個衛視人員只有300多人,現在有600多人,也就是說有一半是新兵蛋子。我們就是一批新兵蛋子在打拼天下。”原浙江衛視總監夏陳安曾說。
引入市場的制作力量既能夠使得浙江衛視在短時間內迅速擁有較好內容,並且能夠與內部制作團隊形成競爭,激發內部活力和鬥誌。正因為如此,當2013年,浙江衛視啟動《奔跑吧兄弟》時,內部制作人員憋著一口氣,調遣所有精銳,“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拿下這個節目”。
不過,浙江衛視無論從待遇還是從級別方面,都沒有解決行政性和市場性之間的矛盾。重要的是,浙江衛視的後續改革力度正在下降,從而沒有繼續解放生產關系。
相比較湖南衛視,浙江衛視內部主力創作團隊的待遇相對較差,與市場所給的條件更是具有相當大的差距。進入市場之後,他們不僅在資源調動力度上面獲得加強,重要的是有了更為自由的發揮空間。
2015年初,夏陳安加盟上市公司北京文化擔任總裁一職;6個月後,原浙江衛視節目中心副主任陳偉加盟愛奇藝,擔任高級副總裁職務;幾個月之後,“跑男”總導演岑俊義離職創業,在拿到來自樂視視頻的投資之後建立樂禧傳媒。
“我意識到制播徹底是分離了,綜藝節目市場局勢變化很快,我可以先出來拿一個號碼牌,趁市場還在,抓住這個風口。”在之前的采訪中,岑俊義如此對《三聲》說。
2 “可見範圍內還實現不了”
值得註意的是,東方衛視在2015年開始出現新的活力,不僅在內容層面開始出現“現象級”綜藝,在體制機制改革方面也有了新的動作。
很大程度上,東方衛視的改革屬於上海文廣集團(SMG)整體改革的一部分。2015年,SMG開始加速推進整個集團向互聯網化的轉型,並且完成百事通和東方明珠兩家上市公司重組合並組建上海東方明珠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發生在2015年的SMG旗下上市公司的資本重組,是中國A股市場經歷的最為複雜的並購交易之一。兩個上市公司重組之外,東方購物、尚世影業、五岸傳播和文廣互動註入百視通,以及百視通定向招募100億元配套資金等三項重大資本動作同時發生。
實際上,國有廣電集團與資本市場實現某種有效對接,一直是廣電改革的目標和路徑,同樣也是難度和複雜度最高的部分,邏輯和難點和二十年以來的國企改革基本一樣。
在整個廣電行業中,目前都還沒有推行過如此規模和複雜的資本運作。央視旗下上市公司中視傳媒、湖南廣電旗下的電廣傳媒、快樂購都采取了只裝有母體業務的很小一部分,並且上市公司與控股公司央視、湖南廣電之間,都是相對獨立的運營。芒果TV則在本月剛剛完成B輪融資。
一位不願署名的一線衛視高層向《三聲》說,“現在絕大部分的廣電上市公司,都屬於單產品的性質,沒有真正發揮資本作用,整體上市在可見範圍內還實現不了,這是播控平臺的性質決定的。”
東方衛視改革核心是通過進一步推進節目制作環節和播出環節的適當分離,同時賦予節目團隊更多的自主權。獨立制片人制度和互聯網節目生產中心是具體的體現部門。
根據《三聲》記者了解,互聯網節目生產中心將探索有限合夥制的員工持股,獨立制片人的項目在成熟時也可能作為優質資產註入上市公司東方明珠。上海改革或許將享有政策優勢,中宣部已將東方明珠作為探索大型國有文化傳媒企業股權激勵的試點。
回顧廣電改革歷史,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其中“強人政治”的色彩。這意味著改革強人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人脈和手段在時間窗口出現的時候,迅速打開局面並且快速推進,但也使得改革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受制於自己的能力半徑和後續安排。
在這個意義上,目前上海廣電所推行的改革,如果想獲得突破性成功,必須保證後續的堅持和耐心,這也是目前廣電改革的悖論所在。早期的改革推動者和執行者在取得一定成績,並獲得市場認可之後,往往會受到外部更大的誘惑,如果內部結構靈活性較差,有可能造成新一批的離職潮,甚至是高層離職。
必須指出的是,在輿論內容和意識形態層面,目前的整體風向並不利於廣電的進一步趨向市場化的改革。究其本質,作為行政機構和政宣部門,廣電集團的首要屬性是安全性,如果對於安全的強調超過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範圍,無論是內容還是機制,其活躍性和寬容度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挾制。
