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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縣進GDP千億俱樂部：江蘇山東最多，湖南有3個

縣域經濟的發展程度是一個地方經濟活力的重要體現。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目前我國已有不少縣域經濟總量突破千億大關，堪比地級城市。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16年，已有21個縣（縣級市）的GDP突破了千億大關，在數量上比去年增加了2個，分布在江蘇、山東、浙江、福建、湖南、內蒙古六個省份，大多數位於沿海地區。分省份看，江蘇最多，共有8個之多，山東緊隨其後，共有5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則無縣入圍。

“蘇南四小龍”領跑

蘇南地區有4個縣的GDP超過了2000億元，分別為昆山、江陰、張家港和常熟，堪稱是“蘇南四小龍”。這4個縣級市中，江陰屬於無錫，昆山、張家港和常熟均屬於蘇州。正是得益於強大的縣域經濟，作為普通地級市的蘇州，多年來經濟總量一直高居我國各大城市前列。

改革開放之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其中，領頭羊昆山是臺商投資集中區，曾以“筆記本電腦之城”聞名，高峰時期全球新上市的筆記本電腦每三臺就有一臺產自昆山。

早在2014年，昆山市就完成地區生產總值3001億元，成為全國首個GDP超過3000億元的縣級市。作為一個縣級市，其經濟總量曾一度逼近副省級城市廈門。不過由於近年來進入經濟轉型期，昆山的追趕步伐才有所放緩。

在“蘇南四小虎”之後，位居第五的是福建的晉江市。從1994年開始，晉江連續23年領跑福建縣域經濟。發達的鞋服產業是晉江引領八閩的重要法寶，僅制鞋中心陳埭一鎮就有大大小小3000多家制鞋企業，晉江制鞋軍團曾一度占據央視五套的廣告黃金時段。

從整體分布上看，在21個千億縣中，有17個縣分布在沿海地區，占了絕大多數。其中，江蘇一省就占據了8個之多，山東緊隨其後，有5個入圍。浙江有3個，福建1個。

值得註意的是，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沒有一個縣的GDP超過千億大關。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經濟要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不過十幾年來珠三角最發達的縣如順德、南海、三水、增城等紛紛改為區，因此現在廣東縣域經濟能進入全國百強縣的也只有一兩個。

在縣改區之前，順德和南海都曾與昆山、江陰並駕齊驅，領跑中國百強縣，此外增城和三水目前的GDP也都突破了千億大關。

不過，強縣改區的案例並不是廣東獨有，近幾年如江蘇的武進、吳江和浙江的蕭山、紹興也都先後改為撤縣設區，但為何這兩個省份仍有多縣超過千億大關，而廣東卻數量鮮少？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跟廣東區域發展失衡有關，粵東西北與珠三角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

數據顯示，2016年，在廣東21個地級市中，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占了13個，多個地市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此外，廣東的東莞和中山都是下不設區縣，而直接由市管鎮，這些鎮域經濟實力雄厚。比如東莞有8個鎮超過300億大關；虎門、長安、東城經濟總量超過400億元；南城、厚街、塘廈、常平、松山湖屬於GDP300億元俱樂部。

湖南領銜中西部

在21個千億縣中，有4個來自中西部地區。其中，湖南長沙市就獨占了3個，分別位居第七的長沙縣、第八的瀏陽市以及第十五的寧鄉縣。

其中，寧鄉縣的撤縣設市剛剛獲批。日前，經國務院批準，同意撤銷寧鄉縣，設立縣級寧鄉市，以原寧鄉縣的行政區域為寧鄉市的行政區域，由湖南省直轄，長沙市代管。

長沙的縣域經濟為何“獨步”中西部？這與其工業的快速發展緊密相關。長沙市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其2016年工業規模持續壯大，長沙各縣域分別擁有一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借助園區平臺，主導產業逐步形成，成為支撐工業發展四大支柱，2016年全市縣域實現規模工業增加值1985.55億元，比上年增長12.3%，高於全市增幅4.5個百分點。

該報告指出，縣域作為全市投資和消費的窪地，內需保持較快增長，投資和消費增幅均高於全市平均水平，拉動作用明顯。2016年，全市縣域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152.50億元，比上年增長15.9%，高於全市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從發展勢頭來看，長沙三縣的名義增速也都超過了9%，遠高於沿海地區的大多數縣市。主要原因在於，由於近幾年外貿出口受阻，原先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蘇南、浙江、山東的強縣經濟增速放緩，已進入到了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階段。

加上近年來隨著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上升，珠三角、長三角的很多產業陸續轉移到中西部。比如蘇南地區的不少筆記本電腦產能轉移到重慶、成都等地，珠三角的不少產業也轉移到湖南、江西等地。例如主營業務是視窗防護玻璃的藍思科技，最早成立於深圳，但其2006年開始在瀏陽建廠、2009年投產。老板周群飛也成了當之無愧的“全球手機玻璃女王”。

在中西部，另一個突破千億大關的縣，是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準格爾旗。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旗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143.2億元，增長7.1%，名義增速為3.3%。

得益於煤炭能源工業的發展，準格爾的經濟總量不斷壯大。數據顯示，其2016年煤炭行業全年累計實現工業產值901.34億元，同比增長7.8%，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83.2%。

依靠能源而興的強縣還有不少。2012年，陜西榆林市的神木縣生產總值突破千億元大關，實現生產總值1003.89億元，成為陜西省乃至西北五省區第一個年GDP突破千億元的縣。不過2013年以來，神木的GDP從千億高位跌落。不過隨著煤炭能源價格的回升，2016年，神木縣的經濟一舉扭轉了連續三年總量下降的局面，實現了較高基數上的穩定增長，繼續保持全省領頭羊地位。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04.8億元，未來仍有望重返千億縣行列。

日前，經國務院批準，民政部下發了《關於同意陜西省撤銷神木縣設立縣級神木市的批複》，同意撤銷神木縣，設立縣級神木市，以原神木縣的行政區域為神木市的行政區域。神木市由陜西省直轄，榆林市代管。

