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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落地 費率因地制宜

進入關鍵一步的巨災保險正進入“快車道”。7月1日，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產品正式全面銷售，標誌著我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正式落地。據記者了解，根據保監會、財政部此前聯合印發的《建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目前產品設計主要原則是“保基本、廣覆蓋、價格低、易接受”。

保監會財產險監管部副主任何浩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的產品是自願購買的，可以個人或者團體形式購買，而這與此前深圳、寧波、雲南、四川等地開展的巨災保險試點並不沖突，同時並行、作為銜接和補充。”針對記者提出的巨災保險後續的風險分散機制諸如巨災債券等，何浩亦表示：“鼓勵再保公司和直保公司去探索巨災保險的風險分散機制。“

費率“因地制宜”

由此前的制度落地到目前的產品全面開售，巨災保險正步步向前。就產品具體的形式及費率，何浩介紹：“上述產品的保障對象為城鄉居民住宅，運行初期原則上以達到國家建築質量要求(包括抗震設防標準)的建築物本身及室內附屬設施為主。”

保險金額方面，運行初期，結合我國居民住宅的總體結構、平均再建成本、災後補償救助水平等情況，按城鄉有別確定保險金額，城鎮居民住宅基本保額每戶5萬元，農村居民住宅基本保額每戶2萬元。在基本的範疇之上，每戶可與保險公司協商確定保險金額，自主選擇，但運行初期最高不超過100萬元。

保險責任方面，發生4.7級(含)以上且最大烈度達到VI度以上的地震，及其引起的海嘯、火災、火山爆發、爆炸、地陷、地裂、泥石流、滑坡、堰塞湖及大壩決堤造成的水淹等次生災害，造成城鄉居民住宅一定程度損失的，可以得到賠償。

另外針對條款費率方面，運行初期費率主要結合地區地震風險高低、建築結構不同等因素確定，並適時調整。據《第一財經日報》多方了解，各省的費率是不一樣的，保費計算公式是基準保額乘以費率，並且有兩個主要的調整因子，分別是區域因子和房屋結構因子。

據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秘書長助理郭紅表示：各地區情況不一，比如北京的試點費率是萬分之六，而雲南是萬分之九，但是因為調整因子不同，最後的價格也有不同，比如北京的情況是磚混結構保額100萬的保費大概是240左右，整體的原則是惠民。

在運作模式上，成立了中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共同體(以下簡稱住宅地震共同體)，整合行業承保能力，共同參與損失分擔，並負責地震巨災保險具體運作。采取“整合承保能力、準備金逐年滾存、損失合理分層”的運行模式，在損失分擔方面，基於“風險共擔、分層負擔”的原則，設定總體限額和分層機制，主要由投保人、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地震巨災保險專項準備金、財政支持及其他緊急資金安排逐層承擔損失。

巨災證券化“箭在弦上”

在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眼中，巨災風險證券化是近年來國際市場日益成熟的風險轉移機制。巨災風險證券化將巨災保險風險從保險和再保險擴展到資本市場，發揮資本市場分散巨災風險的作用。從國際巨災債券、巨災期貨的發展來看，完備成熟、種類齊全的資本市場是實現巨災風險證券化的重要保障。

就下一步是否考慮巨災保險的證券化，何浩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直在探索，但是這屬於比較細化和實操的部分，其實轉移風險的機制是必須的，巨災債券當然很必要，也是再保公司和直保公司向資本市場轉移風險的手段。”此前，亦有專家提出巨災彩票的建議。

而目前，國內已有首只巨災債券。據記者了解，其運作方式為中再集團和中再產險以再保險轉分的方式，將其所承保的部分中國大陸地區地震風險分保給特殊目的機構，再由其在境外資本市場發行巨災債券進行融資，以融資本金為這部分風險提供全額抵押的保險保障。

此外，就為何未采用指數保險的形式，何浩亦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指數保險的形式，承保理賠都很方便，對比我們的產品中地震按照五級的劃分，指數保險的話就可省略這個過程，但是把真正的損失具體化才更能體現保險的保障本質。”

目前，在巨災保險試點中，雲南、廣東等地有指數保險的做法和嘗試。有業內人士分析：“巨災指數保險是根據某一自然巨災事件的物理參數達到觸發水平而進行賠付的一種保險產品。它具有利於降低成本、理賠便捷、易於保險證券化等優點。”

財政觀察：6000億減稅費舉措落地 下半年財政政策更積極

今年下半年，隨著6000億元減稅費舉措落地，總規模約5萬億元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繼續發行，財政資金撥付進度加快，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幫助經濟爬坡過坎。

而財稅改革也將觸及最後一大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地方債管理也將繼續被收緊，變相、違規舉債和擔保行為將被嚴懲。

6000億減稅費和5萬億置換債券發力

每年年中，財政部部長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上一年中央決算報告，這是觀察財政部下一步工作動向的重要窗口。

近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作了《國務院關於2015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他把下一步財政部重要工作，歸為四個方面：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規範和完善預算管理和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

今年以來經濟增速放緩，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樓繼偉強調，下一步要發揮好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這體現在減稅降費、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加快資金撥付和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等方面。

樓繼偉在上述會議稱，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政策，增強企業發展動力。有序推進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幫助地方減輕利息負擔，騰出資金補短板。加快資金撥付進度，支持鐵路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進棚戶區和農村危房改造。規範推廣運用PPP模式，著力推進PPP立法，用好1800億元引導基金，促進更多項目落地。

今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國務院估算此舉將給企業減稅5000億元，這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同日，國務院再次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6月份的國新辦有關中國債務的吹風會上，財政部預算司副司長王克冰在會上表示，今年地方政府可能會進行5萬億元的債務置換。這意味著今年置換債券額度將高達5萬億元，去年這一數字為3.8萬億元。

根據財政部此前數據，1萬億元的置換債券將給地方政府節約近500億元的利息支出。

另外，財政部也正加快花錢速度，化解一方面地方喊缺錢，另一方面錢又花不出去的怪狀。5月11日，財政部印發《關於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地方財政庫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資金撥付進度，更好發揮財政資金對宏觀調控和穩增長政策落實的促進作用。

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試點將啟

除了5月1日啟動的營改增和7月1日啟動的資源稅改革等稅制改革外，財稅改革另一大重頭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也將啟動。

上述會議上，樓繼偉表示，下一步將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出臺改革指導意見，並選取部分領域率先啟動改革試點。

去年12月26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舉行聯組會議上表示，去年起草了上述改革指導意見，上報了國務院，征求了很多部門的意見。按照國務院的要求，這個指導意見還要進一步征求地方的意見。根據這個指導意見提出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16年將率先啟動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領域的改革。

