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知天命 by 阿梅

五十知天命

Posted on 2015-03-042015-03-04 by 阿梅

 

若要數當今世上金融圈內被人抽水最多之王，我估計股神畢非德應當之無愧，就像當年《無間道》電影大熱，各店舖爭相改名做無間乜乜乜。自畢非德炒股炒到成為首富後，什麼畢非德教投資、畢非德教理財、畢非德教你學行路等產品，便應運而生，幾十年從不間斷。金融圈內的所有事物，無時無刻都想同這位傳奇人物扯上關係。

就是嗰句「學到一成都夠啦」，這些年來，中毒者不計其數。阿梅身為練精學懶之輩，梗係當仁不讓。所有關於畢非德的書籍、報道、訪問，不但只是有殺錯，冇放過，更像看《97家有喜事》一樣，翻睇，翻睇，再翻睇。

最詭異的是，畢非德的投資哲學出奇地簡單。如果你跟我說，發達要上刀山下火海，我自問沒能力，會直接放棄；但畢非德的投資理論，凡人如你我，一聽就明。安坐在家中，讀讀年報，買買股票，低價時買入，高價時賣出，誰不會呢？你與我都做得到，至少覺得自己做得到。結果，坊間出現了無數以畢非德自居的有識之士，選擇終日以炒股度日。

如是者，世上應該早就出現第二個、第三個，甚至乎大量的畢非德才啱數，可惜的是，畢非德由始至終只得一個。大家不明白的是，畢非德的理論雖然簡單，但執行卻很困難，因為違反了基本人性。

說到這裏，若單以畢非德的發達史來論功過，到底畢非德是教好人，還是教壞人，實在難以說得清。就好像火藥發明，本來用作開山劈石造福社會，但之後用來製造武器，受害人不計其數。

今年是股神入主巴郡五十周年，所謂五十知天命。投資界必讀的《給股東的信》今年賣大包刊出加長特別版（43頁密麻麻的英文），當中包括股神及其副手芒格兩位投資大師對過去五十年的回顧，以及對未來五十年的展望，內容極其豐富。想做懶人聽總結及讀後感？

話明被抽水之王，又怎會一篇寫完？《給股東的信》讀後得益，又要留待下回分解了。

阿梅

信報專欄《財經DNA》作者
個人網頁: http://moybeanplayground.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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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史150329冬天（五十六）誤判

說史150329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六）誤判

蕭律師執筆

也許大部份戰爭都是某些錯誤判斷的結果。 ***

在韓戰中，各方在重大決策上都無一例外地作出了誤判。首先，美國把朝鮮半島摒出自己的遠東防禦圈，這鼓勵了共產黨勢力對它採取行動。蘇聯又為金日成進軍南犯開了綠燈，錯判美國會袖手旁觀。美國參戰後，嚴重低估北韓軍的作戰實力，又明顯高估自己第一批作戰部隊的實力，以為可以輕而易舉擊敗金日成。最後，美國貿然做出北上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的決定，輕視了中國人的警告。

之後，麥克阿瑟又做出這場戰爭中最大的誤判，命令聯合國軍隊一直打到鴨綠江畔，堅信中國人不會進入北韓，使聯合國軍隊陷入了險境。毛澤東以為共產主義信仰和革命精神肯定會戰勝美國的強大武器與腐朽墮落的資本主義思想。在取得第一輪大勝後，毛澤東急不及待命令中國軍隊乘勝追擊，一路南侵。在這過程中，他們損失慘重。

這段時間裡唯一得益者似乎是史達林。他既擔心「狄托主義」影響毛澤東，又擔心中國與美國成為盟友。因此，當毛澤東決心和美國一戰時，他當然心中狂喜不已。史達林即使工於心計，也誤判以為美國不會參戰，但美國還是出兵了。就算中、美鏖兵，而自己則坐山觀虎鬥正中史太林下懷，但韓戰對蘇聯的長期影響們未可知。首先，中國一定會對蘇聯在最初至關鍵幾個月裡的食言背信而懷恨在心，這種怨恨之情導致中、蘇關係在十年後破裂。更重要的是，中國參戰勢必將美國如何看待國家安全事務帶來深遠的影響。

韓戰對美國人的影響在於「NSC68號檔案」（美國策動全球冷戰、實施「遏制戰略」的綱領性檔案）得到了充分體現。它大幅提高了五角大廈的影響力，促使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視國家安全事務，進而強化了艾森豪威爾在兩屆總統任職期間始終關註的問題，必須警惕「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出現。

同時，韓戰讓美國人認識到，共產主義陣營並非鐵板一塊的統一體。於是，像肯楠那樣強調民族主義和老派歷史觀的人的政治影響力逐漸弱化。美國將非常害怕某個國家落入共產陣營之手。這種恐懼是出於國內政治而不是地緣政治的考量。因此美國的亞洲政策被嚴重扭曲，而這種扭曲又反映到美國如何對待一個當時尚未出現的小國──越南。