表：2016年中國GDP千億縣

名次

縣市

2016年GDP（億元）

2015年GDP（億元）

名義增速 （%）

所屬省份

1

昆山市

3160.29

3080.01

2.6

江蘇

2

江陰市

3083.3

2880.9

7.02

江蘇

3

張家港市

2300

2230

3.14

江蘇

4

常熟市

2112

2044.88

3.28

江蘇

5

晉江市

1744.24

1620.47

7.64

福建

6

宜興市

1320

1285.66

2.67

江蘇

7

長沙縣

1280.3

1168.3

9.59

湖南

8

瀏陽市

1218.2

1112.8

9.47

湖南

9

慈溪市

1209.42

1137

6.37

浙江

10

即墨市

1180.48

1100.89

7.23

山東

11

太倉市

1155.13

1100.08

5

江蘇

12

準格爾旗

1143.2

1106.7

3.3

內蒙古

13

丹陽市

1136.04

1085

4.7

江蘇

14

義烏市

1118

1046

6.88

浙江

15

寧鄉縣

1098.35

1002.17

9.6

湖南

16

龍口市

1111

1041.3

6.7

山東

17

諸暨市

1099.06

1026.78

7.04

浙江

18

榮成市

1078

1022.3

5.45

山東

19

滕州市

1065

1010

5.44

山東

20

膠州市

1035.9

981.2

5.57

山東

21

海門市

1005.06

915.02

9.82

江蘇

康佳攜手湖南移動打造智慧家庭

4月27日下午，康佳集團與湖南移動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攜手為用戶提供智慧家庭服務。康佳集團新任總裁周彬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只是康佳異業合作的一個開端，通過擴大異業合作，康佳希望在家庭互聯網時代向平臺型公司轉變。

周彬認為，在家庭互聯網時代，智能電視不只是硬件終端，正在往平臺轉變，康佳有1700萬個這樣的終端，每年還將增加500萬個終端，以每個終端覆蓋2-3人計算，康佳具備成為平臺型公司的條件和潛力。

“渠道、用戶、內容、品牌方面，我們都可以嘗試合作”，周彬說，康佳與中國移動旗下做音樂、動漫等內容的“咪咕”網站已有深度合作；而繼與湖南移動合作之後，康佳下一步還將與國內其它地方的移動公司進行合作。

根據合作協議，這次康佳與湖南移動的合作，以寬帶網絡為依托，以智能硬件為核心，實現智能電視、冰箱、洗衣機、手機等電器之間的“互聯互通”，解決萬物互聯場景下智能家居的“連接”和信息交換難題，形成開放的智慧家庭產業價值鏈，具體合作有三個層面。

首先，康佳與移動合作後，康佳可以通過移動光纖網絡向客戶提供更好、更快、更穩定的寬帶服務，滿足未來家庭場景下的網購、遠程教育、影視劇娛樂內容等各項需求。

其次，康佳通過聯手移動魔百和，能夠在內容端共享中國移動的內容資源，為用戶呈現超高清首發院線大片和更多精彩節目，讓用戶享受到客廳場景下“雲+端”的電視、電腦、手機三端同步觀看的服務，實現多屏、跨屏的應用遷移。

此外，雙方還將實現各自產品資源、渠道資源、營銷資源的共享和聯動。據預測，到2020年智能市場規模將超過4000億美元，發展空間巨大，智慧家庭產業也成為各大企業發展的必爭之地。在推進智慧家庭產業發展過程中，其中很重要的變化就是以用戶為中心，以家庭場景化需求的痛點為突破口。

因此，康佳今年提出“硬件+軟件、終端+用戶、投控+金融”的戰略發展新思路。而在這個新藍圖中，圍繞客廳的智能產業將成為核心支柱產業之一。康佳未來將以智能研發、智能制造為核心布局智能產業，除提升自身智能研發和制造能力外，還將通過投資、合作等方式完善智能產業布局，打造康佳智能產業體系。

“要實現智能產業的突破性發展，僅僅靠康佳自身力量是難以提速的，所以康佳會聯合產業鏈的各方力量，進一步完善了康佳智能產業生態圈”，周彬說。

湖南五方教育擬IPO背後：董事長夫妻曾向湖南移動相關負責人送錢

每經記者 吳治邦 趙笛每經編輯 曾健輝

5月4日收盤價15.43元，全通教育（300359，SZ），這家頭頂“在線教育第一股”光環，曾力壓茅臺，登上股價最高峰的公司已徹底褪去神話色彩。如今，一家主營業務與全通教育高度相似的公司正試圖登陸創業板，它是否能重演資本神話目前尚不清楚。但讓人意外的是，記者發現，這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兼董事長的佘晏飛及其妻子出現在法院的判決書里面，這是怎麽一回事呢，這對公司的IPO之路又有無影響呢？

主營收入依賴中移動湖南公司

近日，湖南五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招股說明書（申報稿）（以下簡稱招股書），擬在創業板上市。招股書顯示，該公司是教育信息挖掘整合服務商，使用信息化手段為K-12階段（幼兒園、小學、初中及高中）的學生、和家長、老師及學校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和內容，滿足學校、老師、家長、學生互通、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教育信息化需求。

從湖南五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五方教育）披露的客戶情況來看，2014年、2015年和2016年連續三年，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移動湖南公司）穩居第一大客戶的地位，五方教育從後者取得的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均超過90%。

按照五方教育的解釋，公司多年來在教育信息綜合服務業務上一直保持與基礎運營商的良好合作關系，公司負責提供相關產品、應用、內容並進行市場開拓和推廣等，基礎運營負責品牌宣傳、提供通信通道等，並有基礎運營商，主要是移動湖南公司統一收費，再與公司進行結算。基礎運營商是公司的結算客戶公司，因此主要客戶主要體現為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

