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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擔心德美關系遇冷 連基辛格也幫不上忙

在英國宣布退歐後，外界普遍預期德美關系將在未來得到加強，然而對於即將來臨的新德美關系和跨大西洋夥伴關系，德國總理默克爾卻愁眉緊鎖。

在選戰之中，默克爾政府幾乎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團隊沒有任何接觸，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在期間還成為特朗普鮮明的批評者，指責特朗普“煽動仇恨”；在特朗普勝選後，盡管德國政府頻頻派出高級外交官赴美一探究竟，然而一向謹慎的德國外交人員對於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的政策把握仍無法做出定論，甚至給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打電話也幫不上忙。

一位德國高級別外交官員坦承：“我們要擁抱跨大西洋關系的困難歲月了。”

默克爾做了最壞打算

在觀看完有關特朗普1小時長的紀實影像之後，默克爾的心情沒有變得更好。此影片是特朗普最近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感謝投票者活動”，默克爾不僅自己把一個小時的片子都看完了，而且還向她所有的基民盟成員都推薦觀看該影片，“了解他的思維活動，這很有意思”。

在這部影片中，特朗普慶祝了自己的勝利，抨擊了媒體記者——全世界最不誠實的人。他在這一場活動上的所有行為都沒有令人感到他將轉型成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家，在其中他所講的一句話令默克爾印象深刻，她逐字引述道：“沒有一首全球國歌，也沒有一種全球貨幣以及全球國旗這樣的東西，我們只向一面國旗致敬，那就是美國國旗。”

默克爾還形容稱，特朗普的這篇演講在“文化上很有趣”，並有可能成為理解特朗普未來政治決定方向上的一種思路，譬如在以“美國優先”的思路下進行大規模減稅等活動。

默克爾並不願意在公開場合就特朗普進行表態，並且認為施泰因邁爾一再公開批評特朗普是個錯誤的舉動，但這並不代表默克爾不同意施泰因邁爾的觀點：在黨派內部，默克爾願意分享她對於特朗普的看法，即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位總統候選人能這麽不顧體面。

在特朗普勝選後，默克爾冰冷地表示：“美德因一系列共同價值觀連接在一起：民主、自由以及對於法治的尊重。”她還說，美德要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合作。她不僅做出了這樣的公開聲明，而且還在11月11日與特朗普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電話交談中再次重複了這一點。

種種跡象表明，默克爾已經做出了最壞的打算。實際上，默克爾對於特朗普的性格最為憂慮，特別是他那種對於被愛戴的渴望，以及如若不成便惱羞成怒的行事作風。“許多人都覺得這個世界恐怕要天翻地覆了。”默克爾在基民盟的年度大會上說。而這樣的重話，很少能出自默克爾之口。

特朗普的選民則總以美國前總統里根與特朗普相提並論。不過默克爾總理府的官員們並不這樣認為：里根在入主白宮前做了8年的加州州長，並且同共和黨沒有沖突，而默克爾的官員們認為，最適合和特朗普做對比的，是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

基辛格​​​​​​​也幫不上忙

在特朗普勝選之後，施泰因邁爾曾給基辛格打了不少電話。“但是就連他也幫不了我們什麽忙了。” 施泰因邁爾後來表示。

隨後，德國政府在無奈之下同特朗普陣營加強了聯系並從2016年12月開始派出了大量德國高級外交官赴美。在調研中默克爾發現，特朗普唯一崇拜的就是強勢。

她感到吃驚的是，美國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米特•羅姆尼竟然為了國務卿的職位向特朗普示好，而默克爾對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行為也感到很難理解：為什麽安倍不能安靜地等待與特朗普的正式會面安排，而是在特朗普當選消息確定僅9天之後就親自飛往紐約會見一位當選總統。

特朗普對強勢的崇拜導致了另一項令德國最為憂慮的可能性：他多次表示欣賞俄羅斯總統普京，並宣稱希望解除美俄爭端，且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已經過時了。

就在1月7日，特朗普怒發6條推文，來回應美國情報機構對俄羅斯的指責。

在其中，特朗普寫道：“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系是件好事。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認為這是件壞事”以及“我正式就任後，俄羅斯會比之前對我們更尊敬，我們也許還會攜手解決其他緊迫的問題……”

德國總理府和德國國防部目前只能希望，哪怕是特朗普這樣的人也不敢隨便觸碰二戰後美歐秩序的基石，而這種樂觀估計很大程度基於特朗普對五角大樓負責人退役海軍陸戰隊將軍馬蒂斯(James Mattis)的任命之上。

不少德國高級軍官都在阿富汗服役期間認識馬蒂斯，並對於他的品格有著較高評價。重要的是，馬蒂斯本人也擁護NATO，曾經在NATO擔任了兩年高官。德國國防部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們認為馬蒂斯將向特朗普闡明歐洲和大西洋聯盟的重要性。

視點 | 默克爾警告歐盟：美歐關系得不到長久保證 我們必須團結

1月12日，德國總理默克爾獲得比利時根特大學以及天主教魯汶大學共同授予的聯合榮譽博士學位，表彰她在移民問題上作出的貢獻。

在授位儀式上，默克爾表示她和德國傳統盟友都一致認為“美國和歐盟的親密關系得不到長久保證”，因此歐洲國家和歐盟必須學會在全球事宜中承擔更多責任。她還表示，歐洲鄰國的發展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團結來共同解決難題，“長期依賴他國解決周邊國家的問題是非常幼稚的表現”。

針對頻繁發生在布魯塞爾、柏林和其它歐洲城市的恐怖襲擊，默克爾認為“這是對我們的社區以及生活方式赤裸裸的挑釁”，她呼籲歐盟必須團結起來，竭盡全力保障歐洲人民的安全自由。

此外，關於缺席了英國的歐盟未來該何去何從，默克爾認為，他們應將目光放在移民、恐怖主義以及地區安全這三個方面。

出席授位儀式的還有比利時首相米歇爾。他在典禮上發表講話稱，“如果我們害怕自由，我們就會失去和平和繁榮”。

特朗普嚇不倒默克爾，德國早準備和美國貿易戰

被特朗普盯上，德國對貿易戰已有預案

在特朗普近日接受歐洲媒體聯合采訪並對德國難民政策及其在歐盟地位大肆評論之前，有各種跡象表明，德國經濟部和財政部已經做好同美國發生貿易戰的預案，但認為德國的貿易出口政策無可指摘，德對美的高貿易順差是歐元匯率過低造成的。

特朗普早盯上德國

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執行總裁馬爾什(David Marsh) 在發給第一財經記者的簡報中指出，特朗普盯上德國是早晚的事：“這可能是美國領導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關於歐洲國家的最好戰的公開言論了。”

特朗普對寶馬和大眾等德國汽車制造商發出威脅，稱如不在美國建廠，而將汽車賣到美國的話，要征收35%的關稅，在此言論之後，掌管德國經濟部的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雲淡風輕淡雲清地回應，寶馬已經在美國建廠，如果希望解決美系車與德系車汽車銷量不對等的問題，加布里爾說，“先把美國車造好點吧。”