典型表現是,和全國行政機構、事業單位一致,廣電系統也正面臨著領導層降薪的可能性,目前收入高的廣電集團的降薪幅度可能會更大,這也將拉大體制內外在金錢價值方面的已有落差。
3 “不是所有離職都會成功”
人才離開體制尋求更廣闊的內容生產空間,本質上是一種良性的流動。
視頻網站是橫向,內容生產是縱向,雙方訴求的契合是很多體制內的從業者選擇出走衛視而與視頻平臺發生關聯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視頻網站正在從版權購買向內容自制方面轉型。在綜藝內容方面,主要視頻網站目前的主要做法是投入重金引進模式版權、與優秀的制作團隊一起聯合制作,推送內容向著精耕細作方向發展。
在這樣的勢能之下,視頻網站對優秀制作團隊的需求日益擴大。值得註意的是,視頻網站也正試圖超越單純交易關系,而是通過資本與娛樂內容生產者形成較強的關聯。在《三聲》的采訪過程中,發現優酷土豆、騰訊、愛奇藝、樂視、芒果TV等在線視頻公司的投資基金正在日趨活躍,尋找有潛力的內容生產者。
部分創業者也願意選擇有著互聯網平臺背景的投資,對於他們而言,內容和平臺之間的強關聯同樣重要,而且這種屬性的投資對於內容生產和創業的過程,相對具有耐心和空間。在謝滌葵的投資人中有著騰訊的身影,而岑俊義的投資方為樂視視頻,合一創投也投資了某家新起的綜藝創業公司。
但是,並不是所有離開體制的人都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成功,其原因已經超越單純是否適應市場的範圍。
因為不管是從廣電進入視頻平臺,或是直接出來創業,廣電人跳出體制的道路雖然不盡相同,但他們始終沒有離開核心的內容生產,他們中的很多人更願意把自己看作是“生產內容的手藝人”。
《三聲》在分析燦星對於後續創業者啟示的文章指出(點擊左側藍字可收看相關報道),這一輪節目內容的創業者都需要思考一個商業模式問題:如何讓自己跳脫開單一的制作環節和廣告回報,即如何讓自己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內容的受益人”?
首先,對於內容生產而言,創業者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將自己擅長的內容實現“規模化和規律性”。可以總結的是,所有的綜藝內容創業者,離職之後都將自己在體制內最成功的節目視為核心競爭力,但是如何在此基礎上,利用市場化的資源實現突破和再創造,成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在離職創業2.0階段,投資人和平臺方所渴望的是更為“互聯網化”的商業玩法。可以預見的是,在這一批離開體制進行娛樂內容創業者中,大部分的商業模式本質依然是以TO B 為主,而TO C恰恰是更獲得資本和粉絲高認同,以及產生對於平臺由高消費能力的流量。
例如,主要能力基於廣告招商能力的離職創業者,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和平臺達成合作,並且在收益方面會較快實現,但是由於商業模式過於傳統,而且內容研發能力較弱,將成為這個潮中未來預期較差的一員。
新的互聯網渠道或許能帶來機會,特別是直播、VR等技術的普及,節目的生產和展現有了更多可能。根據《三聲》的了解,目前視頻網站和直播平臺都在尋找能生產出優質直播形態的節目團隊,而部分已經成型的團隊和節目也將加入直播因素。
離開江蘇廣電創立遠景影視的王培傑曾表示,如果遠景要做直播,肯定會是一檔素人類的互動節目;燦星總裁田明也表示《2016中國好聲音》肯定會加入直播部分,甚至燦星可能會建立自己的直播平臺;在易驊與騰訊合作的新節目《RUN!》中,直播形態也有可能會占據很大比重。
“在體制內,你以為自己的潛力已經被挖掘了,但創業之後,你發現自己原來還有更多的潛能。”正如一位離開體制的創業者所言,創業維艱並且隨時充滿挑戰,而留在體制內的人可能想說的是,“創業維艱,改革更維艱。”
『三聲』聚焦文娛創業領域的企業、人物、熱點、資本,提供最專業的文娛產業報道。
所有問題的表象背後,都是系統bug。
來源 | 餐飲老板內參(ID:cylbnc)
文 | 張琳娟
海底撈正在遭遇成立23年來最大的“滑鐵盧”。
任何問題的表象背後,一定是系統的bug。
而阻礙海底撈壯大的最大的系統bug,正是它一路走來最獨到的武器。
“張大哥”還是“張老板”?