金日成的錯誤更不勝枚舉。他不但沒想到美國會出兵保護南韓，還高估了他的個人感召力及其革命歷程的神秘力量。他天真地以為他的軍隊向南跨越三十八線，二十萬的南韓農民將會揭竿以迎王師。他不但沒有成功統一朝鮮半島，還誘使美國人提高了對南韓的軍事防禦等級。他不但沒有以武力奪回南韓，還刺激了南韓戰後的經濟成長，使它成為北韓難以企及的經濟強國。韓戰結束後五十年，美軍仍駐守南韓。南韓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燈塔。相較之下，北方社會仍停滯不前，政治不開放，經濟上無成就。

除了親身經歷這場戰爭者，對許多美國人而言，韓戰始終是歷史的黑洞。停戰的第二年，它變成了一場無人願意回憶和了解的戰爭。

而在中國，情況剛好相反。中國人為這場戰爭而感到自豪。對他們來說，韓戰代表的不僅是一場勝利；它的重要在於這新中國與長期受西方列強壓廹的舊中國徹底決裂。剛誕生的新中國與世界上最強大、剛剛征服日本和德國的美國和整個聯合國軍隊竟打成平手！按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來說，被他們打敗的是所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場勝利的意義是無法估計的。

在他們心目中，韓戰的勝利全仗自己的力量。蘇聯雖曾應允提供武器支援，但在關鍵時刻食言了，蘇聯人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只躲在一旁看熱鬧。北韓人流於浮誇，過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關鍵時刻便潰不成軍，是中國人拯救了他們。在中國人眼中，無論是在北韓對這場戰爭的歷史紀錄或講述這場戰爭的歷史博物館裡，普遍都不願意稱頌中國軍隊的豐功偉績──北韓不喜歡被人拯救的感覺。

中國軍隊戰術的獨創性和戰士的勇敢，在朝鮮半島竟能與美國人平分秋色。戰爭結束後，各人都不得不對這正在東方緩緩冒起的東方大國刮目相看。

資料來源：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329冬天（五十六）誤判

說史150329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六）誤判

蕭律師執筆

也許大部份戰爭都是某些錯誤判斷的結果。 ***

在韓戰中，各方在重大決策上都無一例外地作出了誤判。首先，美國把朝鮮半島摒出自己的遠東防禦圈，這鼓勵了共產黨勢力對它採取行動。蘇聯又為金日成進軍南犯開了綠燈，錯判美國會袖手旁觀。美國參戰後，嚴重低估北韓軍的作戰實力，又明顯高估自己第一批作戰部隊的實力，以為可以輕而易舉擊敗金日成。最後，美國貿然做出北上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的決定，輕視了中國人的警告。

之後，麥克阿瑟又做出這場戰爭中最大的誤判，命令聯合國軍隊一直打到鴨綠江畔，堅信中國人不會進入北韓，使聯合國軍隊陷入了險境。毛澤東以為共產主義信仰和革命精神肯定會戰勝美國的強大武器與腐朽墮落的資本主義思想。在取得第一輪大勝後，毛澤東急不及待命令中國軍隊乘勝追擊，一路南侵。在這過程中，他們損失慘重。

這段時間裡唯一得益者似乎是史達林。他既擔心「狄托主義」影響毛澤東，又擔心中國與美國成為盟友。因此，當毛澤東決心和美國一戰時，他當然心中狂喜不已。史達林即使工於心計，也誤判以為美國不會參戰，但美國還是出兵了。就算中、美鏖兵，而自己則坐山觀虎鬥正中史太林下懷，但韓戰對蘇聯的長期影響們未可知。首先，中國一定會對蘇聯在最初至關鍵幾個月裡的食言背信而懷恨在心，這種怨恨之情導致中、蘇關係在十年後破裂。更重要的是，中國參戰勢必將美國如何看待國家安全事務帶來深遠的影響。

韓戰對美國人的影響在於「NSC68號檔案」（美國策動全球冷戰、實施「遏制戰略」的綱領性檔案）得到了充分體現。它大幅提高了五角大廈的影響力，促使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視國家安全事務，進而強化了艾森豪威爾在兩屆總統任職期間始終關註的問題，必須警惕「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出現。

同時，韓戰讓美國人認識到，共產主義陣營並非鐵板一塊的統一體。於是，像肯楠那樣強調民族主義和老派歷史觀的人的政治影響力逐漸弱化。美國將非常害怕某個國家落入共產陣營之手。這種恐懼是出於國內政治而不是地緣政治的考量。因此美國的亞洲政策被嚴重扭曲，而這種扭曲又反映到美國如何對待一個當時尚未出現的小國──越南。