美國的一家寶馬工廠內，工人正在擦拭車標

來自德國總理辦公室的回應則顯得更加冰冷：默克爾的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表示，默克爾“很有興趣”地閱讀了特朗普的采訪，但在他正式成為美國總統之前，對其言論不予置評。

實際上，在選戰期間，特朗普團隊中負責進行經濟政策規劃的團隊就已經盯上了德國。在由美國商務部長提名人羅斯(Wilbur Ross)和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提名人納瓦羅(Peter Navarro)共同撰寫的選戰經濟計劃白皮書中鮮明指出：“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一半都來源於六個國家：加拿大，中國，德國，日本，墨西哥和韓國。”

該白皮書提到：“如果審視美國與上述國家的雙邊關系，如美國進行一些艱苦但聰明的談判，可以通過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的一些組合來改善我們的貿易平衡情況，而談判明顯是特朗普擅長之處。”上述白皮書還提及“德國貿易政策受益於歐元，令歐元區變成德國的貿易區”的觀點。

特朗普在采訪中向德國喊話，稱歐元區“僅是德國的工具”。如果仔細審視特朗普的話可以看出，其立場並沒有超出幕僚們在上述白皮書中在解讀德國與歐盟上所呈現的簡單的功能主義觀點。

“如果你走在第五大道上，你看到所有人都在他房子前停著一輛奔馳，對不對?”特朗普表示，“你在德國能看到多少雪弗蘭?也許一輛也沒有。”

對此，加布里爾表示：“我相信寶馬最大的工廠就在美國，在斯巴達堡(南卡羅來納州)。”如果美國突然對德系車企征收35%關稅，這將對美國汽車業的相關供應商帶來惡劣影響，“使美國汽車行業更弱，更糟，且更昂貴。”

那麽，特朗普的威脅只是虛張聲勢嗎?不盡然。此前有多位經濟學家和政界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都曾指出，因為貿易問題在美國總統職權內，總統在此方面若有舉動，國會所能進行的幹涉很有限。譬如，如果特朗普要求臨時上調關稅且維持數月的話，國會將無可奈何，即便企業對此提出上訴，也將耗時超過1年。

德國未雨綢繆貿易戰

自2000年以來，德國的經常帳戶一直處於順差狀態，2012年，德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已經超過7%，不僅高於6%的歐盟警戒線，也達到全球最高水平。而幾乎在2013年前後，受歐債危機影響，德國對歐盟國家順差占比下降，對新興市場逆差減少，美國則成為德國最大順差來源國。

2006年，德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僅有470億美元，這個數字在10年中幾乎翻了一倍。按照2015年的測算，德國對美順差已經達到750億美元左右，占外國貿易對美整體順差的14%，而德國本身其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已達9%。目前最新的官方數據尚未出爐，但根據德國慕尼黑經濟智庫IFO的測算，德國2016年的貿易盈余將再創紀錄，達到近3230億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德都是貿易順差國，但如果考慮到德國是一個人口規模比中國要小得多的國家，那麽若以人均標準來衡量的話，德國的人均貿易盈余足足是中國的七倍。

這一點尤為重要：通常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會通過出口產業實現盈余，然而伴隨時間推移，其國內需求增長，出口盈余將實現一定程度的下降。相比之下，德國是世界上最成熟的工業經濟體之一，內需增長面臨瓶頸，如維持其競爭力不變，其貿易盈余將繼續不斷增長。

而德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也多是高端產品，譬如占德國對美出口份額12%的汽車，以及化學和航空類配件等等。對美國人來說，相比其他產業，將汽車業的高薪工作奪回美國人手中，可行性和性價比最高。

德國經濟部早就在特朗普當選後作出應對預案，為有可能出現的貿易戰作準備，並再次指出，德國的高貿易順差是由於德國的工業基礎結構造成的，而弱勢歐元也持續推高了德國產品的競爭力。

德國經濟部在這份報告中指出，歐元和石油的雙雙走弱，影響了大概德國整體近三分之一的貿易盈余，即如果歐元和石油走強的話，德國的貿易盈余將自動實現縮水。

與此同時，許多貿易盈余都是結構性的，譬如老齡化問題。上述報告指出，德國社會喜歡為了退休而存錢，此舉抑制了消費，德國的貿易盈余中有3%都源於此。同時，德國人又使用這筆存款對美投資，令美國人有足夠的錢可以購買德國產品，而這樣的資本輸出也推高了資本賬戶盈余，德國對美的貿易盈余中有2%的部分則受此影響。僅有1%受到德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影響，譬如對德國基礎建設進行投資或減稅等。

這份報告的結論是，“德國經常性賬戶盈余，絕大部分是由於國內外市場經濟進程和市場參與者的決策造成的。”換言之，並不是德國政府造成了高順差，政府也無意幹預。

但是擺在德國面前的問題是，特朗普能同意這種看法嗎?

視點丨默克爾駁斥“操縱歐元論” 呼籲歐盟團結一致

2月3日，歐盟各國元首齊聚馬耳他首都瓦萊塔參加歐盟非正式峰會，商討英國脫歐後的歐盟發展前景，以及讓外界矚目的移民政策。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記者會上表示，在與美國進行外交事宜時，歐盟必須保護自己的價值觀，但同時她也認為歐盟必須承認自己和美國有共同利。此外，默克爾還呼籲歐盟各國應該團結一致，公平履行自己的職責，因為她認為只有歐盟成員國才能決定歐洲的未來發展。

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顧問指責德國操縱歐元匯率，特朗普也批評歐盟的難民以及貨幣政策，並直言歐盟是德國的“工具”。

默克爾神話破滅、法國選情告急！歐洲怎麽了

2017年剛剛開年，歐洲政壇就動蕩不已：德國十年“默克爾神話”破滅，法國選情則頻頻告急，令法國走在脫歐的懸崖邊上。

十年來，德國政壇第一次顯出德國總理默克爾有可能輸掉大選的跡象：按照1~2月德國的多家民調結果，換了黨主席的社民黨(SPD)首次在民調中反超默克爾領導下的基民盟(CDU)，而默克爾本人的民調支持率也以大幅落後於社民黨新任黨主席舒爾茨，即如果在2月舉行德國大選，默克爾的第四任期可能就要落空了。

在法國方面，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菲永在“空餉門”醜聞中越陷越深。在記者會上剛痛訴遭受“媒體私刑”後，法國媒體再次爆出菲永妻子佩內洛普還領過高達4.5萬歐元的離職補償金。菲永競選之路意外受阻令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負責人勒龐的選情再次看漲，恐將以排名第一的身份進入法國大選投票第二輪，而與默克爾敗選相比，勒龐的當選對歐盟所造成的破壞，才真正不可估量。

德國人厭倦了默克爾?