對於客戶集中的風險，五方教育專門進行了闡釋。按照招股書的介紹，五方教育自成立初期即與移動湖南公司合作，開拓湖南省內K12家校互動市場，十余年間公司紮實掌握了湖南省內2894所學校資源。在業務發展過程中，公司主要通過中國移動進行收益分成結算。五方教育指出，若未來出現不能通過中國移動收費的政策約束，則公司將通過自己APP平臺，人人通平臺、購買第三方短信通道平臺進行服務和結算，對公司與運營商的合作模式與結算模式將產生一定影響。

近年來，由於政策影響及競爭加劇，該領域內眾多企業的日子並不好過。但憑借與移動湖南公司穩定的合作關系，五方教育在湖南本土仍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然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為了維護與移動湖南公司的關系，作為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五方教育前身）董事長的佘晏飛及其妻子曾連續多年向移動湖南公司相關負責人送錢送禮，且相關負責人已經因受賄罪被判刑。

移動湖南公司相關負責人領刑

五方教育的營業收入主要依賴對通信運營商的收費，而合作對象主要是移動湖南公司。招股書里，五方教育也多次強調其與移動湖南公司的合作關系。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得的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刑事判決書（以下簡稱判決書）顯示，五方教育的實控制人兼董事長佘晏飛及其配偶李卓（曾擔任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曾連續多年向湖南移動公司相關負責人送錢送禮。

判決書顯示，2004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李中華利用擔任湖南移動公司長沙分公司常務副總經理以及湖南移動公司數據部總經理的職務便利，應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請求，為後者開展“家校通”業務謀取利益。

具體包括促成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與長沙市育才小學就“家校通”業務達成合作意向，並開展試點活動；多次組織並參加推介會，向長沙地區的學校推介五方公司的“家校通”業務。2005年至2011年年初，李中華先後多次收受五方公司董事長佘晏飛和總經理李卓給予的財物折合人民幣47.13萬元：

司法部門透露出來的受賄具體細節有：1、2005年春節，佘晏飛和李卓在李中華辦公室送給李中華5000元購物卡。同年端午節、中秋節，李卓分2次在李中華辦公室送給李中華現金共計1萬元。李中華均予以收受。2、2006年春節，李卓送給李中華1萬元現金。同年端午節、中秋節，李卓分2次送給李中華現金共計1萬元。同年5月，為祝賀李中華調任省公司數據部總經理，李卓送給李中華現金1萬元。李中華均予以收受。3、2007年端午節、中秋節，李卓分2次送給李中華現金共2萬元。同年7月17日，李卓為李中華女兒李桑穎支付擇校費4300元。同年10月的一天晚上，佘晏飛在神農大酒店一包廂內送給李中華3萬元現金。李中華均予以收受。4、2008年，李卓分5次送給李中華現金共計10萬元。李中華均予以收受。5、2009年，李卓分5次送給李中華現金共計15萬元。李中華均予以收受。6、2010年，李卓分3次送給李中華現金共計6萬元，並支付2009年至2010年李中華女兒李桑穎家教費用1.2萬元。李中華均予以收受。7、2011年春節、中秋，李卓各送給李中華現金1萬元共計2萬元。李中華予以收受。同年端午，佘晏飛和李卓在聖爵菲斯大酒店一樓送給李中華2萬元現金。李中華予以收受。8、2012年底2013年初，李卓送給李中華1萬元現金。李中華予以收受。

據相關證人的證言，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家校通業務的成功離不開李中華在長沙移動任副總期間的支持和推廣，李中華還經常親自參加家校通的推廣會。

除佘晏飛和李卓外，李中華還涉及收受其他人的賄賂。最終，從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年7月13日的判決結果來看，李中華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一百萬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一百萬元。

由此，在李中華被判處刑罰的情況下，五方教育的董事長、總經理佘晏飛有沒有因此而被處罰？從改制後的情況來看，移動湖南公司仍然在五方教育業務里占據著重要角色，上述判決又將會給公司的經營帶來何種風險？

在訴訟、仲裁及行政處罰及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最近三年內重大違法情況的事項披露里，五方教育並未提及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向公司發去采訪函，董秘稱在外出差，截至發稿時，未得到相關方面的回應。

湖南五方教育IPO前夕 眾多機構紮堆入股

每經記者 吳治邦 趙笛 每經編輯 文 多

就在湖南五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五方教育）招股說明書簽署之日的過去一年時間里，公司新增了7名股東，分別為五方投資、麒麟投資、新華聯、融創投資、鼎信寶海、鑫盛投資、融創一號。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相關股東資料後發現，這些股東的成立時間多不長，且多為私募股權投資機構。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公司董秘的易小輝在2015年底才入職五方教育，時間並不長。

IPO前夕股權結構大變

招股書顯示，公司的前身為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其成立於2003年8月28日（成立時名為湖南五方科貿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5日，湖南五方科技有限公司召開股東會，將公司變更為五方教育。

如前文所述，截至招股書簽署之日，公司最近一年新增7名股東，占據了“前十名股東”一欄的大部分席位。從股東結構來看，公司董事長佘晏飛與妻子直接持股比例約77%，其余新增股東五方投資、麒麟投資、新華聯、融創投資、鼎信寶海、鑫盛投資、融創一號，分別持股約10.68%、3.73%、2.22%、2.22%、2.11%、1.24%、0.56%。

從相關股東的詳細資料來看，這些公司成立時間均不長，多以股權投資為主營業務。如鼎信寶海成立於2016年4月12日，執行事務合夥人為湖南鼎信泰和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企業類型為有限合夥企業，其余的普通合夥人分別為吳曉明、吳懷本、皮學文、陳楚雯等人。又如鑫盛投資成立於2016年3月29日，雖然經營場所在深圳，但執行事業合夥人為湖南宇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其余有限合夥人分別為魏輝斌、王帥、謝湘等人，普通合夥人的實際控制人為王帥。