金日成的錯誤更不勝枚舉。他不但沒想到美國會出兵保護南韓，還高估了他的個人感召力及其革命歷程的神秘力量。他天真地以為他的軍隊向南跨越三十八線，二十萬的南韓農民將會揭竿以迎王師。他不但沒有成功統一朝鮮半島，還誘使美國人提高了對南韓的軍事防禦等級。他不但沒有以武力奪回南韓，還刺激了南韓戰後的經濟成長，使它成為北韓難以企及的經濟強國。韓戰結束後五十年，美軍仍駐守南韓。南韓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燈塔。相較之下，北方社會仍停滯不前，政治不開放，經濟上無成就。

除了親身經歷這場戰爭者，對許多美國人而言，韓戰始終是歷史的黑洞。停戰的第二年，它變成了一場無人願意回憶和了解的戰爭。

而在中國，情況剛好相反。中國人為這場戰爭而感到自豪。對他們來說，韓戰代表的不僅是一場勝利；它的重要在於這新中國與長期受西方列強壓廹的舊中國徹底決裂。剛誕生的新中國與世界上最強大、剛剛征服日本和德國的美國和整個聯合國軍隊竟打成平手！按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來說，被他們打敗的是所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場勝利的意義是無法估計的。

在他們心目中，韓戰的勝利全仗自己的力量。蘇聯雖曾應允提供武器支援，但在關鍵時刻食言了，蘇聯人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只躲在一旁看熱鬧。北韓人流於浮誇，過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關鍵時刻便潰不成軍，是中國人拯救了他們。在中國人眼中，無論是在北韓對這場戰爭的歷史紀錄或講述這場戰爭的歷史博物館裡，普遍都不願意稱頌中國軍隊的豐功偉績──北韓不喜歡被人拯救的感覺。

中國軍隊戰術的獨創性和戰士的勇敢，在朝鮮半島竟能與美國人平分秋色。戰爭結束後，各人都不得不對這正在東方緩緩冒起的東方大國刮目相看。

資料來源：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415冬天(五十七) 毛澤東的勝利

說史150415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七) 毛澤東的勝利

蕭律師執筆

韓戰的最大勝利者是毛澤東。

當所有人都猶疑不決，擔心這個剛奪取政權、百廢待舉的新中國會遭到失敗時，他卻毅然決定出兵。他有遠見地預料到，在朝鮮半島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會使新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方面有都收穫。 雖然這場戰爭的酷烈超乎預期，美國強大的武器和戰鬥力使中國軍隊傷亡慘重，但他能容忍以鮮血作為革命的代價，他領導的國家雖則物質匱乏，但龐大的人口基礎允許他用人民生命去贏取國家榮譽。 毛澤東在韓戰中為亞洲地區隨後的幾次戰爭提供了經驗：與西方國家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以人力優勢去抵消技術劣術。

由於中國人把韓戰看成偉大的勝利，毛澤東也就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中國政壇上的領袖地位。 這場戰爭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打擊了那些與西方世界勾結、支持舊勢力的中國人，把他們變成了全民公敵。在戰爭期間及隨後歷次運動中，這股勢力被徹底摧毀。*** 從那時開始，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戰毛澤東。 戰爭前，他是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性人物；戰後他成為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人民的領袖。 個人崇拜是他一度批評過的東西，現在開始讓他心情愉悅。對他的膜拜亦由此迅速膨脹，超過了蘇聯人對史太林的膜拜。

將絕對權力賦予一個早年飽受傷害的人無疑是極度危險之舉。 長久以來，毛澤東被無數敵人千方百計地追捕，遂生成一種深沈、揮之不去的情緒上及政治上的偏執氣質。 現今他在無人牽制的情況下統治著中國，而國內任何人都可能是他的敵人。他的權力沒有限度，他的偏執也沒有限度。他處於帝王般的地位，無須聆聽其他人的意見。 他認為他對所有事的看法都是正確的，所有反對他的朋友、同事和老戰友們都大錯特錯。他說出的話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那些批評他、持異議者不只是錯，更變成人民的公敵。

他決定中國已經準備好要進行現代化了，就是所謂「大躍進」。將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工業社會的任務，一夜間便落到農民身上。 大躍進使農民飽遭折磨，生產壓力更甚以往。 大躍進從來只是幻影，官員們竄改農產量，好像計畫相當成功，但政府裡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天大的失敗。歷史學家 史景遷曾評論這簡直就是「災難性的苦難」，然而當時沒有人敢挑戰毛澤東。

