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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慘烈召回：Note7爆炸或令三星損失170億美元

10月11日消息，據路透報道，韓國三星電子二度停售旗艦蓋樂世Note7手機之後，預計這起史上最嚴重召回事件的相關成本恐多達170億美元，而這款多災多難的高階手機也幾乎確定會壽終正寢。

根據包括來自瑞士信貸等機構的分析師估算，若三星停賣Note7系列手機，估計可能會少賣多達1,900萬部手機，金額接近17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外界預期Note7產品周期內能為三星帶來的營收。

按照三星第四季恢複全球銷售Note 7的假設，分析師原預期在此期間造成的銷售損失和召回成本為50億美元，而最新的預測要遠高於這個預估。

同時據《韓民族日報》周二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報導，繼最新暫停銷售及生產蓋樂世Note7後，三星電子有可能將永久停售該款智能手機。

“這可能已經破壞了Note 7的品牌，”Charter Equity Research董事總經理Edward Snyder表示。“等他們解決了問題，還要重新認證以及重新申請資格，到那時也該發售(Galaxy) S8了。”

券商野村預計，假設三星生產了約400萬部Note 7，這可能導致第四季出現大約產生高達1.6萬億韓元的處理成本。截至6月底，三星市值約2,350億美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690億美元。所以對三星而言，單純一個機型銷售的虧損是有可能被吸收的。

但分析師及專家稱，更大的問題是對其聲譽及品牌的長期影響。

“我們認為Note7事件可能也會損及對三星其他智能手機機型的需求，”野村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並稱野村可能會將三星第四季移動業務獲利預估下調至多85%。

三星還面臨訴訟，在美國至少有兩位消費者起訴三星，要求該公司對這款有缺陷手機造成的損害提供賠償。根據美國監管機構在9月15日的召回聲明，該公司在美國已收到92起電池過熱的報告，其中26起牽涉人員燒傷，55起造成財產損失。

Note7的問題或許還會影響到三星的零部件業務，因該業務提供屏幕和存儲芯片(晶片)等關鍵的智能手機部件，這一塊是三星重要且日益增長的收入來源。

分析師說，Note7相關訂單下降不僅會導致零部件業務的總體營收減少，還會壓低相關零部件的價格。

三星預計將因Note 7提前下架直接造成3.5萬億韓元損失

10月14日，三星電子向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記者團發布消息，其表示：三星方面預計，因本次Note 7手機提前下架而造成了錯過銷售時機，三星公司將因此損失約3.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00億元)的利潤。

在這份消息中，三星電子強調“公布預期損失是為了能夠幫助市場了解Note 7停售後帶來的影響”。與此同時，雖然Note 7停售所帶來的損失已反映到第三季度營業利潤，但預計消極影響將持續至第四季度及明年第一季度；其預計，今年第四季度營業利潤將減少約2.5萬億韓元，明年第一季度將減少約1萬億韓元。

三星電子還表示，在旗艦機型Note 7市場空缺期間，將由Galaxy S7和S7 Edge等同檔高端旗艦產品填補，努力及時有效地控制住損失；並將以此次電池“起火門”為契機，加強產品安全性能，全面更新內部性能檢驗系統，致力於提升產品的安全性。

甘肅“11·23尾礦泄漏事故”直接經濟損失超六千萬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境保護部獲悉，甘肅隴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 11.23 ”尾礦庫泄漏次生重大突發環境事件調查結果日前公布。事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120.79萬元、346公里河道銻濃度超標，10.8萬人供水受到影響，約257畝農田被汙染，0-40cm農田土壤超標率為20%。

2015年11月23日晚，甘肅省隴南市西和縣甘肅隴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選礦廠尾礦庫溢流井水面下約6米處的拱圈蓋板破裂，導致溢流井周圍尾礦漿流入太石河，對太石河及下遊西漢水造成水體汙染，並對西漢水水系的自然生態環境、周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害。

環保部介紹，經調查組認定，此次事件是一起因企業尾礦庫泄漏責任事故次生的重大突發環境事件，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隴星銻業尾礦庫排水井拱板破損脫落，導致尾礦及尾礦水泄漏進入太石河，造成太石河、西漢水、嘉陵江約346公里河段銻濃度超標。

據中國礦業大學化學與環境工程學院教授何緒文介紹，泄漏事故發生後，環保部調查組組織10余名國內知名專家勘察了尾礦庫現場，審查了甘肅省安全監督管理局的調查過程，排除了人為破壞因素和自然災害導致泄漏事故的可能性，認定尾礦庫泄漏原因是隴星銻業尾礦庫2#排水井井座上第1層井圈、水面下約6米處、東北偏北方向的井架兩根立柱間8塊拱板破損脫落，形成了高約2.2米、寬約2.4米、面積約5.28平方米的缺口，造成排水井周邊、缺口以上約2.5萬立方米尾礦及尾礦水從缺口處泄漏。

調查組分析認為，排水井拱板破損脫落形成缺口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排水井拱板沒有按照設計要求進行安裝施工，沒有形成環形受壓狀態，在尾礦壓力作用下拱板發生強度破壞，斷裂脫落。設計文件要求安裝時井架和拱板之間的空隙用50#水泥砂漿澆築形成井壁，但現場檢查發現拱板和立柱之間采用鐵絲連接，較大的縫隙用石塊局部填塞，空隙沒有用水泥坐漿。

還有一個原因是排水井拱板質量遠遠沒有達到設計要求。設計要求排水井拱板內配6根Φ16的縱筋、Φ8的箍筋。但實地檢測發現，事故時安裝的拱板只配了4根Φ8的縱筋、Φ6的箍筋，而且部分鋼筋外漏、腐蝕嚴重，鋼筋的數量、直徑以及混凝土的強度都不滿足設計要求。

對於在此次事件中，如何確定了銻是特征汙染物的問題時，何緒文說，尾礦庫廢水中含有的重金屬汙染物種類與尾礦成分有關。事件發生以後，現場工作組結合企業礦石成分等相關情況，對尾礦庫內存留的尾礦進行了檢測，檢測結果表明尾礦中含有銻、銅、鉛、鋅、鎘、砷、汞等重金屬。

