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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政策遭遇選情谷底，“鐵娘子”默克爾剎車自救

“我心中的英雄是默克爾。” 來自敘利亞的哈桑在漢諾威語言學校里一邊打著手勢，一邊用尚不流利的德語告訴他的老師，“沒有默克爾，我的五個孩子不但沒有學上，每晚還要伴著飛機大炮的轟鳴聲入睡。美麗的大馬士革早已不再，現在我的家在這里。”他指了指腳下這片土地。

哈桑的五個孩子們都已跟上了當地學校的學習進度。哈桑指著手機照片庫中的一個小男孩對記者說：“特別是我11歲的老三，這學年他每門功課都是A，我希望他將來能夠當一名醫生……”

與入境難民的高度認同相反，德國民意卻狠狠地甩了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巴掌。

“我們能做到!”曾一度成為默克爾政府難民政策的名言。然而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民眾抗議政府時卻打出“我們做不到!”的口號，反對派更是每有事端必以此為噱頭大做文章。

2017年，對德國“鐵娘子”默克爾來說註定是充滿戲劇化的一年，本應是順理成章的四屆連任，然而由於難民政策卻令今年9月的聯邦議會大選(即德國大選)頓生變數。

難民：默克爾，我心中的英雄

漢諾威作為德國第一批迎接難民的城市之一，到目前為止已陸續安置了近4000名像哈桑這樣的難民，而其所在的下薩克森州則接收了近十分之一的難民，是入德難民的主要安置地之一。

“對難民來說，首要的困難就是語言。目前德國政府為每個難民提供至少660小時的免費德語課程(歐標B1水平)，這是他們融入社會的第一步，當然這個水平要申請一份正式工作還遠遠不夠。”漢諾威工作與文化辦公室的馬玲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普遍來講，35歲以下難民的語言學習和文化融入相對比較容易。有一些難民邊學語言邊打工，像送比薩餅之類的工作不但能幫助他們解決生計，對鍛煉語言和了解社會都是大有裨益的。”

這一點在哈桑一家身上體現得也尤為明顯。他說，他今年52歲，兩年前帶著家人來到德國，盡管參加了語言課程，他和妻子至今依然很難與當地人交流，而德國陰冷而漫長的冬季也令他們深感不適。與之相反，他的五個孩子中最大的17歲最小的7歲，德語提高很快。“現在家里看病之類的問題都是孩子們幫忙翻譯。看到他們在這里安全健康的成長，作為家長沒有比這更欣慰的了。”

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最新公布的數據，2015年德國接收了約110萬難民，2016年又有逾32萬難民入境，僅語言課程一項德國政府就將耗資57億歐元，加之難民失業金、住房以及各項生活補助，預計到2020年各項費用支出將高達936億歐元(約合6870億元人民幣)。

盡管德國政府表示，55%的難民將在五年內走向各類工作崗位，但目前看來達到這一預期依然任重道遠。

據德國勞動市場與就業研究中心(IAB)預計，德國就業市場將會有約15萬低技能的崗位空缺可供難民就業。但這對於百萬級的難民數量來說實屬杯水車薪。

德國已經邁進工業4.0時代，簡單重複的人工勞動早已被高度機械化生產線所替代，即使是車間工人都需要經過兩年以上的專業培訓。而近四分之三的敘利亞難民受教育程度只達到初高中水平，加之語言障礙，使其在異國尋找工作的路上困難重重。

哈勒在敘利亞有一家家電維修公司。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德國對這類人員有特殊的職業牌照要求，盡管他對各類家電的維修技術早已了然於胸，但除去德語學習依然需要至少兩年的職業培訓，才能“上崗”。

來自大馬士革的阿迪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原是敘利亞一家當地銀行的管理人員。“我在敘利亞碩士畢業，有近十年的金融工作經驗，可是現在想找一份簡單的工作都很困難。雖然當地人英語程度很高，可是他們還是希望尋找德語流利的雇員。”阿迪說。

盡管默克爾在各種場合反複強調，“只有難民通過工作融入當地社會，才是各方共贏的解決方案”，然而從流離失所的難民到有正常工作生活的社會人，這不僅僅是對德國政府執行力的重大考驗，對每個難民來說也是一個從生活習慣到文化理念的深刻蛻變。

只有這兩方面都同時發揮有效作用，才能讓這個特殊群體成為德國社會的真正有機組成部分，可惜這種蛻變並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

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所說：“難民的成功融入或許需要一代人的時間。”