德國大選將於今年9月24日舉行。社民黨原主席加布里爾長期在德國民眾之間沒有“人緣”，多年來民調低迷，沒有任何與默克爾爭奪總理職位的可能。然而，恰逢大選之年，德國總統高克因年事已高不願留任，而在德國民眾中聲望極高的德國原外長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隨之出任總統一職。

這一突變讓社民黨看到了翻盤的希望：加布里爾卸任黨主席並擔任德國外交部長職位後，社民黨果斷換血，任命特地為2017年大選辭官回國的前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出任黨主席職位，與默克爾同場競技。

僅在10余天中，此舉效果立竿見影，並出現了“舒爾茨效應”：在德國ARD電視臺以及INSA民調等重要民調中，均顯示社民黨等支持率和舒爾茨的支持率同時大幅度上升。以往加布里爾在位時期，即便社民黨支持率上升，他的個人支持率也不會上升太多。

INSA民調：2017年1月中旬以來德國各黨派支持率變化

在ARD民調顯示，如德國立即進行大選，舒爾茨將得到50%選票，而默克爾僅能得到34%選票，同時社民黨可以獲得28%的選票，這一數據比上月增長了8%;而默克爾率領的基民盟則將得到34%選票，比上月減少3%，不過好消息是，舒爾茨的歸來令民眾對德國選項黨的支持率繼續下降，民調顯示選項黨獲得的支持率繼續下降3%，到12%左右。

而在INSA的民調中，社民黨獲支持率達31%，已經超過了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CDU/CSU)的30%，這是默克爾10年執政以來，社民黨在民調中罕見的支持率超過基民盟，其支持率從1月23日以來大增約10%。此外包括Emnid民調機構的民調結果也佐證了上述民調中社民黨支持率大幅反彈的趨勢。

INSA民調：社民黨(SPD)首次反超默克爾領導下的基民盟(CDU)

同時，更加有可能促成德國政府大洗牌的是，如果將目前社民黨、左翼黨和綠黨三者支持率相加，其總支持率已經達到48%，如左翼黨的支持率繼續上升，社民黨完全可以甩開基民盟組閣了。

社民黨內資深黨人卡爾斯(Johannes Kahrs)表示：“現在的默克爾就像1998年的科爾(1982年~1998年執政的基民盟黨總理)一樣，人們希望看見的是一張新面孔。”

而德國的民粹報紙《圖片報》則在以大題形式發問：“德國厭倦默克爾了嗎？”

舒爾茨從布魯塞爾辭職返回德國政壇，並試圖成為挑戰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人，此前默克爾並不支持舒爾茨在布魯塞爾的所有行動，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這也是為什麽舒爾茨私下給默克爾起外號叫“黑寡婦”的原因。

不過在外人面前，默克爾對舒爾茨不錯。與歐洲大陸許多世家政客相比，舒爾茨只是一個來自德國北威州小城平常人家的書商。在他第一次在歐盟峰會亮相時，彼時法國總統薩科齊壓根不把這位來自小城的平民議長看在眼里，在舒爾茨發言的時候大聲和其他歐洲議員說話。默克爾於是半是開玩笑半是認真的說：“尼古拉斯，你閉嘴吧。”

舒爾茨的上臺並不會改變德國在歐盟的立場，也不會改變大部分目前的德國政策方向。他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私下甚至是好朋友。對於舒爾茨的辭職，容克十分不舍，曾表示：“舒爾茨是一位堅定的歐洲人，這是為什麽我們在布魯塞爾請他工作的原因。”

“不過，他在柏林，對於我們也會同樣有用的。”容克揶揄道。

舒爾茨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目前的政策表示不滿。舒爾茨在近期表示，如果做了德國總理，他將告訴美國總統特朗普，其政策不符合德國和歐洲價值觀。

勒龐企圖複制特朗普式勝利

公器私用與貪汙受賄向來是法國政壇的陰暗面和在大選之年摧毀政敵的得力殺手鐧。

右翼陣營在一周之內連爆醜聞，不僅菲永在“空餉門”事件中越陷越深，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當地時間7日被法庭再度傳喚，要求他對2012年開具的大量假發票作出解釋。

2012年，薩科齊所在黨在薩科齊的連任競選中為了隱匿競選經費而大量開具假發票，總共隱匿了1500萬歐元的競選經費。

而醜聞纏身的菲永並未退出競選，反而召開記者會指責媒體對他不公，並表示其妻子佩內洛普所領取83萬歐元薪水在法律上並無錯誤，雖然在道德上或許不太妥當；隨後，法國《鴨鳴報》再次發表報道稱，佩內洛普還另外分別取了一次1.6萬歐元和2.9萬歐元的離職補償，且其中的補償金額明顯高於議會的有關薪資規定。

原本民調領先的菲永是阻擊極右翼領導人勒龐的利器：從數據看，菲永能從國民陣線黨方面奪走10%的選民；但在私下，勒龐曾透露菲永比任何其他候選人都危險。

按照目前的民調結果，代表中右翼的菲永可能在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中屈居第三，無法進入第二輪。

按照法國的兩輪投票制規定，如果第一輪投票中無人獲得50%以上的票數，得票率最高的兩位候選人將進行第二輪對決。實際上由於候選人眾多，分票現象嚴重，在近些年來很少有人能夠一輪就挺進愛麗舍宮。

而菲永無法翻盤給勒龐造成重大利好——目前勒龐已經成為了民調中第一輪投票支持率最高的候選人。

第一財經記者向多位專家問詢勒龐上臺的可能性，趨向一致的觀點是：按照法國左右派聯手“做掉”極端黨派的傳統，即便勒龐挺進第二輪，左右聯手仍有可能將中間派獨立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送上總統寶座，而在民調中，勒龐在第二輪的得票率也遠低於馬克龍的得票率。

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資深分析師李昕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即便極右翼勒龐能夠進入第二輪，最終獲勝的難度依然較大。

需要看到的是，在特朗普勝選後，勒龐試圖在法國複制其模式，轉而向法國選舉中通常沈默的藍領工人尋求選票，並提出了包括脫歐以及恢複法郎等一系列極端措施。通常是社會黨中堅選民的上述藍領左翼選民曾經在上一次選舉中將法國總統奧朗德選上臺，但並未感到有任何生活改善，於是在失望中投向了“國民陣線”的懷抱。

根據民調機構Cevipof的數據，法國有45%的藍領工人以及38%的失業或正在尋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表示，他們要在選舉中支持勒龐，這一群體占法國就業人口的40%左右。當下，馬克龍可以接替菲永的位置，打動的是(小)資產階級、高收入者以及工商業群體，但是如何贏得藍領工人的選票，仍是馬克龍面前極難逾越的障礙。

默克爾面臨政治生涯中最激烈競選 但對手並非舒爾茨

在執政的12年以及三次競選中，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沒有像在2017年一樣，面臨著來自反對黨方面如此來勢洶洶的競選。

與其說她的最大的政治敵人是社民黨(SPD)新任黨主席舒爾茨，不如說是難民危機：正因為默克爾的難民危機政策，基民盟(CDU)與其巴伐利亞姐妹黨基社黨(CSU)出現了嚴重裂痕，而此前許多德國人因不同意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寧願去給德國極右翼政黨(AfD)--德國選擇黨投上一票都不願意再支持默克爾。