2015年11月24日，對甘肅省相關流域重金屬指標監測結果顯示，部分斷面鉛、砷、銻出現超標，11月25日以後，除銻以外的其他6項重金屬濃度都連續達標。11月29日-12月1日，還對甘肅省3個斷面補充監測了鈹、硼、鎳、鉬、鈷、礬、鋇、鉈等8種重金屬，結果表明這8種重金屬都達標。

何緒文說，陜西省、四川省在事件發生後也對銻、銅、鉛、鋅、鎘等重金屬進行了監測，結果表明只有銻出現超標。結合三省數據監測情況，把銻作為了此次事件的特征汙染物。

據調查組介紹，事件應急處置結束後，甘肅省隴南市、陜西省漢中市和四川省廣元市委托了技術評估單位，按照環保部印發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等相關文件開展了環境損害評估工作。該項工作分為應急處置階段和中長期環境影響評估兩個階段。

通過應急處置階段的損害評估核算，此次事件有2.5萬立方米的尾礦及尾礦水泄漏，直接經濟損失為6120.79萬元，造成了甘肅省西和縣至四川省廣元市境內346公里河道銻濃度超標。本次事件共造成了甘肅、陜西、四川三省10.8萬人供水受到影響，造成甘肅部分區域鄉鎮地下水井銻濃度超標。甘肅省西和縣太石河沿岸約257畝農田因被汙染水直接淹沒受到一定程度汙染，0-40cm農田土壤超標率為20%。

何緒文對記者表示，“要想避免這類事件的發生，關鍵在於督促企業嚴格落實安全、環保的主體責任。”他說，企業應該依法做好尾礦庫風險評估、隱患排查治理、應急預案編制備案等相關工作，並定期組織應急培訓和演練，掌握尾礦庫特征汙染物以及應急處置措施，提高風險防範和事件先期處置的能力。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落實程度都關系到風險能不能被有效控制、隱患能不能被及時發現並消除、出了事情有沒有能力應對好。

何緒文說，對於政府及相關部門來說，應該嚴控尾礦庫企業的準入，科學評估並從嚴控制尾礦庫與人口密集區、飲用水源地等敏感目標的距離，從源頭避免“頭頂庫”(是指下遊很近距離內有居民或重要設施，且壩體高、勢能大的尾礦庫)和“三邊庫”(是指臨近江邊、河邊、湖庫邊或位於居民飲用水源地上遊的尾礦庫)，降低尾礦庫事故造成環境汙染的風險。同時提升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日常監管水平和事故應對能力。當發生尾礦庫潰壩、泄漏等事故後，企業應該第一時間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封堵。

臺風“莎莉嘉”造成海南299萬人受災 損失45億余元

20日據新華社消息，從海南省政府獲悉，今年第21號臺風“莎莉嘉”對海南造成較為嚴重的影響。據初步統計，臺風共導致海南省19個市縣299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45.59億元。

根據氣象部門監測，臺風“莎莉嘉”18日登陸時中心最大風力14級，先後穿過萬寧、瓊中、儋州3個市縣，19日零時移入北部灣海面。此次臺風有“風力強、移速快、路徑穩、覆蓋廣、危害大”的特點，是1971年以來10月份登陸海南島的最強臺風。

受臺風影響，海南全省出現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平均累計降雨162毫米，全島共有93個鄉鎮降雨量超過200毫米，其中10個鄉鎮降雨量超過300毫米。臺風還導致海南省水庫蓄水持續增加，目前仍有290座水庫正在泄洪，但未出現重大險情。

據統計，臺風導致海南299萬人受災，緊急轉移安置66萬人，無因災死亡及失蹤人員;農作物受災571萬畝，成災146萬畝，絕收35萬畝，直接經濟損失達45.59億元。

“莎莉嘉”在三亞掀起巨浪，天涯市工作人員勸離觀浪民眾。（圖：中新網）

“莎莉嘉”18日登陸海南萬寧市，圖為大樹被連根拔起。（圖：中國天氣網）

據悉，目前，臺風“莎莉嘉”對海南的影響已基本停止，海南省將迅速開展災後救助重建工作。下一步，海南省將重點做好災後地質災害和水庫險情的防範工作，妥善安置受災群眾，盡快搶修損毀的道路、涵洞、橋梁等基礎設施，用最短的時間恢複交通。同時，有關部門將全面開展消殺防疫，迅速組織恢複生產，爭取將災害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

國資委新設三大監督局 負責國資重大損失調查

國資委26日在北京表示，國資委將再一次對改革監督體制機制，充分發揮監事會作用，新設三大監督局，並建立監視工作三大平臺。這一舉措，也是新一輪國資改革後國資監管方面的重大改革。

新設三大監督局

結合國資委機構調整和職能轉變，國資委副主任王文斌表示，目前提出了加強監事會監督的重要舉措。一是強化工作領導。調整領導班子分工，除原有一名國資委副主任分管監事會工作外，增加一位委領導，專門協助分管監事會工作，進一步加強對國有資產監督工作的領導。

二是強化機構支持。整合委內監管資源，設立監督一局、監督二局、監督三局，與監事會形成“一前一後”互相配合的關系，負責監事會反映問題的深入核查、分類處置、整改督辦工作，組織開展國有資產重大損失調查，提出相關責任追究的意見建議，形成監督工作完整閉環。

三是強化運行機制。分別以委黨委會和主任辦公會、分管委領導、監事會主席為主體，形成領導決策、協調處置、監督報告等“三個平臺”，推動監督成果綜合運用。第一平臺為監督報告平臺，由監事會主席負責，監事會承擔具體工作，主要任務是發現和報告問題，督促落實應由企業自行整改的事項;第二平臺為協調處置平臺，由分管委領導負責，三個監督局承擔具體工作，主要任務是推動監事會監督檢查成果的綜合運用;第三平臺為領導決策平臺，以國資委黨委會和主任辦公會為主體，研究監事會工作中的重大事項，聽取監事會主席對有關企業監督檢查重大情況的報告以及監督局專項工作匯報，實現出資人管理和監督的有機統一。

王文斌表示，總的來看，通過“三個強化”、“三個平臺”以及設立三個監督局，進行體制機制調整，將更加強化對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督，更加有效發揮監事會的制度優勢，更加充分發揮監事會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打造法治央企、陽光央企。

監事會制度發揮了企業“啄木鳥”作用

國有企業實行外派監事會制度，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舉措。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國務院稽察特派員制度過渡為外派監事會制度，到2003年國資委成立，監事會納入新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成為出資人監督的專門力量。目前，國務院國資委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的103家中央企業，除上海貝爾外，全部派駐了監事會。