“老鼠鉆進食品櫃”、“漏勺掏下水道”,這樣的醜聞擱在任何一家餐飲企業身上,都會是滅頂之災。(相關閱讀:為什麽那麽多人選擇原諒海底撈?)
神奇的是,海底撈強大的“品牌免疫”(即完全占領了消費者心智,與其建立情感鏈接,致使忠誠消費者自發為品牌問題進行辯解甚至選擇性忽視),使公眾輿論聚焦在“要不要原諒海底撈”上。
更神奇的是,當海底撈在事發當天發出第二份公告時,支持它的呼聲一度蓋過了對它的譴責。
轉折點發生在公告的第6條:兩家涉事門店的幹部和員工“無需恐慌”,“該類事件的發生,更多的是公司深層次的管理問題,主要責任由公司董事會承擔”。
這,和2011年海底撈遇到第一次輿論危機——“骨湯門”時,如出一轍。
當時,掌門人張勇發了這樣一條微博:
“菜品不稱重偷吃等根源在流程落實不到位,我還要難過地告訴大家我從未真正杜絕這些現象。責任在管理不在青島店,我不會因此次危機發生後追查責任,我已派心理輔導師到青島以防該店員工壓力太大。對飲料和白味湯底的合法性我給予充分保證,雖不敢承諾每一個單元的農產品都先檢驗再上桌但責任一定該我承擔。“
這種“護犢子”,很有水泊梁山式的江湖氣:“兄弟們只管幹吧,出了事大哥擔著!”
從危機公關的角度,兩次“護犢子”的處理,都為身陷輿論危機的海底撈扳回不少得分。
關鍵時刻不甩鍋、護著自家員工,海底撈的確做到了“厚德”如一。可是,對於一家體量龐大的現代企業來說,這樣真的好嗎?
這個問題,就連張勇本人,也曾疑惑。有一個細節是,在一次對張勇的采訪中,他非常困惑於員工對自己的兩個稱呼。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張大哥”,還是“張老板”?
海底撈的“大企業病”
張勇的困惑,大概是種“成長的煩惱”:一方面,企業越做越大了;另一方面,越來越難管了,問題越來越多了。
不妨來看看,在這次食安危機中,除了老鼠,海底撈還暴露了什麽?
(1)人員流動大,管理無序。
8月25日事發當天下午,內參君走訪北京的兩家涉事門店時,店面的負責人還一臉懵:誰是臥底尚不得而知。這真讓人哭笑不得,如果不是臥底記者太高明,就是海底撈人員流動太大,或者員工管理太無序。
(2)原有的組織模式弊端漸顯。
據內參君所知,海底撈是店長負責制,店長擁有開店權、選址權、用人權等一系列自主權。這種機制的好處是,能夠激發基層的積極性,以店面為單位靈活地應對市場。
而缺點是,在涉及企業核心價值觀的命門死穴上,基層和高層的感受容易脫節。比如,店長更看重可量化的經營業績,但對於食品安全這樣需要長期隱性投入、卻很難有顯性產出的問題不感冒。
此外,還容易產生內部混亂。一位商場招商經理就曾透露,遇到過同一個鋪位兩個海底撈店長“打架”的情況,搞得他很懵逼。
(3)有制度欠執行。
海底撈對食安的重視和制度之完備眾所周知。在其官網上,每個月都會公示例行食安檢查的通報,今年幾乎每個月都不乏洗碗機檢查不達標的案例。
而這次曝光中,“洗碗機里滿是汙垢”“後廚有老鼠”“用拖把清洗洗碗池”“火鍋漏勺掏下水道”這些細節,無一不在“打臉”。
(4)企業文化斷檔。
在視頻中,面對臥底記者對操作流程的提醒,後廚人員的一句話讓公眾紮心了:“幹好你自己的事。”要知道,海底撈倍受稱道的特質之一,就是員工的主人翁精神。如今,一句冷漠的回答再次“打臉”。
我們常說的“大企業病”,通常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機構龐大,制度成空,效率低下,人才流失,信息阻隔,管理失控。對照一下海底撈,“老大”當了太久,是否已經出現“病癥”?