樓繼偉曾表示，要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直接支出比重，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的事項集中到中央，減少委托事務，提高全國公共服務水平和效率;將區域性公共服務明確為地方事權;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在明晰事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可運用轉移支付機制將部分事權的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

財稅改革下一步工作還包括，進一步加強專項轉移支付清理整合和統籌使用。

本報記者了解到，去年中央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從2014年的150項減少為2015年的96項，今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進一步壓縮中央專項轉移支付規模，今年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增長12.2%。

另外，樓繼偉在上述會議提出，組織實施資源稅總體改革及水資源稅試點，配合做好環境保護稅、關稅等立法工作。今年7月1日，資源稅改革和河北省水資源稅試點工作全面推開。

預算管理制度也將繼續完善。樓繼偉在上述會議強調，抓緊修訂出臺預算法實施條例。嚴格執行人大批準的預算，健全預算執行動態監控體系，強化預算執行主體的責任，推動資金盡快到位、政策盡快落實、項目盡快落地。

禁止地方變相違規舉債

加強地方債管理依然成為今年下半年財政工作焦點。

樓繼偉在上述會議強調，加強債務限額管理，所有地方政府債務都要納入限額並嚴格按照限額舉借債務，控制債務規模。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9.4%。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債務(即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按照2013年6月審計署匡算的平均代償率20%估算，2015年全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將上升到41.5%左右(低於歐盟60%預警線)。

樓繼偉也再次強調，切實履行政府債務償還責任，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堅決禁止各種變相、違規舉債和擔保行為。

地方政府變相舉債屢禁不止。根據6月29日披露的《國務院關於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審計署重點審計了11個省本級、10個市本級和21個縣的地方政府債務時發現，至2015年底，浙江、四川、山東和河南等4個省通過違規擔保、集資或承諾還款等方式，舉債余額為153.5億元。

另外，審計署發現，有的地方出現一些隱性債務，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地方政府只能通過發行政府債券方式舉債和為外債轉貸提供擔保，除此之外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債，也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或擔保，以及違反規定替企業償債的，責令改正，並嚴格按照預 算法規定追究地方政府相關負責人的責任，處理結果向社會公開。”樓繼偉在上述會上稱。

豌豆莢並入阿里終落地 創始團隊“鐵三角”留任

傳聞剛剛度過了一個周末後即被證實。7月5日下午，豌豆莢並入阿里移動的消息得到了雙方的正式公布，主導這次投資的阿里移動事業群總裁俞永福“抱得美人歸”，將豌豆莢並入阿里移動。據第一財經記者進一步了解，其創始人王俊煜留任。不僅如此，王俊煜還拉上當初豌豆莢另外兩個聯合創始人崔瑾和馮鋒會一同進駐阿里。

被收購後，豌豆莢保持品牌獨立發展，此前一貫的小清新調性得以保持，業務和團隊會逐步與阿里移動整合。豌豆莢初創期的“鐵三角”留任，保證了業務整合平穩過渡。移動互聯網人才恰恰是阿里現在渴求的。

對於外界最為關心的價格問題，雙方均未對外透露。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接近交易的人士了解到，外界傳言收購價為2億美元，但實際交割價格並沒有這麽高，這兩年豌豆莢估值確實縮水較明顯，被巨頭壓榨較厲害。

但豌豆莢的整合價值還是被外界看好。整合後的豌豆莢將與阿里移動事業群旗下PP助手一起把移動分發市場做大，補齊短板。根據比達咨詢發布的《2016 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應用商店市場研究報告》顯示，市場份額排名前五分別是百度、騰訊、360、豌豆莢和 PP 助手。王俊煜透露，豌豆莢的應用分發業務目前處於盈利狀態。

事實上，阿里移動未來的主要心思並不在應用分發上。俞永福稱，豌豆莢加入阿里移動，未來更大的價值在於雙方在“大數據”與“內容”的雙向互利。阿里的大數據優勢，加上豌豆莢在應用內容搜索等領域的探索經驗，勾勒出一個不同於現有分發模式的整合空間。

很明顯，在巨頭擠壓下，再按照以前的套路出牌將沒有希望。具體而言，在新的行業背景下，移動應用商店未來可以和其它文化娛樂產品一起形成產品矩陣，同時需要大數據支持。這是豌豆莢升級發展的方向，也是豌豆莢選擇阿里的最重要原因。“大家都過了數錢過日子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了為未來而激動的時代。”俞永福說。

PPP投資剃頭挑子一頭熱：需求破10萬億，落地率僅兩成

僅僅兩年不到，全國各地政府推出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總投資需求突破10萬億元。

自2014年8月重慶推出全國首批總投資額1300億元PPP項目，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截至2016年5月31日，全國各地PPP項目總投資需求約為10.42萬億元，項目數量為8644個。

將近兩年的時間里，PPP項目從無到有，如今投資需求額已經超過去年全年基礎設施總投資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年全國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為10.13萬億元。

PPP專家、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PPP項目總投資需求短期內突破10萬億說明地方政府推廣PPP模式非常積極，不像前兩年多在觀望。不過現在數量本身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並非所有的PPP項目都具備實施條件，現在問題是促進PPP項目真正落地，來實現穩增長惠民生。

其實，地方推出的PPP項目數量和總投資需求還有所低估。

本報記者了解到，納入財政部PPP項目庫必須經過一道篩選。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今年年初，各個地方政府上報財政部PPP項目數量是9283個，經過審核後，被納入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的數量是6997個，2286個PPP項目未被納入財政部項目庫。

這些項目被業內稱作假PPP項目。在PPP熱潮下，一些地方借假PPP項目融資也引起官方警惕。財政部去年6月發文要求地方政府嚴禁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將項目包裝成PPP項目。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截至2016年4月13日，納入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的PPP項目的落地率約為21.7%。

不過，民生證券研究院院長管清友認為這一落地率被“美化”。

管清友近期在《中國式PPP的十大痛點》一文中稱，按照PPP實施階段統計，處於識別、準備、采購、執行、移交階段的項目數量分別為6024、 1051、277、369、0個。財政部將執行階段項目數與準備、采購、執行等3個階段項目數總和比較，得到的入庫項目落地率為21.7%。更值得憂慮的是，這個數據還是被“美化”的。如果將大部分處於識別階段的項目納入計算基數，執行階段的項目數與入庫項目總量相比，實際的簽約率僅為4.8%，不足 5%，落地難的問題十分突出。

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官員也在多個場合表達了PPP項目落地難的觀點。

在6月7日的國新辦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吹風會上，參與民間投資專項督查的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當前PPP項目儲備比較豐富，但項目落實困難。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範恒山近期在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立法專家組成立會議上也指出，隨著PPP項目量大面廣地集中推進，項目融資貴、落地難等新情況新問題越來越多。