根據《國有企業監事會暫行條例》，外派監事會由監事 會主席、專職監事和兼職監事組成。其中，監事會主席由國 務院任命，副部長級國家工作人員擔任;專職監事由司(局) 級、處級國家工作人員擔任;兼職監事由企業職工代表擔任， 由職工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中編辦核定監事會專項行政 編制330人，均為國家工作人員，不在企業和其他行政機關 擔任其他職務。

根裾工作需要，此前監事會設立29個辦事處，每個辦事處負責監督3-5家中央企業，每屆監事會任期為3年。

王文斌表示，從十幾年的監督實踐來看，外派監事會是符合我國國情、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在維護國有資產運行安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規範企業領導人員履職行為、促進國有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等方面，發揮了有形監督和無形約束的重要作用。

十八大以來，監事會累計實地檢查中央企業及重要子企業5684戶，列席企業會議10157次，談話20679人次,對13家企業開展集中重點檢查，對53家企業的部分項目開展境外國有資產檢查，揭示企業各類問題和風險12226項，向國務院和國資委報送各類報告1362份。

同時，監事會動態跟蹤中央企業穩增長、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屍企業”等情況，配合巡視、經濟責任審計、經營業績考核等工作，實現出資人監督管理的有效聯動。

其中，監事會在檢查時也發現了一些重大的問題和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違紀違規問題。二是國有資本權益受損問題。三是企業發展風險問題。四是內部控制體系問題。五是企業負責人履職問題。對於這些發現的問題，國資委已經逐戶向企業印發監督檢查情況通報、整改通知或提醒函，並督促限期整改。有關企業高度重視，積極整改。

以財務監督為核心一事一報告

目前，新一屆監事會已全面進駐103家中央企業開展第六任期監督檢查工作。

王文斌表示，新的任期，監事會將進一步強化問題和風險導向，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為主線，在突出監督重點上下功夫、在深入核查問題上下功夫、在報告提質增量上下功夫、在強化成果運用上下功夫、在規範化建設上下功夫，從嚴從實、持續不斷加強和改進監事會工作，努力打造忠誠、幹凈、擔當的監督隊伍。

重點而言，將做好四大工作。

一是進一步突出工作重點。堅持問題和風險導向，根據企業功能分類、所處行業、發展階段、布局結構、內控建設等情況以及國有資產監管工作需要，一企一策突出監督重點。加強對企業財務、內部控制、企業重大決策、運營過程中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流失的事項和關鍵環節、董事會和經理層依法依規履職情況等的監督檢查。

二是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以財務監督為核心，綜合運用列席會議、聽取匯報、訪談座談、受理舉報等多種方式，及時掌握企業重大決策和運營情況，發揮預防預警功能。聚焦重點企業、重要業務、關鍵環節以及可能存在的問題線索和風險源點，合理配置監督資源，集中力量開展針對性檢查，努力查深、查實、查透。不斷優化監督組織模式，探索實行分類監督，突出重點企業，開展差異化檢查，建立監管同行業企業監事會定期溝通機制，圍繞共性問題和風險，適時開展專項檢查。根據需要，聘請社會中介機構，對企業進行集中重點檢查和境外國有資產檢查。

三是進一步加強成果運用。監事會檢查發現的企業重大決策不合規、生產經營中的重大風險、重大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企業領導人員違法違紀違規線索以及監事會主席認為應當立即報告的其他情況，要一事一報告。加大企業對監事會發現問題的整改落實力度，健全對企業整改落實監事會反映問題的檢查評價制度，確保中央企業實實在在受益於監事會監督。對拒絕整改或整改落實不到位的，約談企業領導人員。對整改不力、屢查屢犯的，要嚴肅追究企業領導人員責任。

四是進一步落實監督責任。建立可追溯、可量化、可考核、可問責的履職記錄制度，全面、如實記錄監督檢查工作軌跡，確保全程留痕，有據可查，作為考核評價和責任追究的重要依據。建立以報告制度和履職記錄制度為核心的監督工作責任倒查機制，對企業重大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和風險應當發現而未發現或隱匿不報、查處不力的，嚴格追究有關人員失職瀆職責任;對消極監督、不作為的，按照幹部管理權限，進行誡勉談話或調整工作崗位，造成嚴重後果的，給予降職或免職處理。

人民幣貶值致匯兌損失 航空公司頻降美元負債

最近一段時間人民幣的持續貶值，對於外貿企業來說是好事，但對原本正在享受油價下跌利好的航空公司來說，卻不是什麽好消息。

11月16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8592，較前一個交易日下調97點，再創逾八年新低，這也是人民幣中間價連續9日下調，並且創2015年12月以來最長連降紀錄。近一個月來，人民幣已先後跌穿6.7、6.8兩個關鍵點位，超出了市場的預期。

對傳統以美元外債為主的航空公司來說，人民幣的持續貶值，很可能是造成業績下滑的“殺手鐧”。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匯兌影響的僅僅是當期損益，對於航空公司的現金流和基本面沒有實際影響，航空公司也可以通過匯兌損益資本化緩解匯率波動帶來的業績沖擊，而不同航空公司受人民幣貶值的影響也是不盡相同。

貶值帶來匯兌損失

由於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飛機，而目前全球飛機采購主要是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美元負債一直是航空公司最大的負債。因此，從賬面上看，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就可以產生較大的匯兌收益，反之，則會產生賬面上的匯兌損失。

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已經讓國內的航空公司體會到了業績的大起大落。2015年四大航企的匯兌損失共達176.28億元，幾乎與181.64億元的總利潤持平。

今年人民幣兌美元的繼續貶值，使得上半年大部分航空公司依然錄得匯兌損失，其中三大航都同比增加10多個億，相當於三大航上半年凈利潤總額的近一半，海航和春秋也分別出現6億多和5700多萬的匯兌損失。

中國國航的半年報就顯示，由於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匯兌損失16.97億元，導致公司凈利潤同比下滑。春秋航空也顯示報告期內財務費用上升36.17%，主要是日元和美元升值導致的匯兌損失增長所致。

國金證券的分析師蘇寶亮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兌美元可能都處於貶值狀態。“大型航空公司需要大力調整負債結構，不然每年基本上都白辛苦了。加快美元還款力度，發行人民幣債券，以及多幣種貸款，都是可行的舉措。”

