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一年多的小兩口,每個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但每月4500多元的支出,讓他們有些吃不消。對此,理財師張鑫給出了理財建議,希望他們的生活可以更加從容、美好。
【收入】
夫妻月入5000元
田欣是太原一家連鎖藥店的中藥抓藥師,月收入2000元,丈夫在太原一家事業單位上班,月收入約3000元。有7萬元存款,是結婚時的禮錢。
【支出】
每月支出4500元
兩人相愛7年後於2013年正式步入小兩口的生活,他們住在勝利街一個高檔小區,兩室一廳,房貸和水電網費加起來每月就得2500元,兩人有一輛小型代步車,多為丈夫使用,油費每月得500元左右,早晚飯在家里,午飯在單位食堂,生活支出和房貸約4000余元,占用了小兩口工資的90%。
對於此次央行降息,小兩口頗為關註,向記者咨詢錢是該繼續放在銀行還是找其他理財辦法。
【支出建議】
花銷可以“任性”但要堅持記賬
采訪中,記者發現對於小兩口的花銷,田欣表示雖然平均月支出約4000元,但是這里面有很多“任性”花銷。“雙十一”的消費記錄顯示,田欣自己就花掉了6000余元,雖然買的東西劃算且實用,但是打亂了他們的其他支出計劃。
理財師張鑫稱,田欣這樣的年輕人沒有很強的理財觀念,最大的原因是沒有家庭記賬。不知道存了多少,花了多少,超出預算多少。尤其是有了網購以後,有一些隱形的花銷讓消費者渾然不知。
家庭記賬,顧名思義,就是記錄家庭的日常收支。家庭賬目雖然不及企業的賬目繁多、複雜,但是也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做好了家庭記賬,可以很清楚家庭中的收入和花費。一共賺了多少錢,錢都花哪去了?花的是不是有必要等等。也對家庭中的閑余資金有了很清楚的了解。
張鑫建議,可以選一款適合家庭使用的家庭理財軟件,可以管理各項資產,比如銀行卡、股票、基金等,收支情況也會顯示得很清楚,不需要人工一條一條地記錄。 記賬久了,也就自然而然想到讓家庭的資產增值,考慮一些投資和理財的事情。
【理財建議】
定期存款可以挪窩買穩健類理財
記者註意到,此次降息對一年期定存影響不大,但3年期、5年期定存的利率普遍下降。田欣家自有7萬元的定期存款,田欣自稱是給未來的孩子留的不動產,但是俗話說“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田欣屬於風險承受力低、缺乏理財技巧和渠道的人士,理財師建議在降息預期下應註意鎖定中長期收益。
馬上到年底 ,銀行業內人士建議田欣應該先存3個月的定期,到第二年1月份看看銀行的存款利率情況,再做決定。銀行定期存款的部分建議目前先不要做長期投資,可以做一些短線的定期存款,觀望。
另外,就田欣的個人儲蓄來看,只要夠5萬元,就已經滿足了銀行理財的基本要求。理財師張鑫提醒,在降息預期之下不妨選擇一些期限較長、收益又高於銀行存款的理財工具,田欣就可以拿出5萬元購買一些理財產品,例如買3個月到6個月收益較高的保本理財產品,或者憑證式國債。與此同時,田欣一家應該避免被利息過高的擔保公司誘惑,急功近利反而得不償失。
【房貸建議】
央行下調貸款利率可到銀行重新簽訂合同
此次央行下調貸款利率,對像田欣家一樣的貸款者來說應當是一件好事。田欣一家將房貸時間縮短為5年,因為降息後5年以上貸款利率由6.55%降至6.15%,這相當於給購房者打出9.39折優惠利率。
那麽,央行降息後,究竟能省多少錢?根據測算,以購房者貸款100萬元、期限30年為例算。如果購房者選擇的是等額還款方式,央行降息前,每月還款6353.6元,總支付利息1287295.48元。此次降息後,每月還款 6092.28元,總支付利息1193221.37元。每月少還款261.32元,總共可省94074.11元。
如果購房者選擇的是逐月遞減還款方式,央行降息前,首月還款8236.11元,每月遞減15.16元,總支付利息985229.17元。央行降息後,首月還款7902.78元,此後每月遞減 14.24元,總支付利息925062.5元。因此,還款首月可省333.33元,總計可省60166.67元。
理財師張鑫建議,由於田欣購買的房產與銀行間的貸款關系有合同約束,合同中規定了貸款利率和相關規定,若要更改貸款利率,則必須更改合同,需要貸款者前來簽訂新合同,才能按照新利率執行。
因此,建議田欣最好在明年1月1日之前咨詢貸款銀行以哪一種方式執行貸款新利率,若是需要重新簽訂合同,那麽可以及早到銀行辦理重簽手續,以免耽誤新利率的實行。
(編輯:張瑜)
“商者無域”,這是潮商領袖李嘉誠的名言,也是商業帝國主義的鐵律。同為潮商的國美集團掌門人黃光裕註定成為這一鐵律的又一個經典演繹者。2004年,黃光裕以35歲資歷位列胡潤百富榜首位,成為中國內地首富,其後多次蟬聯。黃光裕出獄傳聞已被否認,但仍不影響它成為新聞焦點。
出獄要到2016年之後
2008年11月,黃光裕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北京警方拘查。2010年8月該案得到最終宣判,黃光裕因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同時被判罰金6億元,沒收財產2億元。
“理論上,服刑期過半就可以申請假釋”。北京市中洲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忠向《新京報》介紹,黃光裕的14年刑期是從2008年11月17日到2022年11月16日,法律規定實際執行刑期不能少於原判決刑期的一半,從2008年11月起算,到2015年11月,黃光裕的刑期正好過半。
刑期過半後,有兩個方法或可實現提前出獄,一個是減刑,一個是假釋。曾長期在司法系統工作、現在北京工業大學任教的王輝博士向《北京商報》表示,即使提出減刑和假釋,一般都要再服刑一段時間。黃光裕刑期過半要到2015年11月,考慮到間隔期等問題,黃出獄保守估算也要到2016年之後。
另外,王輝還表示,沒聽說黃光裕患有嚴重疾病,不大可能走保外就醫這一途徑提前出獄。“實行保外就醫必須刑期過半,並且生活不能自理等才能執行,否則在當前情況下,很難假釋或監外執行。”
黃光裕“調查門”
2008年11月19日黃光裕以操縱股價罪被調查。
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和單位行賄罪判處黃光裕有期徒刑14年,罰金6億元,沒收財產2億元。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8月30日對黃光裕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案終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黃光裕獲有期徒刑14年。
2012年11月22日,黃光裕內幕交易案引發的民事賠償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三次開庭未宣判,舉證責任分配存爭議。
2012年12月20日法院判決,原告方敗訴,黃光裕無需賠償。
據多位國美知情人士表示,即使是在獄中,國美的重要決定和戰略決策,都來自於黃光裕的直接意誌。有傳聞,黃光裕曾創下從晚上21:00到淩晨4:00,連續7個小時給國美各大高管打電話的記錄。
據透露,黃光裕與外界的溝通,除了通過常規渠道申請定期探監之外,警方還為其開辟了一條特殊通道,比常規的書信溝通更為快捷,具體操作是相關公司將相關文書遞交給警方,並由警方轉交高墻之內的黃光裕處理後,再遞還給相關公司。黃光裕通過此渠道可以參與國美的重要決策,遙控公司事務。
由此看來,黃光裕出獄之後,即使有投資黃金等其他打算,也會把國美牢牢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從首富到階下囚
