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制造業走到了十字路口。
受累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國內外市場疲軟,以及產業全球轉移等的影響,中國的傳統制造業面臨嚴峻挑戰。而在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的長三角,近年來用工和其他成本迅速上漲,制造業形勢亦很不樂觀。
如何應對經濟下行的大環境壓力?面對客戶減少、訂單下降,企業又如何轉型?第一財經記者近期走訪了長三角地區的幾家中小制造業企業和有關專家,從傳統制造業的現狀,尋找根源探究出路。
承壓:傳統制造業利潤大幅下滑
宏觀經濟數據幾乎全線回落。國家統計局發布的4月數據顯示,從傳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出口增速從3月份的18.7%回落至4.1%;消費增速從10.5%回落至10.1%;投資增速也從10.7%回落至10.5%,而投資的回落則主要是受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影響。
制造業似乎成了整體經濟下行的最大受力點。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下稱“制造業PMI”)顯示, 今年2月制造業PMI為49.0,創下2012年8月以來新低,且為連續第七個月低於50榮枯線;4月制造業PMI為50.1,也比上月微落0.1個百分點。
其中,中、小型企業的困境最突出。4月份,中型企業PMI為50.0,小型企業PMI為46.9。
作為全球重要制造業基地的長三角地區在此輪經濟下行中受到的沖擊十分明顯。此前曾有媒體對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的中報業績做過統計,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報利潤負增長比例均超過30%,其中,安徽最高,為49%;蘇、浙、滬分別為40%、38%和33%。
數據顯示,三省一市制造業上市公司共600家,其中凈利潤為負數的有63家,即長三角地區有一成制造業上市公司2015年中報虧損。
“前兩年,全國範圍內這一行業倒掉了一批公司,目前這個行業仍處於低谷。”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老板何先生告訴記者,現在他們企業年產值在1.7億到2億元之間,在行業里為數不多,算是做得比較好的。
雖然規模能維持,但利潤是明顯減少了。
“現在我們的凈利潤基本只有3%~5%,而十年前我們有15%~20%的凈利,有些產品的利潤點還可能會在20%以上。”何先生對第一財經記者感嘆,現在錢越來越難賺了。
何先生回憶說,在2013年之前,行情都還算不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曾有一個短暫的下降過程,而4萬億投資下去後又有所回升,跟前面基本持平。不過,2011年銀根開始收緊,大家口袋里沒錢了,需求量下降。廠家就搶單子、拼價格,一輪兩輪之後,企業的整個利潤就下來了。
此外,用工成本上漲也是中小企業業主們頗為苦惱的問題。何先生告訴記者,跟十年前相比,現在用工成本已經翻了三番都不止,2005年到2007年時,工人工資在1800~1900元左右,而現在是五六千;另一方面,社保基數每年都在提,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此外,實業逐漸呈現系統性的“缺血”困境。
以上世紀90年代曾飛速發展的溫州制造業為例,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副會長、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溫州制造業的海外訂單劇減,大部分都轉為內向型企業。而國內財政政策近幾年緊縮,民營制造業貸款難;曾經迅速膨脹的溫州民間融資,2011年前後又遭遇了崩盤,溫州制造業現在普遍缺錢。
記者近日致電溫州某制鞋企業老板,談起經營情況,他只是泛泛地說,“制鞋業這幾年下坡比較厲害,買的人少了,總體經濟不好”,之後就匆匆掛掉電話。
在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後,很多溫商家里每天都有銀行的人上門推銷貸款,有些溫商貸款上千萬做投資,進入房地產和太陽能等行業,結果全部賠了進去。
“過去投資步子跨得太大,銀行、民間金融的錢都沒用到實業上。”這在溫商中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以當地閥門行業為例,溫州從事閥門以及相關配套產業的企業有1100多家,這兩年起碼倒掉兩三百家;活下來的一部分企業現在也是危機重重、勉強度日;最後留下來的良性企業可能占比不超過20%。
溫州永嘉的立信閥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啟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溫州的閥門產業出現了兩個惡性循環:一是有些企業沒有守住本行,去盲目跨界投資,比如買房、炒房等,經濟一出問題便發生連鎖反應倒閉;二是有些企業因為產品沒有做好,也沒有好好經營,導致貨款要不回來,再加上有些企業的生命力本來就不強,造成停產或破產。
王啟耐說,雖然公司年產值保持了不錯的增長,但受到當前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凈利潤有所下降。
出路:做細分領域的小巨人
除了整體大環境的因素,長三角中小企業發展停滯的癥結在哪里?
“中國的中小企業,包括長三角的中小企業,依附性比較強。”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長三角地區,是國有企業和跨國企業比較集中的地方,作為全球生產基地,它的主體部分是跨國企業或是跟跨國企業進行合資合作的國有企業。目前經營發生困難的,主要是為這些龍頭企業配套的中小企業。大企業一發生問題,生產一收縮,這些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就被大大壓縮了。
長三角地區有一些中小企業沒有很好地發揮其“船小好掉頭”的特點。現在市場總量是在縮小,但是結構在細分的過程中存在很多機會。“需求結構在變化,而供給結構卻和它不匹配。”楊建文說。
“理論上講,中小民營企業的體制機制要比國有企業靈活,但是它們在以往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國企病或者大型企業病,在運作上沒有把它們的體制機制優勢真正發揮出來,把問題的核心放在了大環境不好、整個體制機制不靈、中小企業貸款難等方面。”楊建文談道,“企業要自身找原因,要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去等、靠、要。”
部分企業主動尋求突破。如前文提及的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何先生對記者表示,老產品現在價格殺得都比較低。這幾年,他們致力於產品的提升創新,他們新推出的超細纖維合成革是第三代人造革,更逼真更環保,也更舒適,市場需求一直在增長,從去年開始效益就持續在往上走。同時,他們也努力提升自動化生產程度,減少人工費開支。