航空公司怎麽辦？

事實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幾家航空公司已經開始這麽做了。南方航空就表示，已經通過提前歸還美元負債和置換融資租賃美元負債，縮減了美元負債比例，人民幣融資比例由年初31.7%提高至50.8%。

東方航空的財報則顯示，截至6月底，東航的美元債務在其帶息債務中占比已從2015年的73%降至41.43%。此外，公司也會以外匯套期合約來降低因機票銷售外匯收入及需以外匯支付的費用而導致的匯率風險，近年來還增加了人民幣計價的公司債等。

吉祥航空同樣在加緊償還美元貸款，目前美元債務占比在45%左右，春秋航空（601021.SH）董秘陳可則告訴記者，除了降低美元債務，公司還在通過增加美元資產和遠期齊全鎖匯來對沖美元負債敞口。

中國國航財務部副總經理呂淩飛也對記者透露，上半年國航通過提前歸還美元債務等方式已盡可能規避了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影響。今年公司的美元債務將進一步減少，7月底的美元債務占比已經從去年的73%降低到51%，從而有利於減少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匯兌損失。

此外，呂淩飛也指出，今年4月開始，中國入境遊旅客開始出現增長態勢，“這就有利於我們在國外銷售更多機票，從而對匯兌損失也有一定的對沖。”

不過，記者也從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去年以來國際航線需求大幅增長，這與人民幣對美元、日元、歐元的升值帶來的出行、購物成本下降也有關，而如果人民幣轉為貶值，則可能會抑制部分消費者的出行需求，這對航空公司來說也不是個好消息。

押註英國李嘉誠損失多少

在熱鬧的英國倫敦主要商業街攝政街東側，有著400 年歷史的倫敦聖·詹姆斯市場(St James Market)，被修葺一新，重新將人們帶回到過往的繁華。

在開出的多家奢侈廚具、遊艇之類的店家邊，有一家叫作Aquavit 的丹麥餐館靜悄悄地坐落於一角，等待開張。碰巧和第一財經倫敦記者站在同一座辦公樓辦公的餐館負責人，見到1℃記者這張中國臉，就興奮地脫口而出：“李嘉誠你知道嗎?就是亞洲首富李嘉誠，他也投資了我們這個餐館，不過只有一點點。”那位負責人用拇指和食指作出了一個“一點點”意思的比劃。記者詫異，李嘉誠竟然也會投這種“小錢”?這家丹麥餐館分別在紐約和東京已有分店。

在倫敦貝特西區貝特西公園旁，與泰晤士河近在咫尺，有一棟5 層高的“和記小樓”(Hutchison House)。超過50家在此地址辦公的公司中，至少有15家是李嘉誠旗下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長和實業”)或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長江基建”)名下的英國有限公司，集中了電信通訊、地產開發、金融服務等李嘉誠在英國主營產業的操作團隊。這些公司行事低調，一般在英華人企業公司參與的活動上極少見到它們的身影。

有關信息顯示，李嘉誠過去幾年在英國以及其他英聯邦國家的投資在不斷加碼。即使是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的幾天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基建(01038. HK)、長和實業(00001.HK)和電能實業(00006.HK)股價暴跌，輿論大呼小叫”李嘉誠虧大了”，“一夜縮水人民幣73 億元”的情景之下，他的英倫投資仍繼續在擴大。

由於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兩大上市公司的盈利來源很大一部分是英國業務，那麽在英投資的產業是否會因為英國退歐遭到負面影響，從而拖累李嘉誠產業整體盈利下降，成為人們普遍關註的焦點。

在英投資究竟有多少？

李嘉誠在英投資究竟有多少?很難完全統計。有媒體報道稱，他在英投資金額估算超過520 億英鎊，是在英國最大的單一海外投資商。

長江基建、電能實業在英國電力方面的投資包括英國最大配電商之一的英國電網(UK Power Networks Holdings Limited)。這是李嘉誠英國投資布局的始發——業務包括三個地區網絡、配電服務範圍覆蓋倫敦、英格蘭南部及東部。此外，它們在當地還以商業合約形式，從事為私人設施提供配電服務的非受管制業務。這些業務覆蓋倫敦、英格蘭南部及東部，用戶超過820 萬人，長江基建與電能實業分別占40%權益。從可以查閱到的最新公開信息，英國電網公司2014 年底至2016 年3 月的財報顯示，營收高達19 億英鎊和稅前折減利潤13億英鎊，同比增長顯著。

海岸電力公司(Seabank Power Limited)，是長江基建於2010 年6 月完成收購的又一電力項目。據長江基建官網介紹，“海岸電力擁有並營運位於布里斯托市附近的海岸發電站，所產生的電力按長期供電合同授予英國最大的能源公司SSE 蘇格蘭和南部能源公司，總裝機容量約1140 兆瓦。長江基建與電能實業分別占據25%的權益，另外50%由SSE 所有。”

1℃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目前海岸電力公司共有兩臺聯合循環燃氣發電機組。之前有意興建第三臺的提案，不知因何在2014 年被擱置至今沒有啟動跡象。在SSE 網站上公布的至2016 年9月30 日的中期財報內容顯示，SSE 稅前調整後利潤達4.758 億英鎊，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3%。SSE 批發零售利潤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於氣候因素以及用戶數量減少，還有就是技術設備更新提高了成本。公司期待2016/2017 年度利潤會恢複增長。與此同時，SSE 還宣布在英國和愛爾蘭追加投資18.5 億英鎊，進一步發展保障未來擁有安全、持續和低碳能源的基礎設施。另外SSE還確認將出售所持有的SGN 天然氣公司股份的獲利部分回報給股權人，並進一步投資一個新的風力發電項目。

再來看看水力方面，長江基建投資的英國水力資源項目有兩個，一個是諾森伯蘭水力集團公司(Northumbrian Water Group Limited)，一個是南方水力服務公司(Southern Water Services Limited)。前者是英格蘭及威爾士十家受規管飲用水及汙水處理公司之一，為英格蘭東北部提供飲用水和汙水處理服務，服務地區內460 萬人口，長江基建所占公司權益高達40%;後者則為英格蘭東南部240 萬人提供自來水及汙水處理服務。但是長江基建占南方水力服務公司權益只有4.75%。