為了加快推動PPP項目落地，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正在推動PPP立法。

財政部條法司司長李承在走訪全國人大代表、池州市委書記趙馨時透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草案征求意見稿)》起草完畢並已征求了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財政部門的意見，正在抓緊修改完善。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也公開表示，爭取在9月底前形成《中國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草案征求意見稿)》送審稿，按照立法程序上報國務院。

此外，運作1800億元國家級PPP基金的中國政企合作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成躍近日表示，公司投資團隊已與部分省市進行了具體的項目對接，與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方共同探討了78個PPP項目的合作可能性，涉及規模9120億元，對項目的合作模式進入了深入交流，就股權、債權等方式進行了多輪的磋商，近期即將完成數個項目的簽約。

周成躍表示，按照公司管理要求，一個PPP項目中，最高投資額不能超過項目總投資規模的10%，因此公司將會參與2萬億元以上的PPP項目。

棋子落地！阿里剛剛宣布收購豌豆莢

黑馬哥 2016-07-05 14:01

一向走小清新路線的豌豆莢恐怕再難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了。當然，受到威脅的不只是豌豆莢，而可能是整個獨立第三方應用商店。

7月5日，第三方應用商店“豌豆莢”宣布，其應用分發業務並入阿里巴巴移動事業群，雙方已正式簽訂並購協議。

豌豆莢創始人王俊煜表示，豌豆莢的應用分發業務目前在盈利狀態，與其他同類產品相比，豌豆莢以幫助用戶發現高品質的應用和遊戲為目標，譬如手遊皇室戰爭等等。

至此，豌豆莢和高德、UC一樣，躋身成為阿里軍團的一員。

豌豆莢緣何終被“收購”

令人唏噓的是，豌豆莢曾經在B輪融資後估值高達10億美金，而當時媒體也曝出阿里巴巴欲以15億美金的價格向豌豆莢伸出了橄欖枝。三年之後，豌豆莢還是選擇了阿里巴巴，而網傳價格為2億美元。

近年，豌豆莢被賣身的消息層出不窮，2013年，阿里巴巴有意向要收購豌豆莢，2015年初，有消息稱騰訊和聯想旗下的神奇工場將要收購豌豆莢。最終這些傳聞都沒有得到證實。

其創始人兼CEO王俊煜也一直對被巨頭收購不感興趣，“我們除了抱抱貓以外也還真的沒有什麽別的愛好，退休也不知道該做什麽。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能養幾只萌貓，想花40萬裝空氣凈化器的時候，不用被人批準。這是創業的樂趣，及其中非理性的一面。”

然而，第三方應用分發市場的式微卻讓豌豆莢的市場地位愈發尷尬。

前段時間，荷蘭數據研究機構Newzoo公布了國內安卓應用商店Top10，排名顯示，騰訊應用寶繼續以24%的市場份額位居行業第一，並實現連續兩個季度領跑，保持穩固的領先優勢。小米應用商店、360手機助手緊隨其後。

而豌豆莢作為排行榜中唯一的獨立第三方移動應用商店已經從去年年底的第五跌至第十。

即使豌豆莢在業內仍擁有不錯的口碑，但不得不正視的一個事實是，在BAT和手機終端廠商的夾擊之下，豌豆莢的市場份額在縮減，前景堪憂。此時如果能夠找到阿里這棵大樹，先不說其它方面的幫助，至少可以借助YunOS成為內置軟件，從而提高豌豆莢的裝機量，提升一定的市場份額。據了解，阿里YunOS手機操作系統裝機量截至5月已突破7000萬。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點評，豌豆莢情懷太深，開創了太多產品和先河。即便豌豆莢進了阿里系，但依然會面臨很大挑戰，因為阿里的“兒子”太多。的確，融入阿里軍團能數得上名字的就包括高德、UC、優酷等企業。

另外，有分析指出，從資本的角度來看，阿里此次收購也可能是在幫助大股東軟銀緩解負債壓力。根據軟銀最新財報顯示，目前軟銀的負債已達到1080億美元。近段時間以來，軟銀接連通過拋售阿里巴巴股票、出售Supercell和GungHo來緩解債務危機。

當然，對於1985年出生的豌豆莢創始人王俊煜而言，無論豌豆莢的價格和命運如何，這都不是一個創業失敗的故事。正如前3G門戶總裁、700bike創始人張向東所言，豌豆莢出售是王俊煜的失敗嗎？像我第一次創業才是失敗，清算的時候股東都不願到場。俊煜青年才俊，再起爐竈，起步估值都能以億美元計，人家哪里失敗了？

應用市場走向消亡？

從巨頭在應用分發市場的布局來看，百度收購了91無線，騰訊自己做了應用寶，唯獨阿里稍微薄弱。

去年，阿里就看重移動流量入口，開始對應用商店進行布局，於2015年10月份發布自家應用分發中心PP助手。然而，今年以來PP助手在國內市場的表現一直不算出色，排名也從前五跌出前十。豌豆莢的加入無疑會讓阿里重新進入這一戰場，畢竟在移動應用分發市場的早期，豌豆莢曾具有絕對的占有率。

由於入行門檻較低，在2013－2014年的應用商店市場上，一度出現數百家獨立的第三方應用商店，但隨著BAT和手機廠商在此領域的強勢崛起，蛋糕逐漸被巨頭們瓜分完畢。

獨立的第三方應用商店在沒有任何競爭力的情況下已經“無路可走”，大多面臨被收購的命運。

91無線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13年7月，百度宣布以19億美元的價格完成收購91無線，91無線將成為百度的全資子公司，並作為獨立公司運營。然而據媒體報道，在被百度收購之後91的業務卻出現下滑。

2014年，另一家渠道網站機鋒網也因業績不佳被收購，作價4700萬元。當時，A股上市公司愛施德與機鋒達成的收購協議並沒有獲得外界太多“祝福”，甚至被指是附加條件太多的“賤賣”。

2015年1月，移動應用分發平臺為愛普6億元賣身的消息傳出。科冕木業披露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草案，擬通過全資子公司天神互動以6億元現金收購深圳為愛普100%股權。

2015年9月，孵化於創新工場的移動應用商店應用匯，作價4687.5萬元被賣給A股上市公司，估值減少6千萬。

另據媒體爆料，2016年4月，安智市場也已賣給A股公司巨龍管業。

以上這些一次次的“被賣”不難看出第三方應用商店的尷尬地位。

隨著智能手機市場增長的觸頂，廠商們需要尋找更多硬件以外的生意來賺錢，於是，他們瞄準移動應用商店這塊大蛋糕，逐漸將獨立第三方應用的市場空間蠶食殆盡。而對於第三方應用商店來說，也許只有像豌豆莢一樣抱住一棵足夠大的大樹，才可能會有翻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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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投資需求10萬億 ：落地加速 民資仍憂