王啟耐告訴記者,他們當初也是從十幾個人的小廠房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的。“在2008年之前,我們還是全部為別人貼牌,而有些廠家只把一些利潤低的業務交給我們。”王啟耐說,現在他們自己的品牌占比已達95%,貼牌才5%。
在生產一線,這兩年立信閥門集團的“機器換人”投入也比較大,原來一臺機器要一個人去完成,現在是一個人完成三臺機器。他們把這一塊利潤讓出來給終端客戶,提高了市場占有率,同時拓展海外市場,去年出口增長率超過30%。
王啟耐說,這幾年每年他們拿出利潤的10%用於研發。他們公司研制的煙氣脫硫脫硝刀閘閥,去年剛進入市場銷路就很不錯,也得到了中石化的認可,目前他們公司已被中石化列入一級供應商。新產品的利潤率也相當可觀。
楊建文認為,中小企業如果能在細分領域做到小巨人,就是很成功的企業。在現在這個特殊階段,政府也需要在細分領域上給予政策支持,培養小巨人,形成一批有社會影響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的領軍企業。
2016年3月27日,滴滴創始人程維曾公開表示:“十年後買車就像今天買一匹馬一樣奇怪。”如今,汽車制造廠商開始密集投資來自共享經濟的“顛覆者”:共享出行平臺。
5月24日周二,豐田汽車和大眾汽車宣布將分別投資出行分享企業優步(Uber)和Gett。豐田汽車和優步表示:雙方已經簽訂了諒解備忘錄,計劃在分享出行正蓬勃發展的國家先行合作。
“通過與優步的合作,我們將探討新方法為顧客傳遞安全、方便、有吸引力的出行方式。”,豐田汽車公司高管Shigeki Tomoyama在一個共同聲明中表示。這份協議包括一項戰略性投資,由豐田金融服務公司和Mirai創意投資有限合夥公司進行操作,但具體數據沒有披露。通過這項合作,汽車購買人可以從豐田金融服務公司租賃汽車,並用作為Uber駕駛員獲得的收入覆蓋自己的支出。同時,豐田和優步也在探索開發車內APP,並將立項把豐田和雷克薩斯的汽車賣給優步。
“在優步的全球平臺上,豐田汽車是最受歡迎的車輛,我們也期待與豐田用不同的方式在未來進行合作。”優步首席商業官Emil Michael表示。作為共享出行的鼻祖,Uber也是當前世界範圍內共享出行領域的巨頭之一。2016年3月25日,Uber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曾對第一財經等媒體記者表示,“在全球範圍內,Uber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盈利——僅Uber全球排名前30的城市每年就已經盈利超過10億美元,並且利潤隨著業務每年翻倍增長。”
大眾投資歐洲共享出行巨頭Gett
與此同時,德國汽車巨頭大眾汽車則宣布對優步的競爭對手“Gett”進行了總額3億美元的戰略投資。
Gett創始人兼CEO Shahar Waiser表示:“按需打車行業目前正在快速地增長和發展。也就是說,Gett能夠為大眾提供一些技術,幫助其從汽車購買轉移到按需打車,滿足消費者的各種出行需求。而且,這兩家公司在獲取客戶以及商業運營方面都可以說是成功的典範。現在與Gett合作之後,大眾就能夠向B2B市場提供按需打車服務,鞏固並擴展其在這一行業的領導地位。”
大眾集團管理董事會主席 Matthias Müller表示:“首先,我們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成為汽車行業真正的領航者。其次,到2025年,我們還希望能夠成為全球範圍內移動服務提供商的領導者。在公司截至2025年的發展框架和藍圖中,此次與Gett進行合作,對於大眾汽車而言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讓我們在未來能夠為客戶及其移動需求,提供集成式的解決方案。”
據Gett官方網站顯示,當前該共享出行企業在歐洲市場排名第一,可以為顧客和企業提供交通、貨運和物流服務。目前,Gett在全世界4個國家——俄羅斯、英國、以色列開展運營。僅僅在倫敦,就有超過半數的黑色出租車是Gett用戶。
當前,Gett總收入5億美元,已經在自己的早期市場中實現盈利。在高峰時期,每1秒都會有一個Gett的訂單。迄今為止,Gett已經完成了5.2億美元的融資,除了大眾汽車外,其它的投資方還包括Access Industries和Kreos Capital。事實上,早在2015年11月,以色列的一家媒體就曾經報道Gett當時正在以20億美元的估值尋求舉債融資,在那之前Gett的估值為5.75億美元。目前,Gett在全世界擁有700位雇員、4000多位企業客戶、50000多輛出租車用戶、5000萬名乘客,在60多個城市開展運營。
福特投資滴滴“美國合夥人”:Lyft
不過,在汽車制造商投資共享出行APP上,豐田和大眾並不是首創。早在2009年1月即獲得種子輪融資的Lyft在2015年12月完成了10億美元的F輪融資,由通用汽車領投,Janus Capital跟投,估值55億美元。2016年3月,通用汽車就和共享出行平臺“Lyft”披露了一項為駕駛員提供聯和汽車租賃服務的計劃,旨在迅速提高其可調用的汽車數量。
值得註意的是,Lyft的中國合作夥伴正是本土共享出行巨頭滴滴。2015年9月16日,Lyft與滴滴快的聯合對外宣布雙方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將實現產品互通,通過向彼此開放應用軟件接入,實現實時叫車、導航、支付等相關服務跨境無縫對接,為眾多中美間旅行、商務人士提供跨境移動出行便利。
曾經以價格戰在中國市場與蘋果一決高下的小米,這次的競爭對手將是大疆。
小米將於北京時間今晚(5月25日)7點發布首款無人機,正式進軍無人機市場。據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言論,小米發布的首架無人機售價約為3999元人民幣,這一價格如果屬實,將比大疆剛推出不久的幻影Phantom 3的價格低20%。
據悉,小米今天發布的這款無人機,與大疆幻影3都搭載了4K視頻技術。進入無人飛行器領域,也是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小米想要尋求的另一個增長點。
根據彭博的報道,小米4K無人機的第三方制造商為FIMI Technology,但簡陋的網頁表明其原為一家家用微波爐廠商。更多疑問,只能等到今晚揭開了。
小米負責市場的一位主管表示:“產品質量固然重要,但是有競爭力的價格也很重要。不過,盡管小米的產品利潤很低,產品線的盈利還是非常豐厚的。”
無人機目前仍然是一個比較新奇的事物,市場預計今年無人機出貨量將會達到約400萬臺,不過到2020年,無人機的銷量將會增長3倍至1600萬臺。整個無人機市場到2024年將達到一個42億美元規模的市場。因此加入消費級各個產品領域的競爭對於小米而言都是有意義的。
在2015年錯過了1億臺手機銷量的目標後,小米開始向其它領域全面發起進攻。在本月18日谷歌的開發者大會上,小米宣布與谷歌達成合作,為谷歌開發全新VR平臺Daydream,同時在美國發布Android TV支持的4K電視機頂盒。小米副總裁Hugo Barra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世界已經從普通電視轉向互聯網電視,所以小米盒子比有線機頂盒更重要。這款機頂盒的售價也會非常棒。”
小米的無人機銷售模式也倍受關註。小米手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獨特的銷售模式——繞開零售商,通過自己的渠道直接向客戶銷售。但是隨著其它手機生產商紛紛仿造這一銷售模式,小米的商業模式也受到了挑戰。