“我今年80歲了。我經歷過殘酷的二戰。但我要給德國選擇黨投一票。”漢堡一位退休商人馬塞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不反對難民。但是默克爾做出讓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時，她沒有問德國人就自己做出決定，對此我不同意。”

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在2017年的大選年來臨之前，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先後舉行的5場重要地方選舉中一場都沒贏。而類似於馬塞爾的看法和行動，正是德國選民用選票來懲罰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直接表現，而舒爾茨的出現，與極端的德國選項黨比，則給予了德國選民一份更加主流和理智的選擇。

極右翼政黨上臺仍是小概率

就難民危機問題，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數十位橫跨種族、年齡和性別的德國居民。總體而言，即便是氣得要投給德國選項黨的德國受訪者，也表示不反對接受難民，但反對德國政府政府的這種混亂執行方式，還有具體有多少難民進入德國以及他們的真實年齡(有不少成年男人謊稱自己是16歲)都不知道，這樣的做法也太不“德國”了。

由於難民議題敏感，回答提問的德國受訪者在措辭中小心翼翼。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華人教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知識分子中也存在著對難民危機處理方式的質疑，然而發言需要更加謹慎，如果不顧及政治正確性，有可能會被劃到極右翼派別里去，這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等於被社會邊緣化了。

不過，雖然嘴上不說，投票時卻很實誠：在此前2016年五次地方選舉中可以明顯看到的是，德國選擇黨不僅從社民黨和基民盟兩大政黨手中搶奪票源，德國選擇黨基本上可以從所有的既有黨派中分票，這折射出彼時的德國民眾對於所有既有黨派的失望。

不過，德國主流政界人士仍認為，德國選擇黨的政治生命不會太長了：在設立之初，德國選擇黨原本是為了反對歐元，後來歐元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之後，其地位就開始下降。難民潮問題出現之後，該黨人氣又有所回升。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也不好說難民問題結束之後，這個黨還是否存在。”

在德國選擇黨之前，20世紀90年代同樣存在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該黨一度在1992年民調中獲得10%支持率，但在1994年迅速下降至2%，隨後銷聲匿跡。

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風險部資深分析師李昕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從目前來看，德國選擇黨上臺依然是小概率事件。

”選舉制度決定了德國政府多以由至少兩個政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形式存在。從目前民調來看，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在10%左右，拋開其完全不存在單獨執政的可能性不談，即便其能夠在議會中獲得足夠多的議席，其他主流政黨也不會情願與其組成執政聯盟。”她表示，由於歷史原因，德國選民在對極右翼政黨的認同方面顯得比其他歐洲國家更為謹慎。不久前德國選擇黨的一位高層領袖在一次演講中質疑為被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豎立紀念碑的必要性，就遭到了包括來自本黨幕僚在內的德國各界的猛烈批評。因此即便默克爾的支持率目前出現下降，極右翼政黨借機撈取政治資本登臺執政的可能性依然渺茫。

默克爾的對手是舒爾茨？

與以往所不同的是，此前默克爾並沒有急於公布她將謀求第四任期，在上一次謀求連任時她足足提前了2年就將想法公之於眾。一直以來有默克爾身邊親信對外吹風，在執政12年後，默克爾感到身心俱疲。

最終，讓默克爾打破沈默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勝選的消息。在特朗普當選後12天，默克爾終於在柏林宣布，她將謀求連任，“在無盡思考”以及無數人勸告她需在動蕩時代掌舵之後，她決定不得不“再次把我的經驗和我所擁有的才能投入到為德國的服務之中”。

默克爾長期的私人朋友、漢堡前市長馮多納伊(Klaus von Dohnanyi)對她的這一決定如此評價：“安格拉•默克爾是一個有著巨大責任感的女人。”

然而最近德國政壇所發生的旋風突變卻顯示，德國民眾對於默克爾的自我犧牲精神並不那麽領情：從布魯塞爾歸來的社民黨新任黨主席舒爾茨在一周內就徹底攪動了德國國內選情，且在社民黨民調大幅反彈的帶領下，當下德國三大左翼政黨已有望獲得足夠支持率將默克爾帶領的基民盟趕下臺。

當下，根據德國ARD電視臺在2月2日委托Infratest dimap民調公司做出的最新民調顯示，在宣布了舒爾茨即將代表社民黨競選總理職位後，基民盟的支持率從39%跌至34%，而社民黨的支持率則從24%上升至28%；同期，對默克爾表示不滿意的受調查民眾達到了44%，而對舒爾茨的不滿意民眾僅為17%。

同時，舒爾茨在競選中有可能獲得50%的選票，而默克爾的選票僅在34%左右。這與上一次大選前的民調形成了反轉：在2012年10月的民調中，默克爾的支持率在49%，而彼時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德國前財長施泰因布呂克”(Peer Steinbruck)的支持率為38%。

而在15日德國媒體所做出的最新民調中則顯示，在德國9月份選舉中，社民黨有望獲得31%支持率，左翼黨有望獲得10%支持率，綠黨有望獲得7%支持率，這三黨的支持率之和為48%，這一的支持率將有把握擊敗默克爾所屬的執政聯盟，並結束右翼執政。

有跡象顯示，舒爾茨甚至可以從極右翼陣營吸取大量選票。原因在於，舒爾茨在國家安全和難民問題上態度強硬，此前同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意見相左的選民只能訴諸於更加極端的德國選擇黨，舒爾茨的出現則給予了德國選民另一種選擇。

此前舒爾茨已經表示，任何人觸犯了德國法律，必將感受到德國法律和安全部門的威力，而難民一旦觸犯法律，也必須受到德國嚴懲；他同時表示，他將選項黨當作法西斯主義一樣的對手。

默克爾能否修複湧入德國的150萬難民對她造成的政治傷害，重新獲得德國民眾的信任呢?

盡管聽起來有些陳詞濫調，但需要說的是，默克爾最大的敵人，還是她自己。

挑戰默克爾的男人 舒爾茨邁向權力之路

此前也許並沒有多少人可以想到，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這位有些胡子拉碴的前歐洲議會議長將有機會成為下一屆德國政府的總理，甚至可能改變整個歐洲的命運。

雖然在歐盟擔任過要職，舒爾茨在德國本土的執政經歷並不豐富，不過是擔任過北威州維爾塞倫(Würselen)市市長。今年1月被選為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 )黨首後，舒爾茨如一股旋風席卷德國，“舒爾茨效應”數周內便抹平了此前社民黨與基民盟間15%左右的支持率差距。德國《周日圖片報》19日公布的民調顯示，社民黨支持度達33%，反超默克爾的政黨1個百分點。

求新求變 舒爾茨拋出勝負手

面對強大的對手，被視為民粹主義沖擊下捍衛西方民主燈塔的默克爾，舒爾茨必須尋找突破。他提出改變默克爾政府此前所堅持的歐洲經濟緊縮政策，這曾讓身陷債務麻煩的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頗為不滿。舒爾茨希望對希臘等負債情況較深的國家給予一度的金融靈活性，同時放松財政監管擴大本土政府投資力度。