諾森伯蘭水力集團公司2016 年3 月財報顯示，之前15 個月的營收為8.138 億英鎊，比2015 年同期下降了1.8 億英鎊。主要原因是2014 年執行水力監管部門參照零售價格指數定價原則，對清潔水和汙水收費價格進行了下調。同樣根據財報，南方水力服務公司2015/2016 年度營業額為8.037 億英鎊，營運利潤為2.845 億英鎊，同比都有所下降，但財政年總利潤為1.199 億英鎊，比上年度同期的9360 萬英鎊有所上升。

在長江基建投資組合中，天然氣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北方氣網公司(Northern Gas Net-Works Limited)是英國八大主要配氣網絡之一，為英國670 萬人提供服務。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分別持有47.1%和41.3% 權益。公司財報顯示：2015 年4 月至2016 年3 月營運利潤(Operation Profit)為2 億英鎊;2014 年1 月至2015 年3月，營業利潤為2.65 億英鎊。2015/2016 年度營收(Revenue)較去年同期呈現上漲主要是基於英國電力與天然氣監管辦公室(OFGEM)的補貼;成本上漲則因折舊所致。威爾士和西部氣網公司[Wales & West Gas Networks (Holdings) Limited]為威爾士和英格蘭西南部750 萬人提供配氣服務。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分別持有30%股權。遺憾的是，該公司的財報並未在其官網公布，只針對註冊過的投資者公開。

最後再來看一下長江基建最新投資項目鐵路車輛租賃公司Eversholt Rail。這是2015 年3月由長江基建牽頭長江實業合營公司(權益對半)以25 億英鎊完成收購，該項收購被李澤鉅稱為“業務新領域”。Eversholt Rail 是英國三大鐵路車輛租賃公司之一，主要業務是出租短途和高速載客列車，以及貨運機車和載貨車，列車都以長期合約出租。目前，該公司仍在收購後追加投資階段。

2016 年初，長江基建又投入4.9 億英鎊，與英國Arriva 和西班牙CAF 公司簽約，以經營租賃方式建造、購買並租賃281 列列車車廂。所有列車都配備空調、影音等最現代化設備。這些最新列車將於2019 年投入服務，全部出租給德國國有鐵路控股的英國Arriva 公共交通公司。這是繼2015 年3 月、7 月以3.6 億英鎊以經營租賃方式購買及租賃173 輛新列車後，又一次大規模投資。李澤鉅等長江基建高層多次表態，對EversholtRail 的成長性非常看好，相信會給公司帶來穩定的收入。按照Eversholt 公布的2016 年上半年財報，公司總收入凈利潤為1260.4 萬英鎊，比2015年同期的597.9 萬英鎊高出一倍。

1℃記者曾向Eversholt 鐵路公司提出向公司首席營運官安迪·考斯(Andy Course)了解更多最新公司情況的請求，被其新聞官文迪·費歐樂(Wendy Filer)以公司從未有過類似采訪經驗為由婉拒。

在英投資到底虧了沒有?

長江基建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結果公布之後，即在其官網“投資風險提醒”中加入了“英國脫離歐盟公投之潛在風險”的內容：“於2016 年6 月23 日，英國就脫離歐洲聯盟進行之公投結果為脫離歐盟。金融市場及英鎊匯率隨即出現重大反應。本集團英國業務受相關監管制度或長期付款合約所保障，且屬生活基本所需服務(包括電力、飲用水與汙水處理、天然氣及交通運輸)，英國脫歐帶來的持續不明朗因素可能對當地經濟及英鎊造成不利影響，唯脫歐所引發之長遠影響仍有待觀察。英鎊顯著及持續貶值或會影響本集團之溢利，以及為股東維持股息持續增長之能力。”

長江基建2016 年上半年財報顯示：英國業務的利潤按當地貨幣英鎊計價上升6.6%，其中四大受規管業務包括英國電網、諾森布蘭水力、北方氣網和威爾士及西部氣網均於最近完成“規管修訂”。各業務業績理想。財報明確表示，在財報所含期內，英鎊匯率顯著下跌，集團以港幣計算的利潤業績表現受到影響，“此外,近日英鎊匯率持續下挫可能導致未來出現高通脹，因此集團的這些受規管業務日後或將受惠於通脹掛鉤收費條例而產生更高的收益”。

1℃記者從多位投行行業投資分析研究員那里了解到，英國公投退歐對李嘉誠在英投資的影響已經有所顯現，近期來看應該主要集中在英鎊對美元大幅下跌上。瑞銀公用事業研究部主任西蒙·保爾在采訪回複中明確指出，按照他的研究報告，“英鎊每一個百分點的下跌，意味著長江實業0.65%盈利的下降，意味著電能實業0.5%盈利的下降。”

匯豐銀行亞太公用事業部主管李伊萬(EvanLi)寫給投資人的報告中提到，如果英鎊持續下跌，從英國回中國香港的分紅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他還預測，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在英鎊對美元貶值15%的情況下，營收會下降6%~8%。在他7 月29 日的報告中還提到：長江基建2016 年上半年核心利潤下降，調整後利潤同比下降了13%，主要是受到各國貨幣貶值影響。以英國來看，占長江基建利潤48%的英國業務利潤同比上漲0.2%(不包含電能實業利潤貢獻部分)，這一方面是因為2015 年4 月最新收購的英國鐵路公司尚在投入擴張階段;電力和天然氣公司從2015 年第二季度開始更新合約;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英鎊對美元貶值，如以英鎊計算的話，英國業務利潤同比上漲的幅度應該是7%，而不是上面提到的0.2%。而在電能實業方面，占整個電能實業利潤64%的英國業務的盈利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匯率因素成為最大禍害。報告發布前，英鎊已經下跌6%，如果以英鎊計算，利潤同比不僅沒有下降而是上升了2%。