曾經估值一度達到450億美元的小米宣稱自己不需要IPO,不需要融資。但是現在手機銷售遇阻的小米,是否能繼續依靠低價策略撬開無人機市場的大門?要知道大疆去年的估值也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
相關閱讀
5月24日,“創維東南亞制造基地”在印尼揭牌開工,借“一帶一路”東風加快國際化。
去年,創維收購了東芝在印尼的彩電工廠。至此,創維印尼工廠將成為創維第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經營的海外工廠,是創維在東南亞的制造基地和海外市場的供應鏈樞紐。
創維海外區域營銷總部總經理孫偉中說,創維收購東芝印尼工廠後,提振了當地經銷商的信心,創維印尼分公司連續三個月獲得經營性盈利,產品月度銷量為去年的三倍以上。“目前從訂單來看,收購工廠後的第一年應該會突破百萬。”
回顧進軍東南亞市場的歷程,孫偉中說,創維在進軍印尼初期面臨經營壓力和虧損的情況;印尼當地經銷商雖然多為華人,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企業在溝通上有優勢,但他們幾乎不會選擇與中國品牌合作,而是傾向於選擇日韓品牌。
近年來由於成本和利潤問題,加之中國家電企業積極進攻,日系品牌紛紛撤離家電業,這給中國品牌崛起提供了良機。與此同時,中國在2013年9月提出“一帶一路”的政策,也增強了中國企業拓展海外業務的信心。
創維在“一帶一路”的風口下果斷出擊,繼2014年9月收購南非著名家電品牌Sinotec和2015年6月收購德國高端家電品牌Metz後,於2015年12月成功收購東芝印尼工廠,加快在全球市場的布局。
孫偉中表示,東盟十國加起來約有10億人口,相當於中國市場容量的百分之四五十,如果把東南亞市場做好,就等於做好了半個中國市場。而且,東南亞不僅離中國較近,消費習慣也接近於中國,是創維走向海外的一個出海口。
“東南亞一旦取得成功可能會形成一個利基市場,東南亞自有品牌的順利發展將會帶動創維在其他市場的快速發展,在供應鏈、人才儲備和培養、產品適應性等方面完成儲備,以支撐創維未來在其它新興市場的供應鏈搭建、工廠管理。”孫偉中說。
對於東南亞市場未來的規劃,創維將采取四大策略:一是以印尼為據點輻射整個東南亞市場,統一供應鏈;二是在經營上,產品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三是嘗試“東芝”和“創維”雙品牌運作;四是嘗試線上運營以擴大市場份額。
崇尚低人力成本的制造行業正逐步向印度轉移,而中國正逐漸成為一個創新之地,對於制造行業的大佬來說,在中國的投資已越來越傾向創新領域。
繼去年思科宣布未來幾年在中國投入超100億美元用於技術創新,偉創力也在近日宣布將投入達100億元人民幣用於中國創新領域發展。
雖然是制造業巨頭,在固定化的生產線上偉創力一直致力發展創新業務,從單純重複的人力作業轉化為智能化生產。
其蘇州工廠從十年前開始生產轉型,用自動化解決方案代替重複性的人力作業。安裝了名為UBB(Universal Box Build Automation System)的全自動化高科技生產線,通過智能傳感器、執行器和攝像頭等聯通“物聯網”,開創全自動化生產系統。
與其他自動化設備不同的是,UBB能夠提供實時視頻和數據流,支持工程師和客戶遠程分析數據,同時,其兼具收集和分析數據的能力,員工甚至可以通過智能手機上的App監測查看生產進度。
2014年7月,偉創力在其矽谷客戶創新中心安裝了第一條全自動,通過智能傳感器、執行器和攝像頭接入物聯網的高科技UBB生產線。目前,在國內珠海工廠也具有UBB的生產線。
同時,作為偉創力全球7個產品創新中心之一的BU-X部門負責為客戶開發和測試全新產品概念,這些概念涉及醫療、可穿戴設備、物聯網等各個領域。這個部門主要負責超前技術的研究生產。
這個部門的主要客戶為早期的科研或者初創團隊,他們具有想法與創意但未必有能力將這些創業轉化為產品。相對於傳統新產品工業化流程,BU-X從工程、生產和供應鏈設計,到原型制作、功能分析和測試,再到制造和交付的全過程逐一包攬,幫助團隊客戶完成。其中涉及的技術由於過於超前,處於絕對保密狀態。而這些尖端技術來自於技術研發部門。
“我們發現尤其在可穿戴設備領域,很多小企業只有10個人左右,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經常是擁有一個好點子的一群軟件工程師而已。而我們能夠提供制造知識,讓他們的產品更好,工業化的過程更快。我們應該趁早進入,雖然這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重構自身的供應鏈以滿足初創企業的產品特點——中低規模、高品類。”David Johnson說道。
在制造業不斷往東南亞外遷的情況下,偉創力仍然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很大程度與其發展目標有關。偉創力亞洲市場營銷與傳播負責人Valerie Kurniawan表示,對於制造行業,最大考慮是人工成本的升高,但是偉創力在評估中不僅僅是看到了人工成本,而是中國已經從一個靠人工紅利吸引資本的制造國家變成了一個政策和環境都支持的創新中心的機遇。相比於東南亞人工成本的紅利,偉創力更重視中國政府和創新環境的便利。
印度人喜歡稱自己的國家為“IncredibleIndia”,尋求人生真諦的旅途中總少不了這一站。但如今,印度的標簽中也許很快就要加上一個“MadeinIndia”了。無論是全球電子消費品代工巨頭富士康,還是多次登頂全球市值榜的蘋果近日都顯示出了對印度的濃厚興趣。
圖為蘋果CEO庫克會見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
上周六,蘋果CEO蒂姆·庫克在新德里會見了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並表示正在認真地考慮“將iPhone生產搬到印度的事情”。此前的幾天,庫克剛剛在中國出席了一場有關AppleStore的開發者論壇,還爬了長城,但在印度,他把更多的時間留在了“商務洽談”上。一個值得關註的背景是,在全球智能手機放緩的大趨勢下,蘋果今年一季度在印度的銷售額猛增56%。
比起蘋果,全球代工企業富士康似乎表現得更加積極。從去年開始,十幾家制造工廠、200億美元的投資、對再生能源與電商等行業的介入,這家制造業的巨頭對印度的野心顯然不僅僅是一兩個項目。
印度市場潛力不可鬥量。“印度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市場,中印兩國經濟互補性很強。但目前兩國貿易額只有700億美元,相對於我們這麽大的市場、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的人口,這個貿易額還很小。”在一次國際經貿合作論壇中,中國駐孟買副總領事嚴華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事實上,隨著中國制造產能過剩現象加劇、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變化,制造企業的“赴印”遷徙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從去年手機廠商集體在印度設立工廠,到如今蘋果產業鏈上下聯動到訪印度,“下一個世界工廠”似乎已經漸成雛形。不過,問題來了,它會取代“中國制造”嗎?