“家文化”正在拖垮海底撈
“鄧巴數”理論告訴我們,人類維持溝通的組織規模極限是150人。
當企業人數在150人以下的時候,借助於人際思維就可以讓員工之間建立起親密無間的關系。當一家企業超過150人後,它的管理問題就隨之出現,借助於人際思維來提高績效很難。
這或許可以解釋張勇的困惑,也可以解釋海底撈的“大企業病”——對於擁有約200家店面、15000名員工的海底撈而言,“家文化”正在由法寶變成拖累。
首先,店越開越多,越開越快,新員工不再是家鄉人了,人員流動又快,你的“家文化”神魂,就很難傳導給每個人。
盡管張勇曾半開玩笑地說海底撈不是“家文化”,自己是“資本家”,但這並不妨礙海底撈的“小農”基因。
其次,餐飲完全是一個依賴“人”的行當。以食品安全為例,不在於老板的決心、高層的表態乃至於大量的經費投入,而在於每一個員工的責任心。
良性的企業文化,應該是“我有責,我承擔”,而不是“員工有責,老板擔”。
出了食安問題,公司高層確實有管理不力之責。但是,漏勺插進下水道、洗碗機長久不清洗,難道不是一線員工直接導致的後果?
順豐王衛護的是受欺負的員工,而海底撈護的是犯錯誤的員工。無原則的“護犢子”式的家文化,只會讓員工在潛意識里放松責任心。
最後,組織架構上,無論是老板張勇的“甩手掌櫃”式管理,還是對待門店的“無為而治”,在龐大的組織和迅速的擴張中,弊端都會越來越明顯——那就是失控。
總之,“家文化”在企業初創期是凝聚內部的法寶,但是,隨著企業越來越壯大,就會成為職業化管理的絆腳石。
海底撈的“中年危機”
事實上,即使堡壘沒有“從內部攻破”,看上去穩坐行業老大的海底撈,活得也並不輕松。
資本層面:2016年,海底撈旗下底料企業頤海國際在港交所掛牌,被認為是海底撈“曲線上市”,來自海底撈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供應鏈的上市,倒逼店面必須增長,而快速開店勢必帶來一系列管理問題。
競爭層面:近兩年,以火鍋黑馬“巴奴”為代表的新興品牌,公開挑戰海底撈。甚至,在局部市場,挑戰者的客單價等關鍵性經營指標一度躍居第一。而海底撈的出招回應,比如在無錫打價格戰,被認為是傳遞出了“老大的緊張”。
消費升級層面:比起巴奴、湊湊們在產品、場景、模式上的花樣創新,海底撈這麽多年來似乎乏善可陳。“除了服務還有什麽?靠什麽贏得年輕人?”消費者的叠代,也在拷問著這位老大。
以上種種,都在打亂海底撈原有的節奏。
內外因素夾擊下,海底撈正駛入壓力驟增的“音障區”——沖過去,就能穩定在新高度;突破不了,就面臨跌落。
某種程度上,海底撈的這次危機,並不完全是“偶然”。就如海底撈自己所說,是“深層次的管理問題”。
能否“叫醒”中餐的整體食安意識?
在歐美,麥當勞經常因為“飲料太燙燙到客人”這種“吹毛求疵”的問題而賠償。
在中國,所有餐企的食品安全意識都還在一個很低的水平線上,法律、制度層面的監管力度也遠遠不夠。
令人尊敬如海底撈,卻依然無法超越整體的現實大環境。
對於海底撈來說,危機暴露出來是好事,它是企業系統故障的報警信號。
對於整個餐飲業來說,但願,這次因行業標桿的危機而引發的集體討論和反思,能夠帶來業界食品安全基準的整體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