現董秘曾在兩家公司任該職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在公司五方教育的董事會里，董秘易小輝入職時間並不長久，其在2015年11月才開始擔任任公司董事、財務總監兼董事會秘書。資料顯示，易小輝曾在湖南正虹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歷任投資發展部部長、董事兼董事會秘書等職位；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任株洲西迪硬質合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2015年9月至2015年10月任湖南惠明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從上述經歷來看，易小輝自2014年以來在單個公司的時間都不長，且角色多為董秘及財務總監的角色。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進一步發現，在五方教育IPO前一年內入股的這些股東里，有部分股東與易小輝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他們都有望通過股權的形式來分享這場IPO盛宴。

比如，易小輝持有五方投資約6%的股權，而五方投資則擁有五方教育10.68%的股權。易小輝還與劉銳均持股湖南省大象資本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股權分別為10%和20%。

而五方教育的監事劉銳也與公司有著複雜的聯系，劉銳為湖南鼎信泰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而正如前文所說，湖南鼎信泰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正是鼎信寶海的普通合夥人，而鼎信寶海持五方教育2.11%股圈。

對於這些私募機構與上市公司高管的複雜關系，記者曾向五方教育及其董秘發去采訪資料。截至發稿時，未獲得回應。

值得註意的是，在過去幾年里伴隨著IPO數量的激增，一些董秘迅速轉化為“職業董秘”。在一些董秘圈子里的交流群里，經常可以見到相關的招聘信息，入職後往往伴隨著優厚的薪酬及股權激勵。一旦將公司運作上市之後，就將會離開公司，通過減持股份的形式來獲得巨額的財富。

湖南省衛計委副主任被查 曾被舉報插手工程招投標

據湖南省紀委消息：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方亦兵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審查。

資料顯示，1959年4月出生的方亦兵是湖南華容人，曾擔任常德地區人民醫院兒科醫師、湖南省兒童醫院ICU醫生。1991年9月-1996年9月在湖南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碩博連讀，畢業後先後擔任湖南省兒童醫院醫療副院長，湖南省兒童醫院院長，湖南省人民醫院院長。2010年9月擔任湖南省衛生廳副廳長，2014年9月任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

方亦兵是湖南省新世紀121人才工程人才，中國醫院協會常務理事，中南大學、同濟醫科大學、南華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今年以來，網上出現了不少有關方亦兵的舉報貼，內容直指在2017年1月3日開標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兒科醫學中心及第一住院樓改造工程(下稱該工程)招標過程中出現串標圍標，方亦兵插手幹預該工程招投標。

舉報貼稱，早在2008年，當時湖南省人民醫院修建新的急癥外科大樓，方亦兵擔任省人民醫院院長的職務，為了讓特定關系人拿下該項目，方亦兵暗箱操作。在施工過程中，原本造價4個多億的急診大樓，結算達6個多億，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流失。此外，2011年，湖南省婦幼保健院住院綜合大樓造價2個多億的項目建設，方亦兵幹預此項目招投標。

不過，第一財經記者近日撥打兩位舉報人的電話，均顯示號碼已停機。

爾康制藥：湖南證監局已派出核查小組進場核查

爾康制藥5月16日晚間公告，針對媒體報道，湖南證監局已派出核查小組進場核查，會計師事務所也正對相關內容進行核查，17日起繼續停牌。

此前，爾康制藥5月9日放量跌停，因自媒體發長文質疑爾康制藥涉嫌嚴重財務舞弊。公司股票已於5月10日開市起停牌。5月11日、5月15日公司分別發布《關於繼續停牌的公告》。

爾康制藥曾在2013年在柬埔寨布局過一個“年產18萬噸藥用木薯澱粉生產項目”。正是這個項目讓該公司如今陷入了輿論的旋渦。2016年，柬埔寨項目為該公司貢獻了超過6億元利潤，占了60.79%。質疑者稱，按照木薯澱粉的市場價格，上述項目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豐厚的利潤。

5月11日，深交所下發對爾康制藥的關註函，就相關質疑表示關註，督促公司盡快進行核查，並請會計師出具相關說明，及時發布澄清公告。深交所將結合爾康制藥年報披露情況一並進行審核。

帥放文在5月12日的股東大會上回應表示，公司最近三年固定資產增長速度很快大部分都是從在建工程轉入的。但受限於信披規則，帥放文無法多說。為了證明固定資產的真實性，在股東大會現場，爾康制藥在現場播放了該公司在中國和柬埔寨10來個產業園區近8000畝占地，60萬平米建築的實景圖、衛星圖等。

湖南高規格金融會議對隱性債務出狠招：停緩調撤嚴把四道關

為了防範化解隱性債務，近期湖南省召開了罕見高規格金融工作會議，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家毫強調，要堅持守土負責、主動作為，采取強有力舉措嚴密防範和化解政府債務風險。

湖南采取“停建一批、緩建一批、調減一批、撤銷一批”來化解存量債務，嚴控債務增量。並通過嚴把土地供應、項目管理、企業債券發行和平臺公司整改四大關口來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隱性債務成因全解析

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被中央提至新高度後，一些地方違法違規舉債案例被中央部委通報，其中湖南省內的部分地區多次被點名。

其中，在審計署公開的案例中，湖南省邵陽市變相舉債涉及隱性債務資金高達72.33億元。更早的2016年6月，審計署在重點審計部分省市縣政府債務時也發現湖南省出現隱性債務，主要是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第一財經註意到，為了打好防風險戰役，理清風險點和發力點，近日湖南日報一篇《打好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主動仗》文章稱，湖南全省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各級黨委政府風險意識不斷增強，過度舉債的投資沖動有所下降，一些地方已經著手整治違規舉債突出問題。但同時也要清醒看到，全省政府性債務總量仍然不小，特別是隱性債務形式多、增速快，積累的局部風險不容忽視。

根據湖南省財政廳數據，截至2017年底，湖南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約7756億元，較2016年增長較快。政府或有債務約2452億元，較2016年有所減少。

中債資信對湖南省2018年政府專項債券信用評級報告稱，湖南省政府未披露債務率情況，截至2017年末湖南省政府債務余額/2017年全省政府綜合財力為1.05倍，整體債務風險可控，債務期限結構較合理。