到了1959年，大躍進帶來的悲慘後果已經暴露無遺，中國發生了百年以來僅見的饑荒，但人們看到的農業產值卻高得離譜。幾乎每位高階官員都知道— 毛主席的「大躍進」充塞著謊誕虛假的統計數字，然而無人敢面對現實。最後，時任國防部長的 彭德懷說出了真相。

當時中蘇關係日益緊張，彭德懷認為兩國關係處理不當，這種想法本身就給他帶來麻煩，但尚未和毛澤東決裂。他為人率直，不擅長政治技巧，而長期革命戰爭養成的直言性格，更容易被戴上反對派的帽子。 1959年他回到湖南老家的農村，農民向他反映生活極度窘迫的現實。 彭德懷發現高層領導者想像的情況，以及地方政府向中央彙報的情況並非實情，造假的現象普遍，廣大農民正為此承受巨大壓力。

夏天，即韓戰結束後六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指出了問題，並認為自已看到的是現實，還委婉地提出了警告。 他沒有意識到這麼做會給自己做成怎樣的後果。 毛澤東立刻將此信列印成文件，分發給所有與會人員。 這封信因此面目全非，成為把彭德懷劃入人民公敵的鐵證。儘管所有與會者都認同彭德懷的觀點，卻沒人敢公開支持他。

正如史景遷所說：「毛澤東把彭德懷的善意批評和作為朋友的私下提醒當成叛國的罪證。當毛澤東把這封信的影本分發給其他政治局委員時，沒有人敢站出來支持彭德懷。大多數人認為元帥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只能反映毛澤東的想法，而不考慮中國當前的現實和需求。」史景遷還進一步指出：「今天，歷史學家認為這段時期對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造成極大的破壞，人們的士氣和勇氣遭受極大的損害。」史景遷還提到，由於連年饑荒，在隨後的七年裡，超過兩千萬人死於飢餓。

為此，毛澤東讓 林彪站出來，公開指責彭德懷，彭的人生因此走向了盡頭：先是被撤銷國防部長的職務，隨即在家中被捕。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成為首要目標，在群眾集會上被批鬥，遭到無數次身體和語言上的摧殘，在公開大會上慘遭羞辱，被強迫招認莫須有的罪名。長期的毆打和虐待，最後讓他含冤而死。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423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說史150423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蕭律師執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任何社會似乎都不像北韓和南韓的反差那麼大。

北韓是最早的勝利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統治國家。 那時，他們從蘇聯複製了高度集權的結構和嚴格的安全體系。*** 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蘇聯對北韓的扶助非常有效率；而美國扶植的南韓卻腐敗非常、無能至極。北韓的發展顯示出明確的目的性和強大的國家控制力。

金日成在很多方面繼承了蘇聯的領導和管理體制，他的思想也體現了北韓人某種特定思維。 蘇聯的體制對北韓政治、經濟、社會造成了深造影響。 靈活與機敏讓金日成在共產主義陣營裡遊刃有餘。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六零年代初，當中國和蘇聯劍拔弩張時，金日成仍能在兩國之間來往自如，既深得他們歡心，又得到他們的援助。中蘇兩國陷入爭鬥，也就無暇顧及對他的限制，於是金日成得以擺脫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控制，獨立追求自己的理想。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取得了很多成功，其中以南韓的變化最富戲劇性，其成功甚至遠超過「馬歇爾計畫」。 相較之下，南韓既沒有民主傳統，也沒有工業基礎，更談不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 韓戰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在政治、經濟諸多方面呈現出新面貌的南韓。

美國人心甘情願把子弟送到韓國赴死，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反共情結。 美國人到南韓不是來做征服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 隨著冷戰思維日漸淡化，南韓社會一直在順應建立民主制度的衝動。 這種變化大多是由到美國學習並深受美式自由影響的南韓人帶回來的。 這些赴美學習工科的南韓人學到的既有工程技術知識，也有民主思想。

正是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庇護，才讓南韓走上現代化。 首先是軍事現代化，然後是工業現代化，唯獨不涉及政治現代化。*** 這並不是美國人最初設想的結果。但是，如果三十年後回顧那段時期，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南韓經歷了一段不可思議的社會民主化歷程。

南韓所發生的故事，是激進與漸進的奇妙混合體，一切都發生得非常迅速。 它源自韓戰期間的基本需求，亦即打造一支優秀的南韓軍，而前提就是必須有更出色、更專業的軍官。 1952年，一所新的軍事學院在美國壓力下正式落成。這是一所高度模仿西點軍校的軍事學院，最初很多教員都是美國軍官，教學課程也和西點軍校相若，以工程技術為主。 這個國家眾多的優秀子弟被送到這裡—-它成為南韓人材的搖籃。