本周一，舒爾茨來到西南部城市比勒菲爾德參加社民黨集會，面對數百名支持者的掌聲與歡呼，舒爾茨放出豪言，要實現“社會公平公正”。舒爾茨關註了工作安全性及老年貧困問題，承諾改善養老金體系，並計劃加大教育、基礎設施及數字科技等方面的投資。“我們有數十億歐元的預算盈余，相比給大企業減稅，我情願用來投資拉動經濟”。

希臘或迎來喘息之機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舒爾茨最終當選德國總理，將采取措施鼓勵歐元區國家進行金融改革。相對而言，默克爾政府更趨向於對那些債務纏身的國家采取強硬手段，財長朔伊布勒甚至一度考慮將希臘趕出歐元區。

歐盟要求希臘未來每年實現3.5%的財政盈余(不算債務利息支持)，這樣希臘就不需要進行債務減計了。社民黨副主席施泰格納(Ralf Stegner)表示，希臘已經作出了巨大改革，普通民眾承受著巨大負擔，他們甚至實現了財政盈余。如果未來有社民黨領導的政府，我們對希臘的態度將有所改變，我們看中的是歐洲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拒絕妥協，向現實宣戰

在關註社會平等的同時，舒爾茨也在著手強化社民黨的政策區分度。默克爾的移民政策及近年來在德國發生的襲擊事件令左翼保守黨選情一落千丈，而打著民粹主義和反移民旗號的右翼政黨(如德國選擇黨)則借機大撈政治資本，並已經在德國地方議會占據一席之地。

德國經濟自默克爾2005年11月上臺以來實現了穩步增長，失業率也隨之降至歷史低點。但隨著時間推移，很多人的收入並未明顯增長，同時隨著全球化經濟的擴張，貧富差距開始不斷拉大。作為德國政壇的“新人”，舒爾茨並不想向默克爾的“執政大聯盟”妥協。在他眼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將重新吸引過去十年“拋棄”社民黨的近千萬支持者。

歐盟工作經驗或成絆腳石

在歐洲很多國家，歐盟的政治生涯對個人本土的政治前途有不利影響，但在德國並不是這樣，雖然近年來興起了以德國選擇黨為首的右翼反移民反歐盟浪潮。舒爾茨經常被德國媒體稱為歐洲先生，舒爾茨認為這是人們對其在歐洲工作的認可。

當然舒爾茨的歐盟生涯同樣充滿爭議，這也成了基民盟攻擊的目標。其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前盧森堡首相容克的親密關系讓外界質疑他在盧森堡避稅案上偏袒容克。2014年11月國際調研記者協會得到的一批多達2.8萬頁的泄露文件，揭示包括蘋果、宜家、百事等340家大型企業利用盧森堡避稅數十億美元。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任盧森堡首相19年，這起醜聞令新上任的容克突然陷入信任危機。

邁向權力之路

邁著穩健的步伐，舒爾茨及社民黨正在向權力之路進發。目前社民黨已經與綠黨和極左翼林克黨展開數輪談判，就成立偏左傾聯合政府的可能性進行磋商。林克黨的支持率為8%，綠黨的支持率則穩定在7%左右，加上社民黨的33%，左派聯盟將有48%，將足夠組建聯合政府。

默克爾宣布參選下任總理 對手還難以構成威脅

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正式參加將於9月舉行的2017年德國國會大選，德國民眾的反應有些五味雜陳。但整體來說，雖然對於默克爾的超長任期有些厭倦，卻沒有多少人真正認為默克爾會落選。

漢堡一直是社民黨的大本營。然而家住漢堡的投行律師艾爾伯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認為不應該用英國的公投和美國大選的形勢來推測德國選民，因為德國選民整體更保守，且較為理性，“我認為德國選民還是會求穩，最終默克爾還會做總理，我們身邊的人都很肯定默克爾的工作。”

根據最新的民調，默克爾所率領的保守黨基民盟此前大幅落後，但近期的支持率有所回升，而對手社民黨的支持率則小幅下降，目前兩者支持率均在32%左右。

不過，在總理候選人問題上，僅有36%的被調查民眾認為社民黨候選人舒爾茨可以當選，50%的受調查德國民眾不認為他能勝出。

舒爾茨

舒爾茨：社民黨難得的指望

如果沒有在難民問題上處理失當，默克爾近四年來的執政記錄幾近完美。

在上一次選戰中，由於默克爾名望極高，她的競選口號只是簡單的一句“你們了解我”，顯得誌在必得。彼時，由於社民黨完全無望與默克爾比拼，他們的一位黨內大佬甚至曾經公開表示，“我們推選候選人有什麽意義呢?”

在2012年10月的民調中，默克爾的支持率為49%，而當時社民黨總理候選人、德國前財長施泰因布呂克(Peer Steinbruck)的支持率為38%。

甚至在舒爾茨今年宣布參選之前，仍沒有人懷疑默克爾將順利地拿下她的第四任期。德國政治文化月刊《西塞羅》2月的封面就畫著默克爾從選票箱中探出腦袋的漫畫並寫著大標題“還用得著投票嗎?”

但是，目前很難判斷舒爾茨的民調是否可以持續。

艾爾伯特對記者表示，目前德國知識階層對默克爾的未來有所懷疑，有部分原因是默克爾在上次選舉中差點獲得了絕對多數，有點過於順利了。此次舒爾茨的出現，撼動的不是默克爾的地位，而是挑戰了這種幾近絕對多數的局面。與此同時，即便社民黨贏了，但它想組閣成為一個大左翼政府，那也非常困難。

艾爾伯特所指的是，如果按照近日民調顯示的，在9月份的選舉中，社民黨有望獲得31%支持率，左翼黨(Die linke)有望獲得10%支持率，綠黨有望獲得7%支持率，這三黨的支持率之和為48%，出現這一狀況才有把握擊敗默克爾所屬的執政聯盟，並結束右翼執政。

但實際上，由於施羅德政府時代的“2010議程”改革，社民黨很難和左翼黨講和，原因在於左翼黨是施羅德時任財長出走社民黨後建立的，起因就是不同意施羅德的這一改革。此外，社民黨和左翼黨在如何對待俄羅斯這一外交問題上也有著黨派理念上的根本差異。

最近可以看到舒爾茨在拉攏左翼黨方面的努力。在本月20日的一次演講中，舒爾茨批評了施羅德政府在“2010議程”中所推行的勞工和社會福利改革，並承諾擴大年長者失業福利，取消無期限的臨時工合同以及支持固定期限合同，企圖令社民黨路線繼續向左轉。

默克爾反擊開始

25日，默克爾在贏得基民盟95%黨代表的支持後正式宣布征戰9月國會大選。她的反擊也從此開始了。

默克爾沒有直接批評舒爾茨。不過相對於舒爾茨攻擊施羅德的經濟改革“2010議程”，默克爾對這一改革方案極力贊揚，並指出社民黨反而以此為辱。

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也隨即批評了舒爾茨所提出的勞工和社會福利改革政策。

魏德曼表示，從經濟情況看，在“2010議程”改革後，德國處於更強有力的地位，上述改革通過降低失業率，降低了德國人陷入貧困的風險。

2月最新出爐的數據顯示，2016年制造業引領德國經濟強勁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增幅達到1.9%，高於英國的1.8%、歐元區的1.7%和美國的1.6%，同時，政府預算盈余增長至237億歐元的歷史性高位。良好的財政狀況主要受益於稅收增加、高就業率和低借款成本。