僅兩年時間，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投資需求已突破10萬億元，真正落地項目投資額已達1萬億元。

不過，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專家認為，PPP項目落地仍有一定困難，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而這背後深層次原因包括PPP頂層立法缺失、政策配套不足、項目質量不高、審批較長、政企雙方契約意識不足、項目長期融資渠道不暢等。

這些問題已經引起高層重視。近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完善PPP領域財稅優惠、用地招拍掛、融資支持、資本退出等配套政策，多推介含金量高的項目，減少和簡化不必要的審批，提高政府履約能力，而且PPP領域兩法最終合一，立法進程正加快。

項目落地加速

PPP模式2014年起獲國家正式推廣，2015年呈現爆炸式增長，2016年增速更快。

7月11日，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末，PPP項目庫入庫項目9285個，總投資需求額首次突破10萬億元，達到10.6萬億元。

這一投資需求額已經超過去年全年基礎設施總投資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年全國基礎設施投資總額是10.13萬億元。

今年PPP項目不僅以每月平均新增5000億元的速度在推出，而且項目落地率也逐步提高。財政部PPP中心解釋，PPP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先後有識別、準備、采購、執行和移交5個階段，項目落地率，是指執行和移交兩個階段項目數之和與準備、采購、執行、移交4個階段項目數總和的比值。所謂項目執行階段，包括PPP項目公司設立、融資管理、績效監測與支付、中期評估等。

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6月末全國PPP項目落地率由1月末的20%提高至23.8%，落地項目總投資額1萬億元，項目落地加速。其中，232個財政部PPP示範項目落地率更是高達48.4%。

PPP專家、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PPP項目開展僅兩年投資需求突破10萬億元，說明PPP市場份額正快速擴大，地方政府也不再觀望而是非常積極地推廣。不過10萬億數字本身意義不大，因為並非所有的PPP項目都具備實施條件，現在問題是如何讓更多的PPP項目落地。

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季報(第3期)稱，PPP項目需求不斷加大，但其中七成(6683個)項目仍屬於識別階段的選項目，一是規劃實施時間分布在未來若幹年;二是尚未完成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只表明地方政府部門有意願采用PPP模式。要真正成為 PPP項目，還必須經過嚴格論證把關。

社會資本觀望

盡管PPP項目落地加速，但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落地困難一直困擾著官方。

6月7日的國新辦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吹風會上，參與民間投資專項督查的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當前PPP項目儲備比較豐富，但項目落實困難。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也提出目前PPP領域存在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等問題。

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參與PPP項目顧慮重重。

據新華社報道，在近期國務院民間投資專項督查調研中，四川遠艦建設集團董事長楊遠見反映：“現在很多PPP項目就是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很少有民企參與的份兒，有的地方直接告知‘優先考慮國企’。一方面是因為國企能從銀行貸到更低成本的資金，另一方面政府也想避免引發道德風險質疑。我們申請過很多PPP項目，都被以各種理由拒絕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今年民間投資下滑過猛，一大原因就是PPP項目落地費勁。由於PPP項目周期都在10年以上，民間投資人擔心政府不履約，後任領導不認賬，對PPP項目多在觀望。另外，一些地方將回報率高的PPP項目留給城投公司，將一些回報率很低的項目推給民間投資人。

君合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世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都在推PPP領域立法，兩部正在起草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有重複和沖突，這給PPP領域投資者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也讓投資者尤其是民間投資者不敢介入PPP項目。

“提高政府履約能力”

推廣PPP模式對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給，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展新經濟，促進穩增長、補短板、擴就業、惠民生，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PPP領域存在的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等問題已經引起國務院重視。

在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針對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等問題，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舉措。

針對PPP領域涉及的主管部門職責交叉、界限不明的問題，會議厘清了有關部門的職責。

對於民企遭遇的PPP項目“玻璃門”現象，會議要求對各類社會資本一視同仁，減少和簡化不必要的審批。

在PPP項目回報方面，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多推含金量高的項目，根據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不同付費方式、運作模式，完善財稅優惠、用地招拍掛、融資支持、資本退出等配套政策，探索項目經營權、收益權資產證券化，建立合理回報機制。

此外，國務院再次重申強化政企合作雙方契約意識，提高政府履約能力。

在此次會議上，對於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分別提請的“特許經營法”和“PPP立法”的意見，國務院法制辦負責人表示，應該統籌協調兩部門意見，推進單一法案的立法工作，為推廣PPP模式提供根本的法律保障。

李克強當即明確要求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加快推進相關立法進程，以更好的法治環境更大激發社會投資活力。

劉世堅告訴本報記者，PPP領域兩法合一，將減少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的不確定性，也讓PPP實操問題可以在一部法律下解決，減少混亂。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目前財政部聯合19個部委正在開展第三批PPP示範項目申報工作。PPP示範項目主要是為其他PPP項目提供可參考可複制的經驗，助推更多PPP項目落地。

在PPP項目資金支持方面，運作1800億元國家級PPP融資支持基金的中國政企合作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經開始運作。該公司董事長周成躍稱公司將會參與2萬億元以上的PPP項目。

金永祥告訴本報記者，1800億元的PPP融資支持基金將給投資的PPP項目增信，帶動項目落地。

近日保監會發布修訂後的《保險資金間接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管理辦法》，放寬了保險資金可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行業範圍，增加PPP等可行投資模式。這將讓保險資金發揮長期資金的優勢，助推PPP項目。

PPP示範項目落地率飆升 非國企參與率超四成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落地難及民企參與少成為市場關註的焦點，但最新的官方數據試圖告訴投資者，PPP項目正在加速落地，而民間投資者參與PPP項目比例也並不低。

7月11日，財政部PPP中心披露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第三期季報(下稱第三期季報)，揭開全國PPP項目運行情況，其中財政部PPP示範項目落地率躍升。

示範項目落地率躍升至48.4%

為了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實施案例，財政部在2014年和2015年先後推出了兩批示範項目。

第三期季報顯示，財政部兩批示範項目總共232個，總投資額約8025億元，截至2016年6月末， 這兩批示範項目落地率為48.4%，比3月末的35.1%增長13.3個百分點。

參與60余個示範項目咨詢的大嶽咨詢公司總經理金永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預計財政部PPP示範項目最終落地率可以超過90%。

財政部PPP中心解釋，PPP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先後有識別、準備、采購、執行和移交5個階段，項目落地率，是指執行和移交兩個階段項目數之和與準備、采購、執行、移交4個階段項目數總和的比值。處於識別階段的項目(截至2016年末項目數為6683個)沒有納入落地率計算，主要考慮在這個階段的項目尚未完成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只能作為PPP備選項目。

具體來看，財政部第一批26個示範項目中，進入執行階段19個，落地率達76%，未落地項目以大型軌道交通項目為主，所需準備和采購時間相對較長;第二批206個示範項目中，執行階段86個，落地率達45%。所謂項目執行階段，包括PPP項目公司設立、融資管理、績效監測與支付、中期評估等。