民眾：哀其不幸，懼其生亂

25歲的弗蘭西每周末都會去家里附近的難民營做義工，她主要負責給在這里上小學的難民兒童輔導功課。“12歲時我隨父母從智利來到德國，當時我也得到了周圍人的熱情幫助，現在能夠在這里幫助孩子們盡快適應這里的學習生活，我感到十分快樂。”弗蘭西跟記者聊了起來。在這個難民營中像她這樣的義工大概有十幾個，他們會每周輪流為這些孩子講解作業，同時也會為其父母解決一些生活問題。

“當第一批難民抵達這里，大家都很高興他們能夠遠離戰火來此安家。”弗蘭西至今記憶猶新，“當地報紙雜誌紛紛以此為頭條，大家紛紛獻計獻策討論如何讓他們適應這里的新生活，有的建議圖書館應該購置阿拉伯語書籍，有的則主動報名為難民營當義務翻譯……”

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布赫博士向記者分析說：“曾經飽受戰爭之苦的德國民眾，對於四處逃難的處境並不陌生，他們或其親屬中有很多都經歷過二戰和東西德分立，他們對難民的苦難感同身受，從內心深處對難民充滿了深深的同情。加之現時期德國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齡化嚴重，青壯年勞動力不足一直是經濟發展的掣肘，因此民眾亦希望這些難民的到來能夠像二戰後來德的客籍工人一樣，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活力。”

因此，當默克爾政府2015年夏天打開邊界讓百萬難民進入境內，不但獲得國際主流社會的廣泛好評，也受到國內廣大民眾的理解支持。默克爾本人甚至在2015年、2016年兩度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提名者之一。

好景不長。2016年新年在科隆、漢堡、斯圖加特等地爆發的大規模性侵及盜竊事件，讓德國各界為之震驚，也讓其民眾重新反思，這一來自不同宗教理念、文化背景的群體能否與自身和睦共處。

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ARD)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該系列事件後近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傾向於避免參加聚眾活動，57%的民眾要求政府在邊境對難民身份嚴加審核。向來註重個人隱私的德國社會，在此後竟有逾八成人贊成在公共場所增加監控器數量和覆蓋範圍。

隨著暴力犯罪、謀殺、搶劫等犯罪案件頻繁現諸於屏幕和報端，不安和恐慌開始在民眾中呈幾何速度蔓延。

“孩子的幼兒園旁邊在修建難民營，我開始擔心孩子們的安全，我們正考慮換一家幼兒園。”家住科恩的克里斯汀娜說，“有的幼兒園在接收難民兒童後就將豬肉從食譜中除去，而且周圍還出現了丟童車的現象……我不明白，為什麽他們的到來會改變我們原有的生活。”

盡管德國的犯罪研究中心稱，難民的犯罪率並不高於德國平均水平。“但無論政府作何解釋，在信息傳播迅速的今天，民眾更願意相信自己的感覺：當他們看到警方通緝難民背景的嫌疑犯，出門看到幾個說著阿拉伯語的青年一起抽煙廝混，自然會強烈地感到潛在的危險就在身邊。這時政府的統計數據則顯得蒼白無力。”布赫博士這樣解釋。

“我不反對難民來此避難，可是我們沒有能力一次消化這麽多難民。”克里斯汀娜道出了德國民眾的普遍擔憂。“政府的這一舉動顯然沒有考慮納稅人的感受，我們繳納的高額賦稅卻損害了納稅人自身的利益，甚至基本安全都無法保證。以前我帶孩子去遊泳池，里面很寬松，而現在里面滿是難民的孩子。醫院也是一樣，以前不需要排隊，現在需要等很長時間，走廊里站的滿是難民……”她繼續抱怨著。

德國民調機構Infratest Dimap的最新民調顯示，20%的男性和27%的女性承認他們的不安全感較前兩年明顯上升，62%的女性表示她們盡量避免夜間在室外活動，13%的女性則隨身攜帶防狼噴霧，而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這種威脅感來自於大量湧入的難民和其他外國人。

布赫博士解釋說：“現時期德國民眾的心態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他們並沒有放棄對難民的理解和憐憫，另一方面難民所帶來的社會安全、公共資源危機，以及原有秩序受到挑戰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又讓民眾惴惴不安，稍有風吹草動便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

德國近年來貧困率有所走高，也是民眾對難民湧入抵觸的原因之一

政府：臨近大選急剎車

以嚴肅評論而著稱的德國《明鏡周刊》以《我們做到了嗎》為題，深刻反思了難民潮以來政府決策的種種問題。然而，真正讓默克爾感到焦慮不安的，還是即將在今年9月迎來的大選。如果默克爾政府因難民政策拖累而下臺，那麽這一句“我們能做到!”將成為德國政史上的黑色笑話。