他一生經歷坎坷,從少時寒微與初涉商域的百轉千回,到國美攻城略地迅速成長為電器商業帝國,再到觸犯三宗罪鋃鐺入獄,又經歷企業控制權慘烈鏖戰,至獄中遙控跟進國美戰略搏殺,可謂跌宕起伏。國美是黃光裕一手打造的電器業帝國,是“商者無域”的主業與核心,也是他深陷其中的帝國保衛戰的主戰場。黃光裕保衛的既是國美的“家族企業”屬性,也是“商者無域”式的連鎖、並購與規模擴展的商業技戰模式。
1987年至2008年,凡二十年創業史,黃光裕總體上一路凱歌,順風順水。黃光裕以其過分突出的個人商業理念與市場搏殺風格開創了中國電器業的帝國化經典。當然,這里的個性化因素太多,很難模仿複制。
黃光裕的商業成功技法主要包括:第一,營銷模式創新,主要是建立龐大的連鎖經營網絡,以“薄利多銷”的樸素商道結合市場規模效應,相互刺激、誘導和強化,最終助力國美商業帝國的成功;第二,強悍的企業進取文化,以“打仗”“戰役”等開辟商業疆土,形成活躍進取、競爭生存的企業軟實力;第三,以規模擴張為導向的上市融資和並購,這使得國美迅速獲得大量流動資金以及現成的銷售網絡;第四,市場優先的搏殺技法,即以“價格屠夫”聞名的黃光裕高度重視市場占有率和銷售網絡的壟斷控制權。
2008年以來,這位電器帝國掌舵者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是刑事三宗罪;二是企業控制權之爭。刑事犯罪導致其領刑14年,但與其他落馬企業家不同的是,他依然設法掌控國美控制權。入獄不破經商,也是“商者無域”的另外一種經典而奇特的詮釋。企業控制權之爭則涉及家族企業創始人(第一大股東)與職業經理人的治理權與治理理念之爭,這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史上的經典案例。
刑事犯罪方面,黃光裕早在2006年即因涉嫌違規貸款破壞金融秩序遭到立案調查,但沒有結果。不過,這一事件似乎已揭開了國美帝國違法違規的冰山一角。2010年定案的“黃光裕案”涉及三宗罪: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
三宗罪的基本特點是:第一,相關犯罪行為均涉及國美集團資本操作或並購,是集團擴張中衍生的行為;第二,這些行為與黃光裕個人的商業帝國理念及其操作手法高度相關;第三,這些行為均發生於2006年至2008年期間。非法經營罪主要涉及黃光裕違反國家金融管制規定非法買賣港幣8億余元。內幕交易罪主要涉及作為實際控制人的黃光裕在公司資產重組與置換操作中進行內部交易,獲利3億余元。單位行賄罪主要涉及黃光裕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公司利益行賄多名國家工作人員,金額達到四百多萬元。
黃光裕的這些查實確證的犯罪行為,從刑事法律角度來看,固然有可予追責和譴責之處,但從他個人一直以來的“商者無域”的經營理念來看,又是水到渠成之舉。最理想化的“商者無域”自然是最少管制的市場自由境界,然而一方面中國市場化的進程是伴隨改革節奏逐步展開的,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適當的法律管制框架亦是市場規範有序競爭之必要,故“商者無域”應有著法律和政策作為規範邊界。如對此類邊界視同無物或者認為可以變通回避,則遲早會觸礁生事。
刑事犯罪及牢獄之災還引發了國美內部的控制權大戰:一方是國美創始人黃光裕及其家族與親信團隊,另一方是並購入國美的原永樂電器的陳曉及其管理層。陳曉自2009年接任國美集團董事局主席以來,與深陷刑事程序的黃光裕之間爆發了驚心動魄的控制權之爭,最終以黃光裕反配股增股動議獲得通過以及陳曉後續辭職而告終,標誌著國美集團依然“姓黃”。
控制權之爭的主要過程發生於2010年8月4日至9月28日,這是決定國美集團管理格局與理念走向的關鍵時期。雙方經過了十個回合的攻防,最終以9月28日的股東會決議做結。在9月28日的股東會決議上,雙方均爭取到了相當份額的股東支持,最終結果是黃光裕取得了非常有限的勝利,其動議中的反對增股要求獲得通過,從而避免了股權被稀釋而導致的控制權受損,但撤銷陳曉團隊管理權等動議悉數被否決。
這一決議結果相當於雙方打了個平手。然而,經此一役,雙方已很難相容。更關鍵者,黃光裕對國美的“家族企業”理解與管理和陳曉試圖“去黃化”而引入的多元股權格局和職業經理人管理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對立。股東會決議沒有解決大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因此控制權之爭依舊存在,直到2011年3月陳曉辭去所有管理職務,由黃光裕囑意的張大中繼任,國美重新回歸黃光裕控制的軌道。
不過,重控國美之後的黃光裕在平息“內憂”的同時很快遭遇到嚴峻的“外患”,即家電業“電商模式”的慘烈競爭。互聯網技術與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使得以“實體連鎖”為基礎的傳統國美營銷模式之優勢不斷被抵消和相對化。身在獄中的黃光裕每每焦慮於此,所謂的“電商悼詞”以及遙控國美管理層的“拖字訣”甚至“價格屠夫”之類的黃金戰法,似乎都無法完全阻遏電商的狂飆突進。
市場經濟的殘酷之處就在於,似乎一代人只能穩控一代人的商業模式,當新模式出現時,一場無情的市場革命似乎無法阻遏。對於信奉“商者無域”的國美帝國締造者黃光裕而言,法律的外部疆域、控制權之爭的內部界限以及電商業新競爭的結構局限,一一構成其帝國保衛戰不斷變換的戰場,他是否能夠再創佳績,還是會在新商業模式競爭下力不從心,尚有待觀察評判。
,就是那個今年剛花了2.8億港元買了雞缸杯、還用它喝茶要“沾點仙氣”的劉益謙!就是這麽任性!昨天,他又以天價3.1億港元的價格拍下“明永樂禦制紅閻摩敵刺繡唐卡”。一年,接近5億人民幣,買下一個杯子和一塊“掛毯”,劉益謙可說是2014年全中國最任性的男人!(JZ)
11 月 26 日,香港佳士得 2014 秋拍最後一場拍賣會現場,一件特殊的拍品「明永樂禦制紅閻摩敵刺繡唐卡」 正在進行緊張激烈的競拍。細心的人就會發現它的與眾不同——拍賣場內人頭攢動,電話和現場的數字競標者連連出價,競拍場面異常激烈,現場掌聲叠起。 最終光是競拍環節就歷時 22 分鐘(通常拍賣 1 件拍品歷時約 1 分鐘);當進入最後的競逐階段居然是佳士得中國區總裁蔡金青女士與亞太區主席高逸龍先生(François Curiel)兩人親自接聽兩位來自電話委托的競拍者的競價。經過數輪激烈廝殺,最終蔡金青的電話那頭的“神秘買家”以 3.1 億港元(超過 2.78 億人民幣)的價格成交,創下了中國藝術品在所有國際拍賣行拍賣歷來最高世界紀錄。
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通常在藝術品交易市場,選擇電話委托進行現場競拍的多半是為了保持匿名低調的大買家,而就在落槌之後不久佳士得向全世界媒體發出的公告中,竟然列出了這位買家的名字——劉益謙。聯想到之前拍賣現場的種種“特殊安排”,讓人感覺簡直是一場“精彩大戲”。
這份公告中同時附有劉益謙的話:“拍後第一時間劉先生通過電話表示:「我非常自豪將這件具有極高歷史和藝術價值的十五世紀明永樂唐卡帶回中國,並將珍藏在龍美術館。」 ”
在香港,我見過全國各地派來的招商團: 他們的氣派(動輒幾百人), 虛偽(簽訂大量虛假的引資合同),豪言(做大做強"環 xxxx 經濟圈"),和闊氣(用公款購物,大吃大喝)。
不過,今天,我讀了美國《財富》雜誌(英文版)關於美國各州政府的招商局如何運作,感到娛樂性極強。
文章講的是 Tesla (特斯拉)汽車公司在過去12個月里,如何在選擇電池廠廠址的時候,耍弄,戲弄和玩弄各州政府的招商局和州長大人們:最大塊的土地,最多的稅收優惠,三通一平,電價七折,充足的供水,5億美元現金獎勵,等等。
文中的很多語言,我太熟悉了。州政府官員們獻媚的腔調,跟投資銀行在巴結上市公司時的假話,大話,和空話,如出一轍。擬上市公司在吊投行胃口時的貪婪和雕蟲小計,也跟特斯拉汽車公司異曲同工!