“將生產線搬到印度”
圖為庫克的印度之行
庫克的印度之行仍在繼續,並且漸入佳境。
當地時間上周五庫克接受了印度電視媒體NDTV的專訪。在40分鐘的訪談中,庫克展現了開發印度市場的野心並詳細談及了針對該市場的重要舉措,包括考慮將該公司的“全部”生產線搬至這個潛在的巨大市場。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一季度蘋果一共銷售了5120萬部手機,目前仍是全球銷量最大的單一手機品牌廠商。而負責生產蘋果手機的主要代工廠富士康目前的生產線集中在中國的深圳以及河南等地,涉及生產線工人在幾十萬人以上。如果庫克對於搬離生產線是“認真”考慮過的,這將對中國工廠的產能產生不小的影響。
長期以來,印度一直希望其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工能使該國成為繼中國之後世界下一個制造業發動機,但印度的雄心壯誌受制於糟糕的基礎設施和複雜的勞動法規。不過,隨著納倫德拉·莫迪的上臺,印度的整體制造環境正在得到改善。在此前的選戰中,莫迪承諾要為每年進入就業市場的1000萬到1200萬印度人創造就業崗位,而制造業則成為了拉動就業的首駕馬車。
據悉,在會談中,庫克向莫迪闡述了蘋果公司在印度的未來規劃,他表示將在印度班加羅爾建立全新的iOS應用設計與開發加速器及在海德拉巴啟動地圖研發中心。而莫迪則希望科技巨頭蘋果能為“數字印度”項目添磚加瓦。“數字印度”是莫迪政府眼下最為關鍵的項目,目的是帶領印度轉型成為數字推動型社會以及知識經濟體。
事實上,早在去年,富士康就表態支持“印度制造”,該公司稱看到了在印度打造中國式工廠設施的“巨大潛力”。而在記者多次聯系中,富士康全球發言人均表示正在印度與當地政府洽談有關制造工廠的合作事宜。
“集團將在包括安德拉邦、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等在內的5個邦興建首批生產工廠,並在未來5年內將設廠地點擴展至印度其他邦。集團還計劃在德里、孟買、班加羅爾和海德拉巴等城市打造數據中心和產業孵化基地。此外,富士康還將投資印度互聯網創業公司、小型企業,以及本土手機制造商。”富士康掌門人郭臺銘如是說。
在規劃中,富士康將在2020年,在印度國內興建10家至12家生產工廠,並創造至少100萬個就業機會。
而在近期,見諸印度當地媒體的消息則是富士康拿到了馬哈拉施特拉邦的1200英畝土地,這意味著一年半後,富士康將很有可能在該地區生產蘋果手機。
下一個世界工廠?
將中國的工業能力輸到海外,目前來看已經是大勢所趨。
以手機廠商為例,不少品牌廠商已經開始在印度設立工廠以及招聘員工。
“我們決定在印度投資建廠,地點在德里附近。”金立手機總裁盧偉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如是說。
而根據此前的信息,vivo也已與印度政府進行交涉,並獲得批準。內部人士透露在未來的3或4年內,vivo將可能在印度的吉爾岡市開設工廠。而華為榮耀總裁趙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華為對印度市場正在醞釀新的計劃,不排除在印度建工廠。
而除了手機廠商,更多的電子信息科技公司已經提前一步進駐印度。
哈里亞納邦位於印度西北部,除了傳統的農業和工業外,電子信息產業正在該地區崛起,例如,三星、IBM、通用電氣、塔塔在該邦的第一大城市古爾岡(Gurgaon)等主要城市都設立了分支。
中國企業中,中興就智慧城市的建設計劃已與哈里亞納邦達成投資意向,數據服務商浪潮集團也計劃投入1億美元在該邦建立分支。
不過,在記者的走訪中發現,由於國內生產線較為完善,以貿易進口方式對於國產手機廠商進入印度市場也許更為適合。一般快的話,從下單到印度倉庫的入庫,訂單周轉周期在8天左右,從中國香港轉運非常便捷。
對於成本上中印兩國的對比,印度當地的一名中國手機代理商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很多廠商加大對印度的工廠投資緣於印度不斷調整的進口關稅。“每個邦(國家)的稅收也有所調整,這直接影響了手機以及周邊如芯片的利潤。”有消息稱,從去年3月起,印度政府為鼓勵國內產業生產的在地化,將移動設備的進口稅率由原本的6%大幅調高至12.5%,而記者從當地了解的數據則是從2%升至14%。
“相比之下,選擇印度本土制造,或者和當地代工廠合作,從稅收角度來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國產手機廠商對記者說。
但TCL集團董事長兼CEO李東生則認為在當地建工業基地,有利於進入當地市場以及發達國家市場。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發達國家從巴西、印度進口的關稅,低於從中國進口的關稅,所以海外基地還有助於品牌廠商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龍象之爭
2015年第四季度,印度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去年四季度,中國GDP增長6.8%。印度已經領先中國0.5個百分點。而去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9%,這也是1990年以來中國全年GDP增速首次跌破7%。
在制造環節,擺在中國企業面前的是不可避免的成本壓力。
此前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出具的一份調研數據顯示,“中國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國。該報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經濟體,以美國為基準(100),中國制造成本指數是96,也就是說,同樣一件產品,在美國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麽在中國則需要0.96美元,可見雙方的差距已經極大地縮小了。
該報告認為,中國的制造業面臨很大壓力。10年前,中國的制造成本低,而如今成本卻水漲船高。原因有三:一是因為中國工人的薪資提高了,中國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二是匯率,2004年至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了35%。三是能源成本,中國的電力消耗,從2004年的7美元/千瓦時上升至2014年的11美元/千瓦時,而天然氣成本則從5.8美元/百萬英熱單位升到13.7美元,漲幅138%。
除此之外,也許“瘋漲”的還有地皮價格。在創新之都深圳,今年3月的新房成交均價高達49989元/平方米,環比上升3.9%,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3.7%,同比上漲62.5%,同比漲幅連續第16個月居於全國首位。對於電子企業紮堆的深圳來說,這並不是什麽好消息。
而相較之下,印度的人力成本更低,而這也催生出了“更具成本優勢”的產品。此前,為了搶占印度的智能手機市場,印度本土手機廠商高調推出了一款實際售價只要24元人民幣的超低價智能手機,消息一出引發各界關註。
對於中國與印度的比較,來自印度並以新興市場發展作為研究方向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帕利普·克里士納(PalepuKrishna)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頗為中肯地說:“現在很多人關心印度經濟增速是否超過中國,但我認為有一定的欺騙性,因為印度本身的基數比中國低很多,所以仍存在較大差距。當然,印度的吸引力也在於,如果你現在來到印度,可以經歷像中國過去20年那樣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
但也有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手機廠商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印度目前並沒有成熟的產業集群,對於建廠來說,在短期的周邊成本消耗會比較大。“此外,雖然制造成本會較中國低一些,但是從效率和質量角度看,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短期內中國制造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該人士說。
疾風驟雨的去庫存之時,新一波地王潮洶湧而來。
6月2日,北京和深圳兩地土地拍賣,均拍出高價,深圳的地塊樓面價超過周邊房價,北京郊區延慶地塊樓面價約為周邊住宅的兩倍。地價高昂,樓市前路叵測,什麽樣的企業在拿“三高”(高溢價、高總價、高單價)地塊?中原地產研究部提供給《第一財經日報》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國已經拍出105塊高價地塊,其中拿地主體是國企。在這輪搶地潮中,國企如此積極,是融資成本低廉又或是個別國企在以吞地的方式做大資產以增加在母公司權重?而民企中的標桿公司與中小型房企也參與其中,不同規模的民營房企的拿地邏輯何在?在樓市分化嚴重、局部開始調整的現實下,地王頻現可能帶來什麽樣的風險?