德國聯邦議會四年一選。2013年，聯盟黨(Union，即基民盟-基社盟)以41.5%的支持率，甩開位居第二的社民黨(SPD)近16個百分點。然而難民危機以來，聯盟黨支持率節節下滑，在近期舉行的地方選舉中，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甚至在其傳統選區——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梅前州)僅獲得19%的得票率，不但落後於在野的社民黨，而且被首次參選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AfD)一舉超越。梅前州可謂默克爾執政理念的發源地，被譽為默克爾的“票庫”，此次失守無疑對其政黨打擊沈重。

而在首都柏林市議會選舉中，聯盟黨加總起來也未贏得半數選票，這意味著，新一屆柏林市議會必須重新組閣。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地方選舉中，以反歐元、反難民、反外來宗教為綱領的德國選擇黨一路高歌猛進，不但一舉贏得德國16個州中10個州的議會席位，而且順理成章地成為德國第三大政黨。

這個右翼政黨的迅速崛起，讓其他黨派都頗為不安。社民黨人士克斯對第一財經表示：“不能理解這個政治主張如此極端荒謬的政黨，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成長，甚至超越了綠黨等傳統政黨。”

“支持德國選擇黨的民眾，很多並非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們更多是因對現行難民政策的強烈不滿，從而選擇右翼來發泄憤怒。”克斯如此說。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聯盟黨節節敗退之際，恰逢德國總統今年2月換屆大選，61歲的德國前外長、社民黨人士施泰因邁爾高票當選為新一任德國總統，這使在野多年的社民黨士氣大振。

同時該黨還推出了名望頗高的歐洲議會前議長馬丁·舒爾茨擔任黨魁。2月初公布的Insa民調顯示，社民黨支持率攀升至31%，一舉超越了聯盟黨(30%);而作為總理候選人的舒爾茨則直接對默克爾的連任構成有力威脅。

舒爾茨的社民黨在民意調查中領先

圍繞難民政策，聯盟黨黨內矛盾也日益尖銳。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與其姊妹黨基社盟(CSU)一直爭論不休，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亞州州長吉霍夫爾多次公開對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表示不滿，甚至一度要重新考慮是否支持默克爾連任，“黨內廝殺”讓民眾也大為失望。然而，面對節節下滑的民意，其黨內為了保證選票集中，不得不選擇統一戰線，最終共同推選默克爾為總理候選人。

內外交困下的默克爾政府清醒地認識到，如果難民政策再不及時調整，9月大選後坐在在野黨位置的就將是她和她的政黨。作為老練的政治家，默克爾一方面公開承認在難民問題上政府準備不足，不再提及“我們能做到”;一方面隨著巴爾幹半島路線的關閉、歐土難民協議生效，進入德國的難民數顯著降低，同時對已入境的難民加大身份審核力度，制定了對不符合難民標準入境者的遣返政策。

2月初德國政府提出的加快難民遣返的“16點計劃”，被稱為默克爾為大選自救的一劑猛藥。該遣返計劃的重點在加強難民返鄉激勵機制，承諾2017年政府將撥款4000萬歐元(約合2.94億元人民)鼓勵難民回國;同時堅持“都柏林協議”，即難民應該在入境歐盟的第一個成員國申請政治庇護，將不符合難民的申請者安置在“聯邦遣返中心”，加快遣返效率，加大遣返人數。

針對以前不符合政策的難民常常通過改換身份等方式繼續滯留，該計劃通過指紋采集，以及對危險分子檢查手機SIM卡等方式確認身份，堵塞政策漏洞。

的確，對於難民問題，默克爾的態度可謂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起伏:：2015年7月，她在電視節目中對巴勒斯坦裔女孩說“政治是殘酷的”被批冷酷;2015年9月，打開大門迎接百萬難民入境，成為“難民聖母”;時至今日，默克爾又一再強調“遣返”是今年的關鍵詞。可見，此時風向急轉，實是內外多重壓力所致。

國內方面，難民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已難以回避，同時大選在即，若違民意自己也政權難保。國際環境更是不容樂觀。在歐盟內部，英國脫歐被指是由難民之手放出的黑天鵝，各成員國對其安置問題亦是相互指責推諉;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多次直接指責現行難民政策，稱其為“德國的災難”。

舉目四顧，一片唱衰之聲。默克爾本人也稱，2017年將是兩德統一以來最艱難的一屆大選。大選在即，這位身為“難民聖母”的“鐵腕娘子”能否駕著德國戰車沖出危機，成為德國四屆連任的女總理，人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