雖然魏德曼稱，作為中立的央行官員，他的評論僅限於針對政策而非任何候選人，然而，德國有尊重央行的傳統，因此魏德曼的發言無異於為默克爾背書。歐盟前主席德洛爾曾有句名言：“雖然不是所有德國人都相信上帝，但是他們全都相信德國央行。”

特朗普外交政策分裂 默克爾訪美親探究竟

原本想在歐洲地盤上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首次會面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改變了主意，決定接受特朗普的訪美邀請。

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其團隊針對歐洲所發出的聲音呈兩極分化趨勢，這令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困惑。出於多方考量，默克爾決定赴華盛頓親探究竟。

特朗普與默克爾預計在3月14日（周二）舉行美德領導人會談。面對已擔任德國總理職位11年之久的默克爾，美方吹風官員表示，特朗普將在同俄羅斯交往方面虛心請教，“特朗普總統對於默克爾總理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互動感到非常有興趣（考慮到默克爾已經同普京互動了10余年之久）”。

北約軍費和跨太平洋貿易問題也成為美德領導人會面的重點。據悉，默克爾不僅要同特朗普就被凍結的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TTIP)談判交換看法，而且還要攜西門子和寶馬兩大德企掌門人訪美，意圖說明德企為美國創造的眾多就業機會。

默克爾親探美國分裂的外交政策

自特朗普勝選後，從2016年12月開始，默克爾就派出了大量德國高級外交官赴美，然而傳回的消息卻令人更加擔憂：似乎以美國副總統彭斯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等人為首，和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和白宮政策主管米勒等人組成的幕僚團隊，在外交政策問題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分裂看法，而特朗普更傾向於哪一方，並不清晰。

2月，轉任德國外長的加布里爾在訪問美國期間會見了彭斯和蒂勒森，但是美方沒有安排他會見特朗普，而彭斯和蒂勒森所表現出的對這份跨大西洋聯盟的興趣和信心並不能讓謹慎的德國外交官們放心。

實際上，就在彭斯參加2月17日~19日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並發表了安撫歐洲的演講之前，班農卻在華盛頓會見德國高級外交官表示對歐盟這樣的機構沒有興趣。

“我以特朗普總統的名義向你們保證：美國堅定支持北約，且將毫不動搖地履行對跨大西洋聯盟所承擔的責任。”彭斯在慕尼黑沖著坐在臺下的默克爾和歐洲各國高官表態，不過他所不知的是，班農在華盛頓捅的簍子已經在一周前就傳到了默克爾的耳朵里：在一次會見中，班農對德國駐美大使魏緹格(Peter Wittig)表示，歐盟是一個有缺陷的架構，美國更希望同歐盟各國在雙邊基礎上建立關系。

最終，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向彭斯拋出的三個問題也代表著默克爾乃至整個歐洲對於特朗普政府的疑問：美國是否支持基於國際法的國際秩序？美國是否支持基於北約和跨大西洋合作的歐洲安全？美國是否支持歐盟的團結？

顯然，到目前為止美方作出的應答都不能令歐洲安心。德方所派出的試探之旅也不能完全掃除默克爾對於未來德美關系發展的憂慮，為此，默克爾要親自上陣一探究竟。

請教如何應對普京

盡管從不對特朗普作出任何評價，默克爾一直在緊密關註美國這位新總統的一舉一動：默克爾不僅自己觀看，還向她所有的基民盟成員推薦有關特朗普的紀實影片，並借此了解特朗普的思維活動。

在公開場合，默克爾並不願意就特朗普進行表態，最多不情願地說出一句，“觀其行而非聽其言”，不過在黨派內部，默克爾願意分享她對於特朗普的看法——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位總統候選人能這麽不顧體面。

特朗普勝選後，默克爾在賀信中表示：“美德因一系列共同價值觀連接在一起：民主、自由以及對於法治的尊重。”外界普遍認為，這封賀信更像是一封警告信。

特朗普那邊就更不客氣了。在競選階段，特朗普指責默克爾讓敘利亞難民進入歐洲是“神經錯亂了”，而且還在社交媒體推特上指責默克爾正在“毀掉德國”。

在上任前接受采訪時，特朗普表示他尊重德國總理，但是德國政府在難民危機中的決定是“災難性錯誤”，且 “歐盟是德國工具”。

不過，在更早的時候，特朗普還曾表示，他認為默克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領導人。”此次，代表特朗普出面吹風的官員則表示，特朗普非常急於聽到默克爾“如何同普京打交道，如何同俄羅斯人打交道的見解”。

特朗普在選戰中以“親俄”姿態上臺，然而在當選總統後，其論調卻不斷降溫；特朗普團隊官員此次表示，特朗普也希望在解決烏克蘭危機方面，尋求來自於默克爾的建議。

與此同時，特朗普方面的主要訴求還在敦促其北約歐洲夥伴需增加軍費開支。上述特朗普團隊官員指出，在增長北歐軍費方面，德國應當成為歐洲其他國家的“榜樣”。

就在默克爾出訪前，德國財政部在預算計劃中表示其防衛預算將比2017年增加14億歐元，即德國軍費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GDP) 中占1.23%。不過美國希望各國可以將其軍費上升至其GDP的2%。德方對此表示，要在2024年達到這樣的水平。

將解凍TTIP

美德雙方政府人士在吹風時都肯定，此次美德領導人要就TTIP談判交換看法。

對於歐盟而言，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的消息同時也宣告著美歐TTIP的擱淺。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美國白宮網站發現，此前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長期掛在網站上的TTIP專題也已經被徹底刪除。

不過此次特朗普團隊官員在吹風中指出，特朗普還沒有對是否就TTIP繼續談判作出決定，雖然特朗普不贊成多邊貿易談判協定，不過TTIP倒是可以被視為美歐雙邊的貿易談判協定(考慮到歐盟的結構問題)。

從2013年開始，美歐啟動了TTIP談判，但由於談判雙方均面臨選舉以及缺乏民意支持等因素而進度緩慢，原定於2016年之前結束的TTIP並沒有如期在奧巴馬政府任內結束。

美歐曾估計，TTIP的達成將造就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涉及全球40%的經濟產出和50%的貿易活動，每年將分別給歐盟和美國經濟增加1190億歐元和950億歐元產值。

此前，美歐方面的官員都仍謹慎樂觀地認為，要在法國、德國於2017年結束大選後，才有機會再次推動TTIP談判。原因在於，除了需要得到歐洲議會有關TTIP談判的法律授權裁決之外，歐盟成員國也無法在大選之年觸碰農產品關稅、數字經濟和服務業市場準入等敏感議題，但這些卻恰恰是TTIP談判的核心內容。

在赴華盛頓之前，默克爾表示：“即便這世界上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論調在上升，歐洲也不能自我封閉，或從自由貿易中撤退。”她稱，特別是在貿易政策方面，歐洲必須持特別的開放精神。