地王頻出
如果要給2016年6月2日取一個名字,那麽可以叫做地王日。如果要給這個日子加一個定語,那可能是“炙熱”。
這一天,深圳和北京分別有土地現場競拍。當日下午,深圳市首宗“商品房現樓發售試點地塊”公開拍賣,被中國電建集團和廣州方榮房地產有限公司聯合以82.9億元高價摘得,樓面價高達5.7萬元/平方米,這個地價接近甚至超過了周邊的在售項目房價。與此同時,在首都北京,經過56輪激烈競爭,天潤終以10.43億元並配建3.15萬平方米自住房的代價,拿下京西北郊區延慶的一宗居住用地,溢價率50%,3.1萬元/平方米的樓面價,約為周邊類似容積率的住宅單價的兩倍。順義區後沙峪地塊也競爭激烈,在當代置業以7.5億元總價觸及價格上限後,轉入競報異地建設保障房面積確定競得人,最終陽光城通過異地競報6.8萬平方米保障房面積競得。加上龍湖地產14.1億元總價競得的海澱中關村環保科技園地塊,三地塊共計拍出32.025億元的高價。
對於一線城市土地市場火爆的原因,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認為,從今年以來土地市場競爭情況來看,北京土地市場受歡迎程度較高,而這主要是受到市場去化速度較快的影響。
根據亞豪君嶽會數據統計,今年前5個月,北京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與自住房)共實現成交4.17萬套,創造了近三年同期的新高,而與此同時住宅庫存量急劇下滑至6.38萬套,僅夠消化8個月,瀕臨合理去化周期的下限。市場需求的旺盛以及有效庫存的見底,使得北京土地市場雖然競爭激烈、價格高昂,眾房企仍然蜂擁而至。
據郭毅觀察,由於近兩年來全國房地產市場分化嚴重,三四線城市面臨較大庫存壓力,為規避風險房企紛紛開始回歸一線城市,而北京的特殊地位,使得除去原本即全國布局的房企開始收攏戰線之外,一些之前從未涉及北京的南方系名企,例如恒大、碧桂園紛紛加快進京節奏。今年前5個月北京土地市場僅成交17宗經營性用地,住宅用地更是僅有5宗,這兩個數字均創造了同期的歷史新低,“狼多肉少”的局面也使得每一宗土地出讓均成為一場“戰鬥”。
高價地背後,是資金潮下的資產荒。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認為,在過去一年,房地產政策寬松,上市企業融資成本大幅下調,也導致了很多企業敢於拿地,國企在土地市場也表現得更加激進。他預計,下半年房企競爭土地會越來越激烈。如今,樓面價超過房價已經成為常態。一線城市新房豪宅化的趨勢不可逆轉,未來豪宅集中入市,將對房企去化、運營能力提出更高的挑戰。
國企一馬當先
中原地產研究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前5月,全國土地市場總價超過15億元的105宗高價地塊,成交總價為3288.2億元。其中有52宗被國企獲得,合計成交金額達1785.8億元,占比為54%。其中,信達、華僑城、招商蛇口、電建地產、魯能集團、葛洲壩、保利、中鐵、中冶等央企共制造出15幅地王。
另據克而瑞房地產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2016年初至今,21家被允許從事房地產業務的央企中,至少有一半表現得異常活躍,無論是內部整合還是對外擴張均在提速。尤其是水電系央企加速搶做規模,水電系(魯能、電建、葛洲壩)和鐵路系(中鐵、中鐵建)在房地產板塊的投入力度變化最為明顯。根據統計,魯能、電建、葛洲壩成為大手筆的“地王買手”,它們今年已在南京、蘇州、天津、武漢、鄭州等最熱門的二線城市花了237億元,搶得9幅地塊。
一位上市房企營銷相關負責人對本報記者總結稱,目前房企高價拿地的主要是兩類企業,一是之前享受了房產紅利的房企,未來還將在行業準備長遠布局的企業,所以如果想在這個行業長期立足賣面包,首先是手里得有面粉;二是擁有大量資金和低利率融資渠道的企業,比如資產雄厚的國企開發商,比如險資等等。在他看來,因為目前大宗商品下跌,股市不振,人民幣貶值等引起的資產荒已經成共識,大量閑置資金找不到穩定的去處,不動產作為大宗交易,又與現在國家去庫存的政策基調吻合,所以成為這些資金分散投資的不二選擇,進可自己開發運營賺取高額利潤,退則土地轉讓直接套現或者作為二次融資抵押物。
在地產土地市場的“國家隊”身影中,一家名為“信達地產”的公司近日名聲大噪。6月1日上午,經過一個多小時激烈爭奪,信達地產力壓20余家開發商,以總價58.05億元摘得上海寶山區一幅地塊,溢價率303%,可售商品住宅樓板價約4.81萬元/平方米。據機構估算,該項目未來的保本售價將超過7萬元/平方米,是當前該區域銷售均價的2倍。
被業界戲稱為“錢袋子”的信達地產過去一年內在各地瘋狂制造地王。2015年7月至今,這家隸屬財政部的上市公司通過公開招拍掛新增10宗地塊,其中7宗是地王,分別是廣州天河地王、合肥濱湖地王、上海新江灣城地王、深圳坪山地王、杭州南星橋單價地王、杭州濱江奧體地鐵總價地王,以及上海的顧村地王。
今年5月,保利地產以54.5億元競得上海浦東新區周浦鎮西社區PDP0-1001單元A-03-11地塊,折合樓板價43607元/平方米,溢價率295.8%。如果扣除自持部分和保障房,實際樓面價為55707元/平方米,而目前該區域周圍的新房均價約在4萬/平方米。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國企的高調拿地也與目前的國企改革有關,水電系(魯能、電建、葛洲壩)和鐵路系(中鐵、中鐵建)都不斷進入新城市,在熱門城市拿地王,提高知名度,主要是為了把自身布局做大。對於國企而言,只有自身有了更大的規模,才能在國企改革中保住自己。
民企緊隨其後
房企高價搶地大戲中,參演者從國企向民企蔓延。克而瑞的研究顯示,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擁有絕對融資優勢的14家標桿房企共在69個城市拿下了503幅地塊,總金額5732.4億元。其中,萬科共在41個城市拿下了184幅地塊,綠地和保利的地塊則平均分布在24個城市。
對於規模房企高價奪地的原因,有前房企高層以龍湖為例分析稱,後沙峪那塊地本身很好,這塊地的投資也沒有背離龍湖的風格。龍湖一直在土地市場還是比較積極的。作為成熟的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投資決策體系,基於對市場和產品的理解和對收益的預測,得出的土地價格。這樣的行為是很理性的。他說:“對於一家成規模的地產商而言,有一件事情是必須做的,那就是拿地。”
沒有土地儲備就無法維持公司的長期運營,這是房企拿地的核心原因。在這個基本邏輯下,除了規模房企,亦有中型民企成為新晉地王弄潮兒。近一年時間內,泰禾先後拿下深圳、蘇州、佛山等高溢價地塊,並在5月19日豪擲47億元摘取上海長興島兩幅地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發現,今年開始拿地最多的房地產企業分別是融創、泰禾和保利,而萬科、恒大、綠地則在拿地面積上拔得頭籌。
“一級土地市場不像別的買賣市場,不是有錢什麽時候想買就能買的,基於這個大邏輯和大環境,只要政府推地,基本不差的地塊,企業都會買單。”對於這類企業積極拿地的原因,一業內人士說,一個企業重要的不是什麽會讓它活,而是什麽會讓它死,所以如果從現在花錢續命這個角度來看,就不是便宜貴賤的問題了。他說,對開發商而言,拿地多活幾年,在未來土地不足的時候,要麽去國外開拓新市場,要麽轉型做舊改,要麽開始深耕物業的運營能力,這是未來房企的三條可持續長久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房企拿地策略也有所不同。