金永祥告訴本報記者，大型軌道交通項目落地難主要與投資額巨大、項目方案設計複雜等有關。

第三期季報稱，目前，105個落地示範項目中，53個項目已錄入落地周期信息，落地周期在6個月到43個月之間，平均13.5個月。項目落地周期是指從項目發起到簽署PPP項目合同實際花費的時間，這意味著1個PPP示範項目落地要超過1年。

此次落地的PPP示範項目，非國企參與率超過四成。

第三期季報數據顯示，105個落地示範項目中，82個已錄入簽約社會資本信息，包括54個單家社會資本參與項目和28個聯合體(多家社會資本聯合參與)項目，簽約社會資本共119家，其中民企43家、混合所有制8家、外企3家、國企(國有獨資和控股企業，含海外上市國企)65家，民企占比36%，前三類非國企合計占比45%。

全國萬億PPP項目落地

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末，項目庫入庫項目9285個，總投資額首次突破10萬億元，達到10.6萬億元，比3月末增加1.8萬億元。其中已進入執行階段項目619個，總投資額1萬億元，比3月末增加0.5萬億元。

金永祥告訴本報記者，2016年PPP項目推出數量明顯高於2015年，預計增速將超過100%，無論是PPP項目數量還是落地率都在增長，這說明PPP市場份額正在逐步擴大。

第三期季報稱，1~6月入庫項目呈逐月增加趨勢，月均增加457個、0.5萬億元，表明PPP項目需求不斷加大。需要說明，其中七成項目仍屬於識別階段的PPP備選項目，一是規劃實施時間分布在未來若幹年;二是尚未完成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只表明地方政府部門有意願采用PPP模式，要真正成為PPP項目，還必須經過嚴格論證把關。

根據第三期季報數據，全國PPP項目中進入執行階段項目6月末為619個，比一季度末落地新增250個，增長67.7%，增速大幅提高，表明入庫項目正加速落地。

按落地率口徑計算，1、3、6月末落地率分別為20%、21.7%、23.8%，呈現穩步提升特征。

不過，6月末全國PPP項目落地率(23.8%)仍顯著低於財政部PPP示範項目(48.4%)。

目前，第三期季報尚未披露全國落地的PPP項目中民企參與情況。

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了PPP模式推廣情況匯報，推動更有效激發社會投資活力。

針對當前PPP推廣存在的政策銜接配套不足、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等問題，會議厘清了有關部門職責，並給出了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減少審批，強化政企合作雙方契約精神等舉措。

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財政部聯合19個部委開展了第三批PPP示範項目申報，1800億元規模的PPP引導基金也已經啟動，將參與2萬億以上的PPP項目。PPP立法也正在加快推進。

第三方支付最嚴“軍規”落地10天 微信支付遭實名舉報

“微信支付”被律師提到了審問臺。7月10日，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豫甲實名舉報微信支付，並向央行和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提交了書面行政舉報書。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聯系到該名律師，並獲取了上述行政舉報書的相關材料。王豫甲表示，此次舉報系個人行為。此外，央行及支付清算協會已經在周日即7月10日受理了該書面行政舉報書。“本周應該會有一個回饋，如果認定微信支付存在違規行為會要求微信以及財付通采取相應的整改行為。”王豫甲說。

舉報五類違規

在材料中，王豫甲指出微信支付五類違規行為，具體為：第一，未依法安排客戶簽訂支付服務協議;第二，未依法對支付賬戶進行實名認證;第三，處理交易超出法定的支付類型和金額限制;第四，可能在不具備豁免條件下，為不同客戶的銀行賬戶與支付賬戶之間轉賬;第五，安全驗證的有效要素不足，超額準許交易金額。

針對網絡支付機構支付業務，央行已於2015年12月28日發布《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5]第43號)(下稱《管理辦法》)，緩沖期7個月，於2016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管理辦法》一方面，針對網絡支付賬戶設立分級管理，建立三類賬戶，並對不同賬戶給予不同實名制要求以及支付功能，實現支付賬戶多元場景的精細化管理、遵循支付機構分類監管思路。另一方面，則進一步強調全面實名制管理。

《管理辦法》的下發對於第三方支付行業來說可謂最嚴格的“軍規”，對實名認證以及三類戶的管理予以了比較嚴苛的認定。

王豫甲在行政舉報書中以實測的方式指出微信支付的入口和操作界面全在微信，不在財付通。註冊微信即可點擊其錢包功能，使用微信支付服務。此外，沒有以支付牌照持有人財付通的名義簽署，僅騰訊是簽約主體。

“支付機構跟一個平臺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其中支付機構提供支付服務，服務的對象也是平臺公司所在的用戶，服務協議需要在支付機構和用戶之間簽訂，而不是APP運營主體幫助用戶簽訂協議。”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新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從目前註冊流程和信息來看，微信支付與用戶之間的服務關系的確存在主體不匹配問題，“這個問題修改起來並不複雜，因為目前用戶簽訂的均為電子合同。”劉新宇說。

王豫甲在行政舉報書中指出，對於未經身份認證、或雖經身份認證但程度不充分的個人支付賬戶，“微信支付”均允許使用支付賬戶功能，起碼賦予I類待遇，甚至越級賦予III類待遇。同時越級授予個人支付賬戶更廣的支付類型、更大的支付金額。

對此，本報記者也用另一小號註冊的微信賬號進行實測，後發現在沒有開通支付賬戶的前提下，享受了接受紅包以及實現將紅包轉至另一賬戶的功能，即在非實名認證的前提下該賬戶具備了支付功能。

劉新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微信支付的實名認證動作目前體現在綁定銀行卡環節，在這一環節中連同實名認證同步進行。但是劉新宇指出，即便第三方支付機構實行了實名認證，但是也無法做到像證券賬戶一樣嚴苛。

“《管理辦法》出臺之後各家第三方支付賬戶的功能模塊均要根據這一規定進行調整，但是這一調整的進度在不同機構之間存在一定差異。”劉新宇表示，《管理辦法》對三類戶的核準要素給予了不同的規定，這需要第三方支付機構對於用戶群體進行分類，目前部分第三方支付機構已經針對這一規定采取了相應的行動，而前臺操作該賬戶的用戶從感知度角度並沒有體驗到，但是不排除部分機構調整動作尚未及時跟上。

對於《管理辦法》要求支付機構對個人賬戶進行分類管理。不同賬戶的實名認證方式以及授予的權限不盡相同。

Ⅰ類戶要求對於以非面對面方式通過至少一個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進行身份基本信息驗證，且為首次在本機構開立支付賬戶的個人客戶。賬戶余額僅可用於消費和轉賬，余額付款交易自賬戶開立起累計不超過1000元；