文章語言俏皮,精美,建議某君把它翻譯成中文,供大家分享。我也建議學英語的朋友們,把它當成精讀課文。
文章標題:Inside Elon Musk's $1.4 Billion Score, in the 1 December 2014 issue of Fortune. Author: Peter Elkind.
紐約時報 (英文版),
2014-11-29,
翻譯, 摘要:
六十多年的城鄉分割實在是罪大惡極。
這篇文章講的是我的湖北家鄉的真實故事。
13-15年前,中國的住房改革基本上是把城市的房子送給了住戶。
隨後的高速印鈔,高速通脹,高速加薪把農村完全拋棄了。
在很多地方,農村的基層政府基本上癱瘓了:環境被嚴重破壞,治安惡化,醫療滯後,無數家庭被拆散,慘不忍睹。
HONG KONG — On a trip home late last year to the rural Chinese village of my childhood, I found my brother tying a military knife under his belt as he was leaving the house. I asked why he needed a knife, and he replied, “It is not as safe here as before.”
The peaceful and idyllic village I grew up in, like many of China's rural towns, has been brought to ruins by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that followed decades of failed policies and neglect by the state. Many of my contemporary fellow villagers would prefer to go back to the old days.
Nostalgia in China may sound strange to people whose image of the country's recent history is colored by memories of Mao’s disastrous policies, which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1949 brought economic disaster, starvation and mass death. But my generation, which came of age after the Great Famine and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mid-1970s, missed the worst of the misery. And in typical Chinese fashion, my elders preferred not to talk about the bad days.
My childhood came at a unique moment for China. We were still living traditional village lives, having left the horrors of Mao behind, but not yet in the thick of the capitalist frenzy. Families were strong, crime was unheard of and the landscape was pristine. We didn't mind being poor — in my third and fourth years at primary school in the early-’70s, the whole school did not have textbooks —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we were missing. We lived in peaceful, tight-knit communities.
But China's traditional social fabric has become shredded — and the disintegration is most obvious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families are falling apart, crime is soaring and the environment is killing people. Many villagers who were happy to have the state retreat from their private lives in recent decades are now crying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to rebuild China’s languishing village life.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70s, the communes were split up into family farms, prompting a surge of productivity and more freedom for rural residents. Peasants suddenly had the power to decide what crops to grow, how to grow them and how to sell their harvests and other products. Many farmers decided to leave the land to work in factories in the boomtowns along the southeast coast, bringing home money as well as fresh knowledg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Many brought back much-needed skills to build their own businesses. This golden era was celebrated as the triumph of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liberation.
The period of renaissance in the countryside ended in the mid-to-late 1990s. Reckless growth of bank credit powered by the central bank’s printing press caused years of double-digit inflation that quickly eroded the incom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ed widen gaps between rural villages and the cities. Average monthly wages in the cities surged from a few hundred yuan two decades ago to about 4,000 yuan ($650) today, while incomes in the countryside lagged far behind.
More important,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privatization of state housing, urban housing prices grew exponentially, five-to-six-fold in many cases, while the value of rural homes rose little by comparison. Too many rural residents have missed out on China's property boom, contributing to the wealth gap between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done little to help. As more and more farmers flocked to factories in coastal cities, layers of local government were neglected and decayed. Factories eventually emerged in towns near rural villages, sucking the lakes dry and poisoning the rivers and the air. Experts estimate China has more than 450 cancer villages, towns where cancer cases cluster at much higher than average rates. Villagers have paid a steep price. Some residents of my village have died of unknown ills in their 40s and 50s.
The state of my family’s home village of Jingmen, Hubei Province, is common across China. Its roads are no longer usable as they have not been maintained for over a decade. The community buildings have been torn down; the last time I was there I only saw dust and broken tiles all around.
Rural families are suffering. The suicide rate in the countryside is three times as high as in the cities,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2011. My uncle, who had been living in a makeshift shack after his grown children kicked him out of their house, hanged himself four years ago, never having recovered from the death of his wife two years earlier.
It is common for both parents to leave their small children at home in the village while they go to work in factories elsewhere. Some 60 million children suffer this fate; most are left in the care of their grandparents, but more than 3 percent — millions of children — are left to live on their own. Children who stay behind often have to cope with loneliness (not many have siblings) and helplessness. Some reports say that sexual abus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on the rise.
Meanwhile, increasing numbers of rural children are dropping out of school. One study suggests there are at least 20 million school dropouts in rural areas, or 1 in 10 young villagers. The primary school that I attended in the 1970s was dismembered a decade ago, due to dwindling numbers of students. As a result, young kids in the village have to travel along more than five miles of mud roads each day to go to school.
In many cases, men go to jobs in the cities while their wives stay behind with the children in the village. They get to see each other only a few days a year. Distance, emotional stress and financial frustration tear families apart.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 Learning Weekly, China's rural divorce rate surged fourfold between 1979 and 2009. Lianhe Zaobao, a Singapore-based newspaper, and numerou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have reported that many parts of rural China have become anarchic, with rising crime rates and election fraud.
Beijing's effort to decentralize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is social decay. The elections of village heads are often rigged and corruption is rampant.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has left a dangerous power vacuum, and many villagers have been left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here is a lot of talk of mafia-like groups wielding power behind the scenes.
Crime, rare in the Communist era, is increasing. Statistics are hard to come by — even the police do not publish them. In the countryside, only the most extreme crimes get reported, but even some horrific cases are ignored. Several years ago, my cousin was almost beaten to death by a fellow villager and his relatives in a conflict over an extramarital affair. My sister reported the brutality to the police but they never followed up.
In the old days, officials at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s had the mandate and resources to mediate disputes, including domestic violence. The police would patrol even the most remote villages. Today the police seem to stay in cities, and village heads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to intervene in social issues. The abolition of an “agriculture tax” about a decade ago has added to the budget constrai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obsessed with economic growth rates, the country's inequality and a damaged environment — especially in the villages — are much bigger challenges. Whatever libertarians say about th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state, many rural Chinese, particularly the poor like my relatives and fellow villagers, want m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armers are forming petition groups in various places, demanding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 in land disputes, pollution and election fraud.
The misery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s severe but fixabl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must come out from the shadows and prioritize the rebuilding of village life. The state ha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to do something. It just needs the will.
Joe Zhang,
(本文發表在《證券市場周刊》2014年第87期)
上一篇文章講過,陳永洲抨擊中聯重科(000157)轉讓子公司環衛機械,認為有向管理層輸送利益之嫌。這涉及到如何給企業進行估值的問題,從陳永洲的相關文章來看,他主要根據簡單的計算(如市盈率、市凈率)來給企業估值。例如,在《中聯重科回應“三宗罪”》一文中他這樣說:
比照本次擬轉讓股權評估,本次轉讓的資產相當於1.65倍市凈率(PB)和5.11倍市盈率(PE),同比企業中,三一重工的PB為5.4倍,PE為10.24倍,市場為此認為,中聯重科低價轉讓環衛機械,涉嫌國有資產流失。
再如,在《中聯重科:被指利益輸送》一文中他這樣說:
據公開資料,中聯重科的環衛資產業務在全國的市場份額高達60%左右,2011年營業收入29.78億元、毛利潤9.17億元,分別同比增長59%、55%。而2011年中聯重科的營業收入同比增幅也不過44%。若以15倍的市盈率估值,中聯環衛的市值可達約102億元,出售80%股權則將減少中聯重科約50億元的價值。而接盤方則可以32億元獲得逾80億元的價值。
問題是,給企業估值不是如此簡單的事情。環衛機械的股權最終未能轉讓成功,根據中聯重科的公告,自 2012年3月23日起至2013年3月28日,“無意向受讓方向湖南省聯合產權交易所遞交受讓申請。”
如果中聯重科轉讓環衛機械的價格確實偏低,那麽為什麽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無人問津?