上述文章詳細分析了湖南省隱性債務形成情況：一是融資平臺公司成為隱性債務主要載體。一些地方融資平臺公司數量過多，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層級複雜，管理混亂，違規擔保、隨意拆借資金現象嚴重，大部分舉債遊離於財政部門監管之外。平臺公司盈利能力較差，難以通過自身經營收益償還債務。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通過PPP、政府購買服務變相舉債。沒有收入來源，無具體運營內容，異化為變相舉債的工具。不少地方將市政道路、管網建設等工程，假借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進行融資。

三是融資形式日趨多元，風險隱患交織複雜。除常規的銀行貸款外，融資租賃、企業債券、PPN、信托融資、中期票據、基金融資等多種融資方式相互交織，既拉高了融資成本，又加大了監管難度。

此次審計署披露的邵陽市變相舉債案例正好切合上述情況，即融資平臺公司成為舉債主要載體，而且融資形式多元。

2017年8月至11月，邵陽市融資平臺公司邵陽市城市建設投資經營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利用政府道路管網等公益性資產開展融資租賃、發行中期票據等方式，從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等機構舉債72.33億元，主要用於償還到期債務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

其實中央和湖南省三番五次重申地方不得違法違規舉債債務，為何湖南個別地方仍存在變相舉債問題？

上述文章分析，政府性債務問題，說到底是發展理念和政績觀的問題，反映出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仍然存在路徑依賴和思維定勢，習慣於走靠高負債拉動增長的老路。

在4月16日的湖南省金融工作會議上，杜家豪強調，要堅決摒棄依靠基建投資拉動增長、通過高負債保增長的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

化解債務出狠招

為了強化地方政府債務監管，今年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出臺了《關於嚴控政府性債務增長切實實施防範債務風險若幹意見》，推出了全面清理核實債務情況，切實加強債務風險管控，堅決制止各種違規舉債融資行為，清理整頓融資平臺公司，規範適合市場運作的公益性項目融資，強化組織領導，責任追究具體舉措。

為真正讓化解債務存量和嚴控債務增量落地，湖南省推出了“四個一批”。即停建一批：對不屬於中央重點項目和省委、省政府明確的民生實事項目及重點項目，且本地債務已超過警戒線的未開工項目，予以停建。緩建一批：對已開工建設的城市景觀等項目，債務成本高、風險大的，暫緩建設。調減一批：對投資規模大、標準脫離實際的，壓減投資規模。撤銷一批：對違反中央規定頂風違規舉債的，堅決予以撤銷。

這項舉措立竿見影。比如上述被點名變相舉債的邵陽市政府公開消息稱，通過一個月努力，邵陽市本級停緩調撤項目投資193.6億元，減少可能的新增債務220億元以上。

為了進一步封堵地方違法違規舉債通道，湖南還嚴把“四道關口”。

第一關是土地供應關。加強對土地儲備、招拍掛的監管；土地儲備嚴格按相關規定運作，明確各類平臺公司不得再承擔政府土地儲備職能。二是項目管理關。規範PPP項目，嚴格執行負面清單管理，對不合規項目在甄別後予以分類處置。三是企業債券發行關。從嚴審核把關各級政府平臺公司的發債申請，支持有效益的實體企業發債。四是平臺整改關。嚴格按要求推進融資平臺公司改革轉型，撤銷“空殼類”、整合“相近類”、轉型“實體類”，對平臺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和重大融資行為加強監管和考核。

比如，邵陽將市本級現有7家平臺公司撤並成3家。明確各縣平臺公司不得超過2家，並於10月份提前完成整合。整合後的平臺公司，不做任何一個無收益的項目，不再承擔政府投資職能。

湖南還提出強化“四個約束”。一是除政府債券外，不得新增系統外需要財政資金償還的債務。二是列入債務風險紅色警告的縣市區不得新增地方債務。三是鎖定隱性債務規模，並將化債成效納入黨政領導班子考核和績效考核。四是實行化解存量債務與新增債券額度安排、財政轉移支付分配掛鉤。

湖南省政府性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將風險由高到低分為紅色警告、橙色預警、黃色提示和綠色安全四個等級。邵陽市政府稱自己屬於紅色警告等級，將實行政府債務“零增長”、新投資項目“零上馬”、“兩公”經費“零支出”，新進人員“零招錄”，補貼政策“零出臺”來化解債務。

雙面檳榔：湖南特色“腫瘤”和地方支柱產業

黃群最近的情緒糟糕極了，他原本正在籌劃做一款主要針對年輕人的“網紅”檳榔，但前不久一位最親近的朋友被診斷患上了口腔癌，很多人都說與長期吃檳榔有關，這讓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猶豫和不安之中。

“檳榔真的有毒？真的會致癌？那做檳榔就是掙昧良心的錢嗎？政府為什麽還鼓勵發展？”他對第一財經1℃記者發出一連串疑問，但又像自言自語，無需答案。在他身後是檳榔產業園，他原來的家就在那里，因產業園建設，他家獲得數額巨大的拆遷款，多位家人在檳榔企業工作——檳榔已經成為黃群家鄉湖南省湘潭縣的一大支柱產業，該縣提出一個5年到500億元產值規模的發展計劃。

一級致癌物

在中國，檳榔是一味傳統中藥，曾被稱為四大南藥之一，並被收入《中國藥典》。但最近，檳榔致癌的話題又一次成為熱點。

據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的新聞稿《“嚼檳榔與口腔癌”湖南現場調研會在湘雅醫院召開》稱，4月13日-14日，中華口腔醫學會聯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前往湖南省開展現場調研工作。中華口腔醫學會俞光巖會長表示，湖南省一直以來都是口腔癌的高發省份，湘雅醫院口腔頜面外科年收治口腔癌患者的比例是在全國領先的。初略統計，湘雅醫院口腔頜面外科病房現50位住院患者有45人患口腔癌，其中44人有長期、大量咀嚼檳榔病史，這個比例非常驚人，腫瘤防控的形勢非常嚴峻。