Ⅱ類戶要求支付機構自主或委托合作機構以面對面方式核實身份的個人客戶，或以非面對面方式通過至少三個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進行身份基本信息多重交叉驗證的個人客戶。賬戶余額僅可用於消費和轉賬，其所有支付賬戶的余額付款交易年累計不超過10萬元；

Ⅲ類戶支付機構自主或委托合作機構以面對面方式核實身份的個人客戶，或以非面對面方式通過至少五個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進行身份基本信息多重交叉驗證的個人客戶，賬戶余額可以用於消費、轉賬以及購買投資理財等金融類產品，其所有支付賬戶的余額付款交易年累計不超過20萬元。

微信和財付通合作方式未知

此外，王豫甲在行政舉報書中提到，現行商業模式可能涉嫌變相出租支付牌照。對此，劉新宇表示，從目前可獲得的信息來看，微信與財付通之間存在這樣的嫌疑，但是對於微信和財付通彼此之間的業務合作方式，以及簽訂了哪些相關協議並未公開披露信息。

在當前的第三方支付行業中，出租支付牌照現象並非個案。部分第三方支付公司並不會在所有需要在當地拓展銀行卡收單業務的省市開設分支機構。一旦需要相關業務則與外包的支付機構合作，而合作方需要拿到所謂的第三方機構的外包服務資質，外包服務中也會囊括一部分運營權限。

追風“金融科技”：資金競逐炒作叠起 概念如何落地

在互聯網金融行業同時迎來強力監管和發展瓶頸之時，“金融科技”在年內迅速崛起，從模式研討到行業定性，從創業熱潮到投融資躁動，後者勢頭更為強勁。概念還在普及，市場上卻早已遍布貼有金融科技標簽的企業。部分互聯網金融企業更是搖身一變，以“金融科技股”的姿態繼續享資金熱捧。

但也有市場參與者感受到了金融科技這股熱潮的細微變化。有行業公司高管就直言，靠講故事來圈錢的階段已經結束了。與此同時，在這股金融科技的熱潮中，創業者與投資人或更趨理性，對企業商業模式的必要性要求明確、對技術手段的實用性需求凸顯。爭議與變革並進，“金融科技”到底是會重蹈概念炒作的覆轍、還是以彎道超車真正實現突圍?

金融科技概念躁動

在行業標準和定義尚未明確之前，“金融科技”的熱潮已經向資本市場襲來，並大有比肩此前互聯網金融的跡象。一級市場的投融資頻發，僅在上周，就有跨境支付服務商iPayLinks、比特幣企業Coinbase公布了新的融資進度，二級市場相關概念板塊也已聯動。今年4月，中銀國際在恒生電子(600570.SH)的公司研報中率先使用了金融科技的概念。此後，不斷有上市公司以區塊鏈、大數據征信、智能投顧等技術創新和業務轉型而被貼上“金融科技”的標簽，針對金融科技的賣方研究報道也不斷湧現。今年6月宣布與證通股份展開戰略合作的中興通訊(000063.SZ)、收購專用集成電路芯片設備商標的的魯億通(300423.SZ)等，也都乘金融科技的風口而備受市場關註。

從熱潮的發展途徑上看，與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相似，金融科技崛起的一大賣點即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

上海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副秘書長孟添在朗迪金融科技峰會上稱，與歐美成熟的商業環境和金融體系不同，中國當前金融環境與市場空間有著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持牌金融機構比較少，服務、覆蓋面不足，導致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顯著，個人投資理財渠道有限。“大家都對新金融的需求非常旺盛。同時，中國互聯網新興技術的運用與普及率很高，要比歐美高出一大截。”

翼勛金融運營總監楊陽也表示，中國經濟長期處於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與之匹配的金融體系專註於大企業融資服務，這也使得大眾客戶和小微企業在支付、理財、融資、征信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藍海。“當經濟從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型時，後一種需求會變得更加重要。”

然而，金融科技的此輪爆發也有著自身特有的軌跡和爭議。一方面，市場觀點預期行業已逐漸脫離“互聯網+”早期模式，將發展至回歸金融本質、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力的階段。但另一方面，部分互聯網金融服務公司搖身一變即轉型為金融科技公司，市場對於炒作噱頭的擔憂不減。多位行業分析師都曾提示，金融科技政策低於預期及技術應用推進不力的風險。而更大的隱憂，或還在於資本市場的盲目和躁動。

“過去五年這個行業非常燥熱。這是被催熟的環境，適當降一降溫、下點雨，以後可以長出來更好的苗苗。”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副總裁姚安民就表示，過去五年間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崛起，一方面是由於P2P模式在初期受監管的影響不大，智能手機的爆發改變了傳統金融的交易方式，並吸引了一批互聯網公司進入該領域。

金融科技待落地 模式創新先行

“這兩年的新變化是，監管對互聯網金融的關註加強。創業者越來越成熟，很多是從傳統金融機構出來的，對於金融產品定價和風險的重視度很高。互聯網企業的思維，量做的越大越興奮，但做金融的人對於量越大是越睡不著覺的，都是負債端。”姚安民稱，當前的市場正在慢慢回歸理性。

楊陽還預計，未來穿透式監管或還會將繼續深化，透過表象看清業務實質，以業務屬性確定監管要求和監管職責分工。未來，實質上從事法定特許金融業務的企業或一律須拿牌照;法律法規尚無準入要求的“缺門檻”業務，需實施審慎監管，如設置如技術安全標準、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等準入門檻。同時，這類企業或還需要向全國性行業自律組織備案，接受自律管理。

無論是市場的回歸理性，還是監管的全面完善，種種跡象都表明，博政策紅利的階段已經過去。重蹈互聯網金融炒作的覆轍，正成為市場最大的隱憂。對於希望借金融科技風口的企業而言，再次站上風口需要換一種“打法”。

51信用卡總經理蔣燕青對此表示，金融科技企業的真正價值是用技術改進金融產品和提升金融服務，能夠實現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務，並覆蓋更廣泛的用戶人群。基於此種邏輯，獨特的商業模式是金融科技企業實現差異化競爭的關鍵。

“三年前很多投資機構投資P2P、網貸等形態的金融科技，看的是新的商業模式。從去年開始投資熱點和關註度都出現了轉變，投資人開始關註是否有技術可以改變和改善金融鏈條上的某個環節。”普惠金融董事長張輝稱，過去三年的明顯變化是，靠講故事勾畫未來藍圖、或者照搬其他國家成熟模式而在國內圈錢的事情，目前已經不太可能發生了。