這是現代化社會的萌芽，或許是創造南韓新興階層的第一步。 這所軍校的影響，以及它在國家建設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許遠比創辦人預見的更為深遠：軍事技術與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會認識到舊體制的陳腐落後，李承晚及其繼任者對這個國家的控制也就愈弱。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學生和美國教官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因為美國教官代表了新的意識和觀念，他們的言行反映了兩種矛盾的概念：尊重軍中的階級，以及此一階級對個人自由的高度尊重。

南韓在1960-7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項奇蹟，是壞事變好事的範例。 李承晚在三十年間從未放棄狹隘的獨裁意識，他多次鎮壓學生運動。 但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浪潮從未停止過，反而在鎮壓下愈演愈烈。 經濟成功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樂觀情緒和自信心，民主獨立意誌暗潮洶湧，首先在學生之間迸發出來。 人民迫切需要變革已是整個國家的歷史大勢。1960年四月，當李承晚下臺時，南韓陸軍參謀長說：「我個人尊敬李承晚博士，但歷史拒絕了他而不再信任他。」

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美國深刻的影響。冷戰初期，美國高層人士始終支持南韓實行威權體制，但美國也為南韓帶來了反向的影響。 很多到美國學習的南韓青年發現，人既可以是忠於國家的公民，也可以追求自由的個人，二者並不矛盾。忠於國家隱含著一種內在的複雜性；反對政府同時仍可以愛國，兩者同樣不衝突。於是，南韓社會開始以一種很少人理解而又沒有計畫或預期的方式，以緩慢、踉蹌的腳步，走向更自由的社會。七十年代末期，這個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進程起步了。 越來越多南韓青年對自己的能力和生活越來越有信心。 同時他們也需要越來越多的自由，享受越來越真實的繁榮。勤奮工作的精神，良好的教育，使他們成為主宰者，這也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根本動力。

有一段時間，政府試圖鎮壓這種新興的社會力量，但都在反抗面前敗陣：經濟越成功，南韓公民就越有信心，就越想分享成功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成果。 政治自由化的壓力最初主要來自大學生和工會組織，中產階級隨後加入。八十年代末負責遠東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西格德說：「到了1987年，南韓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中產階級成為權力階層。政府對付的不再是左翼學生力量。左翼學生可能衝在前面，但背後支持者是強大的中產階級。」南韓轉眼間搖身一變，化為一個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極為成功的民主國家。南韓第一位民選總統 盧泰愚曾說：「我很難想到，近代史上還有那一個國家能像南韓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依靠自身力量，從一個集權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

在南韓，經濟成功不僅是政府推動的結果，也是順應中低階層民眾需要和期望的結果。也許政府不大情願這種順應，但它對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無法否認。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507冬天(五十九) 尾聲 1

說史150507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九) 尾聲 1
蕭律師執筆

韓戰讓美國民主黨深受其害。 它留下的大筆債務首先由民主黨，然後由全體美國人承擔。 杜魯門承受著各方壓力，壓力不僅來自韓戰和蔣介石的失敗，更源自於在這個異常艱難、極端痛苦的時代裡的內憂外患，讓民主黨人心力交瘁。 1952年是戰後民主黨執政的第七年， 儘管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得不接受一種不安多於勝利的新型戰爭。 共產黨國家很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的永恆敵人，所以美國人需要改變自己、調整自己，這已不足為怪。 但韓戰的教訓卻揮之不去，像病毒一樣滲入民主黨人的血。

一九五○代後，中國一直是最讓民主黨頭痛的問題。二戰之後，民主黨在穩定歐洲政治經濟局勢方面的成功大多被人淡忘，但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失敗則彰彰明甚。

而共和黨人卻一如既往，在嘴上絕不姑息共產主義。 他們把共和黨標榜為打擊共產主義的衛士，他們的使命就是堅定不移地對抗 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至於國家安全，共產主義陣營的威脅已近在眉睫，但如何準確衡量這種威脅卻越來越難，它現在和共和黨的政治深深地糾纏在一起。

在1952年大選後幾年裡，儘管海外軍事力量的配置基本上就位，但冷戰氣氛急劇增長，成為美國頭號的政治問題。 鬥爭已不只限於與蘇聯在歐洲主導權之爭。蘇聯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憑藉自身強大的實力，把自己的意願和極權體制強加於他的衛星國。 人們把這些國家區域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場。在這裡，對抗西方殖民地或新殖民體系的本土力量不斷強化。為此，他們經常求助於社會主義的援助和武器。在這些國家，衝突與對立在地緣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意義，不至於改變全球力量的對比。

英國和法國已經認識到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已毫無意義，開始逐漸放棄這些殖民地。 然而，美國卻開始打著反共的旗幟來到這裡，頗使他的盟友們感到意外。
為了適應新行政治環境，即使是民主黨，也開始調整自己的戰略。到了一九六○年，當代絕大部分矛盾都在甘迺迪這位當年民主黨最有魅力年輕總統候選人身上集中體觀出來。 古巴的 卡斯特羅在 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成為古巴領導人，即是說，卡斯特羅問題始於共和黨執政期間，古巴已成為美國總統是否「夠男人」的試金石。 在一九六○年的大選中，副總統候選人詹森每次演說都不忘表達對卡斯特羅的強硬。