上述數字觸目驚心，但檳榔致癌的說法則早已有之。2003年8月，隸屬於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癌癥研究中心發表報告，認定檳榔為一級致癌物，將其與煙草、酒精等致癌物列為同一類。

上述結論在檳榔生產大省湖南並未得到統一認可。至今，湖南的檳榔企業和行業協會的觀點都是WHO的結論主要源於對印尼等國檳榔制作和食用習慣的調查，而湖南以生產和食用幹果檳榔為主，沒有被納入調研樣本。

不過，早在1986年，湘雅醫院就發現因咀嚼檳榔導致的口腔粘膜下纖維性變病例，以及隨後回訪發現口腔癌病例。

2014年1月，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口腔頜面外科黃龍、翦新春在《國際口腔醫學雜誌》發表的論文《檳榔致癌物質與口腔癌》提到：檳榔為一級致癌物，咀嚼檳榔引起口腔癌緣於檳榔中的檳榔堿、檳榔鞣質、檳榔特異性亞硝胺和活性氧等具有細胞毒性、遺傳毒性、致突變性和致癌性。檳榔堿可誘導口腔成纖維細胞、角質形成細胞和人臍靜脈內皮細胞程序死亡。含鞣質的檳榔多酚是檳榔的主要致癌成分。咀嚼檳榔可引起口腔黏膜下纖維化（oral submucous fibrosis,OSF），OSF是一種癌前病變，經過長期的慢性病理過程可惡變為口腔癌。檳榔咀嚼過程中可產生大量的活性氧，造成DNA氧化性損傷和激活癌基因的方式促進癌癥的發生。檳榔提取物還可能通過活性氧增強舌鱗狀上皮細胞癌細胞株刺激血小板聚集的效應，從而促進舌癌轉移。

一邊是中藥，一邊是一級致癌物，小小的檳榔交集著截然相對的兩面性。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藥協會高級顧問李連達指出，“嚼檳榔”與“檳榔入藥”的根本區別，包括加工、炮制及用藥方式存在很大的差異性。他認為，食品檳榔用石灰水浸泡，再加強堿性、刺激性很強的香精、香料等，這些輔料有致癌物質，且易引起口腔黏膜損傷；而中藥檳榔則須經炮制、加工、提取、除雜，有明顯的解毒作用。

國內最大的檳榔果種植地在海南省，而不產檳榔的湖南省則成為了國內最大的檳榔生產加工地。湖南省生產、食用的主要是幹果檳榔，加工過程中加入了較多的輔料。

一方面，生產幹果檳榔的湖南省成為了最大的檳榔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另一方面，湖南也成為食用幹果檳榔最大的省份，而咀嚼幹果檳榔引發口腔癌變已經被臨床驗證。

據湘雅三醫院健康管理中心天心分部提供的信息，中南大學湘雅醫院曾對湘潭進行過調查，發現嚼檳榔者中66%有口腔黏膜病變，而不咀嚼檳榔者的這一數據僅為1.5%。口腔黏膜下纖維性變是一種慢性、隱匿性、具有癌變傾向的口腔黏膜病，表現為口中出現水皰、口幹、灼痛，局部或全口黏膜蒼白，並有不同程度存在進行性張口受限，癌變率為7.6%~10.45%。據粗略估計，湖南60%的口腔癌患者與嚼檳榔有關。上世紀90年代的一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不嚼檳榔的人口腔癌變率約為0.3%，而嚼檳榔者則升至7.6%，而在今天，相信這一數字是大大增加的。臺灣衛生署一項最新報告表明，臺灣口腔癌患者10年內增加了近3倍，其中九成患者有長期嚼檳榔的習慣。

長沙市中心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鄧立勇介紹，根據湖南省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最新發布的湖南省腫瘤統計數據：湖南省腫瘤粗發病率為213.2/10萬，粗死亡率為142.03/10萬。全省每年約有15萬的新發癌癥患者，有近10萬癌癥患者死亡。其中，口腔癌在男性發病率中位列第七，被稱為“湖南的特色腫瘤”。

更為令人憂慮的還不止這些數字。

湖南省口腔醫學會會長翦新春教授表示，湖南省是中國大陸最大的檳榔加工、消費基地，檳榔的消費水平幾乎與香煙並列。過量、過長時間的咀嚼檳榔對口腔健康威脅極大。自1984年在中國大陸地區發現因咀嚼檳榔導致的口腔粘膜下纖維性變病例，以及隨後回訪發現口腔癌病例以來，湘雅醫院的口腔癌患者逐年快速增加，並且患者發病年齡有非常明顯的年輕化趨勢。

2006年，官方抽樣調查數據顯現，湘潭市檳榔的最小咀嚼者僅1歲，最大年齡為81歲。大部分人每天至少吃一包檳榔（約17片）。4年之後，湖南省檳榔職業協會發布的《湖南區域食用檳榔流行病學研討》數據顯現，湖南的檳榔咀嚼率為38.42%，咀嚼者最小3歲，最大71歲，30歲至40歲的人群咀嚼率最高，到達50.36%。

支柱產業

湖南省並不出產檳榔，但檳榔產業已經成為該省一些地方的支柱產業。

湘潭是湖南人嚼檳榔的源頭，食用檳榔在湘潭已有400年的歷史。據稱，因為湖南氣候比較潮濕，而檳榔有驅濕驅寒的作用，所以造成了嚼檳榔的習俗。湖南檳榔原料主要來自於海南省。

我國大陸地區檳榔產地在海南省，2010年起該省檳榔產業進入高速發展期。2017年海南檳榔全產業鏈總產值200億元以上，成為海南農民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當年該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462.5億元。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湖南省2017年檳榔產業的產值規模已近300億元，並且一些地方出臺了相應的激勵政策，產業規模成長迅速，還將繼續擴大。

湘潭縣檳榔產業的發展情況可以窺探出湖南省對這個爭議產業的態度。

“打造中國檳榔文化名城，做大做強檳榔產業，確保檳榔產業銷售收入三年實現300億元，五年實現500億元的目標。”2017年8月6日，湘潭市天易經濟開發區對外發布信息稱。