模式的創新，已難再停留於一種說辭，金融科技對業態的滲透更為細化和垂直。蔣燕青就強調，用戶需求對移動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消費金融的動力和機遇。以消費金融領域為例，比如用戶希望借款能夠盡快完成審核放款的全部流程，但這就對風控和大數據整合處理等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用戶對個性化服務也有強烈的需求，如更有競爭力的利率、更個性化的產品等。如果要完全滿足用戶的上述需求，金融企業就需要有能力平衡用戶期待值與風險之間的關系，這將促使企業做出模式創新。

“在風險頻發、監管趨嚴的大環境下，互聯網金融企業應更加清晰企業定義，著重關註資產、交易以及運營的真實性。”翼勛金融CEO王暉稱，未來金融科技企業需要更加明確企業信息中介的定位；而伴隨監管機構未來出臺更完善的行業規則，市場行為和競爭氛圍也將更加規範。

救動物還是先救人珍稀動物入藥：修法落地，爭議不絕

新法律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動保組織擔心開啟規模化使用閘門。（農健/圖）

野生動物保護法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支持野生動物制品入藥。

不少動物保護人士擔憂，“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

而中醫藥研究結論則認為，“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

“這不是一個保護野生動物的時代。”2016年7月2日，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它基金”）執行秘書長張小海，在朋友圈感嘆。

幾小時前，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剛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

在野生動物制品能否入藥的問題上，新法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可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

而此前征求意見的中醫藥法（草案）則提出，“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

兩部法律相互呼應，為野生動物入藥留出了法律通道。“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和張小海一樣，不少動物保護及科學界人士擔憂。

“野生動物能否入藥，是修法中爭議最激烈的話題。”在修法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翟勇承認。不過，他同時也拋出了中醫藥研究的結論，“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如果以後野生動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藥可能就沒用了。”

犀牛角、虎骨、麝香、牛黃、熊膽粉……當中醫遭遇日益枯竭的藥用動物資源，是保護動物，還是繼續治病救人？這正成一道必解的難題。

早期取消部分珍稀動物入藥

若非1993年那一紙禁令，陳恕（化名）的虎飼養場或許會有一個不錯的“錢”景。而如今，價值過億的財富——成年虎屍卻只能在冷庫中沈睡，成了養殖場的沈重負擔。

1993年5月29日，國內野生虎不足100只的狀況，讓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國內“虎骨的一切貿易活動”全部被叫停。原衛生部在《中國藥典》中刪除了虎骨的藥用標準，與虎骨有關的所有中藥成藥也全部停產。

此前，中國於1980年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嚴格禁止虎產品的國際貿易。

“一下就被打懵了。”陳恕說。原本，養殖場曾憧憬，當老虎種群繁殖到一定數量後，考慮將正常死亡的老虎入藥。眼看克服了人工繁育的技術難題，老虎一天天多了起來，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政策之變，讓飼養場“騎虎難下”。三歲的老虎一天就要吃八公斤肉，一年下來，一只老虎光夥食費就要好幾萬。養虎資金的巨大缺口，讓飼養場不得不減少餵食量，改吃比牛肉更便宜的雞肉。一位動保人士透露，一些飼養場甚至餵食老虎不喜歡吃的雞架、雞頭，威武雄壯的“山大王”嚴重營養不良，被養成了骨瘦如柴的“病貓”。

延續至今的虎制品貿易禁令，讓自然死亡的成年死虎一文不值。這些年，陳恕所在的飼養場從未停止遊說重開虎貿易禁令的工作。他每年花費上百萬元的維護費，將老虎的屍骨冷凍，只為潛在財富“變現”的那一天。

“這算是一場危險的豪賭吧。”陳恕期盼著有朝一日，這些死虎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冷庫。

“養虎為患”的生存壓力背後，是野生動物藥源的頻頻告急，這迫使國家對涉及瀕危、珍稀動物的中藥材收緊管理。

1987年，國務院頒布《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涉及14種瀕危、珍稀動物藥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種涉及一級保護野生動物，被禁止采獵，屬於自然淘汰的，其藥用部分由各級藥材公司負責經營管理。鹿茸（馬鹿）、麝香、熊膽、穿山甲、蛤蟆油、金錢白花蛇、烏梢蛇等10種涉及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類等涉中藥功效動物嚴格管理、加強保護。

正因為此，《本草綱目》中收載了461種動物藥，而在《中國藥典》中，這一數字銳減至約50種。

不過在中醫藥界，恢複部分名貴動物入藥的呼籲從未停止。

“正常死亡的人工養殖東北虎，是否可以考慮虎骨入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從藥用需求角度，策應野生動物入藥——虎骨在接骨續筋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年治療骨質疏松、類風濕關節炎，這些以虎骨為原料的中成藥優秀品種，現在幾乎全部停滯。”

李連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動物藥的應用範圍不像植物藥那麽廣，但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有些甚至是治療危急重癥不可替代的藥物。例如熊膽汁，被用於傳染病，心、腦、肝、腎及腫瘤等疾病的治療，制成了一百五十余種中成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更是將恢複名貴動物入藥，提到了“中藥存亡”的高度，“我國早期取消了部分藥用動物的養殖和入藥，導致許多傳統名方名藥的失傳與失真。如果再不保護好，麝香、熊膽粉、牛黃等名藥將被全面殲滅，中藥將名存實亡。”

發展人工繁育還是人工替代品？

有需求，卻少供應或無供應，中醫藥界將目光轉向人工繁育。

“動物入藥的開發利用，和動物保護並不矛盾。”李連達強調，野保法的對象是“野生動物”，不應與人工繁育混為一談。合理的開發利用，可以有效保護野生動物資源。

野生梅花鹿是珍稀瀕危動物，只準保護，不準食用或藥用。但國內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增至上萬頭，“既能造福患者，又有利於特種經濟發展，還能防止品種滅絕，為什麽不能有控制地合理利用？”在李連達看來，國外那種“誰都不能動”的“消極保護”模式，反倒收效甚微，滅絕的品種逐年增加。

不過，動保界和科學界堅持認為，尋求珍稀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才是解決動物藥源匱乏的最好途徑，“既然已經有了人工替代品，為何還要用野生動物入藥？”

今年1月，“人工麝香研制及其產業化”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食藥監總局網站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760家企業生產銷售含麝香的中成藥433種，其中431種已完全用人工麝香替代。據測算，人工麝香啟用後，相當於少獵殺2600萬頭天然麝。

“99%的替代率，絕非一蹴而就。”項目完成人之一的嚴崇萍回憶，雖然人工麝香各方面成績優秀，且經過權威論證，但1994年被確立為中藥一類新藥時，許多中醫界的“老法師”受制於長期形成的觀念，一時難以接受。

此後20年，麝資源日漸稀缺。人工麝香生產工藝不斷改進，效果經受住了越來越多檢驗，如今已成為六神丸、安宮牛黃丸、麝香保心丸等多種國寶級中成藥的重要原料。

不過時至今日，中醫界的主流觀點依然認為，大部分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還未取得突破。“有天然的盡量用天然的，這個觀點要堅持。”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周超凡說。