甘迺迪指責共和黨對共產黨手軟，他們使整個國家陷入核子恐懼之中。事實上馬上就驗證了他的指責，雙方在戰略導彈數量中出現明顯落差—美國有兩千枚，而蘇聯只有六十七枚。 但共和黨仍採取防禦姿態，而自恃強大無比的 赫魯曉夫也從來沒有糾正甘迺迪。

甘迺迪在大選中僅以區區十萬張選票險勝尼克遜。 他的執政從一開始就遇到麻煩。中情局制訂的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豬灣入侵」計畫（幫助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海岸線登陸，從卡斯特羅手中奪取政權），因甘迺迪未能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而以徹底失敗告終。 兩個月後，他在維也納與赫魯曉夫會晤。赫魯曉夫指出「豬灣入侵」是大錯，並以此來恐嚇甘廼迪。 西方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遂在越南一決雌雄。 赫魯曉夫認為這更能顯示他的勇敢，而甘迺迪不僅決定迎戰，還增加賭註，準備在越南豪賭一場。

但關於越南，又不能不牽涉中國問題。 越南會否變成另一個新中國？不可否認的是，越南和中國是同一問題的兩面。 甘迺迪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可預見未來把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他給當時任美國聯合國大使 史蒂文生一個任務，就是讓臺灣在聯合國裡繼續代表中國至少一年。 他說：「如果讓紅色中國在我們任期第一年裡就進入聯合國—這既是你的第一年，也是我的第一年，那麼就相當於把我們趕下臺。」

1961年晚秋，甘迺迪再一次將越戰升級。 最初美國向南越派出600名軍事顧問，但到了1963年駐南越的美軍已達17,000人，星條旗遍插在越南的土地上，並被敵人視為交戰者。 但隨著戰事的深入，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對情勢越來越缺乏控制力；事實上他們正重複法國人走過的路。

在甘迺迪涉足越南諸多因素中，主要還是國內政治因素。*** 由於在第一個任期裡未能在中國問題上有所作為，甘迺迪不能再失去越南。 把南越從共產黨手中拯救出來本是可做可不做的事，但民主黨不想被趕出華盛頓— 他們想以越戰來為1964年的大選爭取時間。 由於美國人在這個過程中陷得太深，只有取得更有說服力的結果，才能向國人有一個好的交代。 因此，為了彌補戰場上成果的缺失，甘迺迪政府製造一臺巨大無比的撒謊機器，它的基地在華盛頓，主要的輔助設備在西貢。 這臺機器不僅會系統化地拒絕所有來自戰場上的負面消息，而且還能根據需求，製造出他們幻想的勝利成功。 這臺撒謊機器讓真實的消息整整延遲了三年才傳到美國。 在這三年裡，美國對真正有效的政策喪失了理性判斷力。

甘迺迪本打算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徹底解決南問題，卻在1963年遭暗殺身亡。他的前任把越南這個包袱丟給他，而他則替繼任者 詹森（他的副總統）把這泥淖挖得更深。***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507冬天(五十九) 尾聲 1

說史150507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九) 尾聲 1
蕭律師執筆

韓戰讓美國民主黨深受其害。 它留下的大筆債務首先由民主黨，然後由全體美國人承擔。 杜魯門承受著各方壓力，壓力不僅來自韓戰和蔣介石的失敗，更源自於在這個異常艱難、極端痛苦的時代裡的內憂外患，讓民主黨人心力交瘁。 1952年是戰後民主黨執政的第七年， 儘管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得不接受一種不安多於勝利的新型戰爭。 共產黨國家很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的永恆敵人，所以美國人需要改變自己、調整自己，這已不足為怪。 但韓戰的教訓卻揮之不去，像病毒一樣滲入民主黨人的血。

一九五○代後，中國一直是最讓民主黨頭痛的問題。二戰之後，民主黨在穩定歐洲政治經濟局勢方面的成功大多被人淡忘，但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失敗則彰彰明甚。

而共和黨人卻一如既往，在嘴上絕不姑息共產主義。 他們把共和黨標榜為打擊共產主義的衛士，他們的使命就是堅定不移地對抗 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至於國家安全，共產主義陣營的威脅已近在眉睫，但如何準確衡量這種威脅卻越來越難，它現在和共和黨的政治深深地糾纏在一起。