截至本稿刊發，英鎊對美元已經累計下跌了16%，公投後曾經還達到過31 年來最低的1.18 。因此，李嘉誠在英投資的收益受匯率負面影響已經形成。

然而，正如長江基建財報中提到的，西蒙·保爾也認為，英國脫歐也可能從另一方面彌補匯率兌換造成的收益損失。西蒙·保爾解釋說：“長江實業在英國有多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有水、電、氣、鐵路等等;電能實業有電力和天然氣。總的來說，都是屬於公用事業。在我看來，公用事業是風險比較低的投資，有比較穩定的資金流和投資回報。在英國投資的這些公司，攪動價格的因素一般來說主要是通脹，因為按照公用事業價格管理原則，是允許價格隨著零售價格指數浮動，也就是說，如果通脹上升，那麽這些公用事業的盈利就會上升。我不同意人們說的這些公司在虧損，這些公司事實上都是一些收益頗豐的業務。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應該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自從這些公司被收購之後，公司的價值是上升了，理由是，當利率很低的經濟環境下，我們發現那些基建項目的投資人，比如一些大的國資投資基金是非常願意，哪怕是出很高的價格來收購這些業務。因此，如果長江實業和電能實業想要處理掉那些在英國的投資項目(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也絕對能賣出一個比當年收購價高很多的好價錢。”

當1℃記者問到，“在脫歐背景下，李嘉誠英國投資戰略會不會改變?”保爾表示，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脫歐絕對造成了不確定性，但這還要看英鎊下跌的程度究竟會如何。目前來看，長江實業和電能實業正在英國尋求更多的投資機會。”

倫敦的基金經理羅浩也比較認同保爾的觀點，“我覺得李嘉誠在英國的投資不存在虧損或投資策略錯誤的問題，他投資的都是基建和公用事業。這還不是一般的發電，而是一些電網、氣網等受規管資產。因此，這些都是被高度監管控制的，而且是與通脹率相關聯的，如果英鎊很低的話，會有貨幣兌換損失，這是難以避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收益率下降，也並不意味著以英鎊計價的收益率會下降。因為如果通脹上升的話，就要提高銷售價格，這是一種對企業的保護。”

羅浩認為，在海外投資的企業，如果不用當地貨幣結算，遭遇貨幣貶值所承擔的匯率兌換損失，並非現金損失，換句話就是“紙面”上的損失，財報上會難看。而財報對投資人來說，即使是持港幣投資的投資人，也肯定要看盈利狀況。當然，貨幣貶值情況，也可能通過央行政策幹預得到緩和。這些公用事業產品都是生活必需品，不會因為經濟狀況不好而減少需求。因此長期來看，長江基建等在英國的投資不存在太大問題。而且，英國通脹率到明年可能會從目前的0.9%上升到2%或者3%，之前我們看到全球資產價格上漲，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商品價格上漲。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公共事業的投資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繼續挺進英國市場

在英國公投結果出來後不久，就在人們紛紛懷疑李嘉誠在英投資失誤的當口，李嘉誠卻似乎非常不以為然地將視線繼續盯在英國的投資項目。

10 月4 日，彭博社有報道稱，盡管今年初歐盟否決了長和實業百億英鎊收購英國電訊商o2，但是長和實業對英國無線通訊業務的興趣依然不減，會繼續尋求擴大此方面的業務。

10 月21 日，英國《標準晚報》有報道稱，李嘉誠又加入了10 億英鎊收購英國智能計量器公司凱爾文資本(Calvin Capital)的競購行列。

角逐收購英國國家電網(National Grid)、天然氣業務的行動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後不久就已經啟動。但1℃記者從西蒙·保爾處獲知，長和實業此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保爾說：“我不認為他們能夠取得競購的成功，主要原因是，他們已經在英國擁有兩個天然氣公司，監管部門很有可能從安全等角度考慮，不太可能讓他們再收購四個天然氣業務，否則，那就會使得他們在英國總共8個天然氣企業中擁有其中的6 個。當然，這只是猜測。而且我認為此次競拍會非常激烈。無論怎樣，這些都表明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繼續看好英國的資產。我認為，至今為止，他們的戰略還是非常成功，主要把投資焦點集中在英聯邦國家，這些國家的法律都非常嚴格，而且是投資在那些風險、低高監管的行業。”

但是，正如李嘉誠全力投資英國時他不能預判英國脫歐的局面一樣，他也無法判斷，在英國脫歐的深遠影響還未完全顯現的當下，其在英聯邦國家的商業布局未來，還有多少不確定因素。

漢莎飛行員罷工延至第二周 公司每天損失約1000萬歐元

11月28日消息，據BBC報道，德國漢莎航空公司主要的飛行員工會Vereinigung Cockpit周日晚間表示，已經號召短途航線的飛行員周二不要上班。該工會還呼籲，在利潤更高的長途航線上工作的飛行員在隨後一天也加入罷工。

漢莎尚未公布這兩天有多少航班被取消。勞方代表Jorg Handwerg稱，工會呼籲繼續罷工的原因是，在勞資談判中未能與航空公司在提高薪資及其他問題上達成一致。

據悉，工會要求為在德國的5400名飛行員從2012年開始追加薪金，每年加薪3.7%。

上周五，航空公司提議在2016年將工資增長2.4%，2017年再增加2%。並且一次性支付1.8個月的工資。工會拒絕了這個要約。

由於飛行員罷工了四天，德國漢莎航空公司上周取消了近2800次航班，超過35萬名乘客受到上周行動的影響。該航空公司估計，罷工導致公司每天損失約1000萬歐元。

此前德國飛行員和空乘人員工會21日宣布，23日將舉行罷工。隨後，罷工被延長至25日晚。據悉，漢莎航空24日因飛行員罷工取消了912個航班，23日取消航班876架次。

漢莎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卡斯滕·斯波爾(Carsten Spohr)聲稱，如果滿足飛行員的要求，航空公司的未來將受到威脅。

16年損失500萬崗位 特朗普 “制造業重返美國” 勝算幾何

感恩節(每年11月第四個周四)前一個陽光明媚的周六，40名服裝工人在一家洛杉磯羅斯服飾廠直銷店前遊行示威。

46歲的基洛斯(Maribelia Quiroz)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在市中心為羅斯服飾廠的一個承包商制作女士襯衫，每周工作長達60小時，收入僅為300美元，沒有加班費，遠不及加利福尼亞州法定最低工資的一半。“老板可以隨時解雇任何要求加薪的人。”基洛斯說。

盡管羅斯服飾廠的發言人表示，該公司的零售商遵守勞動法，但聯邦官員認為，基洛斯的工資反映了南加州地下服裝行業的典型現狀。廠商往往大量雇用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非法移民;采取計件工資制，比如，裝個袖子8美分，貼個標簽14美分;工人的工作車間往往充滿灰塵並且不通風。