此前，特朗普團隊中的高級官員屢次就匯率問題攻擊歐元及有著高貿易順差的德國，而特朗普還威脅寶馬和大眾等德國汽車制造商，稱如不在美國建廠，而將汽車賣到美國的話，要征收35%的關稅。

此次，默克爾邀請了西門子和寶馬兩大公司的總裁隨行，希望建立他們同前企業家特朗普之間的“良好談話氣氛”，並解釋德國對美投資對於美國就業的重要性。

難民政策遭遇選情谷底，“鐵娘子”默克爾剎車自救

“我心中的英雄是默克爾。” 來自敘利亞的哈桑在漢諾威語言學校里一邊打著手勢，一邊用尚不流利的德語告訴他的老師，“沒有默克爾，我的五個孩子不但沒有學上，每晚還要伴著飛機大炮的轟鳴聲入睡。美麗的大馬士革早已不再，現在我的家在這里。”他指了指腳下這片土地。

哈桑的五個孩子們都已跟上了當地學校的學習進度。哈桑指著手機照片庫中的一個小男孩對記者說：“特別是我11歲的老三，這學年他每門功課都是A，我希望他將來能夠當一名醫生……”

與入境難民的高度認同相反，德國民意卻狠狠地甩了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巴掌。

“我們能做到!”曾一度成為默克爾政府難民政策的名言。然而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民眾抗議政府時卻打出“我們做不到!”的口號，反對派更是每有事端必以此為噱頭大做文章。

2017年，對德國“鐵娘子”默克爾來說註定是充滿戲劇化的一年，本應是順理成章的四屆連任，然而由於難民政策卻令今年9月的聯邦議會大選(即德國大選)頓生變數。

難民：默克爾，我心中的英雄

漢諾威作為德國第一批迎接難民的城市之一，到目前為止已陸續安置了近4000名像哈桑這樣的難民，而其所在的下薩克森州則接收了近十分之一的難民，是入德難民的主要安置地之一。

“對難民來說，首要的困難就是語言。目前德國政府為每個難民提供至少660小時的免費德語課程(歐標B1水平)，這是他們融入社會的第一步，當然這個水平要申請一份正式工作還遠遠不夠。”漢諾威工作與文化辦公室的馬玲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普遍來講，35歲以下難民的語言學習和文化融入相對比較容易。有一些難民邊學語言邊打工，像送比薩餅之類的工作不但能幫助他們解決生計，對鍛煉語言和了解社會都是大有裨益的。”

這一點在哈桑一家身上體現得也尤為明顯。他說，他今年52歲，兩年前帶著家人來到德國，盡管參加了語言課程，他和妻子至今依然很難與當地人交流，而德國陰冷而漫長的冬季也令他們深感不適。與之相反，他的五個孩子中最大的17歲最小的7歲，德語提高很快。“現在家里看病之類的問題都是孩子們幫忙翻譯。看到他們在這里安全健康的成長，作為家長沒有比這更欣慰的了。”

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最新公布的數據，2015年德國接收了約110萬難民，2016年又有逾32萬難民入境，僅語言課程一項德國政府就將耗資57億歐元，加之難民失業金、住房以及各項生活補助，預計到2020年各項費用支出將高達936億歐元(約合6870億元人民幣)。

盡管德國政府表示，55%的難民將在五年內走向各類工作崗位，但目前看來達到這一預期依然任重道遠。

據德國勞動市場與就業研究中心(IAB)預計，德國就業市場將會有約15萬低技能的崗位空缺可供難民就業。但這對於百萬級的難民數量來說實屬杯水車薪。

德國已經邁進工業4.0時代，簡單重複的人工勞動早已被高度機械化生產線所替代，即使是車間工人都需要經過兩年以上的專業培訓。而近四分之三的敘利亞難民受教育程度只達到初高中水平，加之語言障礙，使其在異國尋找工作的路上困難重重。

哈勒在敘利亞有一家家電維修公司。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德國對這類人員有特殊的職業牌照要求，盡管他對各類家電的維修技術早已了然於胸，但除去德語學習依然需要至少兩年的職業培訓，才能“上崗”。

來自大馬士革的阿迪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原是敘利亞一家當地銀行的管理人員。“我在敘利亞碩士畢業，有近十年的金融工作經驗，可是現在想找一份簡單的工作都很困難。雖然當地人英語程度很高，可是他們還是希望尋找德語流利的雇員。”阿迪說。

盡管默克爾在各種場合反複強調，“只有難民通過工作融入當地社會，才是各方共贏的解決方案”，然而從流離失所的難民到有正常工作生活的社會人，這不僅僅是對德國政府執行力的重大考驗，對每個難民來說也是一個從生活習慣到文化理念的深刻蛻變。

只有這兩方面都同時發揮有效作用，才能讓這個特殊群體成為德國社會的真正有機組成部分，可惜這種蛻變並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

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所說：“難民的成功融入或許需要一代人的時間。”

民眾：哀其不幸，懼其生亂

25歲的弗蘭西每周末都會去家里附近的難民營做義工，她主要負責給在這里上小學的難民兒童輔導功課。“12歲時我隨父母從智利來到德國，當時我也得到了周圍人的熱情幫助，現在能夠在這里幫助孩子們盡快適應這里的學習生活，我感到十分快樂。”弗蘭西跟記者聊了起來。在這個難民營中像她這樣的義工大概有十幾個，他們會每周輪流為這些孩子講解作業，同時也會為其父母解決一些生活問題。

“當第一批難民抵達這里，大家都很高興他們能夠遠離戰火來此安家。”弗蘭西至今記憶猶新，“當地報紙雜誌紛紛以此為頭條，大家紛紛獻計獻策討論如何讓他們適應這里的新生活，有的建議圖書館應該購置阿拉伯語書籍，有的則主動報名為難民營當義務翻譯……”

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布赫博士向記者分析說：“曾經飽受戰爭之苦的德國民眾，對於四處逃難的處境並不陌生，他們或其親屬中有很多都經歷過二戰和東西德分立，他們對難民的苦難感同身受，從內心深處對難民充滿了深深的同情。加之現時期德國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齡化嚴重，青壯年勞動力不足一直是經濟發展的掣肘，因此民眾亦希望這些難民的到來能夠像二戰後來德的客籍工人一樣，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活力。”

因此，當默克爾政府2015年夏天打開邊界讓百萬難民進入境內，不但獲得國際主流社會的廣泛好評，也受到國內廣大民眾的理解支持。默克爾本人甚至在2015年、2016年兩度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提名者之一。

好景不長。2016年新年在科隆、漢堡、斯圖加特等地爆發的大規模性侵及盜竊事件，讓德國各界為之震驚，也讓其民眾重新反思，這一來自不同宗教理念、文化背景的群體能否與自身和睦共處。

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ARD)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該系列事件後近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傾向於避免參加聚眾活動，57%的民眾要求政府在邊境對難民身份嚴加審核。向來註重個人隱私的德國社會，在此後竟有逾八成人贊成在公共場所增加監控器數量和覆蓋範圍。