在1952年大選後幾年裡，儘管海外軍事力量的配置基本上就位，但冷戰氣氛急劇增長，成為美國頭號的政治問題。 鬥爭已不只限於與蘇聯在歐洲主導權之爭。蘇聯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憑藉自身強大的實力，把自己的意願和極權體制強加於他的衛星國。 人們把這些國家區域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場。在這裡，對抗西方殖民地或新殖民體系的本土力量不斷強化。為此，他們經常求助於社會主義的援助和武器。在這些國家，衝突與對立在地緣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意義，不至於改變全球力量的對比。

英國和法國已經認識到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已毫無意義，開始逐漸放棄這些殖民地。 然而，美國卻開始打著反共的旗幟來到這裡，頗使他的盟友們感到意外。
為了適應新行政治環境，即使是民主黨，也開始調整自己的戰略。到了一九六○年，當代絕大部分矛盾都在甘迺迪這位當年民主黨最有魅力年輕總統候選人身上集中體觀出來。 古巴的 卡斯特羅在 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成為古巴領導人，即是說，卡斯特羅問題始於共和黨執政期間，古巴已成為美國總統是否「夠男人」的試金石。 在一九六○年的大選中，副總統候選人詹森每次演說都不忘表達對卡斯特羅的強硬。

甘迺迪指責共和黨對共產黨手軟，他們使整個國家陷入核子恐懼之中。事實上馬上就驗證了他的指責，雙方在戰略導彈數量中出現明顯落差—美國有兩千枚，而蘇聯只有六十七枚。 但共和黨仍採取防禦姿態，而自恃強大無比的 赫魯曉夫也從來沒有糾正甘迺迪。

甘迺迪在大選中僅以區區十萬張選票險勝尼克遜。 他的執政從一開始就遇到麻煩。中情局制訂的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豬灣入侵」計畫（幫助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海岸線登陸，從卡斯特羅手中奪取政權），因甘迺迪未能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而以徹底失敗告終。 兩個月後，他在維也納與赫魯曉夫會晤。赫魯曉夫指出「豬灣入侵」是大錯，並以此來恐嚇甘廼迪。 西方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遂在越南一決雌雄。 赫魯曉夫認為這更能顯示他的勇敢，而甘迺迪不僅決定迎戰，還增加賭註，準備在越南豪賭一場。

但關於越南，又不能不牽涉中國問題。 越南會否變成另一個新中國？不可否認的是，越南和中國是同一問題的兩面。 甘迺迪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可預見未來把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他給當時任美國聯合國大使 史蒂文生一個任務，就是讓臺灣在聯合國裡繼續代表中國至少一年。 他說：「如果讓紅色中國在我們任期第一年裡就進入聯合國—這既是你的第一年，也是我的第一年，那麼就相當於把我們趕下臺。」

1961年晚秋，甘迺迪再一次將越戰升級。 最初美國向南越派出600名軍事顧問，但到了1963年駐南越的美軍已達17,000人，星條旗遍插在越南的土地上，並被敵人視為交戰者。 但隨著戰事的深入，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對情勢越來越缺乏控制力；事實上他們正重複法國人走過的路。

在甘迺迪涉足越南諸多因素中，主要還是國內政治因素。*** 由於在第一個任期裡未能在中國問題上有所作為，甘迺迪不能再失去越南。 把南越從共產黨手中拯救出來本是可做可不做的事，但民主黨不想被趕出華盛頓— 他們想以越戰來為1964年的大選爭取時間。 由於美國人在這個過程中陷得太深，只有取得更有說服力的結果，才能向國人有一個好的交代。 因此，為了彌補戰場上成果的缺失，甘迺迪政府製造一臺巨大無比的撒謊機器，它的基地在華盛頓，主要的輔助設備在西貢。 這臺機器不僅會系統化地拒絕所有來自戰場上的負面消息，而且還能根據需求，製造出他們幻想的勝利成功。 這臺撒謊機器讓真實的消息整整延遲了三年才傳到美國。 在這三年裡，美國對真正有效的政策喪失了理性判斷力。

甘迺迪本打算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徹底解決南問題，卻在1963年遭暗殺身亡。他的前任把越南這個包袱丟給他，而他則替繼任者 詹森（他的副總統）把這泥淖挖得更深。***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寕、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說史150423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說史150423

最寒冷的冬天（五十八）南北韓的反差

蕭律師執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任何社會似乎都不像北韓和南韓的反差那麼大。

北韓是最早的勝利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統治國家。 那時，他們從蘇聯複製了高度集權的結構和嚴格的安全體系。*** 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蘇聯對北韓的扶助非常有效率；而美國扶植的南韓卻腐敗非常、無能至極。北韓的發展顯示出明確的目的性和強大的國家控制力。