從理論上來講,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公司價值的“最佳所有者原則”——公司價值取決於誰在管理,以及采取什麽樣的戰略。換言之,在中聯重科管理層持股的長沙合盛眼中,環衛機械80%的股權值32億元,而在其他人眼中則未必。
我們再來看一下相關的財務數據,看看有什麽發現。根據中聯重科公布的資產評估報告,環衛機械的資產財務狀況如表1:
表1:環衛機械模擬資產財務狀況表
單位:萬元
科目 |
2009年末 |
2010年末 |
2011年末 |
2012年2月29日 |
資產總額 |
72,991.62 |
167,578.12 |
208,027.76 |
210,000.00 |
流動資產合計 |
71,862.52 |
166,258.58 |
204,685.74 |
206,571.43 |
非流動資產合計 |
1,129.10 |
1,319.54 |
3,342.02 |
3,428.57 |
負債總額 |
25,569.21 |
61,902.20 |
74,509.55 |
0.00 |
流動負債合計 |
25,569.21 |
61,902.20 |
74,509.55 |
0.00 |
非流動負債合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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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凈資產總額 |
47,422.41 |
105,675.92 |
133,518.21 |
210,000.00 |
表1中有一個罕見的現象——2014年2月29日流動負債為零,而且,在2011年末為7.45億元。通常情況下,企業總會有一些流動負債,如應付賬款、應交稅金等,環衛機械也不應例外。那麽,是否有這種可能?——當股權受讓方受讓環衛機械80%的股權後,他們可以通過合理增加環衛機械的流動負債以增加至少7.45億元的現金流。
不過,我們還要考慮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麽環衛機械的非流動資產這麽少?畢竟,公司2011年的營業收入將近30億元。與中聯重科相比,環衛機械的固定資產周轉未免太快了些。
表2:環衛機械和中聯重科固定資產周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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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機械 |
中聯重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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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1年 |
營業收入 |
12.28 |
17.50 |
29.72 |
463.23 |
年末固定資產 |
0.11 |
0.13 |
0.33 |
41.02 |
營業收入/固定資產 |
108.80 |
132.63 |
88.92 |
11.29 |
表2中的數據來自資產評估報告,因為該報告沒有披露固定資產金額,我們以非流動資產金額來代替。
為了尋找答案,我們仔細查閱相關公告,發現中聯重科還披露了一份《關於對長沙中聯重科環衛機械有限公司模擬資產、負債及所有者權益的專項審計報告》。根據審計報告,環衛機械2012年2月29日的固定資產賬面價值僅為0.28億元,其中機器設備僅為956萬元,比運輸設備還要少(1528萬元),最少的為電子設備(361萬元)。值得註意的是,環衛機械的固定資產中沒有廠房,這也是一個很少見的現象。
至此,我們可以理解中聯重科在轉讓公告中的這段話了。
由於本公司的環衛機械業務發展已經遇到瓶頸,要實現其新的突破,必須擴充產業鏈,但這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並將使環衛機械產業面臨與工程機械產業競爭資源的矛盾局面。
綜上所述,估值顯然不是簡單地計算一下市盈率、市凈率之類的指標就可以下結論的事情。
在《中聯重科回應“三宗罪”》一文中,中聯重科董事長助理劉鵬飛先生曾這樣回答關於環衛機械評估值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中肯的回答,但是,從陳永洲後面的文章內容來看,他並不接受這個回答。其實,很多人都經常用市盈率來比較同一行業內不同企業的價格水平,我也曾這樣做。
來回顧一下我在2013年時做的一個分析[1],從分析的結果來看,與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相比,似乎市場低估了中聯重科的價值。
表3:中聯重科被控造假前[2]與同行業部分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較
|
中聯重科 |
三一重工 |
徐工機械 |
柳工 |
2013年1月7日收盤價 |
9.19 |
10.15 |
11.37 |
9.80 |
EPS(TTM) |
1.18 |
0.90 |
1.22 |
0.38 |
市盈率 |
|
11.28 |
9.32 |
25.79 |
2012年前3季度營業收入同比增長 |
17.77% |
-1.46% |
-1.70% |
-30.31% |
2012年前3季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 |
16.75% |
-23.42% |
-30.51% |
-72.95% |
現在看來,我那時想得過於簡單了。如果看現在的數據,中聯重科的市盈率居然比三一重工(600031)、徐工機械(000425)這些競爭對手都高,只略低於柳工(000528)。
表4:中聯重科當前與同行業部分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較
|
中聯重科 |
三一重工 |
徐工機械 |
柳工 |
2014年11月11日收盤價 |
4.99 |
6.17 |
9.53 |
8.10 |
EPS(TTM) |
0.14 |
0.20 |
0.63 |
0.21 |
市盈率 |
36.83 |
30.94 |
15.24 |
39.28 |
2014年前3季度營業收入同比增長 |
-31.60% |
-10.58% |
-6.23% |
-15.14% |
2014年前3季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 |
-73.64% |
-46.52% |
-19.26% |
-36.51% |
對比表3和表4,我們可以發現同一行業內的不同公司在行業景氣下降時的表現各不相同。例如,中聯重科在2012年前3季度前表現最好,但2014年前3季度的表現則恰好相反;徐工機械2014年前3季度表現最好,但在2012年前3季度則表現很差,僅比柳工為好。然而,就長期而言,它們的表現很可能不像短期那麽懸殊。市場知道這一點,因此會給短期業績表現差的股票更高的市盈率,給短期業績表現好的股票更低的市盈率。
中聯重行所在的工程機械行業是一個周期性很強的行業。投資大師彼得·林奇很早就告訴我們,周期性股票與大多數股票不同。
對大多數股票而言低市盈率是好事,但周期性股票並非如此。如果周期性公司的市盈率開始變得很低,那麽這很可能是一個標誌,預示著它們已經接近高潮的尾聲。粗心大意的投資者可能渾然不覺而繼續持有股票,因為公司經營仍然運轉良好,公司的收入仍然不菲,但是這種情況馬上就會改變。
對於大多數股票來說,高市盈率是壞事,但對周期性行業的公司反而再好不過。通常,它意味著公司正在走出最難熬的困境,不久業務就會改善,收入也會超出分析家們的預期。
以中聯重科來說,如果我們在2013年1月7日以7.79倍、看上去很低的市盈率買入它的股票,則到今年11月11日,會虧損41.77%,盡管它現在的市盈率看上去很高(36.83倍);反過來,如果我們那時買入市盈率看上去不低(25.79倍)的柳工的股票,卻只會虧損10.73%。
因此,無論是對某一家公司的市盈率作縱向的比較,還是對某一行業(尤其是周期性行業)的不同公司的市盈率作橫向的比較,我們都要謹慎,切不可根據簡單的計算結果就輕下結論。
在作同業比較時,不僅市盈率不靠譜,市凈率也不合理——不同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不同,因此也就不應該具有相同的市凈率。以中聯重科和三一重工為例,三一重工的凈資產收益率高於中聯重科,市凈率更高是市場理智的表現。以2014年11月11日的收盤價和3季報每股凈資產計算,中聯重科的市凈率為0.93,而三一重工為1.86。
表5:中聯重科、三一重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平均值 |
中聯重科 |
44.52% |
34.10% |
36.90% |
33.22% |
24.95% |
18.62% |
8.92% |
28.75% |
三一重工 |
42.91% |
26.93% |
29.77% |
51.68% |
51.26% |
23.57% |
10.13% |
33.75% |
我寫《價值投資是科學麽?》這篇博文,其實不是想討論投資——我堅信價值投資一定會成功,沒有半點疑問。我是想從(現在的或未來的)病人的角度討論一下中西醫之爭。我們是投資者,但除了投資外,至少還要關註醫療、養生方面的問題。畢竟,時間越長,雪球滾得越大。
熟悉我的讀者可能早已發現,我今年寫的文章很少。這是因為我的父親春節後被查出患了膽囊癌。在父親患病期間,如何治療他的病成為我考慮的頭等大事,這其中就涉及到如何看待中醫的問題。
方舟子先生對待中醫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在回答“你如果得了不治之癥,西醫沒辦法治,會不會看中醫”這個問題時這樣說:
即使得了現代醫學還無能為力的絕癥,我也不把生命交到比我愚昧得多的人手里去碰運氣,否則也是對不起我的教育。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人都不看中醫不吃中藥,也沒見他們就不健康長壽了。我還想反問一句,如果中西醫都沒辦法治,你是不是會去看巫醫、找“氣功大師”、求神拜佛?