如果說南加州服裝業是美國服裝制造業的一個縮影，那麽，背後則是美國服裝制造業崗位流失的現實。即便如此低廉的工資仍舊不能讓廠商滿意，所以，近年來，美國服裝制造商將大部分崗位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比如墨西哥、越南、孟加拉國。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在美國最大的服裝制造中心南加州，工作崗位已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0萬多人下降到去年的4.6萬人。即使留在美國本土的服裝廠商，成本也必須向海外制作商靠攏，以獲得在美國市場上更大的競爭力。這也是基洛斯們收入如此之低的原因。

當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以“讓美國再次強大”的口號成功地在多個民主黨票倉州險勝之時，“鐵銹地帶”(Rust Belt)又重新回到了公眾視線。“鐵銹地帶”喻指美國東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區的傳統工業州，包括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伊利諾伊州、威斯康星州等。這些地區代表美國制造業的心臟地帶，比如，俄亥俄州的鋼鐵煉油業、密歇根州的汽車工業、賓夕法尼亞州的冶金焦炭業都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的驕傲。

但是隨著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制造業的全球競爭興起，尤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些傳統工業和制造業州不僅在產業上急劇下行“生出鐵銹”，還在人口上迅速萎縮。工作崗位的丟失和10年不漲的工資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焦慮感。

那麽，特朗普的勝選在多大程度上能兌現“讓制造業回歸”、“讓美國再次強大”的承諾?

約1/3制造業工人失業

今年70多歲的哈里·摩賽(Harry Moser)見證了美國制造業的變遷。他的祖父曾在勝家(Singer)縫紉廠設在新澤西州的港口城市伊麗莎白的工廠里當工人。這家工廠從1863年就在該市運營。作為勝家縫紉機公司的第一家量產工廠，其生產的勝家縫紉機曾經利用伊麗莎白市的地理優勢行銷全世界。

摩賽的父親在同一家勝家縫紉機工廠里當經理。摩賽曾經以為自己也會像祖父和父親那樣在這家工廠里工作一生，但是1982年2月，勝家縫紉機決定關閉這家曾擁有無數第一的工廠，把縫紉機生產線轉往成本更低的海外。而且公司總部也從紐約搬到了生活成本更低的田納西州。

雖然沒有如願進入勝家，但並不妨礙摩賽進入制造業工作。與許多老一代制造業工作者往往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輩子一樣，摩賽2010年退休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名為GF機械方案的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25年，最後以公司主席身份退休。

親歷了美國制造業由繁榮走向蕭條的過程，現在，摩賽成了主張美國制造業回流的非營利組織Reshoring Initiative的創始人兼主席。

“到今年10月31日，美國制造業從業人口僅剩1225.8萬人。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數字稍好點，因為有些制造業公司把自己的信息技術部門、運輸部門以及財務部門算作其他產業。”摩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美國制造業在1979年達到頂峰，當時有1900萬從業人口。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的從業人口從1979年後就逐步下降，在2000年之前，約為1700萬~1800萬。但在2000~2010年的10年間，美國制造業崗位數從1730萬急速下跌到1150萬。雖然隨後的經濟複蘇使得美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出現恢複，增加了近80萬個崗位，但是自2000年至今的16年中，美國制造業還是損失了超過500萬個工作崗位。

與此同步的是制造業崗位數量占美國就業總數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在20世紀60年代，制造業創造了美國24%的就業崗位，隨著美國人口的上升，到了80年代這一比例下降到19%。到2000年，這一數字進一步下降至13%。今年全美只有8%的就業者還在從事制造業行業。

自由貿易的沖擊

美國制造業崗位之所以急劇流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摩賽認為，是國際貿易導致美國工人丟了飯碗，進口的制成品多了，對“美國制造”的需求也就少了。“美國進口貨物的貿易赤字居高不下，從2008年以來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就幾乎沒有下降，而美國GDP從2008年以來已經增長不少了。”摩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歷史數據，1990年以來，除了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美國進口減少，從而導致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下降外，在其他年份，這一貿易赤字幾乎逐年上升，赤字占GDP比重也不斷上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成為了美國整體貿易赤字上升的主要貢獻者。1990年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為649億美元，占當年美國GDP的1.1%。到了2000年，該貿易赤字已經飆升到3172億美元，占當年GDP的比重也上升到3.1%。2006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一數值達到頂峰，為5585億美元，占GDP的4%。

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會(EPI)的報告認為，美國工業制成品貿易赤字的擴大與制造業崗位的流失在時間上近乎同步，國際貿易應該是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的主因。

更巧合的是，北美貿易自由協定(NAFTA)於1994年生效，與美國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赤字開始上升的時間極度吻合，也為國際自由貿易導致美國制造業工人失業的現狀增添了註腳。

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

盡管國際自由貿易對美國制造業的沖擊顯而易見，美媒也曾大肆渲染美國工廠遷往海外，造成工人失業、當地服務業蕭條，使得整個小鎮陷入困頓的故事，但也有專家認為，即使工廠沒有遷往海外，制造業的產業工人也會失業。

“目前，阻礙制造業創造工作崗位的最大障礙不是外包，而是工業自動化。工業自動化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在德國和中國等工業化國家也正在進行中。我們僅僅處在機器人革命的早期，恐怕無論誰當總統都無法扭轉制造業崗位下降的歷史趨勢。”曼哈頓智庫經濟和政策分析師吉萊納斯(Nicole Gelinas)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對於摩賽而言，即便勝家不關閉位於伊麗莎白市的工廠，恐怕也不需要雇用那麽多像他爺爺那樣的工匠，通過手工加工縫紉機的零件。如今，自動機床可以高速制造零件，而且只需要很少像他那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對機器進行維護。

就制造業的生產效率而言，以使用自動機床為代表的自動化，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可以大幅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而且信息科技革命蔓延至制造業後，業務流程更加優化，庫存管理日趨合理，這些應用雖然沒有直接使機器代替工人的生產，但是也可以大幅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

但是，特朗普在競選時告訴選民：“整個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欣欣向榮的關鍵就是欣欣向榮的制造業。但是在數十年的錯誤領導下，美國從被人嫉妒的世界制造業火車頭變成了迅速去工業化的國家。”美國媒體也不時造勢渲染：美國的產業工人在16年中減少了超過1/3。