金日成在很多方面繼承了蘇聯的領導和管理體制，他的思想也體現了北韓人某種特定思維。 蘇聯的體制對北韓政治、經濟、社會造成了深造影響。 靈活與機敏讓金日成在共產主義陣營裡遊刃有餘。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六零年代初，當中國和蘇聯劍拔弩張時，金日成仍能在兩國之間來往自如，既深得他們歡心，又得到他們的援助。中蘇兩國陷入爭鬥，也就無暇顧及對他的限制，於是金日成得以擺脫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控制，獨立追求自己的理想。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取得了很多成功，其中以南韓的變化最富戲劇性，其成功甚至遠超過「馬歇爾計畫」。 相較之下，南韓既沒有民主傳統，也沒有工業基礎，更談不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 韓戰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在政治、經濟諸多方面呈現出新面貌的南韓。

美國人心甘情願把子弟送到韓國赴死，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反共情結。 美國人到南韓不是來做征服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 隨著冷戰思維日漸淡化，南韓社會一直在順應建立民主制度的衝動。 這種變化大多是由到美國學習並深受美式自由影響的南韓人帶回來的。 這些赴美學習工科的南韓人學到的既有工程技術知識，也有民主思想。

正是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庇護，才讓南韓走上現代化。 首先是軍事現代化，然後是工業現代化，唯獨不涉及政治現代化。*** 這並不是美國人最初設想的結果。但是，如果三十年後回顧那段時期，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南韓經歷了一段不可思議的社會民主化歷程。

南韓所發生的故事，是激進與漸進的奇妙混合體，一切都發生得非常迅速。 它源自韓戰期間的基本需求，亦即打造一支優秀的南韓軍，而前提就是必須有更出色、更專業的軍官。 1952年，一所新的軍事學院在美國壓力下正式落成。這是一所高度模仿西點軍校的軍事學院，最初很多教員都是美國軍官，教學課程也和西點軍校相若，以工程技術為主。 這個國家眾多的優秀子弟被送到這裡—-它成為南韓人材的搖籃。

這是現代化社會的萌芽，或許是創造南韓新興階層的第一步。 這所軍校的影響，以及它在國家建設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許遠比創辦人預見的更為深遠：軍事技術與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會認識到舊體制的陳腐落後，李承晚及其繼任者對這個國家的控制也就愈弱。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學生和美國教官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因為美國教官代表了新的意識和觀念，他們的言行反映了兩種矛盾的概念：尊重軍中的階級，以及此一階級對個人自由的高度尊重。

南韓在1960-7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項奇蹟，是壞事變好事的範例。 李承晚在三十年間從未放棄狹隘的獨裁意識，他多次鎮壓學生運動。 但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浪潮從未停止過，反而在鎮壓下愈演愈烈。 經濟成功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樂觀情緒和自信心，民主獨立意誌暗潮洶湧，首先在學生之間迸發出來。 人民迫切需要變革已是整個國家的歷史大勢。1960年四月，當李承晚下臺時，南韓陸軍參謀長說：「我個人尊敬李承晚博士，但歷史拒絕了他而不再信任他。」

這一切的背後都隱藏著美國深刻的影響。冷戰初期，美國高層人士始終支持南韓實行威權體制，但美國也為南韓帶來了反向的影響。 很多到美國學習的南韓青年發現，人既可以是忠於國家的公民，也可以追求自由的個人，二者並不矛盾。忠於國家隱含著一種內在的複雜性；反對政府同時仍可以愛國，兩者同樣不衝突。於是，南韓社會開始以一種很少人理解而又沒有計畫或預期的方式，以緩慢、踉蹌的腳步，走向更自由的社會。七十年代末期，這個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進程起步了。 越來越多南韓青年對自己的能力和生活越來越有信心。 同時他們也需要越來越多的自由，享受越來越真實的繁榮。勤奮工作的精神，良好的教育，使他們成為主宰者，這也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根本動力。

有一段時間，政府試圖鎮壓這種新興的社會力量，但都在反抗面前敗陣：經濟越成功，南韓公民就越有信心，就越想分享成功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成果。 政治自由化的壓力最初主要來自大學生和工會組織，中產階級隨後加入。八十年代末負責遠東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西格德說：「到了1987年，南韓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中產階級成為權力階層。政府對付的不再是左翼學生力量。左翼學生可能衝在前面，但背後支持者是強大的中產階級。」南韓轉眼間搖身一變，化為一個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極為成功的民主國家。南韓第一位民選總統 盧泰愚曾說：「我很難想到，近代史上還有那一個國家能像南韓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依靠自身力量，從一個集權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

在南韓，經濟成功不僅是政府推動的結果，也是順應中低階層民眾需要和期望的結果。也許政府不大情願這種順應，但它對社會進步的促進作用無法否認。

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 The Coldest War：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王祖寧、劉演龍

出版者：八旗文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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