2007年，檳榔文化被納入湘潭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據天易經開區介紹，2016年，天易經開區檳榔全產業鏈上交稅收近億元，占全區稅收總額的10%，檳榔產業全產業鏈從業人員達6萬人，年發放工資約30億元。

湖南省檳榔食品行業協會介紹，入駐天易經開區的部分檳榔龍頭企業率先獲得中國馳名商標、湖南省著名商標、湖南省名牌產品、省優質合格產品、市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榮譽，構成了湖南檳榔食品的第一方陣。截至2017年底，天易全區全產業鏈規模以上企業10家，年制成品超過10萬噸，全產業鏈年產值超130億元。

產業的強勁發展也讓地方政府熱情高漲。以湘潭為例，湘潭市、縣兩級政府先後下發《湘潭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支持檳榔產業持續健康發展若幹政策的意見》、《湘潭縣人民政府關於支持檳榔產業發展的意見》，旗幟鮮明地支持檳榔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做大做強，同時提出了“打造中國檳榔文化名城，做大做強檳榔產業，確保檳榔產業銷售收入三年實現300億元，五年實現500億元”的具體目標。湘潭縣成立了檳榔辦，成立湘潭檳榔產業發展領導小組，統籌檳榔產業發展，由縣長任組長。

湘潭縣財政還聯合檳榔企業和社會資本，發起設立檳榔產業發展基金。同時整合縣內相關專項資金，積極爭取上級資金支持，以貼息貸款、以獎代投方式，重點支持檳榔產業發展。

當地還提出組建檳榔產業研究院。由政府牽頭，高校、科研院所與檳榔加工企業共同組建研究院，每年安排100萬元以上經費，主要科技攻關檳榔產業發展中的瓶頸問題和關鍵技術問題，研究制定食用檳榔的系列標準，精深加工檳榔系列產品。同時，由政府委托有資質、有能力的單位牽頭研發，加快檳榔加工自動化設備的研究和開發。

為表明對“創新”支持的力度，《意見》中還明確“支持企業研發新產品，對年納稅500萬元以上企業，每推出一個新品種，給予企業一次性獎勵10萬元。單個企業年度內本條款獎勵總額不超過50萬元。”

在湖南的另一個主要檳榔生產地益陽市，地方政府也出臺了類似的激勵政策。

黃群正是被政策所感召，設想在開易經開區做檳榔，但朋友罹病的消息給他還沒開始的創業以巨大打擊——一邊是巨大的市場前景誘惑，一邊是產業可能帶來的潛在危害，使得這個年輕人陷入了深深的抉擇痛苦之中。

“吃檳榔會上癮，賺錢也會上癮，這種刺激總會讓人欲罷不能。”黃群說。

標準與未來

盡管檳榔產業越來越壯大，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回避。

“湖南那麽多人吃檳榔，但實際上我們對這個產品到底怎麽定位至今都沒有標準，這肯定對產業發展不利——當然，如果大量臨床標準能夠證明檳榔存在可評測的毒害性，那麽這種產業是不是應該鼓勵發展，又是另一個思考。”5月3日，湖南省衛計委一位主管幹部在與第一財經1℃記者聊天時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在湖南，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很多人都愛咀嚼檳榔，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對吃檳榔行為極為反感，主要因為咀嚼檳榔的形象不雅、影響環境衛生、對口腔傷害巨大等，這些持反感態度的人中有不少本身就咀嚼檳榔。

即使時不時有檳榔致癌的輿論沖擊，但湖南省檳榔產業似乎並未受太大影響，反而越做越大。2016、2017年，湖南檳榔企業“口味王”連續兩年冠名湖南衛視春節聯歡晚會和元宵晚會，同時，多家企業冠名動車、高鐵，這些行為引發社會廣泛關註，輿論浪潮中就包含了檳榔定位及其營銷泛濫的擔憂。

2018年3月25日，長沙市雨花區檢察院檢察長馬賢興在其微信公眾號“山虎說法”上發文《檳榔廣告何時休？》，指出湖南省檳榔廣告已陷入全面失控的尷尬境地，提出應該加大監管，全面禁止檳榔廣告。

檳榔營銷泛濫的另一面是對檳榔如何定位。湖南省工商局一位主要部門工作人員以個人身份發表看法，“檳榔如果是藥，那毫無疑問就按藥品來管理，這一塊目前沒有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對社會上普遍的食用檳榔該如何定位，如果當是食品，那麽對世衛組織的一級致癌物定義、咀嚼檳榔可導致口腔癌的臨床報告等等這些信息該如何應對呢？因為食品就應該是無毒無害的。”

湖南十二屆人大代表趙羅海於2017年湖南省十二屆人大七次會議上提交了《關於盡快出臺“食用檳榔食品安全地方標準”和“食用檳榔生產規範”的建議》。2017年5月26日湖南省衛計委在回複該建議時提到，“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食品應具備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慢性危害的基本條件。國家目前是將檳榔定位為藥品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進行管理，沒有把檳榔列入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品目錄。”

湖南省一直想制定食用檳榔的地方標準，但情況並不樂觀。

2013年，湖南省原衛生廳開展了立項後的審查論證工作，先後在多位廳領導主持下，組織了5次專家集中審查論證，研究食用檳榔食品安全地方標準的制修訂問題，但均未獲得專家組審查審定，主要是對檳榔的安全性和食品定位存疑。在充分考慮行業現狀的前提下，專家認為檳榔與香煙類似，建議將檳榔歸入嗜好品進行管理。

2015年，湖南省衛計委再次啟動標準立項工作，但先後被國家衛生計生委相關部門予以否定。2015年5月2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食品安全標準與監測評估司予以了書面答複：“2003年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將檳榔列為一級致癌物。《食品安全地方標準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標準應當以保證公眾身體健康為宗旨，以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結果為依據，充分考慮地方食品特點和飲食習慣。鑒於國際權威醫學機構業已定論，請你省依法、審慎決策。”