隨著暴力犯罪、謀殺、搶劫等犯罪案件頻繁現諸於屏幕和報端，不安和恐慌開始在民眾中呈幾何速度蔓延。

“孩子的幼兒園旁邊在修建難民營，我開始擔心孩子們的安全，我們正考慮換一家幼兒園。”家住科恩的克里斯汀娜說，“有的幼兒園在接收難民兒童後就將豬肉從食譜中除去，而且周圍還出現了丟童車的現象……我不明白，為什麽他們的到來會改變我們原有的生活。”

盡管德國的犯罪研究中心稱，難民的犯罪率並不高於德國平均水平。“但無論政府作何解釋，在信息傳播迅速的今天，民眾更願意相信自己的感覺：當他們看到警方通緝難民背景的嫌疑犯，出門看到幾個說著阿拉伯語的青年一起抽煙廝混，自然會強烈地感到潛在的危險就在身邊。這時政府的統計數據則顯得蒼白無力。”布赫博士這樣解釋。

“我不反對難民來此避難，可是我們沒有能力一次消化這麽多難民。”克里斯汀娜道出了德國民眾的普遍擔憂。“政府的這一舉動顯然沒有考慮納稅人的感受，我們繳納的高額賦稅卻損害了納稅人自身的利益，甚至基本安全都無法保證。以前我帶孩子去遊泳池，里面很寬松，而現在里面滿是難民的孩子。醫院也是一樣，以前不需要排隊，現在需要等很長時間，走廊里站的滿是難民……”她繼續抱怨著。

德國民調機構Infratest Dimap的最新民調顯示，20%的男性和27%的女性承認他們的不安全感較前兩年明顯上升，62%的女性表示她們盡量避免夜間在室外活動，13%的女性則隨身攜帶防狼噴霧，而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這種威脅感來自於大量湧入的難民和其他外國人。

布赫博士解釋說：“現時期德國民眾的心態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他們並沒有放棄對難民的理解和憐憫，另一方面難民所帶來的社會安全、公共資源危機，以及原有秩序受到挑戰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又讓民眾惴惴不安，稍有風吹草動便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

德國近年來貧困率有所走高，也是民眾對難民湧入抵觸的原因之一

政府：臨近大選急剎車

以嚴肅評論而著稱的德國《明鏡周刊》以《我們做到了嗎》為題，深刻反思了難民潮以來政府決策的種種問題。然而，真正讓默克爾感到焦慮不安的，還是即將在今年9月迎來的大選。如果默克爾政府因難民政策拖累而下臺，那麽這一句“我們能做到!”將成為德國政史上的黑色笑話。

德國聯邦議會四年一選。2013年，聯盟黨(Union，即基民盟-基社盟)以41.5%的支持率，甩開位居第二的社民黨(SPD)近16個百分點。然而難民危機以來，聯盟黨支持率節節下滑，在近期舉行的地方選舉中，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甚至在其傳統選區——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梅前州)僅獲得19%的得票率，不但落後於在野的社民黨，而且被首次參選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AfD)一舉超越。梅前州可謂默克爾執政理念的發源地，被譽為默克爾的“票庫”，此次失守無疑對其政黨打擊沈重。

而在首都柏林市議會選舉中，聯盟黨加總起來也未贏得半數選票，這意味著，新一屆柏林市議會必須重新組閣。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地方選舉中，以反歐元、反難民、反外來宗教為綱領的德國選擇黨一路高歌猛進，不但一舉贏得德國16個州中10個州的議會席位，而且順理成章地成為德國第三大政黨。

這個右翼政黨的迅速崛起，讓其他黨派都頗為不安。社民黨人士克斯對第一財經表示：“不能理解這個政治主張如此極端荒謬的政黨，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成長，甚至超越了綠黨等傳統政黨。”

“支持德國選擇黨的民眾，很多並非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們更多是因對現行難民政策的強烈不滿，從而選擇右翼來發泄憤怒。”克斯如此說。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聯盟黨節節敗退之際，恰逢德國總統今年2月換屆大選，61歲的德國前外長、社民黨人士施泰因邁爾高票當選為新一任德國總統，這使在野多年的社民黨士氣大振。

同時該黨還推出了名望頗高的歐洲議會前議長馬丁·舒爾茨擔任黨魁。2月初公布的Insa民調顯示，社民黨支持率攀升至31%，一舉超越了聯盟黨(30%);而作為總理候選人的舒爾茨則直接對默克爾的連任構成有力威脅。

舒爾茨的社民黨在民意調查中領先

圍繞難民政策，聯盟黨黨內矛盾也日益尖銳。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與其姊妹黨基社盟(CSU)一直爭論不休，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亞州州長吉霍夫爾多次公開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表示不滿，甚至一度要重新考慮是否支持默克爾連任，“黨內廝殺”讓民眾也大為失望。然而，面對節節下滑的民意，其黨內為了保證選票集中，不得不選擇統一戰線，最終共同推選默克爾為總理候選人。

內外交困下的默克爾政府清醒地認識到，如果難民政策再不及時調整，9月大選後坐在在野黨位置的就將是她和她的政黨。作為老練的政治家，默克爾一方面公開承認在難民問題上政府準備不足，不再提及“我們能做到”;一方面隨著巴爾幹半島路線的關閉、歐土難民協議生效，進入德國的難民數顯著降低，同時對已入境的難民加大身份審核力度，制定了對不符合難民標準入境者的遣返政策。

2月初德國政府提出的加快難民遣返的“16點計劃”，被稱為默克爾為大選自救的一劑猛藥。該遣返計劃的重點在加強難民返鄉激勵機制，承諾2017年政府將撥款4000萬歐元(約合2.94億元人民)鼓勵難民回國;同時堅持“都柏林協議”，即難民應該在入境歐盟的第一個成員國申請政治庇護，將不符合難民的申請者安置在“聯邦遣返中心”，加快遣返效率，加大遣返人數。

針對以前不符合政策的難民常常通過改換身份等方式繼續滯留，該計劃通過指紋采集，以及對危險分子檢查手機SIM卡等方式確認身份，堵塞政策漏洞。

的確，對於難民問題，默克爾的態度可謂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起伏:：2015年7月，她在電視節目中對巴勒斯坦裔女孩說“政治是殘酷的”被批冷酷;2015年9月，打開大門迎接百萬難民入境，成為“難民聖母”;時至今日，默克爾又一再強調“遣返”是今年的關鍵詞。可見，此時風向急轉，實是內外多重壓力所致。

國內方面，難民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已難以回避，同時大選在即，若違民意自己也政權難保。國際環境更是不容樂觀。在歐盟內部，英國脫歐被指是由難民之手放出的黑天鵝，各成員國對其安置問題亦是相互指責推諉;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多次直接指責現行難民政策，稱其為“德國的災難”。

舉目四顧，一片唱衰之聲。默克爾本人也稱，2017年將是兩德統一以來最艱難的一屆大選。大選在即，這位身為“難民聖母”的“鐵腕娘子”能否駕著德國戰車沖出危機，成為德國四屆連任的女總理，人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