我無法做到方先生這樣。當看到父親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樣子,我們全家人都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他。所謂一切辦法,自然也包括中醫。我想,這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也是理智的選擇。
我看過方舟子寫的書,以及他和中醫界人士辯論的視頻,但我還是認為,他對待中醫的態度不夠理性。以他的上述回答為例,我認為大有可商榷之處。
即使得了現代醫學還無能為力的絕癥,我也不把生命交到比我愚昧得多的人手里去碰運氣,否則也是對不起我的教育。
——即使你比所有人都聰明,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術業有專攻。畢竟,你不是醫生。我們在生病時要尋求醫生的幫助。如果在某一種病上中醫治療的效果比西醫好,那為什麽不選擇中醫呢?
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人都不看中醫不吃中藥,也沒見他們就不健康長壽了。
——如果他們看中醫、吃中藥後更健康長壽了呢?
我還想反問一句,如果中西醫都沒辦法治,你是不是會去看巫醫、找“氣功大師”、求神拜佛?
——這要看巫醫、“氣功大師”、求神拜佛是否會有效了。方舟子可能覺得他們沒有療效,但他認為“中醫療效不確定”,換言之,可能是有療效的。有療效和沒有療效的方法怎麽能混為一談呢?
方舟子對待中醫的偏激態度並非獨此一家,甚至不是先吃螃蟹的。在《批評中醫》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對待中醫的態度:
先生學他是學西醫的,他知道中醫靠著經驗也能把病醫好。西醫根據科學,有時也會醫不好。但西醫之於科學,如船之於羅盤。中醫根據經驗如船之不用羅盤。用羅盤的,有時會到不了岸,不用羅盤的有時也會到岸,但他還是相信羅盤。
——蔣夢麟追憶孫中山
魯迅文章中處處可見對中醫的批評、否定。1925年孫中山患肝癌晚期,協和醫院宣布束手無策時,他仍然不願服中藥。魯迅對此十分感動,寫道,“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麽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誌。”
有類似態度的人很多。
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陳寅恪
中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
——郭沫若
我從互聯網上查閱了一些資料,發現 孫中山先生最終還是請中醫治療過,詳見[1],
不過,我沒有查看《孫中山年譜》。至於中醫治療的效果,應該還是有,詳見《孫中山病逝前的一場中西醫之爭》[2]
。
如果說孫中山先生的事太過久遠,真相難尋,那麽,我父親的情況總歸是真實的。父親在腫瘤醫院做了手術,手術不成功,醫生對他的病情很悲觀,告訴我們:1、身上的引流管取不下來了;2、出院後不用來複查;3、病情發展到最後會出現腸梗阻,不能吃飯,那時可以到附近的社區醫院對癥治療。
父親出院後,我們立刻請中醫為他治療。後來,有一段時間,父親的身體恢複得不錯,引流管取下了。再後來,病情惡化,但直到臨終,他還能吃得下飯,且臨終前表情安詳。
我覺得,像陳寅恪、郭沫若、方舟子那樣的態度,是為科學“獻身”的態度。對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來說,還是不為科學“獻身”的好。
孫老師:
一般來說,用歷史ROE來預測企業未來的增長率會高估企業的價值。
首先,當我們用某企業的分紅繼續投資其股票時,會遇到一個買入價格很可能超過凈資產的問題——如果該股票市凈率遠大於1,則買入股票後我們很難獲得與ROE相同的回報。
其次,如果是傳統行業,投資會遇到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因此,新的投資項目可能難以達到和老項目相同的回報率。從公司財務的理論來說,只有新項目的投資回報率高於資金成本(或者說投資者的預期),就可以投資。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陳哲 張雅楠 “我可能再作馮婦。”9月,正當馬雲帶領阿里巴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並創下全球IPO融資額的最高紀錄時,處於綠城歸屬紛爭漩渦中的宋衛平給他發了這條短信。
沒人知道,自比馮婦的宋衛平是怎樣的心境。
馮婦的故事出自《孟子》。那個叫做馮婦的打虎英雄,因為做了善士而不再打虎,但是當他有一次看到眾人追逐老虎卻無人敢於迫近時,馮婦沖了上去。盡管眾人很高興,那些士人卻嘲笑他,以為他既已為善士不再打虎,危急關頭卻又食言。
此時,距離宋衛平宣布將其及一致行動人出售24.313%的股權給融創中國,已歷經5個多月。融創團隊早已進駐,股權交割卻尚未完成。宋衛平“再作馮婦”意味著他要和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這位他稱為“在逆境中創造奇跡的人”說“不”了。
當這兩位房地產界的傳奇人物握手言歡的時候,的確有人想象一個更為龐大的商業帝國的誕生,他們將何時超越2000億的萬科?孫宏斌說“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賭在綠城上了”。而現在,宋衛平堅定地說,我要回來了。
一場漫長的博弈就此開始,拉鋸式談判,一度傳出有最終方案,但很快又被當事者否認。這會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又一次刻骨銘心的時刻嗎?