但實際上，美國制造業的產出並沒有下降。美國國會研究室(CRS)今年4月發布的《國際視角下的美國制造業》報告顯示，在2015年，美國制造業創造了6.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36%，比起其他行業，比重大得多。自從1980年以來，盡管制造業就業工人數下降1/3，美國工業制成品貿易赤字不斷攀升，但除了那些經濟危機的年份，美國制造業的產出還是基本向上增長。減員增產的實現都是依賴科技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收入領先，但失落感依舊

無論是認為國際自由貿易，還是科技發展導致制造業崗位流失的專家都贊成，美國制造業工人的收入相當不錯。

“制造業工人的工資要比全美平均水平高15%~20%”，摩賽說，“制造業工人還是能得到比服務業更高的工資，但是這個差距在縮小。因為工會明白，如果工資和福利的開支不下來，這些工作崗位就會消失。”吉萊納斯說。

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BLS)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工人平均工資為20.5美元/時，與整體平均工資差不多，但是制造業工人的福利明顯好過其他行業。如果把福利也算上，制造業工人平均每小時的收入為35.1美元，而全美的平均水平是29.6美元。

事實上，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遠遠高於美國的最低工資水平。即使不納入福利考量，美國制造業工人目前平均20.5美元/時的工資水平，也是美國最低工資7.25美元/時的近3倍。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定義，在美國，家庭收入維持在收入中位數67%~200%間的就是中產階級。以美國2014年的收入為例，家庭年收入在4.2萬~12.5萬美元的為中產階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勞動部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包括工資和福利)為6.3萬美元，在美國中產階級中屬於一般水平。

“但是以前制造業工資領先的幅度更高，現在很多有工會保障的高收入制造業工作已經消失了。很多工作從高薪的北方州移到了南方州。”摩賽說。

《國際視角下的美國制造業》報告顯示，美國制造業產值目前依舊占全世界制造業的17.2%，遠遠超過日本、德國，只是同2002年相比，美國的相對主導地位迅速下滑。那時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比重28%。更重要的是在2010年，美國制造業的總產值被中國超過，結束了一個世紀的霸主地位。

這次在選舉中大爆冷門的“鐵銹地帶”也是因為相對重要性下降產生的失落感，撬動了政治版圖。其實，除去不能獨領風騷的失落，“鐵銹地帶”各州的經濟並不差。雖然底特律的人口出現斷崖式下降，但其所在整個密歇根州的人口不僅沒有下降，同比還略有上升，尤其是底特律郊外的縣人口更是大量增長。整個“鐵銹地帶”各州的人口也是不斷上升，只是增幅不如美國整體水平。

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這次特朗普意外險勝的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就業率處於全美中上遊水平。只是當這些地區的選民回憶起祖輩曾經的輝煌，對比今天雖然不至於民不聊生但倍感碌碌無為的現狀，止不住的是深深的失落。他們寄希望於特朗普政府能采取措施，使昔日的榮耀重歸。

特朗普政府有何對策？

特朗普似乎已經在采取行動了。11月17日，特朗普與福特汽車公司CEO比爾·福特通話。福特表示，公司“已意識到稅務和監管政策在新政府接管後可能會改變”，決定取消原本將林肯MKC車輛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的計劃。此前，特朗普與蘋果公司CEO庫克等人就生產線外遷一事進行溝通。

“特朗普曾說過要提高進口關稅，重新展開貿易談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加強高技術工人的培訓，通過美元貶值促進出口，開征增值稅等，增加高端制造業工人的供給，調整美國企業的成本結構。這樣最終能在未來數十年中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帶回400萬個工作崗位。”摩賽急著要為特朗普政府支招。

根據摩賽的調查，低端制造業很難再回流美國了。即便中國、越南等地工人的工資今後出現快速增長，但是將勞動密集型工業遷回美國依舊在成本上不可想象。而擁有高技術工人的高端制造業，中美兩國的工資差距並沒有那麽大。如果美國政府能對就業崗位回流的公司減稅，對工作崗位外包的公司通過征收增值稅等辦法加稅，再加上美國的土地、能源、電力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還是有希望把一部分制造業拉回美國。

“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工人工資也不斷提高，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會逐步減少。但是需要擔心的是，往後美國可能會對印度及非洲等地出現新的貿易逆差，從而影響制造業崗位回歸美國。”摩賽說。

而吉萊納斯則對美國新政府可能出臺的刺激政策有所保留。“特朗普要擴大基礎建設的投資，這必然會增加建築相關的機械、材料等領域的工作機會，增加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美國目前有很多基建項目急需進行，這些項目將持續10年以上。但是鑒於工業自動化的大潮，尤其是有些州推動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最終很難斷言從長遠來看制造業崗位是否能增加。” 吉萊納斯說，“而且，政府大力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效果也不見得好。”

太原原書記陳川平一審宣判 曾致國資損失9億元

2016年12月20日，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受賄、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案，對被告人陳川平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以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對陳川平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資料圖：陳川平

經審理查明：2008年至2013年，被告人陳川平利用擔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生產經營、職務晉升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者通過其妻非法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91萬元。

2005年5月至2007年11月，陳川平在擔任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兼太原鋼鐵(集團)國際經濟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期間，違規擅自決定並直接指揮子公司太鋼進出口(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進行大量期貨交易，造成國有資產損失折合人民幣9.0714983612億元。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陳川平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鑒於陳川平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受賄犯罪事實，具有自首情節，其濫用職權起因於公司經營發展，沒有徇私舞弊情節，認罪悔罪，積極退贓，受賄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附簡歷：

1982.08—1984.09，太原鋼鐵公司機械廠鑄銅工段技術員;

1984.09—1987.06，太原鋼鐵公司機械廠鑄銅工段副工段長;

1987.06—1991.02，太原鋼鐵公司機械廠第二鑄鋼車間副主任、主任;

1991.02—1992.02，太原鋼鐵公司機械廠副廠長;

1992.02—1994.04，太原鋼鐵公司第一煉鋼廠副廠長、廠長;

1994.04—1994.10，掛職任攀枝花鋼鐵公司總經理助理;

1994.10—1995.12，太原鋼鐵(集團)公司生產處處長;

1995.12—1996.01，太原鋼鐵(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1996.01—1997.11，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997.11—2000.03，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黨委常委、董事;

2000.03—2001.12，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常委、董事;

2001.12—2007.09，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常委;

2007.09—2008.01，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常委。兼任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常委;

2008.01—2010.09，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2010.09—2010.11，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2010.11—2014.08，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