以泰禾為例,其也創造了不少“地王”,因此外界也對此充滿了疑慮。泰禾集團總裁助理兼上海公司總經理劉穎喆曾表示,未來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還會繼續,泰禾為了降低風險自然會選擇核心城市,因此核心二線城市的土地價格會繼續走高。
而同樣拿地很多的融創則走出了不一樣的路線,“並購王”孫宏斌不斷通過收購手段獲取項目,在並購方面走在其他房企的前面。今年5月,融創以43.9億元收購萊蒙國際位於三河燕郊、上海、南京、杭州、深圳及惠州的7個項目公司的所有股權,進一步布局了自己在華南的版圖。而此前,融創通過收購項目的方式已經進入了成都、西安等城市。
“目前地產公司都希望收購項目,我們收購的項目的利潤回報明顯比公開土地市場獲取項目的利潤回報高,隨著行業洗牌,未來收購項目的趨勢也會越來越明顯。”一家排名Top30的房企總裁告訴記者。
不同規模與體量的民企,在拿地上也存在差別。上述業內人士分析,差別主要在兩點,一個是時間上,一個是格局上。時間上就是中小民企要解決短期生存問題,怎麽能在這個地價高昂,產品要求高的市場上拿到地並成功銷售出去;格局上就體現在戰略布局上,大民企相對資源的積累更厚,不管是轉型還是開拓新市場都會有更多選擇,所以在拿地過程中對於一些特殊地塊會有戰略布局的考慮,而中小民企基本上就是就項目論項目,沒有精力也沒有必要考慮更高層次的問題。
你的地獄,或是別人的天堂。
當中小房企被迫轉型紛紛退出房地產行業之際,擁有獨特資本優勢的大鱷卻正對這個行業虎視眈眈,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信達地產(600657.SH,下稱“信達”)正在扮演這樣的土豪角色。
據統計,2015年以來,信達先後在全國各地高調奪得近10幅地塊,其中7幅是地王,合計涉及資金超過350億元。
而信達2015年全年實現合同銷售105.2 億,今年的銷售計劃也僅為100億。那麽,其動輒數倍於銷售額的土地支出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商業邏輯?是什麽樣的底氣讓它在創造一個又一個地王?
地王制造者
嚴格意義上講,信達並非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新兵,過去若幹年的發展中,這家公司不溫不火一直遠離公眾視線。直到2015年在多個土地拍賣中的驚人表現,才讓外界留意到這家公司或許在悄悄發生改變。
資料顯示,在信達2009年借殼上市之時,公司分布於各省市的房地產項目,集中在寧波、嘉興、蕪湖等長三角和中部地區的二、三線城市,且項目多以中低端產品為主。
2015年,公司累計實現銷售面積 111.4 萬平方米,較 2014 年增長 66.5%;銷售額 105.2 億元,較 2014 年增長 59.3%。這是信達多年來第一次實現年銷售100億的突破,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首次雙雙躋身房地產企業銷售百強,其中銷售面積由 2014 年的 96 位上升至 79 位。
去年,信達實現營業收入 81.36 億元,比上年同期 48.50 億元增長 67.75%;其中,房地產項目結轉營業收入 75.41 億元,較上年同期 42.17 億元增長 78.82%。
某種程度上看,正是信達在2015年銷售和營收的爆發性增長,給予了這家企業足夠的信心,從而開啟了它在市場上激進擴張的大門。雖然其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等指標乏善可陳,但這些並不能阻止該公司開始一場野心勃勃的挑戰。
6月1日,上海迎來了6月的第一次土地拍賣會,拍賣的土地是上海寶山區寶山新城顧村A單元10-03、10-05地塊。有24家地產豪門參與了這個盛會。
經過了激烈的競爭,最後信達以58.05億元擊敗了綠都地產、“金茂+電建”聯合體等兇猛對手,獲得了該土地,平均樓板價36962元/平方米,溢價率超過300%。即便是如此熱銷的上海土地市場,300%的溢價率也是極為罕見的。
而在幾天前,信達剛剛以123.18億元奪得杭州市濱江區奧體單元MU-01、MU-02、MU-03地塊,這個價格創造了今年以來全國的總價地王。
去年11月上海的新江灣土地拍賣會上,信達也是驚艷全場。彼時,信達以72.99億元競得楊浦區新江灣城N091104單元C1-02(D7)宅地,溢價率81.69%,樓板價49152元/平方米。同時,去年30.3億元的深圳坪山地王、33.6億元的合肥濱湖地王都是信達造。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完全梳理發現,2015年至今,信達通過公開拿地新增9宗地塊,其中7宗是地王。分別位於廣州天河、合肥濱湖地王、上海新江灣城地王、深圳坪山地王、杭州南星地王、杭州濱江地王和上海顧村地王。
外部“輸血”
過度地擴張,使得信達運營現金狀況在最近幾個年份嚴重失血。數據顯示,從2011年到2015年,該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一直為負,分別約為-1.76億元、-22.25億元、-32.05億元、-58.32億元和-43.46億元。
雖然信達資金狀況長時間“入不敷出”,但公司看起來仍然在土地爭奪中從容應對面無懼色。這與該公司背後的強大“資本“不無關系。
信達的底氣首先與它是A股公司較易融資密不可分。該公司在2015年成功發行5年期中期票據30億元;推進再融資工作,30億元公開發行公司債券和80億元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均通過監管機構審批。而就在2016年5月28日,信達披露了2016年公司債發行結果,本次非公開發行2016年公司債券(第一期)實際發行規模30億元,票面利率為5.56%,期限3年。
同時,信達母公司的輸血能力也給了信達更多的活力。信達在2015年年報中稱,作為中國信達的房地產開發業務運作平臺,公司將借助信達系統的資源優勢和品牌支持,創新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逐步形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信達母公司信達資產除了通過銀行貸款、股權質押、增發等常規金融手段為信達擴大版圖,還借助基金進行股、債權投資和通過基金吸引合作對象等方式為信達補倉。如,2014年6月,信達以22.57億元承債式收購嘉粵集團下屬5家房地產公司的100%股權;2015年8月,信達收購了東直門國盛中心等。
“隨著國內房地產行業的整合,不少中小房企面臨退出行業的風險,促使不少優質地產項目入市交易,背靠信達資產的資金支持,未來幾年預計信達將迎來快速擴張發展的契機。”克而瑞分析師房玲告訴記者。
據悉,信達2015年的土地投資計劃僅為60億元,但最終該公司累計獲得7宗土地,總價約為148.64億元,接近原計劃的2.5倍。而今年公司的土地投資計劃為80億,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半年時間未到,信達在土地市場上已經豪擲超過200億(杭州濱江區奧體項目按100%權益計算)。
若非背後有著“不差錢”的金主支持,信達何以敢在市場上藐視群雄?