2014年5月,宋衛平宣布其及一致行動人將綠城中國(03900.HK)24.313%的股份轉讓給融創中國(01918.HK),後者由此成為綠城第一大股東,並掌控公司經營。
但在此後的幾個月中,一方面由於香港證監會對買賣雙方可能存在一致行動人關系存疑,交割出現了擱淺。與此同時,出售方宋衛平認為接盤後的融創方,為追求業績,采用的經營手段,損傷了綠城品牌。幾經搖擺,宋衛平最終決定重返綠城。
宋衛平執掌綠城20年,在房地產領域形成了獨特品牌和極佳口碑。但由於宋團隊在經營模式、區域布局、財務控制等方面的短板,令綠城在調控中數次深陷泥沼。
2011年,綠城再度陷入資金鏈危機。宋衛平因將無錫一處房地產項目股權出售給融創,而與孫宏斌相熟。綠城的產品與口碑,令一心打造高端精品的孫宏斌頗為心動。孫在綠城最困難的時候向宋伸出援手,也成就了後來的合作。
2012年6月,綠城又將上海蘇南片區的多個項目半數股權出售給融創,並與融創成立了上海融創綠城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融綠平臺”)。
融創堪稱中國地產界一匹黑馬,孫宏斌在汲取了順馳的教訓後,無論在流程管控、財務紀律和銷售效能上均做到目前業內極致。在融綠平臺上,雙方發揮了各自優勢,僅用一年時間消化了大部分高成本庫存,一舉躋身上海銷售榜第二位。
面對2014年初的嚴峻宏觀形勢和綠城本身的歷史包袱,宋衛平感到力有不逮,萌生退意。已有深度合作基礎的孫宏斌,成為他心目中的接班人選,遂有了出售公司股權的一幕。
日前,融創中國、綠城中國先後發出公告,稱此前有關綠城股權轉讓事可能發生變動,且尚未就變動達成任何決定。融創還專門就先行支付的近50億元全額股權款進行了說明。
作為房地產業內最大的並購案,綠城案例的影響力已超越房地產領域,目前披露的信息,已引發了諸多例如法律基礎、商業倫理、契約道德的爭論。
輿論聚焦之處,莫過於對宋衛平道德層面的評判。宋衛平向來自詡理想主義者,講究季布一諾,此番反悔,遭受輿論抨擊其破壞契約精神,令質疑者有撕破其道德外衣的快感。
而以理觀照,由融創指派的新的綠城管理團隊,面對內外部嚴峻形勢,行以大刀闊斧的改革,對公司業績基本面的改造成績有目共睹,在企業生死面前,這樣的目標確是一家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應有之義。宋以客戶、合作者受損為由反悔,但縱觀其多年以客戶為先、視品牌為生命的做法,也符合企業作為一個社會責任單元的終極目標。
但從法律法規框架看,股權尚未正式交割、董事會尚未改組的情況下,雙方完成了全額股權款的支付和收受,並進行了管理權的讓渡,宋衛平事後亦承認不妥。且監管部門明確提示因涉及強制要約收購甚至刑責風險,不建議交割股權,而買賣方中均有人意欲先行交割,均屬不當。
往更縱深的角度審視這場糾紛案背後的邏輯,不難看出,盡管二人當初的結合,確實有性情和戰略的匹配之處,但兩種公司文化、經營理念的沖突背後,是宋孫二人個性間存在的天然矛盾。宋衛平乾綱獨斷、沈迷於口碑,孫宏斌以團隊作戰,太過關註效率,衍化到具體經營層面,就出現了股東、客戶、員工、合作者多方利益的失衡。
進退
深夜的玫瑰園一片寂靜,酒吧早過了打烊時間。宋衛平獨自走進來時,記者幾乎都沒有發覺,他徑直走到角落里的位置坐下,“你也在幾個月前那個發布會上,我說過的吧,要是公司做得爛,我還是要回來的”。
那是5月23日,有媒體提問孫宏斌,萬一和宋發生矛盾怎麽辦?宋抓過話筒說,“萬一,那我退避三舍,讓到三次沒有問題,但是事關客戶、事關團隊、事關社會價值,原則問題我當然不讓,我也會抗爭。這個話就不用再問老孫了。”
一語成讖。但彼時,雙方尚處蜜月期,宋氏此言或只被“權且聽之”。
自發布會結束後,宋衛平幾次催促股權交割,“當時我很好奇,他們要怎麽管理這個公司”。由於股權交割事仍需與香港證監會溝通,為表誠意,融創於7月1日將50億元款項支付完畢。一周後,綠城中國召開高管會議,將管理權轉交孫宏斌團隊。
以原融創大將田強為首的新管理團隊,經摸底後,調配任命了28個項目總經理、24個項目營銷總。綠城全國百余項目被分成7個小組,小組長被授予定價權。
但降價銷售帶來的老客戶投訴日甚,據宋統計,客戶投訴數量較過去增長了數倍,“有時候一天就能接到八九起。”且由於綠城以合作方式形成的項目甚多,新團隊加大去庫存、回籠現金的操盤風格令不少合作者感覺與宋在位時迥異。上遊供應方也受到資金積壓。一時間向宋投訴者眾。
宋將上述情況多次問責綠城新團隊,但幾乎無一例外地得不到有效回應。此時,宋已經一改過去催促盡快完成交割的態度。
宋衛平的朋友P先生可能是最先知曉轉變的人之一。8月份,他陪宋衛平在玫瑰園看杭州綠城客場挑戰上海上港的直播。P先生說,“球輸了,宋衛平心情很差,他對我說,融創收購綠城只有50%的可能,現在搞成這樣,香港那邊也說不好。”
香港的態度,孫宏斌早已知曉。他感覺到,自己與宋衛平、夏一波、壽柏年、九龍倉為一致行動人的問題,已經對股票交割形成了風險:一、香港證監會判定一致行動人成立,融創不得不發起全面要約收購,理論上要支付150億港元;二、宋失去綠城控制權,將觸發此前總計24億美元的融資協議違約;三、如果融創中國在年報審計截止日前未能完成股權受讓,而此前已經有50億元收購款支付完畢,法律風險巨大。
7、8月間,孫宏斌仍然在衡量一致行動人帶來的變數。但宋態度的轉變,使得他不得不冒險催促宋交割。綠城中國發布中期業績公告前後,雙方依舊其樂融融的表象下,矛盾已呈現出戲劇性的高潮。
8月25日淩晨,抵達香港準備中期業績發布的孫宏斌短信告知宋,香港證監會已許可股票交割。但有媒體在散播證監會不同意交易的消息,他建議宋簽訂股權交割協議,25日當天就發布交割完成及董事會改組公告予以澄清。壽柏年也認可該方案,建議仍在杭州的宋衛平,先簽訂一個代表同意股權交割的過戶指令,此後再簽訂正式手續。
宋衛平回複孫壽,他認為證監會態度並不明朗,需要當面討論後再做商議,不同意公告當天發布。
當天下午,孫宏斌還是以特約嘉賓身份出現在綠城中期業績會上。他暗示有人想借此做空綠城中國,以獲得建倉機會,還聲稱,“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放棄該項收購”。
幾天後,孫宏斌趕赴杭州與宋衛平見面。宋說,自己不會簽署股票交割協議,第一,必須有證監會明確的同意交割意見;第二,證監會的綠城新管理團隊將此前合作夥伴和客戶的反映,悉數妥善處理。
“那時我有沒有回歸的想法呢,對不起,沒有。要重新去組織50個億太麻煩,這不是我以前的工作,也不是我熟悉的姿態。我只是想要逼他們規範自己的行為。”宋稱,“我對孫宏斌的制約,除了從道義上去聲討外,就只剩下這一張牌了”。
“馮婦”
在宋衛平眼中,那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變本加厲。也因此有了宋衛平給好友馬雲發的那條短信:“我可能再作馮婦”。
一些合作者和朋友建議宋衛平重返綠城,並願意提供資金,有人更提出,只要宋承諾掌控大局,甚至可提供無抵押資金。宋開始認真考慮回歸。
10月25日,宋向孫宏斌發了一個短信:“近來客戶投訴尤其是合作夥伴,對你管控以後的做法不滿日甚,這個現狀有違當初的承諾和原委。面對那些合作過的小股東和客戶,常常心情沈重,我是可能賣錯了?現在面對證監會的問題,或者終止交易是最好選擇。我會在30個工作日返還相關款項,敬請考慮。”孫宏斌表示要當面溝通。
為此,宋孫二人進行了三次會面。30日晚,由於此前均未達成一致,宋不耐煩了,他強硬回應孫宏斌,簽股票交割協議可以,但是隨後就將召集董事會,捍衛綠城品牌。