目前，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大致有兩種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動物替代，比如處方中含有犀牛角的中成藥，往往以水牛角替代。另一種方法，則是通過人工合成的非天然產品替代。

“不管是相近替代還是人工合成，共同的問題是無法達到等效。”周超凡以治療血液系統疾病的犀角地黃湯為例，由於犀角被禁止入藥，原本由犀角、丹皮、地黃組成的方子，由水牛角加十倍劑量代替。“動物試驗顯示，有一定效果，但等效做不到。只能說聊勝於無。”

李連達則以熊膽為例，天然熊膽的成分有五大類，其中包括膽酸類，而人工熊膽的成分“熊去氧膽酸”只是膽酸類中的一種，無法完全替代天然熊膽的藥效。

事實上，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優思弗）和意大利的牛磺熊去氧膽酸膠囊（滔羅特）已在中國上市，年銷售額達數十億美元。

讓李連達不解的是，2004年，國家從《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刪除了“熊膽膠囊”，卻將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補入《國家醫保目錄》。日本用我國古方生產的救心丹，含有熊膽、麝香、牛黃、蟾蜍等珍稀中藥，可以在全球暢銷無阻，銷售額達百億元；而我國生產的同類藥，不但外銷被禁，國內銷售也受阻。

“洋中藥進入中國無人反對，國產同類中藥卻遭遇四面楚歌，這是什麽道理？”李連達質疑，動保機構反對野生動物入藥的背後，還有“別的東西”。

類似觀點，在中醫藥界有不少擁躉。中國社科院重大調研項目“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組長陳其廣就認為，中藥和西藥存在競爭關系，“中醫藥的發展，妨礙到了西藥的利益。”

“中醫藥界的一些觀點，誤導了公眾甚至官員。”世界動物保護協會資深科學顧問孫全輝說，恰恰是少數幾種瀕危野生動物入藥，毀壞了中藥在國際上的名譽，阻礙了中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工繁育無助於野外物種保護

中醫藥界和動保組織的針鋒相對，凸顯出中藥產業和動保規則之間的矛盾。

2008年，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孟智斌曾對112種常用中藥材野生資源狀況做過初步統計，其中22%已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瀕危的達51%。藥用動物中，瀕危物種的比例更是高達30%。

“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對野外種群保護的貢獻非常小。”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項目部主任解焱指出。黑熊、東北虎、丹頂鶴都是人工繁育的“明星物種”，但研究表明，這些物種的野外種群數量仍在持續下降。

動保專家擔憂，國內野生動物入藥的強烈需求，將刺激市場消費，助長對野外瀕危物種的偷獵。

在長白山科學院研究員樸正吉的記憶中，小時候，常能看見成群的黑熊集中出沒。不過，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關於野生黑熊的溫馨場面幾乎消失了。

樸正吉從1977年就在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學研究。他所在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1986年至2015年，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內的黑熊數量下降了90%。

“這段時間正是養熊業快速發展、活熊取膽興起的時期。”他說，熊膽的價格被炒到每克一百多元，漸長的需求加上利益驅使，捕殺盜獵開始增多，而這正是導致野外種群數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圈養種群的野化並不容易。樸正吉團隊曾野放過5頭飼養的黑熊，但野外種群根本不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區找食”。

目前，黑熊的人工養殖技術已經相對穩定，但國內黑熊野生種群至多不超過2萬頭。2012年，亞洲黑熊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易危”一類。

更讓動保專家擔憂的，是中醫藥界“先開發後保護”的觀念——對已經瀕危的物種，設置大量的研究和人工養殖項目極力挽救；而對目前資源仍較豐富、仍被大量利用的物種，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陷於瀕危境地。

最諷刺的例子，莫過於高鼻羚羊的瀕危化過程。1988年，中國將高鼻羚羊列為趨於滅絕的國家Ⅰ級保護珍稀動物，但當時的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仍有100萬頭以上。世界自然基金會呼籲中醫藥劑師用羚羊角取代犀牛角。不過到了199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就不得不停止這一宣傳，因為此時，高鼻羚羊的全部種群都被列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它們自己也成了瀕危動物。

“2000年，全球高鼻羚羊野外數量接近十八萬頭，2002年銳減到5萬頭。”劍橋大學、英國帝國學院等機構在《自然》雜誌公布了聯合統計數據。數量銳減的原因，是中國與俄羅斯邊界貿易開放後，俄羅斯的偷獵者為供應傳統中藥的需求，大肆捕殺高鼻羚羊。

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康藹黎也做過統計，2000-2002年間，國內公開報道中，查獲的高鼻羚羊角走私量來自於至少14867頭被殺的高鼻羚羊。這意味著，這兩年內消失的高鼻羚羊，至少有10%在中國被查獲，而未被查獲的走私量或遠逾此數。

“如果這種傾向持續下去，中藥涉及的瀕危物種的繼續增加將不可避免。”孟智斌警告。

“名錄”待修訂

新版野保法已一錘定音，頗為失望的動保界，將最後的希望寄托於“名錄”的修訂。

野保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

此外，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野生動物人工種群，一旦野外種群保護情況良好，可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的種群，今後可能會被當作家畜、農場動物來管理。”盡管期待“名錄”朝著公益化方向嚴格管理，但聯想到中醫藥法草案中“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物的繁育”的說法，張小海並不樂觀。

他分析，中醫藥產業要發展，國粹需要傳承，共同的訴求會讓產業界和政府主管部門結成聯盟。產業界經濟實力雄厚，主管部門掌握政府資源，“產業界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放大”。

按照規定，利用陸生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為原料的藥企，需在產品盒上張貼由林業部統一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

部門之間的利益爭執，也為名錄修訂帶來變數。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動議修訂野保法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但“部門間的權力之爭，或者說野生動物的權屬之爭，扼殺了修法需求”。

在我國，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分歸林業部和農業部主管，一些野生動物很難區分究竟是陸生還是水生。“你說這是陸生，我說這是水生，兩家爭執不下怎麽辦？只能放下。”

上述人士曾提議，農業部和林業部各自提出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交由中間機構裁定，並建議專門成立一個野生動物主管部門，避免爭執。不過最終，建議無一被采納，“法律的修改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說到底，還是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權”。

在世界自然基金會高級總監、首席研究員範誌勇看來，《野保法》屬於資源法範疇，因此，利用的問題無法避免。世界自然基金會也始終提倡，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將對野外種群的影響降至最低。

“所有的決定，都應該基於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範誌勇認為，如果把生物多樣性保護放在首位，人類就應該適當讓步。“一點放棄都不願做，人類和所有野生動物是否都會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