2015年5月，湖南省重新啟動《食用檳榔生產衛生規範》的制定工作。

2016年6月底，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告知湖南省衛計委，認為食用檳榔目前在我國的安全性和食品的定位尚不明確，要求暫停制修訂與食用檳榔有關的一切食品安全標準。

2016年底，湖南省將《湖南省地方標準食用檳榔》歸為食品行業標準進行管理，不納入食品安全地方標準體系。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與湖南省政府領導就檳榔標準和科研立項問題進行了會談，國家衛計委有關領導表態支持湖南省有關工作，將配合湖南對食用檳榔開展食用安全性研究，明確檳榔的定位。

目前，湖南省的食用檳榔地方安全標準尚未完成制定。湖南省衛計委認為，檳榔的食品定位和安全性尚不明確。

對於食用檳榔的宣傳推廣，目前也沒有特別的約束條款，一切跟普通食品無異，有部分企業已經開始在其產品包裝上標註警示語，提醒長時期過多食用檳榔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但只有少數產品有這類標識，且一般標註並不醒目，而對“致癌”只字不提。

不過，檳榔產業的發展仍在不斷壯大。僅湘潭縣，就在天易經開區農產品精深加工園選址1～2平方公里，建設檳榔產業園和檳榔產業孵化器，作為檳榔全產業鏈發展的主要載體。

4月10日，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湖南口味王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裁陳義在談檳榔產業時提到，目前檳榔產業還處於快速發展期，年均增速超過30%，離成熟期至少還有十年時間。他預測，未來這個行業至少將達到千億級的市場容量。

湖南耒陽公務員5月工資遲發最新進展：事因財政困難，今已全部補發

備受關註的湖南省耒陽市公務員工資延遲發放問題有了最新進展。耒陽市財政局一位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經過當地努力，6月8日已經將工資全部發放到位。

近日耒陽市一位在職幹部公開反映5月份工資未發放後，耒陽市財政局回應稱延遲發工資是因為煤炭經濟萎縮使得國庫資金嚴重不足，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資金尚有較大缺口。正盡快籌措足夠資金爭取將工資發放到位。

6月1日，一位網友在紅網百姓呼聲欄目中留言稱:“6月1日了，辛苦了一個月，但五月份的工資一分錢都沒發，據說六月份的也沒有，到底要什麽時候才發，我們怎麽生活?”

6月5日，署名lysxcb人士在上述欄目中，公布了一份《關於耒陽市5月份在職幹部職工工資延遲發放事項的說明》（下稱《說明》），解釋了工資延遲發放原因。

《說明》稱，自2012年以來，由於耒陽市主體財源煤炭經濟持續萎縮（2017年較2012年煤炭規費減少了10個億），造成市本級財政年年短收。2017年該市一般公共預算累計完成221696萬元，同比減少了49862萬元，下降18.36%;截至2018年5月31日，市財政收入累計完成80726萬元，同比減少14637萬元，下降15.35%。而工資、重點民生項目等剛性支出逐年增長，本級財政入不敷出的現象逐年加深。

《說明》表示，目前耒陽市國庫的庫存資金嚴重不足，市委、市政府根據庫存資金情況，首先保障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的按時發放。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資金尚有較大缺口，耒陽市委、市政府及財政部門一方面正積極向省財政廳匯報，爭取省財政廳調度轉移支付資金；另一方面，正在督促收入征管部門加快收入入庫的進度，盡快籌措足夠的資金，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在職幹部職工的工資發放到位。對因工資延遲發放給在職幹部職工造成的不便和困難，我們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時也請廣大市民理解當前耒陽市財政特別困難的實際情況。

《說明》最終落款為“耒陽市財政局”。前述財政局人士向第一財經證實了這份說明真實性，他表示，《說明》其實是耒陽市宣傳部（lysxcb）回複的，因為涉及財政問題所以落款為財政局。

耒陽市位於湖南省東南部，總面積265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5.24萬，是全省城區面積最大、城市人口最多的縣級城市。耒陽素有“能源之鄉”之稱，已探明礦產45種，其中煤炭可采儲量達5.6億噸，是全國百強產煤市（縣）之一，發電總裝機容量140萬千瓦，為全省最大的縣級能源基地。

近年來，受主體財源煤炭經濟持續低迷的影響，耒陽市財政收入增長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收入下滑但支出不減，是導致此次工資發放延遲的原因。

耒陽市財政局數據顯示，2016年耒陽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27億元，但2017年這一數字降至約22億元，同比大幅下降超過18%。政府性基金收入也不樂觀，2016年當地政府性基金約7.9億元，同比下滑近九成。2017年這一數字基本也維持在7.9億元。

在去年的財政收入困難之下，今年更是雪上加霜。根據上述《說明》，當地財政收入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5.35%，但工資、重點民生項目的剛性支出卻逐年增長，財政收入入不敷出。2018年當地政府工作報告稱， 剛性支出增速明顯高於可用財力增速，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的任務仍十分艱巨。

去年耒陽市落實了財政供養人員津貼補貼人均每月300元的提標政策，啟動了公務員（參照公務管理人員）單位的公車補貼。將基本公共衛生財政補助人平提高到50元，城鄉居民醫保的人均補助標準提高到450元。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從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的85元。

上述耒陽市財政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領導非常重視這次延遲發放工資事件。“我們會加大稅收征管，確保收入上來。（同時）我們堅持過‘苦日子’，應該可以挺過難關。”

根據耒陽市政府網站消息，去年當地采取多項舉措來增強財政發展內生動力。包括年初把收入目標科學分解到單位、到人，做到“千斤重擔大家挑，人人頭上有目標”，齊抓共管，責任明確。加強部門協作，形成“大征管”工作格局，堵塞稅收流失。創新征管舉措，充分挖掘增收潛力，比如強化建築安裝和房地產稅收管理，去年1~8月兩大行業共查補稅款2521萬元。

除此之外，耒陽市以項目建設為核心，通過項目建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來形成稅收新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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