孫拿出了最後的方案:交易複原,同時宋同意努力將融綠平臺50%的股份讓給融創,孫在綠城中國里保留3%的股份。
孫的表態,令宋衛平一方頗感滿意。但事態的發展並不平靜。
11月2日,以田強為首的綠城管理團隊發出內部郵件,講足新管理團隊對綠城改造的成績,也否認了公司股權層面生變的傳聞。但很快該信流出,輿情中關於宋衛平已單方面悔約的橋段漫天飛舞。
11月4日,宋衛平在內部平臺上,面向綠城和藍城兩家公司,分享了雷軍的一篇演講。自孫宏斌入主綠城後,宋從未直接發布指令。在輿論沸騰的敏感時刻,這篇薦文信意味濃烈。
事後宋衛平告訴記者,這是對田強那篇公開信的曲筆回應。“雷軍的道理講得非常通俗易懂,他不斷征集客戶使用的反應,不斷地改進,降低售價,收窄利潤。總有一天我們做房子,利潤做到3~5個點。我是相信客戶的不滿、建議是企業進步的財富。”
綠城股東中的重磅角色九龍倉(持有綠城中國24.313%股份)在得知上述方案後,提出了反對。上述回歸方案只得作罷。
11月9日,宋拿出一個權責兜售的方案:宋交割股票,前提是孫將客戶、合作夥伴和供應方等發生的矛盾列成備忘錄,並承諾悉數解決。另外,將宋壽夏三人剩余18%的綠城股權,一並出售給融創。孫宏斌同意洽談。
進一步出售股權,完全突破了此前的交易範疇。宋意識到需親自了解此前證監會的真實態度。他找來綠城律師征求意見。
但是,雙方律師意見並不相同。融創方律師告訴宋衛平,香港證監會並不反對股權交割。而綠城律師意見顯示,證監會一直不建議雙方進行股權交割,否則要承擔可能的一致行動人判定帶來的多方風險,這個風險可能不僅僅針對買方孫宏斌,也包括宋、壽、夏和九龍倉。
綠城方律師提醒宋,與孫簽訂交割協議之前,必須召開公司董事會說明雙方協商結果的全部內容,其中包括剩余18個點股權出售的內容,且向證監會提供公告草稿審閱。此外,將18個點的股權出售給孫,還會引發24億美金債務的違約。
孫宏斌反饋,與18個點股權出售有關的內容只是雙方私下承諾,不能提交董事會。建議宋先簽訂與確定股權交割有關的文件,並上交證監會。
宋說,“孫宏斌給我畫了一個空心湯團”。他繼而再次提議,終止交易,留下5%股權對應的資金作為定金,剩余資金歸還給孫。
11月13日下午,宋方收到融創方意見:前一天,你們說只要證監會不反對,我們就交割,今天證監會沒有說不能交割,是你們反悔了。我們的應對只能是訴訟了。第三,商談沒有必要。
劍拔弩張之下,已有暗流湧動。
有關香港證監會向宋孫兩方征詢交易情況、不建議雙方股權交割的消息,在此時被爆出。接踵而至的,是有小股東證明宋衛平、壽柏年、夏一波、融創、九龍倉系一致行動人的舉報信。坊間風傳,舉報者是正是宋妻夏一波,其訴求在於中止交易,助宋回歸。此傳聞,令宋衛平震怒。
11月19日淩晨,宋發布了《我的反省與檢討》,明確透露出重返綠城的決心。其後,宋將綠城房產總經理田強免職。
當晚,孫宏斌趕回杭州,與宋衛平以及九龍倉代表周安橋展開三方談判。
兩天後,關於綠城股權的初步方案是:宋壽夏在12月31日前還錢,終止原協議執行,融創交還管理權;若屆時宋還不出錢,除了執行原收購協議外,宋衛平與壽柏年剩余部分合計18.55%股份,由融創與九龍倉各收購一半,宋衛平徹底退出。
本報了解,該方案可能涉及到法律和此前協議的限制,存在諸多變數,至今未有最終版本。
宋衛平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宋衛平。但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在一個飽受輿論鞭笞的行業里,把企業的品牌和口碑做到過這樣的高度。
坐在經觀記者對面的大部分時間里,宋衛平在不厭其煩地讀短信和來函,那些抱怨和控訴,來自客戶、合作方甚至地方政府。讀完一段,他就閉上眼睛,又讀完一段,再閉上眼睛。
宋衛平念客戶投訴短信,幾乎是以前綠城會議的必有環節。經觀記者曾目睹宋把議事會變成客戶投訴現場辦公會:責任人答辯一旦未令宋信服,就會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趕出會場,甚至就地開除。
客戶的問題,在很多人眼中並不是宋回歸的真正理由。一位資深媒體人甚至評價,以理想之名,挾客戶之義,行違約之實,這樣的做法太虛偽。
“虛偽?你能偽裝20年、30年?”宋衛平反問。
這時候,他又讀到一條9月份來自業主的短信:
“宋總好,我們滿心喜歡收房,但沒想到收到的是滿心懊惱。下面向您反映我碰到的情況,1空調壞;2可視系統壞,實際里面線頭沒接;3鍋爐線圈壞;4吊頂磕破;5玄關大理石缺口;6主衛櫥櫃面板鋸爛;7進戶門油漆掉了一塊;8主衛鎖鞋的櫃子鎖不上。現在已經發現這些,以後不知道會發現什麽,最可氣的是,向開發商投訴,來處理的人,態度之差,與綠城的真誠善意精致完美差十萬八千里。難道真的是綠城不姓宋了?服務下降了?這樣的房子也敢交給客戶手上,請你關心此事。”
經觀記者追問,“這才過了幾個月,房子不是在你手上造的麽,就把板子打到孫宏斌的頭上?”
“你不懂。五月份賣掉,從六月一直到十月,是對精裝修質量起到關鍵作用的掃尾環節,工期很緊,最後的管控一般是用半個月到一個月做維護和整改。”
“我們通常有N輪評審,他們當然也有,但是看誰把關。就像做治療方案,有的是治活了,但是留了塊大的疤。”宋衛平說。
宋衛平提及一位內蒙古客戶,曾在綠城最困難的2011年,購買了綠城總價4億元的房子。“後來人家困難,要退一套房子套現救急,但他們就是不肯。找我,我也沒有辦法。我在這個公司做BOSS二十年,現在要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對這樣的事情。”他說,自己在孫宏斌面前留下了眼淚。
“網上說宋拿業主當借口,根本不是這麽回事。”綠城青島理想之城的業主高誌遠說。高所在項目,在融創接手之後,價格一再下調至6.5折。老業主們認為,小區新一期的標準大大降低,過去綠城承諾的教育配套已停止推進,便提出到杭州來抗議,但被宋制止。
11月22日,高誌遠等30多名業主,最終還是乘高鐵抵達杭州,拉出挺宋橫幅。“綠城讓融創收了真可惜,商業成功的公司有的是,理想成功的太少,不能毀了這唯一的星火。”高誌遠說。
鄂爾多斯商人王小明,兩年前在綠城操盤的項目中投了1.6億元占到30%的股份,綠城占7成股。融創接手後,項目團隊沒與合作方商議,以7折價格賣房,將賬上回籠的6000萬資金款全部調回集團。王小明提出疑議,未果。最後提出以本金加9個點的利息退股。
“這個項目就是以8.5折銷售,也有近1.5億利潤,明年就要交房,現在人家主動退股,把利潤扔掉。他們到現在也不肯。”宋說。
“商人逐利,為股東負責,不是天經地義?”經觀記者問。
宋衛平引用稻盛和夫的話說,“商人的本質是利他”,從事經營活動,不要以為只要公司賺錢就可以了,應該也為合作方獲取利潤,還應該為消費、投資方、區域性利益作出貢獻。
在宋出示的材料中,經觀記者還看到了一封署名曲阜市委主要領導的紅頭函件,希望宋衛平協調綠城盡快推進當地公建項目。此前,曲阜市引進綠城代建孔子博物館,同時賣給綠城一塊宅地。融創接手後,宣布停建博物館。
“綠城股份的交易,是契約,綠城跟客戶、政府、合作夥伴是不是契約?有的事關商業配套、酒店,當時跟客戶有承諾,在模型里面已經有了,你把它廢掉,說不造了,是不是失信在先?”
“表面上看我有反悔,有什麽辦法?難道要等到這樣的投訴毀掉了綠城過去二十年的心血?”
“那你收了人家的錢。”
“我交了公司管控權,之前股票交割也是我倒過來催。現在看來,他們給全部的錢不對,我們收了也不對,讓出管控權是我的失職,要在董事會檢討,但哪怕是辭職,也要先回來再說!”
“有錢回來嗎?”