運營邏輯
贏得了開始,並不一定贏得了結局。信達憑借融資優勢大肆擴張的背後,風險卻不容小覷。事實上,行業內不乏對信達若幹項目後續運營的擔憂和質疑。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評論:信達最近兩年拿下的土地大多為“面粉貴過面包”的高單價、高總價地塊,這對公司的運營形成極大挑戰,信達只能博兩個方向,一是市場整體價格大幅上漲,二是開發出客戶認可的高溢價產品。
外界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因為截至目前,信達旗下並沒有過高端豪宅的代表作。
從信達最近的運作來看,公司已然意識到自己的短板,正積極尋求與豪宅開發商的合作來彌補這一缺憾。
去年11月,信達擊敗泰禾拿下上海楊浦區新江灣城N091104單元C1-02(D7)宅地,創造區域地王。但是到了今年1月,信達卻開始和泰禾進行了合作。
2016年1月,泰禾集團宣布,與信達及其下屬子公司簽署《新江灣項目合作開發協議》。泰禾集團合計投資11.3625億元參與上海新江灣項目開發。按照合作股權架構,不考慮寧波匯融沁齊基金其他LP的情況下,泰禾集團合計持有項目約47%的權益。雖未達到控股,也不參與地產基金管理,但泰禾將負責對項目的操盤。
克而瑞一份報告評論稱,通過聯合開發,信達地產與泰禾集團共擔市場風險,共享開發收益,借由泰禾在品牌、產品(“院子”系列)及開發上的能力,新江灣項目可打造為高端項目,有望實現產品溢價,實現地王解套。
而信達在今年1月拿下的杭州南星土地也同樣選擇了合作的模式。記者了解到,信達或將選擇同濱江集團合作,進行聯合開發。其中信達進行控股,濱江集團進行操盤。顯然,借由濱江集團在杭州的品牌價值和客戶基礎,信達可以借此降低該土地風險。
房玲認為,作為小型房企,品牌和開發能力都不足,所以選擇有品牌、有實力的開發商合作開發,則是降低未來風險的重要手段。比如選擇和泰禾一起合作,就有望實現產品溢價。
即便如此,維系在信達身上的“地雷”並未解除,因“豪宅”並不是“地王”解套的靈丹妙藥。克而瑞統計顯示,2016年1月以來,國內合計拍出高溢價、高總價、高單價的地塊總數超過100宗,如果國內房地產市場不能持續上漲,這些項目都將訴諸“豪宅”來尋求解套之路。
大潮退去後,哪些“地王”會擱淺在沙灘上,目前還不得而知。
5月31日下午,由德國北威州投資促進署主辦、人民網承辦的“數字化/工業4.0北威州的創新方案和投資商機”新聞發布會在北京舉行。北威州經濟部副部長霍爾策斯基(GüntherHorzetzky)、北威州投資促進署署長華珮(Petra Wassner)等嘉賓就德國工業4.0的內涵、德國工業4.0與中國制造2025的對接以及北威州對華經貿合作等議題進行了探討。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ordrhein-Westfalen)(下稱“北威州”)位於德國西部,是一個人口超過1800萬的聯邦州。據了解,北威州區域面積3萬4080平方公里,既是德國人口最多的州,同時也是是德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赫赫有名的魯爾工業區即位於北威州。其處於歐洲中心地帶、貼近消費市場、交通基礎設施優越、具有競爭力的土地與不動產價格等區位因素成為北威州吸引外資的投資優勢。
近年來,通過德國聯邦政府及北威州政府廣泛促進工業4.0領域的研發工作,北威州在過去5年在創新力、新工藝流程方面發展迅速,並積極尋求向數字化進行轉型。據了解,北威州擁有諸如能源、機械制造、生產技術、物流業、衛生健康、汽車及通信等頗具實力的技術行業,而目前這些行業正在著手推進數字化及工業生產的物聯。基於此,北威州希望能夠尋找新的合作夥伴,為傳統工業區註入全新的活力,同時希望能夠通過合作,將創新性解決方案推廣至其它地區及市場,實現“多贏”。
這樣的背景為中資企業提供了新的機遇。華佩女士在發布會上表示:“數字化貿易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地區尚處發展的初始階段,而像騰訊、阿里巴巴等企業的商業模式在中國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除了商業模式的可移植性,北威州還擁有較為雄厚的科研人才儲備,形成了較為密集的科研網絡。據了解,魯爾都市區有21所高校,擁有大學生28萬名。此外還有60多所非高校研究機構致力於學術與經濟之間的成果轉化。對此,魯爾都市經濟促進局局長拉斯姆斯貝克先生認為:“中資企業選擇魯爾地區為駐地,意味著未來先進行業與工業4.0帶來的全新機遇將在魯爾都市區內密切聯系。”
2014年3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曾經在杜塞爾多夫會見德國北威州州長克拉夫特,習近平主席指出,北威州是德國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州之一,在中德貿易和投資合作中地位重要。而北威州在經濟轉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方面成效顯著,雙方可以拓展合作。中方歡迎北威州充分利用杜伊斯堡港的特殊區位功能,積極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據了解,今年中德兩國政府將重點就德國工業4.0和中國制造2025進行戰略對接。德國北威州作為德國的工業中心正著力推進工業、中小企業與貿易物流業向數字化的轉型,並積極尋求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霍爾策斯基先生在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已有900多家中資企業進駐北威州,僅2015年就新增86家。國際知名的中資企業如華為、中興、海信、聯想和三一重工都已落戶於北威州,成為中國商業模式歐洲本土應用的成功案例。
在38攝氏度炎熱的氣溫下,整個臺北市充盈著Computex的粉色元素。
記者在三天的采訪中明顯感受到了傳統芯片制造商轉型的緊迫。透過大量布局的傳感器捕捉的信息,物聯網技術和應用已經成為這座“亞洲矽谷”創新與轉型必備的基礎設施。
臺灣電子企業過去在大規模集成電路(LSI)領域位居世界排名第二,推動廉價智能手機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式地增長。不過自去年下半年起,由於智能手機等主要產品的銷量放緩,以及中國大陸市場的需求減少和價格競爭日益激化,越來越多的企業將轉型和創新的希望放在了與創新公司進行策略合作上,打造創新產業生態圈。