“有。有朋友說,只要你宋衛平簽字,我們給錢。你看著我們在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面把錢還給人家,你就知道了。”
“有人說你是因為新做的藍城沒錢了,所以回來。”
“藍城不缺錢。我不是去借錢的概念,我後面再賣一次,人家做股東,分散。你以為我是為了錢,我現在剩下的4個多點的股票,從IPO第二年起,股息都在丹桂基金里面,變成嵊州的學校、醫院的捐款了。”
宋衛平開始接著讀,他和掌管綠城的新高管(包括孫宏斌)針對上述問題的短信往來。他在信中偶爾以商量口吻,偶爾以師長身份自居,而孫和團隊的回複,聽起來無一例外地,畢恭畢敬。
可宋衛平給綠城新管理團隊的一個考語是“目中無人,心中無信”。顯然,在過去幾個月中,這個法理上仍然是綠城董事長的人,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花那麽大價錢,綠城的價值在哪里有沒有搞清楚?本來可以讓我在品質管控上發揮作用,實際上沒有一次是他們主動找我,都是我去找他商量溝通。”
“我有時真的指著鼻子罵孫宏斌他們,他都是是是是好好好行行行,我從來沒有見過將自控做到這個層次的人,要是我早就翻臉了,我都覺得有些後怕。”
“那麽多次(投訴),真正去落實和改進的地方,多少?1/5?1/10?他的興奮點不在這里。錢拿過來,再去買地、發展。一個商人,究竟應該追求什麽?”宋捏起拳頭,把桌子敲得砰砰響。
“他那天急了,說我給他設置了一個陷阱,說他對客戶、合作夥伴已經很好了,是他們自願的。我說換做是你,你願意嗎?我發現,我講的道理,他敷衍我,心里根本不這麽認為。”宋衛平說。
“你們營商的價值觀有這麽大的差異,你之前沒有意識到麽?”經觀記者問宋。
“他一直說繼承和發揚啊,前面的融綠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基礎,他是在逆境中創造奇跡的人。他畢竟也是幫我兩次的人。”
“以這麽強烈的個人意誌評判,賣錯了又回來,不是給公司帶來了動蕩?”
“天下本無綠城。因為我這麽看人,到目前為止得到的幫助和支持更多。這個比例里面,只要六四開,我就賺了。而且大家都不這麽做,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憑我的聰明才智想要算計別人當然可以占到很多便宜,但是對不起,有價值沒有?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孫宏斌
11月份的某一天,孫宏斌曾與經觀記者通過一次電話,提到有一兩篇媒體文章對他太偏頗。記者問,你可否做一些澄清,“還不到時候”,他果斷拒絕了。
事實上,除了田強為首的兩封公開信,孫宏斌只在11月6日發布了一條微博,“不做好人,不做壞人,做人”。
孫宏斌5月談及收購綠城股權時說,“本質上他還是個生意,但是也不純粹是個生意”。不純粹里,夾雜了兩人相互吸引之處。
無論是過去的順馳,還是2008年、2011年經歷兩次危機的綠城,都因賭性飽受資金鏈之苦,卻又能夠重新屹立,這種外人很難體會的相似經歷,更令雙方惺惺相惜。
孫宏斌曾這樣描述他和宋衛平:我們實在太像了,都是血性的性情中人,都能為理想頭破血流,都懷有英雄的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代價大、銷魂、刻骨銘心。
更重要的是,綠城的產品和品牌,對孫氏高端精品、區域聚焦戰略是致命誘惑。孫宏斌曾對經觀記者說,“綠城產品線,你打開來看,如同進入一座寶庫,明顯高出同行一大截。”
有人曾統計,自2011年10月孫宏斌開通微博後,227條微博中有32條直接提及綠城和宋衛平。
“學習別人並不影響做榜樣”,所以孫宏斌絕不是宋衛平。無論是聯想時期的牢獄之災,還是順馳快速擴張中貌似功敗垂成之痛,是數度險些翻船但始終屹立不倒、旗下品牌更是歷久彌新的宋衛平所難以體會的。
“我也是理想主義者,但是多了一些妥協。”孫宏斌說。自融創2010年崛起之後,孫氏語錄中出現最多的詞是平衡。而這,實質上又與宋衛平的極端個性格格不入。
孫宏斌的妥協,是為目標服務。這個目標是什麽,外人並不知曉。
經觀記者曾問孫宏斌,現在行業龍頭都做到千億了,這個指標是否在你的計劃中。他沈默了幾秒鐘後說,那個數字有什麽用?我們的指標是做最好的公司。產品好、現金流健康,發展也要快。
“孫宏斌的經營理念、角色定位,從他的微博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講保護員工的權益、股東們的利益。他沒有提到客戶,也沒有提到合作者。”一位緊密關註綠城股權之爭的業內人士說,“他也沒錯。作為兩家上市公司的負責人,他得對股東負責,用高報酬、高目標來激勵起員工的狼性。”
無論是順馳的發跡還是融創的崛起,孫宏斌的高效經營背後,是超高的業績目標換來的股東和外部投資者支持、超常的員工激勵換來的執行力。
一位長三角的地產公司老總說,“宋以自己的偏好做所謂的好產品,過度的自我意識,不敬畏市場,把經營變成了賭博。孫更貼近市場,要的是現金流、周轉率、調結構。宋有感情債,要江湖上的‘面子’,孫沒有,他更實際。”
田強等人接過綠城管理權後,定下了“堅守品質、去庫存、控節奏和投入、盤活資產、調結構”的工作思路,“這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你面對1000多億的庫存,三四線城市項目超過60%,很多項目成本過高,大量資金沈澱在酒店、公建,不堅決執行,不抓大放小,活不活得下來都難說。”一位融創人士說。
田強在郵件中也說,今年三季度銷售數據超過整個上半年,在不少人心中奠定了融創將綠城帶出經營危機的基礎。
宋衛平不以為然。“我又不是沒有經歷過一天賣29個億,五六年前就把綠城做到五六百億了。況且原來我只有1400人,現在他增加了500~600人。調控期間,原先綠城月度銷售額約在40億~50億,新團隊每個月大約賣100個億。三季度浙江全省商品房銷售增幅達到51%,絕大部分公司的局面明顯好轉。”
“一個重要的背景是降價,平均降低到70%,最低的6.5折,有沒有利潤不知道。我們過去8.8折,9.5折。老客戶投訴,過去一周可能是個位數,現在一個月14、15次,我們以前降價,都會拿出同等降幅的額度給老業主,不至於弄成這樣吧。”
“為了增加現金回籠,他強化了以房抵工錢的比例,使得欠付的施工單位工程款、供應商的材料款、設計商的設計費,這些數據我相信是2008年以後的最高峰。”宋衛平說。
應紅群是綠城東營項目的股東,在綠城資金困難時引入,占該項目41%的股份。融創接手綠城後,直接任命了一個新項目總,並執行降價,但均未通過項目董事會,甚至未告知應紅群。應紅群根據宋孫二人商談的方案退出:綠城退還應投入的本金、並支付10.98%的利息,並約定如果資金結算有難度,部分可用房屋抵扣。
在進一步落實的過程中,綠城卻砍掉了數千萬財務費用,且退還資金中一半以房屋市價抵扣,另一半延遲到2015年6月支付,且無利息。目前雙方方案差距太大,至今未達成一致。
“綠城70%-80%的項目都是合作項目,這個項目對他們來說是1%,對我來說是100%。”應紅群說,“當前綠城新團隊做法雖沒錯但太商業,無論股東結構如何變化,都應該信守承諾。”
關於孫對合作夥伴表現出來的精明,有這樣一個片段:一家房企地拿貴了,找到融創綠城要合作,孫宏斌也選了一個庫存里的硬骨頭,讓對方參與合作。嬉笑之間,對方知難而退。
掌控一家以高價產品高周轉為長的企業,現金流和效率已經成為孫宏斌的生命線,而這一點,似乎並不適用於宋衛平。
為了同時管控融創和綠城,孫宏斌做了大量的人員調配,甚至先行支付50億元的巨額股權款。確如孫在給宋的短信中說的那樣,“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賭在綠城上了”。
他曾無數次言之鑿鑿地對人們說,不會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