壓力下的轉型
根據IDC數據,2020年全球物聯網產值將達到1.46萬億美元,其中亞太地區(除去日本)的制造業將貢獻38%的產值。到2025年,亞洲每分鐘連接的設備數量將由目前的4800個增長到15.2萬個。這也引起了中國臺灣企業的重視和布局調整。
聯發科新興事業部副總裁徐敬全介紹稱,目前聯發科仍在物聯網起步階段,業績比重低於5%。其中,在智能定位及設備鏈接部分較具規模,可穿戴設備及智能家庭規模較小,但是卻在快速地增長。預計未來3到5年之內才會更明顯地提升,包含車用部分5年後的增速有望達到10%。
中國大陸市場是聯發科物聯網產業布局中最重要的市場。兩周前,聯發科已經宣布與北京四維圖新合作,攜手拓展汽車芯片、車聯網業務。此外,聯發科下半年即將推出的智能家電產品也會和中國大陸廠商合作,包括攜手發展智能家電、冷氣車、電冰箱等。
同樣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積電於臺北國際電腦展期間宣布將今年研發費用提升至22億美元左右,並將資本支出投資提高到90億到100億美元。此外,臺積電進一步積極進軍半導體下遊產業。
臺積電資深處長蔡誌群表示:“汽車已經由過去汽車引擎控制與車駕應用轉向自動駕駛及聯網;人工智能應用和大數據分析也有別於以往,逐漸邁入深度學習技術和3D影像應用等。另外,虛擬現實和增強顯示技術將加入到智能手機,且價格會更便宜,終端市場創新帶來半導體新的商機。”
臺積電IOT業務部門資深總監Simon Wang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尤其看好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帶來的無人車世界,將是人類技術的一大突破。“過去幾年臺積電已經和合作夥伴建立到了基於移動電話的生態圈,但是目前基於傳感器新技術以及移動計算對基礎設施提出更高的要求。” Simon Wang說。
這種變化也為下遊所接受。益華電腦臺灣區一位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智能家居、醫療、汽車和工業物聯網的發展過程中,各廠商都有不同的要求,無法以通用的芯片來解決,因此半導體產業開始興起無芯片模式,這將改變原有的開發流程,反過來從系統整合、軟件應用層面對芯片架構、流程和效能方面提出新的需求。”
據悉,包括谷歌、亞馬遜、鴻海和小米等各大廠商都相繼投入了集成系統芯片研發,從而形成無芯片商業模式。這不僅擠壓了像聯發科這類的芯片制造商,也帶動了像臺積電這樣的芯片代工廠以及芯片設計服務商的市場戰略轉變。
IDC亞太區移動與物聯網研究副總裁Charles Anderso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看到聯發科、研華和臺積電這些臺灣企業的轉型都還不錯。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企業如何與它們的合作夥伴一起,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生態圈,在國際舞臺上提供全球化的解決方案。”Anderson預計,臺北電子展結束後,未來幾周將會看到一系列跨行業的合作協議達成。
層層受阻的收購
作為國家芯片戰略的前鋒,紫光集團發起了對臺灣半導體公司的收購大潮。在提出230億美元收購美光科技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稱,他有興趣投資臺灣最大芯片設計商聯發科。
在今年的臺北電子展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中國臺灣是否將放開大陸半導體行業的投資提問了臺灣外貿協會副秘書長葉明水,不過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他對記者表示:“紫光的收購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
目前大陸企業可以收購某些半導體公司少數股權,比如制造芯片的代工企業,或從事芯片封裝和測試的企業。紫光集團已經宣布收購臺灣芯片封裝與測試企業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股份。但臺灣當局一直禁止投資聯發科和聯詠科技等芯片設計企業。
同樣被禁止收購的還有矽創電子(Sitronix),這是一家為智能手機及汽車顯示器設計芯片的企業。然而,該行業的許多企業領袖都希望政策有所變革,使他們能夠利用大陸豐富的資金,並在大陸市場建立良好的客戶關系。矽創電子CEO毛穎文就表示:“我們歡迎來自大陸的投資者,這沒問題。在商言商,這難道有問題嗎?”
主要設計控制閃存驅動器芯片的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表示:“無論如何,最終大陸一定能夠實現自主制造。因此,在他們準備好之前,我們最好加入他們。”
目前在封裝測試業,臺灣仍然占有全球約一半的市場份額,其中大部分份額屬於日月光集團和矽品兩家公司,它們的合計年銷售額達到100億美元。
不過事情正在悄然發生改變。來自大陸的江蘇長電科技去年收購了其競爭對手星科金朋之後,已有能力與矽品爭奪全球市場第三的位置。
對此,日月光首席運營官吳田玉表示:“臺灣半導體企業必須聯合起來,通過創造規模經濟,讓企業創新保持在最前沿。”去年8月,日月光宣布了一項針對矽品25%股份的收購要約。不過,對於日月光的姿態,矽品董事長林文伯以行動表示反對,並計劃與臺灣制造商鴻海精密進行換股,不過該計劃以失敗告終。
盡管臺灣當局已經明確了將把生物技術和精密機械等方面作為重要領域扶持,並提出鼓勵企業創新,提升開發能力等方針,但是有臺灣芯片制造企業高管表示:“現實中並沒有看到有任何實際的舉措。”
智能硬件平臺HWTrek CEO王仁中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臺灣電子產業雖然已經很早意識到轉型的重要性,但是如何接受全球迎面而來的創業軟實力,並結合自身的產業優勢,縮短轉型的陣痛期,企業還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